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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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经典著作范文第1篇

“道之道非常道”的意思是：“人世间的道理需要不断修正完善”。出自老子的《道德经》第一章。《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老子有两个可能的身份，一是老聃，一是老莱子。中国春秋时代思想家、哲学家，老聃曾担任守藏史（藏书室室长）。著有《道德经》一书，是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他的学说后被庄周发展。

（来源：文章屋网 ）

道家经典著作范文第2篇

每天中午12点45分，我都会准时收看中央十台的“百家讲坛”。“百家讲坛”是由一些大师来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分析一些经典著作，告诉我们为人处理的道理。

我是在妈妈的强迫下看的，那时，我喜爱的动画片------《名侦探柯南》正在热播中，我自然是一万个不情愿，可是，妈妈可不管这么多，直接调到了十台，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没办法，我也只好忍气吞声地呆呆地看这“百家讲坛”。但是，渐渐地，我被里面的故事吸引了，从王立群读《史记》，我知道了一个朝代兴衰的历史原因有很多，明白时代是一步步前进的。从易中天讲诸子百家争鸣，我知道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等思想的具体的内容，虽然有些我还不太明白，但我一定会读读这些经典，吸取里面的精华。从鲍鹏山《新说水浒》，我明白了故事中各个英雄人物性格的形成过程，在以前，我还只是简单地认为《水浒传》只是一本打打杀杀快意恩仇的书，通过鲍鹏山老师对里面细节的讲解，我知道了看名著是要细嚼慢咽地，里面108条好汉，个个性格不一，来历不同，作者能处理得这么好，每一个英雄好汉的性格形成的原因以及各自的归宿安排得合情合理，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有时间，我一定再细细地咀嚼这部经典。从曾仕强教授讲胡雪岩的启示，胡雪岩能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个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我明白了诚信是人的第二性命。从钱文忠老师解读《三字经》，我知道了四书五经的一些大致情况，以后，我也会慢慢地去读这些经典。

“百家讲坛”已经成了我的精神食粮，就像每天要吃饭一样，一天如果没“吃”，我会觉得心里空空的。里面讲解的一些道理，必定会使我受益无穷。我会一直看下去的。

道家经典著作范文第3篇

官方不重视数学教育，是数学发展停滞、数学知识难以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周朝，数学曾被列为“六艺”之一，规定为贵族子弟在学校学习的必修课程。唐朝武则天时很重视数学，将九章和其他九部算经规定为国子学的必修课，并将数学列入科举考试的科目。宋初曾效仿唐制，后因战乱，时兴时废。但是在唐朝中，数学虽被视为“通儒”的一项，但是“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8]有知识的人不能以数学为专业，这就大大妨碍了这门科学的发展和传播。

三、医学的传播

中国医学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传统科学。2000年前所奠定的理论体系，至今还在医学的实践中发挥作用，历代医学尊为经典的《黄帝内经》，仍然是今天中医的必读教材。

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19世纪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古代科学领域中，虽然中国医学作为硕果仅存，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但当时“中医不科学”的贬辞也随处可闻，一些近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曾声言不信中医，或者不请中医看病。

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医学中，特别是在它的基础理论中，确有不科学或不够科学之处；另一方面，它又能在十分发达的今天，继续发挥很好的作用。能否从传播学的角度，对这种矛盾现象进行新的观察和思考呢？这里只能提纲挈领地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阴阳、五行——在实践中可视为一种传播符号

阴阳本是古人解释自然现象的一对概念，进入中医学以后的阴阳学说，成为用来解释人体腑脏生理以及诊断、治理和处方用药的一种说理工具。春秋时期的医和认为，人致病原因有“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他还说，“阴寒疾，阳热疾”。意思是阴气太盛使人患寒病，阳气太盛使人患热病。这种理论很难用今天的科学原理来说明它，但它本质上是唯物的“气”一元论，带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阴阳是一组对立的属性，既是对立的，又是互相依托的，同时还是互相消长的，即所谓的“阴消阳长”、“阳极反阴”、“阴极反阳”，可见，阴阳学说反映了古人对事物矛盾的认识，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至于阴阳学说后来为儒、道家所利用，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和宗教迷信服务，则自当别论。

