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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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达尔的奇幻儿童文学作品之所以深受读者喜爱，是在于其能够使得儿童在奇妙、幽默的审美过程中建立初步的道德伦理观念，尤其是善恶观、家庭伦理观以及生态环境伦理观。

（一）善恶伦理观善恶问题历来是伦理学的重要问题，也是主要的道德范畴。“善与恶是对人们的行为予以肯定或否定评价的最一般的道德概念，实际上是对人类社会各种行为、事件的利害、吉凶、好坏的概括反应。”［2］176在日常的道德生活中，人们总是把符合自己的利益、意向和追求的行为、事件和关系叫做善的，而把相反的叫做恶的。达尔儿童文学作品中大多是扁平式人物，性格特点简明单一，非善即恶，黑白分明，然而获得的效果非但不单调乏味，反而富有人性深度。作品中的“恶”人，集中在成人以及以成人面貌出现的奇幻人物，譬如特朗齐布尔校长、女巫和食肉巨人，他们的“恶”行以欺负弱小、猎杀动物和吃人为主。从达尔塑造的这些反面角色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恶”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性，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与铺垫。《玛蒂尔达》里的特朗齐布尔校长“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跟着猎狗捕鹿的嗜血怪人，而不像一所为孩子设立的美好小学的校长。她觉得打扁一个坏女孩就像打扁一只绿头大苍蝇，你向它一拳打下去，那该死的东西不见了。小女孩都是该死的脏东西”［3］。《女巫》里的女巫们想尽办法消灭小孩，也是因为小孩子会散发难闻的臭气波。在书中，恶人们没有悲惨的童年，也没有不幸的遭遇，他们之所以坏，没有任何值得同情的理由。相对于“恶”人的另一阵营，是代表正义的“善”人，指的是不欺压弱小，迫害他人生命的人。在故事里，他们往往是被欺压却勇敢反击的胜利者，当然有些也会有某种性格上的小缺陷。譬如，《女巫》里的姥姥，坚强勇敢，为孙子打败女巫出谋划策，但是也对孙子有些过分溺爱；《了不起的狐狸爸爸》里的爸爸为了一家人能够生存下去，不惜铤而走险，偷盗食物。这些性格的小缺陷反而给这些人物增加了真实和可爱之感。达尔作品中描述善恶势力的对抗与消长，代表正义的“善”人是如何战胜“恶”人，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也是读者从中获取善恶观的有效途径。首先“恶”人先登场，展现他们种种的恶势力，“善”人的另一方对于其恶行开始是恐惧和无能为力。随着情节的进一步深入，“善”人所受的威胁越来越大，也开始想办法要除恶扬善。由于实力悬殊，“善”人往往要借助超能力，譬如《好心眼巨人》中的苏菲要依靠好心眼巨人的能力才能将吃人巨人们囚禁起来；《玛蒂尔达》中的玛蒂尔达要借助自身的超能力将特朗齐布尔校长制服。这些弘恶扬善，爱憎分明的作品在儿童的心中不漏痕迹的播种下了“善”的种子，慢慢地这些种子就会萌发出“正义”的萌芽。

（二）家庭伦理观“家庭道德是一定社会规范家庭生活、调节家庭关系和鼓励或约束家庭成员的道德准则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家庭美德的总和。家庭道德反映了家庭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最一般的和最基本的道德关系，也成为评价人们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是非、善恶的标准。”［2］233达尔的作品中的很多家庭都会有脾气暴躁，行事乖张的成员。譬如在《小乔治的神奇魔药》里就有这样一位姥姥，“她每天都要一整天坐在她窗口的那把椅子上，怨天怨地，叽里咕噜，大发脾气，不是抱怨这就是抱怨那。甚至在她心情最好的日子里，她也从来没有对乔治笑过一次，说一声：‘你今天早晨好吗？’或者‘你我两个干吗不下下棋呢？’她除了自己，似乎对任何人都不关心。她是一个叫人受不了的尽发牢骚、脾气极坏的人”［4］。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老巫婆，乔治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要赶走她身边的那股妖气。于是这个勇敢的孩子，配置出一种神奇的魔药，只要姥姥一天到晚脾气太坏，就会被魔药变得无影无踪。这些情节看起来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可能是每个孩子面对发脾气的家长时的真实想法，想让那些坏脾气的人儿立刻消失。《玛蒂尔达》中的小主人公玛蒂尔达面对的是一对唯利识途的父母，在他们的眼中，具有超常心智的玛蒂尔达被看作是“只会看书”的，而只知道贪吃和看电视的哥哥却被视为珍宝。玛蒂尔达面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施展了一系列的恶作剧，出了心中这口气。这些反面人物的塑造使得整个作品更接近现实，更富有张力。当然，达尔的作品中也有家庭温情的一面，譬如《女巫》里的姥姥无条件关爱支持小主人公；《了不起的狐狸爸爸》里的狐狸爸爸为了整个家不惜铤而走险；《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中的查理的一家是多么的相亲相爱，祸福与共。达尔作品中对于家庭关系的极端化描写一直以来饱受争议，反对者主要认为达尔对于成人，尤其是家庭成员的这些负面的描述会给孩子心中留下阴影，对家庭形成错误的认识。然而，这些对成人极为夸大的自私、庸俗以及欺压弱小等的描述并非是对成人的不敬，而是想要唤起成人，尤其是家庭成员对于孩子的关心与爱护，同时也要鼓励孩子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在家庭中的平等权益。

