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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名称:北京市民品牌认知程度调查报告调查地点:北京调查方法:入户访问调查时间:20xx年被访者:北京市民样本量:731调查机构:北京BMS企业顾问公司报告来源:中国商务在线报告内容:一份来自独立调查公司的报告显示,北京人认为海尔和微软这两家公司是他们心目中最为著名的品牌,这两个品牌在北京人所提名的300多个中外品牌中得分大大领先于其他品牌。
“尽管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感到过于意外,但是,我们还是要恭喜这两家公司”,负责这项调查的北京BMS企业顾问公司的首席分析员严洁说,“我们在做这项调查时没有给受访者任何提示,可微软公司还是得到了三分之一北京人的认同,而海尔公司的得分率更是超过了四成。”
这项调查同时显示,善于在媒体出新闻的公司获得了公众的追捧,每10个被调查者中有5人是依赖新闻和企业专题报道而知晓一家公司或企业的。这一结果极具参考价值:善用新闻公关,对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的树立是最为重要的手段。图一:国内著名企业排名从左至右分别为:海尔 联想 长虹 首钢 方正 四通 上海大众 康佳 TCL 一汽图二:国际著名企业排名从左至右分别为:微软 松下 可口可乐 摩托罗拉 通用 IBM 丰田 奔驰 麦当劳 索尼
“IT”和“美国”——品牌时尚概念
BMS公司的这项对北京市民生活状况的调查是于三月份完成的。这项调查经过严格的样本选择,可代表北京城八区的市民。在有效回收的731份问卷中,有308位(42.1%)受访人把海尔当成他们心中最知名的三个国内品牌之一,另有224(30.6%)人认定微软是国外品牌中的三巨头之一。
在调查结果中,BMS公司的分析人员发现,北京人对高科技企业特别是IT企业更为偏爱。在国内品牌的前十名中,中关村著名的“四(通)方(正)联(想)”同时入选,联想更是紧随海尔成为国内品牌的第二;家电行业的品牌成为知名品牌中最大的一个方阵,同时有海尔、长虹(第三)、康佳(第八)、TCL王牌(第九)4家公司入选;另外三个名额留给了北京最大的企业首钢(第四)和中国两个最大的汽车企业上海大众(第七)和一汽(第十)。在国际品牌方面情况有所类似,IT业品牌最受关注,入选企业包括微软、摩托罗拉(第四)、IBM(第六);电器行业入选的有松下(第二)、索尼(第十);汽车成为国外品牌中另一个大阵营,同时有通用汽车(第五)、丰田汽车(第七)和奔驰汽车(第八)入选,这与目前流行的消费潮流紧密相关;而十佳中的另外两个入选名额则留给了可口可乐(第三)和麦当劳(第九)。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人对本地品牌较为偏爱,北京本地的品牌有四个(详见图一)。
对国外品牌,北京人明显偏爱美国品牌,其中一半品牌是美国货(见图二),这与十年前对日本品牌的偏爱形成强烈反差。
年轻人——品牌之希望
BMS公司这项对北京人心目中知名品牌的调查提供了一组对企业形象运作极为有用的数据,品牌知名度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中的影响力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企业形象的前景。“毫无疑问,微软和联想等IT行业的巨头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其他企业”,BMS公司的首席分析员严洁说,“类似于首钢这样的企业,明显地呈现出随着年龄的降低而品牌认知度也降低的趋势。我们不得不说,他们很可能正在被人遗忘。”
观察国内品牌的前三名会发现,他们在50岁以下的三个年龄组中的影响力都高于各自平均值,海尔和联想在年轻人中的影响更是高出平均值6到8个百分点。而首钢的情况刚好相反,它的影响力只是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高于平均值,其他三个年龄组的认知情况都低于平均值。另一个让人感到有些悲哀的企业是四通,它在年轻人群中的影响低于平均值,而只有30到50岁的人更多地记得它,相信这与它身为改革先锋,但却在近年的商战中逐渐落伍有关。
在国内、国际二十个品牌中,分别有7个和6个品牌在18到29岁年龄组中得到了最多人的拥戴(见表一、表二),而且,微软和联想分别成为超出平均比例的最大赢家。分析员认为这与IT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有着密切关系。调查同时显示,通用汽车、丰田汽车和奔驰汽车品牌的影响力主要集中于30到50岁的两个年龄组中,这显然是由汽车这种消费品的消费特点所决定的。
“我们相信年轻人将最终决定企业的未来,特别是品牌形象的未来”,严洁说,“我们对那些在年轻人中有着巨大影响的品牌寄予了更大的希望。”
调查数据同时指出,无论国内品牌还是国际品牌,其认知度与受教育程度高低呈现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品牌的认知越多。另外,总体来说,男性比女性更有品牌认知的意识,特别在IT业和汽车业的品牌中,这种倾向更为明显。
树品牌——新闻更有力
令分析人员颇感惊讶的是,此次调查显示,北京人更多地是从新闻报道中建立了对公司和品牌的信任和喜好。从某种意义上说,越出新闻的公司,其品牌认知度越高。北京人对国内品牌认知的手段基本上是新闻 报道(57%)、看公司的广告(46%)、感受和口传(28%),而了解国外品牌的此三种手段的比例分别为47%,43%,24%。这种情况人们也许都有感性的体会,过去的几年中,海尔、微软、联想等公司频频在新闻报道中亮相。
最有说服力的案例是美国通用汽车。这家跨国公司五年前在中国几乎没有销售产品,但由于其在上海最新的别克项目投资额巨大及在中美两国贸易关系中的地位异常重要,而在中国国内取得了巨大的新闻效应,从而迅速成为北京人心目中的重要品牌。
国内的例子当推方正。作为国内电脑整机制造商,它的市场占有率情况落后于电脑第二大制造商金长城,但这家公司却爆出了很多重要新闻,无论是在证券市场上收购上海延中实业,还是率先在行业内引入香港CEO,都引起了公众的关心,特别是这家公司去年内部高层人动与联想公司的“柳(传志)倪(光南)之争”并称国内IT业最重大的新闻。
BMS公司对调查数据所做的交叉分析还表明,在通过广告手段建立自己对国内品牌的认知的人群中,有七成还要再通过新闻报道加以印证;而当人们通过新闻或公司专题报道了解一家公司和它的品牌后,则有近44%的人对公司所做的广告不再看重。这个数据进一步表明,新闻和相关的报道对公众的影响力要远高于广告。赵力表一不同年龄段北京人对国内最著名品牌认同比例
企业名称18-29岁30-39岁40-49岁50-65岁海尔48.4%42.5%49.8%32.6%联想38.5%34.1%32.9%24.0%长虹20.9%17.9%17.8%14.9%首钢7.7%11.2%11.9%15.7%方正13.2%7.3%9.6%10.7%四通7.7%11.7%10.0%8.7%上海汽车6.6%5.6%6.4%2.1%康佳11.0%5.6%3.2%2.5%TCL6.6%5.0%4.6%1.7%一汽4.4%5.6%2.3%2.5% 表二不同年龄段北京人对国外最著名品牌认同比例企业名称18-29岁30-39岁40-49岁50-65岁微软49.5%33.0%32.9%19.8%松下19.8%8.4%11.9%10.3%可口可乐14.3%11.2%11.9%9.1%摩托罗拉15.4%13.4%11.0%7.4%通用汽车8.8%10.1%9.1%9.1%IBM18.7%8.4%9.1%4.1%丰田4.4%6.1%10.0%9.1%奔驰2.2%10.1%7.8%6.2%麦当劳7.7%4.5%6.8%7.9%索尼12.1%6.1%6.8%5.0%
她爱公益、爱行动、不爱冷漠,爱挑战、爱拼搏。在朋友圈里她会晒支教日记和孩子们的笑脸,最重要的是,从不晒包包。
志愿服务的北京范儿
被质疑志愿服务动机?肯定遇到过!曾任校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的元方告诉记者,上大学时就有人质疑她是为了加学分,工作后参与志愿服务被人说是好出风头,但真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听到我的经历都会说,好赞!
让元方感到骄傲的时刻通常出现在假期回老家,留在家乡的同学听她说起志愿服务经历时会点赞,但觉得不是一路人。甚至有同学在听她说喜欢做公益时回了句你手真巧。他以为是做工艺品啊,这在北京绝不会发生,感觉志愿服务挺普及的,因为它代表着北京范儿!
