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梦的诗歌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关于中国梦的诗歌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关于中国梦的诗歌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诗意审美化态度审美教育
新《考纲》对初中语文鉴赏的要求：初步鉴赏文学作品的内容、语言、表达技巧。诗歌鉴赏是比较热门的考题，而现代诗歌的鉴赏更受人们的关注。那么，如何来解答诗歌鉴赏题呢?从中招命题实际来看，现代诗歌的测试多以选择题的方式出现。在具体应试过程中，可以运用以下一些解题技法。
一、学习表达技巧，抓住鉴赏关键
诗贵含蓄。当诗人描绘事物时，他的目的往往言在此意在彼，在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写景则是借景抒情，咏物则是借物言志。而这些形象也好，情感也好，无不依赖于诗歌语言的表述，如果我们在应试时能借助这一作诗技巧，抓住这些关键性的诗句，那么我们就能拨开迷雾，透过现象，把握全诗的主旨，从而顺利解答关于主旨一类的考题。例如鉴赏余光中的《乡愁四韵》，抓住写作方法和意象是本诗鉴赏的关键，首节“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以呼告手法开篇，反复咏唱，“长江水”的意象发人深思，耐人寻味。它是自然滋润万物的汩汩清泉，它是母亲哺育儿女的甜汁，它是祖国抚慰游子的绵长柔情。诗人漂泊天涯的深情呼唤有如穿越沙漠、久旱干渴的旅人对于绿州和清泉的渴盼，焦灼而痛楚，执着而痴迷！第二节的“海棠红”和第四节的“腊梅香”两个意象极富古典韵味，很容易引发人们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相似联想，也含蓄而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留恋和热爱。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人在旅途，魂归故里。哪怕天涯海角，啊怕苍海桑田，文化的血脉永远亘古如斯，一脉相连。第三节的“雪花白”则摹色绘心，以雪花的晶莹剔透、洁白无暇隐喻游子对祖国母亲的赤子之心和挚爱之情。
二、推敲词语搭配，注意表达语境
与古典诗歌一样，现代诗歌也十分讲究语言的锤炼。有一类考题是考查运用词语的能力的。做这类题，一要看词语的搭配，二要看表现方法的需要，三要看是否合乎句意，符合诗境。《乡愁四韵》中，作者不说“一张红海棠”、“一片白雪花”、“一朵香腊梅”，而偏说“一张海棠红”、“一片雪花白”、“一朵腊梅香”，显然，按照生活逻辑和表达习惯，“红”不能用量词“张”来修饰，“白”不能用量词“片”来限定，“香”不能用量词“朵”来衡量。但是，诗人的匠心在于：用“一张红海棠”来强调“红”，以突出“红”的鲜艳灿烂，而这“红”又与后文的“血”自然相连；用“一朵雪花白”来强调“白”，白得晶莹剔透，纤尘不染，而这“白”字又与后面的“信”紧密相连；用“一朵腊梅香”来强调“香”，以突出腊梅的清香四溢，沁人心脾，而这“香”字又与下文的“母亲”相连接。相反，如果说“给我一张红海棠”，“给我一片白雪花”，“给我一朵香腊梅”，后面随文就势的自然联想就无法展开。因此，从这反常离奇的搭配中我们是可以体会到诗人的诗心智慧的。
三、细读题干，综合思考
关于思想内容与写作手法的考题，往往采用以偏概全的方法来设置迷惑项，干扰考生。解答时，应把原诗、注释及题干中提供的条件综合起来考虑，才能解答。例如对的《囚歌》作鉴赏时，有题目是这样设计的：比喻使说理浅显易懂，使语言更加形象、凝练。请找出下面比喻句的喻体，并说说它们各比喻什么？⑴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⑵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时就要明白，比喻句有本体、喻体和比喻词组成，本题喻体有：地下的烈火、活棺材、魔鬼、宫殿。
四、找出矛盾之处，把握意象真伪。
现代诗歌考查，往往侧重于诗歌的主题、意象、意境等方面。命题者在设置选项时，往往会采用肯定或否定的矛盾方法来干扰考生。因此，应试时宜先找出矛盾之项，再紧扣题目和主旨，把握诗歌的形象特点辨出真伪。例如对《再别康桥》中意象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虹与梦，奇异的意象，写出了潭水的静美，表达了诗人对拜伦的仰慕与追怀。这里融情入景，营造出难以言传的优美意境。
B．第③节紧承上节诗意，对“梦”加以引申，向诗意纵深处开掘。这里的“梦”，是对过去留学生活的真实写照，暗含了对逝去的康桥生活的无限留恋之情。
C．第④节诗，诗人的思路急转，把读者从梦境拉回到现实，别情缕缕，离绪重重，现在哪有心思歌唱呢？诗情达到。但这个却以情绪的低落和基调的抑郁作为标志。惟其如此，才表达了诗人对母校的离情。
D．从以上几节诗可以看出，诗人表达的是一种无限的伤感，虽然诗歌谈不上什么现实内容或时代精神，但各个时期的读者对它都有强烈的共鸣，认为它给人带来了巨大的审美享受。
通过分析，我们找出了矛盾之项，得知D答案“无限的伤感”和原诗旨趣是不协和的，应为“表达的是一种微波轻烟似的淡淡的离情别绪”。
教无定法，学无定法。诗歌鉴赏解题固然有一定的方法和技巧可循，但归根到底还要依靠多诵读，多赏鉴、多练习方可提升对诗歌语言的感觉。离开了阅读，一味的追求方法和技巧那便是舍本求末了。
参考书目：
关于中国梦的诗歌范文第2篇
关键词：李清照；迪金森；诗歌风格
李清照，是我国宋代杰出的婉约派作家，以“易安体”在我国词坛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她一生中写过许多名作，擅长于诗词和散文，尤以其卓尔不群的诗歌成就最为突出。艾米莉・狄金森，是美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诗人，“美国诗歌的开拓者”和“现代美国诗歌中其他一切传统的先驱”。她以独特的风格写下了1800多首诗歌，这些诗作被誉为“美国文艺复兴的一部分”。从诗歌创作环境、诗歌主体、诗歌艺术形式等方面入手，对二者做一番平行比较，就会发现尽管这两位世界诗坛女杰生活在不同的时空、文化背景下，但是这她们身上存在不少可以互相参照的有趣现象。在这互为参照的体系中，人们不仅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这两位女诗人各自的文化心态和创作特征，同时还将更为深入地理解和认识东西方女性诗人在思想感情表露上的某些差异。[1]
一、诗歌创作环境比较
（一）社会环境动荡不安
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诗人的创作，并在诗人的作品中有所反映。虽然处在不同的国家和时代，但李清照和迪金森的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着惊人的相似，即都处在一个社会剧烈变动、矛盾尖锐的时期，这些在她们的作品中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她们的作品风格都具有转变性，分为不同的时期。
李清照生活在北宋内忧外患时期，朝廷的权力争夺日益激烈，她的父亲受到排挤，使她自小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她过的还算幸福。但后来北方北方金人入侵，讲和派卑躬屈膝，不战而败。1127年靖康耻犹未雪，1129年丈夫又去世，她立刻从一个幸福女人变成了亡国之女、丧夫之妇。从1129这一时间点开始，她的诗歌风格开始转变，从天真烂漫少女的欢快变成亡国遗孀的悲痛，诗歌风格由清新欢快转入成熟哀伤。可以说李清照的前半生少年负才，没遇到什么波折，后期的创作无论风格还是内容上都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变。后期李清照被迫“飘零遂与流人伍”，丧国之耻，沦落天涯之痛，让她开始了思考起国家命运和生死荣辱的问题，更深刻地认识了当时的社会，并含愤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反映出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关切与忧虑。郭预衡在《李清照词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一文认为李清照“在北宋亡国之前对国训一民生并不关切”而在北宋亡国之后她的作品则“代表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阶层的情绪。”[2]
迪金森生活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当时国内各种势力相互倾轧，斗争日益激烈.各种矛盾尖锐，终于导致南北战争爆发。社会的工业化，使得社会对个人的压力剧烈膨胀。在这社会历史背景下，迪金森和李清照一样也开始思考起人生来，但是二者同中有异的地方在于，迪金森年轻时候就开始的隐居生活，导致她生活圈子狭小，她的诗歌不像李清照一样明确反映当时的社会局势，更沉醉专注于自我精神世界的思考。[3]