（三）环境伦理观“环境伦理学是在生态伦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和环境道德为研究对象，是由环境科学和伦理学相互渗透，综合而成的。”［2］341它根据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揭示的自然和人类相互作用的规律性，以道德为手段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近百年来，人类的文明快速发展，却也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人们猎杀动物，砍伐树木，破坏生态环境，大大地挤占了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人类的野心是无止境的，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争夺更多的生存空间和资源。经历过二战的达尔，对战争的残酷和所带来的破坏深有体会。因此，达尔的作品中有很多动物与人类的抗争，有很多对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希冀。在《了不起的狐狸爸爸》里，达尔对于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力有着生动的描述：三位农场主为了捉狐狸，竟然动用了挖掘机，“两台前面带着机械铲的大型履带式挖掘机轰隆隆地开进了树林，看上去就像凶残的杀人怪兽。它从小山上大口大口地啃噬着泥土，那棵树已经像一根火柴杆似的倒下了。碎石向四面八方飞溅，树木纷纷倒落，噪声震耳欲聋”。［5］三个男人费劲力气才抓住了一只狐狸，而地底下的狐狸和其他动物们却偷了更多的食物，在大快朵颐，这可真是绝妙的讽刺。这三个男人是因利益联系在一起，他们共同合作是为了铲除共同的敌人，一旦利益不同，马上会反目成仇。而达尔笔下的动物社会是一个和谐共存的社会，想出挖地道计策的是狐狸爸爸，搬运食物的也是狐狸爸爸和它的四个孩子，但最后享受大餐的，却是所有挖洞的动物们。它们耐不住饥饿，甚至等不到狐狸爸爸到场，就已经开动了。狐狸爸爸并没有因此生气，或计较谁付出得较多，而是举杯和大家欢庆。在《魔法手指》里，达尔也对迫害动物的人类发起了控诉。滥杀动物的人，虽具有人类的外形，但其贪婪自私、凶恶残暴的恶劣行径却不如懂得合作分工、乐于分享的动物们。“兽性的人”和“人性的兽”，何为可取，不言自明。然而，书是写给孩子们看的，达尔最终关怀的还是“人”，孩子们会渐渐意识到只有与动物、自然界和平共处，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得到真正的快乐。

二、结语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在内斯比特的原著中，“让儿童读懂”是写作的第一要务。因此在《莎士比亚的美丽故事》中，所有的语言材料都考虑到了儿童要便于辨认和理解，形成了一种儿童语体，首先是用词要简单，其次是句子要短小精悍。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也应该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向这种儿童语体进行靠拢。《仲夏夜之梦》也是莎士比亚的四大喜剧之一，整部作品都洋溢着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拉山德、狄米特律斯和赫米亚、海伦娜四个人的婚恋关系虽然一波三折，但由于精灵们的介入，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内斯比特选择将这部作品介绍给小读者显然也是看中了它轻快活泼的情感基调，以及充满浪漫主义神奇想象力的情节设置。在故事中，由于赫米亚如果一意孤行地坚持嫁给自己心仪的对象拉山德，就要被雅典公爵处死，至少也要被强迫做修女，实际上就是被监禁起来永生与男人隔绝，而公爵忒修斯让赫米亚在新月出现之前做出决定，因为那是忒修斯本人要结婚的日期，届时他将做出裁决。时间紧迫，因此拉山德和赫米亚决定要私奔，他们约好在一个小树林中见面然后远走高飞逃到拉山德一个有钱的寡居伯母那里去，雅典的法律在那里就成了一纸空文。然而，另一个与拉山德同样优秀的青年狄米特律斯也同样喜欢赫米亚，但在此之前，他曾经向少女海伦娜调情，把后者迷得神魂颠倒。对于这一段话，译者的翻译为:“于是，他俩也跟着出现在莱桑德和赫米亚会合的小树林里。和其他的树林一样，这个小树林里也住着很多精灵，要是人们能看见的话，就知道那天晚上林子里还有精灵国的国王奥伯龙和和王后泰坦尼亚。”整个译文十分具有儿童故事的风格，“hadtheeyes”等被简化掉了。莎士比亚的美丽故事原文关于小树林的定语从句也被很顺畅地翻译了出来，两个由“where”引导的句子被合为一句。考虑到中国儿童对于外国人名的陌生，很难直接产生性别印象，因此奥伯龙和泰坦尼亚的名字与职位之间的语序也有所调整，同时还增加了一个“精灵国”的概念以和“国王”“王后”相对应。

