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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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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正论文

司法公正论文范文第1篇

对于协议管辖范围的扩大和协议管辖法院范围的扩大是否与审判公正有关系,存在不同的争议。尽管如此,但不容否认的是,协议管辖除了方便当事人诉讼之外,还有其独立的制度价值。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审判效率的提高和对审判公正性的提高。通过协议,针对争议不大的案件,争议双方选择管辖法院时会更多地考虑审判的便利性以及审理的期限的缩短、诉讼费用的压缩等等;针对重大复杂的争议,争议双方要通过协议管辖尽可能保证管辖法院的审理的中立,从而提高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有学者认为预防审判不公不是协议管辖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观念是基于我国司法现实所作出的结论,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但是并不能因我国的司法现实的特殊性而否认协议管辖对审判公正的作用。在以下情况下协议管辖是会影响司法公正的:在司法机关排除行政权力干扰和地方势力侵扰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财务的主要来源只能从案件的诉讼费用中取得;诉讼费用统一由独立的财务机关管理,每个法官只能从中领取到最低的基本生活费用,此外根据每个法官的工作时间和处理案件的个数来发放额外的法官津贴;而后者构成了法官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争议双方可以协议选择管辖的法院,在可以选择的范围内,各个法院会尽可能地提高本院审理案件的公正性,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民众到自己的法院审理案件;法院为了争取案件的审理会自觉地扩大受理案件的范围,由于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案件范围,那么在法院不断争取案件受理的同时,就必然在可选择的案件范围之内提高自身审理的公正性。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和扩大协议管辖的法院的范围才能使得法院之间形成有效的竞争关系,从而强行提高法院审理案件的质量。通过比较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和仲裁制度就可以说明竞争关系的形成对处理案件的机构中立性有多么重要的影响。民事争议的客观情况并不是审判人员最关心的问题,反而息讼止争成为了其关注的重心。

因此,民事案件众多的情况下,多鼓励当事人通过调解的方式结案,从而主张当事人对民事争议进行妥协。这种高效的处理方式的确迅速地解决了民事争议,但是由于是以牺牲当事人正当的权利为基础的,存在矛盾再次爆发的风险。然而仲裁则不同,仲裁机构之间由于存在这种业务上的竞争关系,所以相比之下更关注自己的信誉,更关注自己在公众眼中是否公正。在仲裁过程中,仲裁庭对调解手段是不会轻易适用的,有可能的话,裁决结果要尽可能的让争议双方满意,而不是让双方牺牲各自的利益进行妥协,因此这种化解矛盾的方式要更为彻底。之所以会形成不同的案件处理质量,业务竞争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允许争议双方协议管辖,扩大业务竞争的范围就对处理的公正性非常重要。因此,协议管辖制度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补救法定管辖下给当事人带来的不便,而是有其保证司法审判公正和效率的独立价值。在我国现有的司法体制下协议管辖对审判公正性的保证也有体现,如:尽管地方法院会因财政问题受制于地方权力,但是通过当事人的协议管辖也能够排除相关地方法院的管辖,从而保证审理的公正性。

二、协议管辖作用发挥的现实阻碍

在我国,协议管辖的扩大适用的确并不能促进法院审理案件的公正性。协议管辖对司法审判的公正性的影响之所以被否认,是因为在现有的司法体制下其所能起到的促进司法公正的作用非常有限,具体仅仅体现在对司法地域不公的排除。但正如上文所述,协议管辖制度对于保证司法公正的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促进法院的良性竞争关系,要想形成这种关系就不能不改变现有的司法经费的运作方式,而这正是我国面临的问题。我国基层法院收入来源主要分三部分,即:财政拨款,主要用于解决在编人员的工资问题;诉讼费用,通过返还来解决办公经费问题;中央和地方的补助转款,用以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5]法官的工资比照适用的公务员工资,按照级别来支付,这种做法使得法官的收入完全与其工作的时间和处理案件的个数相脱节,法官也就不会关注案件的处理是否会受到当事人满意的问题。尤其在基层法院,受理的案件众多,法官处理的压力很大,为了提高案件的处理效率,就必然要牺牲审判的公正性,大调解机制的引入就在所难免。

