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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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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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拜罗伊特大学法学和经济学系博士学位授予委员会是在当天的会议上做出这一决定的。校长吕迪格·博尔曼会后对媒体说，古滕贝格“没有客观地遵守”科学标准，逐字或者按照原意引用他人文本段落，同时没有充分注明出处，这是不允许的。

博尔曼说，委员会没有就古滕贝格在论文撰写中是否存在有意欺骗行为展开调查，因为这一调查过程耗时过长，而且古滕贝格此前已经请求校方退回他的博士论文。

古滕贝格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就“论文抄袭”风波接受议员质询时再次承认错误，但否认存在有意欺骗行为。反对党议员纷纷指责古滕贝格是“说谎者”“伪君子”，要求总理默克尔解除其职务。

古滕贝格21日承认，在博士论文撰写中犯有“严重错误”，他向因此受到伤害的所有人道歉。他表示，“不再使用博士头衔”，但拒绝辞职。

近日，德国不来梅大学法学教授菲舍尔-莱斯卡诺和法兰克福大学法学专家费利克斯·汉施曼说，古滕贝格的博士论文《宪法与宪法条约：美国和欧洲的宪法发展》有多处抄袭，有些段落与其他文章一模一样，却没有写相应的注脚和出处。

政治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环球网记者李宗泽报道 此前英国媒体曾经报道，英国驻美国华盛顿大使斯恩瓦德曾帮助卡扎菲之子赛义夫撰写博士毕业论文。斯恩瓦德方面于4月2日对此正式予以否认。

据法新社4月2日消息，英国外交部确认斯恩瓦德确实在赛义夫留学伦敦经济学院（LSE）期间与其见过面，但坚称他并没有参与撰写赛义夫的博士论文。

英国《每日邮报》此前援引LSE消息人士的话称，斯恩瓦德对赛义夫的研究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并对赛义夫的作品提供过“积极的协助”。不过，该消息人士也表示，这种协助是非正式的，而且是合法的。

赛义夫在2003年获得LSE的哲学、政治和社会价值的硕士学位，2008年又获该校的哲学博士学位。

据报道，受到此次“论文风波”的影响，LSE正展开相关调查，该校已成立独立调查部门，调查该校与卡扎菲政府之间的关系。而就在上月，校长霍华德戴维斯因与卡扎菲的特殊关系而被迫辞职，他承认接受了赛义夫提供的30万英镑资金。

政治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在信息化时代,媒介的影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即便是处于极度边缘的社会成员,也无法自外于社会的信息交流过程。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只有寄身于城邦之中,才能获得文明人的特质。离开城邦而能生存者,非神即兽。马克思更是断言。人即使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也是天生的社会动物。社会作为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靠信息传播这个黏合剂联系起来的。没有信息传播,就没有群体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传播与社会可以说是同生共存的。传播的发展不仅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而且是推动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动力。因为传播媒介作为人类信息交流的主渠道,本身可以视为人体机能的延伸,不同性质的媒介标志着人类自身感官及信息处理的不同水平。石器时代与计算机时代人类的差别,不仅体现在传播及信息处理手段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人类的眼界和思维能力的巨大反差。

如今,人类早已历经口头传播时代、手书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而进入了网络时代。人类活动的舞台亦由古代的村庄、部落、民族国家,逐步延展到全球社会。在全球化时代,作为国际交往主体的国家,其实与口头传播、印刷传播时代生活在村落社会中的个人一样,其生存与发展,不仅严重地依赖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换,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仰仗着媒介及其传播的发展水平。正如柏拉图所说的,国家是个人的放大,个人是国家的缩小。个人的心理结构、道德意识与国家制度是完全吻合的。现在的国际社会。国家与国家既相互依赖、互通有无。又在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文化诸方面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在国家与国家的综合角力中,媒介及其传播活动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它虽然不如军事战场那样火暴血腥,但绝对值得人们关注。

作为国际社会的主体。国家主导的对外宣传活动,是当今国际交往一道亮丽的风景。通过对外传播,可以弘扬国家的文化,展现国家的风貌,说明国家的意志,表达国家基本的利益诉求,从而在国际社会树立国家的整体形象,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这种对外传播活动的影响力,相对于国家的经济霸权和武力炫耀,更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接纳。如果说经济和武力所代表的是国家的硬实力,那么文化精神和对外宣传所代表的就是国家的软实力。在后冷战时代,软实力比起硬实力来其影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把支持或推进对外宣传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

