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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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1999年末移动通信市场现状

手机普及状况。调查显示，北京市18—50岁的人群中，有略超过半数（52.2％）的被访者使用手机，可见至1999年底，北京市场手机的发展水平是比较高的，占经济活动型人口的一半左右。不同年龄消费者手机的拥有率存在较大差异（见表1），调查显示，18—29岁，30—39岁，40—49岁手机拥有率分别为43.4％、68.2％和43.2％，假定50—54岁年龄组与40—49岁相同，以北京市三年龄段人口年龄结构比重进行加权平均，则大致可推算1999年底北京市城八区手机普及率约为30％，即每10个人约拥有3部手机。以北京城八区拥有650万人口计，城区手机用户达195万。

消费者特性。就消费者而言，除年龄外，不同性别、学历、职业和以往的人群手机的拥有情况必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调查显示，就性别而言，男性拥有率要明显高于女性，近六成（59.7％）男性被访者拥有手机，女性被访者则为四成强（43.2％）;就年龄而言，30—39岁的中青年消费者拥有率最高，超过2/3，18—29岁，40—49岁组拥有率要低得多;就学历而言，随学历升高，拥有率显著升高，特别是以高中与大专学历为分界点，差异明显，即手机拥有者主要集中在大专以上学历人群，高中以下学历较少;从收入水平看，随收入升高，手机拥有率明显升高，以月收入3000元及1500元为分界点，月收入3000元以上者拥有率高达90％左右，1500元以下者为12—30％，低于平均拥有率，1500—3000元者为65％左右，亦高于平均拥有率。从职业类型看，手机拥有以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为最（80％左右），其次是个体业主、自由职业者和公务员（60—70％），再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和普通职员（50—60％），工人和服务人员拥有率最低，仅为5％左右。可见，手机用户群主要集中于30—39岁，大专以上学历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尤其是3000元以上的消费群体，值得注意的是月收入达到1500元的中等收入人群正日益成为手机大众化趋势的主要目标消费。

对于北京市场的两大运营商中国移动通信公司（原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二者的消费群体在年龄上存在某种细微差别，比较而言，中国联通更受18—29岁的青年人群的青睐，而中国移动通信更受30岁以上中青年和中年人群的青睐。

手机品牌。调查显示，1999年底，北京手机市场的品牌分布状况与以往相比并没有太大的改观。传统三强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仍然占据市场的领先者地位，三者总和市场占有率超过80％，其它品牌均难以望其项背。其次是西门子、飞利浦、三星等第二集团品牌，市场占有率10％左右，其它品牌还有松下、阿尔卡特、高通等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均很低。在电信长城CDMA手机中，除摩托罗拉外，主要有三星、高通等品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1999年是众多国产手机厂商发动大规模广告宣传攻势的一年，但北京的市场现状仍然未能给国产手机留下太多的市场空间，国产手机市场业绩不佳，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其技术、宣传和服务策略等方面的原因，如何做好国产手机这篇大文章，在手机市场上分一杯羹，其路还正长。

1999移动通信发展状况

移动通信发展态势。调查显示，所有拥有手机的被访者中34.4％在1998年前购买手机，40.9％在1998年内购买手机，24.7％在1999年内购买。可以看出，近几年中，1998年是手机增长最快的一年，虽然调查数据存在一定的偏差，仍足以表明1998年内北京手机的增长率近乎翻了一番。事实上，全国手机用户在1998年内亦从1000万增至2000万。进入1999年，虽然手机市场仍处在高速增长之中，但增长速度已显著放慢，从调查看，1999年北京市场增长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速度均较1998年有所放慢。在北京这样经济较发达的特大城市，手机普及率几近30％，虽然年内手机入网资费持续下调，但其它资费如通话单价和月租费等仍保持不变，手机增长放慢是不难理解的，但以此推论全国市场的发展趋势则失之偏颇。因此，在北京这样手机普及率较高的大城市，为促进手机的持续发展，进一步降低手机的使用成本包括通话单价、裸机价格、入网费和月租费等长期成本，将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手机消费群体特性及其趋势。就1999年购买手机的消费者自身特性而言，从性别看男性仍高于女性，分别占55％和45％左右;从年龄看，以18—29岁和30—39岁的青年人和中青年人为主，分别占43％左右;从学历看，以大专以上学历特别是大学以上学历为主;从收入看，则以月收入1500—3000元者为最多，其次是月收入3000—5000元者和800—1500元者。与1998年购机者相比，1999年购机者表现出了一些明显的趋势。（1）虽然女性购机者仍处于少数，但女性购机者越来越多，从36.5％增至45.1％。（2）购机者年龄分布趋向于分散，从集中于30—39岁的中青年人群逐步分散至18—29岁青年人和40岁以上的中年人。（3）购机人群继续集中于高学历人群，但趋势已不很明显，这可能与北京消费者普遍具有较高学历有关。（4）由于手机各种价格的持续下调，手机消费日益大众化，使手机能够为更多的中低收入者购买，表现为1999年购机者进一步趋向中、低收入者，且分散至各个收入阶层，而高收入者由于普及率高，购机比重反而下降。