二、对儿童理解力的考虑

儿童的心智程度，对作品的理解力与成人不同，如果是在阅读中遇到障碍，就很容易激起儿童的厌烦情绪。因此译者在翻译中要注意对阅读环境进行优化，在保证不改变原著意义的基础上，将一些有可能引发儿童误解的地方进行改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译著的可读性，让小读者在学习中获得审美的愉悦，从而真正地拓展儿童心智的源泉。在《仲夏夜之梦》中，在原作中，女孩子赫米亚和男孩子拉山德是一对恋人，但是他们的恋情没有得到赫米亚父亲伊吉斯的允许，在伊吉斯看来，拉山德是一个勾引自己女儿的混蛋，他在月亮升起的晚上偷偷跑到赫米亚的家来，用“做作”的声调唱着一些“假惺惺”的情歌，再加上送给赫米亚一些廉价的小饰品、小玩具，就骗取了少女的心。这让伊吉斯满心气恼。伊吉斯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狄米特律斯，为了拆散这对鸳鸯，伊吉斯甚至不惜求助于公权力，找到公爵忒修斯，让他下令如果赫米亚一意孤行的话，就将赫米亚处死。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2006年年底，看到了吴其南的新著《守望明天――当代少儿文学作家作品论》（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方卫平的《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明天出版社出版）、朱自强与何卫青合著的《中国幻想小说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舒伟的《中西童话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可以说，整个2006年（连同2005年末）出版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毫无疑问成为这一年儿童文学界不可错过的风景。这些著作还包括《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张之路著，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儿童文学论》（朱自强著，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儿童文苑品评录》（张美妮著，新世纪出版社出版）、《能歌善舞的文字》（金波著，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为了儿童的文学》（金波著，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王泉根、赵静等著，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重绘中国儿童文学地图》（谭旭东著，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彭懿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童话创作散论》（谢乐军著，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儿童文学创作论》（王瑞祥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等等。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很多问题在这些著作中得以阐释或被提出，甚至这些著作本身又隐含或生成了很多问题，儿童文学研究正是在对于各种“问题”的思考过程中越行越远。可以说，儿童文学研究在今年的确出现了“新的拓展”，而非重复性研究。

儿童电影有了“历史”

首先是张之路的《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给了儿童文学界一个惊喜：是啊，早就应该有这样一本书了！在中国电影百年之际，儿童电影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历史”。从1922年算起，中国儿童电影已经历了80余年的历程，虽然几十年来也有不少关于儿童电影的论述，但大多零零散散、只言片语，即便偶有富有见地的研究也被淹没了，在大量的史中又难见儿童电影的踪影。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史论可以说是在这块空白之地上砌下了第一块砖。它不但留存了许多史料，而且梳理了学界对“少年儿童电影”的种种定义和印象，尝试着对中国儿童电影进行了最初的阶段划分和分类。虽然，像作者所说，由于“在电影理论上既孤陋寡闻，又缺乏理论素养和训练”，“书中一定有不少疏漏和错误”，但是，无论作者本人和后来人对这块砖是多么地不满意，他们都要在这块砖的基础上往上垒，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才能向着系统、严谨并极具学理性的方向发展。

图画书的“狂飙突进运动”

整个2006年的下半年，儿童文学界甚至是所有关心儿童文学的人都被彭懿带着图画书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宣讲激荡得热血沸腾。彭懿的研究经常是走在本土创作的前面。虽然最近几年，儿童文学界和出版界都相当关注图画书，但是能够熟悉图画书的历史、图画书的文本特征的人，却没有几个，原创图画书的创作仅仅处在起步阶段，因此，这部《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对很多人来说便是一部迟到的教科书：从结构到方法，从史料到评析。同时，在铺垫基础、展现图画书魅力的同时，彭懿也告诉了我们研究图画书的难度：从他对封面、环衬、扉页、封底、拆页与散页、色彩、节奏、方向等方面的介绍便可看出，图画书的阅读和研究绝对绝对不是我们惯常的文字阅读和研究，它需要新的学术素养和知识储备。但是，就研究来说，彭懿的著作还仅仅是个基础，不过，是一个铺垫得比较规范、踏实的基础。