这一时期，在迪金森的作品《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待死神》中：
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他殷勤停车接我/车厢里只有我们俩/还有“永生”同座/我们缓缓而行，他知道无需急促/我也抛开劳作和闲暇，以回报他的礼貌/我们经过学校，恰逢课间休息/孩子们正喧闹，在操场上/我们经过注目凝视的稻谷的田地/我们经过沉落的太阳/也许该说，是他经过我们而去/露水使我颤抖而且发凉/因为我的衣裳，只是薄纱/我的披肩，只是绢网/我们停在一幢屋前，这屋子/仿佛是隆起的地面/屋顶，勉强可见/屋檐，低于地面/从那时算起，已有几个世纪/却似乎短过那一天的光阴/那一天，我初次猜出/马头，朝向永恒[4]
通过对生死和永恒问题的探讨思索，表达出诗人内心的矛盾，她怀疑宗教的真实性，不相信人死后会进天堂并永远地生活在那里；另一方面，她相信人死只是脱离了现实这个苦难的环境而开始另一段愉快的生活。经历社会动荡巨变时期，二者诗歌都变得基调严肃而深沉。
（二）个人经历的影响
李清照出身官宦之家，李恪非之女，这样优渥的家庭背景，令她从小耳濡目染受到了文化熏陶，笔下的诗歌不同于平庸之辈。后来觅得如意郎君，与赵明诚皆为秦晋之好，吟诗作对，研究金石，在爱情的滋润下，丈夫的支持中，她的诗歌创作自然有一个良好的氛围，因而早期她写出很多优美的爱情诗。即使后期丈夫去世，对亡夫的思念也成为了她创作诗歌的动力之一。
迪金森的祖父是阿默斯特州学院的创始人，父亲是该镇的首席律师，她的家族在当地小有名气，她在阿默斯特附近的一所女子学校读过一年书。青年时代，阿默斯特学校的校长纳德・汉弗莱和她的父亲律师事务所任职的青年律师本明杰・牛顿，对她的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牛顿经常指导她应该读些什么书和怎样读书，启发她认识和谐和完整的自然界蕴含的美。他还经常为她宣讲加尔文派的宗教思想，使她接受了加尔文派的内视思想以及关于天性美和世界冷酷的观念。这些思想成了她生活的信条并后来形象地反映在她的全部诗作里。
除了这些以外，迪金森的诗歌创作个人经历和李清照一样，都离不开家人的宽容与理解。在迪金森在长期的隐居生活中，一直与父亲、兄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父亲特别宠爱她，妹妹在生活上照顾她，替她找来了爱默生、梭罗、济慈等人的著作。邻居苏珊给了迪金森许多鼓励，女仆也对艾米莉非常好，佣人马吉帮助她寄信和外界保持稳定的联系。这些都为迪金森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稳定环境。[5]
在爱情经历中李清照较之迪金森更为幸运一些，她年少时和赵明诚结为伉俪，琴瑟和谐。而迪金森虽然终身未嫁，但从其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与她曾与几位男士有过朦胧的浪漫情愫。最权威的狄金森传记作家理查德・斯维尔记录下她一生中比较重要的爱情经历：一是与塞缪尔・鲍尔斯的没有结局的爱情；二是与比她年长18岁的洛德法官的关系。这两段爱恋虽然最后未果，但并不影响她对于爱情的憧憬和对爱情诗歌创作的热情。
虽然在迥异的人文时代背景下，但是真正的诗人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她们的诗心永远是相通的，在李清照和迪金森的爱情诗中存在很多的共同之处。如：迪金森笔下的初尝爱情甜蜜的少女形象：“我碎步急走过堂屋――我默默跨出门洞――我张望整个宇宙，一无所有――只见他的面孔。”这种羞怯又青涩的爱情描述竟然和李清照的诗歌如出一辙，“见有人来， 袜铲金钗溜， 和羞走。 倚门回首， 却把青梅嗅。”[6]一样是见到心上人的心跳和忐忑，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诗歌主体比较
（一）诗歌意象比较
在诗歌的创作中，二者都很注重意象的选择，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二者选择意象的类型有着明显区别。李清照一位官宦小姐，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虽然诗中也不乏慷慨豪迈的作品，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大气之情跃然纸上，但李清照诗歌还是以婉约为主，奉行中国诗歌一贯温柔敦厚的特色。在她的诗歌中，多以花、草、鸟兽、日常用品为意象，或描摹或设喻。一首首清丽的诗词在绿肥红瘦的海棠里，在人比黄花瘦的哀伤里娓娓道来，说不尽的哀思，道不尽的缠绵。这皆是由于在中国封建文化的背景下，闺房女子写诗不免婉转，意象受到局限。
而迪金森的诗歌意象则相较李清照要更具有丰富性和跳跃性，她的意象可以从太阳到梳子，从小伙到苍蝇，千变万化。如在《我听到苍蝇的嗡嗡声――当我死的时候》里，她娴熟地同时运用明喻和暗喻，把死亡时的宁静比作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寂静，把眼睛比作是已经拧干的湿衣服。这样的描写生动形象又出人意料，表达感情直接而充沛。在刘焱的《意象，诗海航行的风帆一狄金森诗艺管窥》中，以狄金森的《井中蕴藏了什么样的秘密》为例，探讨了她运用意象创作的特点，即把分散的意象，揉合成环环紧扣的意象链；把静比的意象，激活成奔走的意象流，把单一的意象汇聚成多姿多彩的意象群。[7]
（二）诗歌体裁比较
李清照诗歌创作的体裁与其生活密切相关，在靖康之耻为时间分界线，在此之前她婚姻美满、生活稳定，因而诗歌体裁多为爱情诗、游记诗；在此之后，在国破家亡，身世飘零的处境下，她的诗歌体裁多呈现爱国诗歌和咏史诗。对此，在周秀怡在《李清照诗与词风格同异辨》指出：李清照受“传统的文化教育”的影响，严格遵循“诗庄词媚”、“词言倩”、“诗言志”的观点，因此她的爱国诗直接抒发了恨敌爱国的强烈感情，表现出豪放宏肆的艺术风格。[8]
迪金森，则在爱情无果的压抑情感中创作出了大量爱情体裁诗歌。本杰明对她认识自然的引导，让她在心中种下热爱自然的种子，因而在她细腻的观察下，自然诗在她笔下应运而生。青年时期植根记忆的加尔文宗教熏陶，加上长期足不出户的思考，让她对宗教和死亡有比其他人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使她的诗歌呈现出李清照所没有的体裁：宗教诗和死亡诗。
三、诗歌艺术形式比较
（一）诗歌简洁洗练
李清照的诗歌因其简炼的特色，朗朗上口，富有音乐感，《如梦令》中“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9]这句诗之所以流传甚广，因为仅用了八个字，就言简义丰地就描摹出了在一大片肥硕碧绿叶子间绽放出一朵瘦弱鲜艳的海棠花的场景，逼真形象。
狄金森诗歌往往寄丰富于简单之中，寓深邃于清澈之里。迪金森诗的诗歌篇幅短小，多数只有两至五节，经常破格，常押所谓“半韵”（half rhyme）；放弃传统的标点，多用破折号，名词多用大写（但这个习惯在当时很平常）；常省略句子成分，甚至连动词也省掉；句法多倒装，有学者指这是受拉丁文词序的影响。狄金森诗中的意象、省略、凝炼、破折号以及不规则的书写、句法、韵律使其诗歌自成一体，独放异彩，在美国诗坛幻化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表达上的隐晦含蓄、诗歌主题在语言和指称等方而的不断变化，以及她诗歌标题的省略等等，形成了她诗歌的复义性、多样性和神秘性，使读者和研究者回味无穷。[10]
（二）语言质朴清新
李清照在她生活的时代，尽管欧阳修倡导的新诗新运动已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以“花间派”为主的文人骚客们写诗赋文总是注重辞藻雕饰。她则大胆而勇敢地运用平白的语言创作了许多不朽的诗篇，获得了“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的殊荣。如《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11]它用语浅显，清新流畅，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主人孤独、寂寞烦躁的心情。
十九世纪西方浪漫主义充满了雕饰铅华之风，而狄金森却用朴实的语言构筑了一个独特的“诗歌世界”。她说，“我的诗是朴素的语言”，“简单的话语”。日常口语、俗语，稍加锤炼，都被狄金森融入诗行，毫无刀痕斧迹。如诗歌：
I’m Nobody，who are you：
I’m nobody， who are you？
Are you Nobody too？
Then， there is a pair of us. [12]
（三）多用设喻和描述
在仔细参考了两位诗人诗歌中的意象中，我们惊奇地发现，两者都地运用了比喻意象和描述意象。比喻意象（Metaphorical Image）指作家通过可感可触的物体来表达抽象的概念。如：李清照《武陵春》中的诗句：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13]诗人把“愁”比做实物，“载不动、许多愁”，奇妙新颖。在看狄金森在诗中用“驶向永恒之路的马车”来表达她对死亡的泰然；用“成天对着泥沼鼓噪的青蛙”来讽喻那些追名逐利的人。这些意象提升了她诗歌的意境，读来使人耳目一新，过目难忘。她选用的事物往往为人们所熟悉的对象，通过诗人的参悟、表述，使这些芸芸物得不同寻常，折射出深邃的哲理。
