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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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1篇
在仅有的几篇文献中，马双等（2010）研究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参保家庭比未参保家庭有更多的营养物质摄入量，参与新农合使农民食品消费支出增加约81元。臧文斌等（2012）使用中国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数据探讨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消费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城职保提高了参保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提高的幅度分别为20.2%和12.6%。马双和甘犁（2010）研究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城职保能增加11%的居民消费。现有的研究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或者仅仅关注居民食物消费，而未将居民家庭全部消费支出作为分析对象；或者只关注某一种社会医疗保险，而未将城居保和城职保两种基本医疗保险综合考虑，未从整体上考察城镇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因此，目前国内对医疗保险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充分。鉴于此，本文采用奥尔多2009年的调查数据，在收集到较为丰富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医疗保险信息的基础上，拟对医疗保险与城镇家庭消费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二、数据与模型
1.关于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委托国家统计局开展的较大规模的入户调查，抽样和数据处理方法与国家统计局其他调查大致相同。该调查自2005年开始，每年1至2次，通过更新数据建立了《中国投资者行为调查问卷》数据库。调查问卷设置了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家庭财务情况和投资选择等方面的35个~50个具体问题，包含详细的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以及其他家庭特征信息。李涛（2006）、陈彦斌等（2009）以及梁运文等（2010）利用该数据库进行了有关居民投资行为、居民财产分布等方面问题的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质量较为可靠。虽然该数据库最初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居民的投资行为，偏向于宏观研究，但由于调查数据中不仅包含丰富的家庭收入和消费等信息，而且有家庭是否参与医疗保险、是否有成员患有大病以及医疗支出等信息（自2009年开始有医疗保险相关信息），因此本文尝试利用该数据库进行医疗保险和居民消费关系的微观研究。本文采用的是奥尔多2009年调查的A卷调查数据，在12个省的41个市（区、县）进行，调查地范围覆盖东部、中部和西部各省市。与目前实证研究使用较多的CHNS数据相比，奥尔多调查数据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家庭消费支出信息，因此在家庭总消费支出、非医疗消费支出等关键变量上有准确的数据，而不必如现有文献一样使用耐用消费品存量数据替代消费支出的流量数据。同时，奥尔多2009年调查收集到的样本量也比较大，经过数据整理，本文最终获取的有效样本为4694个家庭。
2.计量模型。
研究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必须解决两种由自我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一是，医疗保险和家庭消费都与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相关。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参加医疗保险；同时，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预防性储蓄越高而当期消费越少。二是，医疗保险和家庭消费都受到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身体健康情况较差的家庭更可能参与医疗保险；同时，身体健康情况较差的家庭会有更多的医疗消费支出和相对较少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为了解决这两种自我选择问题，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作为控制变量。这样就可以在给定相同的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条件下，研究家庭参与医疗保险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从而很好地解决了上述自我选择问题。同时，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程度、女性比例等家庭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将各类控制变量逐步加入，本文得到三组计量模型来分别研究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医疗消费支出以及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其中EXP、MEDEXP和NONMEDEXP分别为家庭总消费支出、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和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HI为家庭是否有基本医疗保险，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SAH为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状况，问卷中调查了每个家庭成员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评价，数值从1到5分别对应“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和“非常差”，本文取每个家庭该项指标的平均值作为SAH。RAV为家庭平均风险厌恶程度，调查数据中包含每个家庭成员的风险厌恶程度信息，数值从1到5分别对应“很喜欢冒险”、“喜欢冒险”、“一般”、“不喜欢冒险”、“很不喜欢冒险”，与SAH一样，本文取每个家庭该项指标的平均值作为RAV。Xi为控制变量，包含一系列家庭特征变量，主要有：（1）INC，即家庭总收入，在回归中取对数。（2）SCA，即家庭规模（家庭人数）。（3）AGE，家庭成员平均年龄。（4）EDU，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5）FEM，家庭成员中女性占比。（6）PTY，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党员，是二值变量（1代表是，0代表否）。（7）MIN，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少数民族，是二值变量（1代表是，0代表否）。
三、实证结果
1.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影响。
