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风险论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生态风险论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生态风险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风险社会；历史唯物主义；亚政治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55-02

一、国内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

国内对于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早在2003年就已经开始，在2007年达到高峰，国内大多数学者对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从哲学视角对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批判，第二种视角是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内容进行了综合整理。

（一）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哲学视角

从哲学视角来反驳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国内代表性学者包括庄友刚教授，刘岩博士和教授，这些学者分别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贝克风险理论的理论局限性进行了批判。

庄友刚教授首先梳理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出发解析了风险社会理论，经过分析阐明了造成风险社会的原因，分别包括风险社会的存在论基础是实践的二重性，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构成风险社会的历史前提，在风险的形成和应对中，市场、科学等因素都是现实风险的不可忽视的成因，促成全球风险社会的直接因素是利益的分裂和对立，并且利益的分裂与对立的最高表现就是深度全球化的资本关系。庄友刚教授在其专著中针对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借助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解析方法对该理论进行了历史审视，指出该理论的理论困境与不足，贝克的风险理论正是缺乏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导致了其理论缺乏实践存在论层次上的基本的理论说明和理论保证。而且，贝克正是由于避开了风险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分析而流于改良主义（庄友刚，2008）。

教授和黄承愈教授共同合作发表了论文，在论文中以认识论为基本视角，对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一种独特的从知识并非从实在出发的知识风险观，也正在于此这种知识风险观造成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论困境。以至该理论分别在本体论、方法论、实践论的层面都存在着矛盾冲突（，黄承愈，2006）。教授和王晓宁学者共同合作发表了论文，在论文中他们以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内容来作为参照点，提出贝克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对现代性异化研究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王晓宁，2007）。教授认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以社会化的自然――自然终结观――作为该理论的本体论前提，他们认为虽然贝克的自然终结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缺少了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考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该理论具有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最终不可避免会导致该理论倾向于不可知论和宿命论。（，2007）。通过以上论文可见，如果要克服以上所提出的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缺陷，需要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具体揭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律性历史过程。

学者刘岩立足于的实践二重性理论揭示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没有认识到人的实践的两重性，这一理论缺陷导致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聚焦于人本身之外的各种不同因素的改造和利用上，忽略了风险社会中的人本身这一因素（刘岩，2008）。

（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内容的综合整理

国内的一些学者归纳总结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论内容，归纳出贝克所提出的现代化风险具有不可感知性、整体性、人为不确定性、建构性、平等性、全球性以及自反性这些特征（赵延东等，2007）。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来临的关键原因是一直以来人们引以为豪的知识以及相关的决策、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技术不断进步、最后还有风险的无责任主体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最后是失败的现代社会管理（程新英，柴淑芹，2006）。贝克认为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生产―分配的逻辑逐渐向财富生产―分配的逻辑转变，因此风险生产―分配逻辑成了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化的标志（闫顺利，吴晓梅，2011）。贝克建构的风险社会理论以新视角向人们展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结构变迁。现代化风险突破了地区的界限、民族国家的界限以跨地域的方式传播，在此程度上，风险逐渐演变为全球化的风险，并在此意义上，风险社会也是世界风险社会。贝克认为风险是一种知识风险因此将现代社会的风险同全球化主题结合一起提出了“文明风险全球化”。（章国锋，2006）。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认为贝克对风险社会的出路探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包括倡导反思性现代化，建立完善的安全性策略和相关决策机制，建构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崔德华，2010）。

另外还有部分学者立足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科技、结构、政治三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认为科学技术实践本身的不确定性潜存着巨大的风险，在风险社会时期，专家本身的科学实践会具有人为不确定性，还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不同的专家会针对自己的不同利益偏好和不同的动机采取不负责任的行为（刘岩，2008）。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风险被科学化了（赵延东，2007）。贝克针对第二次现代的社会变迁提出了个体化，认为个体化是风险社会的新社会模式（刘秦民，2012）。针对个体化也有学者发表不同意见认为，从社会传统及文化层面的角度来看，个体化社会是无法容纳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它与传统之间的拉锯战将会使每一次的个体化过程都相应伴随着传统的再次整合，并且对于这种整合之后所形成的综合体却不是由原子般的人组成的（谢友倩，2007）。贝克认为现代化风险导致了现代社会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结果（刘秦民，2012），为解决现代化风险转型所带来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贝克特别强调了“亚政治”（刘岩，2008）。除此之外，贝克还强调世界生态民主政治，这是一种通过国际条约和组织机构自上而下发挥作用的民主政治（王小钢，2007）。

韩沛伦学者不仅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深入剖析，而且还批判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论局限性。首先，该理论未能深入揭示现代化风险的根源所在，其次，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的出路探寻明显带有乌托邦主义的色彩，最后，因为贝克的风险社会文化批判就理论上而言具有片面性，导致了该理论最终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取向，也没能深刻批判现代性理论的核心缺陷（韩沛伦等，2007）。

