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德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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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德育论文范文第1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中学德育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传统学校德育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中学生开展德育教育工作的实际效果没有达到教育的预期要求。因此，探析当前中学德育现实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而寻求提高中学德育实效性的有效对策已经成为摆在我国中学德育教育工作者面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2当前中学德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2.1德育内容脱离实际

在传统德育教育中往往被思想政治教育所代替，这使得当前中学德育教育的目标大都仅停留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宏观目标上。虽然思想政治课教材在不断更新，然而仍然注重于从民族和国家大义向中学生灌输“大道理”，忽视了当代中学生的思想实际需求，使得德育内容脱离于社会发展实际和学生身心发展实际，一味追求德育内容的原则化和理论化，已经没有办法很好地适应社会客观形势的实际要求[1]。而课堂上教师大都还是停留于“照本宣科”的传统说教上，使得中学德育教育形式化。因此，很多中学生在进行思想学习时只是进行机械地重复背诵教材内容以应付考试，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态度，导致学生知行分离。

2.2德育教育方式单一

任何一种教育活动的有效开展都离不开良好的教育方法，而德育教育方法不仅仅是实现中学德育科学化的重要基础条件，而且也是顺利完成德育教学任务和德育教育目标的职基本因素。学生到了中学学习阶段已经有了一定的自我认知能力，对社会已经具备客观的独立判断能力，然而传统中学德育教育方式仍然使用单一的封闭式的说教灌输教育方法，没有考虑到中学生的实际思想活动，没有充分发挥出他们的自我教育主体意识[2]。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在课堂上德育教师唱独角戏,而中学生只能被专断参与，没有积极参与到德育教育实践过程，没有调动其内在积极性，使得德育教育效果不够理想。

2.3德育评价方式单一

对中学生思想道德素养进行科学评定也是中学德育教育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德育评价有利于鼓励学生克服缺点、发扬优点，从而推动他们在学习中不断完善自我。然而，在现实中很多学校和教师将德育评价简单理解为评选“三好学生”，而在实际操作中更是简单地以“学习好”替代了“三好”。从2003年开始，各省市相继制定了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学校并没有正确认识到综合素质评价方案对中学德育的重要价值和作用，没有严格按照规范进行科学操作，使得评价实施方案成为一纸空文[3]。

3针对当前中学德育教育问题的有效对策

3.1必须重视提高德育教师综合素质

中学德育教师是开展中学德育工作的组织者，同时也是德育要求在现实中的示范者和实践者，他们的道德品质、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都会在无形之中对中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中学德育教师必须在日常生活和德育教学实践中表现出一种始终如一的思想道德素养，从而将自己内在的高尚道德品质表现在日常工作中，从而使得学生“听其言，信其道”。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中学德育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德育教师综合素质尤其是职业道德素养，并将它做为德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地位。要通过开展多种活动，激发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努力建设一支具有开拓进取精神、主人翁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中学德育教师队伍。

3.2必须重视丰富创新德育教育方式

传统中学德育教育方式仍然使用单一的封闭式的说教灌输教育方法，而没有考虑到中学生的实际思想活动，没有办法充分发挥出他们的自我教育主体意识。针对这一问题，中学德育教育工作者在实施德育的实践过程中，应该根据当代中学生的思想实际状况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如价值澄清法、道德认知发展法、自我教育法、理论教育法等，将德育教育主动融入到中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尽量将“受教育者”的色彩淡化，使中学生可以感受到学习德育的快乐，发挥出自身主体教育作用，从而有效提高中学德育教育的教育效果[4]。

3.3必须重视引导学生开展德育实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学校德育教育已经没有办法再局限于传统封闭式教育方式，开放式德育教育方式已经逐渐成为潮流。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重视引导学生走向社会开展德育实践，通过接触社会让他们可以正确认识社会，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学校应该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的社会德育资源资源，开辟适合中学生开展德育工作的校外德育基地,如劳动锻炼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实践基地、学习雷锋基地、传统教育基地、军事训练基地等。学校不仅要积极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前往企事业、农村、工厂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且要积极地开门办学，请企业的厂长、经理介绍市场经济的知识,请民警、交警同志进行法制教育、公民意识教育和交通安全教育等[5]。

3.4必须重视加强中学德育教材建设

中国德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闻 舆论引导 中国风范

奥运会是世界人民的盛会，在伦敦奥运会中，各种媒体的新闻舆论传播并没有因为忙于观看比赛而停止。自由的媒体，多元的舆论，使新闻传播成为现代社会最有力的工具之一。新闻舆论，为公众搭起了关注奥运、参与奥运的平台，在这里人们感受到中国体育文化与世界体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体现了中国体育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价值观上的变化。超越国界、超越人种，神话与现实，胜利与失败，媒体充分显示了中国新闻舆论的气度与风范。