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被动开放、逐步融人世界的过程。在不断被动挨打、丧权辱国的历程中,晚清政府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府在综合国力不济的情况下,为了延续国脉,也曾利用各种手段向国际社会呼吁,甚至希望通过合纵连横之术,摆脱列强的欺凌。但是,单纯的对外传播行为,无法弥补硬实力的缺失。所谓弱国无外交,乃是政治社会的基本法则。我们虽然不乐意,但是必须接受。直到1949年10月1日,后。中国的对外宣传才在综合国力特别是硬实力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唱响了中国声音,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存在,并且让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直至在理解的基础上接受了中华文化和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崛起。

在热点四起、烽烟不断的国际社会,大国必须承担起大国的责任,才能树立大国的形象、大国的风范。与此相应,大国的国民也要具备大国的心态,这种心态应该是文明的、开放的、平等的,怀抱着对人类命运的强烈责任,和对于弱者的深切同情。大国形象、大国心态绝对不能是以霸权与实力为基础的力量展示,更不能是无视公平、正义的傲慢表现。大国的基础当然在于其雄厚的综合国力,但其在世界上的影响,主要不是基于霸道和实力,而应该是其深厚的文化魅力、理性的说服和道义上的感召。

在高度国际化的背景下,我们要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什么样的国家形象,我们怎样才能够流畅无碍地传播中国的声音,怎样才能让各国人民全面地理解中国政府的态度和民间的声音,怎样才能够展示中华文化的深层魅力,让各国人民了解和接纳中华文化,是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生存的国际环境。关系到中国未来可持续的发展,关系到人类的和平和世界的安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加强对外宣传与传播的研究,梳理中国对外宣传的经验和教训。探讨对外宣传的战略与策略,为中国对外宣传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1949-1966年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对外宣传史的力作。该书作者习少颖博士,在新闻传播领域,是少有的理论学养与实践经验兼具的青年学者。

对1949-1966年这段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外宣传史的研究,不同于其他时期其他领域的研究。相对而言,有不少难以言说的特殊困难。因为对外宣传与政治直接相关。许多问题涉及敏感区域,或者在政治上早有定论,在学术上难以逾越;许多重要事件的档案迄未公开,一些健在的“活档案”(当事人)也三缄其口。所以选择这样的课题,要有一定的学术勇气。习少颖以此作为她博士论文的选题,并且在研究过程中付出了相当的辛劳。她根据多年来从业经验,利用新闻传播学、历史学的知识积累和研究方法,认真地搜集相关历史文献,去粗取精,数易其稿,终有所成。

政治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介绍了美国领先学术机构所设置的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概况。着重介绍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两个关键组成部分：研究生教育课程体系设置及学生科研指导。本篇综述旨在为有意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硕士研究生提供几点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旅游及酒店管理；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科研指导

一、导言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教育相对来说是一个新兴事物。美国有近十二所大学在这个研究领域设置了博士学位点。相比其它发展成熟的学科，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学术研究仍处在探索阶段。但在美国，旅游酒店管理专业作为一个教育实体，无论是其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还是其在科研方面的培养模式，都已日趋稳定和统一，达到了一个成熟的发展阶段。本文将系统介绍美国具有代表性的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并进一步探讨其对中国在旅游酒店管理领域内的研究生教育所带来的启示。

研究生教育一般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两个学位层次。本文重点介绍美国的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博士生教育的情况。高校在旅游酒店管理领域设置博士学位点是为了使所培养的学生在以研究为主的大学以及研究型机构中有更好的就业前景。在这个总体目标下，博士阶段的教学不仅要拓展博士研究生在专业领域的知识面，同时要培养博士研究生今后在旅游酒店管理的特定领域中开展独立研究的能力。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旅游酒店管理博士学位点都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为主，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统计学基础和研究设计能力。当学生最终取得博士学位时，他们的个人简历上应该体现出他们的教学经验、在研究性期刊上所发表的文章，以及向企业型和研究型组织作报告的记录。

研究生教育有两大核心组成部分：课程计划和科研培训(Gumport，2005)。本文着重介绍研究生的课程体系设置和对学生的科研指导。具体来说，本文将从程序和体系两个角度介绍研究生的课程安排，同时也将介绍对学生进行科研指导的一些具体做法。

二、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研究生课程体系

一般来说，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博士学位点要求申请入学者具备硕士学位，申请者的本科或者硕士学位必须是在和旅游酒店管理相关的领域内取得的。此外，申请者至少需要具备一到两年的旅游酒店管理工作经验，没有工作经验的申请者须在其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通过参加企业实习来获得工作经验。从博士生录取的这些必要条件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应用型研究领域，旅游酒店管理与企业密切相关，并最终更好地服务企业。从这一角度出发，相关领域的工作经验不仅能保证将来投身旅游酒店管理领域的教育者和研究者与企业保持密切联系，更能够帮助他们在日后的科研教学活动中更好地指导企业实践。

