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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送您一个新年旺! 钱多钱少,常有就好;人丑人俊,顺眼就好;人老人少,健康就好;家穷家富,和气就好;一切烦恼,理解就好;人的一生,平安就好。
3、虽然最近我不再陪伴你学习,但是我在心里依然惦记着你。 恭喜喜得千金,恭祝弄瓦之喜,明珠入拿,增辉彩悦,衷心祝愿贵千金建健康康,快快乐乐,聪明灵秀,幸福无边,美丽无比!
4、你除了能享受到平安夜的快乐温馨,还会在新年拥抱滚滚财源!元宵快乐!
5、花是牡丹最美,人为朋友最亲,交友不交金和银,只交朋友一颗心。
6、生活开始幸福美满。祝:平安夜平安,平安夜快乐! 元宵佳节乐无边,相识相知皆是缘。
7、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相恋,从相恋走向婚姻的殿堂。(结婚祝福语) 愿你们的家庭,成为教会复兴的一大力量;也成为社会、国家的一大贡献!
8、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召曰:由于你去年新年欠我三毛钱至今未还,罚你三天不准拉屎,蹦到你的手机上,愿你鸡年快乐,平安如意,吉祥好运,健康有福,喜从天降,财源滚滚,好运如潮,欢乐无穷!
1、表示的是对于新婚夫妻的美好祝愿。
2、“美满良缘”四字表示的是对于结婚夫妻的二人之间的姻缘长长久久的一种祝愿,而“白首成约”表示的则是对于新婚夫妇二人白头到老,走到终老的一种美好祝愿。
3、两句合起来经常被用作对新婚夫妇的祝福语。类似于这样的祝福语还有“花好月圆,喜事连连”、“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等。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 《不可儿戏》 四字词语 戏剧语言
一、引言
在文学翻译中到底应不应该使用四字词语在翻译界一直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颇有争议的。译家张谷若擅用四字词语是为人所熟知的。他在译作《德伯家的苔丝》中,更是将四字词语运用得淋漓尽致、登峰造极。孙迎春在他的《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中极力推崇四字词语:“在写作或翻译的过程中,形形的四字词组,在作者和译家的运作下,与其他字格相配合,艺术地谱出和谐的语词之曲,产生动人心魄的魅力。”[1]而许渊冲先生将《红与黑》的开篇第一句译为:“玻璃市算得是方施―孔特地区山清水秀、小巧玲珑的一座城镇。”却引来了不少的口诛笔伐,认为许先生在四字成语的使用问题上与“原文太不等值”,且有“创作”的嫌疑。[2]
汉语中有大量的四字词语,包括成语与非成语。它们涵义深刻,结构简练,生命力旺盛,表现力强,读起来更是琅琅上口,韵律感十足。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恰当地运用四字词语,发挥汉语的语言优势是可取的。由于四字词语内容简洁、结构平衡、发音流畅,恰当而适度地运用在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中能够使其锦上添花。下面笔者就以奥斯卡・王尔德的戏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的两个中译本为例,探讨一下四字词语在戏剧翻译中的运用。
二、四字词语在《不可儿戏》中的使用
戏剧剧本是舞台表演的源泉,“其灵魂全在于对话,而对话的灵魂全在于简明紧凑、入耳动心”。[3]戏剧语言和小说语言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中的对话如果看不懂,可以反复翻看;而戏剧对话只能听一遍,全然没有重复听的机会。鉴于四字词语的特点,在戏剧翻译中适当地运用它们,不仅有助于演员对台词的演绎,使他们的诵读更加流畅而富有感情,而且有助于观众(听众)对其的理解。
剧名的翻译在戏剧的翻译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剧名译得通俗易懂,可以吸引眼球,令观众一瞬间就作出是否要看的决定。王尔德是一个文字大师,他在剧中杜撰了一个给自己起名为Ernest的花花公子,因为游戏人间差点失去了由于他的名字而喜欢上他的心爱的姑娘。这个名字叫Ernest的人却一点也不earnest,王尔德运用了双关的修辞手法,颇有讽刺意味。根据剧意,我们可以将剧名理解为“认真的重要性”和“名叫埃纳斯特的重要性”。由于英汉文化的巨大差异,很难找出一个在形式上、发音上均与原文相对应的双关语,给翻译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在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的中译本中,余光中分析了这个双关语在剧中的本质和主旨后,使用了一个带有否定意味的四字成语,将剧名意译为《不可儿戏》,虽然没有体现出双关的含意,但是意思简单明了,令观众一望而知,起到了警示的作用,将原文的损失降到了最低。余光中自己也说:“我做译者一向守一个原则:要译原意,不要译原文。只顾表面的原文,不顾后面的原意,就会流于直译、硬译、死译。”[4]
在剧本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为了避免硬译而使用四字词语的例子。如:
1.Algernon:Oh!There is no use speculating on that subject.Divorces are made in heaven.