以上述国内学者们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来看，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仍然需要相关学者进一步理论化及系统化，其研究主体有待进一步凝练，特别是该研究在新的时代背景险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深化发展。

二、国外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

生态风险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模糊综合评判;APH;MATLAB;GIS;名山县

农田生态系统是人类活动干预最强烈的生态系统，而农田生态系统环境评价是农田生态系统环境保护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技术保障手段，能够为农田生态系统环境管理与决策，提供科学理论依据[1-2]。本研究利用一系列监测实验仪器与方法在雅安名山县周边建立农田生态系统环境监测站，监测水文指标、水化指标、生物结构指标[2]建立数据库，应用模糊综合评判等模型对农田生态环境安全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和评价[3-4]。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县，是四川盆地西南边缘（102°58′～103°23′E29°58′～30°16′N），海拔548～1456m，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均气温15.4℃，年均降雨量在1200～1700mm。

1.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模糊综合评价法[4]、层次分析法[5]和ArcGIS空间分析技术[6]，采用MATLAB、SPSS软件对测试点的数据进行相应分析。

2 农田生态系统环境安全评价模型建立

2.1 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1）将“名山县农田生态环境安全”设为目标层，水文指标、水化指标、生物结构指标建立为准则层，土壤含水率、大气质量、土壤退化度、水体质量、土壤肥力、农药残留量、重金属含量、植物多样性、无脊椎动物9个影响因素设为准则层[7]。2）按Saaty等建议[7]，引用数字1-9及其倒数作为标度，对重要性进行程度赋值。3）进行一致性的检验，一致性比例为C.R，当C.R

2.2 模糊综合评判确定安全等级

农田生态系统环境安全模糊综合评判模型的建立步骤如下：

1）确定模糊评判因素集，设模糊评判因素集为U，则U={土壤含水率+大气质量+土壤退化度+水体质量+土壤肥力+农药残留量+重金属含量+植物多样性+无脊椎动物}，字母表示为U={u1+ u2・・・+ u9};2）确定因素集的权重向量，评判因素集的权重向量W，由2.1得知;3）确定每个因素的评语集，对各因素集中的每个元素按风险度划分成5个等级，安全、良好、敏感、风险、恶劣。则评语集为V={安全、良好、敏感、风险、恶劣};4）获得各个地区模糊矩阵，列出监测点模糊矩阵数据，同理可得其它模糊关系矩阵Ri（i=1，2…20）。5）经过MATLAB编程计算，获得归一化后的20个监测地点的农田生态系统环境安全模糊评判集Yi=W.Ri，利用等级赋值法解模糊[7]，即为对该的等级加权求平均值。等级赋值如下：环境安全赋值5、良好赋值4、敏感赋值3、风险赋值2、恶劣赋值1，值赋值矩阵为A=（5，4，3，2，1）。经过计算雅安名山县各地区的农田生态系统环境安全等级值为Si=YiAT，得知等级值Si越大则该地区农田生态系统环境越安全，反之则越差。

2.3 农田生态系统环境安全风险

规定风险度为Mi，按式Mi=5-Si（i=1，2…20）得到各个地区的农田生态环境的风险度值，农田生态环境越好则风险度越小。根据研究地区用GPS定位仪测定的地理坐标，可在ArcGIS9.0上生成农田生态系统风险分布图，以例为据，从而判定总体安全风险完成度，根据ArcGIS9.0所得分析结果，农田生态环境系统安全风险度达到风险级需要预警的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16.55%，风险度为敏感级或敏感级以下的面积占总耕地面的83.45%。得出结论为，名山县农田生态系统环境总体较好，人类活动干预不明显，但是局部地区农田生态系统环境较差。

3 结语

应用模糊综合评判对农田生态系统环境安全进行评价，克服了农田生态系统环境安全影响因素中的水化指标、水文指标和生物结构指标相互之间复杂的影响和安全风险评级具有模糊性概念的问题。

利用MATLAB、SPSS和ArcGIS等软件强大的数据处理分析能力，对监测到的数据进行多角度处理分析，可较为立体、直观地反映各地区农田生态系统环境风险状况，为深入研究农田生态系统环境预警、应急技术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傅伯杰，刘世梁，马克明.生态系统综合评价的内容与方法[J].生态学报，2001，21（11）：1885-1892.

[2]杨曾平，张杨珠.农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研究进展[J].作物研究，2007，21（2）：137-139.

[3]温冰，康利荥，李建熹.沈阳县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方法研究[C]//2013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第9卷），2013：3046-3050.

[4]方丽婷，张俊平，胡月明.基于模糊综合评判法的封开县土地生态安全评价[J].广东农业科学，2009，10：179.