教育的文学与文学的教育

最近几年，随着语文教改的推进，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关系成为儿童文学界和教育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以及新课标全面实施的重要举措，就是使儿童文学重新走进语文教材和校园文化建设”（见《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我注意到王泉根教授在此用了“重新”一词。“重新”针对的是上世纪后半叶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分家”。这个现象很有意思。恰恰是从上世纪后半叶开始，文学的教育功能被空前看重，儿童文学被直接表述为“教育儿童的文学”，也正是从这时起，儿童文学被从语文课本中剥离，也就是说，加强了文学中的教育性，削减了教育中的文学方式。所以，在今天，一批学者强调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结合，不是儿童文学教育工具论的死灰复燃，不是号召作家本着“教育儿童”的目的去创作，而是正视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亲缘”关系（而非同一关系），二者携手面对他们共同的对象――少年儿童。 王泉根、赵静等合著的《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在这项工作的学理依据、途径和具体方法上都提供了一些参考。

现在，很多儿童文学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关系。朱自强、周晓波都在这个研究方向上做了很多尝试，方卫平也因为参加《新语文读本》的编选，学术思路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对儿童文学的思考开始与当代中小学的语文教育、与少年儿童的实际阅读生活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而我业已形成的儿童文学阅读趣味和评判尺度也经受了一次革命性的打击和洗礼。”

幻想文学备受瞩目

在幻想文学这个称谓尚未流行，甚至这个文体的独立性尚未被意识到的时候，朱自强便在1992年发表了《小说童话：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敏锐地发现了童话大家庭中的异己分子，并将其命名为“小说童话”，对“小说童话”的语义、本体及艺术风格都做了一些探讨。1994年，他的《人类幻想精神的家园――论童话的本质》再次考证童话和幻想之间的关系，仍旧使用“小说童话”的称谓。但是在这之后，他已经明确使用“幻想小说”一词，如《论幻想小说与童话的文体区别》、《中国大陆幻想小说的沿革》。这种变化体现的正是我们对“幻想小说”（幻想文学）这种文体的认识和接受过程。在幻想小说大行其道并成为阅读宠儿的今天，朱自强、何卫青在新著《中国幻想小说论》里，对幻想小说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文体的“正名”和辨析，而是对这个文体在中国的源头、发生及其流变进行了考察，并直接进入到具体作品的分析当中，以“幻想小说”的角度重新解读了很多作品，包括许多被作为“童话”阅读的作品，新的角度展现出作品新的内涵。这部专著和彭懿的《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以及刚刚出版的舒伟《中西童话研究》，构成了目前对童话本体和幻想文学研究的主体，他们的学术观点各不相同。

作家作品研究有了新收获

说儿童文学缺少有分量的作家论，应该不会有很大的疑义。作家研究，特别是对与自己同时代的作家的研究，经常是件费时、费力却不讨好的事，但它又是最为基础和根本的研究之一。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看到的多是印象式的评论，或者与新书有关的时评，真正富有学理性、方法独到而得当并探究到作家心灵深处的研究并不多，吴其南扎实、恳切的著作《守望明天》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有了新的开拓。在对象的选取上，作者兼顾了小说、散文、童话和诗歌等不同的体裁，达到了“作者希望，本书虽只是一本作家论，但合在一起，能对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发展的总体面貌有一个大致的描绘”的目的。他所说的“这个时期”，也就是他一向关注的“社会转型期”。作为一部作家论，必然要有对作家和作品的新发现、新阐释，吴其南抓住了韦伶写作中的“少女”，发现了《男生贾里》系列作品中“叙述者和人物的分离”，关注到“结构”在周锐童话中的重要性，等等，都显示出他丰厚的文艺理论储备，摆脱了印象式的批评，切入到了作品的细部。在著述中，能够感觉到吴其南对研究方法的注重，特别是在《班马：一个任命地走向儿童文学的东方精灵》一章中，面对班马这个特殊人物，他绕开生硬的切割，而是以札记的方式、对话的态度试图走进班马的精神。

重新认识“童话”

2006年岁末，舒伟的《中西童话研究》对童话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它在童话本体论和儿童文学比较研究两个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不容忽视。对于童话本体的考察、童话与幻想小说（幻想文学）的异同、中国古代的童话存在等方面的研究，在整个儿童文学研究中是比较零散和薄弱的，朱自强、方卫平、彭懿在这方面有一些研究成果，舒伟的研究是一个继续，但却不是观点上的继承，这部专著使得之前几位的研究不再孤伶冷清，缺乏参照、对话和争论。舒伟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托尔金的童话观，在中与西、童话与神话之间做了深入的比较，并用托尔金的童话观来求证中国童话的源流。“人类基本愿望和愿望的满足性”，托尔金的这种童话观更趋向人类学的、统括的定义。但它是一种“童话观”，绝非是童话的“定义”。

