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章中心 > 村基层扶贫干部工作

村基层扶贫干部工作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村基层扶贫干部工作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村基层扶贫干部工作

村基层扶贫干部工作范文第1篇

关键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基层组织;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F1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1-0001-08

收稿日期:20160906DOI:10.13968/ki.1009-9107.2017.01.0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ZD03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6YJC710010)

作者简介:雷望红(1991-),女,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底,由中办和国办联合出台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要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按照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原则,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2014年初,中央和地方纷纷制定了精准扶贫的战略规划,地方政府逐步进入实施阶段。

精准扶贫政策,试图通过改“漫灌扶贫”为“滴灌扶贫”的方式,既能够节约扶贫资源,又能够有针对性地扶持贫困户,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着多个层面的困境。一方面,在执行中出现目标偏离,表现为精英俘获[1]、贫困户参与不足[2]以及多种排斥现象[3,4];另一方面,在政策落地时,会出现政策与村庄的不匹配现象,比如产业支持、安居扶贫等政策无法有效扶持贫困户[5,6]。不仅如此,精准扶贫政策还会引起村庄激荡,由于盛行平均主义思想,村民们要求对于政策资源进行公平分配,由此会引发上访等问题,给村庄带来新的治理难题,甚至会出现乡村治理的“内卷化”[1,2]。

精准扶贫政策的目的在于扶贫,实现路径在于“精准”二字,但从目前学界研究的整体上看,主流观点认为精准扶贫出现了严重的不精准执行现象。关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不精准执行问题,大致有三种解释路径:(1)从官僚体系的视角出发,认为是央地关系、社会控制和社会成本承担等因素导致了执行困境[3];(2)从村庄的内部特性寻找原因解释,村庄社会环境、乡土社会的特征、社区精英被俘获、贫困群体集体行动的缺乏等因素影响了政策的执行[1];(3)从政策本身进行解释,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本身具有内在悖论,由于忽略了扶贫对象的内部差异性,从而引发执行问题[2]。另有一些学者主张从转型的角度认识当前的扶贫问题,从而理解贫困治理的复杂性所带来的精准扶贫挑战[7]。

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本质上是政策执行偏差问题。已有研究对于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解与认识,从总体上来看,侧重于从政策落地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探讨政策执行的状况,而忽视了政策执行主体即基层组织的重要性。制度基础与社会基础具有不可逆性,从这些角度出发,对于政策执行的改善无法做到对症下药。若从基层组织的角度探讨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问题,可以把握政策执行的情境性,因此能够洞悉政策执行偏差的直接原因,从而及时纠偏。本研究立足于赣南宋村的调查经验,呈现当地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从基层组织的角度予以解释,并以此为基础,拓展理解当前我国农村资源输入的组织困境。

二、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个案

2014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门联合颁发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要求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赣南宋村宋村是赣南最大的行政村之一,全村在册人口为8 837人,实际人口接近万人(严格计生时期的黑户多)。笔者于2016年7月4-24日在该村进行为期20天的调查。于2014年底开始集中精力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总共确定421户贫困户,1 468个贫困人口。2015年宋村将扶贫工作确定为中心工作,在具体的政策实践过程中,该村存在着明显的不精准执行现象。

(一)精准识别不精准

贫困人口与贫困户的识别与确定,原则上要求申请评议,由群众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自行申请,由村组干部评议、公示公告,再由上级进行筛选和抽检。在村委会具体的识别过程中,宋村干部为了减轻精准识别的麻烦,实际操作过程如下所述:

上面给了我们村1 468个贫困指标,基本上每7个人中有1个是贫困人口,指标这么多,谁是贫困人口根本辨不出来。具体分配的时候,村里按照人口比例分到小组,由小组长评选,再由包组组长进行确认,村里按照入选人口大致做个评选,砍掉条件明显比较好的,留下条件差的。小组长评选时,有时也有私心,但主要权力还在村干部。