本文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异方差检验，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使用了异方差—稳健估计，以使回归结果更具有可靠性。表1报告了家庭总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第一列只估计了参与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影响，第二列和第三列分别加入了家庭成员健康状况、风险厌恶程度和其他家庭特征变量。三个回归模型都表明，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可以显著增加家庭总消费支出。具体来说，与没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相比，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的总消费支出会高出6%，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个结果与Gruber和Yelowitz（1999）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医疗保险制度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他们发现放宽Medicaid条件会使美国家庭消费上升5.2%。
2.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表2报告了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虽然在前两个模型中，是否参与医保的系数显著为正，但加入其他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之后，该项系数变得不再显著（即使在10%的水平上也没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是否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并无显著影响。虽然现有的研究曾认为医疗保险的普及会使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增加，但是本文的回归结果却并不支持这一观点。事实上，苏春红等（2013）利用2009年CHNS微观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未对居民患病就诊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并不能使城镇家庭的医疗消费支出呈现显著增加。
3.医疗保险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表3报告了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医疗保险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是本文的关注重点。从表3中可以看出，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提高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模型（3.1）到模型（3.4），是否参与医保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在控制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其他家庭特征系列变量之后，参与基本医疗保险会使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增加6%，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社会医疗保险的普及能够降低预防性储蓄，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消费起到保障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2篇
1.1消费价格
价格对消费结构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消费价格总水平的变化意味着消费者可支配的货币能够购买到的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变化，这就促使消费者在消费和储蓄之间以及各种金融资产之间做出重新选择，从而使消费结构发生变化[2]。消费品之间的比价变化也会影响人们的消费结构。一般来说，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较小；而一些高档奢侈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较大。正因为各种消费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同，所以它们之间的比价变化会影响人们对不同消费品的需求量，进而影响消费结构。
1.2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决定产品结构，决定消费结构，是影响消费结构的又一个重要因素。首先，消费资料主要来源于第一、三产业及第二产业中的轻工业，它们的发展状况及在整个产业体系构成中的比重直接决定了广大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其次，三次产业内部的结构变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直接决定了居民消费的具体品种，反映了消费结构微观层次的变化。如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畜牧业的结构，对人们食物消费结构中的粮食、水果、肉蛋奶的消费有直接的影响。
1.3消费倾向
消费结构和储蓄之间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虽然近年来镇江城市居民消费倾向（消费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稳定在63%左右，但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较大差异。
2镇江市居民消费结构实证分析
2.1恩格尔系数分析
恩格尔系数是指用于食物的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2012年镇江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9.3%，比2000年的42.7%下降了3.4个百分点。按照恩格尔系数划分贫富的标准，镇江城市居民已处于相对富裕阶段。但是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不仅源于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上升和生活水平的急剧提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居民消费观念的多元转变。因此从总体上讲，镇江城市居民生活仍处于小康阶段，正在逐渐走向富裕。
2.2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2012年镇江城市居民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413，这说明在新增可支配收入中，41.3%用于了生活消费。其中，食品、教育文化娱乐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分别达到0.077、0.070和0.098。城市居民在基本的生活满足后，更加注重饮食的丰富化和科学化，教育的多样化和层次化，旅游和美容等成了城市居民十分热衷的消费项目。由于国家住房调控等政策的实施，居民在居住需求方面的意愿降低，居住的边际消费倾向仅为0.009。
3镇江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镇江经济运行逐步从生产主导型转变为消费主导型。市场化程度越高，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牵动作用就越大，其规模、结构和增长速度，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条件之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对经济的发展起到助推器的作用。从基本生活消费为主的初级阶段到以家用电器及耐用品等向高档化方向发展的第二次、三次消费阶段的升级，对电子、钢铁、机械制造等行业产生强大的驱动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4镇江市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