（四）富于童趣画面感
李清照和艾米莉・迪金森的诗歌都善用描写对大自然的热爱，情真意切。如：在自然的描写上，两人的诗歌都有一种清新欢快的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李清照在《如梦令》中描写“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是一首绝妙的大自然赞歌，其中作者卓尔不群的情趣和天真开朗的个性可见一斑。二者皆是用简单事物，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快乐的场面。相比较而言，迪金森在《篱笆那边》中，写到：“篱笆那边/有草莓一棵/我知道，如果我愿/我可以爬过/草莓，真甜。”[14]这首诗以草莓来比喻美好事物，笔触是一个孩童天真活泼的视角，充满童趣，令人忍俊不禁。[15]
四、小结
李清照与迪金森都是文坛伟大的女诗人，尽管生活的时代和所处国家社会背景差异很大，但是她们相似的创作艺术风格令我们称奇，她们真挚美丽的情感、清新洗练的语言及精湛独到的诗艺令我们赞叹。这个论题只是一个开始，关于这两位诗人的异同之处仍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探讨研究的地方，对她们进行深入比较研究，是十分有意义且永远不会过时的。
参考文献：
[1]李嘉娜.迪金森与冰心比较论[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年第4期
[2][8]张强.近20年李清照研究述评[J].文学遗产，2004-09-20
[3]懿丝.艾米莉・迪金森初探[J].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4][12][14]岳凤梅.诗意地栖居――艾米莉・迪金森诗歌研究[M]，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09-01
[5]周建新.艾米莉・迪金森独特的生活[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6][9][13]（宋）李清照.李清照词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07-01
[7][10]李保安.近五年来国内的迪金森研究综述[J]，外国文学研究，2004-10-25
关于中国梦的诗歌范文第3篇
摘要：汉语文学概念内涵丰富，既包括以文言文为主的古典文学，也包括以后兴起的近现代文学，同时也包含了21世纪以来受到网络文化影响的当代文学及网络文学。古典文学以及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其所注重的依旧是文学的内部关系，而当代文学以及网络文学则把目光更多地投入到了时代变迁的层面上。无论哪个时代的汉语文学，其概念的构建都离不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融入，因为其目的还是为了传播正确的价值导向，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因此，汉语文学概念的构建，就应当融入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而我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则十分符合这一要求。
关键词：茶文化；汉语文学；理论意义；路径探索
我国传统文化分类繁多，其中茶文化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的奇葩。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茶文化，包含了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哲学思想、建筑学、艺术、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而汉语文学作为一种用语言文字来反映客观现实的形象化艺术形式，其与茶文化一样，也囊括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内容。我国茶文化自古以来就注重于文学的融合，产生了大量优秀的诗词歌赋、散文小说等文学形式。因此在汉语文学概念构建的过程中，茶文化的作用不容忽视。本文从茶文化在汉语文学概念构建中的理论意义这个角度来试论一二。
1汉语文学概念构建的意义及价值
汉语文学概念是以国家、民族文化、政治体制等为基本依据来界定的文学范畴，其本身带有较为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我国古典文学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多的是“君权神授”、“忠君爱国”等，统治者试图用儒家、佛家等平和积极的价值观念融入到当时的文学当中，以此来让社会政治更加稳定和谐。这其中的典型代表为明代的《三言二拍》，书中通过一个个描写善恶有报的故事，来劝导和警示世人要行好事、做好人。之后，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人们的民智逐渐觉醒，因此近代文学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多的是自由、平等、民主，如鲁迅的《呐喊》，钱钟书的《围城》等文学作品，无不体现着这一时代特征。而当代文学，则更加富有时代色彩，与当前这个蓬勃向上、迅猛发展的时代息息相关。但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当代文学，其本质上都是用汉语来展现当时社会的风貌以及风土人情等。而汉语本身作为一种象形文字，不会因为语言的变化而发生特别剧烈的变动，具有很好的延续性，因此汉语文学就天然地构成了一个无法用国家和政治去分割的整体形态。所以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汉语文学都具有很好的统一性和延续性，其美感、韵味、表达方式、抒情风格和文化内涵在宏观层次上都大致统一，这也让汉语文学概念在语言规范上有了明确的内涵。
汉语文学概念有着十分深厚且深刻的历史依据，同时也有着鲜明而强烈的理论意义。作为一种学科概念，汉语文学概念的建构有着相当的现实趋势和实践价值。首先，这样的学术价值体现在汉语之于文学的本体意义上。无论是对于中国本土的文学作家，还是对于那些生活在国外的华人文学家，汉语作为其母语，不仅是他们精神上的故乡，同时也是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归宿和家园。20世纪五十年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生活着一批爱好文学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做白马文艺社的文学组织，写作了大量具有较高质量的汉语文学作品，并受到了著名学者的夸奖，同时也被誉为中国的“第三文艺中心”。而另外两个文艺中心，一个是在中国大陆，另一个是在我国的宝岛台湾。当然话说回来，无论是从汉语文学的数量还是质量上，美国的汉语文学都无法同大陆与台湾相比，但当时的文坛将其三者并列起来，其实是在有意识地建构起汉语文学概念，是将汉语文学世界统一起来的一种尝试。汉语文学概念的建构，可以将汉语文学作为一种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来确立或是运用，进而能够改变过去那种各种概念和名称混乱、夹杂以及模糊的状况，从而为汉语文学这门学科开辟更加宽广的理论空间。总而言之，汉语文学概念的建构，必定要突出汉语这一语言元素，因为利用一语言去定义一类文学概念已经成为当今的一种学术趋势。在建构过程中，我们要把汉语文学的过去和现在有机统一起来，找出他们的共同之处和差异所在，深入挖掘其审美价值、表达方式以及叙述风格等，并充分发挥文学理论力量，把我们的汉语文学概念上升到一个更好的层次，从而使之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以及德语文学拥有一样的学术地位。
2汉语文学概念中的茶文化内容
