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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吴良生工作单位:赣南师范学院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市场营销学家温德尔•斯密斯(WendellRSmith)在总结西方企业市场营销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细分理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市场营销学中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市场细分的目的就是对产品进行比较准确的市场定位,从而在市场条件下对产品进行有效营销。但是,市场细分理论只解决了“向谁出售”的问题,是在已有产品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选择,或针对目标市场开发产品,但如何选择产品,在资源丰富、创意无限的文化产业领域,显得更为复杂。文化产业化开创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产品的生产与营销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许多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如节庆、演出、文化旅游等,市场细分的结果可以作为文化产品和生产的一个目标方向的参考依据,而要解决文化产品的定位和其开发项目与内容,就必然要对所要开发的文化资源进行细分,文化细分理论正是基于解决此问题而产生的。文化细分即是以文化资源的某些特征或变量为依据,区分具有不同市场定位文化因子,并结合市场细分结果对其进行细项分析,得出其文化定位、开发项目与内容。文化细分主要是为了满足文化产业化的前期分析要求,其主要作用有:一是为产业开发提供相对准确的文化定位。文化定位就是结合市场分析在自身文化细项中取一项将自已在竞争类的文化产品和项目中区别开来。市场定位需要独特性、可信度等要求,文化定位亦是如此。[4]文化产品的文化定位与其市场定位密不可分,两者通常相互支撑。二是寻找市场空缺,确立文化产品的差异优势。尽管每一种文化都可能是有特色的资源,但其中的大部分放到市场竞争的位置并不是独有或不可替代的。如何寻求市场空缺,打差异牌,是文化产业化的关键,这也是文化细分与市场细分的综合分析结果。三是确立文化产品与项目开发体系。文化细分是在文化归纳与分类的基础上得出的细项体系,但文化细分绝不仅仅是归纳与分类,文化细分更重要的任务是结合市场分析,其中还加上文化创意的过程,最终得出文化开发的产品与项目体系,为开发和经营者提供决策支持。
文化细分与市场细分对应,主要是对该文化资源进行细项分类与组合,方便定位与产品开发选择。其主要方法有:1.资源细分法。即以传统的客家文化研究分类方法对资源进行细分,大类可分成客家建筑与民居、客家民俗、客家方言、客家艺术、传统工艺、客家名人、客家精神等,文化旅游开发比较经常用这种细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相对简单,在客家文化丰富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旅游开发分项,操作容易,有利于文化资源迅速转化为产品。笔者在《江西省安远县三百山镇乡村旅游规划》中对客家文化资源开发就采取了资源细分法。在对三百山镇客家文化资源进行调查后进行分类,其文化产品的开发方向与项目体系就相对清晰了。结合区域旅游竞争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三百山镇乡村物质文化在区域旅游竞争中缺乏竞争实力,而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富有特色,开发后更容易占得先机,因此三百山乡村旅游的定位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的乡村旅游形式。2.主题细分法。即以一个文化主题为中心,细分可用的文化资源,以便产品开发,文化节庆活动和博物馆开发比较适合此法。3.产品细分法,具体单项产品的开发如工艺产品可参考此方法,目标是扩展产品系列,即从原来的单一产品形式扩展到多样化。4.文化层次细分法,即以精神层面、行为语言层面和标识层面对文化进行细分,深度旅游、广告策划与设计、企业文化经营等可采用此类细分法。
文化产品的生产其实是这种文化的表达与再现。可以说,表达与再现形式的选择是客家文化产品生产的关键,特别是在现代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尤为如此。王琛发认为“客家人和客家文化如果不能在这种全球化的新条件下把自己的文化资源通过有效的方式再现,并积极参与和贡献给世界的多元格局,它就可能要淹没在百花竞放的五光十色边沿,或被淡忘于缺乏文化消费的经济规律下。”[5]因此,研究创意模式成为客家文化产业化研究的必要一环。1.文化表达的方式与文化创意在英国,文化产业称为创意产业,指“那些依靠个人创意、技能和天才,通过挖掘和开发智力财产以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6]英国的文化产业着重创意,并将创意理解为个人的行为。笔者认为,创意包括个人创意和民众的集体创造,这些创意是民众对自己文化的表达形式。俞龙通认为“孕育此(创意)想法……虽然有时只有个人的思考与发想,但并不限于一个人,多人同时进行创意的工作,其成果也更加丰富。”[7]客家文化是上千年的文化创意沉淀,对其进行产业化的重点就不在于文化本身,而是市场创意了。文化产业创意其实就是文化的产业表达,用何种形式表达文化的产业形态即是创意的过程。文化表达有三个层次:一是塑造文化精神的向心力。文化产业最核心的是市场竞争力,文化产品的核心竞争吸引力是文化精神力,这是源于文化的凝聚力、认同感。客家通过近百年的建构运动,大大增强了海内外客家人的认同感。其中对于“祖地”文化的打造,掀起了海内外客家人“寻根”旅游的热潮,带动了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文化认同中创造出无穷的文化市场需求,这应当成为文化资源开发的最终目标。二是形成文化体验的生活方式。