经济增长对消费结构传递机制可以归纳为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需求增加消费结构改变经济进一步增长，具体如下：
4.1经济发展推动消费增长
由于资料的限制，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可用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代替。2008年至2012年期间，镇江市地区生产总值由1491.83亿元增长至2630.42亿元，四年间增长了76.3%；而相对应的，镇江城乡居民收入四年间分别增长了54.7%和66.8%，城乡居民消费性支出增长了51.6%和60.0%。随着经济的增长，居民消费（收入）也有了较快增长。
4.2消费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促进经济增长
一方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卖方市场，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买方市场，供过于求，消费者的需求导向决定着市场的发展导向，消费品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货币分配形式增强了消费的选择性和自主性，拓宽了消费渠道。
4.3以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产品引导消费，实现质的飞跃
近年来，信息产品进入家庭，无论是从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都达到相当高的速率。移动电话、家用电脑等拥有量成倍增长。十年来，城市居民家庭彩电拥有量增长49.0%、照相机增长22.0%、摄像机拥有量增长3.7倍；移动电话增长3.7倍，家用电脑增幅达到7.4倍。消费产品的智能化、网络化和数字化也预示着未来居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5实现居民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基本对策
消费结构的合理化作为一个动态的运行发展过程，客观上存在着一些标准来帮助人们判别消费结构是否已趋于合理。这些标准主要包括生理标准（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经济标准（消费结构应与生产力水平、生产能力、资源承载能力和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和社会标准（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等。
5.1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千方百计提高镇江居民的收入水平，尽快扭转镇江居民收入水平长期低于苏南地区平均水平被动局面，不仅可以有效地促进区域消费水平的提升，而且还能启动目前较为低迷的消费市场。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居民收入，将对消费需求的回升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从而促进镇江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升级步伐的不断加快。
5.2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多年来，镇江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自然禀赋，坚持错位发展，扬优求特，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现阶段，镇江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文章。一是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二是建设好协作配套园区。按照发展壮大产业链、加速培育产业集群的整体思路，培育一批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的优势骨干企业。三是以发展现代农业为重点，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5.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消费环境
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3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通过国家统计给出2003-2012年的城镇居民消费数据，来具体分析一下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趋势。
1.食品消费食品消费直接影响城镇居民的物质生活和水平，人们只有温饱问题解决了才会出现其他消费，这是其他消费的基础。从国家统计局统计十年内我国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情况可以得出：从2003-2012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一直处于上升的阶段，并且从2007-2008年间，上升的速度是最高的。
2.衣着消费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开始其他的消费品，比如我日常生活中衣着的消费，通过数据分析中可以得出：2003-2012年，城镇居民在衣着消费水平的趋势也是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
3.家庭用品消费家庭用品消费支出从2003-2012年也是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城镇居民目前对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已经饱和,现处于更新的阶段,因而家庭用品的消费支出增加不大。随着更新换代的加快以及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用品支出将趋于相对稳定,不会明显下降。
4.医疗保健消费从数据中可知，医疗保健支出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一是表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开始注意保持健康的身体，二是物价上涨和各种收费提高使居民支出增加，并且居民的对健康方面的意识在不断地加强。
二、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因素
1.城镇居民收入变化一切消费的最终形成必然依赖于一定的购买力来实现。收入水平的变化直接决定着消费结构的最终形成及变化，我们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从历史资料看，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着消费结构的改变。第二，从不同收入居民家庭看，不同收入水平决定着不同的消费结构。
2.物品价格变动价格是影响居民消费投向的重要因素之一，价格的变动，势必要影响到消费结构的变化。1978年以后，国家开始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食品价格提高幅度较大，从而使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1993年，国家大幅度调整粮、油价格；自1988年物价猛涨，许多居民担心货币贬值，大笔资金投到日用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上。
