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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清华、北大等国内知名高等学府中农家子弟学生比例的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持续关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中心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从2010年开始进行“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调查”。问卷中详细询问了学生的户籍信息、居住情况、父母职业、高考情况、保送、自主招生和加减分录取待遇等情况。这使得我们能够对农家子弟的教育机会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本报告综合该调查2010年与2011年数据,并根据抽样过程进行加权处理,最终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样本68406个。
本研究认为: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和子女随迁入城,农家子弟内部已经出现分化。农业户口子弟、在农村居住的子弟和父母务农子弟的教育条件与情况已经不能一概而论。关于农家子弟教育机会的讨论,以及制定切实有助于改善农家子弟教育机会的有效政策,都需要首先界定清楚“农家子弟”概念。
在本报告中,我们首先提出界定“农家子弟”的标准:第一,本人是否是农业户口;第二,家庭是否在农村居住;第三,父母是否从事农业。在本报告中,我们将三类农家子弟分别称作“农户子弟”(上大学前户籍为农业户口)、“农村子弟”(上大学前居住在农村)和“农民子弟”(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从事农业劳动)。围绕这三类“农家子弟”的教育机会,本报告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描述农家子弟在高等学校学生中的比例、趋势及学校层次差异,以回答农家子弟大学生的比重问题;其次,分析农家子弟参加高考的次数及最终效果;第三,考察农家子弟获得保送、自主招生机会的情况,尤其是获得“985”、“211”高校保送和自主招生机会的比例;第四,分析加分和降分录取对于农家子弟教育机会的作用;最后,分析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农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关系,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大学生中农家子弟的比例有多大?
研究发现:目前我国高校学生中农户子弟已经为大多数,所占比例为63.3%。农村子弟的比例也接近一半,达48%。值得关注的是,农民子弟的比例较小,为25.8%。从时间趋势看,三类农家子弟在高校学生中的比例都呈现上升趋势。
利用《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的相关数据,我们发现三类农家子弟群体的辈出率都低于三类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其中农民子弟的辈出率最低,为0.87,而农村子弟的比例较高,为0.95,接近于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
从时间趋势上看,三类农家子弟在高校学生中的比例都呈现上升趋势。2006年入学的农户子弟、农村子弟和农民子弟的比例分别为52.9%、38.8%和14.8%。2010年这一比例分别上升到68.8%、50%和30.4%。
农家子弟在“好学校”中的比例如何?对不同层次院校中农家子弟的比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农家子弟在优势教育资源上的确存在劣势。在“985”高校中,三类农家子弟的比例都较小,农业户口子弟所占比例为49.8%,农村子弟所占比例为39.4%,农民子弟仅为24.3%。而在“211”高校中,三类农家子弟的比例都很大,农户子弟的比例甚至高于非农业户口子弟,达到52%。
近年来,三类农家子弟新增教育机会主要集中在本科(学院)层次上。2006年入学的农户子弟、农村子弟和农民子弟在本科(学院)中的比例分别为47.2%、32.4%和11.5%。2010年这一比例分别上升到68.5%、50.5%、32.7%。而同期,在“985”、“211”高校这些优势教育资源上,农户子弟和农村子弟的教育机会都出现下降趋势。在“985”高校中的比例,分别从54.7%下降到45.7%,从43%下降到34.6%。
二、农家子弟参加高考情况如何?
研究发现:三类农家子弟多次参加高考的比例略高于总体平均水平。在参加过两次及以上高考的三类农家子弟中,较大比例学生最终进入一般本科院校学习。在农家子弟心目中,通过考试进入好大学仍然是改变他们人生命运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有98.6%的学生参加过高考。在参加过高考的学生中,72.3%的学生只参加过一次高考,参加过两次、三次及以上高考的学生比例分别为26.4%和1.3%。三类农家子弟参加高考的比例略高于总体平均水平。其中,农民子弟参加高考的比例高于其他两类子弟,为99.2%。农户子弟与农村子弟参加高考的比例分别为98.9%和99.1%。
农家子弟参加多次高考的比例高于总体平均水平。在参加过高考的三类农家子弟中,农民子弟参加多次高考的比例更大。参加过高考的农民子弟中33.2%的学生参加过两次高考,另有2.0%参加过3次以上高考。农村子弟中相应的比例分别为32%和1.7%,农户子弟中则为29.7%和1.5%。
在参加过两次及以上高考的三类农家子弟中,较大比例最终进入一般本科院校学习,农户子弟、农村子弟和农民子弟中这一比例分别为55%、55.9%和58.5%,均高于总体平均水平53.5%。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子弟参加过多次高考后进入“985”、“211”高校的比例较高,为11%,高于农户子弟的9.6%,以及农村子弟的10%,乃至总体平均水平的10.3%。这表明,很多农民子弟以多次参加高考的方式获得了更好的教育机会。进一步分析表明,农民子弟有更强地进入更好大学的愿望,他们愿意参加更多次数的高考以最终进入“985”、“211”高校。这说明,在农家子弟的心目中,通过考试进入好大学仍然是改变他们人生命运的重要手段之一。
进入“985”、“211”高校的三类农家子弟参加两次及以上高考的比例都明显高于总体平均水平(20.1%)。其中,农民子弟参加多次高考的比例最高,为41.20%。其次分别是农村子弟(39.8%)、农户子弟(37.5%)。从时间趋势看,三类农家子弟进入“985”、“211”高校需要多次高考的比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从2006年到2010年,农户子弟中这一比例从35.8%减少到35.1%,农民子弟中这一比例由39%下降到38.3%。只有农村子弟略微特殊,这一比例有所上升,从37.2%上升到38%。
三、农家子弟获得保送机会的情况如何?