选择文化产品,即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在休闲旅游这个综合文化产品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上班族寻找放松的方式,城市人想过乡村生活,汉族人想体验少数民族文化,都是这种心理使然。因此,客家文化产业的理念应当发挥自己文化特色优势,针对客源市场需求,给消费者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而要做到这点,前提是开发者对客家文化自身的特色与目标市场的生活方式要有相对充足的了解。三是要能给文化消费者文化符号的冲击与感受。符号是人们对一种文化认知的窗口,决定了人对文化的认同感和差异感。文化消费的过程即是一种文化认知的过程,认知是一种符号行为,是人们获得知识的符号操作,[8]因此文化符号在文化产业化中充当重要角色。在旅游景观设计与旅游区文化气氛营造、广告设计、影视作品、文字创作、音乐美术创作乃至饮食开发等方面,文化符号随处可见。在四川洛带镇的客家文化产业过程中,也是“把概念性的客家文化转化为为让游客可以触摸、感受的文化符号。”[9]不少文化符号本身就可直接开发为文化产品,最典型的是可用于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客家文化中有围屋模型、江西赣县白鹭古村“福”字产品的开发等。2.客家文化的创意方法与模式客家文化的创意主要方法有两种。客家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本身就是文化创造(创意)沉淀,如客家民居建筑、民俗、民间信仰及其仪式、流传下来的山歌与戏曲等,这些资源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客家文化传统的最恰当表达,可直接成为文化产品,其开发过程更重要的是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其产业创意的重点在市场运行方式的创意,客家节庆、文化旅游、饮食开发和文物贸易等产业属此类形式。另一种形式是利用客家文化资源与现代技术、生活方式结合,产生新的文化产品,即用现代技术与生活方式来表达客家文化的内涵,这一产品开发的创意过程体现得更为直观,该种形式以个人的创意为核心,与英国所谓创意产业的基本思想更为接近,主要是在文化项目策划、影视与文学创作、广告传播策划、文艺与工艺美术创作等行业中运用。创意的过程注重个人文化理解基础上的思考与创新,这种自由的个人创造过程不像科学试验和工业生产一样有较强的重复性,但无论其创新规律如何难以捉摸,我们还是能从现有的文化创意中总结出以下几种模式。模式一:综合文化元素的集合综合文化元素的集合就是将客家文化资源分类选择,按产品市场需求与文化定位等抽取其中的文化符号与文化事项进行新的排列组合,形成一个产品集群,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开发旅游与节庆最常用此模型。如在闽西客家土楼民俗文化村的开发中,开发者把土楼连线、民俗表演、旅游纪念品与特产等按规划整合在一起,向游人集中展示当地的客家文化;又如2008年河源首届中国客家文化节,采集了客家音乐、饮食、民俗表演等文化元素,安排了六个重头戏:客家交响诗篇———“土楼回响”迎宾交响音乐会、开幕式暨客家民间艺术巡演、客家美食嘉年华活动、客家民间文艺汇演暨龙川建县2222年庆典晚会和客家山歌演唱大赛。这种整合是一种简单的排列组合,是客家文化的初级开发形式,可以更为深入整合。文化产业对客家文化的整合过程一般可循以下几个步骤:一是确定产品主题;二是根据产品主题在客家文化资源中抽取与主题相关的符号与事项;三是对所抽取的符号与事项根据产业操作的一般规律以及时空条件进行排列组合。模式二: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结合是创意的基本形式之一,两种本不同类的元素,用相关的方法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整体,并且自然混成即为结合。这种创意模式主要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特别是与现代生产生活和技术的结合,寻找客家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为其关键。在现代客家节庆、广告策划、文艺影视等行业中使用较多,三百山农家温泉旅游项目为其中一例。泡温泉虽是一种很古老的休闲疗养方法,也是现代旅游业的一个重要项目。三百山镇乡村旅游规划组提出选择田园风光较好的接待点改建成乡村温泉,外观设计乡土化,设施则现代化,提高温泉服务水准。核心是以当地姜苗、草药和水酒等本土对人体有较好疗养作用的本地土产配以温泉,做出乡村温泉的特色,与现代化的温泉度假村相得益彰。模式三:异文化之间的融合将客家文化元素嫁接至其它产品中,加深其文化内涵,增加产品吸引力和价值。生态旅游、特产包装、广告传播和企业文化建设等可用此模式。我国台湾客家地区从2002年起选择了桐花这个点,将大量的客家传统文化元素聚集到桐花盛会,运用文学影视、网络等文化传播途径,形成了台湾旅游界一年一度的客家文化旅游。这种方法使得原本简单、较低价值的桐花观光有着深厚的客家文化内涵,产品吸引力和价值大为提升。本模式在客家地区企业文化建设中也有出色表现,无论是本地企业还是外来企业,进入客家地区后都有一个文化适应与文化建设的过程,一些企业用客家文化充实到企业文化中去,使其成为企业的核心文化价值,突出了企业特色,增强了文化竞争力。综上所述,文化细分与市场细分两种方法相结合,可为客家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相对准确的市场定位,并提供创意基础。以综合文化元素的集合、传统与现代结合、异文化之间的融合三种创意模式进行客家文化创意与生产,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文化生产的流水线化,文化产业的生产效率也会有所提高。
摘要:课程评价是课程开发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活动。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课程评价中存在着评价意识不强、评价机制不全、评价标准缺失、评价模式阙如等较为突出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促使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良性发展,未来的课程评价工作要相应地强化课程评价意识的建立、形成合理的课程评价机制、构建科学的课程评价标准、开发实用的课程评价模式。