起源于中国的茶文化，在其将近两千年的形成以及发展历史中，先是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物质文化，后来又跟儒家、道家等哲学思想相互交融碰撞，从文化的范畴上升到了精神的高度。在茶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士大夫特别是其中的文人墨客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给茶文化融进去了大量的精神文化，同时更是用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来描写茶文化，来讴歌茶文化，通过文学把茶文化的内涵展示得淋漓尽致。下面我们来看几种以茶文化为主的汉语文学概念。首先，来看看茶文化与汉语诗歌文学的融合。茶文化虽然形成于魏晋南北朝，但是却繁荣于唐宋两朝。究其原因，不难发现，主要是唐宋两朝政治稳定，社会经济比较繁荣，这也就让当时社会上的文化创作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机会。而唐朝和宋朝在诗歌的风格上也略有不同，唐朝的诗歌以五言诗、七言诗为主，内容大多大气磅礴，或是深沉幽雅，作者也往往在诗歌中抒发自己对国家和对人民的情感。宋朝的诗歌以词牌为主，内容大多婉转阴柔，作者多把个人的感情融入到词牌当中。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因为唐朝的统治者比较开明，且国力强盛，对文人的约束较少，因此有唐一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朝气蓬勃且百花齐放的态势。而宋朝的市井经济较为繁荣，但是在军事上却较为羸弱。市井的繁荣催生了一大批以写词为生的人，进而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学创作中。但是在军事上的羸弱就让宋朝不如唐朝那么强硬，因此文人们在文学创作中，以阴柔婉约伤感的内容为主。而茶文化也是在唐宋两朝得到快速发展，茶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文人的推动，这势必会将茶文化与汉语文学的创作融合起来。唐代的茶文化文学创作，多以诗歌为主。彼时，人们以品茗为高雅之事，并以咏茶为时尚，关于茶的诗歌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仅仅有唐一代，与茶有关的诗歌就多达五百多首。唐代的一些文人喜欢茶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以白居易为例，他一日三顿都离不开茶叶，早上要喝早茶、中午要喝午茶，下午同样如此。在他的众多茶诗中，对茶的描述十分详细，除了上午茶、下午茶外，还有饭后茶、寝前茶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文人与茶之间的亲密关系。纵观唐代的茶文化文学创作，大抵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单纯地去描写茶事活动，如唐代文学家陆龟蒙所写的诗歌《茶人》，就通过优美的文笔，描绘出一幅茶人在雨后上山采茶的图景，不仅写出了茶人采茶的不易，同时也描写了茶人生活环境的偏僻和恶劣。而另外一位唐代诗人李郢则在诗歌中写出了唐代流行的制茶方式：“金饼拍成和雨露，玉尘煎出照烟霞。相如病渴今全校，不羡生台白颈鸦。”另外，白居易的茶诗则将唐代人饮茶的习惯记录了下来。另一方面，唐代茶文化的文学创作还在茶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情感和价值理念，也就是“借茶喻人”、“以茶抒情”。这一点在王维晚期的一些山水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王维擅长写山水诗歌，其晚年退隐山林，一心向佛。而茶文化在融入了儒家、道家以及佛教的诸多精神内涵后，也上升到了哲学和精神的高度，能够让人明心见性。因此，像王维这样的文人，就热衷于通过茶来表达个人的内心世界，并通过茶的文学创作，来让自己修身养性，内心更加平和。有宋一代，市井文化高度繁荣，这让茶文化融入了更多的平民色彩，变得亲切并且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再是唐代时有点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宋代的茶文化文学创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市井文化有关的茶文化文学创作。当时社会上流行斗茶，也就是饮茶者进行煎茶、分茶等技巧的比赛，当时茶肆遍地都是，也为斗茶的流行提供了众多场所。因此宋代文人在很多散文、杂文中都对斗茶进行过详细的描写，包括斗茶的环节、细节，以及斗茶者的神态、身份等内容都有比较详尽的叙述。在这要说一说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关于宋朝茶文化的描写。《水浒传》尽管是明代作家施耐庵所著，但是其写的却是北宋的故事，而且明代离宋朝不远，因此很多描写都比较忠实还原了宋代的饮茶风俗。
如书中多次出现“茶肆”、“茶博士”等场景以及人物，并且将其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元素，这体现了宋代市井文化对茶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与茶文化有关的宋词。宋朝文人填词的内容大多婉转而阴柔，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很大的关系，宋朝军事羸弱，经常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略，这对文人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生活在两宋之交的女文学家李清照为例，在经历了国破人亡后，孤单飘零的她经常写一些与茶文化有关的词来抒发心中的郁闷之情，其诗词的主色调以低沉阴柔为主。元明清三朝，随着各种文学体裁的兴起，茶文化在汉语文学中也有了更多的表现形式，如戏剧、小说等。这个时代的茶文化文学创作与唐宋时代又大不一样，文学创作者多借用茶这一载体，来反映当时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百态。如《镜花缘》、《红楼梦》等。到了近代，茶文化的内容更是在文学作品中俯仰皆是。近代的茶文化文学创作，延续了明清的特点，多是用茶来反映社会现实。如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散文、张爱玲的小说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老舍先生的剧本《茶馆》，一个小小的茶馆，浓缩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老北京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是近代茶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的集大成者。
3茶文化对汉语文学概念建构的意义
首先，茶文化可以丰富汉语文学概念的内容。众所周知，我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它与众多学科紧密相连，如艺术、音乐、建筑、农业等等。将其融入到汉语文学概念建构中，一方面可以让读者通过茶文化去更好地感受到汉语文学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妙，去体会到那种积极向上、善良平和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还可以让读者透过文字领悟到时代和社会的背景，如老舍的《茶馆》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其次，茶文化能够提高汉语文学概念的国际地位。近代以来，我国饱受欺凌，这也让我国的文化特别是汉语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缺乏足够的话语权。而西方文学的强势导致我国很多文人言必称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等西方文学，而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学不甚自信，甚至还有一些自卑心理。而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不仅影响了我国历朝历代的文人以及我们的民族性格，同时更是在近一千年的历史中，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印度、斯里兰卡的红茶文化，日本的茶道，英国的茶文化等。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国的重要文化输出，是一股强势的文化力量，也是中国昔日强盛的标志。将茶文化融入汉语文学概念的建构中，不仅可以极大地提升我国文学创作者的文化自信和文学自信，同时也会让世界转变对汉语文学的看法和态度，从一个更高更正面的角度去审视观察和评论汉语文学概念。将茶文化融入汉语文学概念的建构中，可以让汉语文学的意境更加深厚。
