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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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分析范文第1篇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整体形势好于预期。从发展趋势判断，二季度，我国经济出现“过热”和“偏冷”的可能性均比较小，经济运行在比较正常的绿灯区，但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加大。通货膨胀是当前经济稳定运行的最大威胁，抑制通货膨胀成为当前宏观调控最紧迫的任务。在国内外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今后几个季度宏观调控政策要保持稳定性，重点做好现有政策的落实，暂时不宜出台进一步紧缩政策;为防止可能出现的经济过快下滑，应着手准备应对预案;政策的紧缩与扩张都要坚持“有保有压”，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今年一季度，面对国内遭遇历史上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国际次贷危机不断蔓延和加深的严峻复杂形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了较快发展的势头，经济增长偏快的状况有所缓解，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整体经济形势好于预期。但也存在物价上涨过快、外需明显减缓以及“热钱”加快流入等需要高度关注的新问题，给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
当前宏观经济走势预测
根据当前形势和趋势判断，随着雪灾对电力供应、交通运输等短期影响的消除，二季度工业生产出现反弹；同时，投资和消费的强劲增长将抵消出口减速的不利影响。总体判断，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长可能会小幅反弹;同时由于国际价格上涨幅度较大、新涨价因素增多，通胀压力不降反增。
（一）新涨价因素增多，通货膨胀压力不降反增
今年二季度，促使物价上涨的因素比一季度有增无减：一是国际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石油价格高位震荡，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增加。据商务部监测，一季度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扬，涨幅达14.6%，尤其是粮食价格上涨更为迅速。在前几年上涨的基础上，今年粮食价格继续攀升，目前大米已突破每吨1000美元大关，年涨幅超过3倍。由粮食涨价引起的全球性恐慌正在迅速蔓延，包括越南、印度、埃及等在内的许多粮食出口国开始限制或者停止粮食出口，发达国家已将粮食作为类似石油的战略物资。国际粮食供求矛盾突出，将使粮价上涨的压力继续加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警告说，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将产生“可怕”后果，包括数十万人被饿死，甚至导致战乱。尽管世界经济减速会减少石油需求，但新兴经济体需求旺盛、地缘政治和投资基金等因素抵消了这一因素，石油价格将继续在100美元左右的高位震荡运行。国际粮价和石油价格上涨，将对国内价格的上涨产生较大的压力。
二是货币流动性增大，物价上涨有货币条件。根据货币主义的观点，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二季度，促进货币供应增加的因素很多。首先是“热钱”流入增加，一季度外汇储备增加额中除了贸易顺差和FDI外的不可解释的部分达850亿美元，规模远大于前几个季度，说明外资流入正在增加，增大了国内货币供给和流动性。随着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和中美利差的进一步拉大，外资流入的步伐难以减缓。其次货币供应增长依然较快，一季度期末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增长18.3%，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6.3%，均维持在较高水平。
三是投资需求高位运行，投资品价格上涨加快。在投资持续旺盛、原材料和工业品价格较快上涨的影响下，自2007年以来，投资品价格指数持续走高，今年以来上涨进一步加快，一季度涨幅达到8.6%，高于去年全年4.7个百分点。根据历史经验分析，投资品价格增长一般滞后投资增长半年左右。由于当前投资继续在高位运行，预计投资品价格在二季度还将保持高位。
四是供需变化使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压力持续增大。(1)尽管我国粮食生产形势比较稳定，库存比较充裕，但也存在一定的缺口；(2)农资价格持续上涨。根据农业部监测数据，今年以来各种农资价格均出现大涨，绝大部分农资价格居历史最高水平。农资价格上涨增大了粮价上涨的预期和压力。(3)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用粮也将增加；(4)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变，人们对肉、禽、蛋等副食品的需求将日益增多，从而导致饲料用粮增加。另外，耕地面积减少、土地质量下降以及国际粮价飙升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五是生产领域价格上涨向消费领域传导的压力正在加大。从2007年第四季度开始，包括工业品出厂价格、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都有所扩大。另外，新劳动法的实施及其他一些因素，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过增加企业成本推动了企业商品价格的上涨，将进一步增大消费价格上涨压力。
六是翘尾因素影响依然很大，消费价格涨幅将维持高位。初步测算，一季度CPI上涨8%中，翘尾因素占5.2个百分点，二季度翘尾因素占4.9个百分点，仅比一季度下降0.3个百分点。根据一季度新涨价因素对消费价格的影响幅度及二季度新涨价因素可能的变化情况，消费价格涨幅将维持高位。
总之，促进二季度物价上涨的因素很多且比较复杂，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生产和供给方面的，也有消费和需求方面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还在持续增大，在这种情况下，防止物价由结构性过快转向全面通胀的任务丝毫不能放松。但随着季节性变化和促进供给政策作用的发挥，肉、蛋和蔬菜等食品价格上涨会比一季度有所放缓，使消费价格可能比一季度会小幅回落。预计二季度物价将增长7.5%，上半年增长7.8%，涨幅比一季度放慢0.2个百分点，同比提高4.6个百分点。二季度物价涨幅中新涨价因素比重比一季度有所提高。
（二）国内需求强劲，经济增长小幅反弹