关键词:课程评价;课程改革;职业教育
课程评价是课程开发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活动,在课程开发中起着导向、诊断、修正等作用。
在当前职业课程改革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适切的课程评价随时诊断课程设计与实施中的问题,及时修正课程,从而保证课程改革能够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是当前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课题。
一、职业教育课程评价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评价意识不强课程评价意识是对课程评价的基本观念与认识,是对课程评价及其实施的基本反映。当前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评价意识的薄弱表现在以下方面。
1.重课程开发轻课程评价从2004、2005年开始,上海、江苏等省市率先颁布了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行动计划。
在教育行政力量的有力推动下,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普遍开展,许多职业院校成立了以专业带头人为骨干的课程开发小组,或独立或联合兄弟院校进行工作过程导向的模块化专业课程开发,对传统专业学科课程体系进行颠覆性改革,几年来取得明显成效。但在课程开发过程中,很多基层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却认为,课程评价是课程专家与上级行政部门的事,由此导致课程改革中只管课程开发,不问课程评价,课程开发一哄而起,重复无序的状况,降低了职业学校课程开发的整体效能。而教育行政部门毕竟与课程开发现场有一定的距离,很难同步组织专家对课程开发作出及时的评价。
2.课程评价窄化为教学评价课程评价顾名思义是以课程作为评价对象。但目前对“课程”有着许多不同理解。
如认为课程是学科或科目,课程是计划或方案,课程是经验等;同时,课程也存在许多层次,包括各界期盼的理想课程、官方公布的正式课程或书面课程、教师理解的知觉课程、教学时实际执行的运作课程以及学生实际学到的经验课程等。由此可见,课程的内涵是丰富而又复杂的,必须从整体上来全面把握课程评价的内涵。从课程开发的整个过程来讲,课程评价通常包含课程规划、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成果四个方面的评价。但在我国职业学校的课程实践中,由于长期受前苏联“大教学论”观念的影响,很多教师依然只有教学观念没有课程意识,体现在职业教育课程评价中即为将课程评价等同于教学评价来操作,只开展学生学习成就的评价和教师教学的评价,而对课程规划、课程设计的评价则很少涉及。事实上,课程评价包含教学评价但绝不仅仅是教学评价,其还应包含对课程本身的评价,如课程规划、课程设计、课程方案的评价。对于当前的职业教育来说,由于职业教育课程理论研究还不成熟,实践中的各种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模式都处于探索尝试阶段,只有通过不断的评价,集思广益,才能促使课程本身不断改善、提高质量[1]。因此,对职业教育课程本身的评价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课程实施能否取得成效的根基。
3.把课程评价作为临时性任务,缺少整体规划课程评价是伴随课程开发全过程的活动。
要充分发挥课程评价的多重功能,就必须对课程开发的整个过程进行系统性评价。但在课程开发中,人们大多只是把课程评价当作课程开发的最后一个环节来对待,只注重课程成果的总结性评价,而对课程形成与实施中的形成性评价活动没有通盘考虑和安排,更没有对课程开发全过程的评价进行专门的组织和规划。即使有一些评价活动,也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常常作为局部的、单项的活动出现,目的是完成某种单一的任务,而并不是基于对课程整体的评价。因此,这些活动虽然有一定效果,但对课程改革的整体影响并不明显。
(二)课程评价机制不健全与基础教育主要实行自上而下的集权式课程管理不同,为使职业院校的课程能更加灵活地适应岗位技术的变化,也为使职业院校能办出特色,我国职业教育课程管理更多地采用分权管理模式。
职业院校拥有较大的课程开发自,但权与责是对等的,职业院校在拥有较大的课程设置与开发自的同时,如果没有建立与之相应的监控与评价机制,就难以保证自不会被滥用,难以保证课程设置与开发的质量与效益。
就职业学校课程管理的现状而言,由于课程开发对大多数职业院校领导与教师来说都是一个充满新知的领域。许多职业院校将人力、物力与时间主要投放在课程设计上,注重课程成品与方案的推陈出新,而对于课程成品与课程开发的评价则常借助于非正式的评价方式,如试教、实验、问卷调查与学者专家的参与、审查,或仅由少数几位参与的教师在课程开发结束后撰述报告与心得体会等。这种非正式的课程评价常受到很强的人为因素影响,很难保证课程评价的客观性。
课程是教育的核心,课程实验的对象是成长中的学生,这就决定了课程实验不能像其他实验一样允许失败,否则,受影响的可能是一批学生的未来。
为避免学生成为课程实验的牺牲品,新课程开发中就必须建立一种随时反省反馈的评价机制,不管是规划、设计、实施或成果评价中的哪一个阶段,都应以适当的方式进行评价,每一个阶段的开始都需以上一个阶段的评价结果作为重要依据,如果评价结果不佳,就应在该阶段继续修正改进,甚至退到前一阶段进行修正。只有建立这种随时反馈的机制,才能确保学校课程开发的质量。
(三)课程评价标准缺失课程评价标准在课程开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不仅是评估课程开发效果的依据,同时也具有引导与修正课程发展与规划方向的功能。目前,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对职业院校的评价大多仅停留在专业评价上,课程评价只是作为专业建设评价中的一小部分有所涉及,还没有出台专门的课程评价标准或指标体系。
