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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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图书馆；数字资源；整体建设；推广使用

数字资源是人类社会科学技术进步，信息资源不断更新增加的产物，具有方便、快捷、高效的特点，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数字资源作为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基本信息物资储备，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体现为易存取性、易检索性、易管理性、易更新性。海南省图书馆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公共省级图书馆，在建馆之初就较为重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并将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作为本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点工作。本文就如何建设好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这一个课题加以分析、探讨。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概况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现状

海南省图书馆现有数据库15个，年平均访问总量达70万次，可在馆内上检索、下载所需文献，其中部分数字资源还开通了馆外登录使用功能。本馆数字资源从资源功能上可将其分为学术型数据库、经济型数据库、多媒体型数据库、教育考试型数据库、电子图书型数据库等几大类别，其中电子图书型数据库与学术型数据库的读者年访问量为最高。读者可通过馆内的数字阅览室及其它阅览室的检索机免费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据库存在的问题

1、年购置经费不足

与国内其他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购置经费相对较少，购置数据库数量较少，读者数字资源多样化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本馆数字资源年度采购经费预算中，已购置数据库的年度更新费用占据绝大比例，甚至是占用全部采购经费，而用于新增数据库的采购经费较少，甚至是没有经费预算比例。

2、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

与国内知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建馆时间较晚，读者人数还没有达到一定规模，加上读者对数字资源的了解和使用有一定的局限，造成读者对本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oclc于2005年出版的《对图书馆和信息资源的看法，致oclc成员的报告》结论部分指出：“自从互联网的出现，信息用户越来越少去图书馆；绝大多数信息用户没有意识到图书馆拥有大量的电子资源，也没有去使用这些资源”，与此同时，网上信息资源更丰富更便捷，相对本馆的数字资源更具有自身优势，也是造成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的重要原因。

3、数字资源宣传力度不足

本馆数字资源对外宣传方式单一，手段不灵活，让社会公众对本馆数字资源的自身独有的专业性认识不足。另外，数字资源宣传周期过于短暂，未能达到应有社会影响力。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整体建设建议

“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图书馆事业，使之开始了一场最为重大的变革。100年前基本成型的传统图书馆形态已经面目全非，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与数字化、网络化信息技术相适应的新的工作方式与服务方式”。而作为图书馆馆藏资源媒介形式，也将由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为主过渡到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与数字信息文献并驾齐驱的阶段，更甚转变为以数字信息文献为主的媒介形式。为适应未来图书馆事业发展与读者使用图书馆需要，需从海南省图书馆的实际出发，整体规划设计建设自身独具特色的数字资源馆藏，按对内整体建设与对外整体建设两种建设方式，对本馆数字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建设。

（一）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内建设

对内建设主要是针对图书馆自身数字资源建设的方式，主要包括有对数据库产品的采购与构建本馆特色数据库。数据库产品的采购是本馆数字资源量化建设的主要方式，可快速增加本馆数字资源的种类和数量；而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是本馆数字资源建设质变的有效方式，可使本馆数字资源整体质量得到改观。

1、数据库产品的采购

本馆数据库产品的采购需遵循的原则：（1）读者需求至上的原则，满足读者的数字资源需求是本馆数字采购配置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本馆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立足点；（2）科学规划原则，目前国内有众多数据库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本馆应制定数字资源馆藏发展目标和体系结构标准，科学合理地挑选既能丰富本馆数字资源种类，又不超出本馆财政购置支出能力范围的数据库产品；（3）合理配置原则，在已开通数据库中存在部分数据库的子库重复采购的问题，需对现有的数据库的子库进行重新挑选，合理采购配置，避免重复建设，节约购置经费。

数据库购置的方式，目前数据库提供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个人用户访问等使用方式，其价格相差较大，为了更好的建立建全本馆外购数据库资源种类，可针对数据库产品分别采用不同购置方式，一些价格较高而利用率不高的数据库及外文文献数据库可采用个人用户访问方式予以采购，并通过图书馆的参考咨询为读者提供库内数字文献；一些价格不高而利用率较高的数据库，则可通过采购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两种方式相互补充；一些价格不高而体系严密的数据库，则可通过购置镜像访问方式。