多因素促进投资增长加快。二季度，既有促进投资增长的有利因素，也有抑制投资增长的不利因素。有利因素主要包括：（1）地方政府换届，投资增长的体制性冲动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数据表明，在政府换届的第二年，我国投资都会出现一次加速增长。在政绩考核体系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换届效应刺激投资的体制性因素依然存在。今年是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我们预计各地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依然会比较高，这将对投资增长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2）多数行业企业利润增加较快，资金到位情况良好，为投资扩大奠定了良好的资金基础。尽管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降，但剔除石油加工和电力等四个行业之后，其他行业利润增长（37.5%）依然在加快，同比提高了6.1个百分点。另外，一季度投资资金的到位情况也比较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增长25.2%，仍然保持较高增速。（3）灾后南方受灾省份基础设施的修复和重建，也将增加新的投资需求。（4）企业家信心指数保持高位。全国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一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140.6）继续处于景气高位并与上季度持平，有56.0%的企业家对2008年所在行业的总体运行状况持乐观态度，61.1%的企业家认为2008年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保持良好，表明多数企业家对当前及未来宏观经济发展仍然充满信心。
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不利因素有：一是受银行加息、能源原材料涨价和劳动工资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企业投资成本增加，降低了投资盈利预期，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二是出口减速会对服务于出口的投资需求起到降温作用。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预计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将加快增长，当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6%，比一季度加快1.4个百分点；上半年名义增长25.5%，比上年同期放慢了0.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7.5%，比一季度加快1.6个百分点；上半年增长27%，比一季度加快了1.1个百分点，同比放缓0.3个百分点。
消费需求稳定增长，实际增速有所加快。二季度，促进消费的有利因素有：一是居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随着提高农民工工资、增加离退休人员工资和建立新型合作医疗等一系列政策效应的逐步显现，今年以来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均实现了较快增长，将有力促进消费增长；二是就业状况继续改善，将对增加居民收入、稳定收入预期、扩大消费支出产生重要影响;三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程加快，劳动者报酬有望整体提高。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国家将“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这将对扩大消费需求产生持续性作用。
不利因素主要包括：一是资本市场调整的“负财富效应”。去年年底以来，沪、深股市深度调整（幅度超过50%），相当部分股民、基民的个人资产大幅缩水，而这部分家庭又是消费市场的主力军。资本市场深度调整导致的负财富效应将使更多的人减少开支；二是取消“五一”黄金周长假。由于国家今年取消了“五一”黄金周长假，外出度假、旅游和购物的人数必将大幅减少，从而影响假日消费的增长;三是高物价降低了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以食品为主的价格上涨将降低中低收入者（如农民和城市低保户等）的实际购买能力，食品等方面支出的增加会“挤占”对其他商品的购买。
综合分析，预计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20.5%，与一季度基本持平，但由于物价涨幅小幅回落，实际增速（约12.6%）将略高于一季度（约12.3%）；上半年增长20.5%，实际增长12.4%左右。
出口进一步减速，但外贸顺差规模由减转增。二季度，引起出口减速的因素较多：一是世界经济放缓，外部需求减弱。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将明显减速，对我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显现。IMF最新预测2008年全球经济仅增长3.7%，比2007年下降1.1个百分点。受金融市场持续恶化、房地产市场继续调整的拖累，一季度美国经济近乎零增长，甚至不排除负增长的可能。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将今年欧盟与欧元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下调至2%及1.8%，均低于过去的预期。
二是人民币快速升值对出口的影响。受美元走软、利率倒挂和外资流入增加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速度明显加快，一季度升值幅度达到4.3%。由于汇率变动对贸易影响有一个滞后期，预计人民币升值加快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三是政策性因素和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受人民币升值、新劳动合同法、出口退税、税率调整等政策效应的逐步显现，以及土地、劳动、资金等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出口企业成本迅速上升，增加了出口难度。在近期举办的广交会上，厂商的订货情况明显不及往年，说明未来出口增速仍然可能下降。
相反，引起进口加快的因素却比较多：一是国际大宗商品如石油、铁矿石等价格大幅上涨，并且主要以美元计价，这会提高我国进口的名义增速；二是中国经济增长较快，国内需求依然强劲，对能源、资源性产品进口继续扩大；三是实际汇率上升也有助于进口的扩大。
综合判断，二季度出口放慢、进口加快，贸易顺差将继续减少。初步预计二季度出口增长20%，同比回落7.4个百分点；进口增长25%，同比提高7个百分点；二季度贸易顺差680亿美元左右，同比增加18亿美元。
基于当前情况和趋势预测，预计二季度我国经济将保持快速稳定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8%，增幅略高于一季度0.2个百分点，上半年增长10.7%。GDP增速处在我国潜在增长率附近，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有所减缓。
宏观调控政策建议
从发展趋势判断，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出现“过热”和“偏冷”的可能性均比较小，经济运行在比较正常的绿灯区。但物价涨幅中新涨价因素的比重比一季度提高，通货膨胀的压力较大。因此，通货膨胀是当前经济稳定运行的最大威胁，抑制通货膨胀是当前宏观调控最紧迫的任务。
在国内外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今后几个季度宏观调控政策要保持稳定，应重点做好现有政策的落实，暂时不宜出台进一步紧缩政策。同时，为防止可能出现的经济过快下滑，应当着手准备应对预案。政策的紧缩与扩张都要坚持“有保有压”，推进投资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主要政策建议有：