1　程序

通常情况下，旅游酒店管理博士学位点要求学生在博士点所在地完成为期三年或者四年的学习。在这个过程中要完成的项目为：递交博士课程计划、通过预备(候选)资格考核及综合考核，以及最后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学生需要在两学期结束后，也就是第一学年末，完成课程计划初稿。与此同时，学生需要选择导师以及其他两位成员组成预备(候选)资格考核的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成立以后，学生就着手准备预备(候选)资格考核。此项考核的具体时间由学生的导师与其他两位委员会成员商讨决定。按照惯例，学生应该在预期毕业时间的前一年通过资格考核成为博士候选人。考核的内容和形式由学生考核答辩委员会成员决定。学生通过考核以后，其博士候选人资格便正式得到研究生院的认可。与此同时，研究生院要求学生在其课程计划初稿中加入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并最终定稿。组成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导师以及成员在原则上应该与资格考核委员会保持一致。当然，如果学生需要，可以在此期间吸纳新成员加入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

预备(候选)资格考核只是综合考核的一个组成部分。综合考核还包括博士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口试)。通过口试，学生与答辩委员会在其博士毕业论文的研究课题和研究进程上达成一致后，学生便通过了综合考核(预备资格考核以及博士论文开题报告)。通过综合考核的学生俗称“ABD”(AllBut Dissertation，意即：“万事俱备，只欠论文”)。当完成毕业论文的相关研究及撰写，并且提交给委员会成员审阅后，学生需要参加最终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在论文答辩中，学生为其论文辩护并向答辩委员会证明自己具有取得博士学位的资格。学生只有在满足取得博士学位的其它所有必要条件后才可以进行论文答辩。

2　体系

在美国，研究生教育作为一个教育实体没有一套标准的模式可供遵循。然而，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基本结构却保持着一定的统一性(Gumport，2005)。具体来说，博士教育的基本模式遵循一个统一的结构体系：课程的修习、各项学位考核达标，以及在论文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并完成毕业论文的相关研究。此外，科研培训也是博士生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Clark，1995)。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教学课程有五大基本组成部分：综合(核心)必修课、统计和定量研究方法、具体学科课程、外系指定领域的课程以及博士毕业论文。一般来讲，在取得学位之前，学生需要修满70个学分，其中包括12个学分的核心必修课，(至少)12个学分的数据分析方法课程，(至少)18个学分的具体学科课程，(至少)12个学分的指定领域课程和(至少)16个学分的论文。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美国的旅游酒店管理博士生课程非常注重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在所有的课程中，仅仅研究方法学和定量方法学的课程就占了几乎一半的课时。从内容上来看，这些课程可以划分为几大类，比如基础研究论、研究设计方法论，以及数据分析方法。基础研究论的课程(探讨从事研究时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比如科学原理、推理方法、一般的因果演绎和测量原理)为学生更好地开展科学调查打好基础。研究设计方面的课程旨在指导学生如何开展科研。例如，在本文第一作者所修的研究生课程中，这类课程包括实验设计论以及非量化研究方法。统计和量化研究方法课程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多种数据分析的技巧和方法。统计课程一般包括统计学入门、抽样方法、回归法、方差分析、多元方法、时间序列分析法、离散数据分析等等。此外，统计课程还涵盖了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经常需要用到的一些高级统计方法，比如结构方程式模型和等级线性模型。通常情况下，学生可以从旅游酒店管理系、统计系，以及其它外系学术领域中选修这些数据分析课程。

三、科研指导

除了系统的研究生课程体系，研究生教育的 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研指导。Johnson(2007)将“科研指导”定义为“一种导师和学生之间的互惠关系”(p.20)。在这一关系中，经验丰富的教职人员(通常是年长者)会为经验不足的学生或者教职人员担当起向导、模范、老师，以及资助者的角色。科研指导者辅助学生积累知识，为学生提供建议，充当咨询顾问，激励学生努力成为某一特定领域的全面人才。几乎在所有学科领域里，教授和学生之间这种传统的师徒关系都是研究生学习经历中相当关键的一部分，科研指导对研究生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研究生教育中的其它元素(Edem＆Ozen，2003；Mullen，2005；Russel&Adams，1997；Shivy et a1，2003)。从近期在普渡大学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研究生中开展的一项“自我评估”调查所得的数据来看，教授的专业知识技能是影响学生择校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研究表明，研究生教育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授科研指导的有效性(Ellis，1992)。一种积极良好的指导关系可以提高学术成绩、促进人际关系、加强学生在专业领域的信心、推进个性发展和心理调节(Johnson，2007)。从在研究生中开展的一项调查中不难看出，那些与教授保持良好的科研指导关系的研究生对其所在的博士点和研究机构表示出更高的满意度(Clark，Harden，＆Johnson，2000；Cronan-Hillix et a1，1 986；Tenenbaum et a1，2001)。科研指导的一些具体做法如下。

