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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不是由自然界的演化造成的,而是由人的行为造成的,人的行为又是同人的观念紧密相联的。生态危机是人类的生存危机,也是人类的观念危机;是人类的道德危机,也是人类的自然观危机。要解决生态危机,不仅要调整人的道德观念,还要调整人的自然观念。哲学观念的变革,从来都是最深层次的观念变革,没有自然观的根本性转变,就不可能有关于自然界的伦理观念,就不可能有富有哲理的环境伦理学。自然观已经历了天然自然观与人工自然观两个发展阶段。天然自然观是人类自然生存的反映,人工自然观是人类人工(或技术)生存的反映。在前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方式是一种自然生存。自然生存是人类主要依赖自然界所提供的天然资源而生存的一种生存方式。在自然生存方式中,人依赖天然自然物生存,自然界提供什么,人就利用和消费什么。人类只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去改造自然,更多的是必须被动适应自然界,甚至等待自然的某种“恩赐”。在自然生存中,人本质上与高等动物抑或其他生命体一样生存。因此,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是以人顺从自然为代价获得的。没有这样的原始和谐,人类就难以生存。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人类的生存方式便从自然生存转向人工生存。人工生存是人类主要依赖人工自然物而生存的一种生存方式。在人工生存方式中,人通过技术的应用,尤其通过工业化,大规模地制造人工自然物,创造了系统的人工自然界。人工生存也就是技术生存。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然已不再是人类等待其提供资源的对象,而是人的技术作用的对象,是人通过技术进行制造和统治的对象。法国的彭加勒说:“今天,我们不再乞求自然,我们支配自然,因为我们发现了她的某些秘密。”①英国的李约瑟说,人们对自然界实行“封建或帝制的统治”②。人在自然界的面前从被动者转化为主动者,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也随之被打破。技术生存引起了自然观、价值观的根本转变: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自然界能向人类提供些什么,而是人类能把自然界改造成什么样以及由此可以获得些什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工自然观,其出发点必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与自然开始分裂,甚至走向对立。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曲解为君臣、主仆甚至对抗关系。于是,天然自然观就必然转化为人工自然观。人类的技术生存和相应的人工自然观的确立,其弊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挥到了极致。人在自然界面前的主人姿态,使得资本不仅作为殖民者侵入一切非资本主义民族,而且作为殖民者全面侵入自然界,进行疯狂的掠夺和征服。其几百年无节制逐利所欠下的自然界的巨大债务,至今仍然成为人类发展的重负。但是,也要承认,对于自然界的这种征服者的态度,并非仅仅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产生,也有认识论方面的原因。因此,我国尽管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克服人工自然观片面性认识的任务仍然很艰巨。人类产生于天然自然界,又创造了一个人工自然界。人类在创造人工自然界的过程中,严重破坏了天然自然界各种物质的均衡分布和生态平衡。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出现,实际上是两种自然碰撞和冲突的结果。然而,人工自然是人创制的产物,人的生存危机是人与他产生于其中的自然相对立的产物。显然,责任在人,而不在自然。近代工业社会使人完成了从自然生存到人工生存的转折,也相应地使人开始了从天然自然观向人工自然观的转折。人类既享受到这一转折的硕果,同样也尝到了它带来的苦果。维纳说:“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刀,它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毁灭人类,如果我们不去理智地利用它,它就有可能很快地发展到这个地步。”①技术生存引起的严重环境危机促使人们对人工自然观进行反思,这必然导致自然观的新变革———从人工自然观转向生态自然观。
二、从人工生存转向生态生存