2、特色数据库的构建

特色数据库是图书馆特色馆藏之一，省内各家图书馆建立特色数据库的数量不多，为充分发挥省馆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联合其它省内图书馆建立起具有海南特色的地方文献数字资源，另一方面可以与数据库公司进行多种方式联合建库，

（二）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外建设

互联网信息资源规模日趋增大，图书馆在保持信息同步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为此需通过与外部合作建设数字资源。主要包括联合采购与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两个方面。联合采购可以避免采购经费不足与数字资源重复建设的问题，通过联合采购，资源共享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源；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主要是通过图书馆馆员利用互联网上权威信息，构建网上信息分类整理与导航。

三、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推广使用

（一）加强图书馆数字资源宣传途径

利用互联网及多种媒介宣传报道本馆数字资源，并在一定的周期有计划的强化宣传频率，提升本馆数字资源的知名度，并在图书馆首页内添加各数据库的简介和使用指南，方便读者使用。

（二）提高读者数字资源检索技能

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数据库检索技能培训班及各种数据库的检索讲座，方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各个数据库的功能与使用方法，进一步提高读者使用数据库的能力。

（三）定期举办检索技能大赛

与省内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赞助商或者与数据库公司合作，定期举办本馆检索技能大赛，这样不仅提高本馆数据库的知名度，也有利于读者更好的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四）主动提供数字资源信息服务

图书馆馆员要转变传统信息咨询服务方式，由被动提供数字资源信息服务转变为主动出击，主动创新提供多种数字资源信息服务，抢占数字资源信息服务高地，使更多读者接受图书馆专业数字资源的服务。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族主流文化；自由认同；共在本在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45－04

虽然孟德斯鸠说：“没有哪一个词比自由有更多的涵义，并在人们意识中留下更多不同的印象”其实，所谓自由，就是人的个性自由；人的个性自由可分为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内在自由即“我思”的自由；外在自由即“我行”(实践行动)的过程及其物化的自由。不论是内在的“我思”，还是外在的“我行”的自由都因人的民族主流文化生成而存在，无民族主流文化生成的个性的人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生成与发展。

在论证文化是人的存在之产物、是某一民族历史传承的共在现象时，文化学的鼻祖泰勒(Tylor)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丛结的全体。这种复杂丛结的全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克罗孔(Kluckhon)也说：“当我们把一般的文化看做一个叙述的概念时，意即人类创造所累积起来的宝藏：书籍、绘画、建筑等。除此以外，还有我们适应人事和自然环境的知识、语言、风俗、成套的礼仪、伦理、宗教和道德，都在文化的范围之内”；汤玛斯(Thomas)还说：“文化是任何一群人之物质的社会价值，无论野蛮人或文明人都有文化”……这说明文化是人的存在的产物，是一种历史传承的共在现象，从这一意义上说，人在创造传承文化的同时，人又是文化的产物，人的所有行动存在于文化之中。

文化是一个有层级和区域差异的存在物，这种层级可分主流文化和亚文化、有全人类共在的文化、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种族的文化、不同语系的文化、不同时代的文化等；文化区域差异的分层包括东方和西方主流文化、不同国家主流文化、不同区域的文化、不同族群的文化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族群既存在着人类共认、共在的文化，也存在着各自微观差异的主流文化。

所谓民族主流文化，就是某一民族的精神信仰、道德取向、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等深层次的精髓的存在物。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排斥性，若要展现个性自由，就必须获得这一国度、这一民族的这一区域的乃至这一族群的主流文化的包容性认同，任何违反主流文化包容性认同的个性绝对自由就是在文化排斥性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只有在不同层级主流文化包容性认同中展现的自由，才是自由的真正本在。

一、“我思”的个性自由与民族主流文化认同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社会性存在就因不同种系的民族主流文化生成而呈现出思维的民族主流文化性限制性与生成性关系。“我思”的自由是在民族主流文化生成中进行的，具有特定民族主流文化的约定性意义，这主要表现在思维的承载物――语言上，语言的意义不仅包含有语音、语法、文字等的规定性意义；而且还包含非语言的规则、礼仪、风俗等的约定性意义；还包括躯体语言(态势语)可接受意义，这些语言的不同民族文化意义的存在制约、形成特定民族的内在思维，从而形成特定民族的共在意识。

