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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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环境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环境逐步引进到企业的经济管理中，并对企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1.1企业的发展空间能够扩大电子商务环境就是在互联网环境下，营销公司的产品。电子商务环境可以为企业提供无限的发展空间。电子商务的销售环境不受空间和地狱的控制，具有扩展性和开放性的特点。这种销售环境在企业的销售的规划中起到了突破性的作用。企业通过电子商务环境可以提升企业的产品销量和市场占有率，这在无形中宣传了企业的产品，增加了企业利润，甚至在一些大型企业它们利用电子商务环境来提高客户、供应商以及服务商之间的联系，对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空间具有扩大的作用。
1.2企业的经营效率能够提高在传统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下，企业管理的效率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经营效率。电子商务环境改变了企业的传统经营管理模式，利用电子化和数字化来可以使数据的高效率传递，提升了企业的经营效率，降低了企业运营和管理的成本的支出。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如果企业的采购在电子商务的环境下进行，就会减少企业的采购成本，提高采购的效率。这主要是因为可以减少在企业传统采购时实地考察的环节，减少人力和物力的支出，而且利用电子商务环境非常方便，网上谈好后就可以签定合同，提高了企业的采购效率。
1.3企业的营销和管理方式得到创新电子商务环境能够使企业的管理和营销方式得到创新。这主要是因为电子商务管理环境可以将企业的销售和成本信息进行整合，这些信息的整合结果对于企业在发展方向的判断十分有利，利于企业的管理，同时采用电子商务技术可以创新企业的营销理念。在传统的企业管理过程中，企业的成本信息和销售信息是分开的，相对独立的，成本信息属于采购部门管理，销售信息隶属于销部门管理，两个部门的职责不同，一个负责买一个负责卖。但是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说，这两个部门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采购部门购买的原材料价格较高，而销售部门销售的的产品价格较低，这会严重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通过电子商务环境，可以将这两个部门的信息进行整合，提升企业管理效率，使企业的经济效益达到最大化，扩展了企业的营销环境。
2基于电子商务环境企业设计新的经济管理方法
由于电子商务技术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在新时代下企业的经济管理的方法也要进行改进，以提升企业的经济管理的水平。
2.1企业经济管理的目标要重新确定企业经济管理的最终目标还是最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对于企业来说，现在正处于电子商务环境下，要想提高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就要确定合理的财务管理目标。通过这个目标的制定可以套高企业的商业利润，可以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该目标的的确定一定要从企业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企业的几的基本实情和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在确保的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两方面的能力。在电子商务环境下进行企业的财务管理，我们要采取加密等方法，防止信息被别人窃取。
2.2对经济管理的业务流程进行更新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的经济管理业务流程是通过信息技术实现的。企业的经济管理要从企业管理的本质流程出发，重新定位思考，使企业的产品的质量、成本、服务生产、效率等各个方面得到提升。企业要十分重视其经济管理的开放性，让企业的各个部门之间积极合作，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在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要以财务管理为核心，让各个业务部门及时得到他们的财务信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开展本部门的业务，在企业的各部门之间形成一个业务网，使各部门的业务能够及时反馈并处理，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配合。
2.3重新设计组织企业的经济管理，构建信息安全系统企业的经济管理的要求采用电子商务环境，并以此确定组织设计的原则、流程、策略、措施等等事项。根据企业内部的隶属关系进行组织设计，提高企业对财政经济的控制和评估。由于电子商务的特殊性，为了防止公司的信息泄露，要构建企业信息安全系统，通过操作和监控分离、提前备份等方式，保障企业信息的安全！
3、结束语
企业环境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乡镇企业；环境管理；主要对策
我国的乡镇企业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20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日趋严重，并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可忽视因素。因此，提高乡镇企业的环境管理水平已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我国进行小城镇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必须把乡镇企业环境管理放在战略的高度上予以重视。
1乡镇企业建立环境管理的内涵
环境管理是指运用经济、法律、技术、行政和教育等手段，限制人类损害环境质量的活动，通过全面规划，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处理各部门、各社会集团和个人有关环境问题的相互关系，使社会经济发展在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同时，又不超出环境的容许极限。
乡镇企业环境管理的对象，首先是人们的意识和行为。通过诱导、约束和协调人的行为，来调控社会经济与环境系统，使其功能、结构和运动过程有序化。环境管理的对象是人，但其调控的对象却是社会经济与环境系统。
2乡镇企业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必要性
2．1环境管理体系是治理农村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制和经济调控手段不健全，乡镇企业为了占有市场，往往进行自发性、盲目性的发展；急于脱贫，急功近利，只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不顾社会整体利益，不从长远角度考虑对环境和资源的影响，在决策上形成“盲区”；盲目搞建设、上项目、上产品，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环境效益，“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形成点多面广的污染源，使环境污染增加。而且，乡镇企业主要是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高污染的粗放经营型，生产技术水平低，工艺落后，设备简陋，资源和能源利用率低下，产生大量“三废”，导致各种污染物排放量过大。尤其许多乡镇企业是技术水平低的小造纸、小制革、小化工和小冶炼等大耗水工业，主要靠拼资源、拼设备、拼人力实现经济增长，缺乏治理“三废”的技术装备，大量工业污染物未经任何处理或简单沉淀后直接排入乡村河道，造成水体大面积污染。在乡镇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水体水质普遍是Ⅳ类、V类甚至是劣V类。在河南、湖北，个别村庄因饮用水污染出现了“癌症村”，一些村民也由此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水体污染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农村的农业生产环境、农民生活环境甚至广大村民，都成为乡镇企业“三废”污染最直接、最严重的受害者，而农产品的广大消费者则成为污染的间接受害者。