三、我国新《民事诉讼法》对协议管辖的态度

我国最新的《民事诉讼法》对于协议管辖制度的有关改动并不多,而在及其有限的改动中可以看出民诉法有将协议管辖扩大适用的趋势。

(一)协议管辖的范围扩大修改之前,民诉法规定涉外协议管辖的范围是是所有财产权益的纠纷,而国内的民事案件协议管辖的范围仅仅限于合同纠纷。新民诉法第34条将国内案件和涉外案件协议管辖的范围进行了统一,都一律适用财产权益纠纷,这就将国内民诉案件的受理范围进行了扩大。

(二)新增了应诉管辖制度应诉管辖类似于国外的默式协议管辖,新民诉法第127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当事人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或专属管辖的除外。”修改前民事诉讼法第38条只是规定了当事人应该在答辩期间内提管辖权异议,至于为提出异议的法院是否当然享有管辖权,立法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因此有学者认为不能将之视为是对默式协议管辖的规定。新民诉法明确了立法意图,就是为了建立应诉管辖制度,赋予未被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法院以管辖权。这种应诉管辖的背后体现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强调了对于当事人主动启动程序的权利的保护。

(三)缩小了管辖权转移的适用修改前的民诉法对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有限,但实践中排除协议管辖适用的往往是审判机关之间管辖权的转移。民事案件的管辖权可以向上级法院转移,也可以向下级法院转移。由较高级别的法院管辖,可以提高案件的处理质量,当事人当然愿意接受。但上级法院往往担心一审上诉,就把案件交给下级法院先审。这就违背了管辖权向下级转移的初衷,向下转移管辖权的目的是为了在处理复杂疑难案件时更好的去作出探索性的判决,即便处理结果不被大众认可,也可以通过二审程序纠正,从而维护上级法院的司法权威。而这种做法初衷并不是维护司法权威,反而是为了规避判决的风险。同时,滥用管辖权转移也排除了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效力,使得管辖阶段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条款形同虚设。新民诉法对向下转移管辖权作出了严格的限制,第38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的下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民事案件,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报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因此管辖权向下转移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确有必要,二是转移管辖权的上级法院必须报其上级法院批准。从以上法条的修改来看,尽管态度很保守,但立法机关有意扩大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这也是与国外的立法趋势是相符合的。这种修改都体现了一种对公共利益和司法机关权威的限制性解释,在合理的范围内扩大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对保护当事人的诉权,甚至是实体权利都有重要的意义。但实际上我国的协议管辖制度并不能引起审判的公正性,其功能仅仅限于方便当事人诉讼的层面上。在此前提下,我国的协议管辖制度所能起到的作用已经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便利诉讼的要求了,没有再加以扩大适用的必要了,一味地扩大协议管辖的适用反而不利于提高法院审判案件的效率。而实现这一制度的扩大适用对公正司法的作用才应是如此立法的目的,为此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司法经费管理制度,从而有效地形成司法机关之间的良性竞争。

四、建立与协议管辖相匹配的司法经费管理制度

司法公正论文范文第2篇

1、资本规模

随着资本市场逐步开放,国际投资银行逐渐介入,我国证券公司资产规模普遍偏小已经成了威胁其生存与发展的因素之一。资本数量的多少直接决定着证券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开展业务的能力,公司所在区位拥有的资本数量多有利于公司扩资、融资,促进公司发展。

2、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是一种与物质资本相对应的资本形态,具有其自身独特的性质,其基本特征有:依附性、动态性、私有性、波动性、群体性、创造性、层次性、潜藏性。员工是企业人力资本的天然载体。与其他行业相比,证券业的经济效益更加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益产出。证券公司的员工是知识型员,所以,证券公司应落户于有人力资本优势的区位,有利于提升公司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益。

3、科技实力

区位在科技实力上的优势能给予证券公司的运作更多技术支持,同时区位内的大学、科研院校、企业研究中心等是证券公司员工的很好来源,此外,科技实力强的区位,拥有的潜在个人投资者也多,这就增加了对公司的业务需求,有利于公司发展。

