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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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活动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行为和现象。市场秩序混乱，信用缺失，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这些现象扰乱了商品交易秩序和货币交换关系，加大了市场交易成本，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一、经济转型过程中信用危机的表现

（一）大量企业任意逃废银行债务，银企之间陷入信用危机。

一些企业通过不规范的破产、分立、承包、租赁、多头开户、收入不入账等方法，千方百计逃废债，严重损害了银行等债权人利益。据统计，截至2000年末，我国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中开户的改制企业62656家，贷款本息5792亿元，经过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认定的逃废债改制企业32140户，占改制企业的51.29%，逃废银行贷款本息1851亿元，占改制企业贷款本息的81.96%.企业恶意逃废债务，致使银行慎贷，企业难贷，银企关系陷入信用危机。

（二）企业之间相互拖欠，商业信用呈萎缩状态。

企业间的“三角债”居高不下，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一大顽症。我国企业80%以上受“三角债”困扰。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企业间的逾期应收账款占贸易总额的0.25%-0.5%，而我国达5%以上，且呈逐年增长势头。涉及信用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案件以及各种诈骗案件大量增加。1998年各级法院受理的此类案件为289万件，约占各级法院全部受理案件的51%.由于信誉缺乏，企业间的商业信用极度萎缩，1997年商业票据发生额为4600亿元，仅相当于当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6.1%.

（三）上市公司信息失真，证券市场各种违规现象层出不穷。

不少上市公司视股市为圈钱的场所。一部分上市公司通过作假财务报表获得上市资格，目的就是圈钱；上市后，或大搞关联交易，或加快应收账款的增长，或调增营业外收入，通过虚假盈利，获取配股资格，导致股市信息失真，部分上市公司失信。市场中介组织信用匮乏，资产评估事务所、资信评估公司、会计审计事务所等中介组织，在执业过程中普遍存在严重的作假现象和欺诈行为。

（四）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消费领域信用令人堪忧。

市场上假冒商品横行，屡禁不止。据估算，我国制假经济的规模高达1270多亿元，国家为此平均年损失税收250亿元。全国283家名优企业中31.76%的企业被假冒产品侵权，650种产品被伪造，商业欺诈已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

二、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

市场经济秩序混乱，不讲信用，从历史上看，是所有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丑恶现象。分析我国失信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一）经济利益驱动，这是市场秩序混乱的直接原因。

在造假失信的背后，都有着远远高于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巨额利润。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主体的根本动力，在以不正当手段可以获得巨大利益，惩罚又弱的情况下，某些人就敢冒风险去欺诈交易对方。

（二）道德衰败。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重义轻利也是儒家传统经营理念的基础之一。但是，随着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道德教育落后、软弱，这些美德被侵蚀，一些人受经济利益驱动，就丧失了天良，损人利己，甚至不择手段，掠夺消费者、国家、社会的利益或成果，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蛆虫。

（三）法律约束力软弱、惩罚机制缺乏。

与市场经济浪潮的迅猛发展相比，我国立法、执法明显滞后，涵盖面较窄，特别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缺乏实施细则，一遇到具体经济纠纷，便无法可依，或者司法人员的素质低，有法不依，执法不公。这也助长了某些人的违规失信行为。

三、用法与德的整合力量构建市场信用体系

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道德是自律，法律是它律，法律以权威性和强制力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道德以其说服力和劝告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在构建信用体系中，法律和道德缺一不可，只有用道德和法律的整合力量才能实现标本兼治。

尽管法律与道德存在着内在的相关性，但自法律从道德中分化出来，法律与道德就各自遵循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演化，正是缘于法律与道德的这一差异，才产生了二者整合以发挥最大效用的问题。

道德与法律的相互促进作用表现为：道德确立的基本价值为立法指明了方向。道德为执法守法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但同时，道德由于自身的自觉自律性易导致其缺乏普遍有效性，因而道德约束需要道德之外的权威的支撑。任何形式的规范，都必然以一定的强制力的存在为前提，以保证其真正起到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

从个体道德活动机制看，个体道德品质的形成要受到包括法律制度和一定的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影响。个体的道德观念，能否成为道德实践，取决于客观的社会环境对道德主体的道德意志的制约。所以没有法律的外在强制，在存在多元复杂利益关系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个体道德的自律就只能成为偶然现象，而奠基于偶然现象的道德建设是不会取得多少实效的。

法律规范不仅包含着相应的伦理精神，而且许多法律规范和道德的普及，通过严格执法可以弘扬一定的道德精神；法律的强制力可以用来推行和维护一定的道德规范，构成一定的道德规范的保障和补充。

因此，必须依靠德与法的整合力量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信用秩序的形成固和发展。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信用问题离开法律制度的强制性制约，就会变得没有保障。法律约束是构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没有法律的威慑力，信用体系也就无从谈起，但是法律制裁并不就是失信惩罚机制的全部内容，而只是比较极端的惩戒手段。建立市场经济秩序，它律是重要的，但又是有限的，根基还在于培育守信的灵魂：明礼诚信。

信用的约束机制主要是通过道德来约束，失信者的损失主要是名誉损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是以无限重复博弈为假设，所以不敢破坏相互承认和遵守的互利互惠交易准则。