继续运用数量型从紧手段，停征存款利息税。针对当前热钱流入导致的货币流动性增大，要继续运用存款准备金、信贷规模控制和公开市场操作等数量型货币政策手段，坚持大力回收流动性。同时，由于物价高位运行，当前居民存款实际利率为负，使居民存款大幅缩水，使从紧的货币政策大打折扣。建议国家停征利息税，以增加居民利息收入，提高消费能力。
坚持“有保有压”，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我国的经济周期本质上是投资周期，固定资产投资的稳定增长是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和防止经济过快下滑的关键一环。无论对投资总量和速度的调控是防反弹还是防下滑，“有保有压”都必须坚持。这几年对固定资产投资控制过程中，我们注意了“有保有压”，取得一定成效。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过快下滑，现在就应当着手做好扩大投资需求的预案，扩大投资需求更要注重“有保有压”，决不允许高能耗、高污染项目卷土重来。
加大财政补贴的范围和力度。针对物价上涨给特定行业和居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政府已经对出租车司机、生猪和粮食生产、在校学生伙食进行了补贴，对稳定社会物价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财政状况良好，收入增长较快，并且补贴政策造成的扭曲比行政干预要小得多，因此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大补贴的范围和力度，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增加供给中的优势和作用。比如，在发电企业自身消化部分因电煤涨价增加成本的同时，国家可考虑适当提高上网电价，提高发电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对电网企业提供补贴，暂时不提高电网销售电价。
宏观经济分析范文第2篇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着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着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着。[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
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 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 CPI 、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 1992年~ 2009 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 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 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着,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着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着,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着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着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着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着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着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着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着。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
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 1970年~2008 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着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着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着;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着。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着的空间外溢。[32]
陈诗一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绿色革命成效。虽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膨胀暂时恶化了工业生产率,但基于国家对节能减排与发展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高度战略重视,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为期不远。[33]
宏观经济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企业投资项目决策;宏观经济统计
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对企业发展策略制定有直接的影响，企业投资项目决策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应当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入手，发挥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数据对投资项目决策的重要性，从而保证企业健康发展。
1可持续发展理论内容
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企业注重发展模式的科学性，合理分配资源，保证企业获取持续的发展动力，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开始思索规划经济发展模式，力图建设自然－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的运行规则，在发展中保护现有资源，可持续发展理论也延续到企业投资项目决策中。从理论方面来看，可持续理论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要满足人们的需要，注重生产力提升，通过科学决策来维持企业快速、健康和稳定发展，将企业未来发展纳入到满足人们需求的高度上。
2企业投资中经济统计分析