消费者运营商及手机品牌选择。调查显示，与1998年相似，1999年购机者的运营商选择基本状况仍是移动通信公司多于中国联通。电信长城CDMA选择比重仍很低，但与1998年相比，1999年消费者对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选择略有下降（约2个百分点）。中国联通则略有上升（约3个百分点），电信长城CDMA稳中略降。中国联通的缓慢上升，显露出移动通信市场正缓慢发生着有利于消费者的市场竞争态势。从消费者的手机选择看，除传统三强仍居主导地位，且摩托罗拉有进一步加强之势外，手机选择进一步多元化，处于第二集团的西门子、飞利浦、三星等品牌有所上升，升幅为1—4个百分点不等，而国产品牌则仍是雷声大，雨点小，消费者选择很少。

消费者购买行为。中国移动通信业发展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早期的手机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需要更换手机（保留原号）或者新购手机重新入网，淘汰原有手机。1999年新购手机中，这两种情形比较明显。调查表明，1999年内平均每售出6部手机，就有一部是新购手机入网，淘汰原有手机（包括原号），一部是新购手机，替换原有手机，其余4部是首次购买手机入网。其中，对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用户而言，淘汰原有手机而入网和替换手机的比例分别为9.1％和18.2％，首次入网者占72.7％，中国联通用户首次入网占58.8％，淘汰和替换原有手机分别占23.5％和17.7％。均为新入网或淘汰原有手机入网，而无替换手机的情形。

购买价格。调查显示，1999年手机市场裸机价格在进一步下降的同时，价格差别很大，有的高达6000元以上，有的则低至1000元左右，这与手机市场进一步细分化，产品/服务功能逐渐拉开档次密切相关。裸机平均价格则降至2000元左右，这也是手机购买者逐渐向中低收入阶层过滤的主要原因。至于入网费，1999年内两次下调，其中中国移动通信公司分别下调至1000元和700元左右，平均为920；中国联通则分别下调至780元和300-500元左右，平均为580元左右。总体而言，调查表明最低为300元（电信长城CDMA手机除外），最高亦不过1250元，平均水平约为780元。

1999移动通信市场主要事件消费者认知

1999年移动通信市场热点不断，内容涉及资费政策、运营商服务、手机终端以及中美WTO电信协议等诸多方面。调查显示，被访者认知最高的事件是手机资费（入网费）下调（83.4%），其次是中美WTO有关电信协议的基本内容（74.2%），再次是双频手机进入市场（64.7%）和中国移动通信公司从中国电信剥离（51.9%）。被访者认知较高的还有上网手机（41.7%）和联通手机直拨IP电话（38.3%）。电信长城CDMA手机话费降价一半（34.9%），预付费SIM卡手机的推出（32.2%），网上拍卖手机（31.9%），手机点播信息增值服务（26.4%）和联通手机免费邮寄话费清单（26.1%）等认知度都不高，位居最后。纵观以上热点问题，可以看出，被访者认知度最高的是有关移动通信的产业政策问题，特别是资费政策，显示消费者对手机资费政策的关注。电信长城CDMA手机由于用户规模小，其热点政策影响小，故认知度不高。其次是对各类手机产品的关注，特别是去年年初就已成为热点的双频手机的推出，年内大肆广告宣传的国产手机的推出等。对于运营商推出的一些服务项目如预付费SIM卡手机，手机点播信息增值服务及交费服务等认知不是很高，一方面显示消费者对这些问题不是很关注，同时亦显示运营商推出的服务宣传不够或目标受众有限。至于被访者对上述热点事件印象最深的三件事，结果表明，印象最深事件的排序与被访者的认知基本一致，印象度最高的是手机资费（入网费）下调（70.8%）和中美WTO电信协议的基本内容（39.2%），其次是中国移动通信公司从中国电信剥离（34.7%），双频手机进入市场（22.3%）和国产手机进入市场（22.0%）等，蓁各项排序基本与认知度排序基本一致。