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约束可以分为直接道德约束和间接道德约束。直接道德约束主要表现为对个人名誉、形象等的影响，以及交易双方当事人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的取向。间接道德约束是交易者失信行为引起对其评价改变后对社会各方面的反应，主要表现为经济性质的处罚，使失信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因别人对其不信任而加大经营成本，造成企业生存和发展危机。

道德约束中，间接约束为标，直接约束为本，只有通过法律的震慑和直接道德约束的制约，才能调整信用的价值心理层次，使人们认识到失信这一短期行为带来的总效应为负而不为正，反复的交易实践使交易者自己认识到只有诚实守信才能获得最大的长远利益。这样，既可以减少通过法律规则来约束交易者行为而支出的成本，也可能强化契约精神、诚实守信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秩序，达到治本的最终目的。

四、道德约束的核心是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应该说是区别不同经济道德观的一个根本界限。作为一种价值观，义和利几乎渗透到每个人的一切活动之中，特别是对经济活动有着直接的支配作用，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明确提出要“形成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又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应该说，这是新时期我们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所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观。

在中国古代，义和利主要是指思想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以及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的关系等多方面的含义。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中所讲的“义”，主要指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要求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利”主要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某些单位或地区的利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道德原则、精神追求与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的关系，是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优势，就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能充分利用机制来激活个人、企业从事生产活动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从而带来经济的增长和效率的提高。

由于个人利益日益显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变得日渐紧张，从而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思想道德追求。正如《决议》指出的：“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到精神生活中来”。如果人们利用市场机制，不是去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增强综合国力，而是去谋个人之利，甚至是不择手段去逐利，置社会主义和整体利益于不顾，那么，就完全违背了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当然，如果一味地强调“义”，对个人正当权益和利益讳莫如深，甚至把社会主义与个人利益对立起来，也是不科学不客观的，从本意上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义”。由于义利关系贯穿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一些具体的经济伦理问题的解决，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经济伦理问题，因此，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道德观，其基本内容包括三个层次：义利统一，见利思义，以义为上。这就是既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又要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个人正当权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必须树立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必须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五、构建市场信用体系的应对措施

（一）加强法制建设，为综合治理社会信用环境、建立市场信用体系提供法制保障。要想使信用体系发挥作用，必须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信用法律的确立要能够使信用数据的收集快速、真实、完·整，连续合法公开取得，合法传播和经营征信数据，同时保护经营者的隐私权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使授信者取得依据。

（二）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联合征信、信用评级、信用信息披露三大制度，为综合治理社会信用环境，建立市场信用体系构筑技术平台。开展联合征信活动，建立企业和个人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库。可以选择特许经营模式，调动政府利用民间的力量，充分利用工商、质检、财政、税务、审计、司法部门现有资料和银行系统的信贷信息登记咨询系统，建立相对完善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完善信用评级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评估准则、评估方法和管理办法，通过科学的评估程序和分析方法，对企业或个人履行各种经济承诺的能力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与判断，并以简单明了的符号表示出来。

公布黑红名单做法属于间接道德约束，这是通过对企业信用记录的反映对企业现在的信用予以证明，从而对任何经济类型的失信行为进行惩罚，主要是潜在的经济交易受损。同时，失信惩罚机制具备奖罚功能，奖励守信者，而且是实惠的奖励，拉大市场失信和守信的态度反差。

（三）培育多元的信用中介机构，为综合治理信用环境、建立市场信用体系提供组织保证。培育独立的征信机构，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管理企业或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征信数据采集及评估是信用制度建立的核心，具体操作在国外主要有政府主导和民营市场化运作两种形式，由于经济效益和服务质量的要求，目前国际上普遍的趋势是征信由政府主导逐渐向市场化运作转化。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在推进社会征信服务体系建设的初期，可以考虑在各商业银行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理事会监管下，由政府和人民银行授权第三方中介机构以企业特许经营模式来运营公共信用信息登记咨询系统。培育发展信用评级机构，大力倡导“第三方评估”。

（四）明确各主体在市场信用体系中的角色与职责，为综合治理信用环境、建立市场信用体系制定“游戏规则”。政府要成为市场信用体系的构建者和维护者。在信用体系建立之初，必须由政府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构建公共信用数据库，建立市场准入机制、失信约束和惩罚等信用制度，市场信用管理和服务体系建立后，政府的主要作用应回归到监督服务上来，即监督市场经济主体依法披露信息和使用信息。

构建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空间长镜头移动摄影“框架构图”

杨德昌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凭借影片《一一》曾得到法国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如果说台湾新电影导演们存在着某种共性的话，那就是他们都立志成为“电影作者”。以法国“作者论”的立场而言，只有拥有一贯的特定风格的导演，才能跻身“电影作者”的行列。杨德昌电影便存在着清晰可辨的作者印记，这在其影片的空间处理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从早期的《青梅竹马》、《》开始，杨德昌已经确立了其表达空间的基本手法。在其后的影片中，这些手法更加纯熟、精巧。本文主要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独立时代》、《麻将》、《一一》等作品为例，试从镜头、摄影以及构图三个方面解析杨德昌电影中空间的构筑方式。