元方周围的朋友基本上都参与过志愿服务,她曾和大学宿舍同学利用寒暑假去西部支教,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成为鸟巢的一名志愿者,用微笑共同打造了北京名片。根据团北京市委对3.5万多名在京青年调研数据显示,在问及你最希望参加哪些活动时,选择志愿公益活动位于前列;在问及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方面,选择同意的占79.8%;在问到是否认同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时,选择同意的占76.7%。
调研分析认为,首都青年高度认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高度接受和认可志愿服务活动。这大概就是让黎肖乐觉得骄傲的北京范儿吧。
志愿服务遵从内心驱动
在很多对志愿服务持观望态度的人看来,向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并非易事。究其原因,有人认为做志愿者是有钱有权的人才做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针对北京青年志愿者的调研恰恰与以上结论相反。
非得是有权的人才能参与志愿服务吗?数据表明,工作职务方面,剔除在校学生数据,其中办事人员占26.9%,专业技术人员占22.3%,一线工作人员占18.8%,单位负责人仅有3.7%。
调查显示,大多数青年志愿者是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收入和职位不高。这与西方国家志愿者普遍有闲、有钱的情况有明显差异。
对于青年志愿者的非京籍青年所占比例,调研发现非京籍青年占34.1%。调研分析认为,志愿服务是外地青年融入北京、认知社会、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途径。加强青年志愿者工作是推动社会融入、组织重构的有效途径。推动不同青年群体之间的融合,对于构建新型的青年社会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志愿者学历整体较高
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志愿者王英姿细细梳理了一下自己青春里的那些事儿:怀念青春时,绝对不能不提志愿服务。
真正参与志愿服务是在王英姿读大学时。去四川达州宣汉县支教,还成功举办了一台关爱留守儿童的晚会。大学里连续3年都是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志愿者。本科毕业后加入研究生支教团,重返宣汉支教。这些志愿服务经历被她形容为到了80岁想起依然会微笑的事。
不管你来这个学校之前是否了解志愿服务,一进大学,最大的社团就是青年志愿者协会,周围会有一批参与志愿服务的小伙伴,你也会受到感染啊。王英姿告诉记者,在她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志愿服务经历是每个同学的必修课。
志愿者的参与经历大多是从中学和大学本科阶段开始,课题组分析认为,学校阶段是培养志愿服务意识、发展注册志愿者队伍的关键时期。从另一角度也说明,针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走向社会的青年,志愿工作的力度和覆盖面还有待加强。
像王英姿这样读了研究生依然对志愿服务抱有热情的青年群体不在少数。在调研中发现,拥有本科(含双学位)学历的占56.1%,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14.4%,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84.7%,青年志愿者学历层次普遍较高。
做志愿者不只是为点赞
调研组在问到参与的志愿服务涉及哪些领域时,全体受访者中有47%选择社区服务,有41%选择环境保护,39.1%选择大型赛会。调研组分析认为,北京青年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领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多元化特点。社区、环保、大型赛会等三类志愿服务参与率较高,这与北京的城市发展水平和功能定位密切相关。
在志愿服务培训形式方面,选择为所有岗位的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理念为主的通用培训的占32.9%,选择针对具体志愿服务岗位进行岗位培训的占30.8%。调研发现,由于培训力度直接影响志愿者服务效果,广大青年志愿者对培训的需求反映强烈,亟须掌握助老、助残等方面专业技能,进而更好地为服务对象提供专业服务。
作为曾经的志愿者、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指导老师,于群也有自己的担忧:大多数孩子热情有余,但没有坚持。我不希望我的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只是一时冲动,是一次性的,体验一下就完事。
关键词:北京市大学生;基督宗教;态度;人生的意义;社会网络
中图分类号:B9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4-0089-21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与社会生态的复苏,各种传统宗教在中国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复兴。其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督宗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与发展由于各种原因最引人注目。而揆诸中国基督宗教之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说,影响基督宗教在中国之传播与发展态势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政教关系。然而,政教关系既是自变量,亦是因变量。20世纪20年代由上海和北京两大城市的大学生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与非宗教运动,就曾深刻地影响了民国政府对基督宗教的政策和举措,从而对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深远而又长久的影响。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在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基督宗教快速发展的现代语境中,作为中国首善之地的北京市的大学生对基督宗教的态度便因大学生与基督宗教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而颇具调查和研究之价值。这是因为,尽管学术界对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莫衷一是,似乎仍可假定,“稳定的态度、重要的态度、容易提取的态度、由直接经验形成的态度、人们很确定的态度、在认知与情感上有很高一致性的态度,是最能预测行为的态度。”换言之,态度对行为的重要影响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还有大学生对宗教的态度在中国的巨大示范性,决定了关注基督宗教在中国之发展态势的各方人士,不能不关注一下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的北京市大学生对基督宗教的态度。有鉴于此,我们在2011年4月至6月间就此问题在北京市做了一次抽样调查。
我们此次调查的理论旨趣不只是检验贝格尔提出的去世俗化理论的第二个例外论(全球性的精英亚文化仍然是世俗化的),而更多地是为了通过对上述态度的调查回答以下问题:在中国这样非西方的语境中,人为造成的世俗化在社会管制较为宽松、社会生态快速复苏的情势下,在当今大学生群体里,是否已经遇到了限制其无限扩张的去世俗化势力?在无神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面对各种思潮和宗教的挑战的情势中,当宗教市场上出现求过于供的短缺经济态势或意义的稀缺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人生的意义为何”等终极问题之答案的大学生群体是否还会延续历史的成例(即对基督宗教冷漠、拒斥乃至仇恨),抑或转向其他态度选项(如宽容、被吸引、感兴趣乃至信仰)?大学生中基督徒的信仰状况如何?其中的信徒比例是否高于全国的平均比例?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个群体的态度转向?这种转向预示着什么?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究,我们还想回答以下事关中国未来走向的问题:在当今的中国,大学究竟只是社会结构及其心智结构再生产的机制,还是公共领域的一个关键的参与者,从而逐渐变成知识与意义多元化的场域?
二、样本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涉及北京市的13所高校,发放了2000份问卷,实际回收问卷1876份,各个学校实际回收的有效问卷数和设计问卷数如表1。
除国际关系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外,其他各个学校的回收率都控制在90%以上,其中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的样本数在执行过程中根据现场核实的宿舍数进行了细微调整,故比例相差较大。
各个学校受访学生的年级与性别构成情况如下表:
各校受访学生的城乡来源情况如表3。可以看到,整体上而言,北京市高校学生主要来自城市,来自农村与乡镇的学生仅占三成左右。
受访学生的专业分布情况如表4,理工科、法律、经济、管理学学生合起来占高校大学生的多数。
三、北京市大学生的精神生活状况
本调查中我们试图通过了解大学生们对超自然力量、灵魂的有无、算命、风水、占卜、星座、命运等的认知,以及对自己生活和学习压力的感知、对未来就业及生活前景是否担忧、在学校的人际关系情况、对个人能否把握自己命运的认知、是否经常思索人生意义等问题,以期了解大学生的精神生活现状。并借以探究,面对处于求过于供的短缺经济态势的宗教市场,寻求“人生的意义为何”等终极问题的大学生选择何种精神或灵性生活,基督宗教是否以及如何成为部分大学生感兴趣乃至信仰的对象。
首先来看北京市大学生的精神生活状况。
1.生活满意度与命运控制度
生活满意度是反映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程度的重要指标,生活满意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个体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和反应,可能影响到个体向宗教寻求满足的动力与倾向。问卷结果表明,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与命运控制度的整体分布类似,60%的人生活满意度及命运控制度都在7分及以上,表示生活不太满意或者命运控制度很低(低于4分)的人都在5%以内。生活满意度与命运控制度两者之间的相关度一般(R=0.3733),不过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两者的相关程度变化较少,这说明生活满意度确实与个体对于自身命运和生活的控制度有一定关系。
综合性的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学习成绩排名较好、家庭和睦、在学校朋友较多的学生生活满意度较高。相反,当前生活和学习压力较大的学生生活的满意度较低。与此同时,在对自身命运的控制度上,成绩越好、朋友越多、对人生意义思考较频繁,或者认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较大功效的学生感觉对命运的控制度较高;感到生活和学习压力较大而相信命运的人自我感觉对于命运的控制度较低。
2.压力感与人际支持
在压力感与意义感方面,四成学生感觉到因生活、学习、未来发展、社会位置而有着较大压力或困惑,三成学生对自己活着的意义表示迷茫。不过,从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与朋友情况来看,多数大学生都有较多的朋友,仅有小部分人认为自己在学校没有几个好朋友、人际关系状况很糟糕或者必须依靠虚拟的网络交往来给自己支持。