1999影响手机购买的原因及消费者对市场现状的评价

调查表明，1999年，影响被访者购买手机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双向收费不合理（63.6%），其次是有替代品（54.5%）、本人用不上（39.2%）和通话单价偏高（34.3%）、再次是裸机价格偏高（26.6%）、入网费偏高（15.4%）和月租费偏高，其它原因如服务、话音质量等不是很重要。综合起来看，除去有替代品和本人用不上等无需求原因外，影响潜在消费者购机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价格，特别是通话单价，而双向收费归根结底还是手机的通话单价问题，这已成为购买使用手机的最主要障碍。对于话音质量、运营商服务质量等，由于潜在用户未使用手机，则仅是购买使用手机后才会考虑的问题。

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陈有钢表示：“我们见证了日渐成熟和精明的消费群体的崛起，调查还表明，在华运作的企业应根据消费者的独特偏好，调整其市场营销计划的重要性。”

麦肯锡对中国消费者行为进行的第三次年度调查显示，四种趋势正在重塑着中国消费市场格局，即消费者行为的地区差异日益重要、富裕的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偏好加强、消费者对品牌忠诚度的下降，以及与消费者建立联系的新途径。

地区差异日趋重要

现时，中国许多企业依然按照城市级别来细分客户，他们假设着全国各地富裕的一线城市居民，有相似的消费态度和行为，尽管这一趋势在分析以收入为基础的消费者行为，例如购买高端产品的意愿时依然有效。

但最新调查显示，消费者态度和行为的地区特点，正变得比城市级别差异重要得多。例如，中国西南地区的消费者在购买某一产品前，对其口碑的依赖度(42%) 要远远高于国内平均水平的37%。而漂亮的外观设计对西南地区的手机用户来说，是他们购买的最重要因素，占被访者的32%，国内平均水平却仅为18%。

过去，企业一直可以按照各城市的相对经济地位来划分市场，即依靠“城市分级”体系。但随着中国财富向各地区的扩散和城市化的持续进展( 到2030 年，中国中心城市的总人口将达到或超过10 亿人)，在确定最佳市场战略时，地区特点已变得比城市级别差异更为重要。在麦肯锡研究的主要购买因素中，有六项地区差别比城市等级差异显得更为重要，如影响力来源的因素以及有关新产品接受度的因素等。

在考察花钱购买高端品牌意愿等收入驱动因素时，城市等级依然十分重要。因此，企业需要重新考虑战略选择，重新评估地域扩张、资源配置所采用的标准，投资开发满足不同顾客需求的新产品，完善营销信息传递方式和优化营销组合。

高收入者对高端产品的偏好加强

随着高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些消费者正表现出对高端商品的购买倾向。这些消费者中的15% 表示，他们愿意花高出商品平均价格一倍以上的钱来购买很多产品，包括牙膏、剃须刀等，商品包括手机、电视及电子产品。

在某些极端案例中，高收入个人甚至愿意花平均价格3 倍以上的钱，来购买个人护理产品。这些高端消费者并没有被限制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即使在三线城市，高收入者甚至愿意支付相当于平均价格4.5 倍的价格购买某些个人护理产品。

事实上，当被问及什么促使消费者购买一款新的面霜时，有近2/3 的受访者表示，亲友的推荐起到决定作用，而这一比例在美国和英国则仅为38%。相反，英国和美国的消费者会有2/3 被免费发放的试用装所左右，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仅为1/5。

年轻消费者尤其容易受高端商品的吸引，18 ～ 24 岁的年轻人中有1/3 称自己愿意花费相当于月收入1.4 倍的价格购买最新潮的手机。

麦肯锡称，随着家庭财富的增长和选择范围的扩大，高端产品市场得到了发展。如今，消费者中15% 的人愿意为高端电子消费产品支付至少高出60% 的价格，为某些个人护理产品支付高达3 倍以上的价格。