宋村村干部在精准确定贫困户上,实际上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宋村分配到的贫困户名额过多,贫困名额占到全村人口的15%,远远超过实际贫困人口;另一方面,宋村村民的经济差异不明显,村干部容易选出绝对贫困群体,但不易选出次贫困群体,名额分配的标准不易确定,即使按照民主评议的方式,也无法公平地识别和确定。因此,村干部不得不采取主观评议的方式选择贫困户,避免群众申请和民主评议,并通过打球的方式,将名单公布在村委会六楼的会议室。

2.权责不匹配的无力。精准扶贫的政策由中央层面作出,但由基层组织具体执行和落实。基层组织责任重大,对贫困户的具体帮扶责任主要落在基层干部身上。一方面,他们需要亲力亲为为贫困户出谋划策、拟定计划、支持脱贫,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做好规范化管理工作,跟踪与记录,如果出现纰漏,需要承担失职的责任。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上,基层干部既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责任的直接承担者。

然而,基层干部肩负的责任与享有的权力严重不匹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税制和农业税改革以后,基层组织丧失了资源汲取能力,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可支配资源极其有限;二是随着官僚制的深化发展,上级政府对于基层治理的干涉程度强化,在面对乡村社会的现实问题时,基层干部丧失了治理的灵活性。当精准扶贫政策出现时,基层干部一无充足资源,二无政策权力,只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硬着头皮,按照上级要求执行政策。他们一面利用国家政策,一面动用私人资源,试图完成帮扶工作,但政策渠道未打通,如银行设置种种障碍不给真正的贫困户贷款,私人扶持也不易获得,私人普遍不愿进行风险帮助。因此,帮扶干部们要真正完成帮扶脱贫工作难度极大。况且,一位帮扶干部面对几十个贫困对象,难度可想而知。在权责明显不对等的情况下,他们只好选择性退步,只完成相对容易的形式帮扶工作,即通过文字脱贫的方式交差,以期在运动期限内糊弄过去。

3.压力考核下的自保。目标管理责任制在权威体系内部构建了一套“责任―利益连带”的制度性联结关系,形成基层政权运行与地方社会的治理压力[12]。目标管理责任制在基层组织中所营造的压力氛围,会促使基层干部通过策略主义的方式,寻求自恰的生存之道[13]。实际上,策略主义的运用,既是基层组织的治理智慧,也是基层政权不得已的选择。

目标管理责任制具有明显的目标导向,通过对目标达成状况的考核进行奖优惩劣,但由于目标实践过程不可保留,无法完整呈现,只能通过形式化的文字材料呈现出来。文字材料就如同一份考卷,在上级进行检查时,如果“考卷”出现纰漏,上级“打分”低,不论平日里的工作做得多好,都相当于未实现目标。同样,在向上呈阅工作材料时,如果数据不好看,与规定目标相差甚远,也会受到上级的批评与惩罚。在压力型体制之下,基层组织更加看重上级的考核工作而非具有实质意义的实践工作,因此,基层干部会进行策略性转换,将文字材料的准备工作置于政策执行之上。面对精准扶贫工作,宋村村干部最强调的是数据的“正确性”,他们要反复核对文本数据与网上数据,国网与市网的数据。在上级检查时要确保所要回答的数据与贫困户家庭的文本情况一致,以免在领导问话时回答失误。在目标责任制下,政策落实通过文本形式的呈现,实际目的在于通过考核避免惩罚,以实现基层干部的自保。

(三)基层干部的政策定位

从基层组织的角度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的具体执行,能够观察到基层干部政策执行的情境。在基层治理资源有限、权责不对等和压力型的考核体制之下,基层干部会对政策进行定位,选择执行的方式与力度。尽管精准扶贫政策以政治运动的形式下达,但贫困具有相对性、流动性,消除了今天的底层,明天还会出现新的底层,今天解决一批,明天会新出一批,以突袭式的方式根本无法啃掉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在基层干部看来,这场针对贫困的运动式治理,“就是一阵风,很快就会过去” [14],上级部门规定了目标达成时间,不论任务完成与否,在政治压力之下,各级政府都必须“完成”既定目标。