在英文中,有“marriages are made in heaven”这样的说法,意为“姻缘天注定”,可以将之译为“天作之合”。而王尔德借亚吉能之口杜撰出来另一个相似的说法,即“divorces are made in heaven”。余光中则将计就计,也杜撰了一个与“天作之合”相似的四字成语,将它译为:亚吉能:唉,不必为这个问题操心了。离婚也算是天作之分。
这种译法不但在形式上与原文相对应,读起来(听起来)也琅琅上口,而且在文化意象上作了相应的补偿:把英国人眼中的heaven(god)替换为了中国人眼中的“老天爷”。
2.Lady Bracknell:Well,I must say,Algernon,that I think it is high time that Mr.Bunbury made up his mind whether he was going to live or to die.This shilly-shallying with the question is absurd.
布雷克耐尔夫人是一个势力、狡诈、圆滑,说话带刺的贵妇人。一句“made up his mind whether he was going to live or to die”,就使我们充分地理解了她刻薄的本性:好像生还是死的问题能够那么轻易地由自己决定似的。余光中将此句译为:
巴夫人:嗯,我说阿吉呀,这位梁勉仁先生到底要死要活,到现在也真该下个决心了。这问题,还这么三心两意的,简直是胡闹。
余光中用了两个四字词语:“要死要活”和“三心两意”,鲜明地刻画出了巴夫人的浅薄、恶毒,以及涉及自身利益时对别人的冷酷、无情。
3.Algernon:...Relations are simply a tedious pack of people,who haven’t got the remotest knowledge of how to live,nor the smallest instinct about when to die.
原句充满了王尔德式的幽默与嘲讽。作者使用了两组形容词最高级的平行结构,借以描述主人公对亲戚的厌恶程度。译者则将其译为:
亚吉能:……五亲六戚都是一班讨厌的人,完全不明白如何生得其道,也根本不能领悟如何死得其时。
译者模仿“三朋四友”这个四字词语造出了结构相似的“五亲六戚”,与“亲戚”两字相比,它更能形象地表现出主人公对亲戚们的不屑一顾;同样,在翻译“how to live”和“when to die”这两个结构时,译者也杜撰了两个相应的四字词语。它们在形式上、意思上与原文都是对应的。不但便于演员诵读,而且利于观众理解。
4.Miss Prism:You are too much alone,dear Dr. Chasuble. You should get married. A misanthrope I can understand - a womanthrope,never!
余光中的译文是:
劳小姐:你太孤单了,蔡牧师。你应该结婚。一个人恨人类而要独善其身,我可以了解――一个人恨女人而要独抱其身,就完全莫名其妙。
在原句中,“misanthrope”的意思是“讨厌人类的人”,而“womanthrope”则意为“讨厌女人的人”。两个词的词尾相同,格式一致。若采取直译的方法可以译为:“一个厌世者我可以了解――一个厌女者,绝不!”这种译法虽然勉强行得通,但是语气生硬,晦涩难懂。余光中采取了加词的方法将“misanthrope”扩展为“恨人类而独善其身”,然后顺理成章地把“womanthrope”扩展为“恨女人而独抱其身”,意为“抱独身主义”。这种译法不但在结构句法上与原文一致,而且在意思上更加清晰易懂。可以称得上是妙译。
5.Chasuble:...What seem to us bitter trials are often blessings in disguise.