4、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一个区域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础性保障,是企业赖以生存的重要的外部条件之一。基础设施发育的完善与发达程度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活跃度、开放度,是吸引外部稀缺资源和整合内部资源的基础性要素,电力、邮电和交通构成区域发展的基础性环境。证券业所需的技术、信息及其产品主要依赖于现代通讯和网络设备,证券公司与客户,以及客户与客户之间主要通过网络等设备进行信息的传递与交流,此外,证券公司与外部的交流也需要发达的交通设施,所以说区位的基础设施对证券公司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5、社会区位优势

社会区位优势指证券公司所在区位的政治文化区位优势,不同的区域在国内的政治文化区位是不一样的,这体现在区域的行政中心等级和科教文中心等级两个方面。我国证券公司无论在总部的选址或是营业部的选址时都会选择所在省份的中心城市或是直辖市,这种做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类地区的社会区位优势高。

6、经济发展状况

个人投资者、机构和企业进入证券市场的前提是拥有一定量的资本,所在地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影响潜在股票需求者和供给者的数量,同时,一个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越多,说明企业发展状况越好,企业数越多,潜在的需要上市融资的企业数量也就越多,所以经济发展状况也是影响证券公司发展的区位因素。

二、实证检验

本文用证券公司所在城市的特定指标表示对应的区位因素,构成计量检验中所需的七个解释变量,并选取变量对城市内证券公司的发展情况进行量化,构成被解释变量,利用Eview3.0计量经济学软件将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一一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并对其t值及模型的异方差性进行检验,分析结果,得出结论。

1、检验变量的选取

证券公司发展的好坏不能简单的用某项经营业绩指标来表示,公司发展的好不仅指公司规模大,还要考虑公司的风险控制情况等。王晓芳、王学伟(2008)选择证券公司经营中的18个参考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全面反映了我国证券公司的综合实力,以排名的形式对我国证券公司2006年度的经营状况做出了全面、客观的评价,本文中采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用其数据构造实证检验中所需的被解释变量。2006年,我国共有104家证券公司,但是公司的规模存在很大差异,为了更加客观,只采用前50家公司的综合得分,剩余64家不进行考虑。前50家公司的总部分布在全国23个城市,用每个城市的证券公司的平均综合得分表示证券公司在该城市的发展情况,这就得到了检验中所需的被解释变量。

为了得到检验中所需的解释变量,需要选取变量来量化六个区位因素。为了得到检验中所需的解释变量,需要选取变量来量化六个区位因素。本文从《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选取了资本数量指数、人才竞争力、科技实力指数、基础设施竞争力、政治文化区位优势指数这五个指标依次量化前五个区位因素。另外,经济发展状况这一区位因素,用城市的GDP与人均GDP两个变量表示。

2、样本数值

对上述各变量的样本值进行整理,现列表如下。

3、回归检验

利用表2中的样本资料,将前五个解释变量分别与被解释变量——证券公司的平均综合得分,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并记录斜率项的t检验值。将地区GDP与人均地区GDP这两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记录t检验值及F检验值。本文采用了截面数据做样本,对于这类计量经济学问题,由于在不同样本点上解释变量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差异较大,往往存在异方差性,所以,本文对回归模型的

异方差性做了White检验。并给出了与各模型相对应的怀特统计量。回归结果见下表。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自由度为20的t分布的临界值为t0.025(20)=2.086,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自由度为20的£分布的临界值为t0.05(20)=1.725,因此,前六个解释变量的参数都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人均地区GDP的参数未通过检验,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其参数也通过了检验,且给定显著性水平a=0.05,查,分布表,得到临界值F0.05(2.19)=3.52,又11.8>3.52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成立,即地区GDP与人均地区GDP确实对证券公司的平均综合得分产生显著影响。从怀特统计量的值及其伴随概率看出,每个模型都不能拒绝同方差性这一原假设,即不存在异方差问题。