2．2环境管理体系是弥补目前体系不足的重要途径
由于我国广大农村交通不便、通讯手段落后，布局分散，规模较小，许多管理城市环境的成熟办法难以实施。比如目前乡镇企业普遍是中小工业企业，有的甚至是家庭手工作坊式生产，遍布全国各地，不可能普遍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或直接监测为依据执行排污收费制度。而且许多县、乡(镇)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人员素质、技术设备等不满足要求，传统的依靠环保部门直接监控的环境管理体系对乡镇企业也收效甚微。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管理环境的压力，乡镇企业建立自己的环境管理体系是一明智之举，也有着其必然性。
2．3环境管理体系是满足“绿色市场”的竞争要求的重要途径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立法的“绿色化”要求乡镇企业加强环境管理。国际上“绿色贸易壁垒”的存在要求乡镇企业如果想将其产品(服务)打入国际市场，就必须重视环境保护，推行绿色管理，塑造绿色形象，努力开发绿色产品。同时国内绿色消费意识的增强，迫使乡镇企业加强环境管理。我国针对一些乡镇企业污染严重的现状，出台了《关于加强乡镇企业环境保护工作规定》，把乡镇企业的排污量纳入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实施污染排放总量控制，严禁引进和新建污染严重的生产项目，对现行污染严重的小型造纸厂、制革厂、染料厂等乡镇企业责令其关闭或转产，要求新建乡镇企业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等。
3乡镇企业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瑞然农村地域广袤，对污染具有较强的降解能力，但乡镇企业所产生的污染总量已经远远高出自然所能承受的范围，其增长势头仍然让人担忧。与其它工业企业相比，造成乡镇企业环境问题有其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1)环保意识缺乏是乡镇工业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观原因。主要表现在：①环保意识淡薄。不少地区的农村干部与乡镇工业职工对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缺乏应有的认识，对保护环境不会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而只是被动应付。同时很多农村居民对环境问题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相当多的农民对于资源的认识还停留在“自然界恩赐”的水平；②缺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识。一方面，环境保护的战略重心过于偏向城市环境；另一方面，对乡镇工业与环境保护要协调发展的战略认识不足。当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发生冲突时，往往只顾前者，其至为了前者而通过行政手段阻止环境执法。
(2)乡镇环境容量有限，管理体系不健全是乡镇工业环境问题产生的客观原因。农村地域虽然辽阔，但是其生态环境是低层次的生态循环系统，农村生态环境是脆弱的，这就决定了农村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农村环境容量的有限性要求乡镇工业发展必须在环境容量许可的范围内发展，不能只顾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
4对策及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环境意识，增强社会监督。在目前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公众环境意识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应广泛宣传《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增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意识，特别是乡镇企业环保法规建设和环境教育，引导乡镇企业的广大职工学习环境保护知识，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检举和揭发各种违反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的行为。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多种新闻媒介宣传和组织各种学习班等活动，发挥新闻监督的正确舆论导向作用，广泛深入地宣传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增强全社会特别是各级领导和企业人士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综合决策能力，克服与传统粗放式经营相联系的思想和做法，树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社会风尚，使广大农民意识到保护自己生活环境的重要性。
(2)增加投资力度，保障环境管理体制顺利实施。应加大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力争使环保投资与GDP的比重达到1％，进一步完善份税制，财政管理体制，适当提高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地方分成比例，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省对市、市乡的转移支付。在每年的地方财政预算交排上保证基层环保部门的正常开支需要，使环保部门在查处污染企业时不再有顾虑。同时积极鼓励民间资金投资环境保护事业，对其进行政策上的优惠，使其迅速产生效益，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环保产业；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费改税，将排污费，改为环保税，使治污资金能有一个稳定的来源；积极探索排污权的交易，通过经济手段使污染企业自觉减少排污量，实现排污总量的控制；改变对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在试点城市的基础上积极推广“绿色GDP”，通过经济手段减少环境污染。
(3)重视城镇和工业区规划。从乡镇工业发展历程来看，乡镇工业污染蔓延的原因均源于杂乱分散的工业布局。在乡镇企业规模小，技术装备落后，分布分散的情况下，难于建设集中的基础设施，环境污染难以控制，这些均制约了乡镇工业升级换代的步伐，影响了规模经济效益和小城镇的建设与繁荣。因此应调整乡镇企业布局和发展大批中小工商业城市，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形成相对集中、布局合理的工业区和工商业城镇，继续推动乡镇企业点源治理，把改善乡镇工业布局，推动工业区的建设当作乡镇环境管理的一项首要任务。
(4)加大环境立法和执法力度，建立乡镇企业环境管理体系。加强环境管理，健全环境管理机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首先应加强环境法制建设，完善和健全环保法规，加强环境管理。其次，应建立环境管理网络，把环境管理纳入乡镇企业管理的轨道，各级环保部门应加强环境管理的力度，认真执行“三同时”和新、改、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控制环境污染，认真执行《关于加强乡镇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规定》等法规，并通过合理规划，促进乡镇企业经济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5)转变经营思想。建立低消耗、高效益的经济结构。环保法制和标准的不断完善制约着许多按现有方法生产的产品的贸易，同时也给许多产品尤其是有利于环保的产品创造一个巨大的贸易机会。这就要求乡镇企业经营者切实转变经营思想，树立绿色营销观念，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许多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调整产业结构，结合当地资源和传统工艺的特点，确定发展方向，淘汰能耗高、污染重的设备和工艺，大力推广科技进步和清洁生产，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高的产业比重，是缓解和控制环境污染的重要措施。