可以看到，年轻消费者更愿购买高端产品。以手机为例，他们愿意付出3 倍于其月收入的价格，购买最新款的手机。这将导致鼓励两类企业的发展，即希望通过进入高端市场提高盈利水平的企业，以及希望向上延伸品牌但不得不迎合大众市场口味的企业。

月收入在5000 元人民币以上的消费者更愿意为顶级产品支付溢价，到2015 年，这类高收入者将占到所有城市消费者的1/3 和消费总金额的一半。

品牌忠诚度下降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新品牌的不断涌现，中国消费者购物范围在扩大，而对品牌的忠诚度正在下降。在受访者当中，表示会继续购买目前所购品牌的比例，消费电子类品牌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5%，食品饮料类则下降了53%，致力培养消费者忠诚度的企业，建议企业应更多地从消费者喜爱的产品功能上下功夫。

与西方消费者相比，中国的消费者在挑选产品时，对产品实用功能方面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感性方面的因素。在此次调查涉及的个人护理、食品饮料和消费电子产品所有14 个产品类别中，消费者列举的前三位购买因素都是从功能方面考虑的，例如“质量好”、“性价比高”等。

几年前，品牌在中国就显得非常重要，相对其他市场而言，中国毫无疑问是更受品牌影响的国度。2/3 的消费者在商店购物时愿意只挑选一种或少量几种提前决定购买的品牌，而英国或日本的消费者中这一比例则不到一半。因此，进入中国消费者考虑的几种有限的品牌名单至关重要。

中国消费者根据产品性价比、而非品牌的购物倾向，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受促销影响”类型的消费者人数提高了37%，而看重促销远胜于品牌的倾向，在低收入消费群体中更为明显。随着可供选择的品牌数量的增大，消费者在考虑各种产品类别时，最终会不可避免地考虑更多品牌。消费者对特定品牌的忠诚度正在减弱，食品饮料企业首当其冲，只有不足1/4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继续购买原来的品牌―这一数字是2007 年统计数字的一半。

对外国企业有利的因素是，这种品牌忠诚度的减弱，伴随而来的是消费者对品牌来源地的开放态度―受访者中，表明自己没有任何品牌来源地偏好的比例，从2007 年的42% 提高到了52%。

这将鼓励企业更加集中精力强化品牌内涵，通过产品效用的差异化，克服消费者被促销左右或只注重价格而不关心品牌的倾向。今年的调点放在三大品牌选择动因上，即品牌规模，消费者对功能性的偏好，以及消费者的环保意识。

大品牌是优质可靠产品的代名词。调查显示，品牌忠诚度的下降在大品牌中不那么明显。此外，如果某个大企业经营多种商品，那么该企业旗下某品牌产品的现有用户在考虑其他产品类别时，会更多地考虑该企业的其他品牌。例如，LG 手机用户对LG 冰箱的关注度几乎是非LG 手机用户的三倍。

因此，企业通过现有品牌推出新产品或进入全新产品领域，比创造新品牌更可能获得成功。康师傅在包括方便面、茶饮料到烘焙制品等多类商品中，均使用康师傅品牌。随着公司在方便面市场和茶饮料市场分别占据47% 和52% 的份额，这一战略取得了成功。1996 年推出夹心饼干后，康师傅仅用5 年时间就获得了1/3 的市场份额。

与消费者建立联系的新途径

电视依然主导着中国的广告媒介市场，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中国消费者表示，如果哪种品牌的食品或饮料没在电视上看见过，他们就不会购买。但同时，包括“病毒式营销”和店内样品等新媒体和创新促销技术的普及，正在改变营销人员联系消费者的方式。中国购物者在最大程度上受到产品展示陈列以及销售人员的影响，56% 的受访者称，店内促销活动对于他们的购物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超过电视广告的作用。

大多数中国消费者在进入商店之前，心目中已有所购产品的大致品牌范围。因此，通过强大广告攻势打入消费者心目中的“名单”，是关键的第一步。

电视依然主导着中国的广告市场，对于任何真正希望在大众市场取胜的企业而言，电视广告是前提条件，但电视仅仅是入场券。企业需要采取更具创意的方法，设法通过店内促销或赞助合适的活动跻身中国人心目中品牌名单的前列。同时，消费者自发设立并主导的营销渠道，如在线论坛，在某些产品领域也在变得日益重要。