在短促的扶贫运动中,基层政府一方面要在压力考核下满足上级目标达成的愿望,一方面要在基层治理资源匮乏、权责不匹配的情况下完成任务。他们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找到平衡,既去完成任务,并让上级在检查时感到满意,又不完全按照上级的要求做事。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在基层就被定位为隐秘的资源分配政策和文本制作工作,基层干部低调地将名额和资源分发下去,能否真正帮扶到贫困户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数字考评呈现政策执行的样态。在基层干部的这一政策定位之下,政策执行必然产生不精准执行现象。

四、国家资源输入的基层组织困境

农业税费改革后,公共服务型福利国家取代了控制提取型国家[15],国家改“资源汲取”为“资源输入”,通过项目下乡的方式向农村社会输入资源。在国家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基层组织如何承接资源、如何执行国家政策成为一项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精准扶贫政策是国家的又一大惠农政策,基层组织在政策执行时所面临的治理成本、权责问题和考核压力等执行约束,暗含着基层组织的深层困境,严重制约了国家资源的输入效率与国家政策的执行力度。

(一)资源输入背景下的基层组织样态

农业税费取消以前,国家表现出强者形象,具有高度的专制权力[15],保持着对于基层社会的强势汲取。此时,国家为了保持对于基层社会的汲取能力,与基层组织结成合谋关系,默许和容忍基层组织的过激或违法行为,导致国家政权与农民关系的紧张状态。基层组织则由于和农民在各项事务上密切互动,建立紧密关联。税改以后,国家改变治理思路,通过资源输入不断向农民示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迅速拉近。然而,由于中央掌握财政的分配权,形成了“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市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叫娘”的分配格局[16],乡镇财力下降,可支配资源严重不足。乡镇不得不依赖上级的资源转移,中央借机约束和规范基层组织的治理行为,导致基层组织日益丧失治理自主性。由此带来的后果则是,基层组织与国家的信任关系被打破,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与恶化(见图1)。

在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日益弱化的状况下,基层组织承担的自上而下的任务与自下而上的诉求却不断增长。在税改以前,基层干部对上主要完成收取税费与计划生育工作,对下主要则是解决矛盾纠纷和分配土地。国家加大向农村社会输入资源以后,大力发展民生事业,将提高农民的收入和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作为重要工作。国家改善“三农”的宏愿落到基层组织,不断累积的自上而下的任务堆积到基层干部身上,农民则借助国家对于“三农”领域的倾斜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对上的期待不断高涨,基层干部承担着来自于国家和农民日益增长的双重任务(见图2)。

参考文献:

[1] 邢成举. 村庄视角的扶贫项目目标偏离与“内卷化”分析[J].江汉学术,2015(5):1826.

[2]葛志军,邢成举. 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7163.

[3]左停,杨雨鑫,钟玲. 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J].贵州社会科学,2015(8):156162.

[4]邓维杰. 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14(6):7881.

[5]李博,左停.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Y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6673.

[6]付少平,赵晓峰. 精准扶贫视角下的移民生计空间再塑造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816.

[7]邢成举,赵晓峰. 论中国农村贫困的转型及其对精准扶贫的挑战[J]. 学习与实践,2016(7):116123.

[8]邢成举,李小云. 精英俘获与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9):109113.

[9]T B Smith.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J].Policy Science,1973, 4(2):203205.

[10]周雪光. 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J].开放时代,2012(9):105125.

[11]欧阳静. 论基层运动型治理――兼与周雪光等商榷[J].开放时代,2014(6):180190.

[12]王汉生,王一鸽. 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J].社会学研究,2009(2):6192.

[13]欧阳静. 运作于压力型科层制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乡镇政权――以桔镇为研究对象[J]. 社会,2009(5):3963.

[14]邢成举. 压力型体制下的“扶贫军令状”与贫困治理中的政府失灵[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110.

[15]黄宗智.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J].开放时代,2008(2):1029.

[16]周飞舟. 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J].社会学研究,2006(3):138.

[17]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C].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000:4245.

[18]吴理财. 应注意农村基层的选择性治理[N].学习时报,20090112(5).

[19]刘宁,黄辉祥. 选择性治理: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的一种尝试性解读[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7984.