一、奥运的中国体制

现代奥运发展已有100多年历史，中国历经60多年的努力，28年前再次走入奥运大家庭，从基础差、底子薄、人才弱，跃升至世界奖牌前列，成为竞技体育强国，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就在于凝心聚力，团结协作，共谋发展，对有限资源的有效使用，目标清晰坚定，努力持之以恒。举国体制使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上连创佳绩，它所创造的正能量，正激励我举国人民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体育振兴，是中国政治开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综合体现。举国体制在实现金牌突破上功不可没，世界上最好的训练条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教练，锻造着全国最优秀的运动员。在伦敦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在举国体制强大后盾的支持下，刻苦训练，奋勇拼搏，不断创造佳绩。如果完全靠社会赞助和个人努力，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在奥运会项目中，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几乎全部来自个人或者双人项目，没有一块金牌来自集体对抗的项目，这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要靠继续发展和科学发展才能得到解决。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点，择优乘势而上，才能快速地走上中国体育发展的快车道。

看电视直播比赛的人，都对中国的体育竞技给予了极高的期盼，快乐和自信的主流感受在比赛中展示，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充分凸显。举国体制使中国从默默无闻的东亚病夫，变成了举世瞩目的竞技体育强国；从曾经居后的惨淡排名，跃居世界大国前列。这给整个民族带来了强大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新闻舆论让受众看到奥运冠军获奖的场景，国旗高高升起，国歌在体育场馆唱响，冠军热泪盈眶，谁都会在此刻无比骄傲，这些受众得到的认知，就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是无可辩驳，没有争议的证据，中国人确实很强，还需用其他数据去说服人们相信中国的强大吗？于是新闻舆论的二次传播，用它的广度、深度和强度叙述了事实。社会需要强大的正能量，中国需要通过努力走向新的高度，民生问题逐步解决，举国体制逐步完善，全民体育逐步开展，这就是奥运新闻舆论引导的力量。也许会有很多负面的声音，但是奥运会进行的每一天，更多的人关注的仍然是奖牌总数。虽然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格局正处于动态变迁中，但是，在中国面临民族振兴的关键时期，它仍然是人们重要的精神支柱。

二、奥运的中国精神

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发表了著名的“奥运三问”： 中国何时能够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够派一支代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够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那一年，奥运会也是在英国伦敦举行。1932年，美国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刘长春作为四亿中国人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奥运会，由于旅途劳顿，在100米、200米预赛中位于小组第五、第六名，未能进入决赛，但他却迈出了一个民族走向奥运赛场的第一步。1984年，美国洛杉矶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353人出席了这次盛会，许海峰在男子手枪慢射比赛中获得金牌，实现了炎黄子孙在奥运会上金牌及奖牌“零的突破”。 此次，奥运会中国位列金牌榜第四，和52年前相比，中国人民以坚忍不拔的精神证明了自己的实力。2008年，中国举办了第二奥运会，体育代表团人数1099人，金牌总数位列世界第一。百年圆梦，中国人经过顽强、执著的努力，团结合作，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奥运梦想的实现。伦敦奥运会，中国军团，共获38金，创境外参赛最好成绩。有8个项目是历史上首次获得奥运会金牌，有17个项目是历史上首次获得奥运会奖牌。乒乓球运动员王皓连续三次进入奥运决赛，虽未夺冠却不言放弃；刘翔面折磨人的伤痛，勇敢走向赛场，迎接挑战；体操运动员陈一冰，用完美的表现，展示了中华民族超越的勇气；自行车运动员郭爽、宫金杰不仅展现了中国运动员的高超技术和水平，更展现了中国运动员的文明和风范。他们勇于拼搏，吃苦耐劳，团结互助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认同，这就是中国精神。

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中国选手王克楠和彭勃在男子双人三米板跳水比赛中因最后一跳失误，导致金牌旁落。当时一些国内媒体以相当严苛的措辞予以点评，更有报道称之为“不可饶恕的失误”。八年后的伦敦，同样是男子三米板，同样是最后一跳丢掉了快到手的金牌，秦凯受到的责难就小得多，媒体和网络上尽是鼓励的声音。在话语的变化中，可以见出中国民众价值共识的变化，对无论胜败者的敬仰，和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诠释。[2]这就是奥林匹克的中国精神。

中国精神让体育健儿超越自我，创造佳绩，提升了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受到各界新闻舆论的高度关注。无论是质疑、偏见还是误判、争议，我国运动员都表现出极大的坦然和宽容，“伦敦碗”四处飘扬的中国红，汉语“加油”成为助威主调的竞技场，成熟的大国形象，让世界为之倾倒。

中国德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态德育思想；“天人合一”；义利观；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8-0109-04

作者简介：李华伟（1977-），男，山东聊城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生管理理论。