综合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较为贫困、缺少朋友、因为学习之外的原因获得过奖励、经常思考人生意义与目的的学生感到学习与生活压力较大,而家庭和睦、成绩较好的学生压力感较小。
大学阶段是人生观与价值观定型的重要时期,也是对人生进行定位和反思的重要时期。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市大学生对于人生意义及目标的思考非常频繁。四成人经常思考这些问题,仅有不到5%的人极少思考这些问题。综合分析表明,相对于人文学科的学生,理工科及社会科学的学生对人生意义与目的的思考不那么频繁。此外,成绩较好、生活满意度较高、入党或者相信基督宗教、感觉到生活压力较大的学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人生意义的反思更为频繁。
3.抗压支持的精神来源
面对挫折、压力和疑问,大学生能够求助的资源主要有哪些呢?问卷结果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很少成为大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化解意义危机的资源。从大家的回答选项来看,即便实际上所用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上所学的内容具有一致性,大学生也不会将功劳记在这些课程上。在针对“我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我有帮助”这一问题的回答中也只有16.4%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或非常赞成。从表8可以看到,将近2/3的人在遇到挫折时会选择非的人生哲学以及科学世界观,还有10%左右的学生选择宗教,宗教比思想政治课上学到的知识更受青睐。当前,思想政治课是高校学生的必修课,并且所占学时不少,学生对这一课程的收获评价不高,容易造成各种心理和意义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市场短缺”局面,可能为其他思想与意义体系(如宗教思想)在学生中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4.周边的宗教氛围与宗教供给
在上述意义供给市场状况下,大学校园的宗教氛围与供给情况如何呢?问卷结果显示,90%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周边存在宗教信徒,其中半数大学生报告他们身边有基督徒(含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并且半数以上在校园遇到过基督徒对其进行传教(C6题复测百分比为46.2%)。相比于其他宗教,基督宗教在传教方面最为积极。此外,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宿舍中至少有1个基督徒。这意味着北京市高校的宗教可及性,特别是基督宗教的可及性是非常高的。
从家庭的宗教氛围或环境来看,大学生的父母中有明确的的比较少,其中信佛教的最多,且母亲信佛的比例是父亲信佛的比例的将近两倍。而在基督宗教环境方面,母亲信新教的比例将近3%,相当于父亲信仰新教的两倍。有意思的是,七八成大学生倾向于认为父母“不信”任何,这可能与大学生关于“信”某种宗教的定义有很大关系,值得继续研究。在大学生看来,信某种宗教可能不仅指心理上的相信,还包括一系列的宗教行为与实践。
5.对超自然现象的相信与认同
首先,我们来看大学生对于超自然现象的主观认同情况。从下表可以看到,四成以上的人认为存在着超自然的力量、人有灵魂。但是明确相信算命、风水等预测命运的具体术数,以及认同星座、血型、命运决定论的人在15%以下;三成到四成的大学生面对这些与超自然及命运相关的表述无法做出明确的赞同和否定,处于模棱两可的状况。
6.敬拜神灵与供奉宗教物品
在宗教实践方面,问卷结果分析表明,有72.4%的大学生过去一年中在某些场合敬拜过神灵。从敬拜神灵的场所区分来看,51%的大学生在宗教场所敬拜过神灵,45.5%是在墓地或祠堂,24.7%的大学生在家里敬拜过神灵。而在收藏或供奉宗教物品方面,半数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拥有某些宗教物件,如超过23%的大学生有佛教塑像如观音菩萨像,而拥有基督宗教物品的学生也达到将近10%,这一比例仅小于佛教塑像及像的普遍性。
那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大学生是否敬拜神灵或者拥有宗教信物呢?我们考察了几组变量的影响。从表13中可以看到,在其他情况相同的背景下,女生敬拜过神灵的比例更高,男生敬拜神灵的发生比只及女生中敬拜神灵的发生比的2/3左右。
另外,越是相信一切是由命运安排的学生拜神及拥有宗教信物的比例越高,拜神正是希望神灵能够保佑自己;而月消费水平越高的学生过去一年拜过神的比例及拥有宗教信物的比例越高。因为有相当部分的学生是在宗教场所拜神的,而随着市场化的渗透,宗教场所往往与旅游、商业化有着一定的关系。月消费水平较高的学生更有可能到过这些宗教场所、购买过宗教物件。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对当前学习和生活感到压力较大的学生更有可能在过去一年中拜过神,但不一定更多地拥有宗教信物;父母中有基督徒的学生更有可能拥有宗教信物,但不见得更有可能参加过拜神(系数不显著);农村的学生更有可能敬拜过神灵,但在拥有宗教信物方面与城市的学生差异不大(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城市、乡镇、农村分别取值5至1);被基督徒传过教的及感觉自己对命运控制度较高的人拥有宗教信物的可能性更小。
四、北京市大学生的基督信仰与实践
在简单描述北京市大学生的精神面貌之后,这一节我们将主要描述和探索北京市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的态度及基督徒的宗教实践。首先,我们来看受访的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的信仰情况,有多大比例的学生相信基督宗教,有多少加入了基督宗教,他们的信仰实践情况如何。
1.对宗教的多元认同与兴趣
我国奉行宗教自由以及宗教不得干预教育的政策,而学校中灌输的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教育,那么长期身处校园的大学生对于世界几大宗教的信仰情况如何呢?从表14可以看到,受访学生中存在一定比例的学生比较相信或相信这些宗教。在科学世界观占主导地位的当代中国语境中,大学生群体中仍然有如此大比例的学生对各类宗教表示相信,这说明宗教对部分大学生确有其吸引力。从表14同样可以看到,相对于新教、天主教,大学生中对佛教、儒教和道教等中国宗教表示相信的更多。其中明确报告信佛教的占7%,明显高于上海松江大学城的信佛学生比率(4.55%),但略低于2006年的全国平均水平(7.4%),与2008年的全国平均水平相同,略高于2010年的全国平均水平(5.7%);信仰新教的占2.9%,明显低于上海松江大学城信仰新教的学生比率(4.89%),但高于2006、2008、2010年的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1.8%、2.1%、2.0%);信仰天主教的占1%,略高于上海松江大学城信仰天主教的学生比率(0.61%),明显高于2006、2008、2010年的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0.3%、0.1%、0.2%);信仰伊斯兰教的占2.1%,明显高于上海松江大学城信仰伊斯兰教的学生比率(0.79%),高于2006、2008年的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1.2%和0.7%),但低于2010年的全国平均水平(2.4%)。
不过,受访大学生多数为杂糅性信仰者,有的受访者甚至什么宗教都比较相信。从表15可以看到,对宗教有所相信的受访大学生中,佛、道、儒等宗教是普遍被信仰的,单独相信佛教、道教、儒教中某一种的合计占15.5%,还有15%的学生佛道儒兼修。单纯相信新教的学生约占2.5%左右,这些大学生中表示参加过入教仪式的有21人,占全部受访学生的1.12%。其他对新教有所相信的学生,对佛道儒甚至其他宗教也有所相信,合计比例占到了15.4%(7.1%+7.7%+0.6%)。
在上述杂糅性信仰占主导的情况下,如果让非教徒大学生们选出自己最感兴趣的某个宗教,可以看到,对基督宗教表示感兴趣的学生的比例比较高,达到17.9%,仅仅低于佛教(32%)而高于道教(9.9%)、儒教(8%)等其他宗教。如果加上对各种宗教都感兴趣的学生,这一比例还会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宗教在高校传播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将近1/4非教徒学生对之非常感兴趣。与此形成印证的是,有将近两成的人表示如果机缘合适,愿意做一个基督徒,有25%的人表示自己并非绝对不会信仰基督宗教。
那么,哪些学生对基督宗教表示相信或感兴趣呢?对此我们进行了综合的分析,除在多元logit模型中纳入了学校、年级、性别等控制变量外,还考虑了受访者本身的意义需求以及周边的基督宗教环境与社会支持状况。从表17的模型可以看到,女生中相信基督宗教的更多,并且15岁以前居住的城市越大,越有可能相信基督宗教。除此之外,在控制变量中,受访者自身的成绩与家庭的经济地位水平与其是否相信基督宗教没有显著的相关。
从个体的意义需求来看,个体对于人生的意义反思越频繁越有可能相信基督宗教;越感觉自己对于命运有把握,相信基督宗教的可能性就越小。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生活满意度与对于基督宗教的信仰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对生活不满意不一定信仰基督宗教,信仰基督宗教也不一定生活满意度高,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
而从周边的基督宗教氛围来看,父母、亲朋中有基督徒的学生更有可能相信基督宗教。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一方面周围基督宗教文化和实践的耳濡目染可能使一个人更倾向于相信基督宗教;另一方面,一个人相信基督宗教则更有可能与基督徒走到一起(尤其是那些可以选择的后天朋友)。有意思的是,受访大学生中将近半数被基督徒传过教,但是这种传教行为似乎对大学生对基督宗教的相信程度没有正面影响。在受访样本中甚至表现为被传过教的学生反而更不相信基督宗教(当然,由于统计检验不显著,无法将这一结论推论到总体中)。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被理解为传教者在大学生中进行传教时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性与甄别度,或者其传教的方式不具备亲和力或吸引力,被传教的对象并不具有明显的相信基督宗教的倾向。
从个体能够获得的社会支持来看,大学里朋友的多少与是否相信基督宗教没有关系,没有朋友的人不一定更容易相信基督宗教。家庭不和睦的学生中也并非有更多人相信基督宗教。不过基督宗教确实与哲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以及科学世界观之间存在一定的对立。遇到困难主要求助于哲学和科学世界观,或者认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自己比较有用的学生相信基督宗教的更少。反过来说,主观宣称自己相信基督宗教的学生认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或者相信哲学或科学世界观的更少。
在是否对基督宗教感兴趣的模型中,各个自变量的影响类似,周边基督宗教环境以及社会支持状况的影响仍然明显。但意义需求变量的作用有所减弱,对于人生意义的反思频率、命运控制度等变量的作用在统计上都不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生和女生对于基督宗教的兴趣并无显著差异,尽管女生更有可能信基督宗教。
总体上而言,城市学生、女生对于基督宗教有着较好的想象和向往,周围有基督徒的人更有可能认同或对基督宗教感兴趣,越相信哲学、科学世界观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学生对基督宗教越排斥。