研究发现:三类农家子弟中,农户子弟获得保送的比例较大,为0.4%,接近于总体平均水平。而农村学生和农民学生则明显低于平均水平。在获得保送进入“好学校”的机会上,三类农家子弟的比例明显低于总体平均水平。
在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1.3%的学生曾经提出过保送申请,最终占总体0.47%的学生获得了保送资格。三类农家子弟中,农户子弟获得保送的比例较大,为0.4%,接近于总体平均水平。而农村学生和农民学生则明显低于平均水平,分别仅有0.21%和0.16%的学生获得了保送资格。
从时间趋势看,虽然三类农家子弟的保送机会都有所增长,但农户子弟的保送机会增长明显更快,三类农家子弟的差距呈现出不断拉大的趋势。从2006年到2010年,农户子弟中获得保送资格的比例从0.19%增长到0.46%,增长了0.27个百分点。而同期农村子弟和农民子弟分别增加了0.1个百分点和0.02个百分点。2006年农民子弟与农户子弟保送机会的差距是0.07个百分点,这一比例到2010年拉大到0.32个百分点。
总的来说,0.12%的学生获得了保送进入“985”、“211”高校的机会。而三类农家子弟中这一比例明显低于总体平均水平。其中,农户子弟中的比例最高,为0.057%。而农村子弟和农民子弟中这一比例分别为0.034%和0.038%。
从趋势上可以看出,随着各大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推广,通过保送方式进入“985”、“211”高校的比例出现下降,从2006年的0.128%下降到2010年的0.115%,减少了0.013个百分点。而三类农家子弟通过保送进入“985”、“211”高校的机会也在下降。从2006年到2010年,农户子弟中获得保送进入“985”、“211”高校机会的比例从0.134%减少到0.036%,而同期农村子弟和农民子弟也分别减少了0.070个百分点和0.101个百分点。三类农家子弟的减幅都大于总体平均水平。
四、农家子弟获得自主招生机会的情况如何?
研究发现:三类农家子弟获得自主招生的机会都低于平均水平,其中,农户子弟获得自主招生的机会较大。从时间趋势看,三类农家子弟的自主招生机会都有明显增长,但通过自主招生进入“好学校”的比例仍明显低于总体平均水平。
6%的受调查学生曾经申请过自主招生,最终占总体3.41%的学生获得了自主招生名额。而三类农家子弟获得自主招生的机会都低于平均水平。农户子弟中有2.78%的学生获得了自主招生机会,而农村子弟、农户子弟中这一比例分别为2.39%和1.76%。这表明三类农家子弟中,农户子弟获得自主招生的机会较大。
从时间趋势看,三类农家子弟的自主招生机会都有明显增长。2010年农户子弟获得自主招生机会的比例达到3.15%,已经接近总体平均水平。从2006年到2010年,农户子弟中获得自主招生机会的比例从1.27%增长到3.15%,增长了1.88个百分点。农村子弟和农民子弟虽然在自主招生机会上也有所增加,但仍然低于总体平均水平,并且增幅明显落后于农户子弟,从2006年到2010年,仅分别增加了1.33个百分点和0.9个百分点。三类农家子弟获得自主招生机会的差异也越来越大。2006年农民子弟与农户子弟自主招生机会的差距是0.30个百分点,这一比例到2010年拉大到1.28个百分点。
在学校层次上,总体来说,0.407%的学生获得了自主招生进入“985”、“211”高校的机会。而三类农家子弟的这一比例明显低于总体平均水平。其中,农户子弟中的比例最高。0.174%的农户子弟获得了自主招生进入“985”、“211”高校的机会,农村子弟和农民子弟中这一比例分别为0.146%和0.150%。
从时间趋势上可以看出,随着自主招生政策的推广,通过自主招生方式进入“985”、“211”高校的比例不断上升,从2006年的0.329%上升到2010年的0.425%,增加了0.096个百分点。但三类农家子弟通过自主招生进入“985”、“211”高校的机会落后于总体平均水平。从2006年到2010年,农户子弟中通过自主招生进入“985”、“211”高校机会的比例从0.208%减少到0.170%,同期农村子弟维持在0.15%,农民子弟从0.06%略微增加到0.07%。
五、农家子弟获得高考加分或降分录取待遇的情况如何?