一

意大利理论家卡纽德视电影为独立于舞蹈、诗、音乐、建筑、雕刻、绘画之外的“第七艺术”，并指出电影的特性在于“把既有的各种艺术统合归一”[1](P.791)。卡纽德认为艺术向来循着时间的或空间的、韵律的或造型的、动的或不动的几种途径独立发展，唯独电影能将各种艺术的特点集于一身。也就是说，电影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统一。这种“统合论”旨在强调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分割性，无关二者的主次之分。对于电影叙事是时间还是空间占据支配地位的问题，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法国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笃信空间依附于时间，理由是电影本身有一定的时间长度，却不占据实际的空间。但随着电影艺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艺术电影在叙事上大胆颠覆常规电影之后，这个观点引起越来越多的质疑。艺术电影便经常刻意模糊时间的观念，也不求展现合逻辑的时间关系，而即便是一部常规电影，其时间的变化和延续最终仍依赖于空间表现出来。究其所以，这与电影首先是一种视觉艺术有很大的关系。基于此，乔治·布鲁斯东在比较小说与电影的异同时明确指出：“电影的结构原则是空间……电影采取假定的时间，通过空间的安排来形成它的叙述”；[2](P.216)并得出“在电影中空间是首要的”[2](P.217)这一结论。

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奔格勒指出在希腊语言中没有空间一词，希腊人心目中的空间实际上就是事物的位置、距离、范围和体积。在电影中，空间可以具体为故事得以发生发展的场所。马尔丹认为电影在处理空间时有两种方式：再现空间和构成空间。[3]（P.170）这两种方式实际上对应着长镜头与蒙太奇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在影片中，蒙太奇与长镜头往往是并存的，因为它们都是电影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但从美学意义上讲，两者的对峙是显而易见的。蒙太奇重主观表现，长镜头重客观再现。按照苏联蒙太奇学派的观点，蒙太奇是指把被摄对象分割成一个个镜头，再依照创作者的观念重新组合以产生新的意义，借此表达创作者对该对象的态度和看法。长镜头美学的倡导者——安德烈•巴赞则认为电影是完整的写实主义的神话，是再现世界原貌的神话。[4]（P.21）巴赞反对以创作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蒙太奇，提出以长镜头代替蒙太奇：“只要把被蒙太奇分散处理的各元素集中表现在一个选择恰当的镜头中就足够了”。[4]（P.61）这个“选择恰当的镜头”，不动声色地隐藏艺术家的观点，让影像成为“十足的现实”。同时，它还能实现蒙太奇用若干个镜头完成的景别、节奏等各种转换。这正是巴赞从德•西卡、奥森•威尔斯等人的影片中所看到的景象。可见，有一定长度的长镜头是一个可以涵盖所有镜头类型的完整的镜头语言系统，其核心正是备受巴赞推崇的段落镜头和景深镜头。

“电影之重新发现空间是同有意识地运用景深和放弃最后造成空间时间化和观念化的蒙太奇美学有关的”。[3]（P.183）蒙太奇缔造空间的办法是许多片断的并列和联接，而这些片断彼此之间可以毫无联系。比如库里肖夫名为“创造的地理”的实验，他将五个在不同地点拍摄的镜头组接成一场戏，人们却无法看出其中的破绽，认为空间在这里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感实际上是基于空间感的失去才获得的。因为在蒙太奇的统摄下，“艺术家的工作就是将素材加以安排……使观众不去探求时间与空间的联系。”[5]（P.74）如此一来，空间自始至终只是观念上的。马尔丹在分析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时说：“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对敖德萨全城、它的港口和海湾的地理位置具有明确概念的，影片从未表现过任何全景，以使我们能看到战舰距码头台阶有多远”。[3]（P.171）如果采用强调写实的长镜头方法来拍摄，无疑能避免这种缺憾。长镜头关注的焦点是每个镜头内部的表现力，在现场场面调度下，摄影机忠实地记录下各事物的位置、大小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保持一种连续性。因而，长镜头所表现的空间是完整而统一的。这种统一不同于上述纯想象性的统一，它作用于观众的现实经验而被感知。正是通过长镜头，电影影像得以将现实的空间关系呈现在观众的眼前。

在一次访谈中，杨德昌说：“电影一开始就是在记录人类生活片段，并且可以重复呈现，让更多人认识不同的生活经验。我们喜欢看电影，其实是在看别人的生活经验，并从中得到一些讯息，这是生物的本能特性。”在谈到蒙太奇时，他说：“我们到电影学校学的蒙太奇，其实是因为技术的限制才产生的一种剪接方法。早期机器要上发条，只能拍20秒，影片要用很多20秒连接起来，其实这就是剪接，是被逼出来的。”[6]杨德昌强调电影的纪录功能，并且把电影与生活以及人关注现实的本性联系在一起，这与巴赞对电影本质的看法相当契合。蒙太奇在杨德昌的心中也恢复了最初的面目，是一种将镜头连接起来的技术。由此可见，杨德昌是个不折不扣的长镜头理论的拥护者，而他的影片可以说都是以长镜头为中心拍摄而成的。