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危机问题,就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从技术生存转向生态生存。因为环境和生态危机是与技术生存相伴而生的,是技术生存的现实导致的恶果。生态生存是人类主要依赖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协调发展而生存的一种生存方式。生态生存并不是否定技术生存的作用,它仍保留技术生存的合理内容,也必然需要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然而,生态生存所需要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技术,而是绿色的、生态的、环境友好的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态生存是“新技术生存”,是“绿色技术生存”,是“生态的”技术生存。它同传统的技术生存有本质的区别: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人类不再是在以破坏生态、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人工自然中生存,而是在和谐协调的生态化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即在生态自然中生存。生态生存是自然生存与人工生存的辩证统一,是人工自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并在新的自然观念指导下,借助高技术和新技术革命向天然自然的复归。这就要创建生态自然这种新自然形态②。因此,生态生存是人类依赖生态自然而生存的一种生存方式。生态自然是人工自然的生态化,或是天然化的人工自然。在生态自然中,天然自然向人工自然的转化不再是单向的、不可逆的,而是双向的、可逆的,人工自然逐渐融入天然自然,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双向互动的大系统。生态自然还包括人自身物质与精神、生理与心理的均衡发展,它将有利于人的全面、健康发展,推动人类向人的生态化方向前进。从人工自然到生态自然,从技术生存到生态生存,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伟大转折,人类只有在这次转折中,才会真正实现对生态危机的超越。生态自然观是一种新的自然观形态,是从自然观的高度对生态自然与人的生态生存的概括。生态自然观对人工自然的发展及其引发的利弊进行反思,是对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的哲学总结和对未来生态生存模式的设想。生态自然观关注自然对人的价值和自然自身的本体论价值(自然价值)的统一,关注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统一。生态自然观将对自然和技术的本质提出新的理解,是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并重的自然观,是适应自然与超越自然相结合的自然观。生态自然观有可能从根本上增强人类的生态意识,从而促进生态科技观、生态经济观、生态消费观、生态发展观、生态伦理观及生态思维观、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等新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三、环境伦理学与生态自然观
生态学是由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创立了生态学这个学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包括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进化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生态学不仅是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学科之一,而且与农、林、牧、副、渔、医都有密切关系的应用基础学科之一。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括理论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括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域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别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提供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学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价值流循环与转换。生态经济系统划分范围可大可小,从层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层的生物圈和经济界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系统、国民经济总体生态经济系统、部门生态经济系统、行业生态经济系统。按地域大小分:有国土生态经济系统、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庭院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组成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四大要素。