[5]付爱红，陈亚宁.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J].资源科学，2009，31（9）：11-15.

生态风险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环境风险评价；应用；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X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97-0101-02

我国环境工程的风险评价存在特有的特点及趋势主要有：一是由污染物数量角度出发，已从简单单一的污染物作用延伸到了多种污染物之间复合产生的作用；二是由环境研究的风险评价焦点角度出发，已从人体健康变成了生态环境；三是由环境风险才类型角度出发，不单单考虑化学污染物、有毒害的化学物，还重视非化学因素造成的有害影响；四是由环境风险评价范围角度出发，已从局部发展成到区域，甚至全球；五是在风险评价技术上由南定性发展成了半定量或定量；六是生态风险的内容不限于生物个体及生物群体，还对生物群落及生态系统进行评价。

1 环境工程风险评价含义介绍

对于生态环境事件其受到影响的除了人群和生物，还有环境的介质，如水、土壤、空气等等。而造成环境工程受到影响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三个因素：一是管理层决策，使环境处于长期较差质量，如环境监管部门根据环境的法规审批的项目在正常及非正常的情况下排放污染物；二是客观环境出现的事故或偶然事件，如地震、海啸、设备技术等；三是主观因素导致出现突发性事件，如人为破坏、施工管理不当等。因为化学品的特性及进入方式不同，自然中扩散、传递、转化途径也不同，而且对环境影响时间也不一样，可能是长期、短期，也有可能是一瞬间的事情。可以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可以是急性的也可能是慢性的。因此环境工程风险评价广义上的内容有，环境质量、人体健康、社会影响、、资源需求、产品使用、产品终结处理。狭义上主要内容有，环境资源及质量、人体健康[1]。

2 环境工程风险评价重要性分析

随着高新科技的不断发展，化工业、建筑业等得到了飞速的进步，取得了很多技术上的突破，但是在快速发展的道路上化学品带来的爆炸、泄露、辐射等时间不断的侵扰着人们的生活环境，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及生存环境的污染等产生了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影响，成为当代各个国家重点治理项目之一。因此对存在风险的工程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工程风险评价显得尤为重要，成为了人类安全及生态循环得以保障的最为急切的需要。通过对历史事例进行研究分析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对建设项目进行前期飞风险评价，如可能突发事故原因与概率分析并对后果危害进行预测，提出能够避免或减少的对策，这样能够大大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降低损失到最低[2]。

3 环境工程的风险评价的问题分析

3.1选择风险评价终点

对于人体健康的风险评价终点一般为一个物种，受体是人，无需选择。生态系统风险评价终点却不一样，不仅仅一个，因此需要进行终点的选择，这个选择也决定了风险评价过程。终点选择问题存在于所有的环境组织中，选择的原则根据生态系统及污染物的特性进行选择，了解越多选择越准确。鉴于生态环境的复杂情况以及评价员的主观性，因此选择的终点不尽相同，对此现在缺乏一个统一的选择方法与标准对评价终点进行选择。

3.2优化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是环境风险评价不可缺少的部分。环境风险评价的目的是对人为活动造成环境影响的可能性进行预测，而该过程是通过对已有资料分析预测可能发生的后果，其中涉及到大量数学计量模型的使用。因此数学模型质量的好坏对整个风险评价的准确性起到关键性作用。主要涉及模型有：污染物的环境转归模型及时空分布模型、外推模型、暴露模型、风险计算模型等。风险评价是多种模型的有机组合，并通过计算机进行连接组合。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风险评价变得日益复杂，准确性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因此对数学模型的完善与优化是风险评价研究重点工作。

3.3暴露评价

对人体风险评价过程中暴露评价主要是指预测人体的暴露值、暴露时间、频率、途径，表征为受到暴露群体。而进行生态风险评价过程中，生态暴露评价比人体暴露评价要有难度，特别是暴露群体表征的确定，主要原因是不同的物种拥有不同的栖息地环境，且该环境差异大，如陆生环境、水生环境等。生态的暴露评价属于风险评价中基本组成部分，且因为暴露系统具有极为复杂的特性，因此当前仍缺乏一个可以适用于全部生态风险评价的暴露描述。对生态暴露评价方法与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成为当前本行研究工作者研究重点项目。

3.4处理不确定性风险

处理不确定性风险作为风险评价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其不确定性来自于多种外推的结果，如，非同级生物之间的外推、实验室对野外状况的外推等。对不确定性风险进行定量化的处理，是当前风险评价需要解决的重要技术问题，需要研究与发展多种外推的理论，并建立科学外推的模型。

4 风险评价的应用

风险评价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应用的目的是有效科学的对整个环境影响评价质量进行提高。环境风险评价首先就工程进行分析，从中预测可能发生的事故风险，并对项目原有风险开展调查，调查内容有工艺、包装、运输、原料及燃料用量、贮存等。其次在确定了风险源后，根据选择的模式进行风险评价，最终确定该项目风险的级别，同时对事故造成进一步污染后果进行预测[3]。

5结论

综上所述，环境工程中的风险评价的发展进度直接影响着我国环境状况改善及质量提高的速度。现在对环境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环境风险评价将会给人类更加健康的发展以及生存环境的良性循环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新时代环境保护工作者，更应该不断发展提升自我素质，研究创新新的评价技术与方法，为环保事业的持续发展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雷炳莉，黄圣彪，王子健.生态风险评价理论和方法[J].化学进展，2009，Z1：350-358.