企业投资项目决策时企业发展的核心，利用科学的决策方法将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相结合，针对投资项目的特殊性制定可执行的方案，对方案中的参数进行经济统计分析和估算，选定最优的决策方案，实现项目决策的科学性。投资项目决策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注重对经济环境的分析，在宏观背景下来统计项目的可执行性和经济性，保证项目决策的可持续性发展。企业投资项目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微观性是指在企业方面展开项目分析和评价，从经济收益的角度出发分析投资项目的经济风险性，保证投资项目可以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投资项目宏观经济分析应当从更加宽泛的角度出发，把社会经济效益纳入到项目决策可行性，确定项目投资对社会的影响。投资项目宏观经济分析从社会角度出发，对项目背景、内容、目标进行综合性评价，同时要综合考虑项目对社会贡献，确定项目实施对社会带来正面作用，从而兼顾资源消耗和经济发展，促进项目经济效益发挥。再者投资项目决策经济分析要包含直接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重点从环境破坏和资源利用来评估项目可持续发展性，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分析项目的决策方案，把人类的可持续性放在首位。
3企业投资项目决策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实施
3．1注意事项分析
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企业管理和决策要基于经济环境的前提背景下，因此投资项目决策要注重发展目标的设置，在长期发展、稳固前进及高效推进的基础上对项目决策的宏观经济进行统计分析，将项目中每一个目标参数进行评估。同时企业项目投资决策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应的经济统计模式，根据市场动态发展来制定执行方案。宏观经济统计对企业投资项目决策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深入分析市场信息可以了解企业在行内的定位，并预测项目实施的可行性，统计信息显示了当前宏观市场环境的现状，预测经济中各个因素对企业项目投资的整体性影响。
3．2实施建议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对企业投资项目影响体现在统计数据的指导作用上，企业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对企业管理工作进行科学规划，尤其是投资项目关系到企业未来发展，这需要企业强化宏观经济统计的观念，从社会的角度出发来进行项目预测和判断，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在一个动态的平衡基础之上，面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确定性的基础，应该加强对市场动态发展的综合分析，充分的利用所以运用数理统计等相关的科学依据，为企业的决策，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企业的风险概率，逐渐优化企业发展模式，在可持续发展指导理念下参与经济市场竞争，为企业发展注入强有力的驱动力。
3．3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宏观统计分析
当前社会发展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企业要重视数据信息的统计，其投资项目决策要依赖于宏观环境大数据，企业加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应当从信息网络和硬件设施建设入手，联合各部门的数据信息平台，把大数据转化为有规律的统计数据，从海量的数据中完成对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的整理和分析。企业投资项目决策要从生产效率、劳动报酬、资本回报、能源消耗及科技创新等方面数据统计，做好能源消耗方案规划。再者投资项目决策要重视科技环境的统计，增强项目创新性可操作性，带动产业价值链，提升项目的创新性，增强产业间的辐射带动能力，推动绿色项目的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企业投资项目决策要重视度宏观经济的统计分析，强化对行业信息和市场信息的了解，从而制定相应的战略决策方案，协调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保证企业投资项目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促进企业项目健康发展。
作者:宫来金 单位:池州学院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参考文献:
［1］梁证嘉．从可持续发展看企业投资项目决策中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J］．经营管理者，2015(25)
［2］赵艳云．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05)
宏观经济分析范文第4篇
摘 要： 步入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已经由过去的欧美繁盛转瞬间变为亚太繁荣，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亚太这块新兴的繁荣大陆上，而次贷危机的席卷更让这种关注变得无可取代，在亚洲，中国的崛起在世人眼中无疑是惊人的，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更是让许多西方国家望洋兴叹，在过去10年中，中国依靠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引导使得其发展进入了飞速时期，经济增长总值更是一路领先。通过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不断摸索与研究，发现我国宏观经济的相关调控在当前依旧面临着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尤为突出的特点是它们并非短期之内可以马上得到解决，而是需要通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而过去急速发展的模式让一些未能及时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都在发展之后集中的爆发出来，如何妥善的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值得深思。
关键词： 总需求管理 市场经济与动态均衡 总供给与发展模式转变
乍看之下，因为无论何种经济体都会面临着宏观经济所带来的问题，而以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作为标题就会显得不太合乎逻辑，但是仔细琢磨就会发现这种问题的确是当今世界经济范围内普遍关注的方向。对于中国而言其经济发展已经连续30年走高，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经济问题到底是短中期还是长期，值得每一位经济学者做出思考。
一、宏观经济理论的长期分析方法
对于长期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因为其具有很大的抽象因素，所以一般在讨论时可以将其分为两部分以便更好的解析。