同时应根据本地区人文地理和资源环境条件发展县域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始终把发展轻型产业结构、控制重污染行业的发展当作一条重要的战略方针。在经营策略上，不仅要考虑到企业的利益，还要考虑到公共利益及对环保的影响。在利益追求上，要在谋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基础上，把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结合起来，重视发展与环保的协调。在经营行为上，切实把环境保护纳入企业的决策中。特别注意搞好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的环境规划与布局工作，真正体现预防为主，防治并重的原则，有效控制乡镇企业对环境的污染。
企业环境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强调整合理念的“全面风险管理”（EnterpriseRiskManagement，ERM）逐步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①大量研究集中于探讨ERM的框架、流程和经济绩效，旨在解决ERM的有效性问题。但与之相对，鲜有研究涉及ERM的决策机制。如果ERM项目可以通过对风险的整合式管理提升股东价值，那么为什么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选择？选择实施或不实施ERM项目的企业究竟有何差别？在ERM决策过程中，究竟是企业特质重要，还是监管约束发挥主导作用？如果企业特质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其作用机制如何？此外，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的特殊制度背景是否会对企业ERM决策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产生影响？其影响途径又是什么？现有研究对于这些基础问题仍缺乏明确的回答。本文利用沪深A股302家非金融类ERM企业2003～2011年的数据，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企业实施ERM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我国非金融类企业实施ERM的决策并非受监管因素的主导，而是受到企业价值最大化动机的驱动，ERM企业与非ERM企业在财务特征、运营特征、治理特征和经济实力四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别；第二，监管差异会对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产生调节作用，受监管企业和非受监管企业在ERM的驱动因素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别；第三，市场化程度也会调节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经济驱动的效果更为显著，而在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监管驱动的作用更强。本研究受益于Liebenberg和Hoyt（2003）[1]、Pa－gach和Warr（2011）[2]的前期成果，但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第一，在既有理论框架内引入制度环境因素，丰富了ERM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内涵；第二，在样本选取方面，采用更稳健的方法识别ERM项目的实施，减轻样本识别偏差；第三，在计量方法设计方面，采用能够捕捉变量变化过程信息的COX比例风险模型替代静态的probit模型，并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第四，将研究对象从保险公司、银行拓展到非金融类企业，为ERM相关理论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
现阶段，虽然直接以ERM的驱动因素为主题的研究尚不多见，但关于传统风险管理（TRM,Tradi－tionalRiskManagement）实施动因的研究却相当丰富。鉴于ERM是对TRM的继承和发展，②因此，对TRM实施动因的文献加以回顾，能够为研究ERM的实施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完全市场条件下，风险管理被视为净现值为负的活动，投资者可以通过多元化方法更高效的规避企业特质风险（Modigliani和Miller，1958）[3]。但是，不完全市场条件下，上述结论不再成立。学者们先后从理论上证明了企业可以通过保险和套期保值方式降低税负（Modigliani和Miller,1963）[4]，降低财务困境成本（Kraus和Litzenberger,1973[5]；Macminn，1987[6]），降低成本（Jensen和Meckling,1976[7]；Macminn，1987[6]），降低监管成本（Mayers和Smith，1987[8]），降低外部资本成本（Froot、Scharfstein和Stein，1993[9]），解决投资不足问题（Mayers和Smith，1987[8]），从而给企业带来价值增值。随后的实证研究也基本支持了上述分析（Nanceetal.,1993[10];Colquitt和Hoyt,1997[11];Hoyt和Khang,2000[12]）。如果说以保险和套期保值为代表的传统风险管理主要基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考虑，ERM由于受到监管层和评级机构的高度关注，其驱动因素则显得更为复杂。2004年，纽交所修订了其公司治理规范，要求审计委员会制定相应的规范以保证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有效进行，从而将风险管理职责提升到董事会层面。巴塞尔协议Ⅱ则在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评估中新增了操作风险的规定，进一步拓展了风险管理的范围。同时，著名的评级机构也对ERM给予了极高的关注。2005年，标准普尔公司宣布，鉴于ERM的重要性，考虑将其作为评级体系中一个独立的、重要的科目。2006年，国际保险业的权威评级机构A.M.BEST特别公告，宣布其评级过程中加入对于ERM的考虑。2008年，标准普尔正式宣布，在公司评级过程中，将采用两步骤程序评估企业实施ERM的效果。③从国内看，2006年，国资委颁布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并将ERM实施水平纳入到央企及其负责人考核体系中。④在此背景下，161家中央直属企业（2006年数据）掀起一股ERM建设热。综上所述，从全球ERM实践来看，监管约束和评级压力似乎是ERM的主要推手。但是，Kleffneretal（.2003）[13]的一项针对加拿大“风险与保险管理协会”（RIMS）会员单位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到多伦多证交所监管风险管理指引约束的企业在实施ERM项目方面与非监管企业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在被问及企业实施ERM的主要驱动因素时，61%的企业将“风险管理自身的作用”作为首选因素；其次是董事会的推动，占比51%；再次才是为了迎合监管约束，占比37%。