研究发现:在加分和减分录取方面,三类农家子弟与总体差异不大。从趋势看,三类农家子弟的加分/减分录取机会都出现上升,但通过加分或降分录取进入“好学校”的比例却在缩小。三类农家子弟通过“少数民族”、“优秀学生干部”、“学科竞赛中获奖”等加分政策获得加分或减分录取的比例均接近甚至高于总体平均水平。
总体上,有11.56%的学生获得过加分或减分录取待遇。三类农家子弟与总体差异不大。其中,农民子弟的比例较高,达到11.06%;其次是农户子弟,为10.94%;农村子弟中有10.85%的人获得了加分或减分录取待遇。
从趋势看,三类农家子弟的加分/减分录取机会都出现上升。2010年农民子弟中有11.89%获得了加分或减分录取待遇,超过了总体平均水平。而农户子弟、农村子弟也分别从2006年的7.58%、7.17%上升到11.20%和11.53%,都非常接近于总体平均水平。
总体中有1.3%的学生通过加分或减分录取进入了“985”、“211”高校。农民子弟在三类农家子弟中最高,为1.03%。农村子弟和农户子弟分别为0.93%和0.92%。结合入学年份,我们发现,三类农家子弟的这一机会都在缩小。减幅最大的是农民子弟,从2006年的2.672%减少到2010年的0.722%,减少了1.950个百分点。而农村子弟与农户子弟也分别减少了1.803个百分点和1.494个百分点。
对获得加分或降分录取原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此前三类农家子弟获得加分或降分录取的比例较高,与我国的高考加分政策密切相关。其中有两大方面政策非常有利于农家子弟:第一,针对少数民族、贫困山区、三峡地区等特殊人群的加分政策;第二,针对思想政治表现突出(如见义勇为、劳动模范等),报考农、林、地、矿等艰苦或冷门专业、国防生、定向生的加分政策。分析表明,三类农家子弟通过“少数民族”、“优秀学生干部、优秀三好学生”、“学科竞赛中获奖,比如奥赛等”等加分政策获得加分或减分录取的比例均接近甚至高于总体平均水平,农民子弟在各项加分政策上的比例都是较高的。
随着自主招生政策的推进,农家子弟曾经享受到的这一照顾政策的作用受到冲击。在获得三项及以上加分政策的农民子弟中,加分政策比例较高的项目是“学科竞赛中获奖,比如奥赛等”、“优秀学生干部、优秀三好学生”、“思想政治表现突出(如见义勇为、劳动模范)”,均超过65%,而自主招生的比例为0。而在总体中,获得三项及以上加分政策的学生中,有2.1%的学生获得了自主招生的加分政策。由此可以认为,保送与自主招生政策的确影响到了农家子弟进入“985”、“211”高校的教育机会。而随着加分、减分政策影响力的削弱以及自主招生的扩大,这些原本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的加分政策的作用将越来越微弱。
综上,结合前文对保送与自主招生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农家子弟的教育机会的确有所增加,所占比例,保送、自主招生和加分或减分录取机会都有所增加。但另一方面,这些教育机会的增加主要集中在一般本科层次的高校上,在“985”、“211”高校方面,农家子弟的教育机会受到自主招生等政策的冲击,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比例下降。而在三类农家子弟中,农户子弟的情况越来越接近于总体平均水平,而农民子弟的教育机会特别值得关注。
六、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农家子弟的教育机会有何影响?