其一是交易理解的实际产出与生产要素投入之间的关系。如果对所使用的技术不加以改变，而是单纯的投入，其产出也应该同比增高，但是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等相关因素的相互干扰，就会使得投入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变为动态下降（理论上甚至可以降至为0）。这种理论看似过于抽象，但也并不是没有实例（例如在前苏联解体之前，政府虽然对经济的投资不断增大，但是其经济还是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境地）。而与之对立的，是一些发达经济体虽然没有过快的增长速度但是却依旧保持着较为理想的活力，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投入递减效应。
其二便是更为抽象的解析了，一个健康成熟的经济体可以利用价格自由调整的市场经济机制作为其发展的基础，并依照市场当下的选择预判出最优的消费储蓄比率，最终使得可以将今天储蓄转化为明天消费的灵活市场体系。而病态的经济体制则是一种不顾市场经济导向，以超前消费为理性选择地盲目之举，这种现象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发展成现实中美国次贷危机的真实写照。
二、中国长期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首先，可以将中国30年来的经济发展进行展开似的简要分析。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对于资本的需求要远远大于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这就使得在那个年资的收益十分的高，而当时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不仅满足了高速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也形成了低工资与高增长之间的循环，也将进一步将高收益与低工资之间的循环做到了强化。这种不太健全的双重循环交叉的推动，支持了我国经济持续30年在高投资低消费的轨道上运行。这种发展模式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之前也出现过，
其次，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可以得到长期性的持续？如果无法持续，那其主要的症结又体现在哪里？例如过去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让中国成为低端制造品基地，而通过手工制造中国也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去低廉的劳动力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直接变相的提高了商品的价格，随之引起的是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减少，这些变故都最终导致中国过去的低价劳动力已经成为一去不返的标志。
最后，资本动态的无效与生产过剩之间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一种良好的生产方式会因为其具有巨大的增长空间而促使市场表现出非理性的亢奋，直接的表现就是会将过多的投资盲目的引入其中，而这种过多的投资会不会引起收益缩水便成了不得而知的未知数。
三、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对策
时至今日，新兴崛起的金砖国家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后，都已经逐步进入了发展的调整阶段，这其中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境况更为强劲，但是需要做出调整的事态已经无法阻挡。通过对别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借鉴，不难发现市场是最为敏感的经济试验田，中长期的经济调整计划对于未来的发展更为有利。在过去的发展道路上，中国经历了让世界为之瞩目的创业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而这些新鲜的血液也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崛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一大批新兴崛起的企业公司都面临着逐渐老化的趋势。而要想在这种老化的大流中生存下来，就要学会不断的寻求创新与突破。其次是关于规范经济体制建设的问题，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于经济发展体制而言同样如此，只有一个规范合理的经济发展环境，所有的经济起步才会得到根本性的保障。最后是当地政府与创新关系之间的问题。长期以来，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政府所起到的作用似乎只有管制，但其实科学合理的政府决策是可以起到帮助经济发展的作用的。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若想长期保证发展，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调控好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加快对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调整步伐。积极构建包括煤、电价、天然气及成品油等在内的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价，彻底来改变资源要素价格长期不合理的情况。第二要不断加快垄断行业及部分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可以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来在国有企业内部推行公司治理制度，还可以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能够进入到部分垄断行业的领域中来。第三在我国经济内在增长动力不够强大和世界经济复苏不到位的大形势下，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要过早停止，相反还要继续采取更多的必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当前的经济发展，以确保我国的经济能保持持续回升的发展态势，同时能有效缓解经济发展的压力。 （作者单位：鞍山市委党校）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2010-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流动性回收与新规划效应下的中国宏观经济[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1）：5-17
宏观经济分析范文第5篇