这句是王尔德语录中较为著名的一句,显示了王尔德式的智慧和深刻,许多人将其翻译为:“看似痛苦的历练的往往是伪装的祝福。”如果放在戏剧读本中,读者可以慢慢咀嚼回味其中的哲理,而放在用于演出的剧本中就有些拗口,余光中则把它译为:“有些事看来像大祸临头,往往焉知非福。”借用了中国的成语“大难临头,焉知非福”,把它分成两个四字词语,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而观众对自己熟悉的成语理解起来也更容易。
三、结语
四字词语虽然在汉语词汇中占有一定优势,但是滥用四字词语也是不恰当的。许均曾在《〈红与黑〉汉译读者意见综述》一文中引述许多读者的意见,说:“西方句子结构,反映了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如随意‘归化’成四字结构,势必丧失一些信息”,“过多地使用,甚至滥用,无益于再现原文精神……对于原文中汉字难以表达的文学词汇,更应细加领会,以求精当的解释”。[5]毕竟观众欣赏戏剧的主要目的是欣赏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与语言,过多地使用甚至滥用四字词语不利于两种文化的交流。
但是在戏剧翻译中,译者首先要考虑的是戏剧文本与其他文学文本的相异之处。戏剧文本在诞生之初就是为了满足舞台表演的需求。如英若诚先生所说,舞台表演有它的特殊要求,观众希望听到的是“脆”的语言,巧妙而对仗工整的。[6]四字词语恰恰符合了英先生对戏剧剧本的要求。它具有其他汉语词汇所不具备的流畅顺口、铿锵悦耳的特点,适度地在戏剧译本中使用四字词语可以令戏剧语言更加干脆、简练,做到“读者顺眼,观众入耳,演员上口”。[6]
因此,这一特殊的文本性质决定了戏剧剧本的翻译必须也得站在舞台表演的高度上,翻译出适合于舞台表演的译本,使观众在最大限度上得到艺术享受。王尔德的戏剧语言是出了名的机锋犀利、妙语连篇,若想在译文的形式与内容上都能和他达成默契是非常困难的。余光中在其译本中适度而巧妙地使用了四字词语,生动灵活地再现了一些在汉语中很难找到对应表述的的词语,在行文风格上与原作达到了高度的契合,不失为佳译。
参考文献:
[1]孙迎春.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2]许均.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女书的发现缘自一个偶然
从长沙出发,向西南方向 直扎下去,就到了湖南和广西交界的地方――江永上圩镇。从这里翻过一座小山就是桂林了,比去长沙都近。
在山谷深处,几股清凉的溪水汇成了潇江源头。在源头上方,有一处四面环水的小岛。这里山清水秀,但又十分闭塞。从地形上看,晋美村基本上是孤岛,出入很不方便,与外界相当隔绝。如此远离都市的一个孤岛,但是世界闻名,因为这里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字――女书。
这种文字像汉字,又与汉字有很大区别,算是汉文异形字吧。只在妇女中流传使用,男人看不懂也不会。这种奇特的文字在江永县上圩乡及其邻近方圆不到百里的地方流传着,一代接一代。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世人至今不会知道这种奇怪而伟大的又字。
关于女书有这样一个真实故事。40多年前,一位村里的妇女来到北京找儿子,当她一下火车,就被北京的繁华拥挤搞晕了头,她根本不知道往哪里走。她说的家乡话也没有人懂,在火车站折腾半天,被人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警察也听不明白她的意思。于是这个妇女就用笔和纸来写,这一下麻烦了,当时阶级斗争这根弦是紧绷着的,警察一看这些看不懂的符号,怀疑是特务密码。从这位妇女的包裹中,他们又找到不少这样的文字,警察解决不了,就把她和她的文字送到有关部门审查、鉴定。
经过一番折腾,人们才相信这个操着一口奇怪方言的妇女不大可能是敌特。但是她的这些文字实在是稀奇,送到文字研究部门,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学者也搞不明白。据说,著名的语言学家季羡林先生听说“女书”后,也感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这是女书第一次走出那个偏僻的地区,也第一次为外界所知。女书,这种以性别区分的文字,在世界上是仅有的,很多人对此感到匪夷所思。40年来经过一些学者的探究、挖掘和宣传,目前女书终于作为文化遗产,浮现于世。
女书 会读会写还要唱
小岛只有6平方公里,现在已经通车了。岛上 派农家景象。农田村舍,老牛在不紧不慢地走着,鸡鸭四处溜达,非常田园自然,与一般农村没什么区别。想象不出这里的女人怎么那么斯文,怎么会创造出一种自己使用的文字?