文学尤其是小说，其实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微型缩影，里面蕴含着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以《红楼梦》为例，不仅书中的人物与茶有关，如贾宝玉身边的几个侍从，都是以茶事活动中各个环节来命名，其分别是焙茗、引泉、扫花、挑云、伴鹤，名字第一个字，是茶叶在采摘、引水、烹煮过程中的动作，这也可见茶文化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另外，《红楼梦》还用茶来展现主要人物的性格，如贾母不喝六安茶，只喝老君眉，就体现出了她的尊贵地位。另外，林黛玉只喝龙井茶，也体现出她江南女子小家碧玉的特征。总而言之，茶文化博大精深，具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将其与汉语文学概念建构联系起来，可以丰富汉语文学的内容、提高汉语文字的精妙程度、加深汉语文学的意蕴，也能够更好地去展现人生中的百般滋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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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梦的诗歌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阅读、积累 迁移运用 感悟升华 心灵对话
“人本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作为花季年华的学生，更应是生机勃发，细腻感性，瓣花滴水都能触发无尽的遐想，但是学生一提到作文，血肉丰满的个性就模糊了，写出的尽是平淡的文字，读之味如嚼蜡；素材枯竭，缺少新鲜感。究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生活素材，语言材料的深厚积累。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与平时的学习思考，发现其实源远流长，隽永精妙的古典诗词就是那一泓最生动的写作之源泉。
因为古典诗词的精髓关涉性灵，人格与精致，渗透着顽强的生命力与穿透力。引导学生大量地阅读古典诗词，从中汲取智慧的结晶，思想的火花，将会使文章锦上添花，妙手天成。笔者在平时的教学中有过一些探索，一点尝试，愿见教于大方之家。
一、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说过：“生活就如泉流，文章就如溪水，泉源丰盛而不枯竭，溪水自然活泼地流个不停。”生活有多广阔，语文就有多么广阔。综观中国历代教育理论，无不重视语言积累。《中庸》里的著名论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其中“博学之”可以视为积累。再从语文教学的实践来看，语文能力的形成不能不靠课外的实践与学习。
要积累语文材料，一靠多读。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因而在平时的语文教学中，我非常重视学生的语言积累，特别加强学生对古诗文的背诵、积累。例如，熟读《唐诗三百首》，广泛涉猎宋词，体会或婉约或豪迈的风格。指导学生按不同角度去背诵、搜集。如古人吟咏人生哲理的诗文，或关于“乡愁”之诗词，或关于对月抒怀之诗词；或以风格不同为分类收集，或绮丽奢侈，或清新婉约，或豪放不羁，积累内容包罗万象，还涉及到文学评论等。例如在设置的“走近易安”栏目中，学生阅读积累了李清照各种风格的词作，例如前期清新柔美，明丽宜人的《如梦令》、《醉花阴》，后期饱经人世沧桑，心如止水的作品《声声慢》、《武陵春》、《漱玉词》。在词人或娇羞妩媚或缠绵悱恻，或凄惨哀怨的字里行间，学生不仅读懂了文字，还能深刻地走入词人的心灵深处，产生强烈的情感震撼。二靠多记，鼓励学生摘录精彩的片断、生动的语言、感人的场景、发人深省的故事及闪耀着个性光彩的独特感受，使其不断地“厚积”。三靠多用，把好词句用于口头表达，使“消极语言”化为“积极语言”。学生通过“读、记、用”为“薄发”储存了丰富的材料。有了丰富的积累，才会有良好的悟性，学生自然会“腹有诗书气自华”，懂得欣赏东坡的“明月”，易安的“黄花”，读懂陶渊明的“淡菊”。才会做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在作文中诗意栖居。
二、学以致用，增强文采
古典诗词是千年的佳酿，品之令人陶醉；是天籁之响，闻之令人豁然开朗；是禁得起岁月考验的永远时尚的长卷，览之能启迪人们的无限才情。它言简意赅，但字字珠玑，运用它可使文章化平淡为波澜，转出一份惊喜。因而我们可以指导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借助他们的智慧火花来点亮你的文章。并注意以下几个原则：⑴瞄准内容联系点，借他人之口抒发自我情怀。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⑵寻找情感上的共振点。只有你与诗人的情感找到了契合点，才会“心有灵犀一点通”，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在这样潜移默化地指导下，学生写作时就能够信手拈来，文如泉涌。一位学生写道“在海边看落日，望着那金黄的夕阳无限留恋地与大海吻别。我不禁感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花丛边赏花，看看渐渐凋零的花瓣，不禁想起“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如此巧妙地化用古诗词，使意境突出，感情表达更为真挚，凸显了浓郁的语文味。
再看一位学生的习作：已是傍晚，在街的路口，阳光依然铺洒下来，与我相依而伴。心，也便渐渐的弥漫开了伤痕。不禁轻叹起“过尽千车皆不是，斜晖脉脉人忧忧”的感慨。
轻地一改结尾，使全诗文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自然流畅，可谓“文章本无成，妙手偶得之”。“源头活水思涓涓，”古诗词的巧妙运用，使文章焕发出的是另一种风格，古朴典雅，意蕴十足。你可以把古诗词放在开头，利用它的立意解明，来引导全文——群龙有首。
再次，你可以把古诗词放在文中，利用它的丰富凝炼，来修饰语句——如虎添翼。最后，你可以用古诗词结束全文，用它富有哲理性，来加以总结——画龙点睛。
三、感悟升华，心灵对话
“情郁于中，必泄之于外”学生在深度解读了诗歌的内涵，体味了诗歌的形象后就会与诗人产生情感的共振，往往就可超越时空，与某一形象或诗人进行心灵对话。例如一位学生在阅读了李白的诗作后，找到了灵魂的知己，写下了令人悄焉动容的美文：
你爱月，唐朝的月亮是从你的诗中开起的。升起就不曾落下，光轮一起照亮了二十世纪的天空。你常把皎洁的月光兑在酒中喝，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去写豪放的诗。后人读你的诗，也难免一醉。终于为月亮殉情了，这墓，是你捞起的江中之月半轮吗？你将衣冠留在这里，你的一身傲骨呢？活着，你站立的身躯不曾做权贵的龙头拐杖；死了，你也将傲骨赠予诗。
全文既有诗歌的跳脱与形象，又有散文的自如与洒脱，借用具体的意象，描绘李白豁达的胸襟，抒写自己的敬仰与饮佩。于是他读出了李白醉里的乾坤。
《语文新课程标准》要求我们“引导学生感悟汉语之美，感受正确而自如地用汉语表达自己的快乐，建立与母语的血肉联系，将母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扎在心灵的深处”，积淀文化底蕴，从而构筑自己的心灵家园。而古典诗词作为最精粹的语言，无疑能给我们带来更赏心悦目的视觉享受，那份洋溢着岁月积淀的醇香，积久而愈芬芳，运用之让我们的作文更加酣畅淋漓，古朴典雅，尽显文学魅力！
参考文献：
关于中国梦的诗歌范文第5篇
[关键词]废名 思想研究 方法论 传统文学转型 地域文化
废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学史中的思想异类，具有自身独立的人格精神、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体系、探索性的文体实践、前卫且个人化色彩十足的文化观念，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废名文学作品的解读日益增多，对废名遗稿的发现整理日益完善，对废名美学价值体系的思辨日益多元，对废名的文学创作、个人生平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使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形象日益清晰丰满。