研究发现:相对总体而言,三类农家子弟父母的文化水平更集中在高中及以下水平。而家长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农家子弟进入“985”、“211”高校比例的提升有明显促进作用。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父母的教育程度合并为一个变量,选取的是父母两人中最高的受教育程度,我们称之为“家庭受教育水平”。对由此得到的数据分析发现,接受调查的所有大学生中,“家庭受教育水平”以“高中或相当”比例最大,为36.89%;其次是“初中”,为24.66%。相对总体而言,三类农家子弟的文化水平更加集中在高中及以下水平。总体中这一比例为64.94%,而农民子弟中这一比例高达84.81%,农村子弟与农户子弟中分别为79.39%和78.45%。农户子弟和农村子弟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水平的比例分别为5.32%、3.9%,都要明显高于农民子弟(2.97%)。
【关键词】 焦虑;抑郁;因素分析,统计学;学生;农村人口
【中图分类号】 R 749.7 R 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09-0785-03
抑郁、焦虑症状是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障碍,不仅会影响身心健康,还与吸烟、饮酒、伤害等健康危害行为密切相关[1-2]。农村学校寄宿生大都是由于父母外出打工或住家偏远不得不寄宿,这些孩子长期与父母分离,情感的缺失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为进一步了解安徽省农村寄宿学生的心理卫生状况,笔者于2007年12月到2008年5月对安徽省寄宿制学校学生样本人群的抑郁、焦虑症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安徽省长丰、绩溪、全椒、岳西4个县,每个抽样地区抽取农村寄宿制学校4~5所,每所学校分别从各年级(小学五年级~高中三年级)抽取1~3个班的所有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收回有效问卷3 834份。其中长丰县958人(25.0%),绩溪县1 008人(26.3%),全椒县1 019人(26.6%),岳西县849人(22.1%);在校住宿学生1 586名(41.4%),在亲朋家住宿学生233名(6.1%),租房住宿学生323名(8.4%),在家住宿学生1 692名(44.1%);寄宿生(在校和租房住宿合并)1 909人(49.8%),走读生(在亲朋家和在家住宿合并)1 925人(50.2%);小学生721名(五年级、六年级分别为377和344人),初中生1 898名(初一、初二、初三分别为680,813,405人),高中生1 215名(高一、高二、高三分别为451,424,340人);男生2 293名(59.8%),女生1 541名(40.2%)。平均年龄(15.15±2.07)岁。
1.2 调查变量 (1)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年级、性别、年龄、地区、父母文化程度、自评家庭经济状况、独生子女情况、自评性格倾向、住宿类型等。(2)抑郁和焦虑症状评定:应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3-4]和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4-5]进行评定。SAS和SDS均包含20个项目,其评定分为4级,按最近1周以来的实际情况评分,20个项目评分之和为粗分,粗分乘以1.25,四舍五入取整数即为标准分。本研究以标准分≥50分为界值,评估有无抑郁、焦虑症状。
在校住宿生是指来校上课和参加其他课外活动且在学校宿舍住宿的学生;住亲朋家住宿生指来校上课和参加其他课外活动且在亲戚或朋友家住宿的学生;租房住宿生指来校上课和参加其他课外活动自己租房住宿的学生;在家住宿生指来校上课和参加其他课外活动且回家住宿的学生。
1.3 调查方法及质量控制 在正式调查之前对调查员进行调查技术培训,统一方法。开展预调查完善调查表;所有调查表均印有指导语,调查时解释指导语并提醒学生和教师仔细阅读指导语后填写;以班级为单位,现场发放调查表,要求学生以匿名方式集中独立填写问卷,当场核验收回。
1.4 统计分析 资料以EpiData 3.0建库录入,经数据转换导入SPSS 10.0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不同住宿类型学生的抑郁、焦虑症状分布特征,用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对抑郁、焦虑症状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抑郁、焦虑症状检出情况 3 834名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49.5%,焦虑症状检出率为24.6%,抑郁和焦虑症状并存检出率为20.8%。抑郁和焦虑呈正相关(r=0.404,P<0.01)。
2.2 不同住宿类型学生抑郁、焦虑症状检出情况 表1显示,在校住宿、在亲朋家住宿、租房住宿和在家住宿学生的抑郁症状以及焦虑症状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在校住宿与租房住宿的学生抑郁、焦虑症状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抑郁=1.269,P=0.260;χ2焦虑=0.350,P=0.554),而在家住宿与在亲朋家住宿的学生抑郁、焦虑症状分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χ2抑郁=0.644,P=0.422;χ2焦虑=0.103,P=0.748),将在校住宿与租房住宿的学生合并为寄宿生,在亲朋家住宿与在家住宿合并为走读生。寄宿生和走读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52.7%和4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021,P=0.000);寄宿生和走读生的焦虑症状检出率分别为27.7%,21.5%,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χ2=19.573,P=0.000)。