阴阳学说用到医学理论中，虽然也有一些牵强附会的地方，但它在描述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以及在诊断和用药归类上，起了至今仍然无法否定的作用。人体在生理活动过程中，物质与机能之间，必须经常保持着相对的动态平衡，如果阳气（如热能）与阴质（如体液）在消长过程中不能保持这种平衡，就会产生阴阳的偏盛偏衰，从心理状态向病理状态转化。所谓“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就是这个意思，[9]治疗时则“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寒热理论是阴阳学说具体运用到医疗实践中时用得最多的理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阴阳，还是寒热，其作用都突出地表现为对病理现象的分类，起到类似标记和符号的作用。虽然这种阴、阳、寒、热，很难用现代医学的语言来做细致的描述，更难以作量化分析，但它把具有某种相同特征的病理归为一类，如寒症或热症，然后对症治疗，就不能抹杀其科学性。与此相匹配的是，中药虽然多达数千种，但其性能也可以用阴阳加以概括。中医药性分为寒、热、温、凉四类，温热药属阳，寒凉药属阴。所以，虽然阴、阳二词有些玄，似乎不可捉摸；寒、热有时也难以区分，更难以定量，但它们作为一种符号，用以标识同一类病理，或同一类药物，这在医疗实践中是有意义、起作用的、这是2000多年的医学历史充分证明了的。

中国医学还把古人的五行学说搬到医学理论中，五行即古人所认为的人们生活离不开的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五行说搬到医学中来以后，金、木、水、火、土分别以肝、肺、肾、心、脾代表之。五行说在医学中的应用，不乏牵强附会和主观臆造的部分，并含有机械循环论的成分，但其积极意义是，它强调人的脏器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的关系，这对于医疗实践是有指导意义的。金、木、水、火、土套用到医学中，不过是社会意识形态渗透一切的证明，没有带来多少新的实质性内容。剥去其神秘主义的成分，五行之比五脏，只不过是一套新的术语、新的符号而已。甚至于中医学中的肝、肺、肾、心、脾，也分别是人的某些生理功能的符号，它们与现代解剖学中的肝、肺、肾、心、脾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后来的解剖学证明，某一功能并不是这一种脏器所发出的。因为这个符号标识的是某些生理功能，并不确指某具体的脏器。比如，中医学中的“心”有“主神明”的功能，故有所谓“心者，精神之所舍也”的说法。而解剖学证明，心脏根本无此功能。

（二）药物学的积累式传播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被奉为中药学经典。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

中国所使用的药物，绝大多数是植物，其中又以草本植物为多，故中国古代药物学著作，几乎都称“本草”。自汉至清，“本草”传之不绝。中国最早的药物学专书——《神农本草经》，出现于汉代。该书共载药物365种，是由若干医家陆续写成的。梁代陶弘景把新发现的药物又整理出365种加进去，编撰成《本草经集注》。唐、宋时期，朝廷曾组织专人整理修订中药学书籍。唐代苏敬等人编写的《新修本草》是我国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比西方著名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明代李时珍“穷搜博采，芟烦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著成《本草纲目》。该书52卷，共载药1892种，绘图1160幅，这一巨著对我国医药学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清代的赵学敏又在《本草纲目》的基础上，补充药物716种，编成《本草纲目拾遗》，共载药2608种。[10]以上情况说明，中国的药物学，是一代一代的后人不断丰富补充前人的著作的结果。它靠知识积累，滚雪球式地传播到今天，堪称源远流长。

（三）借注经立言，严重妨碍医学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也确立了它在中国医学中的经典地位。堪称经典的，还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等权威著作。历代著名医家，借经典立言，著书立说的比比皆是。这种注释经典的风气对医学界影响很大，以至于人们认为，不注经就不是名家。所以，中国医学虽然历史很长，学术争鸣空气却不浓，大多跟着经典走。医学史上的金元各家学术争鸣，对丰富和发展医疗方法颇有成就，但是这样的争鸣并不多见，特别是与经典著作争鸣更无勇气。明清时期，温病（属于急性外感热性病范畴）的研究比较热。一些医家，在总结既往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对温热病的发病原因和诊治等提出了新的见解，对后来研究记性热性病的治疗有相当深远的影响。“不过有的温病学家，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他们没有勇气申明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已经突破前人的论述，反而强调他们的见解，都是符合‘经旨’时，因此在某些论点上，难免出现有自相矛盾的地方。”[11]每个医家著书立说，都唯恐别人指责没有经典上的根据，就使得中国医学只能套着前人的步子走。因此，中国医学起步早，发展慢，基本理论体系未有人突破。