“我思”，即我的内在思维活动。“我思”的自由不是无根据、无逻辑的，是以民族语言、特定形象为载体的内在活动，即使是梦境的蒙太奇式的跳跃性自由思维活动，都是以形象和民族语言为中介的，这些思维中的承载物是因个体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等民族特有的积淀与重现得以存在。我思什么、怎么思、思的结果如何，因民族主流文化的自我认同而存在，若无民族主流文化的积淀与认同即不可能形成有意义的思维，至少是无价值的思维。

我思考我的本在、我思辨我的存在，是因为我需要我的自由，我的自由在我的民族主流文化认同与生成之中。当民族主流文化的约定性认同不存在时，我的思想就失去了承载物。我的存在与本在是因为我存在于“这一个”民族之中，我只能在我所在的民族语言、风俗、道德的认同之中进行内在自由的构念(内在概念的自由思辨)。当然“我思”的自由也可以接近超验，但绝不可能是超验的我思。我思可以超越特定民族认同的宗教、知识、伦理等，甚至可以趋近还原为元初的本能的先验的我思，但是只要人存在于一定的民族主流文化之中，接受并使用着某一种系的语言，就接受着某一民族主流文化认同的存在，就受制于这一民族主流文化的生成。如：英语的语法结构是扩展式的，进而形成了英语国家的主流文化中的思维是后延性的；而汉语的语法结构是聚合式的，汉语使用者的思维就是汇集式的，如果用汉语思维来进行英语交流，就不能获得英语国民的理解与认同，就会被认为是中国式的英语，反之亦然。

二、“我行”的个性自由与民族主流文化认同

“我行”的个性自由，即我的外在的自由，外在自由即“我行”

(实践行动)的过程及其物化的自由，是个体显现出来的，外在可观、可感、可悟的自由。我的外在存在既受制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也受制于特定的民族主流文化环境，“我行”的个性自由也就在这自然和民族主流文化之中。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构成了特定民族主流文化的存在形式。

(一)“我行”的个性自由与自然环境的认同

自然世界是人及其民族文化的存在基础，人及其民族文化离开了自然也就离开了存在的可能，自然界在为人提供存在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为特定民族主流文化的生成提供了存在的物质基础。特定的人及其民族主流文化是在不断地摆脱自然的各种限制与逐步利用、改造自然中获得了生成与发展的。

在自由的物质生产方面，马克思做了一个明晰的论断：“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即就是说：自然构成了人及其民族文化存在的物质基础，从元初的人对自然的依恋、畏惧、崇拜，到现代对自然的改造和复归，从而形成了特定自然定人群的特定民族主流文化――宗教的、迷信的、语言生成的、生活方式的等的存在。对个性自由的实践，即使对自然外在有多大程度的恨与爱，任何纯先验的自由的实践也是不可能超越于这一自然界而存在的；即使为了超越地球这一特定自然的科技发明与逃避，其本源还是来自于这一自然界，因此，现代人在追求自身解放的同时，又在客观认定了自然的限制及其资源的有限性，因而，“我行”

(实践)的绝对自由必须受制于特定的外在自然，必须在自然的可承受之内。在这一点上，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和人通过自身的存在，对人民意识来说是不能理解的，因为这种存在是同实际生活的一切明摆着的事实相矛盾的”。

(二)“我行”(实践)的个性自由受制于我的民族自然人的认同

除外在自然对我的外在自由的物质限制外，“我行”(实践)的个性自由还受制于我的特定民族自 然人的限制。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特定民族的宗教人，然后才是理性的人和社会的人。个体在追求自我的绝对自由时，总有作为类的和个体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作为类的人欲自由翱翔于天空，却没有鸟类的翅膀与羽毛；欲自由潜游于海底，却没有鱼类的生理机能；想自由驰骋于原野，却没有虎豹强健的躯体和猴猿等攀爬的灵便……作为个体客观生理条件的差异也就限制了个体展现自身自由的范围，如身高1.7米与2.2米身高的两个人的自由展现空间就各有不同……在自然人属性上讨论自由，正如马克斯・舍勒所说：“作为生物，人毫无疑问是自然的死胡同”，“世界已实在地生成为人，人应观念地生成世界”，“生物学意义上的超人是一个童话”。作为特定民族的自然人，因民族的语言、宗教、伦理道德等的文化生成的制约，个性自由的展现总受制约我这一民族特定自然人的生成性，我不可能超逾我这一民族的种系而独立存在。