要开发出一套全面适用的职业教育课程评价标准(或指标体系)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一是由于职业教育课程本身具有复杂性。
课程评价需要对课程的价值作出判断,而价值观是相对的,从不同的价值观出发,就有可能运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作为课程评价的标尺,由此会导致对同样的课程作出不同的判断;而课程评价的目的不同、对象不同、主体不同、方式不同也需要运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指标进行评价。但不论课程评价指标的具体内容如何,都应该具有一些基本的共性要求。
二是职业教育课程评价标准(或指标体系)与众多因素具有关联性。
如,对专业课程编制的评价,既要考虑专业课程标准、专业设备配置标准,又要考虑不同门类专业课程的特性与要求。迄今为止,我国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的制定虽已列入国家和省(市)教育行政部门的议事日程中(教育部2009年1月6日颁发的教职成[2009]2号文《关于制定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明确指出,国家将统一制定部分基础性强、规范性要求高、覆盖专业面广的大类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大纲),但目前这些教学大纲只是尚在拟定中。可以说,目前在职业教育课程实施和课程成果的评价上,由谁来评价、依据何标准评价的问题仍没有解决。
(四)课程评价模式阙如我国职业教育课程评价活动大多采用的是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校外专家评价模式,评价目的主要是评定绩效,在诊断课程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提高课程质量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而这种专家导向的单一评价模式,不利于一线教师全面参与课程评价及开展自我评价。因此,目前亟待开发与研究真正符合各课程评价层级的有职业教育特色的评价模式、实施策略与方法,以为各层级课程评价组织与人员提供参考。当然,评价的模式不只一种,可依据不同的课程评价层面提供多种课程评价模式,让各课程评价层级依据本身的实际情况去选择采用,以促进课程评价实践的发展。
二、职业教育课程评价发展的对策
(一)建立明确的课程评价意识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建立课程评价意识对于提升职业院校课程改革成效与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课程评价意识包括:全程意识,课程评价不仅仅是课程实施最后一个环节的“总结性”评价,也应是贯穿于课程开发全过程每一个环节的“过程性”评价,无论在课程规划、课程设计还是课程实施阶段,都应该有课程评价的检验与监控,才能发挥课程评价的多重功能,促进课程及时改进与完善。整体意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职业教育专业课程体系包含了单门课程和专业课程体系两个层次,因此,对职业教育课程的评价不能仅仅局限在单门课程上,而应以职业岗位要求为目标,把每一门课程放在整个专业课程体系中加以考察与评价,从人才培养的整体目标上把握对课程的评价;
二是在课程评价中应把课程、教学和评价进行统整,使它们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应兼顾传统的教学评价与对课程本身的评价两方面。发展意识,课程评价的目的不仅在于判断受评价对象的优劣或者绩效,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评价促进课程的持续发展、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校的长远发展。课程评价可以承认评价对象之间发展的差异,但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确定这种差异,而是要从对这些差异的分析中去判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找到适合评价对象改进与发展的方法,促进评价对象在现有基础上实实在在的发展[2]。
(二)形成合理的课程评价机制任何活动功能的充分发挥,都需要有良性的机制来保证。建立合理的课程评价机制首先需要明确各级课程评价主体的职责,如中央、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行业企业应有什么样的课程评价职责,对此必须有明确的表述和规定,各级课程管理部门才可能依据这些要求开展各自的课程评价活动。
在明确课程评价职责的基础上,职业学校课程评价还应形成灵活有效的运作机制。这一机制应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职业学校课程评价常驻机制。
教育行政部门或职业学校设立课程改革领导小组或课程开发委员会,组织各层级的课程相关人员开展经常性的自我评价,完成日常的课程改革评价工作。二是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间真诚对话机制。校外专家、行政部门领导或者由社会中介机构承担的课程评价活动,要改变单一的居高临下的控管目的,逐步从管理者转变为监督者,与基层学校和一线教师形成协商对话的良好机制。三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机制。在职业教育课程评价中,还要充分重视行业企业、学生及其家长、社会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等的作用,形成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的良好氛围。