4种住宿类型中,抑郁症状检出率男、女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校住宿学生中,焦虑症状检出率女生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47,P=0.021);其余3种住宿类型的学生,焦虑症状检出率男、女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无论在校住宿、在亲朋家住宿、租房住宿还是在家住宿,从小学五年级至高三年级学生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的检出率差异无明显的规律性。4种住宿类学生间抑郁症状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927,P<0.01);焦虑症状检出率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χ2=20.046,P<0.01)。
2.3 抑郁、焦虑症状的影响因素分析
2.3.1 抑郁、焦虑症状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χ2检验表明,寄宿情况、地区、年级、独生子女情况、父亲文化程度、自评家庭经济状况、体型、自评性格倾向8个因素间抑郁症状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寄宿情况、地区、性别、年级、独生子女情况、父亲文化程度、自评家庭经济状况、体型、自评性格倾向9个因素间焦虑症状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2 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见表2。
由表2可见,分别以抑郁症状(焦虑症状)(无症状赋值为0,有症状赋值为1)为因变量;以焦虑症状(抑郁症状)、地区(设置哑变量,“岳西县”为参照)、年级(设置哑变量,“高三”为参照)、性别(“男”为参照)、独生子女情况(“是独生子女”为参照)、父亲文化程度(设置哑变量,“大专及以上”为参照)、自评家庭经济状况(设置哑变量,“上等”为参照)、体型(设置哑变量,“很胖”为参照)、自评性格倾向(设置哑变量,“外向”为参照)、寄宿情况(走读生为参照)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Forward:LR法)。纳入标准α =0.05,剔除标准 α=0.10。
结果表明,寄宿生有抑郁、焦虑症状的危险均高于走读生;性格外向的学生发生抑郁症状的危险性较低;绩溪县和全椒县学生抑郁症状发生情况低于岳西县;家庭经济水平上等的学生比经济状况一般的学生更易出现抑郁;五年级到初二年级学生发生抑郁的危险性比高三年级更大。女生有焦虑症状的危险性高于男生;高三年级学生的焦虑症状检出率高于其他年级;绩溪县学生焦虑发生率低于岳西县;抑郁与焦虑密切相关。
3 讨论
以往运用Zung自评抑郁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Beck抑郁量表等自评抑郁量表进行的调查发现,我国青少年抑郁发生率为22.8%~44.0%[6-10]。国外青少年自我报告的发生率为8.6%~52.4%[11-14]。本次调查的寄宿制学校3 834名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49.5%,其中寄宿生的抑郁症状检出率为52.7%,高于安徽省中学生(22.8%)[7]和安徽省大学生(28.2%)[15]。学生总的焦虑检出率为24.6%,寄宿生的焦虑症状检出率为27.7%,高于安徽省中学生[16],低于丁树荣等[17]的调查结果。反映抑郁和焦虑情绪问题在农村寄宿制学校中普遍存在,寄宿生和走读生都有较多的心理问题,但是寄宿生比走读生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情绪,特别是抑郁。可能因为本次调查中66.1%的学生为留守儿童,且寄宿生有70%为留守儿童,其余还有部分为离家偏远而寄宿,这些孩子长期与父母分离,与家人联系及外界交流相对较少,生活环境相对封闭,情感的缺失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由于评定方法和人群种族的不同,青少年抑郁、焦虑症状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国内外研究的结果不一致。很多研究认为,抑郁症状的性别差别不明显[18-20],焦虑症状女生显著高于男生[9,15],本次调查结果与这一结论相同。可能与男女生的心理特征有关,女生情感细腻、敏感,具有较高的焦虑特质。岳西县寄宿生出现抑郁、焦虑症状的风险均高于全椒县和绩溪县,笔者分析是因为岳西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经济水平落后,且地处大别山脉,交通较闭塞,地形地貌在4个县中最为特殊,寄宿生生活条件较差,故该县寄宿生较易出现抑郁、焦虑情绪。
多因素结果显示,小学五年级到初二年级的学生发生抑郁的风险较高,而以高三年级为参照,其他年级出现焦虑情绪的风险均低于高三年级。考虑是因为小学五年级到初二年级这个时期的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期,青春发动期的身心变化本身是一种应激事件,可能导致个体的抑郁风险增高[21-22]。对农村寄宿制学校这一特殊群体,父母的日常教育关心都比较少,面临这一转变而无法适应、无处倾诉解决,很可能导致抑郁情绪的增加;而高三年级学生面临高考压力,焦虑情绪的产生在所难免,与苏虹等[9]报道一致。
综上所述,农村寄宿制学生的心理健康不是某一个因素的独立作用,而是多个因素的相互作用结果。只有正确认识其危险因素,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关心和帮助,方能促进农村寄宿制学生的身心发育。但本研究只是横断面调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确定抑郁、焦虑的影响因素。