“现代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态经济统体,因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有机整体。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现代经济不是个封闭系统,而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巨大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就是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生态经济学包括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理论、生态经济全面要求理论、生态经济生产理论、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生态经济循环理论。生态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从结构、功能、平衡、效益、调控高度揭示生态经济系统这一客观实体的运动发展规律。
(1)独立学院城镇籍学生比例相对较高。独立学院的学费较高是独立学院城镇籍学生比例相对较高的直接推动因素。城镇籍学生家庭相对富裕,社会资源相对丰富。这就促使独立学院学生相对而言,就业的社会基础较好,就业渠道较畅通,家庭就业压力相对较小。
(2)独立学院的专业设置灵活,切合市场需求。由于独立学院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独立学院的专业设置较为灵活,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专业结构和布局。独立学院的专业相对较为贴近实际,贴近学生,就业率较高。也正因如此,独立学院学生对专业的满意度和契合度高于一般本科生,因而大部分学生专业思想稳定,学习兴趣较高,为学好专业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独立学院学生实践能力较为突出。独立学院与母体高校共享教育教学资源,加上其灵活的办学机制,可以说独立学院是母体高校优势教育教学资源的最佳组合。此外,独立学院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调整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这为独立学院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保障。相对于二本学生,独立学院更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其实践环节和实践教学时间也多于二本学生。现代企业更青睐于动手能力强的学生,独立学院学生在初次就业中更容易胜出。
2新常态下影响独立学院学生就业形势的消极因素
(1)从宏观经济大环境来看,经济增幅下降,减少就业机会,工作岗位的减少,加剧了人才市场竞争,降低了大学生初次获得工作的机会。根据“供给自身产生需求”的理论,供给下滑,就无法给予需求提供动力,也就无法再增加新的岗位。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是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的,其培养周期和模式具有一定的培养层次和结构,大学生在大学所受的教育也是沿着这些固定的模式进行。因此,学校和学生即便了解当前社会和行业的需求变化,也不能做出有效调整。比如:2014年所谓的“十大”难就业专业,其早在2010年就设定计划和规模,无法短时间内做出调整。
(2)新常态下独立学院所处社会环境更加堪忧。首先,独立学院核心竞争力就是招特色师资,建特色学科,育特色人才。如今在高层人才竞争空前激烈的背景下,使得很多本是高一层级的人才到中游寻找机会,独立学院的学生面对这些人才自然是竞争力不足,这使得独立学院学生的竞争空间被大量挤占,竞争加剧。再次,独立学院办学时间短,就业指导机构不健全,就业指导队伍跟不上,就业市场不宽广,就业工作满足不了学生需求。因而也就降低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减少了他们获得就业岗位的机会。
(3)独立学院学生对新常态准备不足。独立学院学生选择工作带有明显的功利性。独立学院的学生及其家长付出高昂学习费用,主要目的就是让学生将来能很好的就业。这就使许多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仅将大学教育当成个人的跳板和个人的智力投资,学习带有浓重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在就业的过程中,更加看重自身利益的实现,而较少顾及社会利益。“宁要城市一张床,不要农村一套房”,“孔雀东南飞”的就业现象依然存在,多数学生一心只想留在大城市且愿望强烈,谋求高职高薪,依旧是独立学院学生的首选。