先来到女书园,这是为给客人更集中地介绍女书而建。一进门就看见院子的影壁上歪歪斜斜的几个字,根本不认识,请教了身边的讲解员,她说这四个字是:江永女书。
而对于我们来说,这基本上是天书。字体是歪斜的,右边高,左边低,如柳枝般飘逸,软绵绵的。从形象上看,确实有着浓厚的女人味。女书的文字形似汉字,但与汉字不同。其形体倾斜,略呈菱形。读的时候要从左到右念,这倒很符合中国古文的念法。
讲解员念的时候,用的也是当地方言,这话既不是湖南话,也不像广西话,这是只有当地人才能听懂的土话。这种土话只在当地流传,别说同来的长沙人,就是江永其他地方的人也根本听不懂。
我们先参观女书书画厅,这里展示着各种女书作品。多少年来,这里的女人们写了无数的女书,但遗憾的是这只是很少一部分,因为一旦女子去世,她一辈子写的女书将要和她一起下葬。因为这些文字中寄托了她一辈子的女人情怀,也是最该随她而去的。
因为女书笔画很纤细,飞扬舒畅,当地妇女把它叫做“长脚文”,的确很形象。女书的笔画没有横竖,只有点、圈、撇、捺、折5种笔画。比汉字多了一种圈圈样的比划。
女书的书写款式与中国古代书法相同,上下留天地,行文自上而下,或从左到右,通篇没有标点符号。与汉字不同的地方是:女书是一种标音文字,每一个字所代表的都是一个音。女书的字型虽然参考汉字,但两者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女红厅里陈列着扇子和一些日常刺绣等等,全是闺房用品。上面精致地写上漂亮的文字,可见女书不是用于长篇大论的,也不是正襟危坐的,而是小女子们随手随性而写的。
女书作品主要内容是写婚姻家庭、社会交往、幽怨私情、乡里逸闻、歌谣谜语等。比如,今天受了婆婆的气,就把心中的不快写在小纸条上;今天孩子会走路了,就把高兴的心情记录在小扇子上;有姐妹要出嫁了,送她一副鞋垫,把祝福写在上面。
女书除了日常用作书写以外,女人们更喜欢把它当成花纹编在衣服或布带上,所以它的字型呈现弯曲细小的形状。
女子们用这种男人不识的女书互通心迹,诉说衷肠,把它刺绣、刻划、戳印、书写于纸扇巾帕上。她们把枯燥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她们在生活中要干农活,要养鸡养鸭和喂猪,但是她们擦去手上的污垢,静下心来,提笔就能写字。
更优美的是,女书文字绝大部分是歌体,每句字数固定,大都是七言诗,少数五言诗,也有七言间五言,五言间七言和长短句。它有特殊的韵调格律、修辞方式、比兴手法,合辙押韵,文采绝对不输秀才。我们不得不感叹,这里的女人――也就是普通的乡村妇女,怎么会这么有文化呢?
女书是女人的率性文字,男人看不懂,可能也不屑一看女人的闺中把戏。这些文字直被男人们忽视着,但是它确是慰藉女人们孤独心灵的一剂妙药。
我想这文字应该来源于汉字,为了不想让男人看懂,又有别于汉字。男人再厉害,也读不懂她们的心呀。人常说,女人心,海底针。江永女子的心思更是缜密,发明了如此伟大的文字,她们的心思男人越发搞不懂了。
女书伟大,江永的女人更伟大。
女书园里有个女书学堂,可以教来参观的客人现场学习女书。这个课堂有点类似私塾,不同的是一般私塾供奉孔子的像,而这里供奉一个女先生的像。据说这是集美丽、德行和文采于一体的一位神仙,是当地妇女们的楷模和偶像,当然她肯定也是位能书会唱女书的老前辈了。
老师是位朴实的当地妇女,叫胡美月,她是女书的第三代传人。女书起源何时很难说了,有不少学者比较倾向于女书流传不过二三百年。
过去村里会女书的人不少,但是代代去世。而且很多人会女书,但是不会讲普通话,根本无法传播女书。之所以胡美月算第三代传人,是从传播的角度上讲,她能讲女书也能讲普通话。
黑板上早已经写好了四字女经,并有汉字一一对应。汉字的意思是
教儿聪明,娘边作女;笑不露齿,坐不摇身……这样的经与孔孟之道也非常接近。
我们排排坐,像小学生一样。胡老师站在黑板前一字字地指给我们练发声。有些字的发音都没法用汉语拼音标,因为汉字中根本就没有这个发音,发音实在难以把握。女书表音不表意,胡老师给我们讲,一个字可以有很多意思,与不同文字组合出来的意思相差很远呢。
女书不光要能认会写,还要会唱,而且是用当地话唱。对般游客来说就比较难了。但是不要紧,跟着胡美月就能学会。
而学女书要先学当地土话,我们跟着胡老师学唱女书,像 儿童学唱歌谣一样,温和舒缓。中国古代文人的吟诗也应该是这样的吧,男人们已经把怎么吟诗忘记了,而女人们还记得唱自己的歌。
姐妹情最深
依照我的猜测,能创造出如此文字的地方,应该是文化气氛很浓,很重视读书与科举的。但是听当地人说,这里地处边陲,荒山野岭,在过去远离主流社会,当地人的读书功名心并不那么强烈,更相信靠双手劳动养活自己。
那么这样的地方如何能孕育出文字呢?