总体来看，问卷分析结果似乎更支持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观点。那么，企业的ERM决策究竟是“监管因素驱动”还是“企业特质因素驱动”？如果监管因素起主导作用，那么可以推断，除了行业差异外（大部分监管规定都是针对特定行业制定的），ERM企业与非ERM企业在公司特质因素方面（如财务特征、经营特征、治理特征等）不会存在显著差异；否则，特质因素的差异则会非常显著。但是，有限的关于ERM实施动因的实证研究并未给出清晰的结论。Liebenberg和Hoy（t2003）[1]以26家实施ERM项目的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logistic模型从企业收益的波动性、企业股票价值的波动性、企业的增长率、机构投资者所拥有的股权比重、长期负债与资本的比率、在高监管国家设置分支机构共6个方面检验企业实施ERM项目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除杠杆比率外，其他指标均不显著。Pagach和Warr（2011）[2]以138家在美国上市的ERM企业为样本，从财务特征、资产特征、市场特征三个方面对ERM项目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ERM企业与非ERM企业在上述企业特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而间接证明了企业特质因素而非监管因素是企业实施ERM的主导因素。从国内文献看，从宏观层面探讨ERM框架和流程的研究相对丰富（杨乃定，2002[14]；朱荣恩、贺欣，2003[15]；唐国储、李选举，2003[16]；金若昉、李若山，2005[17]），有限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问卷调查考察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建设状况（吕文栋、刘鲁梅，2010[18]；赵杨、吕文栋，2011[19]），从企业微观层面探讨ERM动因和价值的文献尚未看到。本文承袭Liebenberg和Hoyt（2003）[1]、Pagach和Warr（2011）[2]的研究，试图对下述问题做出初步解答：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企业实施ERM的决策到底是“监管因素驱动”还是“企业特质因素驱动”？更进一步，如果企业是基于价值最大化的考虑实施ERM项目，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的ERM决策，其影响机制又是如何？
三、理论分析、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设
在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这一流程上，ERM与TRM并没有实质性差别，使ERM区别于TRM的关键内容包括两点：其一是关注的对象是企业面临的所有风险，包括声誉风险、操作风险等传统风险管理方式无能为力的领域；其二是强调采用系统而非分割的方式对所有风险加以管理，从而保证任何一种单一风险都不会对企业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Stulz,2003）[20]。ERM与TRM的上述区别可能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提升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风险决策水平（Meulbroek,2002[21]）；其二是整合式的风险管理也会增加实施难度和成本（Cumming、Hirtle,2001）[22]。因此，传统风险管理的驱动因素对ERM应当同样有效，企业的经济实力对于ERM决策也会更为重要。基于Kleffneretal.（2003）[13]、Liebenberg和Hoy（t2003）[1]以及Pagach和Warr（2011）[2]的研究，我们从四个方面刻画可能影响企业ERM决策的企业特质因素，即财务特征、经营特征、治理特征和经济实力。财务特征包括资产负债率、现金比率和经营现金流的波动，此类指标主要用来刻画企业遭受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我们预期，负债率高的企业比负债率低的企业更容易遭受财务困境，因此有更强的意愿实施ERM项目，而大量高流动性资产可以保证企业在遭受意外时及时对损失进行补偿，从而提升财务的稳健性。因此，预期现金比率与ERM的实施负相关。此外，现金流波动大的企业更容易遭受低概率的高额损失。因此，预期经营现金流的波动与ERM的实施正相关。经营特征包括资产透明度、企业成长性和经营的多元化，此类指标同时刻画企业遭受财务困境的损失程度。
一般而言，在遭受财务危机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低透明度的资产在紧急处置时很难实现其公允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损失可能会加重。因此，预期资产透明度与ERM的实施负相关。对于高成长性企业而言，其价值主要依赖于未来的现金流，一旦遭遇财务危机，未来现金流的价值很容易被低估。因此，预期企业成长性与ERM的实施正相关。多元化程度与ERM的关系存在两种假说：一种是自然对冲假说，该观点认为，资产的多元化经营可以实现不同风险的自然对冲，因此没有必要实施ERM项目；另一种是规模经济假说，该观点认为，多元化经营提高了风险的复杂程度，因此，多元化企业更容易享受风险整合式管理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治理特征包括机构投资者比例、独立董事占比以及管理层持股数量。西方主流理论认为，机构投资者具有外部治理作用，他们会要求管理层采取积极的措施管理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因此，预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ERM的实施正相关。独立董事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通常具有财务、战略、管理等领域的专业背景。在国外，风险管理委员会一般都由独立董事领导。因此，预期独立董事占比与ERM的实施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数量会影响其风险偏好，由于股票的价值与经营的波动性成反比，因而具有较高持股比例的管理层更有动机实施ERM项目。Cumming、Hirtle（2001）[22]提出，ERM的顺利实施将面临三大挑战：信息技术、监管约束和经济实力。ERM项目通常伴随着流程的再造、信息系统的升级、组织架构的调整、风险管理文化和制度的建设，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因此，预期企业的经济实力与ERM的实施呈正相关关系。假设1：如果“监管驱动论”成立，那么上述反映企业特质的因素在ERM企业和非ERM企业之间应当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反之，如果“经济驱动论”成立，那么预期财务特征、经营特征和治理特征则会在企业ERM决策中发挥显著作用。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ERM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可能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在我国，国资委于2006年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具有广泛的影响。该文件为指导性监管约束，并不要求强制执行。但是，考虑到国资委直属央企巨大的资产规模，特殊的产权结构，及其在资本市场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对这一指导性监管约束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我们认为，指导性监管约束虽然缺乏强制力，但作为一种制度因素，仍会作用于企业的效用函数（尤其是考虑到央企特殊的产权结构及人事任命制度），从而影响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途径。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经指出，要将ERM实施水平纳入到央企及其负责人考核体系中。可以预期，上述方案一旦严格执行，势必对中央企业开展全面风险管理活动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2：企业经济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受到监管差异这一制度因素的影响。此外，我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在政府干预、地方保护、开放程度、法治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在国家层面呈现出东、中、西三大板块的格局。依据樊纲等（2011）[23]的研究，东部地区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方面显著优于其他地区。