1935年，鲁迅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在导言中对废名在文学史整体中的形象作了初步概括:“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文中所选《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三篇小说，均出自《竹林的故事》，为废名早期作品。而鲁迅作为思想与时代结合最紧密的五四作家，自然对废名在文学创作中所表露出的冷观时代、另辟蹊径从而另造思想世界的思想趋向不以为然，尤其是对废名后期作品愈加内转表示不满，批评废名的文学创作中只剩下了自我。以此发轫，中国文坛对废名小说中所表现的实验性和与众不同，开始发出了各种不同声音。比如，1936年，刘西渭(李健吾)就在《画梦录》中评价废名，“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有的是比他通俗的，伟大的，生动的，新颖而且时髦的，然而很少以为更像他更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创造。”五四以降，现代文学史中并不缺乏以现代西方文明来批判中国乡土社会的作家，也不缺乏通过细腻的现实主义笔触描写多重压迫下农村的衰落破产与农民的生活多艰，鲁迅、彭家煌、台静农、许杰均以反传统的现代姿态对乡土社会作出各种批判，但是，唯有废名，是站在传统的视角，包容的态度来看待传统宗法社会，有意无意的冲淡悲哀残酷的氛围，在黄发垂髫、阡陌交通中寻找传统社会中留存的人性美与自然美。在这点上，废名无疑与时代的主流唱了反调，表现出与时代作家格格不入的独立文化思考与文学关照。因此，逢增玉先生与美国学者史书美，均认为废名的小说无论在内容主题上还是文体形式上均体现出了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反现代主题，是颇有道理的。尤其是史书美以“传统中的现代”来概括废名的文体演变与思想追求表达了废名在中国文学传统内部求新求变的不懈追求，体现了废名与众不同的“现代性”特征，也是颇为精当的。
而格非通过其所擅长的叙事、文体研究，也对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进行了总结与概括，并认为废名的作品是我们丰富现代文学资源、反思当代文学轨迹的重要支撑。“研究中国现代的抒情小说，废名是不可或缺的”格非也在其分析中提出了在叙事学及问题研究角度研究废名作品的基本方向。其一，从传统文学角度来观察废名，在传统文学的实际概念下对废名文学的思想源流进行阐释，理清脉络，廓清格局，“废名在继承中国文化和和叙事特点的同时，他多少有点极端化的尝试与探索，也丰富了这一传统。”;其二，废名文学作品与时代的互动，“废名作品侧重于表现现实或时代精神的关系，摆脱机械反映论的束缚，避免作品的简单化和功利性具有相当启迪作用。”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废名的文学作品高于时代，对时代的病痛与疾苦进行了某种文学的隐喻，通过信仰、民俗的双重思考来勾勒人心，在文化高度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某种反思。所以，废名作品并不是单纯脱离时代的试验之作，而是需要研究者建立某种理论架构，建立分析废名作品与时代关系的可靠分析模型;其三，废名“为丰富汉语写作的形式表现技法、修辞手段，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废名的文学作品中的文字脱胎于中国传统诗歌，尤其与唐人诗歌联系尤为密切，其中以景代情、以景代叙的美学特征更为明显，这种清新隽永的叙事风格与文体形式尤其值得文学研究者细致爬梳，细致辩驳，从而归纳梳理出废名文字美学特征的探索方向。
对于废名文学思想溯源，研究者大多以佛禅思想作为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演进、转变的过程中，佛禅思想都是一个重要的思想维度，比如苏曼殊、丰子恺、萧乾、许地山、冰心、李叔同等等。但是若论及与佛禅思想联系最密切、研究最精深、纠结最长久、态度最真诚，则非废名莫属。陈国恩认为，废名受佛禅思想影响可以从三方面来考辨:其一，是禅宗思想中“空诸一切”的“色空论”和废名自身对于文学作用“自娱—解脱”的目的论，满足了废名在时代激变中寻求精神安宁、消极避世的心理需求;其二是在文学叙事的角度，将禅宗之“万法尽在自心”理论应用至文学创作中，造成了废名文学作品中时间的混沌与空间的模糊，形成了片段化的美学效果;其三是深受禅宗佛法修行中“旗动、风动、心动”的机锋训练影响，在文学创作中追求言有尽而意无边的禅趣。而李俊国则更是认为，废名行文构句的冷峻清奇、言简意邃的语言特甜，主要来自禅宗佛法中“直观性、暗示性与顿悟性”。依笔者拙见，废名研究中的佛禅思想影响研究固然是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向度与增长极，但知其然尚需知所以然，若论更深层次的探讨，则尚需两个重要研究向度的丰富与完善:
其一便是溯源废名佛禅思想的形成。目前学界研究者对废名佛禅思想的来源多归结为三点点，其一便是废名家乡的地域文化与童年经验，其二便是自身敏感脆弱的心理气质，其三便是、周作人等五四一辈的熏陶与启示。论及具体演进过程，则多以抗战时期的经历为分割点，经历了由“观心看净”至“无相、无念、无住”的变化。其研究关注点多在其佛禅思想形成之后再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对废名与黄梅地域文化在思想上的互动缺乏专门而深入的论述。应该说，将废名与地域文化、地域气质的研究作进一步的深化，其目的是为了凸显其背后废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而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将地域文化中的佛禅思想置于废名思想与佛禅思想、传统社会关系研究的前景位置，把思想研究从显性脉络转向隐性影响，抽丝剥茧，细细品读废名的佛禅思想形成，以及形成之后的诸般特征。正如金克木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中说:“我国和外国的不同情况要先查一下。西方除罗马帝国外一国的地域很小，所以地中海沿岸就不止一个洲，更不止一个国。巴尔干半岛包括了几个国家。国别研究，分开或结合，已经是地域学研究了。有的大国，如东方的印度，一国包括了十种以上有文史的语言，互相不相下。古代虽有较统一的文言，好比中国的古文，但由于是拼音文字，方言差别和地方语言分歧使规范文言不及中国汉语文言的势力大。各语言的文学自然带有地域性。”“唯有我国，汉语覆盖的面积本来很大，汉文在全国文化中的势力更大，而且一脉相传几千年，纵的历史的线不能不结合横的地理的面。所以我觉得不论外国如何，我国的汉语文学也可以有地域学研究。艺术也可以在民族的和历史的之外再加地域的研究。”金克木先生所提出的研究构想可以从近代诸多学者的研究论断中找到原型，如梁启超、王国维以及刘师培。由此以降，鲁迅在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对中国乡土作家的分析更是对文学思想地域构成论做了初步的实践努力，溯源作家“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正如他在《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中所言:
籍贯之都鄙，故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
通过此种在理论研究上合法性的构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理论基础对废名故乡的精神气质，尤其是其中源自禅宗而又渗透着乡土社会世俗化的佛禅思想展开一系列深入的探索，建立废名文学思想研究中的以佛禅思想研究为中心的“地域文化场”的研究与构建。具体分析模型试论如下:
借鉴美国人类文化学家鲁思.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运用“格式塔心理学”提出:从整体出发而不是部分出发的完型心理现象，可以用来阐释“文化的整合”，一方面归纳提纯黄梅地域文化中的世俗佛禅思想，描述其嬗变过程;另一方面，将提纯的文化精髓置于废名文学创作的文本细读与历史现实之中，以求“完型”。从而重构废名精神结构中的“地域文化场”，在黄梅地域文化尤其是禅宗文化的品读中，更加合理的阐释废名文学思想中清奇悠远、亦诗亦画的禅思之气。
其二是在思辨具体问题时区分“哲学的废名”与“文学的废名”。如前所述，学界目前分析废名文学创作中佛禅思想的专著、论文不在少数，但是却有日益流于生搬硬套的概念化趋势，在具体研究中仅仅将废名所能涉及禅宗思想目录化，而后通过废名的具体文学创作图解禅宗思想条目，过于穿凿而牵强附会。废名的禅宗思想仅仅是其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文学向度，与之相并列的思想因素尚有传统文学的转变与儒家传统乡土观等等，期间不乏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思想因素，我们所能确定的仅仅是废名在具体创作中所表露的思想立场与思想态度，至于具体的思想影响研究，更应慎之又慎，区别对待。而作为“哲学的废名”，则是用来指代《阿赖耶识论》中所表露废名对于禅宗理论的思考。抗战时期，废名避难黄梅。既是其文学思想的转变时期，也是其佛禅思想的转变时期。在这期间，废名创作《阿赖耶识论》，具体阐述其对于佛禅的认识并将其初步体系化，而后又通过发表于《世间解》杂志上的《佛教有宗说因果》、《体与用》将其佛禅思想逐步完善化，主张“佛教的因果是说体的，世人的因果是说用的。”需要注意的是，废名的佛禅思想体系并不是可以完全融入近现代中国禅宗研究中的，而是带有其自身强烈的人文化色彩与个人化色彩;同时，也要注意，废名的佛禅思想体系是建立在于以熊十力为代表的近代“唯科学主义”以及“进化论”辩论基础上的，认为“中国的几派人都是中了进化论的毒”、“佛家的真实是示人以‘相对论’”，这就给我们对废名佛禅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先天参照谱系，即能够通过比照中国近现代“唯科学主义”的演变，来观照废名佛禅思想体系的立论、驳论、概念构成、价值体系以及思维逻辑等一系列思想研究命题，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未见学界有深度探讨的范例之作。这不能不说是废名研究中的一大缺漏。