空间在杨德昌电影中具有一种直观性。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为例，观众可以像主人公小四一样对他家的结构和方位了然于胸，一样熟悉从建国中学回家的路。不需要对比蒙太奇，小四家的简陋、小马家的富丽、眷村的破败，同样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杨德昌电影最常见的是用长镜头来表现全景、中远景以及景深。通过冷静客观的长镜头，这些镜头的内涵得到充分展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四得知小明的背叛，双手抓着门框有如受难基督的全景镜头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小四杀死小明后，人物被置于毫无阻挡的大全景中，小明兀自躺在地上，小四低头叫她，然后蹲下身一边哭喊一边想将她拉起来，在他身后，书摊前的人自顾自看书，几个女学生有所察觉，远远地、惊愕地看着这一切，一个过路人也驻足观望，人物的绝望无助和恐惧不安静静地弥漫整个画面空间。再如景深，巴赞认为景深镜头是实现空间统一的最好方法，因为它大大拓展了银幕的纵深感和宽度，弥补了立体感不足的短处。景深镜头还可以使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中的前后景产生一种关系，将人物的内在情绪和外在环境的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第二个镜头，小四身后看不到尽头的走廊就构成了一定的景深，暗示了主人公不可预知的未来。

杨德昌的影片中也有蒙太奇段落。巴赞说：“若一个事件的主要内容要求两个或多个动作元素同时存在，蒙太奇应被禁用。”[4]（P.60）有时，杨德昌放弃了单个长镜头，而采用了长镜头的蒙太奇段落。比如《麻将》中红鱼和父亲会面这场戏，杨德昌用了四个长镜头的蒙太奇段落来表现。镜头在父子两人之间切换，在每个长镜头内部都有变化，摄影机有时固定，有时运动，画面上有时父子同时出现，有时只有一个人。这使得镜头语言在保持客观的同时，显得更加丰富而不单调。

二

“一场戏剧或一场舞蹈的空间，是通过在舞台上展示出的活动力显示出来的；当演员们穿过舞台时，力的扩展就变成了真实的物理力的扩展。它们之间的空间深度距离也就由演员们的相互离去而展现出来。”[7](P.522)电影与戏剧一样，其空间关系也依赖于人的活动来展现。电影中的空间不是静态的背景，而是与人物相结合的动态的元素。这也是许多电影导演青睐于表现封闭环境的原因。杨德昌就是其中之一。詹明信指出杨德昌的《》“像是提供了一个封闭公寓和个别的房间的故事选集”。[8](P.182)这种封闭式的空间在《独立时代》中可谓登峰造极。这部影片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景，主要场景是写字楼、咖啡厅、电梯间、演播室等室内空间。仅有的几个室外场景，人也被置于汽车内或者两堵墙之间。有这样一场戏，后景中没有任何街景和建筑，小明和立人处在人潮包围之中，前景中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遮住两人的身影，给人极不开阔的感觉。置身这种环境，人的活动就显得尤为重要。人的活动是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纽带，人的活动也使整个封闭空间具有了一种活的流动性。

在以长镜头为主导的影片中，段落镜头，即一场戏一个镜头拍到底，是最核心的表达方式。段落镜头可能是一个固定镜头，也可能是一次长时间的运动镜头。在这里，摄影取代了剪辑成为影片成败的关键环节。摄影机也真正代替了人的眼睛，它的固定与运动，就像是人的眼睛时而凝视，时而顾盼环视。而人在看电影时，视线也会不自觉地跟随摄影机的运动方向。电影中的运动大致有两种，一是单向的，只有人的运动，摄影机不动；一是双向的，即人物与摄影机同时运动。要表现空间的大小、远近不同就要变化摄影机的位置、拍摄角度以及焦距等等。这些都与摄影机的运动息息相关。移动镜头可以说是区分杨德昌与侯孝贤在运镜方式上的一个显见标志。侯孝贤执着于固定机位，杨德昌同样倚重摄影机的运动。影片《麻将》中，红鱼枪杀邱董的一场戏中的三个长镜头，通过摄影机的运动，在客厅到大门这个活动范围内从近景到中远景，最后定位在全景将红鱼与邱董的所有动作一气呵成地表现出来。用摄影机拍摄影片同照相一样，都有一个焦点，或者说一个中心，在摄影机的运动下，这个中心自然左右上下变动，而摄影机的主要表现对象也会因之不停变化，造成中心的分散。《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有一个备受赞誉的长镜头：起初，摄影机对准在街口拐角处一个在书摊前看书的一个学生，当“小四”的画外音响起时，他从书摊溜走，由画面左下方出画。小四与小明先后在后景出现，摄影机摇向右边迎上他们，当两人走到画面正中时，骑着自行车的小马出现，摄影机随即紧跟小马摇拍，将小四和小明抛在镜头外。摄影机摇了近180度后固定下来，对面的街景显现出来，景深处小马的身影已隐去，小四和小明又从画的底端走进画面，先前的那个学生也从右上角重新入画，面对面向他们走来，再出画，摄影机又以小四和小明为中心，看着他们渐渐走远。随着摄影机拍摄对象的三度变化，同时完成了空间上的变换，在观众脑海里，对于三叉路口向两边延伸的牯岭街也有了一个大致上的轮廓。