村基层扶贫干部工作范文第2篇

一、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安排部署

为保证“走基层”活动顺利开展,我局成立了以局党组书记、局长任组长,党组成员及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活动的日常事务工作。并召开专题动员部署会议,宣传活动的重要意义和总体目标,明确主要任务和具体要求,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参与行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细化工作措施,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规划,有效保证“走基层”活动的有序开展。

二、深入现场调研,落实帮扶责任

(一)局党组书记、局长同志任村和村第一书记。一年以来,同志每月至少一次亲自带队到帮扶村开展调研及结对帮扶工作,召开座谈会,听取当地村委会人员汇报,认真了解村情、民情及产业发展情况,进行实地调研,指导开展“挂包帮”活动。看望慰问贫困户和贫困党员,在重要节日时为贫困户送去米、面、油等慰问品,并到帮扶村上党课、开展支部联谊活动,号召当地干部群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信心、自力更生、勤劳致富。

三、提供集体经济发展思路,助推精准扶贫

我局认真开展走访调查,与村委会干部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详细了解村情民情,结合和村实际情况,为两村提供发展思路。两村现有资源都比较丰富,应该合理利用,搞好集体经济。建议村利用地理环境优势,搞好庄园经济,协调推进大樱桃自行采摘,鼓励发展其他季节水果的自行采摘活动推广,促进农家乐,农家特色旅店的发展;村老街目前已修建好,结合大禹文化等元素搞好古镇旅游开发,给周边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创业和致富路子。

四、走访慰问困难户,结对帮扶暖人心

我局根据村两委提供情况,结合实地了解,与镇村6户,村18户困难户结成帮扶对子。并深入困难户家中同他们交流,座谈沟通,详细了解帮扶户的家庭人口情况、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子女上学等相关情况,询问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尽力帮助解决困难。并在重要节日来临之际,挑选特别贫困的家庭进行慰问,送去慰问金、大米和油等慰问品,同时鼓励他们振奋精神,树立信心,坚定信念,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社会的帮助,克服眼前的困难,努力改善生活条件,早日脱贫致富。

五、加强法律法规、扶贫政策的宣传活动,促进政策落实

为了使精准扶贫政策知识家喻户晓,我局深入村和村宣传《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精准扶贫工作会议精神和相关政策。提高了广大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知识的知晓程度,为村民脱贫致富指明了方向。通过普法宣传,不断提高村民法律意识,引导村民知法懂法用法。

六、“走基层”活动成效显著、群众满意

一年来,通过“走基层”活动的开展,我们取得了以下几方面效果:一是让群众能有机会更多、更具体的了解各项政策,提高群众政策知晓率;二是通过入户走访,进一步拉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机关干部可以更直观、更真实的看到、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对自己今后的工作也是一个促进;群众也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干部的工作,改变群众对机关干部工作的错误认识,同时有问题也能及时反映,并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和处理。

七、存在的问题

通过“走基层”活动的开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单位日常工作任务重、工作量大,帮扶工作不能投入足够的时间,有时忙里偷闲进村入户,但因时间紧张,工作效果也不是很好;

2、虽然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援助,由于我局工作经费少、人员少,在帮扶活动开展中无法为帮扶村提供充足的帮扶资金。

3.由于我局主要职责是审计监督,单位职工大部分为财会人员,无法为村民提供创业、项目、技术、技能等方面的培训。

4.仅凭本单位及职工的微薄之力,实现“联村帮扶”的总体目标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我们建议上级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在联系户自主创业方面提供一些政策上的优惠、项目手续办理以及融资上的便利。