3.国家政策变化分配政策的变化，使居民间收入差距扩大，从而打破了过去消费结构的趋同性，形成了具有一定层次梯度的消费结构。同时，由于各项改革措施的陆续出台，特别是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推出，房租的提高，加大了住房支出的比重。以后，随着医疗制度改革、退休制度改革和养老保险的推进，消费储蓄的比例也会增加，这些都会改变消费结构。
4.消费者消费观念和心理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深和收入的提高，居民的消费观念和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求新、求奇、求美、求精的消费观念普遍被人们接受；攀比心理、追求名牌心理等也对居民购买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们越来越追求方便、舒适的生活。
三、结语
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4篇
1．城乡统筹水平的评价城乡统筹不只是单纯的经济统筹，其包含经济、文化、人民生活、要素流动等多方面。本文基于概念的全面性和数据的可得性，构建了9个指标以综合反映城乡统筹状况：城乡居民收入比（X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反映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比（X2），反映城乡生活水平的差异；城乡居民每百户彩电比（X3），反映城乡居民生活物质的差异；城乡消费支出比（X4）＝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反映城乡生活品质的差异；信息覆盖率（X5）＝0．4×广播覆盖率＋0．6×电视覆盖率，反映城乡间信息传播情况；城乡就业人口比（X6）＝城镇就业人口／农村就业人口，反映劳动力要素的城乡流动状况及就业结构；城乡劳动效率比（X7）＝非农产业单位劳动力产值／农业单位劳动力产值，反映非农产业产出效率与农业产出效率的差异；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X8）＝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反映基础建设的城乡差异；财政支农比（X9）＝财政支农支出／财政总支出，反映国家的政策导向。以上9个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1996—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了获得城乡统筹的综合指数，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述9维变量进行降维处理，保留解释力较强的成分。运用SPSS19．0对9个变量17年时间序列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结果见表1。
2．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评价使用通常意义上城镇化的衡量方法，用“城镇常住人口／总人口”来衡量我国城镇化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则用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占农村居民纯收入（消费率）来衡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城乡统筹、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
本文基于VAR模型对我国城乡统筹、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为了防止出现自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向左偏向于0、传统t检验失效以及伪回归等现象，VAR模型要求时间序列是平稳的。本文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为了增加平稳性，本文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取对数后再进行检验。从结果来看（见表2），原始序列均不平稳，而一阶差分以后均平稳，同阶单整，可以进行协整分析。虽然时间序列数据经过了一阶差分以后平稳，但是差分以后的经济含义与原序列不同，为了考察城乡统筹、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是否有长期关系，进一步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首先，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综合权衡自由度和LR、AIC等测度，选择滞后阶数为2；然后，确定协整秩，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假设，而在5％的显著水平上接受有一个协整关系，即认为城乡统筹、城镇化、农村居民消费之间有一个长期协整关系。根据上述确定的滞后阶数，进行回归，再进行VAR系统的稳定性检验，如图1，所有单位根均在单位圆内，说明此VAR系统是稳定的。继续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反映的是动态统计意义上的关系，表明的是一个变量是否对另外一个变量具有预测能力（表4）。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农村居民消费均是城乡统筹的格兰杰原因，城乡统筹和城镇化均是农村居民消费的格兰杰原因，而城乡统筹和农村居民消费均不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增长会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城乡统筹、城镇化在统计意义上也能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这与笔者提出的城乡统筹和城镇化可开启和促进农村消费市场的猜想是一致的。下面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以进一步明晰城乡统筹、城镇化和农村居民消费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脉冲响应冲击函数反映了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冲击的反应，即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图2中，横轴代表时间，设定10期，纵轴代表变量对冲击的响应幅度。对城镇化施加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消费在第一年有一个负向的反应，而从第二年以后，反映为正向且幅度最大，从第六年以后反应逐渐减弱，说明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有2～5年的激励作用；对城乡统筹施加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消费在前三年的反应都是负向的，说明政策具有滞后效应，而从第四年以后反应转正，并且持续三年左右，但是反应幅度不如城镇化对消费的冲击大；对城乡统筹施加正向冲击，会促进城镇化的进程，并且具有长期性，说明城乡统筹改革利于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化施加正向冲击，对城乡统筹的影响更大，并且长期效应更明显，更验证了城镇化是城乡统筹的实现途径；农村居民消费的冲击对城乡统筹和城镇化也都具有一定短期效应，但幅度不大，且长期效应不明显。脉冲响应函数反映了变量之间的冲击反映，而方差分解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从方差分解的结果（表5）可见，城乡统筹和城镇化的变动主要受自身冲击影响，尤其以城乡统筹更为明显（在第1期贡献几乎全部来自自身，而到第10期时城乡统筹对自身影响也占总影响的66％，城镇化对其贡献率占26％，农村居民消费对其贡献不足10％）；城乡统筹对城镇化的贡献度占30％，城镇化的自身贡献占60％，消费对其贡献度只有1．3％；但是三者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冲击响应的贡献度从长期来看比较平均，第10期时，城乡统筹和城镇化合计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超过50％，这与脉冲响应分析中城乡统筹和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相一致。