从语义学上看，“生态德育”是20世纪末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意义上的市场化和生活意义上的现代化对教育方式构成冲击后所出现的全新概念；从词源学上看，“生态德育”概念的产生一则源于“生态学”和“德育学”单一学科研究的现实困境和无奈，二则肇始于学科交叉研究的创造性和新颖性。在国内，最早提出“生态德育”这一概念的是刘惊铎和王磊。两位学者在1998年第5期《教育评论》上共同发表了《生态德育及其跨世纪意义》的论文，指出，“生态德育”是教育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的生态观点出发，引导受教育者为了人类的潜在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更好地享用自然和享受生活的教育。由于生态德育在价值链上强调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意识和保护意识，并且在目的论上强调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意识地控制人对自然的盲目作用，故而该理念提出之后，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很快传播开来。随后不久，吴鼎福在《教育生态学》中对“生态德育”概念进行了重新解释，指出“生态德育”既是一种新的德育观，又是整合传统德育之后的一种崭新教育范式。“它试图把长久以来无法解释，甚至无法确认的人类与自身、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一系列棘手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和处理。其目的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培养一种具有更高品性的新人。”很明显，吴鼎福的定义充其量是对生态德育概念的深度诠释，而不是系统定义。随后朱小曼等学者均对“生态德育”概念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界定。

纵观学术界对“生态德育”概念的界定，我们发现，尽管学者们看到了源于生物学上的生态概念可以被移植到德育领域，但对于这两个概念的链合问题以及有机契合现象却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致使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多限于概念的游戏和文字的堆积。本研究认为，生态学和德育学的交叉研究从本质上看源于两个学科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近年来相继出现在媒体上的20多篇研究生态德育思想的论文以及5部相关领域的著作，还有不下10余种有关“生态德育”的定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突出进展，但由于基础概念界定的模糊使得这些研究大多比较肤浅，相关的问题没有被继续推向深入。事实上，生态德育是研究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发展以及人自身的素质全面提高的一种道德教育模式。这种模式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时下教育主体之间（主体间性）、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实践锻炼体系）、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而提出来的。生态德育学研究的主题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内生态链合现象，强调的主旨是教育活动的关联性、教育参与者的相互关怀性、教育方式的有机性、教育效果的时代性。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道德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解决德育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界定了基本概念之后，本课题对有关生态德育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提出：要想使生态德育学的学科发展继续推向深入，必须加大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德育思想的研究。这一研究不仅可以推动德育变迁路径的多样化，而且可以深化学术界对生态德育史领域的后续探索，其意义重大。

一、天人观所体现的自然导向的生态德育思想

从哲学上来看，“天人”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是西方近代一直追问的世界“客观实在性”悖论的中国式表达。如果说，中西方自古至今都在探索世界的本质存在问题，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思想则具有了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内涵。中国古代讲究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指出“究天人之际”，方能“纳古今之事”。除却以“天道附会人事”的迷信因素不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生态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如果说“天人合一”思想是在教诲人们要“大道归于自然”方能保全身体和精神健康的话，那么春秋郑国子产所哀叹的“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的论调就多少带有了教育悲观主义的痕迹。依此而论，天人观所体现的正是“以自然为师”的生态教育思想，这种思想用在道德领域就是“以教化为核心”的德育理念。

根据上文的假设，“生态德育”是一种关联性活动，这种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借助于继承性的理念才能完成相互教育的目的。在文化传承的显性领域中，儒家的生态德育思想最具典型性。在儒家看来，“上天有好生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和宇宙万物都是自然孕育化生的结果，“天、地、君、亲、师”，“仁者”之所以无敌，实乃“泛爱众”伦理学说的必然结果。生态教育理念实际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一是人类以各种行为影响着自然界的存在状态。但这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充其量只是改变了自然界的暂时存在方式，并没有把大自然彻底征服。“征服”哲学只是人类在自然界面前怯懦的主观心理反应，不具备实然的哲学意义；二是大自然的逻辑在客观上指引着人类所有行为的价值取向。“会用则存，节用则生”，人类节约的理念与其说是为生计所迫而必然形成的民族传统美德，倒不如说是自然之道在指引人类生活类行为的必然结果。《正蒙・至当》有云：“大人者，有容物，无去物，有爱物，无殉物，天之道然。天以直养万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尽道矣。”此话是说，人类在利用大自然的时候，要遵循自然界的生长发育原理，对万物要加以保护性的、节约性的、合理性的利用，不能竭泽而渔，毁坏子孙的基业。

在儒道法各家关于生态道德教育的思想中，除去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思想的糟粕成分，诸多“以天合人”的思想（炼丹术）不仅具有科学萌芽的价值，而且也多少解决了人类对自然的迷茫和恐慌问题（天文学）。应该说，中国古代以自然导向的天人观为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材料。只要合理使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思想就一定能为新时期德育建设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二、义利观所体现的人品识别和利益分配的生态德育思想