1　建立科研指导师生关系

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博士生入学时通常会被指定一名顾问老师，但是顾问老师不一定是研究生今后的指导老师。研究生需要一定的时间逐步了解系里的教授以及他们的研究方向，然后最终选定一个适合自己的导师(Johnson，2007)。科研指导的师生关系是在学生和老师之间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术导师可以促进学生在求学之路上的每一步进展，同时也是学生与其他教授之间的主要联络人(Weil，2001)。

博士生主要致力于和导师之间的合作，但是其他教授也是一笔重要的人才资源，必要时可以为学生提供有价值的科研指导。当博士生组建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时，除了系内教授，有相关专业知识技能的系外教授也在博士生的考虑范围之内。博士生可以从其它学术领域挑选对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感兴趣的教授，或挑选相应研究方法上的专家加入自己的答辩委员会。有些大学的博士点已把这一做法制度化，即要求博士生至少选择一名“外来成员”(外系教授)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答辩委员会成员来监督论文质量。

2　通过助研助教的方式进行科研指导

近几十年来，助研助教工作成为美国研究生获得经济资助的一个主要来源(Gumport，2005)。不可否认，这个做法的一个负面影响是，作为助研助教的学生在学术上被放到了一个次要的位置上(Sanford，1976)。然而，从科研培训的角度来看，聘用研究生作为助研助教已经制度化。助研助教的合作方式提高了师生关系的互动性及互惠性。助研助教工作为学生提供了在导师的密切指导下探讨研究课题的宝贵机会。此外，学生将会在科研活动的一系列环节中积累经验，包括发掘研究课题、综述文献、设计研究方案、收集数据和撰写文稿等等。聘用研究生作为助研助教的做法会在指导老师和研究生之间建立起一种制度化的联系。在这一联系中，指导老师和学生在固定的时间面谈，讨论研究进展。助研助教的合作性决定了学生和指导老师之间几乎是平等的关系。随着学生和指导老师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学生会逐步担当起合作研究者和合作作者的角色。因此研究生助教助研的方式可以帮助学生在研究领域积累实践动手经验，并加强学生今后独立开展学术研究工作时的信心。

3　对独立研究的指导

学生除了通过助教助研参加研究项目之外，还有机会在教授的指导下准备研究议程并开展独立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学生需要选修教授的独立研究课并获得学分。当学生和老师对课程达成共识后，学生通常会注册1到4个学分。独立研究是为了给学生提供在研究生阶段的学术经验。在这门课中，学生可以在导师的引导下探索全新的和有发表潜力的课题。对于博士生来说，这门课可以为其今后的博士毕业论准备。通过自主研究课的学习，学生可以获得在一般的课堂教学中所学不到的科研经验。

4　对论文进程的指导

研究表明，研究生对个人论文发展进程的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导师的满意度(Johnson，2007)。在博士论文的相关研究领域中，指导老师在帮助学生完成毕业论文，并最终在学术期刊发表学术成果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与学生的相处中，导师与学生建立起专业上和人际上的紧密联系，并且担当多种角色。作为某一学术领域的专家，导师会密切参与学生的论文设计，为其提供及时和有建设性的回馈。同时，导师还是论文研究进程的协调者，帮助学生与其他老师取得联系和沟通，鼓励学生在整个过程中与答辩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保持联系。此外，导师会给学生精神上的鼓励，使其在研究进程中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并对研究充满热情。

5　对会议报告的指导

科研培训的另一形式是参加学术会议并展示自己的研究项目。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中，学生应积极参加相关领域的会议并争取在会议上宣读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些学术机构要求学生在取得学位之前，必须至少参加一次会议并报告研究成果。在旅游酒店管理领域，两个参与率最高的会议是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研究生年会(http：//www，hrm，uh，edu/cnhc/graduateconference/)和酒店餐饮业国际委员会年会(I-CHRIE：http：//WWW，chrie，org)。一般情况下系里会为学生提供参加会议的部分经费。通过参加会议，学生有机会在正式场合展示自己的研究工作并提高个人的沟通能力和技巧。研究报告是传播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同时也是研究生学术生涯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参加会议并报告研究时，学生接受挑战，将自己的研究交给公众审视。由此，学生可以培养多方面的技巧和能力，如简洁明了地报告研究成果、高效专业地回答现场提问等。除此之外，会议还为研究生提供社交的机会，帮助其在今后开展合作研究和寻找工作机会。