已有研究表明，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的成本（夏立军、方轶强，2005[24]；吕长江等，2011[25]；谢德仁等，2012[26]；黄德忠等，2013[27]）、融资成本（徐浩萍、吕长江，2007[28]；杨丽芳，2014[29]；李晓创，高文书，2013[30]）及风险倾向（陈文婷、李新春，2008[31]）相关。可以预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机制比较健全，竞争更为激烈，企业的风险意识更强，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会更显著。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由于地方保护较强，政府干预较多，企业的风险意识相对薄弱，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因而会较弱。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3：企业经济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受到市场化进程这一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驱动效果更显著；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驱动效果则较弱。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对于二元因变量模型，最常见的计量方法是logit模型。模型的基本思路是，首先针对某一待检验事件，定义该事件发生为1（D=1），未发生为0（D=0）；其次，对于每一个“D=1”的样本企业构建一个“D=0”的配对企业；最后，利用事件发生当年的数据，估计可能影响该事件发生的因素。Shumway（2001）[32]认为，logistic模型是一种静态模型，最大的缺陷是仅仅利用了事件发生当年的信息，而忽视了企业从“D=0”到“D=1”转变的过程信息。COX比例风险模型是弥补上述缺陷的重要方法。作为生存分析的经典工具，COX模型最初被应用在医学领域，但近年来，这一方法开始受到经济学者的关注（Paganoetal.，1988[33]；Deshmukh，2003[34]；Johnson，2004[35]；Danielsenetal.，2007[36]）。COX比例风险模型的基本形式为：h（t）=h0（t）•exp（xβ）（1）式（1）中，h（t）为风险函数，表示企业存活t期后立即死亡的概率（在本文中是指企业宣布实施ERM项目）；h0（t）为基准风险函数，即个体不受外生变量影响情况下的风险函数；X为所有外生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的一个显著优势是不需要对h0（t）的分布做任何假设，因此在进行参数估计时不依赖特定分布的假设，从而大大扩展了其应用范围。构建COX模型的基本思路。首先，定义时间区间，并建立区间内所有企业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在这一数据集中，对于所有目标事件未发生的年份，均定义“D=0”。其次，将目标事件发生的年份数据定义为“D=1”，并将该样本在随后年份的数据从数据集中删除。因此，COX模型的数据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面板数据，数据数量随事件的发生逐年递减，被称为事件历史数据集（eventhistorydataset）。最后，利用该事件历史数据集，估计影响目标事件发生的因素。相对于logit模型，COX比例风险模型最主要的优点在于捕捉变量随时间演化的过程，并计算出一个目标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参考Liebenberg和Hoyt（2003）[1]、Pagach和War（r2011）[2]等研究，本文用以检测ERM驱动因素的COX比例风险模型如下：ERMit=F（财务特征，运营特征，治理特征，经济实力，制度环境）it-1+eit（2）模型中，i代表每一家样本企业，t代表年份。为了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将所有自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用于测度企业财务特征的变量包括杠杆比率、现金比率以及经营现金流的波动性。前期研究认为，杠杆比率越高的企业，遭受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高，为控制财务困境成本，企业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动机就会越强。现金及其等价物属于高流动性资产，现金比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流动性资产储备。
因此，现金比率较低的企业，可以从全面风险管理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此外，经营现金流波动性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ERM，因为通过平滑经营性现金流，可以帮助企业规避现金流短缺的长尾风险，还可以在凸性税率制度下帮助企业降低税收负担。用于测度运营特征的变量包括无形资产占比、企业成长性和多元化经营程度。在无形资产的交易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重，其价值容易被低估。因此，当企业面临财务困境时，无形资产的变现能力受到制约。所以，无形资产占比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ERM项目，以降低企业遭受财务困境的可能。同时，对于高成长性的企业而言，其价值通常依附于尚未实现的现金流，而未来的现金流受制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其价值在破产情形下很难完全实现。因此，高成长性的企业也有动机实施ERM项目。此外，多元化经营对于企业ERM决策的影响存在两种对立的解释：一方面，实施多元化的企业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风险的自然对冲，从而降低企业实施整合式风险管理的需求；另一方面，多元化运作意味着协调、管理难度的加大，而强调整合理念的ERM项目则可以使企业获得系统处理企业各类风险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公司治理结构会影响管理层的“风险—收益”组合，并最终影响到企业的风险管理决策。本研究从机构持股比例、董事会独立性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三个方面考察治理特征对ERM决策的影响。一般而言，机构投资者具有更加丰富的投资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不仅关注投资收益，更关注投资风险。因此，机构持股比例高的企业出于外部股东的压力，更倾向于实施ERM项目。与执行董事相比，独立董事有更强的动机建立自己作为决策专家和股东利益看门人的良好声誉，从而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市场价值。因此，独立董事会鼓励管理层积极的从事风险管理活动，降低企业的财务困境成本，提升投资效率。管理层持股对于ERM的实施具有负向影响，原因是股票价值与企业经营收益的波动性正相关，而ERM项目则会降低企业经营收益的波动性，从而降低管理层所持有的股票价值。本研究从企业产权性质及注册地址两个方面考察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对ERM决策的影响。2006年，国资委出台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虽然该指引并非强制执行，但鉴于国有企业特殊的考核机制和晋升机制，指引仍对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在产权保护、融资约束、政府干预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这一差异究竟会对企业ERM决策机制产生何种影响，有待实证检验。此外，研究还控制了企业资产规模。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见表1。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既往研究中，Liebenberg和Hoy（t2003）[1]主要采用保险公司的数据样本，Pagach和Warr（2011）[2]研究的重点也是金融类企业（包括银行和保险公司）。