摄影机的运动在杨德昌电影中是比较缓慢的。他的影片中完全看不到特吕弗、戈达尔等人影片中那种依靠摄影机在人物之间的快速横移，或者是摄影机突然迅速转动来完成的空间转换。比如说《独立时代》里Birdy在Molly的办公室洽谈授权书事宜这场戏，摄影机起先固定不动拍摄坐在桌子上的Molly，Birdy站在她的身旁喋喋不休，接着后退出画，摄影机也并不着急，到Molly说话时，摄影机反而动起来，慢慢转向拍摄Birdy。而在场面调度上，杨德昌显然借鉴了安东尼奥尼的做法：当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所在的空间时，另一个人迅速出画，或者一个人进入了另一个人的空间后迅疾再度出画。上面提到《独立时代》的那场戏也就是这种调度方法。在此调度下，导演为用画外音表现画外空间埋下了伏笔。

三

由于摄影机的“画框”与银幕边框的存在，观众看到的影像必定是受一定框架限制的。电影构图应当考虑到在画面中如何在“框”的范围内尽可能完整地表现被摄对象。杨德昌对此倒是不以为意甚至反其道行之，他的镜头下总是会出现不完整的人和物。除此之外，他经常借助墙、门、窗、帷幕等实物人为制造出空间的割裂，让观众只能看到被遮挡的人和物，使有限的空间越发显得不完整。研究者多称此法为“框架构图”。杨德昌的影片大多描写现代都市中人与人交流的困难，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疏离。通过这种构图法，导演试图将物理空间同人物的心理空间对应起来，表现人的分裂、隔膜与空间对人的挤压，以此烘托影片的主题。在《一一》中，杨德昌对“框架构图”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置身于狭长的走廊和过道上的人，从狭窄的门缝看房间里人的活动等等画面屡见不鲜。巨大的墙面玻璃，时髦的观景窗户时时挡在人物的前面，玻璃窗映射出的若隐若现的其它景观也阻挡着人的视线。观众必须透过层层屏障去看，由于看得不真切，无形之中就拉大了与影片中人物之间的距离，现代文明社会中个体的孤独与他者的拒斥得以凸现出来。

杨德昌曾说过，在现代社会中，人是需要有自己私人的空间的。所以，在他的影片中有许多“框架”将人与人分隔开来。但这些分割后的空间仍然承载交流和沟通的功能。《一一》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婷婷与丽丽在楼道中无言的对峙，门框和墙上斑驳的阴影将两人隔开，好似在不同的空间中，虽近在咫尺，却无法接近。另一场戏中，男主人公NJ隔着玻璃门看到日本人大田与鸽子嬉戏。此时的两人还相当陌生，正是这扇门外的景象使NJ开始拉近与大田的距离。影片《独立时代》的最后一场戏通过电梯门的一开一关与其连接的门内、门外两个空间，将琪琪和小明两人的关系由结束到新开始的转换完满地衬托出来。从这一点来看，杨德昌影片的画面构图虽然不完整，但画面空间却是具有开放性的。

就现代电影的发展而论，“电影的艺术与思想已经深入到要检讨框外事物的阶段，换句话说，电影本身是框内与框外之间的微妙的牵涉与依存关系上的创作。”[9]（P.93）巴赞认为银幕应该是窗而不是框。窗只是一种临时性的遮挡，而窗外的空间是无尽的。这种看法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理论。当时，“为了使绘画空间从墙壁上独立出来并创造景深，人们就要求在房间的物理空间和绘画空间之间确定一条明显的边界线。由于这种绘画空间被想象成是无限的（不仅在深度上，而且在横的方向上），所以这种绘画的边界线就仅仅象征着构图的边界线，而不象征着所要表现空间的边界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幅画的框架才被称之为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观赏者就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虽然观看受到了这个瞭望孔的限制，但实际看到的并不局限于从这个瞭望孔中看到的那一片世界。”[7]（P.319）电影影像为观众制造的是一种真实环境中真实的生活的幻觉。空间也是幻觉的一部分。追根究底，它是一种心理空间，因为观众对空间的想象是无法被隔断的。电影银幕的边框与画的框架非常相似，虽然阻挡着观众的视线，但同时也给观众预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通过电影银幕展现的景象可以无限延伸到外部世界。