6　对发表文章的指导

发表文章对于那些有志于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然而初学者对如何发表文章通常感到困惑和神秘，因此，给予博士生在发表文章方面的指导对其职业生涯有着深远的意义。因此，一些学术机构要求博士生在最终的毕业答辩之前，至少向专业期刊投稿一次。导师在指导学生发表文章的过程中，不仅帮助学生明确为什么要发表文章，在哪里发表，以及发表什么，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适应学术 领域的工作氛围，规范学生的行为准则。如有时审稿人的评论会很苛刻，并且要求学生作出大幅度的改动，即使学生作出改动并重新投稿，其结果仍是个未知数。在这些情况下，指导老师可以帮助学生调整好心态和情绪，修改文章并再次提交。

7　研究领域以外的指导

尽管师生之间指导关系的着重点是研究，但导师也给予研究领域之外的指导。如在指导研究的过程中，指导老师会不可避免地与学生交流授课方面的经验和体会，从而提高学生的授课技能。学术导师在与学生相处中的另一重要任务是在潜移默化中为学生示范如何兼顾工作和生活。指导老师更可以在多方面作为学生的行为模范，例如职业行为、重要的科研技能以及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寻求平衡(Johnson，2007)。指导老师还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在学生的职业生涯中助其一臂之力。更重要的一点是指导老师可以为学生在精神上带来不可估量的支持。总而言之，导师对学生的肯定，鼓励，辅导和与其建立起来的友谊会对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带来深远的意义。

四、建议及启示

在旅游酒店管理领域，申请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数目稳定增长。与前一代在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中国学生相比较，文化差异的冲击对当代中国留学生的影响并不大，但是他们在学术方面的准备相对缺乏。基于本文作者对美国和中国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研究生培养的了解，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并希望有意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硕士研究生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1　本文建议研究生课程体系从单一强调内容的厚重逐步转到重视科研方法上。中国研究生教育遵循传统的师生模式，把重心放在专业课上。在这一课程体系下，专业研究领域的课程有余，研究方法学的课程设置不足。这样可能造成研究生方法学基础薄弱，会潜在地限制其开展独立研究的能力。因此，我们建议在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研究生课程体系中加大方法学和数据分析学的课程比重，这对帮助学生成为未来的研究者至关重要。一些基础方法学科，像科学原理、逻辑学，甚至学术写作，都应该被纳入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中。此外，有关研究设计和定量研究的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对一些具体的方法学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2　在如何建立师生间的指导关系这一问题上，本文推荐双向选择的指导制度。依据传统的指导制度，学生在人系之际会被分配一名导师，该导师将在学生的课程学习中自始至终地提供支持。然而，研究证明，双向选择指导制更强调老师对学生精神上的引导、师生双方的职责意识，以及师生之间的积极互动，并最终使双方长期受益(e，g，Fagenson-Eland，Marks＆Amendola，1997)。指导关系的稳定程度与师生双方是否同时具有选择对方并承担义务履行职责的意愿密切相关。

3　建议学生参加多种层次的科研培训。选择一个以治学为主的职业生涯是具有挑战性的。学生需要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地加强科研培训，例如寻找助教助研的机会、开展独立研究、与教授合作研究项目、参加学术会议、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准备博士毕业论文等等。一些学术机构已将上述这些活动纳入学生取得学位的必要条件。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要求所有的博士生不仅要在毕业之前做三次会议演讲，还必须在毕业论文答辩之前向学术期刊投稿至少两次。

4　在教学和研究方面，本文提倡交叉学科的合作。上文提到的注重方法学的课程体系要求在学生选课时消除系与系之间的界限。学生应被允许，甚至是被鼓励在统计系或其它相关领域选课。在外系进行科研实践使得学生能够获得有关方法学最新进展的信息。例如，人类学系最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定性分析。旅游酒店管理系的学生通过在人类学系选课，可获得机会与主要使用此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合作并从中受益。交叉学科的合作同样可以通过学生选择外系老师作为自己的答辩委员会成员来实现。这种做法不仅使学生在知识层面上受益，还可以作为一种监督机制，保证授予学生最终学位的标准得到维护。此外，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交叉学科的科研合作可以减小组织结构上的障碍，并且通过融合不同学科在方法学上的长处来扩展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