4、结果分析

通过回归检验,发现七个解释变量都对被解释变量产生显著影响,根据t值的大小,影响程度由大到小的变量依次为:人才竞争力、政治文化区位优势指数、地区GDP、资本数量指数、基础设施竞争力、科技实力指数、人均地区GDP。基于上述发现,得出以下结论:六个区位因素对证券公司的发展有着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有着些许区别,由大到小依次为:人力资本、社会区位优势、经济发展状况、资本规模、基础设施、科技实力。

三、结语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逐步对外开放,证券市场内外竞争日趋激烈,市场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在此形势下,我国证券公司要想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必须正确选择总部的区位,考虑的区位因素依次有:人力资本、社会区位优势、经济发展状况、资本规模、基础设施、科技实力。证券公司应该充分利用区位的优势帮助自身发展,如位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证券公司,应该广泛吸纳人才,在充实公司总部人力资本的同时,通过向各营业部输送人才,惠及各营业部,并建立保障与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其在人力资本上的区位优势。同时,证券公司在设立营业部时,也应考虑这六个区位因素,如由于社会区位优势是影响公司发展的第二大区位因素,所以,证券公司往往首先进驻各省的中心城市或直辖市,这一做法是有理论依据的。

未来证券公司总部在考虑拓展方向时,由于往往不能同时顾及六大区位因素,公司可以优先考虑前两大区位因素。首先选择有着社会区位优势的地区,即行政级别和科技教育级别高的地区,如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等,在此基础上,选择人口规模大、大专以上人口占总人数比重高、各类专业人员丰富及人均公共教育支出高的有人力资本区位优势的地区。

司法公正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字】司法公正媒体监督矛盾和谐制度设计

一、引言

一个文明程度越高的社会,越需要理性的积淀与传承。而在当代社会里,司法与新闻在很大程度上着社会的发展。而从这两者的内在关系看,矛盾与和谐随时伴随着它们:一方面,司法公正独有的独立性对排斥非的干预,也不应受新闻媒体的干涉和影响,因为就司法的天性来讲,它总是不希望受到任何干涉和影响,包括新闻媒体的干涉和影响以维护自身的独立,顺利完成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媒体监督对一切社会负面影响具有天然抗争性。因为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是当前世界的焦点问题之一,较其他社会问题更能吸引社会的眼球,所以更容易成为媒体的关注的热点。从这一层面上讲,媒体的监督对反对司法腐败具有良好的效果。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这样一个尺度,使媒体的监督作用在合理构筑的框架内与司法机关的反腐败行动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是2005年世界法律大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的原因。

二、我国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

我国司法公正与传媒的要求内在一致性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目的相同。首先,两者均追求社会的公正与正义,都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利器,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使司法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有了更大提高,促进了民主与法治社会的进程,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也是两者良性互动的体现之一。当然,如果从更具体的角度上看,两者又有所不同,司法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是一种法律价值的判断,是冷静和严肃的最佳体现,所以戏剧中将古代的包拯塑造为“黑脸”,其中内涵就在与此,只是在中国古代,严格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并未出现,民意的最大载体在于言语之间而已。而作为当今社会喉舌的大众传媒追求的则是一种道德的评价,顺乎民意,不平则鸣,用公众舆论的力量来激起社会正义的力量,央视的“焦点访谈”被广泛赞誉为“焦青天”,广州的《南方周末》发行量达到数百万份等事例就是明证。

从的来看,因为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有腐败的可能,司法权也不例外,因此传媒自有遏制它的必要。然而,这就与司法独立的本意相背离,司法的功能本身就要求独立,法官要求不偏不倚,司法公正独立需求不仅体现在法官个体上,更重要的是在体制上。当媒体的报道对司法的公正裁判已经产生了不适当的影响时,司法本身潜在的独立性要求就会奋起抗争。所以,原本肩负共同社会公平和正义使命的传媒与司法便在社会现实的推动下形成矛盾。