考虑到金融类企业的资产结构、运营特点、治理水平具有特殊性，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非金融类企业，以期对ERM决策的影响因素有更为全面的认识。本研究中，ERM数据采用手工收集。Graceetal.（2010）[37]曾指出，ERM的识别困难是造成相关研究进展缓慢的重要因素。本文借鉴Graceetal（.2010）、Hoyt和Liebenberg（2011）[38]的思路，通过多个关键词交叉印证企业是否开展了ERM项目。具体来说，关键词包括首席风险官、风险管理委员会、战略风险管理、整合风险管理、全面风险管理以及其对应的英文（CRO,ERM,strategicriskmanagement;integratedriskmanagement;holisticriskmanagement）。我们首先在新浪财经、巨潮、百度、中国证监会网站等以及中小板公司的官方网站对上述关键词进行检索，其次对命中目标匹配COSO（2004）报告或者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检验是否真正实施了ERM项目。经检测，截至2011年底，共有367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实施了ERM项目，剔除有特殊处理经历（ST）及数据残缺的样本，最终有302家企业进入我们的最终数据集，下文对样本进行描述分析。从图1来看，ERM企业基本涵盖了国民经济的主要行业类别，但行业差异比较明显：样本中超过50%的ERM企业来自于制造业，文化产业、农林牧渔业和社会服务业的占比较低。总体来看，ERM企业的行业结构与我国主板上市公司的行业构成基本一致。从图2可知，ERM企业的数量自2003年以来呈逐年递增态势。以2007年为拐点，ERM企业数量呈现出一个跳跃式增长。笔者认为，两个原因可能造成了自2007年以来ERM项目的迅速发展：首先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传统风险管理方式的弊病，一系列的破产事件迫使国内企业不断反思经营管理策略，在此背景下，ERM理念得以不断推广；其次是国资委自2006年《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来，先后于2007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召开了四次全面风险管理工作交流会，国资委的持续关注，推动中央直属企业的ERM工作不断迈向新的阶段。图3对302家ERM企业的控制权性质进行了统计。数据显示，国资委直属企业最多，共155家，占比超过50%；其次是地方政府管理的国企，共83家，占比28%；随后是私营、民营、外资类企业，共有61家，占比20%；其他中央部委直属企业（如教育部、铁道部直属企业）最少，仅有3家。ERM企业控制权统计结果似乎支持了“监管驱动论”，受到《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引导的国资委直属企业确实比其他类型的企业更多的实施ERM项目。本研究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还利用CCER数据库的企业多元化数据进行了补充。研究的时间区间设定为2003～2011年（第一家ERM企业出现在2003年）。
五、实证结果
（一）全样本实证
结果在不考虑特殊的制度背景时，究竟是哪些因素驱动了企业实施ERM的决策？我们首先构造了一个类似于Pagach和Warr（2011）[2]的样本，对“监管驱动”抑或“经济驱动”两种观点进行了检验。
1.单变量描述统计。从表4可知，在SASAC子样本中，所有被考察的10个变量中有6个在ERM企业和非ERM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分别是：现金流波动性、无形资产占比、市账比、机构持股数量、独立董事占比和企业规模。这意味着，即使受到指导性监管约束，企业特质仍然在ERM实施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非SASAC子样本中，也有6个变量在ERM企业和非ERM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分别是：现金比率、现金流波动性、市账比、机构持股数量、独立董事占比和企业规模。与SASAC子样本相比，新增了现金比率，而无形资产占比则不再显著。对比两个子样本可知，在指导性监管约束下，企业特质（而不是监管约束）仍然是企业ERM决策的主要驱动因素，但监管程度的差异可能导致企业特质作用于ERM的效果发生改变。
2.多变量回归检验。从表5可以看出，在监管程度存在差异时，企业实施ERM的驱动因素存在显著的不同。在受到指导性监管约束的子样本中，影响ERM决策的变量（资产负债比率、经营现金流的波动性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不考虑制度背景时的回归结果完全不同。资产负债率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越容易遭受财务困境的企业，反而越不倾向于实施ERM。这一结果与Liebenberg和Hoy（t2003）的结论相悖，而与Pagach和War（r2011）的结论一致。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所具有的预算软约束特征，可能的解释是，财务困境成本对于ERM决策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低于门槛值时，财务困境成本对于ERM决策具有正向作用（正如其他子样本所展示的结果）；一旦高于门槛值，预算软约束效应将发挥主导作用，企业可能因为依赖心理而放松对于风险的主动管理。⑥与Liebenberg和Hoy（t2003）、Pagach和War（r2011）的结论相反，外部机构投资者不仅没有促进全面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反而对ERM决策起到负向作用。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是由我国机构投资者的不成熟导致的。既有研究表明，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以价值投资为导向的成熟的机构投资者严重缺乏，由于羊群效应等原因，机构投资者并未扮演资本市场的稳定器作用（宋军、吴冲锋，2001[41]；孙培源、施东晖，2002[42]；何佳等，2007[43]；金鑫等，2011[44]）。较强的投机性决定了其更加关注即期利益，短期成本高昂且效果存在时滞的ERM项目明显对其缺乏吸引力。此时，机构投资者将采用“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的方式，抵制ERM的实施。此外，现金流波动性显著为正，意味着企业希望通过实施ERM项目，平抑经营波动，降低因现金断流所引致的财务困境成本。在非SASAC子样本中，由于没有受到监管约束这一制度冲击，企业实施ERM的驱动因素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具有较高成长性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ERM项目；独立董事占比与ERM决策负相关，而资产规模与ERM决策正相关。上述结论与全样本回归结果类似。综上所述，在受到指导性监管约束条件下，ERM实施决策仍受到企业特质因素的影响，但监管差异会导致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发生变化：受监管企业在制定ERM决策时，更多的受到财务状况的影响，而非受监管企业的ERM决策更多的受到治理水平和经营质量的影响。假设2得到证实。
（二）考虑市场化程度差异的实证结果
作为转型经济体，我国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不同的市场化水平下，政府干预、地方保护、对外开放、金融和中介发展程度等要素都存在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一差异是否会导致“监管驱动”和“经济驱动”的地位发生变化？进一步，哪些作用于企业ERM决策的企业特质因素会受到市场化程度差异的影响？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参照樊纲等（2011）的报告，将样本企业按照注册地址划分为东、中、西、东北四个子样本。考虑到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样本较少，将其合并，并统称为非东部地区子样本。同时，借鉴杨灿明和孙群力（2008）[45]的研究，将辽宁省调整到东部地区子样本。⑦重新组合后，东部地区子样本包括183家ERM企业，非东部地区子样本包括119家ERM企业。