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攘攘熙熙，皆为利来，人是无往而不利的。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不断为了利益而东奔西走，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理解为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政治学家把这种现象理解为基于权力关系的利益争夺，社会学家把这种现象理解为社会变迁的机会成本。那么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这种现象应如何解释呢？事实上，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只是人的类本质在生存意义上的必然体现，也就是竞争造成了上述现象的必然显现。但长期以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逻辑使先发和后发市场经济国家产生了诸多灾难性的变异后果，细究起来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达尔文法则不无关系。

既然狼奔豕突的物欲世界不能约束人的理性，那么什么样的规矩能够使人变得有所收敛呢？法学家们指出，“乱世用重刑”，当今之世，只有完善的法治才是矫治中国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可当金融危机一波一波地冲击着人们的心志和理性的时候，“法治万能主义”的神话被一次又一次打破了。在被“紧箍咒”式的法理哲学束缚了较长时间之后，人们开始回归到了德性软力量的研究。于是“以德治国”的理念便顺理成章地打入了受众的视野。但传统的德育理念过分注重各种硬性的制度和规范，又使得受教育者的思想承受度和受教效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基于当前道德教育领域教育投入虚置、教育资源浪费、教育过程庸俗、教育主题单一、教育主体失态、教育效用弱化等突出的问题，本研究提出了“生态德育”的全新理念，指出生态德育是综合性的思想道德教育模式，它强调的是一个社会德性的循环和共生，它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军事等诸领域规约到一个相互利用、相互支持、相互关心的内生态系统中，让这些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遵循生物自组织的自我调节机制而自发的进行链合和融合，最后使任何一个受教育者都在生态理念的教诲下，得以德性自生和价值重生。

在所有生态德育的理念中，对“义利观”的认识当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处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人们可以暂时摆脱尘世的烦恼和声色犬马的滋扰，但却无法摆脱经济条件的制约和市场规则的束缚。如何认识“义”和“利”的辩证关系呢？在这方面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哲学观更具现实意义。正如中国传统文化所认为的“须就近有道之士，早谢却无情人家。贫莫愁来富莫夸，那见贫长富久家”。此言是说，在纷纷扰扰的物欲世界里，怎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质量来识别人品呢？那就是要以传统的儒家义利观为基本的识别标准。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急功近利的小人，对于那些只顾蝇头小利而出卖朋友的人要尽量避而远之。这一标准不仅是商家生意上必须遵循的最为简洁明了的基础法则，而且也是学术界必须牢记的一条最为灵验的识人逻辑。除此之外，单靠一个人的言语是很难识别其内在本质的好坏的。如果靠上述标准还不能看破人品的优劣，不妨再使用“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行为逻辑。这一规则强调的是人的品质的外在表现，一般来讲心胸狭窄的人、心地不纯的人、心怀鬼胎的人、心眼偏执的人、心地不诚实的人都会外在于不大方、不爽快、不痛快、不洒脱等必然的行为或动作。

除了人品识别要遵循一定的生态德育理念以外，在现实的社会中，还必须本着相互帮助、共存共荣的逻辑进行一切行为和活动。在这方面，墨家的“交相利，兼相爱”的思想对我们不无裨益。墨家的义利哲学强调的是互利共赢和互利互惠，这实际上已经蕴含着现代宏观经济学所指出的利益公平分配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一直遵循着“初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的资源配置逻辑，而忽视了人在两次分配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这也就使得人与资源的生态融合被强制性割裂。事实上，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甚或是三次分配、四次分配都要讲求分配的公平问题，“利益均沾”只是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非常规手法，但利益分配公平却关系到政治的合法性认同和社会的长久稳定，其意义不可小视。所以，墨家一直以来都把“兼相爱”放到“交相利”的前提阶段，原因就在于只有以“爱”（良善即道德指引）的理念作为指引，才能使利益得以公平实现；否则交易主体的生态联结将会迅速断裂，交易无法实现，利润无法产生，自然市场的逻辑就形同虚设了。联系当今德育领域的突出问题，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于利益分配的生态德育思想不失为一种极好的借鉴。应该说，义利之辩之所以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原因就在于“义”和“利”的权衡关系着人的德行好坏问题，关系着人与人之间道德的和谐和互助问题，关系着分配领域的公正性导向问题。这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高度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和同观所体现的知人善任的生态德育思想