生态风险论文范文第4篇

开拓创新，首推生态毒理学五大原理

在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进程中，环境对开创人类文明和进步发挥着巨大作用。大气、水、土壤，江河、湖泊、湿地、农田、草原，都是人类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森林、矿藏等资源又为人类的不断发展提供物质，最终创造了地球上的人类文明。但是，人类在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同时，也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生态毒理学是环境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有毒物质进入环境对组成生态系统的生物种群和生物群落所产生的生态毒理效应及其机理。环境污染问题出现后，促使传统的毒理学从研究毒物对生物个体所产生的效应扩大到研究毒物对生物群体所产生的效应。在此基础上，法国学者R.特吕豪特于1969年提出了生态毒理学的概念。

周启星教授对生态毒理学理论的最大贡献，是总结、归纳并提出了生态毒理学的五大基本原理：（一）环境毒物的剂量-效应关系原理；（二）环境毒物的结构-活性相关原理；（三）毒理作用的多层次效应原理；（四）毒理生态动力学原理；（五）环境毒物的生态适应性原理。以上五大基本原理的提出，对于深化生态毒理学研究以及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多层次应用，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在生态毒理学领域，尤其是近年来周启星教授等在石墨烯的健康与生态系统风险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其研究结果被国际著名刊物《Chemical Reviews》刊出，此研究结果堪称为国际环境界的一项重大进展。

周启星教授通过对金属-金属、金属-有机、有机-有机等污染物之间复合生态毒理效应及其微观机理系统而深入的实验研究，不仅阐明了复合污染生态效应与污染物之间的复杂定量关系，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联合效应广义理论：复合污染生态效应决定于污染物暴露的浓度组合关系而非其本身的理化性质；它不仅与生物种和生态系统类型有关，还与其作用的生物部位有关；复合污染生态效应是矢量而不是标量，它不仅存在“毒性倍增”机制，还会发生“危害延时”和“危害增时”风险。在此理论指导下，他还进一步归纳出“互作态”的新概念并赋予定量化内涵与定义，并通过实验修

正了教科书中一直沿用的“协同作用”和“拮抗作用”原有定义中不完整甚至错误的提法，并得到有关方面认可。

周启星教授还首次从理论上提出未污染区也有存在超积累植物的可能性，并以沈阳未污染区40科160种农田杂草为筛选对象进行系统的室外盆栽试验，首次发现并报道了龙葵（Solanum nigrum）、球果蔊菜（Rorippa gobosa Turcz. Thell.）和紫茉莉（Mirabilis jalapa L）为镉超积累植物，从而证实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和方法的先进性，这在重金属污染土壤植物修复以及生态修复理论上是一个较大的突破；在此基础上，周启星教授还成功地进行了污染土壤植物修复的实际应用，并对其超积累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实践上，周启星教授以重金属污染土壤植物修复为重点目标，兼顾农药、石油烃和多环芳烃等有机污染土壤的修复，对镉超积累杂草进行其技术性能的多方挖掘和强化。为了解决生物量处理这一世界性难题，周启星教授率先开展了超积累花卉的系统筛选，首次发现紫茉莉（Mirabilis jalapa L.）为镉超积累植物。以根际圈理论为指导，较为系统地开展污染排异型杂草植物筛选研究，首次发现月见草（Oenothera biennis L.）为镉和铜污染排异型植物。这些重要工作和重大科学发现，为形成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基于植物修复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和开展环境调控实践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于污染生态修复这一新的学科生长点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尤其是他领衔所著的《污染土壤修复原理与方法》，作为国际上迄今为止系统论述污染土壤修复基本原理并全面介绍相关方法及其进展的学术著作，已对该领域的科研和教学产生了广泛影响。

亲力亲为，为生态环保鼓与呼

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周启星教授还积极投身到生态环境的保护中去，为生态环境保护鼓与呼。他成功组织了三届污染生态学国际会议、五届全国污染生态学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还成功地组织了“污染土壤修复与生态安全”第212次香山科学会议。此外，他还提出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环境污染形成机理与生态修复”和“环渤海地区复合污染、生态退化及其控制原理”的973项目建议，并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和有关方面的批准。

生态风险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