特别是行业企业在课程评价中的意见与建议,必须得到充分的重视与吸收,才能使职业教育课程与社会真正实现需求的对接。
(三)构建科学的课程评价标准指标体系研究者普遍认为,一套良好的评价指标必须具有重要性(能反映课程的某个特质)、有效性(能测出想要的东西)、可靠性(具有统计上的信度与效度)、比较性(能用来比较不同课程或实施方式之间的差异)、可行性(评价人员可以在有限时间内获得指标值)与简明性(容易为众人了解)五大特征[3]。
职业教育课程由于专业众多、课程繁杂以及课程的地域性及多变性等特点,要制定全国统一的课程评价标准(或指标体系)是较困难的。但如果没有任何评价标准作为依据,就可能会使评价活动失于随意。特别是课程评价中需要经常性自我评价时,如果没有相应的评价指标或要求,就可能会使课程评价流于形式。因此,应构建一个更具灵活性与适应性的课程评价标准。这一课程评价标准并不一定要有详细的数量化评价指标体系,而只要告诉评价者特别是自我评价者需要从哪几个方面进行评价,在评价过程中注意哪些问题即可。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课程评价标准是需要二次开发的评价标准,这样,既可以使评价标准体现个性化的特点,也可以具有普遍性的要求。
具体而言,我国目前职业教育课程评价标准还应体现出如下特征:导向性,评价标准要突出职业教育课程的职业性特征,通过具体指标的价值倾向性引导课程朝着鲜明的职业教育特色方向发展;适应性,评价标准既要考虑一般性要求,也要考虑地区间、学校间的差异,同时,还应有一定的灵活性,使各层次评价人员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对指标进行自我定义,使评价标准有更强的针对性;操作性,评价标准应强调指标的可操作性,使评价人员能够根据评价指标有针对性地收集资料,对课程状况做出判断;层次性,评价指标应体现不同的评价层级要求,中央、地方、学校应根据不同层级的职责,提出不同的标准,使每一个层级的评价适合该层级的评价需求。
由于评价指标的建构方法对评价结果有很大影响,因此应注意所用方法的准确性与合理性。一是要通过多元协商形成评价标准。课程评价标准总是要体现一定的价值取向,科学的课程评价标准,其价值取向应平衡各课程利益主体的诉求。美国课程专家斯塔克指出,评价标准应该反映“社会权威人士、课程教材专家、教师、家长和学生”这五大主体的价值观[4],通过多元协商的办法来形成评价标准,当然,在职业教育课程评价标准确立过程中,还要增加行业、企业这一主体,这是由职业教育的特质决定的。二是要兼顾量化与质化指标。课程开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的很多因素难以量化,所以评价指标体系通常包括量化及质化两类指标,而且普遍以质化指标为多。一般质化指标体系建构的主要方法有文献探讨法、专家判断法、脑力激荡法、专业团体模式、提名小组、焦点团体法及德怀术等七种[5]。课程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综合运用上述多种方法建构,最后经过论证实验而成。
(四)开发实用的课程评价模式课程评价模式是指按照一定课程理论建立的用以指导人们进行课程评价活动的样式。
它规定了课程评价活动的内容、范围、过程和程序,对课程评价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国外较为成熟的课程评价模式很多,常见的有泰勒的目标获得模式、帕兰特和哈密尔顿的阐释性评价模式、斯太克的回应式评价模式以及斯泰弗尔比姆的CIPP评价模式等[6]。
我国理论界比较熟悉的是泰勒的目标获得模式。这种模式主要评价课程活动中预先设定目标的实现程度。在这种模式中,目标的设定成为关键,这些目标必须能够以某种手段加以测量和评定。对此有不少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提出批评,在教育活动中,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目的是很难进行测量的,特别是难以用所谓的“行为术语”来对目标加以描述,因此,认为这种模式的适用范围是有局限的。
我国教育行政人员和教师对“专业专家评价”
模式最为熟悉,这种模式是我国开展外部教育评价的主要模式。当前职业教育领域的重点学校评估、专业建设评估、课改实验学校评估等,所采取的评价方式与这种模式都比较接近。“专业专家评价模式”比较适应那些单门课程的评价和某种类型的课程(如某专业或某类专业)评价,但对学校整体课程的评价,用这种模式常常容易忽视学科专业和课程之间的差异性。
CIPP模式的最大特点是针对性强。不同的评价对象有自身存在的条件和环境。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所制订的方案也必然不同。而针对这些不同方案所设定的目标以及所进行的实施过程的设计进行的评价,本身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因而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比较适应多样化职教系统的课程评价模式,也可以认为是今后我国职业教育活动中课程评价应该关注和采纳的主要模式。但要真正按照CIPP模式对课程改革作全面的评价,不仅评价成本高昂,牵涉范围广泛,而且对评价主体的能力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就现状而言,采用这种方式开展评价还有很大困难。
由此可见,这些模式各有其不同的特色与功能,要在职业教育课程评价中全盘照搬这些模式是不适宜的,但要在短时期内建立我国自己的职业教育课程评价模式也相当困难。目前比较可行的方法是根据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发展的实际,借鉴各种模式的合理内核,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建立本土化的职业教育课程评价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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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华.课程与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392-394.