2.对基督宗教的了解程度
上述分析表明,虽然单纯对基督宗教表示相信的学生不多,但对基督宗教有所相信或对基督宗教表示最感兴趣的学生的比例并不低。上述表态仅仅是随意的宣称还是有着实际的认知与行动基础呢?下面我们将从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的知识与行为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我们一方面请其自我评估对基督宗教的了解程度,之后,通过有关基督宗教历史、教义与中国基督宗教现状的问题测试其对基督宗教的了解程度。
首先,从主观的评定来看,受访大学生普遍(近80%)表示对基督宗教的了解甚少;不过与此同时,六成左右的大学生表示有兴趣了解基督宗教的知识(尤其是《圣经》的知识)。最后,非常了解基督宗教但反感基督宗教的人仅占3%左右。
除了让受访者自己评估自身的基督宗教知识外,我们还设置了4道题目来测量受访者对于基督宗教的认识。从测试的结果来看,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的知识缺乏,表现为83%的人不知道耶稣在世上活了多少年,70%的学生不明确知道天主教与新教的关系,54%的大学生不确切知道利玛窦为何人;仅仅有8.7%的大学生能够全部正确回答上述三个关于基督宗教的知识性问题。
大学生们对于基督宗教的了解和认知主要受什么因素影响呢?通过分析受访学生对于“耶稣在世上活了多少年”、“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与“利玛窦是什么人”三道题的回答,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多元logit模型。
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到,不同的知识点的影响因素不同。首先来看共同点,控制基本变量后,基督宗教的知识多少主要受性别,是否被基督徒传过教,对于哲学和科学世界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与评价,以及对他人介绍、阅读书籍和聆听课程等传播途径的使用或利用等变量的影响。男生对于基督宗教知识的回答正确率高于女生,被基督徒传过教的学生回答正确率更高,对哲学、科学世界观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越高的学生回答的正确率越低,有他人介绍或自己阅读书籍、聆听课程的学生对基督宗教的知识的把握情况更好。这些变量对于三个知识题的正确回答都有显著的影响。
从各模型中有着显著影响的系数的差异来看,成绩好坏对认识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对于认识耶稣和利玛窦没有显著影响;对人生意义的反思频率有利于掌握后两种知识,但对于知道耶稣活了多少年似乎没有明显影响;党员中知道耶稣活了多少年的更少,而相信基督宗教的人知道这一点的更多;此外,不同的信息获取渠道对关于基督宗教的不同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有着不同的影响:通过大众文化和网络了解基督宗教的学生能够识别出利玛窦身份的比例更高,而这并不能显著提高他们对于耶稣在世的年数及天主教与新教的关系的了解;最后,对于基督宗教的相信与兴趣同对于基督宗教知识的了解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不过这并不能明显改善学生对于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的认识,而且相信基督宗教的学生并非更有可能知道利玛窦,而对基督宗教感兴趣的人也并不见得更清楚耶稣在世上活了多少年。
3.了解基督宗教的主要途径
那么,大学生主要通过何种途径了解基督宗教呢?调查显示,六成大学生表示外来大众文化是其了解基督宗教的重要途径之一;其次是阅读相关书籍,40%的大学生表示这是他们了解基督宗教的主要途径之一;其他主要的途径还包括网络、师友的介绍、基督徒的传授以及家人的介绍等等。有11%的大学生表示他们的外籍教师曾向他们介绍基督宗教相关知识(另外,将近1/4的大学生没有接触过外教)。有将近半数的学生在校园遇到过基督徒传教,其中2/3表示无所谓,1/4表示反感,表示喜欢的只有4%。因此,当基督徒真正接近时,大学生的态度不算积极。
4.基督宗教聚会活动的参与
前面的分析表明,基督宗教在校园的传教活动比较频繁,可及性较高,那么大学生是否实际参与到基督宗教的宗教活动如基督徒的聚会中去呢?问卷结果显示,9.7%的学生表示过去一年中参加过基督教堂或教徒组织的聚会,这些参加过的人中,超过一半(54%)参与次数在2次及以上。
那么,什么特征的学生更有可能参加过基督宗教聚会呢?除了对基督宗教表示相信的学生更有可能参加外,从上面的多元回归模型也可以看到,周边基督宗教环境越浓厚的学生最近一年来参加过基督宗教聚会的可能性更高。例如父母中有基督徒的学生参加过基督宗教聚会的发生比是那些父母都不是基督徒的学生的4.8(=exp(1.566))倍左右。从此处我们也可以看到,校园的传教活动并非没有用处,被基督徒传过教的学生参加过基督宗教聚会的可能性更大,其参加过基督宗教聚会的发生比是那些未被传过教的学生的1.57(=exp(0.451))倍左右。除了周边的基督宗教环境外,个体的意义需求及周边的社会及意义支持系统也存在一定的影响:生活满意度高、相信命运的学生更有可能参加过基督宗教聚会,而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自己较有用处的学生参加过基督宗教聚会的可能性要小一些。此外,有意思的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受访学生中党员参加基督宗教聚会的可能性更高,只是在统计上不显著,暂时无法推论到全体北京市大学生。党员学生对于基督宗教聚会的参与动机和目的值得研究。
因此,总体上而言,在北京市大学生中,确实有一部分学生对基督宗教有着一定的兴趣,甚至愿意成为基督徒、参与基督宗教的聚会活动;但是多数学生要么没有明确的,要么信仰非常繁杂多元,他们对于基督宗教知识并不了解,面对基督徒的传教采取元所谓甚至抵制的态度。只有那些对人生意义的反思比较频繁、周边基督宗教氛围比较浓厚、觉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没那么有用或较少求助于哲学与科学世界观、比较相信命运的人才更容易对基督宗教感兴趣,或更有可能参与基督宗教聚会。
五、基督徒的信仰实践
这一节我们将专门分析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包括新教徒、天主教徒、东正教徒)的大学生在宗教实践方面的情况,包括教龄、宗教活动参与、宗教体验、对于教会及宗教活动的评价等等。
1.教龄与入教
本次调查我们访问到52名自认的基督徒,约占全部1876名受访者的2.78%。这些自认的基督徒中36人是新教徒,占基督徒的69%左右,12人是天主教徒(约占23%),有1人是东正教徒。这些基督徒中仅有30%受洗,其余并没有参加入教仪式。受洗基督徒中女生的比例是男生的3倍。这些基督徒中教龄在3年及以下的占37%,教龄4~8年的占29%,教龄9年及以上的占33%。
根据大学生受洗年限及家庭宗教背景可以大致估计出大学生基督徒中先赋基督徒与自致基督徒的比例。从入教时间来看,这些基督徒有一半是在16岁以前人的教,父母中有人是基督徒的学生中有1/3宣称自己也是基督徒,而且36%的基督徒认为自己走上信仰的道路受父母的影响最大,42%的基督徒表示父母支持和赞同自己的信仰,父母反对的和还不知道自己的信仰的占20%左右。由此可见,家庭的基督宗教传统对于个体有着重大的影响,是基督宗教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
如果根据人教的年限与目前所在的年级来推测,将近45%的基督徒应该是在上大学之后才加入的基督宗教。同龄群体也是基督宗教传播的重要途径,将近1/4的基督徒表示自己走上信仰之路受朋友和同学的影响最大,而30%的基督徒表示自己有使人归信的经历。
2.教会的选择
教会组织是基督徒维系其信仰的可信性之结构基础,随着新教的发展,教会组织的构成也趋于多元化。从教会选择来看,基督徒的教会忠诚度并不高,52个基督徒中,38%表示固定参加1个教会,30%表示没有固定的团契,有17%左右同时参加2~3个教会组织的活动。
从参加的教会的类型来看,基督徒更喜欢家庭教会。全部基督徒中有1/4参加的是三自教会,半数参加的是家庭教会,其中参加未登记过的家庭教会的占40%左右。具体从新教徒来看,参加三自教会的比例将近30%,参加家庭教会的基督徒比例超过三自教会,达到了44%。还有部分基督徒三种教会都参加。
问卷分析表明,参加非三自教会的教徒之所以不参加三自教会,主要是因为三自教会太远或者不知道三自教会在什么地方(分别有超过两成的此类基督徒如此认为)。不认同三自教会理念或者认为三自教会人太多无法充分互动的分别占那些不参加三自教会的基督徒的15%左右。相对于三自教会,家庭教会更受欢迎,新教徒中有75%以上表示比较喜欢或非常喜欢家庭教会。参加家庭教会的教徒表示,他们参加的教会38%是由三自教会的神职人员领导的,分别有超过23%和28%的大学生教徒表示他们的教会是由外籍人士或非三自教会的神职人员领导的。这些参加家庭教会的基督徒有七成表示喜欢教会生活中的赞美诗与圣乐,有38%表示喜欢团契带来的归属感,另外有27%表示喜欢教会神职人员的讲道。不过,参加家庭团契的基督徒中也有27%表示教会生活还存在一些不足,如人生意义的疑问得不到解决;此外有22%的人表示教会对于个人生活的干预太多,另有22%的人认为教会与政府的关系过于紧张。
3.宗教活动参与
宗教活动是信仰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能够反映出教徒的虔诚程度,同时也使得具有了实际的社会表现,成为宗教组织及社会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基督宗教有着不同的宗教活动形式,查经、祷告是最为日常的活动,除此之外,退休会与福音营也是重要的活动形式。问卷结果表明,86%的基督徒都参加过祷告活动,新教徒参加祷告活动的比例更高,并且有超过半数的新教徒参加过查经活动。
从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来看,40%的基督徒每天都会读经或祷告(或者经常读经或祷告),另外,大约有1/3的基督徒只有在遇到困难时才读经和祷告或者很少读经、祷告。这说明基督徒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非常虔诚的,坚持每天读经和祷告,同时也有一部分表现得不那么虔诚。
从聚会的频率来看,超过半数的基督徒每月的聚会次数少于4次,也即1周少于1次,每周聚会至少1次的基督徒占1/3左右。可见基督徒聚会的频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奉献是教徒表达崇敬和感恩的重要方式,也是基督宗教及其组织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大学生教徒的奉献行为表现如何呢?问卷结果表明,将近一半的基督徒几乎没有给教会捐过献金,不过也有超过10%的教徒每月的奉献额度超过300元。从这一点来看,有部分教徒是相当虔诚和感恩的。这为教会组织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经费支持,有利于教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及小城市出来的基督徒有过奉献的比例更高。
除了捐钱外,贡献自己的时间做同工或者参加教会的活动也是支持教会发展、表达虔诚的重要方式。分析表明,1/3的基督徒除了礼拜外,每周还能在教会侍奉2小时以上,新教徒中这一比例达到了27%。有少数教徒,一周有超过6个小时在教会。这些人可能就是基督宗教中的“铁杆”骨干,为基督宗教活动的开展与发展提供了支持。分析表明,一些教龄特别长的人及刚刚入教不久的人每周奉献的时间比教龄居中的人更多。
除了上述活动外,向他人表明自己的信仰、宣传基督宗教、使人归信也是反映基督徒程度、促进基督宗教发展的重要方式。分析表明,问卷调查的基督徒中有86%的新教徒愿意向人表明自己的,75%的天主教徒有这样的意愿。而且,那些对于人生意义思考越为频繁的教徒越愿意将自己的信仰告诉他人。另外,有5名教徒(约占10%)有到外校或外地宣教的经历,有30%左右的基督徒使人归信过。对比分析表明,受洗过的基督徒在传教方面更为积极,有过使人归信经历的更多。
4.宗教虔诚
上面我们从入教、教会的选择以及教会活动的参与等方面对基督徒的信仰实践进行了描述,它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基督徒信仰的虔诚度。基督徒自身是怎样评价自己的虔诚程度的呢?在调查中,我们询问了基督徒是否遇到过如果坚持信仰就会失去人生机会的情况,面对这样的抉择问题教徒会如何选择。此外,我们还询问了基督徒会在多大程度上将信仰应用到生活当中。我们试图以此来进一步衡量基督徒对于自己的信仰的虔诚度。