3新常态下促进独立学院大学生就业的几点思考
(1)做大学科,做强专业,努力提高办学水平。打铁还需自身硬。独立学院应充分利用母体高校的资源优势,主动融入母体高校的学科群,把专业做强。教育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独立学院培养的毕业生要想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就必须提高办学水平。具体表现在:充分依托母体高校的优质资源,按照“宽口径、重能力、强素质”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职业素质教育,培养适应本区域、本行业经济发展的应用型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与市场和需求接轨,设置专业,强调社会对专业的急需性和应用性。以问题为导向,以能力训练为重点设计教学计划和开设课程,不能简单地移植母体高校的教学计划,尽可能做到“缺什么补什么”,重视科学、人文素质课程的开设,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能力。采取课堂教学、名家讲座、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教学,增加实践课程和课时,实现教学形式和考试形式多样化。鼓励学生多“考证”,如教师资格证、计算机等级证、英语等级证、律师证、注册会计师证、汽车驾驶证以及新职业从业资格证书等,促使学生由纯粹的知识学习型转向能力应用型转变。
(2)以学生为主体,切实提高独立学院学生素质。独立学院学生应该加强专业知识学习,转变就业观念,培养积极的心态,从长远考虑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和就业。首先,要以积极的心态正确看待新常态环境下的就业。总体上说,我国的经济形势正在朝着宏观调控的目标发展,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金融市场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机遇,也是大学生就业的机遇期。其次,要树立自主就业和多元就业的意识,以平常的心态面对就业和择业,摒弃从众、攀比的心理。一是要理性客观分析自身条件,合理定位求职目标。按照高等教育大众化条件下人才市场的供需规律,适当调整对就业地域、工作岗位、薪酬待遇等方面的期望值,要更多的关注发展空间和锻炼机会。二是基层单位、民营企业将会是大学生就业的广阔舞台。要积极投身到基层锻炼、民营企业和参与西部大开发,多层次、多领域地选择,锻炼自己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三是树立自主创业意识,勇于开拓创新。大学生自主创业,是缓解甚至解决大学生就业的一条可行之路。国家大力实施积极的创业政策,给予宽松的创业环境,极大地促进了大学生创业。独立学院学生可通过自身优势在有限的环境中,努力创新、寻求机会,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叶芝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2]。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审视叶芝的创作,我们会发现其中并没有特意去揭示现代工业文明对大自然原始生态的破坏,但叶芝在借助文学突显爱尔兰文化身份并推动爱尔兰民族解放事业的途路中,通过后殖民“反写”和“反叙述”,描绘了爱尔兰乡野自然景观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表现了爱尔兰人的宗教信仰和思维形态,突出了爱尔兰的多元文化构成。这些爱尔兰文化的独特性透露出了人们的家园意识和对理想的生存状态的追求,对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的批判以及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思等鲜明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爱尔兰的自然环境与人们的生存状态
叶芝的创作总是给人一种明显的地域感。在斯来沟、都柏林、伦敦等地理空间中,叶芝主要以爱尔兰西部特别是斯来沟作为自己心灵的故乡。爱尔兰西部由于交通不便,尚未受到现代文明的侵蚀,美丽的大自然幽居其间有着独特的魅力。叶芝童年时代徜徉于斯来沟的山梁水泊间,迷人的风光让其流连忘返,多年之后魂牵梦绕的也是这里美丽的田园景色。