赢得竞争的权利

谈到在中国做广告，电视首屈一指。几乎一半的购物者表示，除非在电视上看过广告，否则他们不会考虑买一种新商品。

电视广告对中国消费者影响的测算结果，毋容置疑地展现了这一媒体的主导地位―电视的传播范围远远高于其他媒体。无论何种商品大类，中国消费者对电视广告的依赖度要远远高于美国或英国消费者。

超过一半的中国消费者表示，如果哪种品牌的方便面或啤酒没在电视上看见过，他们就不会买，而这一比例在英国仅为18%。当然，在某些商品大类中，电视广告对消费者的控制力已有减弱迹象。例如在2007 年，购买平板电视的消费者中有58% 表示，他们必须看见过所选购品牌的电视广告，一年以后，这一比例降到了38%。

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及大中华地区消费品咨询业务负责人马思默(Max Magni)说：“仅仅在过去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消费者行为的巨大变化，面向中国迅猛发展的消费阶层的企业，需要对消费者如何选择品牌及购买产品有一个更为细致入微的理解。”

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记者：请您简单介绍下帝斯曼集团及帝斯曼食品配料部的发展概况。

赵少华：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是家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的专业公司，服务于，人类和动物营养保健、个人护理、制药、汽车、涂料与油漆、电子电气、生命防护及建筑等终端市场，为客户创造解决方案，从而赋予、保证和提高其产品性能。

帝斯曼食品配料部面向全球饮食行业提供增值型配料解决方案，帝斯曼各类优质产品对全球驰名的乳制品、加工食品、果汁、酒精饮料和功能性食品品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记者：请问帝斯曼集团应用于乳品行业的产品有哪些?

赵少华：乳品行业是帝斯曼所处食品行业中个较大分支。帝斯曼运用于乳制品中的产品包括系列酶制剂(乳糖酶、蛋白酶、脂肪酶、凝乳酶、淀粉酶、果胶酶、纤维素酶、特种用酶等)；仝系列菌种(发酵乳制品菌种。奶酪菌种、酵母菌种、工业微生物菌种等)：全系列食品生物防护剂(那他霉素、溶菌酶、Nisin等)：检测产品(抗生素残留检测试剂盒、沙门氏菌检测试剂盒等)；全系列维生素、DHA、ARA及其他功能性配料。

记者：作为全球第大中型乳糖酶生产商，帝斯曼的中性乳糖酶相较其他产品有什么特点?

赵少华：帝斯曼生产的中性乳糖酶Maxilact@系列由乳酸克鲁维酵母(Kluyveromyces laCtlS)发酵得来，在帝斯曼法国的酶制剂工厂经严格、精确控制的发酵工艺生产而成，加上我们可追溯的质量控制体系，可以保证产品自始至终具有最大限度的致性。另外，Maxilact@乳糖酶拥有Kosher和Halal认证、非转基因证明，完全符合生产优质无乳糖奶产品的全球标准。Maxilact@系列因为采用了最先进的色谱层析技术，产品纯度极高，几乎不合其他杂酶，颜色也很浅。用它生产的牛奶产品，不会有其他杂味，保质期长产品，而且也不会在保存过程中由于其他蛋白酶的作用而产生苦味。Maxilact@系列不仅可用于液态乳制品的生产还可用于酸奶、冰淇淋、甜点、奶油和奶酪等含乳食品中。

记者：在本次FIC2012展会上，帝斯曼将展示哪些酶制剂与菌种产品?

赵少华：本次FIC2012展会，帝斯曼展示的产品将包括各类酶制剂(包括乳糖酶、脂肪酶、蛋白酶、凝乳酶、促熟酶、葡萄糖氧化酶)、系列酸奶菌种(包括低后酸菌种、搅拌型酸奶菌种、凝固型酸奶菌种、饮用型酸奶菌种、长保质期酸奶菌种)以及系列奶酪菌种。

我们希望能借助此次展会，与新老朋友携手挖掘更多的创新机会，助力中国乳业，为提高中国消费者的生活品质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相信，聚焦消费者的需求，用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回馈消费者是我们不懈努力的方向，也是支持我们发展的不竭动力。

记者：您觉得在食品配料行业做到保持领先，需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竞争力?帝斯曼(中国)是如何打造自己的竞争力的?