传媒与司法间的关系还体现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握方面,司法的功能在于守护社会正义与公正,从其象征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法平如水”还是西方蒙上眼睛的司法女神上都能充分体现,但是愿望的良好往往并非时时与现实吻合,司法腐败在当今世界也是不争的话题,这一现象无论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还是其他法系都不能幸免,因此,如何将司法权的行使限制在一个良好的框架内,就成了各国学者及制度涉及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时,基于此,将媒体监督在内的多种监督方式就顺理成章地走上了前台,企图建立对司法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从而达到社会多种调控手段与良性互动。在中国,包括人大的个案监督、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均在此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传媒监督司法也并非能包治司法腐败的百病,中国传媒的不成熟,管理上的隶属性、部分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等缺点使得传媒易于造成报道对象权利、形象的不当提高与毁损,这些问题的存在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片面强调传媒监督司法的尴尬还在于:一是在中国国情之下,社会舆论所代表的民意一旦对某个问题提前盖棺定论,司法审判就有可能陷入唯媒体是从的境地,法院对已发生的事实和证据加以逐步的专业判断与确定,然后根据法律来判定谁是谁非的制度价值就容易被打破,从而有碍实体正义的实现。曾经轰动一时的张金柱案件,张曾感叹是媒体而不是法院对其作判决的例子,就充分体现了媒体的强大动力。还有昆明发生的云大学生马加爵杀人案件,部分新闻媒体在公安机关通缉马时,就提前为马案定了性。这些事例说明,媒体监督一旦脱离了法律和理性的轨道,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些都是我们的理性和法治社会所不允许的。二是在法治国家,程序至上已成为法官断案奉行的至理名言,我国也在不断强调程序正义的价值,打破过去部分司法人员重实体轻程序的弊端。但是一旦传媒影响司法,很可能有加速或延缓审判,破坏程序法的内在机制,导致在程序上过于匆忙或缓慢,这不仅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与证据认定的准确性,还极易使当事人对公正的判决结果产生不信任,产生对法律至上和司法权威的动摇。

三、司法与媒体:构建公正和谐制度的几点思路

(一)对待媒体监督,司法机关应持的宽容态度。

我国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待媒体监督应当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这种宽容不仅是一种个人态度,而且应当是一种制度设计。首先,司法机关作为司法裁判机关,掌控了国家的司法大权,与新闻媒体相比,其优势地位是相当明显的。同时,由于裁判权的拥有,一旦允许司法人员针对媒体的基于善意的不实批评或评论拥有随意权的话,那么媒体的不利地位显而易见,因为即使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要求当事司法机关回避,但是由于法律行业本身的联系和职业情感的共鸣,都可能使媒体面临很大的诉讼风险。其次,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新闻报道不可能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这与司法机关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价值判断原理类似),如果允许这样的诉讼产生,那就会使监督成为一种代价的行为,新闻记者这一职业成为一个高风险行业,那么媒体监督司法、反对司法腐败热情就会受到严重挫伤,国家和社会对媒体监督司法的期望就会落空。再次,在我国司法腐败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而要保证监督的效果,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赋予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以充分的报道权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监督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权利。在具体实践中,只要把握好新闻媒体不是故意捏造、歪曲事实,恶意损害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名誉,就应当大胆对媒体监督给予支持。

(二)赋予新闻媒体对司法机关工作的知情权。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积极行使,对促进司法公开的角度来讲,是十分有益的。公开就意味着暗箱操作的几率减少,公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悉度增加,也就使个别企图腐败的司法人员不得不有所顾忌从而使促进司法公正。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提出的“阳光审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在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同时,也就从反方面规定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活动的公开性(确需保密的除外)。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活动公开的范围也就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使知情权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以及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的实际需要。当前,新闻记者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还受到很大的限制,对审判机关来讲,新闻记者只可以采访报道的只是合议庭或独任庭对案件的审理活动,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限制新闻记者即使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案件的旁听,这就使媒体的监督就无法实现,成为名符其实的“睁眼瞎”,也才出现很多媒体不得不依靠采访当事人来获得新闻线索,而作为案件一方的当事人,我们要其保持一个客观和平和的心态来叙述案件审理的过程是不现实的,容易导致媒体态度的“一边倒”,也就更容易损害媒体自身和司法机关的形象,使公众对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和司法机关的公正性产生怀疑,造成我们都不愿看到的两败俱伤。其实,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就必须实行真正的审判公开,将媒体的监督落到实处,赋予公民和媒体的最大限度的知情权,这样既能体现司法的真正独立,又能达到新闻媒体达到媒体有效地发挥其监督功能,使新闻与司法这两柄利器真正体现其效能。