1.1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2013年7月实施人性化护理,实施前后3个月内门诊诊治的各100例眼科患者为研究对象,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中男55例,女45例,年龄18~77岁,平均(43.5±9.2)岁,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23例,高中42例,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35例;观察组中男54例,女46例,年龄18~76岁,平均(43.2±9.1)岁,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21例,高中41例,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38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一般资料上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分组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在知情同意下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自愿参加本次研究。
1.2入组标准
(1)所有患者均患有不同程度眼科疾病;
(2)排除有精神障碍、认知功能障碍等不愿或不能配合完成护理、研究患者。
1.3方法
根据患者挂号号码采用计算机随机抽签方法选取2013年7月实施人性化护理前后3个月内各100例患者,采用自制调查问卷调查问卷调查患者满意度,采用HAMA量表评定患者焦虑情绪,采用抑郁状态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患者抑郁状态。评价实施前后护士工作责任心、主动服务意识、与患者沟通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护理质量。
1.4观察指标
(1)满意度:采用自制满意度调查问卷,包括护理态度、护理质量、护理效率、就诊满意度、护理满意度等10项内容,总分100分,根据患者得分规定,非常满意:得分≥85分,满意:得分60~85分,不满意:得分≤60分。
(2)焦虑情绪:采用HAMA量表进行评定,HAMD量表:0~8分表示无焦虑,9~19分为轻度焦虑,20~34分为中度焦虑,34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3)抑郁状态:抑郁状态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SDS量表包括20个评价项目,将20个评价项目得分相加为粗分,将所得粗分×1.25为标准分值,正常<35分,轻度为35~49分,中度为50~69分,重度>70分。
(4)护理质量:通过科室主任、医生、患者共同对每项护理内容进行评分,总分100分。(5)统计实施前后3个月内医疗纠纷情况。
1.5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18.0软件包对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采用x2检验,检验水准α=0.05,P<0.05则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满意度为98.00%明显高于对照组87.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组别n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满意度[n(%)]观察组对照组1001008173171421398(98.00)87(87.00)x2P8.72070.0031
2.2两组患者不良情绪和护理质量比较
观察组焦虑情绪、抑郁状态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实施前后医患纠纷比较
实施后3个月内医患纠纷发生15起明显少于实施前3个月内发生32起,实施前护理引发医患纠纷占65.63%明显高于实施后护理引发医患纠纷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随着医学模式转变,“以疾病为中心”医学模式转化为“以患者为中心”,眼科门诊患者中有着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职业,接诊患者时不仅需要精湛技术,还应在护理服务上让患者满意,以消除患者焦虑、抑郁、恐惧等不良情绪,有助于疾病的诊治和预后。人性化护理根据就医环境、患者心理、患者疾病进行全方位人性化护理,对减轻患者不良情绪、提高护理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有重要帮助,具体实施如下:
(1)营造温馨就诊环境:眼科门诊患者较多,环境嘈杂。在走廊上增设患者就诊排队休息座椅,增设免费饮水机,宣传眼科疾病及保健知识,增设花卉、植物等。增加门诊护士,帮助就诊患者指导就诊程序。保持就诊区域环境干净、整洁,温度适宜。
(2)就诊护理干预:患者到眼科就诊应主动和患者进行沟通,了解患者存在眼部疾病,沟通过程要态度热情、语言的得体大方,主动表示关心和支持患者话语。介绍就诊流程和科室环境,消除患者陌生感,积极回答患者及家属存在问题,消除患者存在不良心理。指导患者应就诊的眼科医生,引导患者快速就诊。
(3)护理操作规范干预:患者在进行视力测量、散瞳等操作时,向患者详细讲解操作过程及存在相应症状,让患者提前做好心理准备。用通俗语言向患者描述疾病及操作过程,让患者充分掌握和了解。
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传统文化备受关注。《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要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取民族文化的智慧。”民俗文化是人类优秀文化中能体现各民族的价值观、信仰、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学科课程建设的根本依据。正如我国著名民俗学专家陈勤建教授所述:“我们民族文化的DNA,存在于民俗、民间文化之中”。 目前,中学语文课本大部分篇目都或多或少地蕴含着传统民俗文化,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渗透。 语文课程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要深层开发和利用民俗文化资源,丰富语文课程,培养学生综合语文素质。
一 民俗文化:语文教学中重要的人文教育资源
“语文”从前称“国文”、“国学”是汉语文学的总称。新课程中的语文教学必须把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放在首位,而传统的民俗文化,对广大青少年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起着积极作用,所以,要利用民俗文化资源作为校本教材来充实语文课程。
民俗文化是语文课程文化之根,也是解读语文课程的必经之路。鲁迅说:“歌、诗、词、曲,我以为民间物,文人取而为已有”。从课程文化角度看,语文课程既是“语文”的,又是“文化”的。文化的源流表明,民俗文化本身是社会文化的集成,它含盖着政治的、经济的、人文的文化范畴。语文课程作为具体文化载体的一部分,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文化特点,也浸透着传统的民俗文化的内涵,语文课程的内涵结构也是民俗文化的集成。因此,语文课程就必须重视传统文化,挖掘民俗文化。在语文新课程教学中,例如我国古今名著──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药》、老舍的《茶馆》、沈从文的《边城》等作品涉及大量平凡的民俗生活相描写,要真正读懂这些作品,只有从地域特点的民俗生活相描写中,来分析人物艺术形象,拓展主题思想,从而领会作品的独特风貌。