(致谢:本课题得到安徽省学校体育卫生协会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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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中学生网络成瘾现状及网络成瘾相关因素,为实施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整体抽取某市3所城区中学1080名学生,采用网络成瘾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症状自评量表及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进行测试分析。 结果 中学生网络成瘾者占0.97%,网络成瘾倾向者占5.41%,成瘾倾向及成瘾者不同性别间差异无显著性(χ2=2.79,P>0.05);初中学生发生率为2.33%,高中为4.09%(χ2=5.17,P<0.05);单亲及其他家庭学生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双亲家庭(χ2=35.77,P<0.01);成瘾倾向及成瘾学生网络成瘾量表总分与症状自评量表及抑郁自评量表总分均成正相关(r=0.150,0.129,0.443,0.30,P<0.05)。 结论 中学生网络成瘾与多因素有关,而与其单双亲家庭及心理特征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关键词】 中学生;网络成瘾;SDS;SCL90
网络成瘾(Interner Addiction Disorder,IAD)是指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造成身心损害的一种现象。据CNNIC最新的第15次互联网统计报告,截至2004年12月底,我国内地网民达9400万。计算机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产生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也给现代人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其中网络成瘾就是最为明显的一类新的心理疾病。国内在各专业领域关于网络成瘾的研究与报道颇多,但有关网络成瘾的各相关因素的相关性检验报道尚少。据此作者对某市3所城区中学网络成瘾的现况进行了调查分析,进一步为中学生网络成瘾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样本选自2007年1月某市3所中学在校的初中和高中学生,共抽取1080名学生参加调查,被试年龄13 a~18 a,平均15.2 a。排除严重躯体疾病、重型精神疾病和药物成瘾者。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本研究为现况调查,采用随机整体抽样,以班(30名)为单位的团体测试方法。初中、高中各三个年级,每年级抽6个班,共抽出36个班作为被试。在学校教务处的协助下统一主试和指导语。测试前取得被试人知情同意,由主试介绍实施目的,宣布指导语,发卷开始作答,时间控制在1 h内且答卷当场收回。调查问卷中资料不完整或不真实的答卷(如全选相同答案、测题漏答、背景材料填写不完整)均判为无效问卷。由2名经过培训的精神科医生对被试者的心理特征进行评估。
1.2.2 调查工具
(1)网络成瘾量表(IAS)[1]:该量表由20个题目组成,每个题目有5个等级,得分在1~5分,每个题目的各等级分数相加得总分,总分代表网络成瘾的程度,总分越高表示网络成瘾倾向性越高。总分在20~49分为正常上网行为,50~79分为有问题的上网行为,即有网络成瘾倾向,总分80~100分为有严重问题的上网行为。(2)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 List90,SCL90)[2]。(3)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esion scale,SDS)[3]:有20个项目,正向评分题、负向评分题各10项。按症状出现频度评定,分四个等级:没有或很少时间,少部分时间,相当多时间,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正向评分题,依次评为1、2、3、4;反向评分题则评为4、3、2、1。自评后标准分>53分有抑郁症状,≤53分为正常,最终按《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确诊。(4)自行编制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年级、单双亲家庭等。
1.2.3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应用SPSS11.0统计软件处理,采用统计描述、单因素方差分析、卡方检验、t 检验及Pearson积差相关系数分析。
2 结果
2.1 网络成瘾情况
调查中应答率为95%,其中有3名未接触过网络。经核实后有效人数1026名。其中初中生512名,高中生514名;男521名,女505名;均衡性好。成瘾者(internet addictions,IAs)10名(0.97%),成瘾倾向者(possible iternet addicts, PAs)56名(5.41%),正常使用者(nonaddicts,NAs)960名(93.62%),3所中学之间的成瘾程度比较经卡方检验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各层次网络成瘾率的比较,见表1。表1 各层次网络成瘾率比较项目因子成瘾或倾向者(略)注:男女生间比较P>0.05,初中与高中间比较**P<0.01,双亲与单亲及其他家庭比较P<0.01。
表1显示,成瘾及成瘾倾向学生的发生率不同性别间差异无显著性(χ2=2.79,P>0.05);初中学生发生率为2.33%,高中为4.09%,两者比较有显著性差异(χ2=5.17,P<0.05);单亲及其他家庭学生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双亲家庭,差异有极显著性
(χ2=35.77,P<0.01)。
2.2 不同网络使用水平学生网络成瘾量表、SCL90、SDS评分比较,见表2。表2 不同网络使用水平学生各量表评分(略)
表2显示,不同网络使用水平学生网络成瘾量表、SCL90、SDS评分为网络正常使用者、成瘾倾向者、成瘾者依次逐渐增高,各组内进行多重比较差异均有极显著性(F值分别为894.05、235.71、73.58,P均<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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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男女生网络成瘾量表、SCL90、SDS评分比较,见表3。表3 不同性别各量表评分(略)