舒伟对于童话和幻想文学的讨论有点“逆时而动”，如果他的这些考察成立，特别是对于托尔金的童话观和作品的考察，那岂不是有些“拨乱反正”的意味？但是，我相信，在今天，每个人的研究都是对答案的“寻找”，而非盖棺定论。观点的分歧恰恰证明了问题的重要性。彭懿在《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中，也以很大的篇幅阐述了托尔金的思想和作品，特别是他的“第二世界”，连同《中国幻想小说论》一起比较阅读，想必会生出很多话题。

舒伟对《山海经》和《西游记》的研究，不但是童话本体研究的深入，也延续了儿童文学界很久以前即有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古代有没有童话（儿童文学）？很多人也会顺口说一句《西游记》是童话，但并非言之凿凿，似乎只是为争得个“祖上既有”的英名，舒伟在对《西游记》的“童话性”和“成长性”认定上却是认真而严谨的，那这是否是对《西游记》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就像很多人注意到了《西游记》的成长小说特质一样？（见施战军《论中国式成长小说的生成》，《文艺报》2006/12/21）这本身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西游记》在文体上是“童话”还是“小说”？舒伟对中国古代作品的这些阐释，其实也是他在儿童文学史观上的选择。这部著作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生成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将带来的讨论也是很有价值的。

面对这些著作，我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之后，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梅子涵认为，“我国的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应该说已经成熟了。几代人的相继努力，终于在今天，开始更为科学和完善”（见《中国儿童文学》2002年第1期）。在这个问题上，王泉根教授显出他乐观而实干的性格。他认为目前的儿童文学研究正在向着深度和广度发展，儿童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结合都出现了新的成果，在图画书、童话、幻想文学、科幻文学的研究上不断拓展。面对儿童文学研究还存在的不足，他更愿意去以实际的行动去填补。这是事实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目前的儿童文学研究仍旧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批评的问题。方卫平认为现在的儿童文学批评真正富有批评锋芒和批评勇气的声音实在太稀缺、太微弱了。仔细想想，雷达在《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中对于文学创作的批评，何尝不适宜于当前的文学批评呢？但是，相比之下，儿童文学界显得更为严重。儿童文学理论资源的匮乏也是个时常被讨论的问题，在这些著作当中，我们再次面对这个问题。吴其南在写作这部作家论中坦言：“近年虽也读过一些学术前沿的理论，尝试过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但画虎类犬，感到还是在原来的思维轨道行进方便些。”王泉根认为，儿童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之处就在于理论视野的封闭，我们经常是自说自话，缺少与西方的交流；二是在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上也亟需突破，目前关键要有新思维、新观念、新方法。

最近两三年，两本西方论著――《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和《童年的消逝》中的观点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儿童文学论文中，明显地感觉到它们对于儿童文学研究者的启发。这么反复地引用是否恰恰印证了我们在理论资源上的匮乏？其次，为何我们已有的儿童文学理论没有这么强大的思想能量？我们已有的这些著作当中，有哪些能够成为我们长久的理论资源？

其次，在最近几年出版的各种论著中，可以说没有一本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哪怕是当代儿童文学史，原因何在？有没有必要？王泉根教授认为，这种现象很正常，正说明了研究者们的严谨。他认为，写作文学史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深厚的学术能力，要对历史负责，对文化负责，对作家负责，不能随便动笔写史。如果是就个人学术风格而言，我非常赞同这种观点。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一个学科，如果没有几本有分量的文学史或教程、概论，那也是很成问题的，毕竟，每个初学者都有这样的需要。王泉根教授介绍说，现在全国的初等教育学院就有80多所。我听到这个数字后想到的是，这么多学生在学习儿童文学，他们不需要较有权威性的文学史吗？初等教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这么多从业的儿童文学教师依据什么来教授这些学生？

但是对儿童文学研究的抱怨，并非是对研究者的抱怨，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之责任与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之少也有很大关系。专业人士的缺少便容易造成自我重复。每个人的学术思维是较为固定的，学术资源是有限的，精力也不是用之不竭的，这便使得很多理论问题的探讨上气不接下气，没有形成对这些问题循序渐进的、系统的认识。比如，关于儿童文学的幽默问题和少年小说的问题，几位研究者的早期论文中都有一些思想的灵光，但是随着个人研究兴趣的转移，很快也就中断了，没有人续接上，当娱乐的、搞笑以及真正幽默的儿童文学大量出现的时候，当青春文学、成长小说和伪成长小说大量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和讨论要从头开始，而不是在已有的高度上继续走高，这些都是资源的浪费。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接受理论 儿童文学翻译 指导意义