(三)“我行”(实践)的自由与人类共在的民族主流文化认同

人不仅离不开外在自然，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人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理性存在都存在于人类共在之中，只是共在范围有大小差异而已。现代西方代表人物弗罗姆说：“儿童一从那个世界脱颖出来，他就领悟到自己是孤独的，自己是一个与所有他人相分离的个体，这一世界与人自己个体的存在比较起来，则是绝对强有力的，并且经常是带有威胁性和危险的，与这一世界相分离，就使人产生了一种无权力和忧虑的感觉。当一个人是这一世界的组成部分，还未认识到个人行为的可能性和责任时，他就不需要害怕这一世界；当一个人已经成为一个个体时，他就孑然一身，面对着一个危险和极强大的世界。”也就是说，要践行个体自由，必须在特定的某一民族之中，由于在特定民族有一系列共认的礼俗、规定与法律等民族主流文化共在性存在，因而，在这一系列共在中践行个体的自由就是自由的，超越共在的自由是受限制的。一方面，个体需要他人的存在，他人的认同与可接受是个体自由存在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个体在践行自身自由时，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如果在这一世界，要追求个体的绝对自由，就如同萨特所说：“他人即地狱”，因为个体“时刻都整个地处于他人的注视之下……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被败坏了，那么他人只能够是地狱……其实，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来说，他人是我们身上最为重要的因素”。而现实生活中，个体在实现自身自由时，往往就损害了他人的自由，这正是没有获得他人和民族主流文化认同的外显行为的结果。

(四)“我行”(实践)个体精神生产的自由与民族主流文化认同

《哲学大词典》对精神生产的解释是：“精神生产(spidtual production)狭义指一切高级的意识形式的产生、创造及其过程。即‘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及‘科学或艺术的生产’。一般在狭义上使用，与‘物质生产’相对，精神生产是一种生产性的精神劳动。它以精神产品作为自己的直接成果。精神产品以其包含的精神和文化价值为本质特征而区别于物质产品。同时，它又必须借助物化形式表现或存在。……”

个体精神生产的自由，除个体思想、观念、意识的形成是上文论述的“我思”的内在性存在之外，这里还得进一步论述作为“精神产品的直接成果”存在的民族主流文化认同关系。我的精神生产的产品的形成过程的自由，必定会受制于特定的民族主流文化背景的认同，也就是必须“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除了全人类共在精神文化产品都拒斥褒扬腐败、、无人性之外，东西方也还有明显的民族主流文化差异：英美主流文化宣扬规则，汉族主流文化――儒家文化重视亲情；英美主流文化敬重上帝、耶稣，中国汉族主流文化“敬鬼神而远之”；英美主流文化比较看重行为的绝对因果，汉族主流文化倾向行为的“中庸”与道义；……由于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要展现个性自由，不仅要获得我国汉族主流文化的认同，在少数民族地区，还得接受少数民族主流文化的认同，至少的规避少数民族主流文化的禁忌……也就是说精神产品的自由再现，除必须获得全人类共在文化的认同之外，还必须获得特定民族主流文化认同，即使是把一些明摆着的事实用精神产品的形式再现出来也必须获得“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和当下的某一民族或地区的民族主流文化的认同。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 要：教育是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教育和社会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从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基本功能，例如保存、传递、选择、复制、创新、反思等功能入手，立足于目前我国社会所处的多元文化环境，着重分析了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交融，具有交叉性、超越性等突出特点，并且希望能够通过研究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更加合理地，指导教育教学实践活动，能够更好的通过实施各种有针对性的教育去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  

 