与上面判断人品好坏的“义利”规则相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同观”则是与识别人品紧密相连的一个“知人善任”的宏观标准问题。在这一领域，孔子的哲学可以给我们指引。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君子虽然表面上和你有意见分歧，但背后他不会和你有根本的路线分歧；小人虽然表面上同意你的看法，但背地里他会违背你的意志去做影响大局的事。“和同”只是一个意见上的分歧问题，按照现代民主制的运作逻辑，意见分歧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没有必要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毕竟人是千差万别的。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由于缺失现代民主制度的投票机制和平等意识，使得君主识别人的品性变得十分困难。不能正确甄别自己的属僚，就不会把合适的人才提拔到适合的岗位上来。所以历朝历代的君王将相们都会把孔子的“和同论”搬出来加以变通使用，并以此来选择合适的接班人。除却孔子和同思想的糟粕成分，我们发现在现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循古老时代孔子的“君子小人论”就不会在人才任用问题上犯大的错误，而如果仅仅依靠考试分数或外在的东西，就有可能把各种腐败分子遴选到重要的岗位上来，其危害是可想而知的。

和同观不仅为政府人才的选拔提供了一种参考，而且也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借鉴。比如在任用学生干部问题上，如果单纯依靠对学生表面语言和行为的考量，往往不能选拔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而且还会给学生管理工作造成诸多障碍。相反，通过某些问题的讨论甚或争论，密切观察学生的潜意识行为和语言表现，就可以及时发现学生深层次的心理偏好和价值导向，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发现和任用合适的学生干部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应该说，对于今天的学生思想教育来说，重视学生的表面要求一定要与挖掘学生的内在诉求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明白受教育者的真实动机和想法。

四、荣辱观所体现的知耻奋进的生态德育思想

从心理哲学的角度讲，“荣”和“辱”都是人作为类本质的心源性条件反射。当人们遇到高兴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光荣；当人们遇到沮丧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耻辱。这种条件反射实际上是人的本能性直觉。也就是说，荣辱感是人的精神性因素在内生态角度的相互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富含荣辱思想。儒家认为，“知荣能够自强，知耻方能奋进也”。孟子则从荣辱感的人性角度探索这种心理反应的意义。孟子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不可以，之耻，矣”，把知耻作为善恶的标志。作为我国生态教育学的代表之作，《管子》的生态德育思想也是极为丰富的。《管子》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灭亡”。也就是说，学礼仪、知廉耻是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让他的民众知荣辱，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人们在良心深处失却了根本的依靠和精神寄托，所剩下的就只有行尸走肉了。针对春秋时期战乱丛生的实际情况，《管子》还谆谆教导人们：“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则知荣辱。”即要想结束春秋时期战乱纷飞的局面，各诸侯国的君主们应该以和为贵、互相谅解、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发展互惠贸易，不要兵戈相见、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要体恤百姓的苦楚。只有安民惠民，才能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国家稳定了，才能发展生产，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才能逐步提高；老百姓的仓库里装满了粮食、百姓衣食无忧的时候，社会才能形成追求礼仪、尚荣驱辱的大好民生局面。由此看来，《管子》所提倡的荣辱观是一种追求社会内生态和谐共生的生态德育观。在这一点上，《管子》生态德育思想的政治价值取向与孔子的“仁者爱人，行之有耻”的政治目标不谋而合。总之，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荣辱思想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要借鉴。

事实上，“荣”和“辱”是一对孪生姐妹，只有经得起“耻辱”，才能“反思而激流猛进”；只有低调处理好“荣耀”，才能以荣为契机奋发图强。那种不经历知耻阶段而纯粹享受荣誉的思想是极其庸俗的和错误的。正如《礼记・中庸》所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荣誉必须首先在“隐”和“微”处下功夫，既不要在暗地里做不道德的事，也不要在细小事情上违背道德，要敢于“慎独”，即在“程门立雪”的境界中享受“隐忍”的壮美。要学习越王勾践的知耻精神，在艰难的环境里积蓄力量，以寻找机会东山再起。“荣”和“辱”的客观生态关系，使得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把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有时为了获得荣誉还应该给自己人为寻找一些压力，让自己在“知耻”的境界中为新的光荣积累动力；有时因为各种原因暂时获得了一定的荣誉也不要沾沾自喜，应该回味成绩的来之不易，要继续坚持以“耻”为动力的思想，为了新的荣耀而卧薪尝胆。这就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德育”理念。坚持生态德育的链合思想，就能做活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启蒙，使受教育者不至于走向生态链的极端，而遗憾终生。