赵少华：我们始终致力于提供最优质的产品与服务，这也是我们不断超越自己的要求。围绕生物技术和发酵科学，帝斯曼兼顾营养及功能性需求，不断升级产品、创新产品，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

在产品品质方面，帝斯曼全面执行ISO标准，HACCP和TUV控制体系，致力于生产可靠的、可追溯的产品，严格保证产品的质量，对于问题产品能及时找到源头，并进行回收。2009年，帝斯曼推出了“Quality Life”品质生活印章，该印章包含着帝斯曼对客户、行业、消费者及社会的承诺，是帝斯曼所推崇的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体现，是对客户所购买的食品配料的保证。我们确保客户购买的产品满足严苛的安全要求，采用可持续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符合严格的质量标准，具有优良的品质和完整的可追溯性。

记者：帝斯曼食品配料部是如何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服务的?

赵少华：借助强大的技术研发部门和应用研发中心，帝斯曼可以为全球客户提供优质的解决方案，同时，为了更具针对性地为亚太地区的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和解决方案，帝斯曼在上海张江建立了实验室。另外，为促进行业(特别是乳品、焙烤、饮料及调味料等行业)发展，提高行业的技术水平，帝斯曼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例如与天津科技大学合办了“奶酪技术学院”，该学院于2010年3月正式成立。

再者，帝斯曼食品配料部始终坚持与客户起培育市场、开拓市场，并在合作过程中不断提供各类市场支持。帝斯曼和客户起探讨产品设计和宣传方案，为客户市场开发提供经济支持。去年，我们投入专项资金，与国际知名的市场调查研究公司合作，进行了低乳糖产品的消费者调查，获得大量宝贵的市场信息，并无偿提供给我们的客户。我们要求自己成为客户信赖的合作伙伴，借助跨国公司的资源和信息优势，全力支持我们的客户，与客户携手开拓潜力无限的市场。

记者：对于中国无乳糖、低乳糖产品的未来发展您有何展望?

赵少华：消费者的客观需求决定了中国无乳糖、低乳糖产品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一线城市是黄金、二线城市是白银、三线城市是青铜。现在，一线城市淘金热接近尾声，而二线城市抢钱潮方兴未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逃避。一线城市母体掏空，食有地沟油、住有高价房、行有堵车路、衣则如许巍所唱的那样：“我看到我的身边，他们都比我美。”住在一线城市的身体成本包括：忧郁症、亚健康、免疫力下降、失眠、焦虑、溃疡、单身以及不孕。

许多投奔大城市的年轻人蓦然回首时发现，所有的情绪早被作家丁天在小说《饲养在城市的我们》中给出了答案：“黑暗降临以后，我走到安定门立交桥上俯瞰河水，俯瞰从前，内心充满了伤感。”对一代人而言，“青春仅仅意味着是一段虚度的光阴，是一个在路边莫名等待的岁月，一个在夜晚幻想加冲动的年代。”

与其说成是众生逃离北上广，不如看作是在路上的再一次出发。

二线城市长大成人

当一线城市在讨论“溢出的都市”时，二线城市在讨论“捡漏的都市”、“体验之都”、“休闲之都”、“宜居之城”、“会展中心”、“外包中心”。像湖南长沙则不讳言自己是“洗脚之城”，你有首都，我有“脚都”。

一线城市以冷色调示人，二线城市用暖色调迎客：一线城市扮演着“物质的短暂情人”，二线城市则甘为“远方忠诚的儿子”；一线城市背井离乡，二线城市离父母最近。

二线城市的定义，早已从历史时期国防战略的“语境”中脱离出来了，而变成了“经济语境”和“全球化语境”。当一线城市又平又热又挤之时，二线城市宣告自己是“未来”的“湿地”。

围观二线城市可发现，人们既有一线城市情结，又对二线城市动心。一线城市是欲望都市，而二线城市是愿望都市。

中国已经有170座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相比之下，美国有9座，英国有2座。对于中国而言，人口不过100万就不算城市。不过1000万就不算大城市。没有当代艺术、时尚杂志、奢侈品牌、美术馆、创意工、业’房价4万就不算大都会。当全世界的中产阶级都在塌陷之时，中国的二线城市却在M型社会中成为新的动力引擎。