众所周知，教育是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我们都可以清晰的发现，教育一方面要受到社会主流文化的制约，同时，其又在能够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条件下能动的反作用于社会主流文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演进，目前我国正处于多元文化共同交错的社会文化之中，因此，在这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应当何去何从？如何才能够立足于真正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怎样才能够适应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呢？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只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才能够真正的使我们的教育适应未来社会的巨大挑战。我认为考虑以上问题的基础，即是应当对教育的文化功能加以重新理解与定位。 

 

一、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具有保存、传递、选择的功能 

 

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具有保存、传递和选择的功能。教育能够将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之中所积累下来的大量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通过各种媒介有选择性地流传于后世。然而，从历史长河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通常当时历史条件下，教育保存与传递的知识与技能往往是当时主流的社会文化的精髓。之所以是有选择性的，这是由不同时期社会上层统治阶级所代表的利益和人民大众的意愿的合力最终造就的。 

社会主流文化经由特殊阶层和人民大众的特殊的教育形式进行有选择性的知识与经验的传递与保存。社会主流文化中占有主体地位的生产和生活经验、思想道德理念、礼仪规范等等，都被人类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传递给了下一代。正是由于社会主流文化与教育的相互磨合，最终才能够使得人类的文化，或人类文明源远流长。 

二、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具有复制、创新、反思的功能 

 

教育对社会文化具有保存、传递、选择功能的同时，还具有复制、创新、反思的功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演进，我国逐渐步入了多元文化共同交错的社会文化之中，教育对社会文化所具有的复制功能，使得我们的社会整体文化处于了一个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多层次多角度的多元社会文化之中。人们由过去的教育逐渐造就成具有当代文化特点的共同体，同时通过个体的不断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承前继后。人类所积累下来的“固态”的社会主流文化，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之中，通过个体的积极创造而逐渐转化为“动态”的社会主流文化，这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化、升华的过程。当社会逐渐发展，这种固化在个体身上的“动态”主流文化，又通过其中媒介（人或物）得以延伸，进而步入下一个循环。纵观历史发展的大背景，我们可以得出，不同时期的社会主流文化都是在继承上个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逐渐由人类继续创造的产物。 

社会主流文化的传播，往往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对其他的社会共同体的交叉传输过程。此过程并非是单向的，而是交叉的。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亦是如此，社会主流文化直接影响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内容、教学表现形式。而教育的社会化功能通常主要是通过社会规范要求而实现的，课堂上传授的文化氛围也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社会主流文化氛围。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正是由教育与主流文化之间相互交叉传递造成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交融过程，对于两者而言，都是一个超越的过程，社会主流文化丰富的教育内容与形式，而教育则通过有意识、有目的地影响个体而对社会主流文化起到一定的规则作用。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所谓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反思功能，应当与教育的创新性功能区别对待，而不应混为一谈。 

参考文献： 

［1］张广君.教学基本职能：人与文化的双重建构［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当代美术在三十年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化”，即主动接受西方艺术文化的影响，追求西方艺术文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在本课题研究中，所谓“西方艺术文化”，指西方现当代美术、美术理论及文化哲学思想。今天，无论自觉与否，中国当代美术的西化目的都非常明确，这就是要让曾经落伍的中国美术成为西方文化全球化的一部分，实现“与国际接轨”的愿望。无庸置疑，这个愿望是中国当代美术的一大主流，然而我们细心观察却会发现，这浩荡的主流只是表象，在表象之下，中国当代美术还暗含着汹涌的潜流，这就是中国当代美术对西方艺术文化的“招降”。作为面对西方影响的一种应变策略，“招降”是隐蔽进行的。

在二十世纪后期，随着后殖民理论在西方文化界兴起并得势，西方文化的全球性扩张便更加注重“本土化”策略。实际上，数百年前基督教进入中国时，便已讲究本土化策略，例如将耶稣画成中国人，让圣经人物穿上中国民间服装。今日西方艺术文化的本土化策略，注重理论、概念和术语的强势冲击，更注重思维方式的强势冲击，用以替代往日的中国方式。这样的策略使西方艺术文化得以在中国站稳脚跟，并扮演榜样的脚色，成为中国当代美术效法的样板，从而将中国当代美术，纳入西方艺术文化的势力范围。