五、身令观所体现的为人处世的生态德育思想

“身令观”反映的是身教与言教的辩证关系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身教示范，指出道德教育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以身垂范。这一方法强调教育者要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来示范性地影响、教导受教育者，从而给受教育者以启迪作用。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有教育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受教育者才会以此效仿，并以身垂范。相反，如果教育者要求受教育者做到的规范自己都没有做到，那么受教育者就会反其道而行之。对于掌权者来说，只有以身作则带头搞好道德修养，才能使百姓的思想和言行符合社会道德规范，才能安民治国。“身令观”反映的是身教与言教的内生态关系，这一思想对于新时期搞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身令观”所体现的身教和言教的关系反映到为人处世的微观领域，就是要做到“己”和“人”之间的辩证统一。正如孔子所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只有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很好地理解个体之间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才能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遵循利己利他的生态法则；否则就很容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把自己的示范作用转化到负面的方向中去。至于如何做到社会个体之间的生态和睦，孔子强调要注重自己的德行修养，孔子指出：“克己复礼，天归仁焉。为仁由己，而有人乎哉！”即只有克制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充分体谅他人的想法和社会需要，才能成为知书达理的人；修心养性的关键是自己，自己德行的养成要靠自己的艰苦修炼，不能靠别人的督促和劝说。这种注重自身修养锻炼的哲学，实际上已经预设了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别人宽恕善解的类生态规则。当然，注重自身的修养，并不是说自己独处的时候可以为所欲为，而是说心里要时刻想着别人的需要和看法。对政治家来说，就是时时关心民众、事事想着民众，急民众所急，想民众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己”说恰恰是“身令观”所延伸出来的为人处世的基本生态哲学。这种突出人己关系、强调以身作则的教育学说对于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参考价值。

六、上下观所体现的因材施教的生态德育思想

除去“上下观”所映射的等级观念不说，中国古代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的因材施教思想时至今日仍不乏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因材施教的理念肇始于人生存环境的变化，正如墨子所言：“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人者变，其色则变。”也就是说，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亲缘关系、所受教育、思想品德都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只有随着环境的变化来认识人、来教育人，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正确实施个性化的道德教育。事实上，孔子在《论语》中所提出的“上下观”旨在说明：从循序渐进、教不躐等、因材施教等教学原则来看，具有中等资质或道德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较高的学问或道理；而具有中等资质或道德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较高的学问或道理。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孔子强调“中人论”并不是说人是预先可以划分成三六九等的，除却孔子“中人论”中的历史制约成分，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上下观”所体现的正是因材施教的生态德育理念，这种生态关系是内生态思想在德育领域的突出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老子也曾经研究过人的悟性差异对人接受学问深浅的影响，并适时提出了道家的“上下观”。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曰不笑不足以为道。”从表面上看，老子是在向他的弟子解释什么是“道”，但细心纠察我们发现，老子在这里主要是强调人的差异性以及这种智力差异对人接受教育方式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老子分明是在教诲世人：如果没有悟性，即使通过巨大的外力作用，逼着做、哄着做、催着做，效果也不会太好；而只有因势利导，采取与受教育者密切沟通的生态教育原理，才能打通受教者和教育者之间的交流鸿沟，才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正所谓“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虽然老子的“上下观”具有预先设定好等级成分的嫌疑，但老子所指出的根据人的自身智慧素质和身体素质进行分类教育的生态德育学原则，时至今日仍不乏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惊铎.生态德育是一种崭新的德育观[J].新华文摘，1999，（1）.

[2]吴鼎福，诸文蔚.教育生态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中国德育论文范文第4篇

语文课堂的思想品德教育要适时、自然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自然也是如此，不能单为“爱国”而“爱国”。把语文课当成政治课，是违背语文课的教学规律的，这就要求我们合理利用文本，挖掘教材中的教育因素。能够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文本，多是文质兼美的，其思想的丰富性、语言的优美性、人物形象的生动性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因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例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者首先为我们刻画了一位年事已高、生活贫困、悲苦而无助的老人形象，狂风吹掉了屋顶的茅草，拄杖的老人拼命地追，他气喘吁吁，体力不支，顽皮的孩子抱着茅草跑了，老人用力的喊，直到口干舌燥，还是没能喊回顽童。老人无奈的回家了，半夜里，雨漏进了破茅屋，老人面对爱子，面对冰冷的破被子，痛苦而无助，此时此刻，主人公很自然地会发出呐喊，而他的呐喊实在出人意料：“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原来，身处漏雨茅屋的主人想到的竟然不是自己，而是和自己处境相似的“寒士”。文章最后，作者又用“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作为对自己理想的补充，令人感动。文本分析过程中，学生自然会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我们甚至不用明确要求学生学习主人公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就会如春雨，如甘露，点点滴滴，沁入学生心田，成为其高尚思想中最活跃的一部分。

二、品析、感悟语言

语文教学说到底离不开对语言文字的品析和感悟，而品析、感悟语言的过程，也就是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过程。语文教师要设法让文字所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化为学生的内心体验，从而达到思想境界的有效提升。例如鲁迅的《藤野先生》，作者在文章开头就描写了清国留学生的种种丑态，他们沉迷于玩乐，终日无所事事；他们服饰怪异，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作者是这样描写的：“……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作者巧用比喻描写清国留学生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形态，又用反语“标致”表现作者的反感与嘲讽，并用动词“扭”表现清国留学生的扭捏之态。作者仅用寥寥数语便勾画了清国留学生附庸风雅、不学无术的丑态，表现了作者的失望与厌恶之情，因此作者离开东京前往仙台寻求真知。在仙台，一次看电影时日本学生狂呼“万岁”，而电影内容是枪毙中国人，这深深刺痛了鲁迅的心：“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至此，教师可以问学生“刺耳”的原因。很明显，日本学生的欢呼，伤害了鲁迅的民族自尊心，以致影响了他的职业选择。鲁迅赴日留学，本为学医，这次看电影之后，他弃医从文，改走文学救国的道路。