本文以中国最古老、最有特色的几门科学天文学、数学、医学为例证，研究了中国古代科学传播的状况及特点、从中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一个社会中，逆向传播难以存在，其科学就难以发展。

所谓逆向思维，就是传播跟当代社会的主流观点相左的看法与信息；对于科学的某一领域来说，就是传播与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或者权威性观点不同的意见与信息。

在古代的封建专制社会，没有思想自由可言。天人和一、阴阳五行这类官方意识形态，是不可以挑战的，学者总是试图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去印证它们。中国天文学尽管历史悠久，积累的观测资料举世罕见，但始终笼照在神秘主义气氛中，出于对天的敬畏，不能客观地解释天文现象，所以除了为制定历法服务以外，就是把观测到的天文现象作“预测”吉凶的根据，天文学差不多成了占星术的附庸，自然也就产生不出出色的天文理论。

即使在不涉及意识形态的学科，逆向传播也常常困难重重。某一权威著作被奉为经典以后（特别是在得到朝廷的赏识和肯定以后），与之向左的科学观点就很难露头。中国传统文化有的注经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学者不敢偏离主流，另辟新径的表现。当然注经也有其必要的、积极的一面。有的学者有了真知灼见，却因与传统观点不同，也以注经的形式，曲曲折折地表达出来，怕被指责为离经叛道。因为离经叛道者历来很难得到承认，还可能受到打击和迫害。

清朝有个医生王清任（1768～1831），深感了解脏腑情况对医生的重要。他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医林改错·脏腑记叙》）他对经典中有关生理和病理的论述大胆提出怀疑，为此曾亲至义家、刑场，观察尸体脏器，还与动物内脏比较，发现古书所绘脏腑图形与实际有不符，遂将42年的观察所得绘成《亲见改正脏腑图》，连同他的医学论述，一同收载于《医林改错》中。王清任在该书中明确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观点。但是他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却遭到冷嘲热讽，他被讥为在死尸堆里靠吃胔肉起家的，对他的《医林改错》很长时间不予承认，幸得当时的西学东渐之风，未闻王清任受到迫害。

图为王清任在观察人体脏腑

毫无疑问，当一个社会中，学者随时心怀被指责为“离经叛道”之忧，就很难有划时代的科学理论提出，更谈不上爆发科学革命。

长期的封建专制秩序何封建正统观点，养成知识分子的保守传统，不肯接受新事物，也增加了科学传播的困难。比如要学习西方数学，除了接受阿拉伯数字和其它一系列数学符号以外，书写形式上采取横写也是不可少的，这种书写方式在利玛窦来中国时已经带来，例如利玛窦、李之藻编撰的《同文算指》，就是用横写的汉文数字来介绍西方笔算的。但差不多半个世纪后，像梅文鼎这样优秀的天文学家、数学家，还坚持使用老符号，并且又改横写为竖写。[12]只是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被摧毁以后，中国才扫除了接受近代科学传播的障碍。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科学无、科学无国界等有利于科学传播的观点，逐渐深入人心。（连载完）

注释：

[1] 顾炎武《日知录》。

[2]《史记·历书》。

[3]《史记·历书》。

[4]《史记·历书》。

[5]《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38年。

[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

[7]《颜氏家训》。

[8]《古今数学思想》，第1册290页、301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

[9]《实用中医学》，第27-30页，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校编，1981年。

[10] 同上，第19页。

道家经典著作范文第4篇

养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中国的养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就已达4000年之久。

老子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前公元前471年之间。晋代人葛洪按史书医典之记载描述：老子皮肤细嫩，黄里透白，眉毛很美，额头宽阔，眼睛很大，鼻子很端正，四方大口、嘴唇很厚，只是牙齿稀疏，耳朵很长。老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晚期，比孔子(前551～前479年)年长约20岁。他精于天文，熟于兵法，通于武功，悉于史典，悟于养生之道，读书之多在春秋之世，当首屈一指。孔子便曾数次问道于老子。

老子养生论

“养生”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内篇》。“养”，即保养、调养、补养、护养；“生”，即生命、生存、生长。养生意义有二，一是如何延长生命时限，二是如何提高生命质量。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遗世著作，仅有《老子》一书，也叫《道德经》。该书仅5千字，但字字珠玑，句句玄妙，博大精深，涵盖天地，是道家的主要经典著作。时至今日，它风行欧美，流行世界，已被译成三十多种外国文字，拥有近500个外文版本，是世界外文发行量仅次子《圣经》的文化经典。老子也被美国《纽约时报》列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首。