所谓一般均衡，是指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国家的居民、厂商和其他经济当事人，根据各种产品和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不断对各种产品的供求关系和各种要素的供求关系进行适应性调整，从而使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内生产的各种产品或服务，在供给与需求上达到均衡，从而形成均衡的价格和产量。一般均衡体现在三个方面:1．消费者均衡。它是指居民以给定的收入所购买和消费的各种产品的数量，已使各种产品的价格之比等于它们的边际效应之比，在这种状态下居民实现了效用或消费者剩余最大化。各种产品的需求量和价格都将稳定在均衡的水平。2．生产者均衡。它是指厂商生产的各种产品的产量，已使各种产品的价格之比等于它的边际成本之比，达到这种状态后，厂商实现了生产者剩余，即利润总量最大化。这时若没有其他因素冲击，各种产品的产量和价格都处于稳定的状态，没有变动的趋势。3．劳动、资本和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达到均衡。各种要素的价格等于该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要素供给者和要素需求者的利益达到均衡。在没有其他因素冲击的条件下，各种要素的供给量和需求量都不会发生变动，生产要素就实现了最优配置。上述分析表明，消费者均衡实现后，所有居民实现了效用(即消费者剩余)最大化，他们不会再增加或减少任何产品的消费量。这时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的需求总量将稳定在均衡水平，不再变动。生产者均衡实现后，所有厂商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增加或减少供给量都会使厂商们的利润受到损失。于是，各种最终产品的供给总量也将稳定在这一均衡水平。消费者均衡、生产者均衡和要素市场的均衡都实现后，最终产品的总需求量将等于总供给量，总产量GNP会稳定在均衡水平。我们以图1中的AD表示一国生产的各种最终产品的总需求曲线，以AS表示各种最终产品的总供给曲线。在E点各种产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均衡，价格水平为P*、总产量为Q*。在收入给定，且消费者对各种产品的消费偏好不发生变动，没有新产品发明的情况下，总需求曲线AD的位置不会变化。它既不会向左下方移动，使各种产品的需求总量减少，也不会向右上方移动，使各种产品的需求总量增加。在各种产品的生产技术条件不变，即没有技术进步和生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总供给曲线AD的位置也不会改变，既不会向右下方移动，降低各种产品的供给价格，增加各种产品的供给量﹔也不会向左上方移动提高各种产品的价格或减少各种产品的供给量。在AD和AS都不变时，价格水平和总产量也都不会发生变动，价格将稳定在P*的水平，产量将稳定在Q*的水平。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一般均衡实现后，如果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的条件不发生变化，各种产品的产量以及总产量将不会发生变动。但是，如果出现了新产品发明、生产和供给方面的冲击，那么消费者的偏好将会发生变化，消费者对他们强烈偏好新产品需求量的扩大，将推动总需求曲线AD向右上方移动，从而增加实际总产量。另外，如果出现了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成本必然下降，总供给曲线AD将向右下方移动，从而增加实际总产量。关于新产品的发明、生产和供给如何扩大总需求、增加实际总产量，本文第三部分将有专门的分析，而对生产技术的进步又如何增加总产量，笔者将另撰文解释，恕不赘述。对一般均衡理论应当有正确的解释。所谓一般均衡，实际上是指在充分竞争市场中，各种产品和各种要素的供给与需求，都要在相对价格的调整下走向均衡，从而形成稳定的最优产量和价格。它不能被解释为所有产品和所有要素在某一时刻“同时达到”供需均衡。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写到:“经济系统的一般均衡要求找到各种商品和各种投入品的价格，使每种商品的需求量等于供给量，以及每种投入品需求量等于供给量。一般均衡要求价格、工资和资本收益确保所有的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市场)同时出清。”［2］221斯蒂格利茨的这种解释显然不符合实际经济运行的经验。由于各种产品发明和成功进入市场的时间不同，以及人们对它们的消费欲望的强烈程度和供给条件等方面的差异，达到均衡的时间必然会不同。因此，所有产品和所有要素“同时出清”，“同时实现均衡”根本不可能。只要认真观察经济运行中的实际经验，就很容易验证上述结论。各种产品由于在发明和成功进入市场的时间不同、生产和供给条件不同、人们购买和消费欲望的强烈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它们将在不同的时间点实现均衡。而不是像斯蒂格利茨所说的那样，在某个时间点所有产品和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在某一时间点同时达到均衡。哈耶克、希克斯提出，阿罗和德布鲁充分论证的“时际均衡”模型，对各种产品将在不同时间达到均衡作了恰当的解释。“时际均衡”模型把确定nt市场出清价格作为目标。它从任一给定的短期出发点开始，在基本时间t期内，n项商品的价格会使这几项商品的产量达到均衡。在此期间，不仅相同的产品在不同时间价格不同，而且资本也会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利润率。“时际均衡”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分析不同时期结构变动和总产量增长以及周期性波动等重大的宏观经济问题。
二、一般均衡与库兹涅茨定律
1971年，库兹涅茨在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同时，又出版了《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与生产结构》一书。在这本传世之作中，他通过对21个国家(其中14个发达国家和7个发展中国家)100—150年中系统的经济统计资料的分析，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发达国家现代增长时期的总体增长率和生产结构的高变换率都比他们在现代化以前要高得多，更不用说比欠发达国家在最近一个世纪到一个半世纪的总体增长率和结构变换率要高得多了。按人口平均的产值和生产率的高增长与生产结构的高变换率之间的历史联系，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得到肯定的证实，而为欠发达国家的经验所否定”［4］360－361。上述结论可以称之为库兹涅茨结构变换和总量增长定律。它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生产结构变换率决定经济总体增长率。对不同的国家来说，生产结构变换率高的国家，总体增长率和人均产值增长率就高;反之，总体增长率和人均增长率则低。而对于同一国家来说，凡结构变换率高的时期，总体增长率和人均增长率就高，反之，经济总量和人均产量增长率则比较低。衡量一个经济理论模型是否正确的基本标准，就是要看该模型对经济运行的解释是否符合真实经济运行的实际，而符合与否，则要经过系统的经验数据的验证。库兹涅茨是现代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计量和统计方法的奠基人，是国家经济增长数量分析和研究的先驱者。他从21个国家100—150年间系统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和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显然是可信的。库兹涅茨定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应当沿着结构变动—总量增长的思路分析和解释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目标是分析实际产出总量GNP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规律。实际产出总量是一国生产的各种产品的产量之和，GNP则是该国生产的各种产品的增加值之和。只有通过生产结构的分析恰当解释了一国生产的各种产品产量的变动规律，我们才有可能合理地解释总产量GNP，以及与之相关的总就业的变动规律和趋势。因而我们不能像凯恩斯学派那样用空洞的总需求理论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筙，来分析和解释总产量、总就业等宏观经济问题。遗憾之处在于，库兹涅茨并没有对生产结构的变换与总量增长之间关系做出系统的理论解释。本文则要运用一般均衡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工具解释和说明，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微观主体，即居民、厂商以及其他经济当事人，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如何不断地调整各种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关系，改变各种产品的产量，调整生产结构，从而促进一国实际产出总量的增长。