二 民俗文化:丰富语文课程文化的重要资源
在语文新课程教学中,许多精品篇目能借助民风民俗理解教材内容和经典文本尤为重要。这能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贴近民间生活,从真实的民俗文化氛围中去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从中得到知识和教育。在课改背景下的语文教学必须开掘民俗文化资源,学好有丰富民俗文化内涵的精典文本。 鲁迅的作品占有很大的比例,授课时不能总是强调其反传统反封建的一面,忽视了民俗文化的一面。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长妈妈给“我”讲的关于“美女蛇”的民间故事,是民俗文学中“人・鬼・神”相斗这一典型模式的体现。课本中诸如牛郎织女、宋定伯捉鬼、封神榜、西游记等文学故事最终结果都是人定胜天,真善美战胜假恶丑。又如端午节,形式上是吃棕子、划龙舟,但在本源上却蕴含屈原忧国忧民的情怀。中学语文教材中选的近当代著名作家老舍、沈从文、赵树理等的作品,都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集成,都是从自己熟悉的风俗习惯、风物民情入手,塑造人物形象语言风格。如老舍作品里北京风味的大杂院、小胡同、铺户、茶馆、戏园、市场、各行各业人员的服饰、四合院的建筑式样;茅盾笔下蚕乡特有的“糊箪纸”“蚕箪”“蚕花”“蚕房”等。以高一语文一册14课《胡同文化》为例,北京胡同是北京建筑的特色,胡同代表着一种封闭的文化,这种胡同文化折射出北京人的易于满足,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心态与思想意识,进而影响到其生活方式。民俗文化就类同于“胡同文化”、民居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习俗、人格及其生活方式。就像北方甘肃等地的窑洞、蒙古包也形成了民居文化。
三 民俗文化:衍化语文校本课程的载体
关键词: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中医基础理论;科学性
中图分类号:R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258-02
一、引言
历史悠久疗效奇特的中国传统医学,几千年来护佑了中华子民世世代代的健康和幸福。中国医学历史上出现的伟大医学家常常德艺双馨为后人称颂,而不朽的中国医药著作更传承着中国医学的精神。目前,一方面希望通过中医进行保健和治疗的人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有人对中国传统医学持怀疑和贬抑,评价中医不科学,所以中医不可信。中医基础理论作为发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几千年来经中国医界人士不断观察、实验、思考而总结提炼出的原始系统论医学理论。今天,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现状,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反差和貌似复杂的悖论,值得研究。本文拟以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作为理论框架,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
二、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内涵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定义,科学假说指“根据已有的科学知识和新的科学事实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出的一种猜测性陈述。它是将认识从已知推向未知,进而变未知为已知的思维方法,是科学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科学假说并非科学认识的目的,而是人们认识自然界事物本质和规律常用的理论思维方法和手段。
任何科学理论确立之前,往往有一个“建立假说”的阶段。人们常常通过大量的观察并积累一定的事实材料,对研究对象的某些现象和规律作出假定性的说明和判断甚至预见。
三、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视角下中医基础理论科学性分析
科学假说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科学假说是建立在一定实践经验基础上,并经过一定实践验证的理论。二,具有相当推测性。其的基本思想是根据不够完善的科学知识和不够充分的事实材料推想出来的,还不是对研究对象的确切可靠的认识。三,具有明显过渡性。科学假说是科学性与推测性的对立与统一,是真与假的对立与统一。这种对立统一的转化条件在于实践,实践是检验假说的唯一客观标准。中医基础理论在整体上符合科学假说的定义和特点。分析如下:
第一,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临床诊断治疗的基本理论原则,中国传统医学作为经验医学,由中医药从业医师经过几千年临床实践总结出来。就像剧毒的砒霜在中医里可以入药,但它的用量是由严格限定的,这正是通过实验得出的结论,以大量医案、医方等方式把结论记载留传下来。
第二,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具有一定推测性。张方,李炜芳指出,中医药传统科学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现代科学思想,如系统论和演化论思想等。根据其“天人合一”理论,发展了丰富的象思维模型和方法,在人体生理、病理方面掌握了一定事实材料之后,根据以往掌握的确定知识,推测人体生理病理特点,总结病因病机理论,并在诊断治疗中加以验证。但这些认识仍有一些思辨成分,还不是人体生理病理方面完全可靠的确切知识和理论。但是,没有经过实验验证的理论不一定是“错误的”或“迷信”,因为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原先没有经过实验验证的理论可能在未来经过验证成为科学理论;
第三,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与现代科学概念下的科学理论相比较,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差别很大。倪培民指出,中医里面所体现的中国传统哲学与近代西方的理性主义、与近代科学的基本原则、公理和检验知识的标准有很大的不同。郑子新[4]认为,中医药是我国的传统医学, 两千多年来仍有顽强的生命力,正是来自于它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包括宇宙观、自然观、整体观、辨证观、论治观和平衡观及其治疗作用顺应人体生理病理规律而不干扰生命活动的自然性。因此,我们相信,随着现代技术在中医理论研究中的不断应用,很多原始形态的理论与现代科学理论发生了接轨和融通,因此中医基础理论具有从假说到科学理论明显的过度性特点。