沃尔玛2009年开出超过40家门店，90％以上位于二三线城市。一份名为《2009中国十佳投资环境城市排行榜》的报告显示，分列前五位的城市分别为大连、徐州、高雄、福州和宁波，前十位并不包括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第一次把一线城市甩到身后。

二线城市开创“第二人生”

美国人在网络游戏上玩SECOND LIFE，中国人在二线城市玩“第二人生”。

《蜗居》热播10年前，台湾歌手郑智化就唱过大城市的居住之痛――《蜗牛的家》：“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当年上海，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道尽城市发展不均衡的势态与心态。而如今，浦东浦西都令人望而生畏，主动撤离上海选择周边城市如苏州杭州宁波等，是众多白领的选择。

有市场研究者发现，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发展的人才，其共性是；拥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历，追求较高的生活品质，希望城市宜居且有更好的职业发展。一线城市混能力，二线城市混待遇，似乎成了开创“第二人生”的生存路径。

与此同时，“飘一代”的黄金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那些没有被一线城市固化的“职业候鸟”，开始了新的一轮迁徙。

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司的在线调查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城市中的白领，最热衷的城市分别是杭州、青岛、厦门、桂林、成都、大连。如果有更合适的发展机会，他们考虑到上述城市工作。从2007－2009年近3年时间里，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一线城市和天津、郑州、杭州、昆明4个二线城市的薪酬对比发现，3年时间薪酬增长二线城市始终超过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后发优势表露无遗。

给二线城市画像

二线城市的眉眼越来越清晰：没有疲惫不堪，而是朝气蓬勃。它的软实力大过硬实力：要幸福指数，不要LY专卖店；要阳光空气水，不要星巴克；要30分钟人际交往圈，不要闷罐地铁：要月薪性价比，不要年薪制；要宜居小区，不要高塔楼王；要超市银行学校，不要世界500强：要每周都有时间看电影，不要IMAX影院；要亲情爱情友情，不要国际友人；要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骛远。

张颐武在一次影视研讨会上描述《三枪拍案惊奇》的成功：“这部电影的策略事实上是在攻占二线城市市场，当被一线城市观众唾弃时，却受到二线城市观众的热捧。”一线城市领跑地位不容撼动，但却够累；二线城市跟跑、发力、提速，不为天下先，甘当第二名。

二线城市不说普通话，以方言取胜，地域风情浓郁，历史积淀深厚。但也不尽然，大连人不说自己是东北人，青岛人不说自己是山东人，皆已国际化。苏州、杭州人的滋润是连上海人也要艳羡的，不在苏州买个院子，不是成功上海人。天津开通蓝印户口，在北京居住的外地人都动了心。厦门、福州早在民国，就是知识分子远离中心城市口角是非的后花园。

二线城市的CPI低而幸福指数高，心理期待值低而满意度高，城管少而街头发现多，竞争压力小而和气生财多，应酬时间少而回家吃饭多，交通成本低而办事效率高，人口少而资源多，生气少而气色好。

互联网使世界成为一体，住在二线城市，观一线城市闹腾，不亦乐乎?当二线城市人满为患时，退可到三线，进可到一线，二线城市简直成了人们向城市宣战的战略堡垒。故此有人说：“二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低人一等原是高人一筹

“二线”不是城市歧视词。许多二线城市都是一线城市的“超级替补”。

二线城市的市长终于迎来了他们的绽放期，一线饱和、过饱和、超饱和，二线自然水涨船高。机会、人才、资本、机制与一线城市咬合，高架桥、城铁、快速路、航班也与一线城市接驳。

麦肯锡在《2D09年度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中，已摒弃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划分方法，而代之以“城市群”来研究城市发展趋势：将中国内地划分为22个城市群，其中超大城市群7个，大型城市群10个，小型城市群5个，涵盖815个城市。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互补互助。

在一线城市生活过的“白领”，也要忍受二线城市“白领文化”的缺失。只玩斗地主、不玩三国杀；不写PPT，只用WORD文档；上超市多，去商场少。

二线城市被人嘲笑的、丑陋的一面，原来正是它焕发光辉的品质所在：就像丑小鸭总有一天长大成白天鹅。当大城市“门户壁垒”趋向关闭，住房、教育、医疗、户籍使人焦头烂额，而二线城市则脚步放缓，不那么匆忙使人心悸。