1.单变量描述统计。从表6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看，与全样本统计结果基本一致。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与非ERM企业相比，ERM企业的运营波动性更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高，企业规模也更大。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ERM企业的财务杠杆更高，经营波动性更强，成长性更高，机构投资者持股量更大，治理结构更完善，规模也更大。统计结果同时也表明，流动资金持有量与ERM的实施呈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保守型企业更倾向于实施ERM项目，这些企业的管理层通过持有大量的流动性资金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非正常高额损失。
2.多变量回归检验。从表7可以看出，在不同市场化进程的地区，企业实施ERM的驱动因素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特质因素对ERM的实施起到主导作用。基于前述相同原因，经营现金流方差、市值账面比、资产规模与ERM的实施正相关，而多元化程度、独立董事占比和管理层持股数量则与ERM实施负相关。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在控制企业规模后，经营现金流波动率、市账比、多元化程度、独立董事占比、管理层持股数量等指标均不再显著，只有无形资产占比一个因素对ERM的实施有显著作用。上述结论可能意味着，在政府干预较强、市场竞争环境较差、对外开放程度较弱的地区，监管约束（而不是企业特质）在企业实施ERM项目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假设3得到证实。
（三）稳健性检验
1.采用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对302家ERM企业按照行业（证监会三位代码）和资产规模分别构造配对组，然后采用Probit模型对ERM的驱动因素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如表8所示。结果显示，企业成长性、资产规模与ERM的实施正相关，多元化程度、机构持股比例、独立董事占比与ERM的实施负相关。对比COX比例风险模型全样本回归结果，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部分变量的显著性有所降低（如前所述，这正是COX模型相对于Probit模型的一个优点）。总体来看，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⑧2.考虑两权合一的调节效应。在前述回归结果中，管理层持股数量与ERM的实施呈负相关关系，我们的解释是董事会的制衡机制发挥了作用。按照这一推断，如果CEO与董事长两权合一，那么董事会的监督机制便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此时，管理层持股数量应当与ERM的实施正相关。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我们在回归方程中纳入了管理层持股数量与两权合一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9。可以看到，加入两权合一及交互项后，主要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水平不变。测度CEO与董事长两权合一的变量符号显著为负，意味着两权合一不利于企业ERM项目实施，这与两权合一具有负向治理效应的结论一致（蒲自立、刘芍佳，2004）[46]。最重要的是，管理层持股数量与两权合一的交互项符号为正（但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这意味着当CEO与董事长两权合一时，董事会对管理层的制衡机制不再有效，导致风险规避动机越强的管理层（体现为持股数量大）越倾向于实施ERM，而风险追逐动机越强的管理层反而得不到相应的制约。原有推断得到支持。此外，我们还采用做交互项的方法，检验了监管差异、市场化程度差异对影响ERM决策的企业特质因素的调节作用，所得结论也证实了本文的研究是稳健的。
六、结论及展望
企业环境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环境会计；会计教育；复合型人才；课程
我国《21世纪议程》中明确指出：“教育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能力的关键”。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是生态环境保护，而环境保护大计，以环境教育为本。大学环境会计教育的开展和实施无疑将给环境会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一、我国大学环境会计教育的现状
目前，我国大学环境会计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体系尚未形成。国内各高校中只有少数几所开设了单独的环境会计课程，名称如“环境成本会计”、“环境管理会计”、“环境审计”等。大部分高校局限于传统的会计、审计教学内容，较少或根本不涉及环境方面，即便有所涉及，也只是将环境会计的内容简单地拼凑在传统的会计、审计类课程中。形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
其一，缺乏独立、系统的环境会计理论体系或专门的环境会计制度（或准则）作为指导。我国对环境会计研究基本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对环境财务会计的核算对象、前提假设、环境会计报告披露模式、披露内容等理论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我国政府也还没有出台相关的环境会计制度（或准则）来给予指导和规范。
其二，缺乏专业的环境会计师资队伍和配套教材。环境会计是一门由环境学、经济学、会计学、生物学等多学科交叉渗透而成的学科。开展环境会计教学工作，需要授课教师具备扎实、全面的基本功，一方面要充分掌握本专业（财务会计）的知识；另一方面还必须懂得环境方面的知识，如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环境管理学等。目前，环境会计作为会计的一个新兴分支，其师资队伍还不健全，配套的市场教材也较少。
其三，大学环境会计的教学目的尚不明确。在那些已单独开设环境会计系列课程的高校中，开设这些课程只是让学生接触前沿理论知识，教学的实践目标尚不明确。
二、西方国家大学环境会计教育的先进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英两国）在环境会计教育方面已取得了初步成效，环境会计理论基础和实务操作相对国内较为成熟，大学环境会计教育体系正逐步形成。
在英、美大多数大学的会计系均讲授环境会计。其讲授的方式有两种：方式一，开设独立的环境会计、环境管理方面的课程，名称如“环境会计”、“政府、商业和自然资源”、“环境会计过程”、“环境会计高级专题研究”等；方式二，不单独开设环境会计课程，但在财务会计、管理/成本会计、会计信息系统等一些课程中设置与环境会计相关的内容。当前采用第二种方式的大学所占比重较大，但第一种方式将环境会计作为独立会计课程的趋势将日益明显。
美、英大学会计系讲授的环境会计内容从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环境会计概述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1）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内容及其评估方法：（2）企业环境政策概述；（3）企业环境发展和监控系统的构建；（4）企业经营对环境影响的评估：（5）公司环境审计与评估。
第二，环境管理会计教学内容，主要包括：（1）垃圾处理、污染及资产废置的会计问题；（2）环境问题预算与绩效评估；（3）环境投资评估；（4）与环境有关的研发、预测和设计会计；（5）产品生命周期与环境成本研究；（6）企业并购与环境成本、效益分析。
第三，环境财务会计教学内容，主要包括：（1）财务报告中的环境问题；（2）独立的环境财务报告研究；（3）与环境有关的或有负债及会计差错更正问题；（4）与环境有关的支出与承诺的会计处理问题；（5）与环境有关的借款、所有者权益及保险问题；（6）审计报告中可能涉及的环境问题研究；（7）与环境有关的资产（如存货、土地等）价值评估问题。
三、我国大学环境会计教育的发展趋势分析
我国环境会计教育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大学先进的环境会计教学理念和方法，并结合我国国情，沿着从无到有，从浅到深，从普及理念到深究理论和实务应用，从融入其他会计专业课程讲授到单独开设环境会计课程再到形成专业体系的这一条主线，逐步建立和发展我国大学环境会计教育体系。笔者从五个方面设想我国高校环境会计教育的初、中期发展趋势目标：普及环境会计教育，并在各高校开设单独的环境会计相关课程。同时也给各高校新开设环境会计相关课程、制定相关课程教学培养方案提供参考。