三、抓住教育契机

中国德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古典文化；古典舞；形态特征；价值取向

中国的古典文化博大精深，审美文脉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的古典舞蹈(或戏曲)作为本土艺术的历史积淀，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传统。它所体现出的如“欲左先右”“欲进先退”“逢开必合”的律动方式和中国古典文化中“欲扬先抑”“外敛内蕴”“正意反写”的表达手法一脉相承，成为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艺术呈现的一种特有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其丰富的内蕴和意境的深远，以“花未全开月未圆”的境界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古代行文讲“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可以说，首首诗歌都“无笔不曲”,篇篇文章都寓意深藏。中国画中的大小写意，泼墨，山水画之间则透出“意在笔先，画尽意在”动态的质感和韵律；而中国园林艺术中形与神、景与情、意与境、虚与实、动与静、以小见大，曲迳通幽的内涵和比较，都处处显示出中国古典文化在意境上，对精p气p神的重视和运用。

中国古典舞也有动作“一切从反面做起”之说，它的运行规律是“反律”，并且在“起承转合”的动作语汇上，同样强调了“形未动p神先领，形已止p神不止”的历练和追求，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传统密不可分p血脉相连。所以，我认为对中国古典舞的探索，不应脱离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而孤立地进行。

对中国古典舞的热议由来已久，关于究竟什么是古典舞，或者古典舞是什么？的话题至今屡见不止。其焦点在于对“古典”概念的阐释p“古典形态”的特征p学科建设等等。一些学者甚至用了《五十年不辍―关于中国古典舞的争论》《中国古典舞有无“真身”》《中国古典舞发生之序曲》《中国古典舞的美学重建》《中国古典舞穷途末路了吗》《中国古典舞的新实验》这样一些“夺人眼球”的醒目标题加入讨论，借以引起人们对中国古典舞的关注和研究。这些讨论从最初“古典舞”这一笼统p模糊的概念开始，到如今较为清晰的“戏曲古典舞”“汉唐古典舞”“敦煌古典舞”三足鼎立的价值判断，反映出了古典舞的研究不断深入的现状，也随之重新引发了新一轮的探索与思考。尤其是站在历史高度如何看待它的艺术价值和学科发展，成为了当下新的话题，它的探索也由此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多元态势。

汉唐舞蹈学家孙颖认为：“艺术体系首先是文化体系，古典艺术必然来自古代。不是排斥p丢弃戏曲舞蹈，而是返还于古展的流程”。追根溯源，戏曲（京剧p昆曲）是中国古典舞的本源，它来自古代的乐舞，而古代的乐舞又源自远古的巫术。如古代周代的“礼乐”舞蹈和汉魏间的“女乐”舞蹈，以及唐代的“燕乐”舞蹈都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承传和和发展的结果，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舞蹈发展的最高水平。它们不仅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也有着鲜明承传的“历时性”特征，所以中国古典舞常常也被人称为“古老的经典舞蹈”。

从历时态看，中国传统舞蹈中的雅乐（宫廷）与俗乐（民间歌舞）都是中国文化宝贵的历史遗存，也是中国传统舞蹈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古代西周“正乐悬序舞佾”的“制礼作乐”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正统乐舞文化的基石，到东周“桑间濮上之音”兴起p导致的“礼崩乐坏”的最终结果，恰恰说明了乐舞在当时具有其文化的先进性和广泛性，并对中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代是“俗乐”较为流行的时代，民间的“百戏”中虽然具有“贫民化”和“贵族化”的双重倾向，但是，宫廷“女乐”舞蹈的水平之高p形态之美是周代所不能比拟的。它由于宫廷权贵的痴迷和好恶，直接引发了乐舞的盛行和传播，成为了中国古典舞蹈（或传统舞蹈）最初的文化标识。

古代的舞蹈有着文舞和武舞之分，比如，这一时期出现的《袖舞》《建鼓舞》《盘鼓舞》和《剑舞》等类型舞蹈。由于舞具的文化限制，使表演者必须具备高超的舞技，表演者也逐渐由专业的舞蹈艺人所承担。其中，不乏像汉高祖刘邦的宠姬p善为“翘袖折腰之舞”的戚夫人；西汉成帝的皇后p能做“掌上之舞”的赵飞燕等地位较高的宫廷舞人。汉代的“女乐”舞蹈由此从自娱性向表演性转变，初显了中国传统舞蹈的神韵和魅力。