杨德昌电影的画面构图正是利用框架的这种特性，在表现空间时超越了其限制。在他的电影中，空间可以说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这个无限的空间是在有限的空间内呈现出来的。这就要求影片营造出画面内空间与画外空间的联系。《一一》中有这样一个镜头，酒店房间墙上的镜框将画面一分为二，原本看不到的NJ接电话的场景通过镜子反射出来。现实的和镜中的影像就这样奇妙地并存在一个画面之中，让人不禁惊叹导演的匠心独运。绝大多数情况下，杨德昌电影对空间的拓展是依靠声音与画面的关系来达成的。其一，声画结合。《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猫王给狱中的小四送录音带一场戏，小猫王那熟悉的歌声和他给小四的留言同时响起，配合画面上小猫王渐渐离去的背影，让人忘记了眼前的此情此景，回想起种种往事和美好的青春岁月。随着看守人员的一句“那什么玩意儿”，歌声和话语声突然停止，画面马上切换到录音带被扔进垃圾筐的镜头，观众也立即被拉回到无情的现实中。其二，声画错位。《一一》中NJ与初恋情人约会以及婷婷第一次与胖子约会的两场戏，杨德昌运用蒙太奇的手法交叉剪辑在一起，父亲NJ所在的日本场景中的声音总是后延到女儿婷婷所在的台北场景里，强化了两个场景的前后承继性。其三，画外音。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手法。特别是在表现几个人谈话的场景时，画外音的使用非常频繁，凭借着声音的不间断，画面空间与画外空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杨德昌是崇尚真实美学的，真实是其电影中的一个命题。他的电影总是力图还原人类的生存环境。很多情况下，杨德昌电影中的空间具有和人同等的地位。他的影片中，环境往往先于人而出现。当人离开镜头后，镜头也不会立即切换。譬如《麻将》中红鱼和牙膏到安琪儿家看风水这场戏的第一个镜头。开始是客厅远景，门铃声响起后，安琪儿从画面左上方入画穿过客厅出画去开门并同红鱼打招呼，摄影机始终保持不动，停了一会儿后才切换。紧接着的镜头里安琪儿在大门口请红鱼和小牙膏进屋，摄影机跟拍牙膏的活动，先摇到小偏厅，再至客厅，旋转了大概半周，最后停留在这场戏第一个镜头的位置。这场戏着重描画大门口到客厅这一范围，在符合剧情需要的同时，也强调了这个空间的重要性。影片后段香港被玩弄以至精神崩溃，红鱼枪杀邱董两场重头戏都发生在这里。另外，杨德昌电影中有许多“人物不在场”的空镜头。空间在这里已经不单是背景，它也是影片中的一个“角色”，成为读解的对象。正如让•米特里所说，这些镜头为创造各种联系和确定某种含义做出了贡献，让观众去深入思考人物与存在的环境乃至整个世界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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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M].何振淦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

[4]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

[5]鲁道夫•爱因汉姆.电影作为艺术[M].杨跃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

[6]杨德昌访谈:电影与科技.

[7]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视觉艺术心理学[M].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构建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1．1设立专门的软件项目专家委员会

专门、常态化的软件项目专家委员会有助于在软件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立项、调研、标书制作、评标、合同签订、项目开发期、验收以及售后服务和升级维护)中指导、规范项目执行，减少不确定性，并减少时间紧迫性对项目建设带来的不利影响。软件项目专家委员会由两类人员组成:A类为软件开发等相关专业具副高以上职称的纯技术型专家;B类为各职能部门专门负责信息化建设的相关人员，主要负责软件开发项目的具体业务方面。在软件项目建设前期，从A类专家库中抽取若干名专家，并挑选出同此软件项目建设内容相关性较大的若干B类专家，共同组成该项目的专家委员会，负责软件项目的立项、调研和招标文件的制作，确保招标采购质量］。在专家委员会的参与下，项目建设前期的各资料文档可以作为后期评标委员会评标的重要参考资料。

1．2有选择性地采用竞争性谈判和单一来源采购的方式

依据软件项目专家委员会的调研结果，如果没有具竞争力的三家或三家以上的软件开发公司可以参与投标，可以不拘泥于邀请招标的形式，而是采用更具针对性的竞争性谈判或是单一来源采购的方式。这样在较有限的时间内，评标专家的评审焦点更为集中，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评价有竞争力的投标方案的优劣，展开价格谈判。

1．3适当延长评标时间

在调研不够完善充分、标书制作不够严谨的情况下，评标专家在评标现场有时面临评无可评的尴尬状况，即没有评价依据和标准，只能根据公司以往的业绩和成果粗略判断，并没有针对具体投标方案的恰当评价。但在成立软件项目专家委员会的情况下，委员会前期的工作成果和文档即可以成为专家重要的参考，投标公司的投标方案和投标书也应当是严肃和可以评判的。因此，评标专家需要更充足的时间阅读参考资料，评审各投标方案。此种情况下，延长评标时间是必要和必须的。

1．4合同由软件项目专家委员会把关

软件项目专家委员会参与了项目的调研和招标文件制作，对项目建设目标和需求有了深入了解，因此由专家委员会来审核软件项目的合同可以保证软件开发在技术上和业务功能实现上完成预期目标。

1．5质保金和年度服务费保证项目后期的维护和升级

对于软件项目整个周期长、但验收进度要求紧的问题，可以采用扣留5%－10%的合同款作为质量保证金的方式，敦促公司及时解决验收结束后又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保障出现问题时，公司及时响应，快速解决问题。对于质保期过后，软件项目升级变更费用高的问题，可以要求公司在投标报价中给出质保期以后的年度服务费。质保期过后的系统升级，由项目单位向公司支付年度服务费，由公司负责软件项目功能模块上的增减，业务流程上的改变。此项费用也作为评价公司整体投标报价的内容之一，计入投标报价的总费用。这不仅节约了软件项目升级开发的采购成本，提高了采购效率，更摆脱了在软件升级时，项目单位在价格谈判中的不利地位。