调查结果分析发现,有7名基督徒(含6个新教徒)曾经在生活中遇到过如果坚持信仰就会失去人生机会的情况。6名新教徒中有4人坚持了信仰,有2人暂时屈从现实,并祷告求主饶恕。也就是说,面对现实的抉择,多数基督徒坚持了自己的信仰。那么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信仰的应用情况如何呢?分析发现,60%的基督徒表示他们将信仰运用到生活的每一个部分的程度达到70%及以上;而且这种应用程度似乎与基督徒自身的特征没有明显的关系。
六、北京市大学生对基督宗教的态度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北京市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的信仰与实践活动。这一节我们将从北京市大学生对基督宗教的评价,如何认识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基督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基督宗教与中国的现代化的关系、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关系,对基督宗教信徒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的主观估计,如何认识基督宗教发展的原因等7个方面来测量北京市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的态度。此外,我们还试图探究北京市大学生对基督宗教的了解程度、本人的宗教背景、家庭的宗教背景等因素是否与大学生对基督宗教的态度相关、有何种相关。
1.对基督宗教的总体看法
北京市大学生对基督宗教的总的态度如何呢?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测量,一是基督宗教本身的好坏,另一个是个人对基督宗教的喜好程度。从下表可以看到,多数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的态度中等偏上(30%认为不好不坏,40%打分在6~7分),态度极端的大学生非常少。不到10%的学生打分在极端状态,其中认为基督宗教很好(打分在9~10分)的占7.8%。
从表31中右边两列数据可以看到,北京市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的喜好程度不如对基督宗教本身好坏的评价情况,2/3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对于基督宗教无所谓强烈喜好(打分4~6分),对基督宗教喜好在8~10分的学生约占10%左右,表示比较厌恶、打分在1~3分的也在10%左右。
那么,什么样的人对于基督宗教本身好坏的评价更高呢?综合分析表明,城市学生或父母及亲朋好友中有基督徒的学生对基督宗教的评价相对较高,而党员、朋友较少的人,或认为哲学、科学世界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自己有帮助的学生认为基督宗教比较坏的更多。
同样,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城市学生、父母与亲朋好友中有基督徒或相信命运的人更喜欢基督宗教;而成绩较好、在学校没有什么朋友或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自己较有帮助的人喜欢基督宗教的比较少。
总体而言,在对于基督宗教的评价与喜好上,家庭经济水平、和睦度、目前的生活和工作压力都没有显著的作用。
2.基督宗教与中国的关系
基督宗教作为代表西方文化的外来宗教,在北京市大学生心目中与中国及东西方文化、科学、民主等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从表33的结果可以看到,多数大学生不同意“基督宗教是与中国社会文化格格不入的‘洋教’”的说法(2/3的大学生明确表示不赞同这种说法),1/3的人甚至认为“基督宗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相对于“基督宗教是格格不入的‘洋教”’的观点,大学生中赞同“基督宗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的比例高很多。不过,极端赞成或反对上述观点的人只占少部分。整体而言,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态度整体上是正面的,且有部分坚定的拥护者,不过仍有一部分人认为基督宗教是外来的,甚至是海外对华渗透的工具。
那么,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态度受何种因素影响呢?我们首先想到了受访者是否为宗教徒对此的影响。单变量的回归显示,自认为是基督徒的大学生更不认同“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这一说法。控制了对于基督宗教的认识和相信后,是否为基督徒尽管还有正向的影响,但在统计上已经不再显著。也就是说,是否为基督徒,实质性的影响在于他们对于基督宗教的认识与认同。控制这些特征之后,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在对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认识上并无显著差异。而且在控制了周边的宗教环境(亲朋好友、父母中有基督徒)、性别、民族、党员身份、经济水平之后,对于基督宗教的认识与相信与否对于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态度的影响仍然显著。在其他各方面的情况相同的情况下,相信基督宗教的人反对“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这一观点的发生比(0dd ratios)是不相信基督宗教的人的1.76倍。
模型结果表明,控制变量中的亲朋好友中是否有基督徒、性别和民族属性,也会影响到受访者对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认识。亲朋好友中有基督徒的大学生以及汉族大学生较多的认同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相容性。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性大学生认为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相容的发生比仅为女性大学生的2/3,也就是说,女生更有可能接受基督宗教文化。
如果以D4题(中国基督宗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作为模型的因变量,所得的模型结果与表34类似。在未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是否为基督徒对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认识有着显著的影响。但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始终显著的变量是对于基督宗教知识的了解程度及是否相信基督宗教。三道有关基督宗教知识的测试题全对的受访者或者对基督宗教表示相信的受访者有更大比例会认为基督宗教已经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亲朋好友中有基督徒的大学生也更容易认同这一观点。
在基督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方面,调查结果显示,只有极为少数的大学生认为“基督宗教是迷信,只会阻碍科学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西方科学技术比中国更为发达同时基督宗教更为普遍这一事实影响的缘故。多变量模型分析显示,男性仍然比女性更难破除这一观念;对于基督宗教的了解和认同有利于破除此种观念;此外,身边亲友中有基督徒同样有利于破除这一观念。
可能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的、模仿西方的现代化,仅仅有2.5%的学生明确赞同“基督宗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是水火不容的”,有77%以上的大学生明确反对这一观点,有16%以上的大学生表示绝对不赞成上述观点。也就是说,多数大学生认为基督宗教与中国的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某种更“和谐”的关系。综合分析表明,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男女生对基督宗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的认识有所差异,女生的认识更为宽容,而男生更倾向于认为基督宗教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除此性别变量外,对于基督宗教本身的认识与态度、亲朋好友中有基督徒等变量有利于受访者看到基督宗教与中国现代化的正面关系。
对于基督宗教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及民主化进程的影响,有将近10%的人对基督宗教的壮大对于国家稳定的影响存在顾虑。多数人并不确认基督宗教对中国民主进程有确定的促进或阻止作用,认为基督宗教可以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大学生仅占17.2%左右。在这一问题上,大学生的态度主要受何种因素的影响呢?综合性的多元分析表明,对于基督宗教的了解、相信、喜欢程度显著地影响着受访者的回答。更了解基督宗教、相信基督宗教、认为基督宗教本身较好、更喜欢基督宗教的人更不会赞成“基督宗教的发展不利于国家的稳定”这一观点。
3.希望基督徒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
基督徒在中国人口中的比例是政府相关部门及基督宗教团体特别关注的问题,它可以测量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发展速度与方向。基督徒的比例越高,说明改革开放后基督宗教的发展越迅速,满足了更多人民群众的宗教需要;在基督宗教团体看来需要大力保护和发展,在政府看来则应该注意恰当引导和管理。那么,北京市大学生认为基督宗教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大概多大比较合适呢?调查结果显示,半数大学生希望中国的基督徒比例在3%以下,2/3希望在10%以下,有另外1/4表示并不关心这一比例,无论多大比例都无所谓。只有不到1%的学生认为全民信教比较好。因此,整体上而言,北京市大学生似乎并不愿意基督宗教在中国大规模发展,使中国变成基督宗教国家,仅有少数学生支持全面基督宗教化。
前面的分析表明,实际上基督徒占北京市大学生的比例并不算高。例如单纯相信基督宗教的学生占受访学生的2.5%左右,认定自己属于基督徒的占2.78%左右,参加过入教仪式的更少,占受访学生的1.3%左右。表示自己宿舍有基督徒的受访者占7%左右,如果平均每个宿舍有3~4个人,则高校住宿生中基督徒的比例也会超过3%。还有,表示自己的父母中至少有1人是基督徒的学生占受访学生的比例也仅为3.3%;过去一年参加过基督宗教组织的聚会的学生也仅占9.7%。放宽一点,仅相信基督宗教加上相信基督宗教同时还相信其他宗教的学生占18.3%左右;表示机缘合适愿意做基督徒的学生占20%左右,而表示自己并非绝不可能信仰基督宗教的学生占25%左右。相对于当前高校中比较普遍的传教活动和较高的基督宗教可及性,高校现有的基督徒比例并不太高,但考虑到学生对基督宗教的兴趣与倾向以及高校的思想及宗教供给情况,基督宗教似乎还有增长的可能。但是,前面的分析表明,面对基督徒的传教,大学生的回应积极性并不太高,被传过教的大学生更倾向于认为基督宗教是国外势力渗透的工具,加上思想政治教育有可能因质量的改善而更具吸引力,相信基督宗教在大学生中的增长会受到强有力的限制。
4.基督宗教发展的原因
基督宗教的传教和聚会活动正在逐步成为大学校园文化的一部分,频繁的传教活动使学生及老师主观上感受到了基督宗教的“蓬勃发展”。那么,在北京市大学生看来,基督宗教在中国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呢?