引言

接受理论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又称接受美学。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它推动了西方文论的研究重点从作品转向了读者。它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不是决定性和自足的存在，而是一个具有未定性的多层面的未完成的图式结构。文学作品的存在本身并不产生独立的意义，而意义的实现是靠读者以自身的经验将作品中的未定性得以确定。将接受理论应用于文学翻译，使文学翻译研究的中心由作者、文本、译者最终转移向了读者。因而读者对译本的反应与接受为译者进行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从晚清时期开始引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到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活动发生了重要的转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儿童文学翻译活动蓬勃发展，大量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被介绍给中国的儿童。但遗憾的是有关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却寥寥无几，这使得儿童文学翻译一直处于文学翻译研究的边缘位置，而且儿童文学市场上许多译作不尽如人意。本文将接受理论运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实践，通过对译者和读者的地位以及译作的性质的探讨，以期能够促进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工作的发展，并提高译作的质量。

1.译者的身份

对于译者，有史以来人们有着诸多的比喻，如翻译机器、舌人、媒婆、仆人、文化贩子、带着镣铐的舞者等。在这样一些说法中，不难看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经历了从完全的被动到发挥一定主观能动性的转变。虽然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地位，但绝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否定译者的作用；相反，它赋予译者双重的身份：首先是原文信息的接受者（读者），然后才是译本的创造者（译者）。然而，尽管译者有理解原文的权力，但在对原文进行理解这个过程中他必然受原文的制约。当译者完成了对原文本的阅读进行翻译时，译者必须以目标读者的认知能力为依托。总而言之，在阅读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不是随心所欲的，他们是戴着镣铐的舞者。

目前儿童文学翻译的译者大都是成人；显然，它们与儿童文学的目标读者――儿童属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二者在年龄、心理、审美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样对文学的欣赏和接受也各有特点。就这要求成人译者首先在阅读的过程中调整自己的期待视野，达到与儿童文学作品中展现的视野达到融合。只有这样译者才能正确地为儿童读者解读原作的思想和内容。然后，在翻译的时候要缩短自己与作品之间的审美距离，从儿童的期待视野出发，逾越年龄和心理的鸿沟，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原作，用符合儿童各方面特点的语言把原作的思想和内容介绍给本国的儿童。

2.读者的地位

接受理论把读者解放出来，认为他们不是文学作品的被动接受者，相反他们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理解使文学作品的存在变成了现实，这就是译界所说的文本本无定旨，旨随读者而生。而读者由于思想性格、文化修养、审美能力的不同，会形成自己在文学接受有的审美、趣味与偏爱。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所说：“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刘勰，2006：661）因此目标读者才是文学作品创作、翻译以及进行文学批评时加以审视的首要对象。

儿童是儿童文学作品和译作的主要读者。他们虽然年幼，但在阅读文学作品之前和阅读的过程中，他们的大脑并不是空白的，而是具有自己的独特的期待视野（世界观、社会经验和审美倾向）。他们倾向于选取与自身审美期待一致、易于诱发和满足自身兴趣和欲望的作品。因而译者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要做跨域时空的超人，离开自己的成人世界，回归到以前的儿童时代，真真切切地用儿童视角再现原作的思想和内容。反之，不管多么出色的译作，只要是远远超出了儿童的读解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与他们的期待视野相去甚远，达不到视域的融合，那这种译作只能作为“声音”在孩子们的耳边回响，而不能传达意义和唤起形象。

3.译本的性质

译本是译者以原文本为依托再创造的一种文本，是译者结合了原作和自身的视野所创作出来的新作品，因而译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译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和自身的主观性的影响。但无论怎样，译本也属于一种文学作品，它要成为有意义的接受客体，就必须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具备相对于读者而言的一定的条件，即它必须迎合读者的艺术趣味，符合读者的审美能力、文化基础和思想道德水平等。

儿童文学翻译的工作虽然大都由成人承担，但译作一定要以儿童读者的身心特点为导向，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儿童读者的词汇量少，生活经验也不丰富，因而在翻译时必须首先考虑儿童读者的文学理解能力，然后比较每个词的用法，再对照上下文，选择在其理解范围内的词语进行翻译，力争使译作中的语言简单易懂，准确鲜明。（2）儿童的天性是追求快乐，让孩子快乐是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所以，儿童文学翻译应该具有情趣，语言和思想能够引起儿童的兴趣让他们快乐，这样才能被儿童接受，成为一部好的译作。（3）儿童不像成人那样先对内容感兴趣，其次才是韵律和节奏。相反，韵律和节奏首先给予儿童审美愉悦，激发他们的情绪（郁炳隆、唐再兴，1990：105）。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将一些长句化短，给儿童能够眨眼的时间，使他们不觉得文章冗长而失去往下读的兴趣。（4）在儿童期儿童的思维开始从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要形式逐步过渡到以抽象逻辑思维为主要形式，但这种抽象逻辑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较大的具体形象性。这个时期的注意力正逐步从无意注意向有意注意发展，但主观的具体的事物（形状、颜色、声音和形象）仍比较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儿童文学概论》，1990：16）。尤其是丰富多彩的图像，又因其直观性、瞬间性，拉近了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距离。因而译作中应添加必要的忠实于原著的图画，从而帮助小读者更好地理解故事。（5）儿童在道德评判标准上还不成熟，需要成人指引和教导。这就要求译作的内容和思想健康、活泼、美好。（6）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符号间的转换，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同样，儿童文学翻译也负有文化传输的任务。译本中，丰富的异域文化和风情能够开拓儿童读者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和经验。