这并不是一部养生书，但综观全书，其中闪耀着诸多老子鲜明而独特的养生智慧。老子的养生论不仅奠定了传统养生文化的思想基础，而且对于中国后世养生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法自然的养生原则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我们是自身决定了自己的存在和运动、发展。从人的角度看，一是人应当取法天地之自然，这里体现的是“天人合一”的观念；二是人应当取法人性之自然，这里体现的是人的本性自然的观念。老子认为，“道法自然”是宇宙万物遵循的根本法则，自然也是人必须遵循的根本法则。人要想“长生久视”即健康长寿，就应当修道进德，取法自然。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成为后世养生家的根本指导思想。也就是说：宇宙间的所有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这些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规律的根本特性就是自然而然。虽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但对人来说归根结蒂要顺应的就是自然而然，即要道法自然。

冲气以为和的养生目标

在老子看来，婴儿身体柔弱，无知无欲，他之所以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他拥有充盈的精气、淳和的元气。所以，老子主张，修养生之道的人，只有像婴儿一般始终保持“精之至”、“和之至”的境界，才能够精神饱满，健康长寿。

当然，老子的养生之道不仅注重养气，也强调养形、养神；而这三个层面的养生均以“冲和”为目标。

精气神三者合一延年益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生命现象均被视为“气”活动的结果。老子据此提出了一系列修身养性以达到健康长寿的具体的养生方法。其精髓说：人常使精、气、神三者合一，便能延年益寿。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重视精神修养。诸葛亮在《诫子书》的开篇便谆谆告诫他的子弟，要“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也就是要保持清心寡欲，以塑造高尚的道德情操。“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强调：“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就是说，立志于学、静心求学是手段和过程；养成学问、增长才干才是目的。

而“气”的生成主要与肾、脾胃、肺等脏腑器官密切相关，“气”的存在是通过一定的生理功能表现出来的，这些生理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推动作用：“气”具有推动脏腑组织活动和促进血脉运行的作用。

温煦作用：“气”具有维持人体正常温度，保持身体与外界环境协调平衡的功能。

防御作用：“气”具有护卫肌表、防御外邪入侵的能力。

固摄作用：“气”具有控制人体血、汗、尿、精不外泄的功能。

气化作用：“气”具有维持脏腑功能正常活动和精、血、津液新陈代谢过程顺利进行的作用。

气功锻炼

生活在社会剧烈震荡的春秋时代，老子非常重视人的个体生命价值，他自己就是一位重视生命并且相当长寿的智慧老人。老子的长寿固然得益于自然无为的人生哲学，但从一定意义上讲，他的健康长寿也是持之以恒实践气功养生的结果。

人体生命活动受自然规律支配。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个部分，他的生、老、病、死的整个生命过程，包括人体各种生理、病理变化，都与这个外在环境天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人体与自然界关系密切的最显著标志是“呼吸”。因此，气功养生家修炼气功，就是以呼吸习静为主要手段来达到保健强身的目的。另外，练功不能背离自然法则。 “自然功”以“自然”命名，这就是要求在练功的全过程中必须贯彻“自然”的原则，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顺手自然。最后，回复自然，探索生命本质。气功修炼就是要追求最大限度的健康与长寿，为此，必须要回到人的自身，探索人体生命的本质，把握人的生命活动的规律。

气功锻炼的方法包括调身、调息、调心这样三个既逐步展开又同时进行的过程。调身就是要摆好姿势，全身要自然、放松；调息就是调练呼吸，练功时有意识地注意自己呼吸的调整，其方法有自然呼吸法、腹式呼吸法和停顿呼吸法等；调心就是调定心意，使心神宁静，意念专一，主要方法是意守丹田。具体方法有：

1　呼吸：吸长而缓，呼短而促，宜行于不经意之间。

2　身体部位：端坐，头部直对前面，眼微闭，唇微闭，牙关不相接，不相咬。后背微圆，前胸不可挺出，心窝部凹下。两手叉置大腿上。上腹凹下，臀部向后，突出到可能的地步。两膝不可并，可离开八九寸左右。