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大学生主要将基督宗教的发展归结为:社会转型发展带来的精神空虚与焦虑所呈现的客观环境、基督宗教的吸引力以及国外渗透和基督徒传教的主动性,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下降、基层控制不力、人民愚昧落后等也有一定的影响,但重要性不大。
而且综合分析表明,女生、因成绩或其他原因获得过奖励的学生、认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自己较有作用的学生更倾向于认为基督宗教的发展是国外渗透的结果,而其他宗教环境、个体的意义需求以及周边的社会支持环境变量都没有显著的影响。而亲朋中有基督徒或者被基督徒传过教的人更倾向于认为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是社会转型带来的精神空虚与焦虑造成的。
上述认识与学者们关于转型时期中国基督宗教发展的原因和背景的认识是一致的。在当前的社会剧烈转型时期,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冲突激烈的情况下,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大,如何在如此巨变的社会环境中重建稳固的精神与价值体系、保持内心世界的和谐与安宁,是很多个体都在努力寻求的。在正统的思想政治课堂逐渐被大学生所厌倦的大学校园中,各种亚文化逐渐发展和兴起,宗教文化和活动也有发展之势,其中又以基督宗教的传教活动最为普遍和频繁。这让学者和学生都“警觉”起来,在反思当前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基督宗教及其发展。
七、宗教发展政策建议
最后这一部分,我们将探究大学生对基督宗教在中国发展的具体建议的认可程度及其对基督宗教发展的政策建议,探究宗教自由观念在大学生中的影响程度及大学生对既有的多种政教关系类型(如国教、神权政治、政教合一、政教分离)的认知与主观选择。大学生是未来国家与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也是国家与社会教育的产物。摸清大学生对中国基督宗教未来发展的态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影响大学生对基督宗教态度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未来的互动则更为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需求水平也得到提高。宗教作为一种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事物在近年来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如何应对这种发展是摆在政府以及全体民众面前的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问题。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将近四成的北京市大学生认为最终应该让各种宗教自由竞争,反对对基督宗教的发展进行遏制或控制,认为可以借鉴港台地区让宗教自由竞争的经验,或者先扶持中国传统宗教然后让各个宗教自由竞争。与此同时,有1/5~1/4的大学生认为应该对基督宗教保持警惕和控制,反对实行宗教自由竞争政策。此外,还有将近1/3的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持比较模棱两可的中间态度。
综合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党员及认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自己较有作用的大学生更倾向于认为需要对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发展保持警惕,并严格控制和遏制,不主张选择宗教自由竞争政策;而城市长大的大学生以及亲朋好友中有基督徒的大学生则主张宗教自由政策,不希望对基督宗教保持警惕和控制。此外,意义需求较大(表现为压力较大、对于人生意义的反思频率较高)的学生一方面支持宗教自由发展,同时倾向于主张在放松对基督宗教控制的同时扶持本土宗教发展。总起来说,是否同意给予基督宗教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受学生的政治及文化倾向的影响。那些认为基督宗教是海外对华渗透工具、基督宗教发展不利于国家稳定的学生更倾向于支持限制基督宗教的发展;而那些认为基督宗教发展可以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学生更倾向于反对遏制基督宗教的发展。
那么对于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大学生到底是如何认识的呢?从表39可以看到,半数以上学生主张政教互不干涉,另外有超过1/3的学生主张政治和宗教协调合作,主张政治支配宗教或者宗教凌驾于政治之上的人较少。综合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更倾向于主张政教互不干涉;而认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较有作用或认为基督宗教的发展不利于中国稳定的学生则不太支持政治和宗教互不干涉。
八、基本发现
通过上文的分析和描述,可以得到如下基本发现:
1.多数大学生生活满意度较高,有部分大学生感受到较大的学习和生活压力,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对于人生的意义有着非常频繁的反思。这种精神和思想状况为宗教在大学校园的发展提供了需求基础。
2.相对于较好的人际关系,多数大学生对高校的思想政治课评价不高,只有少数大学生认为思想政治课上学习的东西对自己有益。精神支持的缺乏是宗教传播和发展的沃土。
3.绝大多数大学生的父母及亲朋好友中有基督徒,并且半数大学生在校园中遇到过基督徒向其传教。基督宗教的传教活动在各种宗教中是最为积极的,在多元竞争的宗教市场上,基督宗教在供给方面具有先发优势。
4.有相当部分的大学生相信存在神灵等超自然的事物,具有一定的灵性倾向,并且实际参与到敬拜神灵的活动当中。
5.有接近20%的受访大学生对基督宗教表示感兴趣,但其中多数人不仅对基督宗教感兴趣,也对其他的宗教感兴趣。单独相信基督宗教的大学生所占比例并不高,初步估计不到3%。
6.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的了解并不多,缺乏关于基督宗教的常识,多数大学生对基督宗教所知甚少。对执政党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倾向较为鲜明的大学生更缺乏关于基督宗教的常识。
7.从传播途径上看,不同的传播渠道传播效果不同。书籍、专门课程和他人的介绍对于把握多个方面的基督宗教常识都有帮助,而网络和大众文化仅仅对了解某些方面的基督宗教常识有所作用。
8.将近109/6的大学生参加过基督宗教组织的聚会,并且校园的传教活动对于教会活动的参与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不过,相当部分的大学生在面对基督徒的传教时并不积极,并且容易形成“基督宗教是国外势力对华渗透工具”的印象。也即是说,校园传教活动对基督宗教本身具有“双刃剑”的作用。
9.从调查访问的52名基督徒的信仰实践来看,不到1/3的基督徒接受过洗礼,他们半数是在进入大学之后才归信的基督宗教。
10.在教会的选择上,大学生基督徒参加家庭教会的更多,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三自教会的地址或者教堂太远而造成的,此外家庭教会更强的归属感与神职人员更亲近灵活的布道也是吸引教徒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与高质量的灵性产品的供给短缺是部分大学生走向灰市甚至黑市的重要原因。
11.在宗教活动参与与宗教虔诚方面,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十分投入和虔诚。不过其中确实有10%~30%的基督徒频繁地参与宗教活动,为教会奉献时间和献金,支持了基督教会的发展和壮大。
12.在对基督宗教的看法与态度上,多数大学生认为基督宗教无所谓好坏,对之也无所谓喜好。但这种态度受政治倾向的影响较大。
13.整体而言,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态度是正面的,且有部分坚定的拥护者,不过仍有一部分人认为基督宗教是外来的“洋教”,甚至是海外对华渗透的工具。
14.多数大学生并不支持基督宗教在中国太过发展。2/3的大学生希望基督徒占中国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下,有另外1/4表示并不关心这一比例,无论多大比例都无所谓。只有不到1%的大学生认为全民信教比较好。
15.对于基督宗教在中国发展的原因,大学生普遍将之归结为社会转型带来的精神空虚与基督宗教的传教的主动性与渗透性。
16.在宗教发展政策上,大致有两成左右大学生主张控制基督宗教的发展,与此同时有四成左右大学生主张实行宗教自由、任各种宗教自由竞争的政策。宗教政策倾向受大学生的政治身份与政治倾向影响非常大。鉴于主张实行宗教自由、任各种宗教自由竞争的政策的大学生是主张控制基督宗教发展的大学生的两倍左右,这表明一些现代性观念在当代大学生的心性结构中占主导地位。
九、结语