（一）教学培养目标
旨在培养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复合型会计人才。要求学生掌握环境会计知识和技能，全面理解会计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培养学生的环境道德素养，使其具备理解并参与制定公司环境事务战略的能力，满足可持续发展企业对环境会计人才的需要。
（二）授课对象
高等院校商学院（或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中会计学、财务管理学、审计学本科专业、工商管理类各硕士专业的所有学生。
（三）课程体系设置
依照教学培养目标，高校可以考虑先开设环境财务会计、环境管理会计、环境管理案例和环境审计四门课程。
1.环境财务会计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54课时）。
课程内容简要及教学任务：该课程系统介绍环境会计产生与发展过程、背景、作用和意义，环境会计目标、假设、原则、对象、内容、职责等基础性理论，环境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的基本方法。要求学生掌握环境会计的基本原理和专门知识，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会计信息和环境管理信息进行基本会计处理、会计报告和会计分析与评价，能应用环境会计基本程序、方法进行环境经济管理。
可选用的配套教材：
《环境会计》，许家林、孟凡利等编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肖序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环境会计研究》，孟凡利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资源会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许家林、王昌锐等著，立信会计出版社，2008年版；《企业环境会计和环境报告书》，李静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环境管理会计
课程属性：专业必选课（36课时）。
课程内容简要及教学任务：该课程系统介绍环境管理会计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定义、作用和意义，环境管理会计的理论结构和方法应用，在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要求学生熟悉和了解环境管理会计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学会如何利用环境会计信息支持企业内部决策，能在实务工作中参与制定公司的环境事务战略。
可选用的配套教材：
《环境管理会计——将环境因素纳入管理决策中》，郭晓梅，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环境会计与管理》，【英】罗伯·格瑞、【英】简·贝宾顿著，王立彦、耿建新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环境成本管理论》，林万祥、肖序著，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ExposureDraft:InternationalGuidelinesonEnvironmentalManagementAccounting（EMA）》，IFAC，2005年。
3.环境管理案例
课程属性：专业选修课（36课时）。
课程内容简要及教学任务：该课程通过系统介绍国际著名企业的环境管理情况，从各个方面、各个视角来总结、归纳国际著名企业在环境管理问题上的一些经验。要求学生了解环境管理理念在现实中的应用、国外的一些优秀环境管理案例和他们的管理成效，了解我国目前在这方面所存在的差距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可选用的配套教材：
《国际著名企业管理与环境案例》，世界资源研究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宣传教育中心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环境审计
课程属性：专业任选课（36课时）。
课程内容简要及教学任务：该课程系统介绍环境审计背景、作用和意义，环境审计标准、依据、对象、内容、目标、职责、证据等，环境报告审核和测试基本方法等基础性理论。要求学生掌握和应用环境审计的程序、方法，分析企业环境影响个案，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问题进行监督、评价和鉴证。
可选用的配套教材：
《环境审计》，陈正兴主编，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版；《环境审计论》，蔡春等著，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企业环境审计研究》，刘长翠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四）授课方式
我国高校环境会计教育应摈弃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教学模式，树立“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思想，建立必修课、选修课、实验课、活动课等多种课程体系，进行全方位的环境教育，将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教学方式上可以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如多媒体、网络等。
（五）课程考核和评分方式
课程考核由闭卷考试和课程论文两种方式相结合。课程论文可采用小组论文（报告）考核方式，由5~6人组成一个论文（报告）小组，由小组成员在现有给定论题（如环境财务会计、环境管理会计等）基础上讨论并重新拟定题目进行写作，写作内容必须围绕给定的论题。课程论文的写作要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文字不少于5000字，段落分明，论证有理，结论明了，格式符合规范。课程最终个人成绩将结合个人平时成绩（占20%）、课程论文成绩（占50%）和闭卷书面考试成绩（占30%）综合给定。
四、实施和发展我国大学环境会计教育的策略
实施和发展我国大学环境会计教育还需要政府、企业和学校三方的共同努力。
（一）政府是高校教育改革和发展方向的导航者，政府在推动环境会计教育方面起着关键性的导航作用
首先，政府应在各行各业大力宣传环境保护，将环境意识深入人心，加大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需求；其次，政府应尽快出台环境会计制度（或准则）作为企业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的指南，通过国家政府职能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进行适度的强制约束，不断严格化、标准化、规范化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从法律制度层面进行导向，促进企业对环境会计人才的需求；再次，高教司对高校环境会计人才培养制定统一的人才培养方案，直接推动、引导各高校环境会计教育的大力开展。
（二）企业是环境会计复合型人才市场的主要需求方，应侧重提高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意识，大力推进环境会计人才的市场需求
“学生就是学校的‘产品’，而用人单位是这些‘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学校必须时时明确来自‘市场’的需求，甚至可以说市场决定了环境会计教育”（孟焰、李晓梅，2008）。应增强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意识，提高企事业相关人员的环境会计素质，从而引导企业绿色经营并提高企业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主动性，增加企业对环境会计信息的需求和对环境会计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从需求方的角度推进我国高校加速开展环境会计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