在这强势主流之下，作为中国当代美术之潜流的招降策略，是以同化或归化的方式来利用西方艺术文化，使之归顺于中国，并服务于中国当代艺术文化。尽管有艺术家和理论家高举反西方的旗帜，官方职能部门也高调表示只可借鉴西方，但中国当代美术毕竟弱于西方强势文化，所以不得不进行隐蔽招降。表面看，中国的招降策略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政策背道而驰，进一步细看，二者却殊途同归。西方的本土化策略和中国的招降策略相互利用、彼此同化，终为一体。

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先例。自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日本政府和民间便获得了共识：将自己的命运同美国绑在一起，不仅使美国不能再次打击自己，而且还要使美国成为自己的保护人。在21世纪初，中国对这一策略有所理解，也曾尝试这一策略，但因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国际地缘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世界不再需要中国。由于在政治层面中国不被西方接纳，于是，中国便力图在经济层面进入西方世界，并获得了有限成功。然而在文化层面，中国却面对了西方强势文化的压力。为此，在中国当代美术领域里对西方艺术文化进行招降，便成为一种可行的应变策略。这一策略配合了振兴国学的文化政策，使中国当代美术呈现出西化与国粹并举的复杂甚至矛盾的现象。

看清这一现象的实质，是理解中国当代美术的要义。

二

西方艺术文化的强势影响和中国当代美术之隐蔽的招降策略为什么会发生、它有怎样的过程和特征，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对中国当代美术甚至当代文化及其未来，会有什么作用，例如，会怎样制约、引导和推动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

为探讨这些问题，本系列论文将宽泛的“西方艺术文化”概念，聚焦为西方当代视觉艺术图像和图像理论，并以此为切入点，在视觉文化研究的语境中，考察西方艺术文化对中国当代美术的影响，以及中国当代美术对西方影响的回应，尤其是对西方图像理论的误读。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从精英审美走向大众审美

基于西方大众文化影响、渗透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大众文化，其又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而且还可以做到与当代中国其他文化形态并存。根据对其特点进行分析，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大众文化包容西方大众文化，而且将西方大众文化当成其重要的文化资源；二是传统的中国民间通俗文化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提供给中国大众文化；三是中国大众文化利用与改造精英文化，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两者之间做到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有相当一部分经典的精英文化作品凭借相应的加工改造之后则发展成为大众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四是主流文化运用于渗透中国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作品将国家的法律法规、社会道德规范等隐含其间，从而导致大众在文化娱乐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对相应思想道德教育获得。大众审美文化的出现使得文化更好的走向大众，从精英、贵族中走向普通老百姓中，使文化的享有权转向多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数人，这也是符合我国主流文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要求。

大众文化已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文化现象构成，其拥有的作用于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艺术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产生艺术，决定了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应该是从民众中产生，欣赏与使用的过程则是“回到群众中去”的一个完整审美过程。

二、从技术走向艺术

技术与艺术的首场创造性革命来自于包豪斯设计学院的尝试，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包豪斯所创立的设计理念为后世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实践的科学方法。进入21世纪后，设计与艺术结合的愈来愈紧密，在民众的生活中扮演这重要角色，它不仅完成了对批量机械化产品转型，同时引导并启发着大众对于生活美得思考和理念。当工业化脚步迈入陶瓷艺术领域，使得现代陶瓷艺术逐渐失去了往日手工制造，相对地，人性化、艺术化的设计更加受到人们的青睐，这是一场来自于设计艺术的自我革新，与科学技术发展与制造工艺关系甚微。

从当前的陶瓷艺术发展的现状不难看出，陶瓷批量化的生产已经渐渐使人们审美疲劳，相反，大众更加喜欢形式考究、注重欣赏陶瓷艺术人工性、手工艺的本质。陶瓷艺术的这种转性变化看似突然，实则必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就提出，由于当前高科技、高机械化和电子时代的来临，人们在享受这种便利的同时，往往使用需求与生活情感需求相失衡。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向》中写道：“无论何处都需要补偿性的高情感。我们的社会里高技术越多，我们就越希望创造高情感环境，用技术的软性一面来平衡硬性的一面。”在这里奈斯比特所指的“高情感”即是符合艺术美的生态设计和符合手工艺术之美的艺术之美。而当前备受推崇的“创意手工陶瓷”则是此类具备高情感设计的代表，创意手工陶瓷脱离了当前机械化生产的模式，进入了小批量个性化设计领域，更加注重汲取手工艺造物的情感特点，使其具备设计与工艺的双重艺术美。