中国古代丰富的“舞诗”，成为了我们今天解读唐代舞蹈的媒介。白居易在观看《霓裳舞》之后就曾动情地写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霓裳舞》也称《霓裳羽衣舞》，是唐代表演性舞蹈的巅峰之作，代表了唐代舞蹈的最高成就。据说它的表演者就是被誉为中国古典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这个舞蹈优美且富有浪漫色彩，为我们塑造了一位轻盈飘逸p婀娜多姿的仙女形象。白诗描绘她：“案前舞者颜如玉，不着人间俗衣裳，虹裳霞W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 “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裙时云欲生”。可见舞蹈之美，意蕴传神。

大唐的贞观之治p盛世和谐的现实社会，将舞蹈艺术推向了极致，成为了整个中国古代舞蹈发展的“白银时代”。这时，舞蹈在人们的社会生活里p似乎没有了“阳春白雪”或“下里巴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雷池，而是变成了雅俗共赏的一种气象和时尚。白居易赞美《胡旋舞》时感慨说：“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别不禁”。《胡旋舞》是唐代“健舞”中的典范。元稹的《胡旋女》生动地记录了舞蹈演出时的情景：舞者，“心应弦，手应鼓”（它的伴奏乐器是鼓），动作“奔车轮缓旋风迟，四座安能分背面”，舞蹈引人入胜，让人眼花缭乱。唐代的“软舞”是表演性舞蹈中艺术性较强的样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柘枝舞》《绿腰》《春莺啭》等等，这些舞蹈除了保持了传统舞蹈的风格外，也开始有了较有个性化的新创之作。

中国古典舞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另外一种存活形式和表现方式。比如，作为中国戏曲文化限制下的“水袖”，以及民族民间舞蹈中舞具“长袖”“红绸”“扇子”“手绢”的运用等等，不仅表意作用得到了延长和具有了空间感，也让我们看到了鲜明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印记，而且在表述方式上所呈现出的外柔内刚p顿挫有致p曲折委婉，如行云流水般的美感，让人充分领略到了一种千变万化，扑朔迷离p瞬间万变的意象，这就是中国古典舞的魅力所在和它独具的审美价值。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典舞的精华保存在民清戏曲舞蹈中，戏曲舞蹈就是古典舞的基础；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典舞不只是戏曲舞蹈的程式化表现，它必须从中国古代的文学p绘画p音乐p杂技等文化的横向联系上，去开掘其更为丰富p深厚的底蕴”。[1]武术和戏曲是中国古典舞的遗传基因和母体，戏曲中除了“唱”与“念”外，其中的“坐p打”就是以后古典舞蹈形成的衍生物（如舞蹈毯子功p戏曲称把子），它大量保留着戏曲的原属性，这也是古典舞常常被称作“戏曲舞蹈”的原因。它内含了中国古典舞的时代性和鲜明的地域性，有着中国民族传统舞蹈文化唯一性的特质，体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实际精神指向。

当代古典舞无疑是对古代舞蹈的复活，它的动作原理和美学原则是“古为今用“不断延续和承传而来的。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舞剧《丝路花雨》中我们可以一瞥到唐代的《柘枝舞》《白舞》《剑器舞》《踏歌》的汉唐舞风；舞剧《敦煌彩塑》中出现的“飞天”的优美形象，以及“反弹琵琶”高超舞技所呈现的“塌腰翘臀”的S型（三道弯）体态，充满着神韵的魅力和美学内涵；孙颖创作的《踏歌》保留了古代歌舞乐的传统形式，舞步委婉转回p曲径通幽的古典意蕴，都可以找到中国传统舞蹈的形式美感和审美情趣，只是它更加关注了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罢了。

中国古典舞的建构，实际上是适应了当代舞蹈文化发展的需求。它的出现反映了建国之初“百废待兴”背景下民族舞蹈意识的觉醒和自觉。从现在的角度看，它早已突破了原有构建者的初衷，辐射到了学科之外的古典舞的表演与创作领域，逐步沿革为了一种带有中国戏曲文化印痕，以及特有的民族舞蹈语言的表述方式。

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2]意思是：别人能看见你招手p不是你的手臂加长了，而是因为你“登高”的缘故；别人能听到你的呼喊p不是你的声音提高了，而是因为“顺风”的缘故。在这看似平淡和浅显的说理中，它告诉了你一个令人折服的道理，带给了我们哲学思辨的智慧和力量。荀子作为我国古代儒家学派的追随者，深知“意随境迁”和“人为”的奥秘，它朴素的辩证唯物史观带给我们的启迪，彰显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底蕴所在。中国古典舞的创立和发展，也正是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高度上p呼唤了一个民族舞蹈复兴的到来。

参考文献；

[1]吴晓邦.《舞论续集》“第33页

[2]《道德经》七十章第53页

[3]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