废名研究的另外两个研究热点便是小说中的诗化创作与诗歌研究。“诗化”概念是废名小说创作中最为鲜明的文体特征，也是众多研究者的共识。主要学术关注点有四:其一，废名文学创作中的梦幻色彩与幻境营造。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灌婴即认为废名的文学创作“不是著者所见闻的实人世的，而是所梦想的幻想的写象。”时至今日，仍有研究者以此为题不断进行学术拓展(具体研究成果我会在后文分章详论时涉及);其二，废名文学创作中的梦幻色彩与幻境营造得益于其自觉借鉴中国传统诗歌的以景代情的写作手法，以简洁、凝练的文字将读者带入唯美的阅读体验当中，在中国现代文坛独树一帜;其三，废名的小说创作体现出强烈的文人小说特征，具有笔记小说的基本特点，最明显的便是其小说创作中表露出的“互文性”特征。在小说创作中，废名有意将“互文性”作为自身文学实践中的标志性审美价值与叙事手法，在涉及文化背景时，常常抛开小说的人物刻画与主线情节，嵌入一个与之相关的其他文本，或诗歌、或古文、或民谣、或方言、或历史、或外文、或戏曲，从而形成一种叙述人与讲评人“声口”的互换，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学魅力;最后，便是废名创作中的“晦涩性”。周作人就评价废名作品“晦涩”，“晦涩的原因普遍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是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而陈建军则认为废名小说创作中的晦涩主要来自其“文学即梦”的文学创作观。
与废名小说中的“晦涩”研究相同，在废名的诗歌研究中的“晦涩”同样引起关注诗歌研究的众多学人的探讨，其成因众说纷纭。刘半农在日记中即评鉴废名的诗歌“有短诗数首，无一首可解。”，自此，“难读”、“难懂”便成了废名诗歌的标签。孙玉石在《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中认为废名的诗歌是一只“迷人而难启的‘黑箱’”。而如何开启这“黑箱”，学人亦是各辟蹊径。朱光潜认为，深入的理解废名诗歌背后的文学思想构成与文化意识背景，是品读废名诗歌的不二法门，“废名先生富敏感好苦思，有禅家与道人风味。他的诗有一个深玄的背景，难懂的是这背景。”而蒋成则认为理解废名的诗歌创作，“不应限于‘知人论世’的传统解读法，有必要对诗歌本体，即对诗的语言、结构、意象、和体式进行研究。”，即主张用综合分析的方法将废名诗歌纳入其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整体研究之中。与蒋成主张构建理论分析模型的主张不同，冯建男依然主张体悟式的研究方法，“读废名诗，第一要求解，第二要不求甚解。求解是基础，不求甚解是超脱。”而体悟的对象与手段便是“禅中求禅”，运用禅宗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废名诗歌中的禅意，“废名诗歌就是禅家的静观、心像、顿悟、机锋，与李商隐温庭筠词的感觉，幻想、色彩、意象的现代化的融合。”持此观点的还有王泽龙，认为“不从禅理、禅趣、禅思来解读他的诗，是难以深入其堂奥的。”还认为“废名以禅入诗，并非就是以诗写禅，与传统禅诗中追求的那种水中月、镜中花、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诗境与诗思特征依然有别。”。
在我看来，对于废名诗歌的理解，应该建立在对废名诗歌理论的系统而深入研究基础之上。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以诗人身份而著书立说，阐明自身对于新诗理解并将其理论化的，只有废名先生一人，著作也仅有《谈新诗》一部。在书中，废名先生系统阐释了“五四”以降而至三十年代中国文坛较有影响的新诗作者及其代表作，细致梳理其脉络，深入探讨其得失，进而提出新诗“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等新诗审美价值体系，既有继承中国传统诗歌审美特征一面，也在某一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传统在自身的转变过程中所体现的现代性色彩。但遗憾的是，学界目前尚无专门论述废名新诗理论的专著付梓，其新诗理论体系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尚欠公正而明确的定位。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界似乎陷入了重理论而轻品读的怪圈，西方的诸种文艺理论思潮、哲学概念阐释、美学观念体系，都可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找到对应的具体研究。这种趋势一方面有利于学界以更加开阔的思路来思辨中国现代文学的成败得失，有利于以更多维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嬗变转折，有利于以更长的时态来考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历时性变化，但是，伴随而来，也会使我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认识与叙述产生某种空白与残缺。基于上述思考，我在选择废名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时，希冀把自己的关注点着重放在被各种理论所忽略的历史细节，并尽可能以一种后来者的超越姿态来叙述、勾勒废名先生的文学思想，力图归纳废名先生文学思想各因素的价值体系与特征，梳理各因素之间复杂而纠结的脉络关系。当然，我始终坚持，作家的文学思想研究不会完全符合理论研究框架，也不必追求古建筑修建一般的“磨砖对缝”，打磨现实存在的思想棱角，强行归纳进既有理论体系，既不符合历史现实，也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进步发展。譬如，废名与周氏兄弟之间在文艺理论上的继承与争辩，在现实人生中的影响与纠结是废名文学思想形成的重要一环，依然需要进行“知人论世”式的整理思辨，针对学界现有废名研究的某些问题，钓沉某些历史细节，丰满人物思想，认识其复杂性与多面性，使文学思想研究避免掉入某些历史主义的窠臼，能为文学史研究进行某种丰富，不枉废名先生晚年独立北国边陲憔悴心力。
对废名文学思想的研究，应主要聚焦于他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时代思潮时所采取的思想反应，进而探讨在他思想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及文学价值观在西潮汹涌和时代沧桑的双重变奏下的调整和嬗变。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比较文学学者理查德.罗蒂曾经对“文学”做过这样的当代思考:“‘文学’一词现在所涵盖的书籍几乎无所不包，只要一本书有可能具备道德相关性——有可能转变一个人对何谓可能和何谓重要的看法，便是文学的书。这与该书是否具备‘文学性质’毫不相关。现在文学批评家不再从事所谓‘文学性质’的发掘和阐述，而应该建设如何修正道德示范和顾问的准则，建议如何缓和这传统中的压力，或如有必要，加剧这些张力——来促进人们的道德反省。”文学与思想维度的多样性、道德价值准则的差异变迁、文化自身的沿革与转变等“文学之外”的关系日益密切，也在另一个方面导致了文学范围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从馆阁之内进入红尘之内，孰是孰非，暂且不论，这种变化的本身使文学有可能成为当代人对历史与社会产生“了解之同情”的最佳管道，在某一方面象征了世情、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的不断变化。所以，我们共同面临的巨大问题也就成了如何把握这已不似文学的“文学”，如何从百絮千头中抓住最具代表性的主要脉络，进而对一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生活模式、道德判断、价值标准、审美趣味进行我们自己的阐释，进而对当下进行某种理解之上的批评与总结。一得之愚，我对废名先生文学思想的研究便是如此，希冀通过对传主精神世界的梳理，打开一个观察其时文人思想嬗变的窗子，勾勒并总结其对于文学观的思想特征与美学观念，探讨在西潮东渐、东学式微的时代大背景下各种思想激荡在个人层面的冲突、妥协、理解与融合，揭橥传统的文学观念、价值标准在历时性时段中的调整与嬗变，如何应对挑战、求存求变。可以说，废名先生的文学思想在时代背景下的特立独行，宛如长衫料峭，地处边远、观察中央的传统文人的背影，留给我们太多思考的空间。