三、新产品发明、生产结构变换与总量增长
所谓生产结构，是指一国生产的产品的种类以及各种产品的增加值在总产值GNP中所占的份额。一国生产的产品种类的增加和各类产品在GNP中所占份额的变动，是该国生产结构变换的两个最基本因素。新产品发明、生产和供给是推动生产结构变动，以及总产量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而也是决定和影响宏观经济的最重要的变量之一。但是，时至今日这一重要因素并没有被纳入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之中。虽然索洛把技术进歩引入经济增长的分析之中，用来解释投资、储蓄和消费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总需求间的关系;基德兰徳—普雷斯特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用技术进步等供给方面的冲击解释总产量和总就业的变动，但是，他们所说的技术进步主要是指生产技术的变革和改进，没有分析新产品的发明和供给对总产量增长的独特作用。本文将分析新产品发明、生产和供给如何增加一国的产品种类，调整生产结构，增加实际总产量。新产品发明、生产和供给是增加一国产品种类的基本途径，也是推动生产结构变换的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新产品发明、生产和供给一国生产的产品的种类增加，它的生产结构变换率会提高?在现代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以前的几千年甚至一万多年中，人类在其生产活动中的新产品发明很少，产品种类的增加非常缓慢，因而生产结构变换率很低，实际产出总量和人均产出量增长率也很低。进入资本主义之后，经济活动的普遍市场化激发了人们强烈的谋利动机。相当多的人把新产品发明和生产看成是增加个人财富的最有效的途径，从而使新产品的发明和生产迅速增加。自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制度所焕发出来的强烈的谋利动机，催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新产品发明。这些新产品的发明、生产和供给增加了英国、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产品种类，加快了生产结构的变换，提高了实际总产量和人均实际产量增长率。罗斯托在《经济发展的阶段》一书中，把汽车业的出现看成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里我们以汽车产业为例来分析新产品的发明、生产和供给将如何改变生产结构，从而提高实际总产量和人均产量的增长率。出行和旅游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之一。在19世纪末期之前的几千年中，马和马车是人们出行、旅游和运输的基本工具。1876年德国人奥托设计和制造出第一台汽油内燃机之后，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居民普遍向往能有一种更便捷的“不用马拉的车辆”。1886年戴姆勒在巴黎街道上把他发明和制造的一辆简陋的汽油车拿出来做表演。几乎在同一时间，德国人卡尔•本茨做了同戴姆勒一模一样的实验。接着，法国帕卡德—勒瓦索公司在戴姆勒专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设计出了性能更好的汽车。它在结构方面可算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汽车的原型:发动机装在车身的前部，车体上配有制动器、齿轮箱和传动系统。自此，汽车的发明和制造风靡欧美各国。19世纪末，法国的汽车产量遥居世界之首。但由于沃尔兹、利兰和福特等人的努力，美国的汽车业在20世纪初期后来居上，超过了法、德等欧洲国家。汽车这种新产品的出现促进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发达国家生产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一般均衡理论可以恰当地解释汽车这种新产品的发明、生产和供给上的冲击，如何改变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末欧美国家的生产结构，并带来了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和繁荣。
消费者均衡导致了汽车这种新产品以及与之相关的石油产品、橡胶制品的需求量的扩张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在汽车这种新产品未出现之前，人们已在食品、衣物等传统产品消费上大体实现了最优均衡。人们花在每一种传统产品上的每一元支出都带来了相等的边际效用，达到了最优均衡。最优均衡达到之后，人们在这些传统产品的消费上就实现了净剩余总量，即福利总量最大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任何一种产品都使他们的净剩余总量受到损失。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净福利总量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虽是可喜的，但也存在值得忧虑的地方。因为当最优均衡达到时，人们将不再增加产品的需求和消费量，他们的净福利总量不会再增加。这也意味着总产量和实际收入将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市场出现一种人们更偏好的新产品时，才能摆脱上述困境。只要把钱花在汽车购买和消费上，就能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福利。居民在汽车和其他传统产品上的效用和价格方面的比较，激发了人们购买和消费汽车的强烈欲望，使汽车的需求量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末呈现迅速扩张的趋势。生产者均衡促进了汽车产量的增长和生产结构的变化。与任何能引起人们强烈偏好的新产品进入市场初期的情况一样，19世纪末期刚刚上市的汽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严重的供给不足的状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企业规模小。最初生产汽车的都是像戴姆勒、卡尔•本茨、沃尔兹和福特这样的发明者创办的小企业，生产规模小，产量低。其二，掌握新产品生产技术的有经验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员工少，生产效率低，产量小。