结语

儿童正处于学习的过程中，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不仅能给儿童带来愉悦感，而且还能成为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受教育的资源。儿童文学翻译为本国的儿童引进了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同样也起到丰富儿童的知识，教化儿童成长的作用，应当受到广泛重视。本文结合接受理论探讨了儿童文学翻译中译者的身份、读者的地位及译作的性质，以期能为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儿童文学概论》编写组.儿童文学概论［Z］.成都：四川少年儿童文学出版社，1990：16.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中西儿童教学 差异 比较研究

中西儿童文学有着迥异的历史演进历程。欧洲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发现并确定了童年的地位，十八世纪法国卢梭的“自然主义”又对儿童文学及儿童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所以在欧洲，产生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儿童文学经典。中国的儿童文学起步较晚，但由于借鉴了西方的进步的儿童文学理论，其理论起点较高。然而，由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等种种原因，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成就并不是那么显著，作品的风貌也与西方儿童文学有着鲜明的差异。对此，诸多评论家撰文分析了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并深入探寻了个中原因。

一

中西儿童文学从形式到内容方面的差别都是非常明显的，很多评论者在他们的文章中罗列了诸多区别。

在宏观方面，王黎君在《从典型文本看中西童话差异》［1］中指出，西方童话重娱乐和游戏精神，而中国童话则传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说教气较重。同样指出这一弊端的，还有田华的《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差异》［2］。但他在该文中补充道，即使是在新时期出现的一些作品，如郑渊洁的《皮皮鲁外传》，在天花乱坠的想象之外，也未能摆脱生硬的“思想品德教育”。同样针对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杜隽在《中西方童话的相异性》［3］中的总结则更加全面。除上述区别之外，他还认为，西方童话中的环境被虚化，更具幻想性，也更注重人文精神的宣扬。比较而言，汤锐的论述最为全面也更为深刻。他在《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4］一文中提出了新的观点，即中国的儿童文学注重传统伦理的宣扬，而在西方儿童文学的精神空间中，道德评价与伦理启蒙往往并不重要，而侧重于鲜明的人本、哲学观念的表现；中国儿童文学注重群体意识及规范意识的灌输，而对于西方儿童文学来说，个体性的原则显然是占了上风的；在审美标准和美学风貌方面，中国儿童文学突出“和谐”与“平衡”的观念，而西方儿童文学则充满了个性解放的鲜明特色。

在微观方面，冯昀的《从狐狸形象到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5］，从狐狸这一经典儿童文学形象着手，以小见大，得出了与王黎君类似的结论：西方的儿童文学标榜快乐原则，徜徉一种人文的精神；而中国的儿童文学则看重“载道”、“树人”的使命感和重视精神教化的功能。金莉莉的《一个童话叙事模式的中西比较――重读〈稻草人〉与〈快乐王子〉》［6］从叙述主体的叙述控制权的差异来表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童话教育功能的重视：《稻草人》的叙述主体显而易见，作者使用了全知视角，并且直接忽略了稻草人的叙述视角，控制力非常强；而《快乐王子》则不然。李红叶在《叶圣陶与安徒生――兼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对安徒生童话的接受》［7］中，通过中外两位儿童文学作家的比较，得出结论：安徒生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影响更多地是属于文体层面的影响，而非童话精神的渗透。孙大公的《大千世界 童心未泯――中外儿童文学中不同的动物观念管窥》［8］，从中西不同的动物观出发，认为在西方童话中，动物与人始终保持着各自独立的个性，且两者的关系处于对等状态；在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动物往往充当纯粹的配角或陪衬式的角色，两者处在依从关系中。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观念的转变，一些富有民主思想的价值观念也影响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反映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作品。

二

在对中西儿童文学艺术面貌的差别进行原因探析时，评论者多数是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着手找出答案。而文化传统中，又侧重从宗教、神话、道德伦理等方面展开论述。