“二线”也因此成为美好的代名词，它因为在城市赛跑中跑得慢一点而更受人青睐。

冯科：房价上涨的新通道在二线

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相对还比较理性。它层次比较分明，对于普通人来说，还能找到一些买得起的产品。一线城市几乎是普通市民都退出房地产市场了。

最近很多一线城市的大型房地产企业，都纷纷到二三线城市去发展，这也是比较好的一点，它们的到来，给二三线城市带来很多新的产品，是这些城市从来没见过的新产品，而且这些大型企业一般都会投资比较优质的高端产品，不大能影响到一般居民消费的住房，不见得就一定托高房价，反而有可能降低，因为供应的规模在放大，人们有了更多选择。二三线地方政府也都是欢迎一线地产商去，因为这些企业有实力，能拿下比较大的地块，对它们卖地有好处。

其实现在的二线城市，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了，发展机会也非常不错，只要适合自己，我觉得还是应该鼓励他们到二线去发展。

我觉得未来一线城市处于滞涨状态，二线城市还有一轮补涨时期，年轻人只要理性面对，找好自己的定位，说不上还能在二线城市找到机会，毕竟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机会。

(采访／潘　滨)

郗杰英：不需要教年轻人怎样选择

很多年轻人宁愿在一线城市蜗居，也不愿意到中小城市工作，这是因为，如果在4年大学生活之后他们选择返回家乡工作，等于又回到了原点。

从另一个角度看，选择大城市就业有什么过错吗?这是太正常的现象。在中国，主要是大学生增长太快，量太大。现在的政策还不能够容纳太多的大学生到基层就业。“西部计划”每年才1万个名额，在服务期满之后，当地有没有足够的岗位和收入吸引大学生留在当地?大学生村官计划更有吸引九几年之后有可能成为公务员，但容量太小，不能满足需要。我不认为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操作的空间。我觉得，地方容纳这些大学生的岗位是有的，关键看地方怎么做。在这个问题上，国家需要更多的政策配套。在过去大学生很少的年代，到边远地区工作的大学生工资要比在大城市高不少。

每一个年轻人都怀揣着梦想。大城市机会多，能帮助年轻人实现梦想。现在需要全社会采取更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帮助这些或许再也不会回到农村的人们真正融入城市。

(采访／潘　滨)

张鸣：去二线解决不了问题

在两会上，许多政协委员呼吁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回到二线城市去。实际上，他们知不知道，这些大学生，他们也是在二线城市找过工作的。二线城市有这类大学生，二线城市也有蚁族，他们家里没什么根基，很多是在农村，或者小县城来的，回家乡创业基本上是不行的，他们只能去沿海的二线或者一线的大城市。他们跟农民工不一样，农民工不是刚性就业随时可以回去，而他们不行。一个普通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这是教育的失败。我没见过二线城市缺人才，连内蒙古、陕西的一个县都挤满满的。如果在二线城市能赚到与一线城市一样多的时候，他们才会考虑二线城市。回去创业一没有资金，二没有条件。现在创业的环境那么差，个体户每年在以几万户的速度增长，他们还要挤进去?

国家现在拼命地进行大学扩招，你知道这几年扩招了多少吗?我们是从不足400万的大学生，扩招到4000多万，每年有600多万的毕业生，这不是我们自己发疯吗?什么叫贪恋大城市?他们是贪恋大城市吗?每个月挣一两千块，他这不叫贪恋，这是在想办法活下去!仅仅活命而已!我们能说什么呢?指责也好，什么也好，言下之意是你们要赖在大城市，但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采访／汪　璐)

周孝正：“蚁族”不是坏事

人往高处走，他们觉得哪合适就可以往哪儿走，这叫人的自由流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别人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到二线去”应该是一个个性化的问题，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我们都要尊重。

我觉得“蚁族”挺好啊，人家愿意留在城市，租一些廉价的房子，然后大家住在一起，在大城市里奋斗，我觉得是件挺好的事，包括“蜗居”，人家说了，他都“蜗居”过。我们这一代也都是“蚁族”，我们当时插队到黑龙江去种地，几十个人住在大工棚里，那不都是“蚁族”吗?一个人基本上，在年轻的时候都有各种磨难的经历，我觉得这未必是件坏事，要说坏事，也是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