对于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先师们不断观察、实验、思考而总结提炼出的基本的系统论的理论思想,几千年来从诞生一直到今天还在指导着中医医师进行临床诊症治病的有效的医疗实践。同时,中国传统医学是典型的经验医学,其诊治原理、原则和方法是中医药从业医师几千年来反复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这些数据也是通过实验得出的结论,只不过中医药以经方的方式把最精华的结论记载留传了下来,而把几千年来中医药从业医师亲自尝试各种入药的原料的实验和配伍实验过程和患者服用的效果观察资料遗失了。不能因为这些历史资料的遗失而简单粗暴的认定中国传统医学是没经过实验而总结出来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中医基础理论没有经过实验验证”。
中医基础理论中确实存在着假说现象,这和其他任何一门学说并无二致。假说与科学理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科学的理论都是先提出一个假说,然后在经过试验验证,经过试验验证的假说就是科学理论。对于一个科学假说是否能够成为科学理论的问题,我们分两种情况来探讨。第一种情况,在“科学”或说“实验科学”不断发展的时空框架下,肯定有一些假说没有相应的实验条件,那么,我们只能通过理论来检验。这种理论上的检验包括假说的逻辑完备性、假说的逻辑简单性、假说的解释和预见功能。第二种情况,我们既可以理论检验,又可以进行实验验证,包括直接验证和间接验证。实验医学的手段可以完成这样的验证和论证。最终,那些经过理论和实践双重检验的假说,有的直接成为科学理论,有的经过修正、补充发展成为科学理论,有的被淘汰。
科学假说的存在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正相反,假说的作用十分重要。论者贺新华、刘奇研究认为,首先,假说是通向科学理论的桥梁,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科学研究就是沿着“假说-理论-新假说-新理论”的路径不断前进发展的。第二,假说是激发思维创造性的媒介。假说体现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动性,它在科学思维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第三,不同假说的争鸣有利于学术的繁荣。最后,错误的假说对科学的发展同样起着积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
我们把中医基础理论基石,即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都看作假说。到目前为止,这些理论的综合程度现代实验科学还无法验证,这种情况说明,我们所面临的许多未知领域,有待于今后不懈的探索。但是,五千年来中华医学的诊疗实践证明,依据这些理论进而产生的藏象理论、病因病机理论、治则治法理论等在逻辑上的确具有完备性、简单性以及极强的解释和预见功能。而且,这些具体理论目前正在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实验研究:在临床上,研究者从整体观念出发进行辨证论治,从“治未病”到“治已病”,诊疗活动都在日益深入开展。在科学研究中,从脏腑经络到器官组织,到细胞水平,到基因分子水平,其中很多都已证明中国传统医学的假说确实是“科学理论”。
事实上,中国传统医学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不可能在理论和实践中尽善尽美,她也是需要不断发展前进的。假以时日,中国传统医学将日益朝着更深入更完善的方向发展。如果今天,打着“科学”的旗号对中国传统医学轻易否定或贬疑,那绝对不是科学的态度。
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理论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或“好的”,即“真”与“善”不是一个概念。对于医学问题,这一点我们尤其需要讨论。十七世纪以后,在西方实验科学框架下,飞速发展起来的以生物医学为核心、以科学实验为手段的现代西方医学,虽然目前全球普遍接受,但她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静止状态。因为医学解决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作为具有生命活力和主观能动性的生物体,既具有生物学属性,又具有社会学属性。所以西方现代医学的“实验科学”或“还原医学”模式也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因此,对于医学研究与实践,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都必不可少。
中国传统医学,在继承古代医学界的经验与智慧的过程中,应在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的立体框架下全面快速发展,更高效更精准地为人类健康服务。因此,言说“中国医学不科学”有其合理成分,因为中国传统医学的所有原理不可能全部认识完成,这个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传统医学诊疗的有效性,是这门学问值得深入研究的根本原因,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对她的发展。而言说“因为中国医学不科学,所以它不可信”的人,则是对二者双重的误读与误解――对中国医学的偏见,同时对“科学”的迷信。
四、结语
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经过现代实验验证。但根据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的内涵,这些理论应该具有学术价值。显然,中国传统医学基础理论已经满足了科学理论在形式上的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概念、模型和规律表述,是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先将之看成科学假说,再经过不断实验验证,其中一部分理论将成为未来的科学理论,成为由科学概念、命题判断和命题系统组成现代言语体系。当然,这一认识的达成也需要中国人早日建立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和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包容态度。作者希望,在中国医学新兴的科学技术和传统优秀文化实现再次腾飞、复兴之前,希望国人包容、自信心态的养成过程早一天完成,对“中国传统医学”与“科学”的关系也能更好地认知。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2013-ZD-105):中医药文化国际价值及其对外翻译传播研究。作者为项目主持人。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
[2]张方,李炜芳.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现代科学价值[J].时珍国医国药.2008,19(7):1773-1774.
[3]倪培民.中医的科学性与两种科学概念[J].哲学分析.2010,1(1):139-146.
[4]郑子新.中医学的科学价值与现状和发展[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31(1):682-683.
[5]贺新华,刘奇.医学辩证法[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