杜隽指出，早熟的中国文化，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以家为本的传统，中国文化对功利性的强调，以及儒家“教重于乐”的观念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风貌，导致“五四”之前中国的童话作品寥寥无几。但同时他也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与西方儿童文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点，有的作品摆脱了一贯的说教风气，把教育与幻想结合在一起，还吸收进了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表现方法上，新时期童话中的幻想存在着放射型幻想和内倾情感体验型幻想两种类型。从这一角度进行探究的还有田华的《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差异》［9］，陈虹的《中西童话中成长母题表现差异及其原因探析》［10］，等等。

对于造成差异的原因，各个评论者的结论大同小异，其中王松鹤的《中西儿童文学不同的历史演进》［11］角度较新。在该文中，他从中西儿童文学各自的演进历程角度出发，解释了造成差异的原因：西方对儿童的发现很早，加上拥有诸多进步的儿童观，所以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而中国儿童文学的兴起却较之西方晚得多，儿童的精神世界被长久冷落，所以即使产生了儿童文学，也因封建传统积习较深而陷入创作困境。此外，朱自强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史视角》［12］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儿童文学自发轫之始到新时期对西方（包括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借鉴的历程及其创作的得失，并指出，中国内忧外患的沉重现实使得从西方引进的进步的儿童观得不到生长的土壤，“它（中国儿童文学）的悲剧命运起因于它的生不逢时的超前性”。这一观点突破了一味从传统文化积习中寻找根源的局限，指出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错位的另一原因，对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不景气也持宽容和理解的态度。

多数作者只论述了中西儿童的差异及其原因，但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少有人能予以解答。朱自强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史视角》［13］便是例外。在该文中，他为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方法设计了“三驾马车”：以儿童哲学和儿童心理学为理论根基，以丰富的感性体验为先行，以切实的儿童读书状况为参照。这三点经验均是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得以发展的途径，且可行性较高。但在指出学习借鉴西方的同时，作者也清醒地告诫读者，中国儿童文学也要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否则，一味地照搬照抄西方理论，便是“东施效颦”，根本不能提升自身的水准。

但此种解决方案对西方童话采取的仍是仰视态度，仍侧重于学习和借鉴。王小浩的《中西童话的对话――评舒伟教授的〈中西童话研究〉》［14］提出，舒伟教授在《中西童话研究》中探寻了解决困境的另一出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源泉，以试图建立中西童话之间互相沟通与借鉴的平等对话关系。舒伟认为，许多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如《山海经》和《西游记》等都含有鲜明的童话因素，这些童话因素足以和世界任何童话作品相媲美。于是，他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指明了另一改革方向：“努力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善于吸收全世界的优秀营养。”以充分调动内因和外因的双向发展因素，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实现中国儿童文学的根本进步。

尽管探寻原因的角度各有不同，但上述论文的研究对象仍只局限于叙事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对儿童文学的其他体裁则关注很少。黄诗海、郑芷芳合著的《诗歌中的儿童世界――中西诗歌中儿童题材的对比研究》［15］就是例外。该文选取中西诗学的研究视角，作者认为，英诗以音为主，对词的磁性、结构、事态等都非常严谨，故描述的对象更加直观；而中诗主张天人合一，注重诗歌的“性灵”、“风骨”，注重表现其含蓄内敛的风格。此外，因作者所处社会背景和的不同，英诗中反映孩童苦难的作品往往以对宗教的信仰结尾，而中诗是现世的，因此慷慨悲歌与愤世嫉俗往往成为历代文人的常规心理及艺术理念。

三

对于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文学界多以叙事型体裁为依托进行比较研究，而忽视了对儿童诗歌、寓言、儿童小说等领域的关注。的确，叙事性儿童文学作品是儿童文学的一大重阵，也是为广大儿童读者喜爱的文体样式。但是，在诗歌、寓言、小说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反映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因子，值得深入挖掘。

参考文献：

［1］王黎君.从典型文本看中西童话差异.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9，Vol 19，（2）.

［2］［9］田华.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差异.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3］杜隽.中西方童话的相异性.湖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Vol 21，（4）.

［4］汤锐.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4）.

［5］冯昀.从狐狸形象到中西儿童文学比较.安徽文学，2009，（11）.

［6］金莉莉.一个童话叙事牧师的中西比较――重读《稻草人》与《快乐王子》.浙江学刊，2000，（3）.

［7］李红叶.叶圣陶与安徒生――兼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对安徒生童话的接受.中国文学研究，2002，（2）.

［8］孙大公.大千世界 童心未泯――中外儿童文学中不同的动物观念管窥.丽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4）.

［10］陈虹.中西童话中成长母题表现差异及其原因探析.江淮论坛，2008，（6）.

［11］王松鹤.中西儿童文学不同的历史演进.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0，（2）.

［12］［13］朱自强.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史视角.社会科学战线，19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