(三)媒体监督重点在于支持司法独立和司法职业化方面

司法腐败之所以为公众所诟病,根本原因就是其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肌肤,而当前妨害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就是司法行政化、地方化和非职业化。司法行政化和地方化因素的存在,导致在地方掌握司法人员的实际任免权和司法机关的财政权,所以司法机关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时常常举步维艰。以权压法,以权代法的形象随之出现;对于坚持原则,不按其指示办事的司法机关领导和办案人员随意撤换、免职或调离,以致司法独立有名无实。非职业化现象的存在也存在极大危害,虽然新的《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了担任法官、检察官的任职前必须提供国家统一司法,但是对“两院”的领导任职的所需要的法律专业作明确限制,导致有的地方将非法律专业的人员调进司法机关担任领导,造成乱指挥、乱下指示的情况出现。总之,以上三种因素导致的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已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直接影响社会公正,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采取包括新闻舆论监督在内的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确保司法公正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的重点应当在促进司法独立和司法人员职业化方面发展,从根本上清除司法腐败的土壤,走出就事论事的浅薄误区,才能真正保障在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

(四)媒体监督应当把握的尺度。

我们在看到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时,也不可忽略应把握的尺度,否则,就会侵犯司法的独立性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如前所述,独立和公正,都是司法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司法应当独立,法律人应当甘于寂寞,是我们应当树立的司法理念。因为司法公正既是一种结果,更是一个过程,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外部不当的干扰或压力必然会对司法人员造成影响,使其独立意志发生嬗变,进而在案件的处理中发生偏颇,导致不公,因此既应坚持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同时又应维护司法活动的独立性。为此,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应当把握三个尺度:一是严格保持中立立场,只作客观报道,不对案件的处理提前下结论,不发表任何评论或意见,即使是新闻写作中的“春秋笔法”等方式,也应当尽量避免;二是维护裁判文书的尊严,在没有其他的判决取代现有的生效判决之前,即使裁判确有不公,也应当通过正当途径予以解决,要尊重司法裁决的即判力和法律文书的严肃性,这也是媒体的从业准则之一。三是不得对司法机关的形象进行歪曲和丑化,不得对司法人员的人格进行评价。

(五)司法机关的“走出去”战略

在媒体的监督之下,司法机关除了积极支持媒体的工作之外就否喑哑无语无所作为呢?当前,的司法机关正在做一个尚未引起界关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探索,那就是笔者所称的“走出去”战略。具体做法就是司法机关抽出部分人员(有的甚至命名为法院新闻中心,如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新闻中心属法院下设的单列部门之一)将本单位的司法、行政等活动形成宣传材料,在相关的报纸、网站和电视台进行刊载和播放,大力宣传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这一做法在全国司法机关中相当普遍,从最高法院的机关刊物《人民法院报》的刊载的部分法院宣传文章来看,至少可以说明作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对法院人员参与对外宣传并不反对。这一做法对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是否有益,其弊端又在何处,这些理论界尚未有定论。此外,单纯就当前司法机关的对外宣传工作来讲,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是司法机关对外宣传人员如何定位,是司法人员还是新闻工作者抑或一身兼二职,如何把握新闻和司法之间的关系?二是当前相当部分行政人员不是专业毕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对外宣传人员是否需要具有审判职称,如果单纯的司法行政人员就可以从事宣传工作,那么在涉及专业性较强的稿件时,如何保障新闻稿件的准确性,一旦司法机关稿件出现误差,公众会不会对比媒体从业人员新闻稿件出错所持的责难更大?基于此,中国司法机关的对外宣传工作更加任重道远。

四、结语

在的默然思索中,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价值均已为现实实践首肯,我们的理想在于实现多种价值的共赢。同时,在我们建设法治和和谐社会的探索过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对立中同样可以实现二者关系的合理化和和谐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在借鉴世界经验的基础上充分立足我国国情,这也就再次体现当前我国媒体与司法合理的制度构建的紧迫感和必要性。