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培养了叶芝对自然世界和荒野的热爱,他的创作中设置了很多自然意象。在《因尼斯弗里弗岛》、《乌辛的漫游》、《被拐走的孩子》、《梦想仙境的人》、《快乐的乡镇》、《心愿之乡》、《库勒的野天鹅》、《在那七片树林里》、《库勒庄园,1929》、《漫游的安格斯之歌》等作品中,他写到了本布尔本山、斯利什森林、罗西斯角、吉尔湖、克瑙克纳瑞、库勒庄园、壮姆克利夫等斯来沟附近熟悉的风景名胜,涉及到大海、沙滩、森林、草地、山脊、幽谷、小溪、瀑布、湖泊、沼泽等荒野和自然景色,大量使用玫瑰、芦苇、榛树、槲寄生、天鹅、猎鹰、鲑鱼、雄鹿等动植物的自然意象,体现了爱尔兰人与自然和谐无间的相处方式。
宁静简朴的大自然是西部爱尔兰人和叶芝的精神家园。作为“最后的浪漫主义者”,叶芝的创作体现了他对自然之美的细腻把握,对原始自然的真挚爱恋。叶芝开始创作是以这里的人们作为假想的读者群。最后选择安息之地时,他在遗嘱性的诗篇《本布尔本山》中这样说:“寸草不生的本布尔本山下/壮姆克利福的教会墓地里叶芝长眠。”叶芝的创作很少描写工业化程度较高、商业气息较浓的都柏林、贝尔法斯特、基尔代尔等爱尔兰东北部的城市生活,因为他们大多完全英国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严重疏离。
在叶芝眼中爱尔兰的农耕文明是原始、高贵、淳朴和和谐的,它哺育了生活在爱尔兰的各个阶层的人物。但叶芝宣称:“有三类人创造了所有美好的物事:贵族创造了美好的仪容,因为他们位高,所以居于生活的恐惧之上;村夫创造了美好的故事和信仰,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所以不会患得患失;艺术家创造了所有的美,因为上帝使他们无忧无虑。”[3]
叶芝认为贵族具有良好的血统,纯真的礼仪,富有教养、温文尔雅,代表着文明、谦逊、自制和优雅,“象征着思想的延续、行为的准则和文化的历史”[4]。只有贵族才能真正欣赏美的事物,创造、赞助和保护艺术品,只有在他们中间才能产生统治者和廉洁的政府。《纪念罗伯特?格雷戈里少校》、《一位爱尔兰飞行员预见自己的死》、《绵羊牧人与山羊牧人》、《纪念伊娃?郭尔-布斯和康?马尔凯维奇》等诗歌中,叶芝对贵族作了热烈的赞颂。
叶芝在一生中常常提醒自己是艺术家的儿子。“诗和雕塑的存在是为了保持我们的激情不死。”[5]他曾致信格雷戈里夫人:“我在爱尔兰的使命是为趣味,而不是为任何特定的宣传服务。”[5]在《天青石雕》中,叶芝认为艺术世界永恒而纯粹,政治却转瞬即逝,主张用艺术来陶冶民众,恢复古老的文明。在《王宫门口》中,主人公认为诗歌和诗人在国民生活中具有着崇高地位的传统要延续下去,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叶芝深知,伟大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可以创造民族性格,心灵只有从伟大的艺术品中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的价值。
对古罗马社会的消费奢华之风有详尽描述的是历史学家李维,他笔下一位元老的府邸餐桌上所呈现的珍馐美味就是古罗马上层社会尽情享乐和挥霍无度的一个缩影:有来自意大利南部塔兰托海湾的贝壳牡蛎,小亚细亚的松鸡和各种鱼类,直布罗陀海峡的兔肉,北非的鸵鸟肉,北欧的猪肉,西班牙的橡果,黑海之滨的坚果,埃及的蜜枣,南俄罗斯的蜂蜜,叙利亚的无花果,希腊契奥斯岛和萨摩斯岛以及尼罗河三角洲的红葡萄酒,真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4](P73)而到了60年后的塞内加所生活的时代,这种炫耀式消费已达到了顶峰,仅从当时的建筑物上即可管窥一斑:大理石材、花格平顶、玻璃门窗、装饰地板和墙内安装的暖气管道,等等。[5](P235)室内如此,户外亦然。放眼原野,无处不呈现出自然遭受破坏的景象:任意改道的河流、随意堆挖的河岸、追求直线美的田野划分、肆意抢占的大庄园,等等。[6](P124)对此,在致友人———古罗马著名骑士卢基利乌斯的第90封书信中,塞内加对当时流行的这种消费文明病给予了深刻的批评。在他看来,技术进步并没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带来进一步的贪婪和奢欲,因为技术失去了道德伦理约束。结果,到处是“鳞次栉比的豪华楼舍和拥挤不堪的城市景象”,“还有那些人工修建的养鱼池和喷水池以及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这些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幸福,而是纯粹的贪图享乐和挥霍无度”[7](P57)他进一步说:“相信我吧,真正的幸福是在建筑和石膏花饰还没诞生的那个年代!”[7](P58)“在简易的茅舍里,人们可以过着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当他置身于大理石中和金银华堂之下时,他已变成了俯首帖耳的奴隶囚徒。”[7](P58)所以,人如果完全靠技术来获取幸福,而没有道德伦理对技术加以约束,其结果只能是为技术所主宰,成为技术的囚徒和奴仆。正如他在总结技术滥用与人类无止境的奢欲之间的关系时所认为的那样:“正是由于我们背离了自然,这种享乐挥霍的乖戾之心才日益陡增,而且千百年来一直在不断地恣肆作祟,借助于自身的发明才智,人类心中又进一步燃起了欲望之火,乃至于自己最后深陷泥淖,不能自拔。”[7](P59)人的这种贪欲从何而来?或者说,造成这种畸形扭曲的消费行为表现何在?塞内加对此探究了它的根源。