2结语

构建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P58-60)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2](P1)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3](P4)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4](P3)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4](P5)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5](P30)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4](P31)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4](P1)。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6](P380)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42)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4](P40)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建构主义最初是何以发现和断言国际关系的这种建构主义特征的?因为观念建构体系,体系与施动者互构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学加以证实的,恐怕这只能归功于建构主义的最初创立者们所谓“智的直觉”了。

五、结语

从哲学视角考察和分析建构主义,无疑会让对这种理论更加充满期待。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它重视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质;它是实践的,它把国际关系中问题的最终解决出路放在国家的实践上;在分析体系结构和国家时,它实际上是真正承认现实的理性主张,却又对国际社会达到互相友爱的康德文化状态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它把国家比拟为人,从人本、人性来考察国际关系的真实属性。温特“温和建构主义”的本意是要在传统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4](P2),却开辟了一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领域。

摘要：建构主义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哲学的主题是人,而人正是建构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哲学强调世界观、价值观,而建构主义有着鲜明的和平、友谊等价值取向;建构主义理论以之得名的“建构”,更是一种重要的哲学方法。

关键词：哲学;建构主义;国际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突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朝多元化、跨学科、交叉性的方向发展。冷战结束后,这种多元竞争的局面更加活跃。这一时期兴起和逐步完善的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突出代表的国际政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成长为势头强劲的理论学派。它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起,成为了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且渐有后来居上之势。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探讨的主题,考察问题的角度、方法和思路都与哲学有着紧密的关联,或者说有着鲜明的哲学特征。

[参考文献]

[1]何克抗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基础[J]中学语文教学,2002(8)

[2]郭树勇,叶凡美试论建构主义国关理论及其社会学渊源[J]国际观察,2002(1)

[3]胡军哲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美]温特国际政治社会理论[M]秦亚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构建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安全生产；管理；电力；管理制度

多年来，电力工业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电力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保证了电网安全运行。但是，现在形势变化了，电力供需矛盾突出、全国联网和西电东送的实施、体制改革后安全责任主体的变化，都对电力安全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虽然我们一再强调电力的安全生产，可电力事故从未被我们杜绝过。可见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不足尚存，要不断加以改进。

一、目前电力安全生产管理中的常见问题

1.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部分电力企业安全投入下降，由于电力需求的快速增长，电网的输电和配电设备以及发电企业的发电机组长期满负荷运行，设备缺陷得不到及时检修，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难度不断增加，影响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市场化的电力交易也对系统运行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

2.安全生产管理是粗放的，是要求不严、标准不高，是自上而下不深入、不细致、不扎实的问题还存在，常规性的安全管理工作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比如，电力设计院二次图纸不经过会审，不经过审查就送到施工单位进行施工，结果当然出现问题。电力生产事故发生在现场，深究起来，总能找到某个管理环节上的漏洞。现场操作人员操作过程中的随意性，往往是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随意性的延伸，从而造成了安全管理与操作两个层面的脱节。

3.一些部门“管理衙门化、干部机关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脱离职工搞监管、远离一线抓生产，导致事故连连不断。几乎所有的安全生产事故都表明，事故原因与监督管理不到位有密切关系。电力市场化改革后，原有的电力安全生产管理体制已经打破、新的体制尚未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可能存在缺位现象。干部是生产的组织者、制度的执行者和安全措施的监督者。跟班是企业干部的职责，不跟班就无法履行职责，这不仅是一种缺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更是一种失职和犯罪。

4.缺乏风险识别能力，看不到生产过程和生产环境中存在的潜在风险，看不见“冰山下面潜伏的巨大隐患”，只是在事故发生之后，才认识到深层次的安全隐患和危害。缺乏风险分析的能力，受业务素质和知识能力的限制，对生产环节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和隐患，不能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和判断，不熟悉生产环境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了解新型设备的结构和原理，存在盲目性和主观性。

5.忽视安全生产软管理。软管理是相对电力设备管理而言的，包括电力安全生产的资料、规章制度和安全措施等。软管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被淡化，比如，大修一台开关或主变压器与贯彻“检修现场安全措施标准化”相比，就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后者远远逊于前者，甚至流于形式。应该看到，随着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电网装备科技含量的增加，复杂的工作变得简单化了，现场工作量大大减少，工作人员也趋少，管理工作则相对复杂化，软管理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因此，要强化安全生产的软管理工作。

6.在电力安全生产管理中不具备系统思维。常表现在以下方面：缺乏总体数据规划、数据(应用)整合，存在或多或少的“信息孤岛”，部分数据有冗余和二意性，不能融合到整个管理信息平台上。特别是电力企业的生产实时信息，不能充分数据共享，不能为决策和数据挖掘服务。数据基本上是一种相对的静态，数据分析的功能很少，缺少有效的决策支持，电力企业领导在生产经营管理决策时，需要查阅大量基本数据，对于这些散布在电力企业各个部门的数据无所适从，决策多依靠经验判断，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对设备的管理通常局限在设备台账、检修记录、消缺记录等单一静态的记录上，设备从发现缺陷到检修消缺的管理过程缺乏科学的管理流程，以及对流程的监督考核管理等。