我们的调查表明,北京市大学生中不信任何宗教的大学生占总体的48.4%,明显低于2006、2008、2010年的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86.1%、89.5%、87.0%)。这或许说明,当今中国的大学并不只是社会结构及其心智结构再生产的机制,而是逐渐变成了知识与意义多元化的场域。
[关键词]特殊文化背景;“凶宅”交易纠纷;调查报告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2-0097-02
笔者针对晋北地区发放2000份调查问卷,回收1967份。走访晋北地区农民、工人、学生、各行业的服务人员等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生活阅历的2000人,包括农民480人,工人460人,学生570人,各行业服务人员490人。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访谈的笔录以及相关的资料整理出以下数据内容。
一、公众对“凶宅”基本认识的调查分析
关于“凶宅”的界定,一直存在很多争议,比如房屋内发生过意外事件导致的死亡算是“凶宅”吗?发生后经过多少就不在属于“凶宅”?与坟场距离很近的房子是否属于“凶宅”?究竟距离多远才不再属于“凶宅”的范畴?首先,从问卷统计来看。认为发生过自杀、他杀事件的房屋属于“凶宅”的所占比例为97.6%;认为发生过意外死亡的房屋属于“凶宅”的所占比例为89.3%;认为离坟地距离近的房子属于“凶宅”的所占比例为93.4;认为离垃圾场距离近的房子属于“凶宅”的所占比例为7.4%;认为在修建过程中施工人员死亡的房屋属于“凶宅”的所占比例为10.2%;认为由于历史性原因造成的房屋(例如历史性的“鬼屋”之类的)属于“凶宅”的所占比例为43.9。其次,从问卷统计来看。当房屋距离坟地5千米的时候,有87.2%的被调查者认为它是“凶宅”,12.4%的被调查者认为不是“凶宅”,有0.4的被调查者认为无所谓;当房屋距离坟地10千米的时候,有79.8%的被调查者认为它是“凶宅”,18.3%的被调查者认为不是“凶宅”,有1.9的被调查者认为无所谓;当房屋距离坟地15千米以上,并有障碍物使其看不到坟地时,有71.3%的被调查者认为它是“凶宅”,13.5%的被调查者认为不是“凶宅”,有15.2%的被调查者认为无所谓。
二、公众对“凶宅”交易纠纷相关问题的调查分析
从问卷调查来看,98.3%的公众介意“凶宅”的原因是特殊文化影响下,传统思想的影响,大家认为不吉利;19%的公众介意“凶宅”的原因是认为“凶宅”的市场价值低;75%的公众介意“凶宅”的原因是认为住在“凶宅”里面住会觉得害怕;26%公众介意“凶宅”的原因是认为“凶宅”实现有效的再次转让比较困难;7%的公众介意“凶宅”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从问卷调查来看,97%的购房者认为“凶宅”交易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卖房者隐瞒了房屋是“凶宅”事实;85%的购房者认为“凶宅”交易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中介机构隐瞒了房屋是“凶宅”事实;18%的购房者认为“凶宅”交易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对房屋的具体信息询问不周;75%的购房者认为“凶宅”交易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购房合同中缺乏对“凶宅”规定的条款;也有3%的购房者认为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诈骗之类的。
从问卷调查来看,当购房者买到“凶宅”的房屋以后主要关心的问题有五大类:在所有购房者关心的问题中,第一类,购房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所占比例为30%;第二类,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所占比例为25%;第三类,是否可以退房的问题所占比例为23%;第四类,房屋如何实现有效在转让的问题所占比例为21%;其他问题所占的比例仅为1%。
从问卷调查来看,当购房者买到“凶宅”的房屋以后有49%的人选择协商解决,其中26%选择直接找卖方协商,而有23%选择找中介机构协商解决;有20%的购房者愿意相信无利害关系第三人,更愿意让他们介入调解;只有15%的购房者愿意选择仲裁;而愿意选择诉讼解决“凶宅”交易纠纷的只有13%;愿意选择其他方式解决的有3%。
从问卷调查来看,78%的“凶宅”购买者不选择仲裁和诉讼解决“凶宅”交易纠纷的原因是认为二者的手续太繁琐;97%的“凶宅”购买者不选择仲裁和诉讼解决“凶宅”交易纠纷的原因是认为二者解决纠纷的效率较低,耗时、耗力;34%的“凶宅”购买者不选择仲裁和诉讼解决“凶宅”交易纠纷的原因是不懂二者的具体程序;4.5%“的凶宅”购买者更愿意选择其他方式解决“凶宅”交易纠纷。
从问卷调查来看,98.4%的“凶宅”购买者更愿意得到的补偿方式是退房退款;32.6%的“凶宅”购买者更愿意得到的补偿方式是经济补偿;,68.3%的“凶宅”购买者更愿意得到的补偿方式是换一套价值相当的房子;18.9%的“凶宅”购买者愿意选则将房子转手。
调研结论:
根据上述调查数据分析,从特殊文化背景下保护购房者权益的角度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公众之所以介意“凶宅”主要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公众认为住这样曾经发生过“凶事”的房子很不吉利。中国是一个特别讲究吉祥和吉利的国度,比如车牌号、楼层号、门牌号等所有与数字有关的事项都不愿意与4和7之类的公众自认为不吉利的数字联系在一起,所以凡是他们认为不吉利的事情和物品不愿意让它们和自己沾边。而他杀、自杀、意外死亡、坟场等都是大部分中国人认为的“大凶事”,大部分人对这些不吉利的事项都唯恐避之不及,所有对发生过这些“大凶事”的房屋,公众都很讲究。
第二,卖家和中介对购房者隐瞒“凶宅”的事实是导致“凶宅”交易纠纷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房屋交易的普通程序无非就两种,一是房屋买卖双方直接进行交易;另一种是通过中介介绍,房屋买卖双方进行交易。中介的介入方便了买方寻找房源信息,也为卖方找合适的买方提供了便利,能够有效的促进房屋交易进行。但是中介的介入也势必会带来部分问题,比如对房屋信息的掌握有可能没有那么全面,所以有时候购房者认为卖房者和中介对其隐瞒“凶宅”的事实,从而导致“凶宅”交易纠纷发生。从中介的角度来讲,也许中介真心不知道“凶宅”的事实也有可能。
第三,在“凶宅”交易纠纷的解决途径方面,由于手续繁琐、耗时、耗力,再加上好多人不清楚这两者的具体程序,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愿意选择仲裁和诉讼程序解决该类纠纷。有将近百分之五十的人选择协商解决“凶宅”交易纠纷,在这将近百分之五十的购房者里面,有接近一半的人选择直接找卖方协商,而剩下的则更愿意选择找中介机构协商解决;另外还有五分之一的购房者愿意相信无利害关系第三人,更愿意让他们介入调解。
第四,当购房者买到“凶宅”以后最关心的问题有购房合同是否有效、责任主体如何确定、是否可以退房、房屋如何实现有效在转让的问题。他们中的大部分更愿意得到的补偿方式是退房退款;其次,他们更愿意选择换一套价值相当的房子;选择经济补偿、将房子转手的比例很小。
三、“凶宅”交易纠纷中购房者权益保护的建议
第一,在这样一个特殊文化背景的国度,对“凶宅”的概念予以明确的界定有助于对“凶宅”交易纠纷的认定,从而有效解决“凶宅”交易纠纷,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
第二,作为一个购房者,首先,在买房子之前应该尽可能多的了解房屋信息。不仅仅是从卖方、中介那里了解房屋信息,尽可能的去房屋所在的楼层、小区的周围去全面了解,尽可能的全面、仔细的了解所购房屋的具体信息。其次,为了更好的、有效的约束房屋买卖双方的行为,促进房屋交易的健康、有序进行,如果购房者实在没有时间、没有条件保证能够做到全面了解,也无法全面相信卖方和中介的信息的真实性,可以在购房合同中增加对“凶宅”约定的条款,提前约定纠纷的解决途径,赔偿方式等,一旦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可以得到有效解决和赔偿。再次,购房者要增强维权意识。购房者不能因为仲裁和诉讼的维权过程过于繁琐而放弃,消应及时与卖方与中介取得联系,在协商过程中要有理有据、据理力争。同样,在购房过程中要有证据保护意识,以备在发生“凶宅”交易纠纷时使用。在购房前详细阅读相关的购房协议,了解协议中各项条款,若有不明之处,应及时向卖方和中介询问,并保存电话记录。
[关键词]背景调查;人员招聘;现状;完善措施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9-020-01
背景调查狭义的概念‘般是指员工背景调查,广义的概念还包括组织或企业背景调查。背景调查一般所包含的内容:候选人身份户口验证、以往的经历(包括工作时间、岗位名称、工作职责、教育经历、薪资水平)、信用记录、他人的评价等。
背景调查需要遵循以下原则:1.被调查人授权,背景调查要让被调查人知情。2.不涉及被调人尚未离职的公司。3.不涉及被调人个人隐私。4.第三方仅记录客观情况,不评价被调人是否胜任。5.给予认为有问题的被调查人中辩权利。6.被调查人信息保密