表3显示,SCL90、SDS评分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成瘾量表评分差异无显著性(P>0.05)。
2.4 不同网络使用水平学生网络成瘾量表总分与SCL90、SDS总分的相关性分析,见表4。表4 不同网络使用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略)
表4显示,网络正常使用学生网络成瘾总分与SDS总分高低无明显相关性,但与SCL90成正相关(相关系数r=0.134,P<0.05);成瘾倾向学生总分与SCL90及SDS总分均成正相关(r=0.150,0129,P<0.05);成瘾学生总分与SCL90及SDS总分均呈明显正相关(r=0.443,0.30,P<0.05)。
3 讨论
中学生网络成瘾与生物、心理、社会等多种因素有关,其中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认为某些心理特征及其障碍等与网络成瘾密切相关,其中病态心理素质是互联网成瘾症(IAD)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本研究显示,成瘾倾向学生占5.41%,成瘾学生占0.97%,正常使用学生占93.62%,成瘾倾向及成瘾率低于国外Lee[4]等应用Young网络成瘾诊断标准所做的类似研究,而与国内黄少南[5]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可能与国内外文化及经济等的差异性有关。成瘾及成瘾倾向率高中生高于初中生,可能与随着成长导致的心理特征的不同有关,也可能与学校的管理方式等多因素不同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单亲及其他不完整的家庭势必会影响心理健康,其中孤独、退缩、抑郁的心理特征可能是网络成瘾的危险因素之一。网络成瘾与心理特征及抑郁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表明网络成瘾者与SCL90及SDS总分成显著正相关,而且相关系数是正常使用者的3倍以上,提示SCL90的强迫、抑郁、焦虑和精神病性等因子分高可能是促成网络成瘾的可疑心理危险因素,也可能是网络成瘾导致的病态结果,但国内有关文献仅仅把SCL90的因子分高看作是网络成瘾的病态结果的观点是片面的。另外,女生SCL90及SDS总分均显著高于男生,这一结果与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一致[6]。本研究未发现网络成瘾及成瘾倾向者发生率在性别之间的差异,其他的报道如Brenner[7]、Kim[8]等应用类似的测量工具进行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网络应用率近年迅速增长,而男女成瘾及成瘾倾向者构成比却没有很大的变化,可能是网络服务的性质和提供的便利消除了男女上网的差异[9]。但Anderson[10]和Lee[4]等却曾得出男性更容易走向网络成瘾的结论,该方面结论有待于从游戏、聊天、购物、信息检索及邮件等方面分层研究网络成瘾者男女的差异。
总之,网络成瘾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对在校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和社交均产生重大的影响。国内吴芳[11]等诸多研究提示网络对学生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学生生活和学习带来很多便利,同时也对其心理健康状况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通过测量工具对网络成瘾的高危人群进行测查以早期发现网络成瘾倾向者,并结合其心理特征有针对性地实施干预措施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中由于样本的搜集和应用的不便利,以及网络成瘾者样本量太小,网络成瘾倾向和成瘾者的总体心理特征尚不能完全反映全部患者的心理特征,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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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睡眠;睡眠障碍;对比研究;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395.6 R 338.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9)11-1025-02
睡眠是人类和较高等动物生存所必需的重要过程,是生命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生理现象。睡眠能使疲劳的神经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精神和体力得到恢复;不仅具有维持个体生存的功能,还有促进生长发育,易化学习,形成记忆的功能。睡眠时垂体前叶生长激素分泌明显增高,有利于促进机体生长,并使白合成增加,有利于记忆的储存[1]。目前大多数学生普遍面临繁重的学业压力、激烈的就业竞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等,以至不能很好地安排作息时间,甚至导致严重的睡眠障碍。该调查旨在观察普通全日制高中学生及普通大学生睡眠质量的基本情况,为有效改善学生睡眠状况,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法,选取咸宁市鄂南高中和咸宁高中的高中生及咸宁学院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900份,收回问卷889份,收回有效问卷865份,有效率为96.0%。其中普通全日制高中生445人(高一学生154人,高二学生156人,高三学生135人),男生230人,女生215人;年龄最小13.7岁,最大19.5岁,平均16.7岁。大学生420人,包括大学本科生278人(男生156人,女生122人),大学专科学生142人(男生64人,女生78人);年龄最小16.5岁,最大24.1岁,平均21.8岁。