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善以上现象，就要通过建立正确目标、实施员工培训、多方面监督控制等综合手段，建立健全电力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在当前，电力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中必须要加入系统思维方式和安全生产软管理方式，这是电力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重要保证。

二、建立和完善电力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在安全生产中，一方面我们要积极转变观念，应用系统思维，采用防止人为失误的技术措施，在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设置防错机制和纠错机制；另一方面还要特别重视采取防止人为失误的组织措施，规范人为的行为，从工作流程、作业流程和操作流程上防止出现人为犯错误的机会，保证作业人员是安全的。要积极推行现场作业程序标准化工作，结合生产现场安全工作实际，建立一整套符合安全规程规定要求的规范化作业程序，规范人的行为，避免人为失误，尤其要避免发生误操作事故，有效减少电力生产事故发生。

1.电力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必须要有新思路，即必须具备系统思维。如今，在电网现代化装备的日新月异中，在大量新设备、新技术的采用和对电力安全生产管理提出新标准、高要求的形势下，在电力安全生产的实际工作中，把握这种先进的思维方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共同维护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维护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是各电力企业的共同责任。一个企业，一个生产环节，既是局部，也是全局。电力系统的安全，必须依靠所有电力企业来共同维护。要建立有效的电力安全应急机制。电力企业要加快建立健全和不断完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电网企业要建立有效的电力系统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并定期组织演练。

2.在系统思维指导下确立安全生产目标。电力企业系统安全生产的总体目标是在生产经营工作中，防止发生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对资产造成重大损失的事故，确保人身、电网、设备安全。杜绝重大人身死亡事故，杜绝特大电网事故和有人员责任的重大电网事故，杜绝特大设备事故和重大施工机械设备损坏事故，杜绝重大火灾事故，杜绝电厂垮坝事故，杜绝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和重大垮(坍)塌事故。电力企业系统实行安全生产目标管理。电力企业系统发电、输变电、供电、检修、火电施工和输(送)变电施工企业实行安全生产目标三级(指企业、车间或工区、班组)控制。实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各单位必须对本单位的各级领导、各部门、各岗位制定明确的安全生产职责，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相互协调。

3.项目建设考虑融入全新的管理理念。以EAM(企业资产管理)的核心思想为中心，资产生命周期管理为基础，工单的提交、审批和执行为主线，按照故障维修、预防性维修、预测性维修等的可能模式，跟踪、管理设备资产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并以提高设备运行率、降低总体维护成本为核心目标，将设备管理、工单管理、安全管理、采购管理、库存管理、数据采集管理集成的一个数据充分共享的管理信息系统。

4.安全生产组织、制度与措施。电力企业系统各单位应设立安全生产委员会作为安全生产的领导机构，负责组织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研究和决定安全生产工作的重大政策和措施，协调解决安全生产重大问题。各部门必须在其业务范围内按照其安全生产职责做好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电力企业系统各单位的各级电力生产和技术管理部门以及各级调度部门应做好电力生产安全保证体系的工作，负责建立健全本单位保证电力生产和电网运行安全的各项规程制度，并在电力生产中严格执行。电力企业系统各单位的各级电力建设和工程管理部门应做好电力建设安全保证体系工作，负责建立健全本单位保证电力建设安全健康与环境管理的各项规程制度，并在电力建设工作中严格执行。

5.电力企业系统内部实行安全生产监督制度。各单位依据产权或管理关系，实行上级对下级的安全生产监督，即电力企业对其分电力企业、子电力企业实行安全生产监督；电力企业各分电力企业、子电力企业对其所属生产经营单位实行安全生产监督；代管企业对被代管企业依据协议实行安全生产监督。电力企业系统各单位的安全生产除接受电力企业内部的监督外，还应接受所在地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6.电力企业系统各生产经营单位必须根据国家、电力行业和电力企业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重视和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开展企业安全教育。积极开发和传播多媒体安全教材，以生动逼真的形式加强安全教育效果。大力开发具有各种岗位、工种特点的计算机事故预想与处理仿真系统，开展事故演练培训，提高职工防范事故的能力。建立健全安全教育架构。合理实行企业内部资源配置，通过设立安全教育专职，开展安全教育题材策划与组织传播，明确企业内部各层次安全教育成员职责，建立相关安全教育激励与约束机制，促使安全教育走向规范化。

7.建立完善的考核与奖惩制度。电力企业对安全生产工作实行奖惩制度，设立安全生产奖。对安全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安全工作严重失职、违章作业、违章指挥、违章调度造成后果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处罚。触犯刑法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安全工作的奖惩实行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批评教育与经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以奖惩为手段，以教育为目的。wWw.gWyoO

总之，针对不同的形势，电力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要有不同的措施。安全生产是企业的头等大事，而企业的管理者围绕“安全生产”的主题应做的工作很多，既要抓主要矛盾，又不能留下丝毫安全隐患；这些工作如何进行才是最合理、最可靠的、值得管理者们不断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孙绍光，陈涛.《电力安全生产保证体系》在电力安全中的作用[J].科技信息：学术版，2008，(1).

[2]程旭东.小议电力安全生产管理[J].中国电业，2004，(4).

[3]林建昌.电力安全生产“保证与监督”两大体系思考[J].农村电工，2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