道家经典著作范文第5篇

关键词：《道德经》翻译；Peter Merel；陈荣捷；训诂学

一、中国训诂学与西方诠释学（Hermenuetics）的比较

在开始分析两个译本之前，本文作者需要对中国训诂学和西方诠释学（Hermenuetics）进行差异比较，以免读者对这两个相似的概念产生混淆。

训诂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春秋时期《诗故训传》一书中，意思是译解古代词义，分析古代书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它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根据文字的形体与声音，以解释文字意义。在20世纪初期及之前，汉语白话文尚未普及使用，而由于古汉语每个文字的含义复杂多变，因时因地而异，所以当时的学者必须借助注释阅读古代典籍。

与中国语言类似，西方拉丁希腊语系语言也随着时代而变迁，以至于现代西方人也必须借助辅助手段才能理解古代西方语言。诠释学应运而生。诠释学包含对一切交流现象的解释过程，无论是语言类还是非语言的交流沟通现象，以及对交流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假定（presupposition），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语言含义和语言哲学，符号学等等。另外，海德格尔以及之后的伽达默尔和德里达对存在的批判研究也为诠释学赋予了哲学思辨的内涵。

二者的区别显而易见。虽然二者都有辅助读者理解古文的功能，但是中国训诂学是从微观角度阐释文字，着重于一字一词的考究，而西方诠释学是从宏观角度诠释文字整体意涵，对单独文字的缺乏关照。由于古代汉语微言大义的独特性，在分析中国传统古籍翻译时，训诂学明显更有参考价值。

二、《道德经》简介

自从1868年第一部译本面世后，《道德经》便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在英美国家更是掀起了对《道德经》的研究热潮。目前，对于老子思想的研究俨然成为国际文化研究领域的显学。截至当前，国内外已经出版发行的《道德经》英译本大约有100个，而且还在以大约一年一个的速度递增。

三、两个译本的比较研究

以下就采用例证法对陈荣捷译本和Peter Merel译本进行比较研究。

例一：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第五章）

陈译本：

Much talk will of course come to a dead end.

It is better to keep to the centre.

Merel译本：

So the sage draws upon experience

And cannot be exhausted.

在此例中， 关键点在于对“中”的理解和翻译。一些版本的《道德经》在此处有不同的用词。龙兴碑版此处用的是“忠”而非“中”。古汉语中有通假字之说，“忠”和“中”因发音相同，因此常常被视为一对通假字。陈把“中”翻译为center是根据“中”字原意即为中间，中部。Merel将其翻译为experience是基于其自身对《道德经》的理解。而根据训诂学专家的研究，“中”字还有一个通假字“冲”，意为虚无。由于道家的核心思想即为自然无为，无所不容，因此对“中”的翻译应为void 而最为贴切。

例二：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第十二章）

陈译本：

For this reason the sage is concerned with the belly and not the eyes.

Merel译本：

He provides for the belly， not for the senses.

两个版本的最大区别在于对“目”的翻译。陈荣捷将之翻译为眼睛，属直译。而Merel将之翻译为senses，属意译。蒋锡昌在《老子校诂》一书中将该句注释为“老子以腹代表一种简单清静的生活，以目代表一种巧伪多欲其结果竟至‘目盲、耳聋、口爽、发狂、行妨’之生活。明乎此，则‘为腹’即为无欲之生活，‘不为目’即不为多欲之生活”。陈荣捷的直译法，没有翻译出原文中的隐含意义，而Merel虽然将“目”翻译为senses也不甚精准，但也可通过联想迁移得出原文信息。所以二者相比，在此句的翻译中，Merel版更为妥帖。

四、总结

翻译活动不仅仅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它更多的是将不同文化的符号和特征进行传递。文化和文化沟通是翻译的应有之义，而翻译本身又是文化沟通的产物。译者就是文化沟通和文化产品交流的桥梁和媒介。文化带有强烈的地域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翻译过程必然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必须要借助辅助手段加强对原文语言和译入语言的理解。

训诂学认为，每字每词都有自己的意涵，所谓微言大义。《道德经》的译者们在翻译过程中更应该积极参考训诂学的研究成果，因为五千字的《道德经》字字词词都包含着深刻的含义和哲理，稍有不慎，就偏离了原文的精神内涵。其实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者来说，学习和了解训诂学都是必要的。本文作者建议开设有中国古籍翻译课程的学校和学系都应该加强对于学生训诂学的教育。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