三、从地域走向国际

任何文化只要有历史，就会有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包含着深厚的民族心理、道德风俗以及社会意识形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民族文化间的交流日益加深，中国陶瓷艺术也逐渐展现出国际化的创作特征。

我们谈到陶瓷艺术创作设计中，已趋向于国际化设计的品相。首先在造型上选取西方日用瓷设计之长，其次，在装饰设计上，将西方设计理念和部分元素符号与中国传统纹样相结合，有着较高的审美趣味。企业需要推广品牌，出口外贸需要符合对象国大众审美习惯，这是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同时民族间的文化交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流促使现代设计朝向多元化、人性化、艺术化的方向发展也是现代设计的大趋势和必然。

陶瓷艺术从地域走向国际的另一个因素便是传播媒介的扩大，拉近了中外艺术的距离。改革开放后，中外导演学者筹划并只做了许多有关中国陶瓷艺术的纪录片，其中卓有影响的有董浩珉《瓷路》和央视跨国打造的纪录片《china 瓷》等。《瓷路》摄制组辗转欧亚两地，在世界范围内探索中国古代陶瓷的影子，在中外陶瓷艺术爱好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此外，《china 瓷》这部纪录片联合了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瑰丽维多利亚与艾博特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一道，设计组从中国外销瓷为主线，足迹踏遍欧亚8个国家和重要港口，此次纪录片在摄制和交流活动中无不体现出陶瓷艺术国际化合作的特征。此外，在现代陶瓷交流活动中，一些针对外贸的企业针对自身产品特色与出口国人文特点等拍摄了大量的宣传片投放于外文网站，对于促进企业进步与世界陶瓷文化交流具有双重意义。以陶瓷为创作动机的电视剧电影的制作也是陶瓷艺术国际化的重要媒介之一，例如热播的电视剧《大瓷商》和《剩女的代价》都是以陶瓷艺术为剧情主体，不仅在大陆范围内深受喜爱，在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等南亚地区亦有较高的收视率，这种软性文化输出，将中国陶瓷的风貌潜移默化的带给观众，使得中国陶瓷国际化的影响力更加深入人心。

四、从传统图像提升到当代创作

（一）重构扩大了中国传统图像语言

传统图像包括纹样、图腾符号、民间美术以及具有民族审美特质的具象画面或艺术语言。中国历朝的图像内容都有所不同，或有创新发展，或有倾向性探索，作为一门开放性学科，有着自身的发展格局，但总体而言，传统图像语言总是与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形态息息相关的。现代陶瓷艺术创作在画面装饰中，注重突破传统，在把握图像基本构成原理上将传统的图像符号进行拆分重构，从而形成了现代陶瓷艺术创作装饰的新风貌。例如学院派代表陶艺家秦锡麟的作品，在图案运用上不拘一格，善于提取中国传统图案中的经典样式进行分割，且以手工胎质泥性特点构成独特的点面装饰，具有强烈的民族装饰意味和艺术美感。

（二）二是将传统图像综合为民族艺术符号运用到创作中

从文化学层面而言，中国传统图像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具象的可识符号为传承的，它更多是作为一种民族心理与审美自觉共同作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构建成为完整的民族文化体系。在中国传统图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亦有着其严密的科学步骤和意象考究。现代陶瓷艺术创作并不仅仅依靠有形的图像语言为创作元素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艺术家逐渐从图像中去寻找中国文化脉络的本源，将图像符号演化为一种民族精神的自觉，从更深层次探源陶瓷艺术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例如景德镇乐天创意集市中某仕女茶具装饰中，作者选取了中国仕女这一传统形象，但从具体的形态设计上，突出了现代、趣味的艺术特征。

参考文献：

[1]尼古拉斯·佩夫斯特.现代设计的先驱——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