【】

[1]甘朝端、杨凯:《公开报道与公平审判的冲突与平衡》,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一期。

[2]刘静:《司法惩戒•法院与媒体》,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二期。

司法公正论文范文第4篇

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的德育功能往往补单纯地传授社会科学知识所代替,存在着与实际相脱离、与学校日常思想教育相分割的倾向,同时,在课堂教学中,由于受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学生也缺乏学习兴趣,这种现状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课在学校德育中的优势作用的发挥,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那么如何才能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发挥其德育的优势作用呢?

一、弄清学习《思想政治》课的意义,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是发挥德育功能的基础。

要发挥思想政治的德育功,首先要帮助学生弄清学习思想政治课的意义,了解思想政治课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思想政治课是学生的必学课程,并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具体事例使学生体会到:不识字的人是文盲,不懂科学的人是科盲,文盲和科盲已严重阻碍祖国的社会义主建设。不学习思想政治课,不从小培养社会主义思想品德,将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废品和危险品。北京外语学院某大学生从学习尖子到校院死囚就是很好的例证。以事实教育学生思想课不学不行了。从第一节课就激发学生懂得为“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素质”而自觉学好思想政治课的重要性,教师绝不采用学校既然设了这门课,又要进行考试,你就非学不可的强制态度,更不能认为第一节进行了学习意义的教育,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学习意义的教育要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全部过程,并逐步深化,有意识的揭示的教师的社会意义无和实用价值,要善于解答学生学一有什么用的疑问,引起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的向往。其次,要培养学生思想政治课的兴趣,在教学过程中,要创设问题情境,激励学生的好奇心。例如教师在教学“引进外资”的“得”与“失”时,先引用我们现在用劳动力,同世界资本进行交换,到底是“引狼入室”还是“引羊入圈”这个问题,通过设疑,在学生头脑中掀起波澜,以促使学生思考、最后在争论中将主信号以“来料加工”,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就如同把“羊”牵进来了,羊当然要吃草才以胀膘,便羊能生下小羊羔,还能挤奶、剪羊毛,因此,“引羊入圈”合算,是得在于失,用这样的方法教学,就能引起学习对思想政治课的浓厚兴趣,就“要我学”为“我要学”。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

学生对我闪思想政治课教师提出的最多的要求就是名胜古迹懈们在教学过中一定要多联系实际,要求教师多给他们提出问题和讨论的机会,以澄清他们在思想中存在的一些对人生和社会的模糊认识,他们所关心的社会热点总是教师不能回避。教师不能回避。比如在改革开放中,对党内存在腐败现象的客观现实,既不能回避,也不能牢骚了事,而应客观的、辨证的加以分析,可举一些我党惩治腐败的具有轰动效动效应的案例(如案),并更多的从下面举一些廉政实命名。使学生感到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是极少数的,宫的主流是好的,从而对我党的反腐败斗争充满信心,对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和谦洁奉松的的必要性的更深刻的理解。

再如,我们讲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吸学生就表示怀疑,就会提出不少问题:资本主义在一段时期经济发燕尾服较快,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却都在经济上存在一些总是两种制度到底哪种优越难说。苏联搞社会主义七十多年,到最后还是转向资本主义,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务淌有转变为社会主义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回避,我们应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事实和不断变化的新情况为依据,有针对性进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教育。

再次,必须把思想政治课教学与整个学校的日常思想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司法公正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