中原文化中,总是男人结义:而在这里的村子中,结交姐妹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姐妹越多,体现着一个女人的人缘和魅力,也是她受人尊重的标志之一。
村里人很讲究姐妹情谊,女人出嫁,村中的姐妹们为她送行。送的礼物都是些女红,其中最重要的是“三朝书”,相当于一个手工制作的小日记本,非常精美。
本子的前几页会写上姐妹们的祝福,后面留下的很多页,是让这个出嫁的女人记录今后日子的。嫁作他人妇,她将体会不同于姑娘时代的苦乐哀怨,而这些将会统统地记录在上面,因为她到了婆家无人可说,只有对这个小本本,如同对自己闺中密友倾诉。
各自结婚后,这些姐妹们的交往就靠写点文字来保持着,或者送上些信物,所以保留下来的女书文字一般都是写在纸、书、扇、巾等地方的。送件小礼物给姐妹,再在上面诉说一下衷肠和思念,或者交流一下生活小技巧等等。
有人把女书分出很多种类,有结交书、慰问信、祝贺信、传记、祭文等形式。结交姐妹要写结交书;逢年过节要写慰问信;有了喜事要写祝贺信;有姐妹结婚了,要写哭嫁歌:有去世的,还要写祭文或祷神诗;教育子女,要写儿歌;闲着没事了,还要写写谜语和耍歌。有的还要把男人们读的唐诗宋词翻译过来学习。她们的生活诗情画意,大宅门中的大家闺秀也没有如此的礼节和情愫。
更难得的是传记体,有的女人把自己一生的故事写成传记,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文字比较少见,而且往往是随女人逝世而埋葬了。
这里的女人是非常看重姐妹情谊的。在村子后面,有一处空地,每年农活不忙的时候,她们就到这空地上来“打平火”。“打平火”就是各家姐妹从家中拿来好吃的,聚会在一起唱歌跳舞。这是她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聚会,也是女人之间的聚会,她们的情谊从小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老,甚至到死。她们对情谊的珍视绝不逊色于结拜了的大男人。
女书还能传多久
女孩子怎样学习女书呢?一般是妈妈教给女儿,或是家族里的女长辈教给女晚辈。只教女儿不教儿子。
女书就是靠这种自然传承,绵绵不断。几年前,老一辈的女书自然传人相继去世,女书的传承成了大问题。
听专家说,女书与壮侗语族是古代百越文字语言的“同源分化”,女书和所记录的土话与现在所称壮侗语族保留的古百越语言的词素、词和语法结构中的一部分是相同的。女书与汉语又“异源聚合”,从而形成了记录的是汉语江永方言上江圩一带的土话,土话中却明显地存在部分属壮侗语族的词素、词和语法结构。所以女书传人必须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孩子,外边的人学不来。
胡欣是第四代女书传人,今年才21岁,如果说女书老师胡美月身上还能看见些农民的影子,而她完全是个现代女青年了。她衣着时尚,普通话很好,看样子农活也不大能干了。她能读会写,更能唱女书。如她这样的青年,在这一带能有10来个吧,也是把女书传承下去的希望。
虽然她们还可以写,但是女书似乎已经失去它最初存在的意义了。新一代女书传人从小学汉字,不需要这种文字,照样可以表达自己。现在的女性不再需要仅仅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幽怨和喜悦。不论再如何传承,女书最终只能成为一种文化遗产而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