他认为:从前的人类社会没有贫穷贵贱之分,但当某一天社会财富相对于不断增加的人口开始变得稀少短缺,原来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开始遭到私欲的冲击挑战时,人们就会偷偷将财物藏于腋下,变为自己的财产,从此,人类开始和自然中的一切有了异化之分,并逐渐和它们形成了诸多抵牾、对峙与冲突。正是这种贪欲使人变得贫穷,他们看上去攫取了许多,但最后却失去了一切。受这一思想的启发,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进一步肯定和支持了这种观点:“从早先人类开始将某块田产围上篱笆圈为自家财产的那一刻起,人类纯洁自然的、天堂般的生活也从此走到了尽头,原本和谐相处的财产共同体也从此分崩离析,不复存在。”[8](P41)所以,对财富不择手段的追求毁坏了早先人类的幸福,这种错误愈演愈烈,对后世产生了消极而深刻的影响,人类的消费伦理也因此成了“穷奢极欲”、“暴殄天物”的代名词。同时,在塞内加看来,人之所以有贪婪之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类自身某种智慧的缺失。具体地说,就是身处原始自然状态下的人类虽然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但他们的行为表现却存在某些缺陷。这种行为是由于他们对自然的懵懂无知所造成的,特别是这种行为,因为不能通过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而变得高尚且合乎规范,因此也就导致了自身精神与自然的背离,这样,人类在自然面前往往就表现得行为怪异,荒诞不经,有失自身的体面和尊严。所以,只有学会放弃、明白舍与得的关系,人在自然面前才不会有任何负罪感,才能真正变成一个具有道德水准和精神境界的人,正如塞内加所说的:“做人的艺术在于,他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7](P59)要想使自身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人,那就要消除贪欲,采取一种“节制的、简朴的生活方式”,尊重自然,反对掠夺性开采和杀戮,节约资源,使大自然有足够的再生能力,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活之源。[7](P61)
应按时序节律行事
从现代生态伦理学角度来看,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这样,自然生态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客观条件。为了尽可能延长生命,并为社会多作贡献,使自身的社会价值最大化,就必须促成“最大限度的(长远的、普遍的)自我实现”,这是人类生态智慧的终极性规范,它意味着人类自身与自然的“普遍共生”或“(大)自我的实现”,“让共生现象最大化”。[9](P25-26)深层次生态学的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塞内加遵循节律、顺时而动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启发。在《致卢基利乌斯》的第122封道德伦理书信中,塞内加认为:谁不按时序节律行事,谁最终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他就有些人颠倒白天黑夜逆时行事的行为给予了批评:“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喜欢颠倒昼夜,将该干的事翻个个儿,每当夜幕降临时,他们还一个劲地回味着自己白天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可到了晚上,白天该干的事仍没干,甚至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7](P61)“这些人可不就跟行尸走肉一般。”“也许你会发问,如何会产生这种精神上的颠倒错乱现象,白天无精打采,而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黑夜?所有这些错误举止本身就和自然对立,它完全游离于原本自然的且必须遵守的法则之外,这就是他们享乐挥霍的最终目标,在颠倒迷乱中寻欢作乐。这样的结果最终会偏离正确的人生目标,甚至越偏越远,直至走到事物的对立面而无法回头。”[7](P62)在塞内加看来,这种时间消费观不但带来了人生精力的无谓消耗,同时也造成了身体机能的紊乱,因为这种对时间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往往会造成人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极大透支,从而直接影响人的寿命,甚至导致突然死亡。所以,在他看来,不分时间的尽情享乐是不值得提倡的。尽管古罗马科技发展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和今天相比,仍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人在自然面前的无限渺小使塞内加看到了顺应天时的重要性,他认为:人要做到不心为物役,就应该遵循时序法则,这样才会健康幸福,延年永祚。