一、单位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事业单位领导对思想政治工作不够重视。现如今,很多单位领导为了提高本单位的业绩,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员工的工作进度上,同时,对于员工的绩效评比也主要是看其在工作中处理了多少事务。单位领导本身没有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单位运行的基础与前提。注重的只是眼前的利益,而没有把眼光放在长远的发展中。虽然在国家政策的要求下,事业单位领导也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却只不过是走走形式,通常是在会议中领导发表一段讲话,或者是对该工作提出一个大概的要求,而没有给出具体的实施措施。另外,事业单位的领导把大多数的人力资源与资金投入都放在了提高事业单位的外在发展之中,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力物力投入却是寥寥无几。对单位内成员的思想心态不关注,放任员工的思想心态随意发展。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推进这一方面,单位领导的指引与向导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二)事业单位成员对思想政治工作缺乏积极地配合。在现在的工作中,大多数员工都追求在本岗位上能够得到的薪金福利为多少,因此,他们工作中努力的主要方向就是要创造更大的业绩,以得到单位与领导的认可,从而让自己向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而对于自身的思想动态的变化并不在意。因为,他们认为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并不能为自己的工作带来多大的帮助,再高尚的内涵修养,也不如提高工作效率对自己更为有利,于是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的时间与精力放到处理单位事务中,而甚少花费时间积极接受思想政治的培养。

二、新形势如何做好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

(一)处理好服务保障和思想教育的关系

积极为职工谋求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解决群众的“柴米油盐”问题,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尽的职责,也是维护职工正当利益的重要内容。但这些并不是办实事的全部内容,也不能涵盖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部责任。如果人们仅局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就无法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就有可能迷失前进的方向,甚至干出违背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事情来。因此,在办实事过程中,不仅要“务实”,还要“务虚”;不仅要解决问题,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党的温暖,还要提高思想觉悟。只有把二者统一起来,才能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二)推进政工干部队伍建设创新

一是要构建良性选拔机制。选拔年轻优秀人才充实政工干部队伍,创造一个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对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政治上关心,在工作上支持,在生活上照顾,使他们能够放心大胆地去工作。二是构建良性教育培训机制。要做到培训工作计划性和目的性的统一,经常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在全面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干部素质的同时,着重培养他们具有现代化的科学思维能力和工作方法。三是构建良性管理激励机制。在实施考核时,充分考虑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殊性,坚持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相统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统一的原则,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序进行。

(三)批评教育新方法

批评的主要目的,是要达到人的思想转化,而要做到这一点,既要实事求是,又要发扬民主。只有实事求是的批评,才能抓住要害,打动人心。思想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摆正自己同教育对象的位置,把握职工的思想脉搏,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动之心情,晓之以理,在感情沟通的基础上,充分讲道理,分析缺点和错误的性质、危害及产生的原因;通过谈心,沟通思想,消除隔阂和误会,增强团结,同心同德为单位的改革和发展出力。

三、加强广播电视政工管理的思考

广播电视政工是广播电视发展的坚强后盾,其实,广播电视又何其不是广播电视政工顺利开展工作的坚强后盾呢。广播电视要发展,离不开政工的思想建设。要发展,首先要解决政工干部的后顾之忧,选拔人才壮大政工队伍,达到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效果。时代变迁加快,要鼓励政工人员发展特长,提升综合素质,多思考,学习各方面的能力以便融合到职工的群体里,及时了解职工的思想状态,解决问题。

(一)要解决政工干部的后顾之忧

在现实生活中,政工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本身所处的位置,要求其要具有良好的思想觉悟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但是现实总是会存在着不可预测的困难。除了政工自身生活上的繁琐,还有开展工作所带来的阻碍。人与人的思想是不同的,个体解决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政工对员工的帮助就是精神思想上的开导,是思想上的直接碰撞,要面对的困难不可预测。面对这些问题,仅靠政工自身的努力是不行的,而且政工本身也需要广播电视管理层的认可和帮助,才能更加放心投入到工作中来。

(二)珍惜人才加强选拔培养人才的力度

现代社会的广播电视普遍存在着政工数量缺少的现象,而且部分政工的专业知识缺乏,工作技能单一性居多。人才是广播电视发展的关键,是其顺利投身于社会经济改革下的基础。人才资源是广播电视最宝贵的财富,而政工则是最宝贵的思想政治财富。广播电视在日常的工作中要针对性地招纳贤才,注意人才的特殊技能,好比如心理学方面比较好的人才要注意吸收。而在平时的工作中要注意利用这些人才自身的优势,积极配合政工开展工作,协助管理,做出适当的应对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