背景调查是一种能直接证明求职者情况的有效方法。通过背景调查,可以证实求职者的受教育背景、学历真伪、职业生涯状况、工资高低、离职原因、家庭情况、有没有犯罪记录等等。虽然背景调查要耗费公司的人力、物力,但一个好的背景调查,不仅能够使公司的招聘风险大大的降低,而且能够有效地预防欺诈,降低公司招聘成本。特别是一些中小型企业,公司人员相对较少,如果在招聘方而失策,可能对整个公司的发展甚至生存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雇主应以股东,客户和员工的利益为出发点,有责任去核实拟入职员工的背景以及具体情况。一份彻底的员工背景调查报告,可以为企业节省未来不必要的花销,规避用人风险,减少企业招聘和培训以及再培训相关的费用开支,更重要的是为企业选用可靠的人才,避免对公司和客户造成的损害从而促进企业产生更大的效益。背景调查由独立的专业第三方机构如一览人才评鉴中心依托权威数据源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对被调查员工、组织提交的信息进行核查、比对并形成背景调查报告以辅助委托调查人验证其真伪,或是为聘用、合作、投资以及司法措施等提供决策参考。第三方专业背景调查机构的服务团队可以让企业在相对较小成本费用下避免雇佣风险,提高招聘质量,加快招聘进程,多方而核实预聘员工的背景信息,做出充分知情的聘用决定。First Advantage公司于2009年进行的亚太客户调查中,78.5%的客户认为员工雇前背景调查能够帮助他们降低员工流失率,避免不正确的以及过失性聘用。
一、背景调查的重要性
企业为什么要做雇前员工背景调查
减少招聘和培训成本
减少人员流动
降低欺诈和企业内部作案风险
减少招聘失误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律诉讼
减少组织/公司层而的诉讼
确保企业与业内惯例以及国内外法规的一致性
从整个招聘流程来观,背景调查是一个重要界而,背景调查主要是了解一下人才过往的工作情况以及工作成绩,这样会有助于对人才有清晰的把握,为下一步的录用决定作重要参考。由于我过早期对劳动力资源实行的是计划方式的配置,从学习到就业一般衔接较紧密,大多数人都是从学校直接到工作单位,很少出现职业的变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在逐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各地人才市场基本都已建立起来,出现了全国性的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局而。由于人才在市场上整体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用人单位招聘门槛越来越高,对求职者的学历、工作经验、个人特长等要求水涨船高,求职者而临极大压力,相当一部分求职者在求职是对自己进行包装、求职书越做越精美,工作经历越来越丰富,其实水分很大的。那些文凭低、工作经验不足的候选人为迎合企业的需要,纷纷弄虚作假,致使假文凭、假职称证书到处泛滥。First Advantage公司提供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的求职者中,有10%左右的职位申请人的实际情况,会与其简历产生差异。在这10%的人当中,99%都是在就职经历或教育背景方而做过手脚。
企业在招聘工作中所而临的种种风险可以归纳为胜任力风险、法律风险、职业操守风险、成本风险四大类。如果没有必要的措施,这些风险将直接由企业的人力资源部承担。市场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应聘者素质与企业要求之间的差异。而来自内部的风险不仅是试用期员工给企业造成的成本损失及企业品牌形象风险的可能,还可能危害及企业内部员工,客户与股东的利益。这些风险最后集中于人力资源部的招聘工作。而背景调查的价值就在于:1招聘效率提高:帮助企业人事筛除有虚假信息的候选人;2优化人力配置:全而了解求职者的素质与能力;3降低用工风险:帮助企业节省成本、规避用人风险。
防患于未然,无论你所代表的是500强企业抑或是小型企业,聘用合格的、诚实的员工对于组织的成功至关重要。背景调查是拒假于门外的有力武器,放弁背景调查意味着公司失去了基本的免疫力。
二、在中国做背景调查的难点
背景调查看起来听起来不错,但在中国并不如西方国家那样有效。这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中国人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含蓄,并不会直接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特别是一些消极的、反而的评论。所以当向对方征求一个潜在候选人意见时,对方可能回复你“他和我一起工作时很顺利”或者是“我不是很了解他”。主要是他们不会告诉你任何致命的评论阻止候选人发展的机会。
在中国,很难找到专业机构来做候选人背景调查,同时难以得到求职者原单位的配合以及准确性问题。到目前为止,最困难的是:找谁来做调查?查什么?还有你相信调查结果吗?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
(一)缺乏完善的求职背景调查体系
背景调查是国外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对企业歪曲候选人进行筛选的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主要背景核实方法为推荐信核实,其次为电话核实,也有利用商业调查公司进行的。商业调查公司通过公共纪录系统,购买信用纪录的企业已经计算化的纪录资料。同时法律为了防止侵犯个人隐私或防止就业时的歧视,对背景调查有一定的限制;而且原雇主提供的材料不真实或出于恶意传播给无关的人有可能会被控为诽谤,要负相应的民事责任。而我国目前对求职者的背景调查还无完善的体系支持,无论法律规范、制度规范以及社会舆论对此都还处在摸索阶段。这样信用体系的不健全使得企业根本无法获取求职者真实的信息。
(二)缺乏评估背景调查供应商的关键指标
对于为一个合格背景调查公司来说最重要的是调查机构的网络以及在相关行业的资源。其次,进行背景调查人的专业水平也是比较困难的因素。许多调查者在进行工作时,并不知道如何询问才能得到准确的信息。调查机构的本土化也十分重要。许多机构虽然是500强企业,但在中才几年时间。它们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体系,但它们仍可能花更多的时间来适应中国市场,建立本土化。
(三)如何完善目前背景调查所面临的问题
根据我国背景调查的现状,完善员工背景调查可从以下几方而入手
1.诚信机制建立是完善背景调查体系的关键。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大了造假者的成本,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建立求职者背景调查体系提供可能。而社会诚信的建立、法律和制度上的保证才能从根本上完善求职者背景调查体系。现在学历造假司空见惯,办理各种假证件的广告成为大多数城市市容整治的难题。这反映出公众对造假的漠视,这也成为造假者层出不穷的缘由。只有个人信用、社会诚信的健康建立造假者才会无地白容,同时法律和制度对个体和企业的利益保护才会使背景资料证明人和企业敢于说真话、造假者由此才会销声匿迹,企业才会获得真实的员工信息。
2.个人信息资料建立及完善是完善背景调查体系的基础。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建立求职者背景调查体系提供可能。一般来讲,员工背景调查主要分为学籍调查、历任公司调查以及个人信用和特别记录调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员工信息获取比以前容易。我国已经对近年来颁发的高等教育毕业文凭进行了电子注册,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网络方便地检验出学历的真伪。对没有上网的文凭,可以通过与高校有关部门联系来证实,甚至部分高校已将学校历年毕业的学生名单挂在网上,随时供查询。同时依托互联网的中国企业从业人员管理系统的网站也己开通运行,只要是具有法人资质的企事业单位注册成为其用户就可以凭密码进入该网站查询应聘者的个人履历、学历、在原单位的表现、工作能力以及是否有不良记录等历史资料。国家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信息网络的建设和发展也为员工背景调查提供及时信息。
3企业内外部调查相结合是现阶段企业背景调查的最有方式。针对背景调查现状,用人单位对新进员工进行背景调查首先根据企业的规模、实力决定背景调查的强度。另外,不同职位对背景调查的要求是不同的。背景调查的强度取决于招聘岗位本身的职责水平,职责较大的岗位要求进行准确、详细的调查,对于管理人员、重要的职能及关键岗位的聘用时尤为重要。因此可以通过工作分析确定对岗位的调查内容。对不同岗位要根据其性质确定调点。
人力资源部进行员工背景调查,首先可以从网络或学校学籍管理部门查阅应聘者的教育情况,分辨文凭真伪。其次与人力资源部门或被调查人在前公司的最后一任主管来核查。主要内容包括:任离职时间、职位、主管姓名及职位、离职原因、是否适合重新雇用、是否有违规违纪及劳动仲裁记录、离职前工资和奖金福利。通过和候选人前任主管的访谈,以了解该员工的工作表现、优劣势、性格及诚信度等方而的信息。第三是档案管理部门。
背景调查也可以通过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选择一家具有良好声誉的调查咨询公司,向其提出调查项目及具体要求,双方签订合同。约定交付时间和调查信息,方便快捷是种方式的优点。
背景调查并不是万能的,错误和失真在所难免,但如果将背景调查和其他甄别手段相结合,比如对技能,知识的评估,以做到尽可能的全而,就会大大提高人员选择的准确度。通过最初的人才甄别以及后期的背景调查,这样综合的评估适用到公司候选人。细节决定成败,把背景调查工作做好做细,企业才能在人才选聘中达到去伪存真,获得企业最优秀、最合适的人才。这也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成败的关键要素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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