1.2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由固定的专业调查人员统一指导用语对被试者进行测试。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作为大、中学生睡眠情况调查工具[2]。PSQI由23个题目构成,可划分为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应用和对日间功能影响7个部分,每个部分按0,1,2,3分的4级评定,累计各项指标的得分为PSQI总分,
1.3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睡眠质量问题发生率采用χ2检验。PSQI各项指标得分和总体得分,以x±s表示,采用u检验。
2 结果
2.1 总体情况 由表1可见,中学生睡眠质量问题报告率(29.89%)高于大学生(18.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大学生中的本科生与专科生睡眠质量问题报告率分别为17.63%(49/278),20.42%(29/14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咸宁市不同学段学生PSQI各项指标得分比较 从表2可以看出,中学生PSQI总分高于大学生(P
2.3 咸宁市不同性别学生PSQI各项指标得分比较 由表3得知,睡眠质量问题存在性别差异。无论大学生还是中学生,女生的睡眠质量均比男生差,尤其以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障碍和日间功能影响等表现突出。
2.4 咸宁市不同年级学生PSQI各项指标得分比较 表4显示,从总体来看,高三年级中学生睡眠质量比高二年级差,高二学生睡眠质量比高一学生差(P值均
3 讨论
PSQI是Buysse等[2]1989年编制的睡眠质量自评量表。因简单易用,信度和效度高,与多导睡眠脑电图测试结果有较高的相关性,已成为国外精神科临床评定的常用量表[3]。刘贤臣等[4]曾对此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作过统计学研究,PSQI有较好的实证效度。PSQI除包含入睡、维持睡眠困难和早醒等一般失眠症状外,还包括睡眠效率、主观睡眠质量、日间功能影响以及与睡眠障碍有关的夜间呼吸不畅、疼痛不适、咳嗽等内容,因此能综合反映睡眠的质与量[5]。本组资料显示,大学生睡眠质量差的报告率为18.57%,与杨秀珍等[6]报道的(19.17%)基本一致,高于刘贤臣等[5]报道的结果(13.93%)。这可能与不同地区的影响有关。影响大学生睡眠的因素很多,学习问题、环境问题、人际关系问题、恋爱问题、就业问题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的睡眠质量。
结果还显示,中学生睡眠质量问题报告率高于大学生,并且高三学生睡眠质量问题的发生情况比高二学生严重,高二学生睡眠质量问题多于高一学生。可能与中学生年龄相对较小,面临高考的压力较大,学习负担较重,且随着年级的上升,压力随之增加,致使所承受的压力与年龄不相适应有关。从睡眠质量问题的各项指标来看,主观睡眠质量高一和高三学生都比高二学生要差,可能高一学生刚开始升入高中,投入紧张学习,需要一个适应过程,高三学生临近高考,所以心情越来越紧张,会影响睡眠;高三学生入睡时间比高一和高二学生都要长,日间功能影响比高一和高二学生都明显,可能均与高考临近有关。
另外,不论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女生睡眠质量存在问题的发生率比男生高,与倪杰等[7]报道一致,可能是女生更敏感、压力更大、睡眠更容易受环境影响所致。
睡眠质量问题是当代中学生、大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青少年的睡眠问题应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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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重中学生良好思想品德行为习惯的培养
在德育场中,中学生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各异,但一定行为习惯一旦被一些学生认同
就将通过模仿、从众、暗示等心理机制,使少数行为习惯受到抑制,另一种则蔚然成风。如当下在校园里,我们经常能听到学生胡侃,什么社会上的行话俗语,如行云流水,脱口而出;
脏话、臭话随口流露,这其中也不排除女生;长直发、染发、穿耳孔等也随处可见。因此,学生的品德行为习惯培养问题就应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行为形成习惯,习惯决定品质,品质决定命运”。要养成好的行为习惯,教育中,学校可通过动员报告、先进模范事迹宣传、竞赛活动、个别谈话等方式,使学生提高认识、端正态度,从而产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动机、欲望;生活中,优化环境,创设利于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所以还应该发挥教师在思想、学习、工作、生活中的表率作用,用模范的行为习惯影响、教育学生。
二、引导学生正确的自我教育,自我评定
本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不是宇宙间探索或别的,而是人类对自我的发现。中学生正处
于确立自我认识的关键时期,正确的自我认识是自我教育的起点和前提,但自我教育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学生的自我教育是一个由外部世界转向内部世界的过程。所以,首先应引导学生在道德规范中认识自我、教育自我,然后做出正确的自我评定。让学生在学习、对照、实施道德规范中谈体会、找差距、议危害、定措施,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追求。其次,鼓励学生在学习别人,尤其在学习榜样中认识自我,在做人上自尊、在求知上自学、在劳动上自律、在生活上自理、在健体上自强、在审美上自悟。最后,帮助学生在自评和他评中认识自我,教育自我,做出正确的自我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