然而,享乐和挥霍往往导致了人精神上的疯狂与错乱:有些人想方设法要让玫瑰在隆冬时节含苞怒放,这就是违背时序节律的典型表现,还有的人希望在屋顶城楼上种植果树,甚至营造森林,这岂不又是违反了自然地理空间的法则?[7](P62)更为有趣的是,倘若塞内加看到人类今天许多不合时宜、不因地制宜、违背生态伦理的做法,也一定会发出“这一切只不过是满足人类自己享乐挥霍的目的”的慨叹———大气温室效应、地球环境污染、自然灾害、战争饥馑、疾病蔓延等,这些无不和人类违背天时以满足自己的私心私欲有关。其结果,不但破坏了周围环境,阻碍了自然生态系统中各种物质、信息和能量的正常交换,也会损伤身体,戕害灵魂,这完全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生存病态”行为。[7](P61)如何规范人的道德伦理,让人走上顺应天时的自然之路?对此,塞内加曾有过这样的表述:“我们必须顺着自然所引领的道路前行,绝不能偏离方向,误入歧途。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一切都会变得轻松自如。如果和自然抵抗对立,那我们的生活就会是另一种情形,就如同逆水行舟,寸步难行,甚至最后船毁人亡。”[7](P66)所以,一切顺其自然就是尊重自然的最好表现,也是按照自然规范提升自我修养并获得幸福生活的保证。只有如此,“才会得到一种持久的心灵安宁,一种自由,不为任何刺激和恐惧所动”[10](P190)。心灵澄澈,克制私欲,这样就能充分展现人的生态智慧,使自己在自然万物中和其他生物系统一起协同进化,和谐共生,最后在自然中实现“共生现象”的最大化。
摒弃贪欲、崇尚节俭是保护环境的最好方式
“提倡禁欲主义,崇尚独处和内省”[11](P363)的人生信条影响着塞内加去规劝世人摒弃一切贪欲,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塞内加生活的公元1世纪,古罗马境内的环境破坏已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罗马帝国的不断扩张加剧了境内用于战船建造、建筑、民用和冶炼的木材资源的日益匮乏,森林的大面积减少导致了地中海沿岸许多地区的水土流失、沙漠化、洪水泛滥、农业和畜牧业减产以及自然风光的破坏,其中,以亚平宁半岛和阿尔卑斯山山麓地区为最;同样,为了扩张军事,古罗马人对建筑石料的开采和矿山的挖掘不仅仅限制在意大利境内,甚至还延伸到伊比利亚半岛、小亚细亚和今属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北非努米丁地区。这些石料和矿山的开采不仅导致了大片森林的毁坏,还导致了矿渣废水的四处遗弃,到处千疮百孔,这无疑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四通八达的公路驰道的修建不仅破坏了田野平畴,改变了地形地貌,同时也影响了周边的气候环境和植被生长,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贵族王孙为了自己的乐享受,对动物的血腥屠杀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整个罗马城几乎成了动物的屠宰场;另外,垃圾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和放射污染已形成公害,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面对帝国境内环境日益破坏的现实,塞内加对环境破坏的行为给予了无情而严厉的谴责,认为这一切都是人的贪婪所致。在致友人的第89封书信中,他就曾对土地私有化所带来的环境破坏的后果进行了批评:“放眼帝国境内,到处是私有的农庄田产,它们吞噬湮灭了所有江河湖海,这种毁灭了农业生产多样性的发展恶果完全可以归咎到人的欲壑难填的贪婪中。”[7](P67)另外,他还受前辈诗人贺拉斯的启发,对当时别墅成群的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在贺拉斯笔下,耕地、草地和橄榄林经过人的巧取豪夺后变成了一座座豪华别墅,这无疑是对自然田园风光的无情摧毁,也使美丽的大自然失去了它原有的本真面目。[12](P105-107)贺拉斯的文学描写引起了塞内加的共鸣,他将这种世风的堕落和由此造成的环境破坏归咎于人的贪婪本性:“在美丽的自然景观中建造那些富丽堂皇的豪华别墅,真是大煞风景,这完全又是一种奢欲超膨胀的不良表现。”[7](P65)如在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现德国巴登—符腾堡地区至今仍有两千多处当时贵族兴建的别墅遗迹,这些建筑的修建自然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很多自然风光和森林山地被毁,许多动植物物种会因此消失。[13](P87)在塞内加看来,人的贪欲往往带有明显的功利性、现实性和享乐性,这种贪欲往往掩盖了人的本质需求,即人最终作为种的形式和类的存在物延续下去的需求。正是这种贪欲夸大了人的真正需求。所以,只有摒弃贪欲、崇尚节俭,人类才能达到自身与环境的协调与和谐,实现对万物的道德关怀,并最终实现对自身的终极关怀。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