其三，生产汽车零部件和组装整车的专用设备还没有出现，效率普遍较低，产量上不去。其四，最初生产汽车的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其资信状况使他们很难获得一般社会资本的支持，不容易从普通商业银行取得贷款，也难以在公开的证券市场上融资，因而增加产量缺乏足够的资本支持。上述的种种条件限制了上市初期汽车产品的生产量和供给量。迅速扩张的需求和相对于有限的生产及供给能力，使上市初期的汽车市场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之中，即S汽车＜D汽车，或S汽车－D汽车＜0，存在着巨大的供给缺口。这种供求关系必然会反映在价格与成本的关系上，使汽车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即P汽车＞MC汽车，或P汽车－MC汽车＞0，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额带来了正数值的利润。供给缺口越大，利润越丰厚。只要增加产量就能增加利润总量，这必然激励厂商努力增加汽车的产量，汽车业的产岀量大幅增长。同时，与汽车生产和消费直接相关的产品，如橡胶、玻璃以及石油炼制等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增长。1880—1948年这68年间，汽车、石油和橡胶制品的产值总共增长了近589倍。除了汽车及其相关的新产品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无线电收发报机、电冰箱、电视机、空调等曾引起人们强烈消费欲望的新产品。这些新产品的产量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汽车等新产品产量的快速增长，使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生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库兹涅茨把美国1880—1948年制造业各行业的产量在整个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的变化，按开始期的增长速度做了分类统计。这份统计表反映了1880—1948年美国制造业生产结构的变化。［4］362－364生产结构的变换体现在各种产品在全部产品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变动之中。1880—1948年68年中，美国38类制造业产品的总产值中，A类组(包括橡胶制品、汽车等13类产品)中的产值所占的份额从3．2%上升到35．6%，其中汽车分组(包括汽车、橡胶制品、石油炼制三个分组)的产值则从0．5%上升到19．4%;B类组(其中包括面包及糖果、纸、钢铁等7类产品)的产值从15%上升到26．3%;C类组(包括棉织品、服装、农机等9类产品)的产值份额反而从24．8%下降到22．0%;而D类组(包括面粉、米、纺织品、鞋靴、木材等9类产品)的产值份额则从原来的56．7%大幅降到15．2%。上述的产品种类和生产部门的分类尽管没有充分显示出新产品和新兴部门的产量份额变动，但库兹涅茨指出，A类组的产值份额的快速上升，都是新产品发明和重大技术变革的结果。
可见，新产品发明和技术变革是生产结构变换的基本动力。生产结构的高变换率带来了总体经济和人均产值的高增长率。在汽车这类新产品没有发明和生产之前，它的产量为零，在该国的实际总产量即GNP中所占的份额也等于零。在新产品发明和生产岀来后，这种新产品的产量就是该国GNP中的新增产量。如果某一时期发明和生产的新产品种类多、产量大，则这一时期的生产结构变换率就快，总产量和人均产量的增长率就越高。新产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包括两部分:一是直接贡献;二是间接贡献。所谓直接贡献，是指新产品供求达到均衡时累计的最大产量。在产品的供给与需求未达到均衡之前，它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新产品的价格高于成本，P＞MC，P－MC＞0，有正数值的利润。这时，只要增加产量就能增加利润总量，厂商必然会增加产量。因而在供给不足时期，新产品的产量会持续增加。但是，当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时，价格等于成本，P=MC，P－MC=0，即利润率为零，利润总量达到最大化。这时如果再增加产量，则会使价格降到成本以下，P＜MC，P－MC＜0，即利润率为负，增加产量反倒会使利润总量减少，厂商将不会再增加产量。可见，供需均衡时的产量是新产品的最大产量。从新产品上市直至达到供需均衡期间的累计产量，是新产品对GNP增长的直接贡献。新产品对GNP增长的间接贡献，是指由新产品产量增加产生的乘数效应引致而来的传统产品产量的增加额。新产品产量的增加必然引起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等收入的同步增加。在收入增加后人们不仅会增加对新产品的需求和消费数量，而且还会增加一些传统产品的需求和消费数量。在新产品进入市场前，传统产品已经基本实现了消费者均衡和生产者均衡，其产量不会再增加。但在收入增加之后，传统产品需求量则会增加，当需求量增加时，这些产品的产量将随之增加。
由收入和支出增加和乘数效应而导致的传统产品产量增加，是新产品对GNP增长的间接贡献。图2可以解释新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冲击所导致的生产结构的变动和GNP总量的增长。图中的AS为总供给曲线。AD为新产品没有生产之前所有的传统产品的需求曲线，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的社会总需求曲线。也就是说，在新产品没有岀现以前，社会总需求曲线为AD，总产量GNP为Q。AD1是新产品的需求曲线。新产品的需求是社会新增需求量，因而在新产品进入市场后社会总需求曲线也就从AD向右上方移动到AD1的位置，这时社会总产量GNP将增加到Q1。AD2是新产品产量增加而产生的乘数效应所导致的传统产品的新增需求曲线。若把乘数效应考虑进去，社会总需求曲线将移动到AD2，均衡总产量将增加到Q2。新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上的冲击首先使一国的生产结构发生变化。在新产品没有出现之前的生产结构，GNP=OQ，其中，OQ表示该国各种传统产品所占的份额之和。新产品出现之后生产结构为OQ+QQ1+Q1Q2，其中，OQ表示该国各种传统产品所占的份额之和，QQ1表示各种新产品所占份额之和，Q1Q2表示乘数效应新增的传统产品份额之和。同时，新产品生产和供给上的冲击还导致了实际产出总量GNP的增长。新产品没有生产之前，GNP=OQ，其中，OQ表示各种传统产品的总产量。生产新产品以后，GNP总量=OQ+QQ1+Q1Q2。其中，OQ表示各种传统产品生产总量，QQ1表示新产品的最大新增产量，Q1Q2表示乘数效应带来的各种传统产品的新增产量。从对实际经济的观察和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均衡与非均衡是市场经济中任何国家经济运行的一般趋势。在市场经济中，居民、厂商和其他经济当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适应性调整，必然会使现有生产技术条件下生产的既定不变的各种产品的供给量，等于其需求量，达到一般均衡。在一般均衡实现后，每种产品的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每一种要素的价格将等于其边际产品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生产者实现了利润最大化，每个消费者实现了效用最大化，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源得到了最优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