三、结论与建议
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5篇
1、汇率制度影响居民消费信贷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国经济发生了质的变化。GDP总量也从80年代初期的3630亿增长至2013年底的56.88万亿,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与发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状态逐步转变为以消费为主的买方市场。居民的消费能力在推动产品销售和拉动产出方面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消费水平不仅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而且影响因素众多,且时限也跨至人的一生,当居民的当期收入无法满足现时消费需求,在预期跨期经济运行稳定,并有稳定收入时,往往就会借助消费信贷市场,通过跨期消费信贷来实现自己的消费需求与要求。随着消费观念的改变,新一代的国人消费已经越来越多的依赖于信贷支持。在投资拉动经济受阻的情况下,政府也愿意通过制定政策,通过扩大消费刺激经济,这为我国的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大的动力。消费信贷已经成为了时下流行的居民消费渠道之一,我国居民消费不再是以当期收入为消费来源的唯一消费渠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游资涌入、西方国家舆论压力、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发展、长期外汇储备过高等原因,我国的汇率制度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转变为现今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方方面面的影响。目前,我国经济在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已处于转型期,从国家统计局发出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国内经济前三季度GDP增长低于7.5%,预测国内近年的经济GDP增长很难超出8%。鉴于当前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中央也在不断调整经济对策。另一方面,在当前整个大环境不好的状况下,汇率的波动变化,更是对居民生活消费有着很大的影响。我国采用灵活的汇率制度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稳固有着巨大的作用,而经济的增长又会增强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从而影响消费信贷在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
2、汇率直接影响商品价格汇率是一种货币兑换另一种货币的比率,是以一种货币表示另一种货币的价格。在国际贸易中汇率是国与国贸易的重要的计算与结算形势,汇率的高低直接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汇率对居民信贷的消费水平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由于汇率直接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而商品物价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居民消费的频率和水平大小。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人对于进口商品特别是大宗进口商品更情有独钟。如果人民币升值将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下降,将会促进居民消费,从而影响消费信贷。
3、汇率的升高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升高会给国内居民带来很大的好处,主要表现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后,就会降低海外原材料的价格,从而降低石油和原材料的上升对居民经济的影响,居民可以分享购买更加便宜的海外原材料及商品价格。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必定使得人民币的购买力的增强,从而降低国内居民的出国旅行及游玩的花销。例如,当人民币汇率升高后,1000人民币由原来的可以兑换121美元(以汇改前汇率计算)变为164美元(已汇改后汇率计算),这就使得相同人民币能够兑换的外币增多,促使国内居民对国外消费能力的增强,从而影响消费信贷的使用水平。
4、汇率的变化对居民消费预期的影响实践与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进口商品的价格,一段时间内进口商品将占据国内消费市场,但跨期选择和两种商品间的互补关系将在很长一段期间内提升国民对国内商品的消费需求。从长期角度上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会影响到居民收入水平、资产价格以及居民消费需求。要维持好汇率水平,保持适当规模的外汇储备和保持稳定的货币供给,使其更好的为经济基本面服务,为消费信贷一个有利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同时做好社会保障措施,这样才能让国人能够安心透支明天的钱,追求品质生活,从而带动内需的增长,拖动经济增长。
二、汇率与经济消费调控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实施汇率改革以前,由于对汇率状态的评估的低估,使得出口总量不断加强,这就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急剧的增大,外汇储备的增加,也就使得以外币为基础的货币的发行量不断增加,外汇货币发行的增加,使得我国货币兑换外币的汇率增大,这刺激了居民信贷消费的能力和水平,同时也挖掘和消费了潜在的消费水平。自我国实行新形势下的汇率改革之后,以新的汇率运行机制为主体的调控控制措施,从很大程度上增大了汇率的弹性变化空间,但是当前国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控制消费信贷风险的同时,还要刺激消费水平的提升,只有在控制好消费信贷的风险的基础上,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意愿,才能更好的使我国的经济健康而稳定的发展。如果对消费信贷管控的过于严格,必定会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与预期的消费愿望,这会进一步恶化国内经济的增长动力,引起消费的疲软,所以要控制好汇率政策的调动性,增大汇率浮动的空间,以提振国内居民消费的水平。随着我国的开放的程度不断扩大和加强,对资本的管控越来越放松,这也就加快了我国经济的世界化进程,促使国内经济融入国际经济体之中,这就使得国内经济很大程度上将受国际经济变化和浮动的影响。所以汇率的浮动会通过影响资金链的流动而对信贷市场产生影响。在我国的市场中,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将会导致大量的外部资金流入,促使对国内的融资量增加,从而增大信贷资金的量,进而提升消费信贷的增长,这有利于提振国内消费市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人民币汇率的增高,会导致进口的增强,从而会给国内同类商品企业带来冲击。
三、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