在某种意义上，废名文学思想研究就是废名先生个人的“思想史研究”，在“如何思想”这个命题上进入废名的思想世界与美学世界，研究他对于时代、知识、人生、世情、人心、自然、信仰的理解;研究他表达自身思想、理解概念和构成思想概念的命题、立论、体验、论证乃至最后结论的文学作品;研究一段时期以来对他作品所产生的各种阐释以及历代前辈研究者通过对废名作品的解读、与废名思想对话而产生的新的思想;研究废名在其时语境下对美学、价值、理论、信仰的建构方式以及其对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废名对于社会文化的思想、认识是如何形成、前进、调整、嬗变、增长，从而使我们后来人能够站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来看这个世界，意识到我们并不是白手起家，意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对话，面对时代冲击时我们并不孤独。以此发轫，从而在吸收前人经验与认识的基础上回应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挑战，使我们的思想能够作为一个时代的声音，展示我们思想前进的步伐以及我们如何前行。不仅如此，在另一方面来说，带着以上的命题来进行废名文学思想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以释道儒思想为核、以世俗社会为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怎样的思维特征，他们在嬗变过程中抛弃了哪些文化模块，又吸收了哪些文化因子，哪些美学观点在面对西潮冲击时被彻底瓦解，哪些又经过“创造性转变”而历久弥存，焕发出新的光彩;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以废名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在思想被冲击、洗礼之后，其重生的思想文化核心和价值，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进步，能够起到哪些规范性作用，进而在整体上理解我们这个文明以及其传统文化的特质。
另一方面，对于文学思想的研究应与关于中国当代文化思想的讨论产生某种密切的联系。新世纪以来，学界通过翻译、引进乃至西方学者直接参与中国研究，形成以现代性讨论、诗学讨论、思想史讨论、文化史讨论为特征的新一轮思想激荡，这种西方哲学、社会学理论的引进，拓宽了学界的研究视野，也激活了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动力。作为以思想表述为主要目的的文学研究，概莫能外。例如，由于现代化理论、韦伯理论、东亚文化研究在学界内的受关注度的持续提高，“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化”这样的命题开始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并衍生出了文学传统中对西方文学思想的回应、文学传统中的宗教意识与西方基督教思想对话、文学传统对现代性的态度、文学传统与现代西方伦理学价值、自由主义以至人权思想，等等。但是，我在这里要表达的观点就是，所有这些研究都不能脱离作家、时代文学思想研究的基础，不能为了理论表述的完美而把史料的爬梳、“移情”式的美学理解有意无意的忽略，而应该注重学理思辨，在现代哲学、文学的视野中分析与把握作家的文学思想，注重对思想本身的细致研究，注重所研究作家在时代背景下的精神追究、哲学思考、价值理想与人生体验，并在此研究基础上，适度的通过与西方学术理论思想的对话，展开比较研究，从而把对于作家的思想分析引向深入。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运用以上方式进行本文研究与推理的同时，仍然希望能够把握作家的文学文本与思想文本，在我看来，无论对作家、作品乃至思想、时代作出何种解释，这种关联研究中的文本，仍然是我们研究过程中的基础。没有文本的深度研究、对文本不做深入分析的研究，基本属于浮光掠影式的概念堆砌，难免沦为某一理论的可有可无的垫脚石或某一先贤命题的应声虫，无法做出扎实的学术研究，无法为学术研究的进步做出某种实质贡献，更谈不上文学研究的学科性与学术性。
做废名文学思想研究，其研究目标必是其思想，而研究的基础确是文学，是上文中提到的经典性作品。这种研究与全景式的纪传研究不同，后者固然可以通过对传主某一方面的人生体验、思想观念、观念价值的提纲挈领来勾勒其某一方面的精神形象和人生经验，但还是要尽可能关照伴随而来的传主人生经验中的枝节藤蔓，形成多角度，多方向的研究体系，从而提供比较真实客观且富于人文精神的研究成果;而文学思想研究在一开始就设定了其主要研究范畴，规定了以传主所表达、所阐释思想观念为主要聚焦方向。具体说来，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其一，现代作家文学思想研究，并非经过深耕细作的田园，依然有相当的学术研究潜力，值得我们从文学本体论的维度出发，对文学进行某种内部观察，总结整理作家对于文学本质、特征、标准、外延、内涵、文体、心态、功能等的认识与理解，以期在总体上把握现代作家的文学观、文章观、文体观，进而了解时代的文化观。以废名为例，其引人注目之处不仅仅在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表现出的探索性、实验性、前卫意识与个性色彩，更在于在其文学观中所体现出的某种中国传统思想观与文学观在西方思想的酶化作用下发展方向的某种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并不是后来者在当代文学思想与当代文化理论语境比照下的总结归纳的比较文学研究结果，而是其本身思想的诸种特征在时代变奏下自身进化使然。
其二，与同时代其他作家不同，废名在思想方式上呈现“独语”的特征，与时代话语主题的交集较少，多是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寻求避世的“桃花源”。而在寻求的过程中又呈现多层次、双层面得思维特点:一方面是作家寻求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融合，在山水田园的牧歌中使自身的美学体验与传统中国社会理想相契合;另一方面，作者在进行美学探索的同时，又经历着现代社会的喧嚣与不可知、现代文明对传统乡土文化的蚕食、传统社会中宗法观念的残酷等现实体验，不可避免的陷入精神上孤寂落寞、信仰上凋零漂泊、文化上无宗可依的痛苦，于是，一方面，作家需要用传统文明理想中的美感和圆满来抵御现代文明带来的惶恐不安，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现代文明的火把来照亮现实乡土社会的残酷黑暗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信仰与现实之间、文明与蒙昧之间——精神撕裂的痛苦，莫过于此。
其三，历史宛如一个巨大的旋转舞台，总是把相同的历史命题和文化选择一次又一次的交到我们手中，但是“人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这一次”与“上一次”之间，相同文化选择再次出现时，已经历了太多概念的替换、思想的曲折和价值的位移，这都需要我们抽丝剥茧，对期间的细微变化有一种敏感的发现和理性的思辨。作为作家个人的思想研究也是如此，常人的思想观念也常随时代话语、社会思潮、知识结构、价值体系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何况是素以敏感、细腻著称的诗化文人，常常出现“回望来时路，不知身何处”的情况，这就更需要在研究中注重传主思想的“时态”变化，通过对作家在文本中表达的文化意识、审美特征、思想体系的历时性思辨，探讨并归纳其思想变化的某些轨迹，从而透视一代文人的思想变迁，进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种种趋向做出某种自己的认识。这种归纳与总结无异于梳理麻絮，将一团麻的活动渐行归纳出几条合乎历史现实与文化演变逻辑的轨道，同时也需要通过融化现代哲学理论与社会理论，进行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进行交叉研究与复合，其学术成果也应是具有突破性和创新性的，但我限于学识所限，所作只能是一种初步的尝试，高山仰止，留待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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