村基层扶贫干部工作范文第3篇

实施“组织联建”工程。开江县在充分调研各贫困村产业特性、自身优势等因素的基础上,灵活采取强弱联合、同业聚集、区域联合、链条联合等方式,先后在全县51个贫困村建立起“贫困村+富裕村”、“贫困村+帮扶单位”、“贫困村+公司(企业)”、“贫困村+专业合作社(协会)”等形式。精准扶贫联合党委,负责各贫困村脱贫攻坚的统筹、引领工作。开江县联合党委通过村务共管、资源共用、基础共建、成果共享以及干部区域内选配的“五位一体”运作模式,将联合党委各方优势资源有效聚合至各贫困村,进一步加快了贫困村脱贫摘帽步伐。截至目前,精准脱贫联合党委共为贫困村引进特色产业27项,落实脱贫项目54个、脱贫资金6000万元,实现了3562名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实施“干部选育”工程。开江县从137个县级部门和20个乡镇中精选148名干部人才组建51个驻村帮扶工作组进驻建档立卡贫困村。同时,创新推行“实施两轮甄别、推行三方承诺、组织四类培训、强化五项保障”的“2345”第一书记队伍选育用管机制,甄别召回第一书记6人,调整驻村干部26人,实现了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个个精兵强将。选派14名有乡镇工作经历的干部挂任县扶贫移民局副局长和到脱贫攻坚任务重的乡镇挂任党委副书记、副乡镇长,为全县脱贫攻坚工作配备骨干力量。此外,开江县还树立鲜明的用人导向。截至目前,已对20余名在脱贫攻坚中苦干实干、工作业绩突出的干部进行了提拔重用,在全县上下掀起了在脱贫攻坚战场建功立业的新热潮。

实施“能人培养”工程。创建“毓秀开江大讲堂”,邀请4位知名专家教授培训村两委班子成员500余人次;创办开江村政学校,打造出村(社区)干部专用培训基地,举办培训班9期,培训1000余人次,村两委班子成员致富带富本领得到大幅提升;编制精准扶贫“265”人才培养计划,即利用2016、2017两年时间,围绕脱贫攻坚“六个一批”重点任务,组织培养5000名人才,建立一支全面过硬的脱贫攻坚人才队伍;统筹选派600余名各类人才成立“基础建设、产业发展、医疗卫生、教育解困、社会保障、党的建设”6个扶贫攻坚人才志愿服务队,开展服务1000余人次,指导发展种养新品种10余类;借助达州商会、乡友会、达商大会等平台,引导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和个人,到贫困村投资兴业、招工就业、捐资助贫,回乡创办实体经济628家,带动3000余名群众就地就业。

实施“致富先锋”工程。积极发挥先富党员带头、带领致富的“双带”作用,充分利用“致富先锋”上接企业,下联农户的优势,组织贫困群众到党员创业致富示范基地、示范户参观学习50余场次,并按照致富党员人均帮带10户缺资金、缺技术的贫困户创业的方式,成功帮带3000余名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注重发挥贫困党员群体脱贫奔康的主动性和示范性,用好用活产业周转金、小额信贷等金融扶贫资金,支持帮助一批贫困党员率先脱贫。

村基层扶贫干部工作范文第4篇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和国家成效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情况

1、我镇成立了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和国家成效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多次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共认领了23条整改任务,研究制定了整改方案和整改问题“四项清单”,实行周调度。建立了镇领导班子成员联系包保制度,镇各班子成员为包保联系村整改组组长,每周到包保联系村督导整改落实情况和问题整改进度。

2、针对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和国家成效考核反馈问题,坚持自查和上级暗访督查反馈问题相结合,做到举一反三、点面结合,对梳理出的13类344个反馈问题,实行挂图作战,目前已全部整改完成。

3、抽调人员成立了镇基层基础工作专班,对全镇6个村进行了第一轮的检查,督促各帮扶干部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到位。

(二)大排查、大排查大起底开展情况。

4月6日—25日,我镇先后开展脱贫攻坚大排查和大排查大起底工作,组织镇村帮扶干部、各村第一书记对所有建档立卡户及部分一般农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问题立行立改,不能立即整改的,明确整改责任人,在整改时限内完成整改。两次共排查出各类问题337个,5月底前已全部完成。

(三)疫情分析应对情况

1、义务教育方面。全镇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建档立卡贫困人口0人。摸排出线上学习存在困难的贫困学生2人,主要原因是没有网络,已通过自行安装宽带及教体局帮助安装宽带的方式均予以解决。

2、基本医疗方面。全镇参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贫困人口397人,其中324人由政府代缴。享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333人。

3、危房改造方面。全镇共有2户贫困户申请了住房质量提升工程,目前已全部完工。

4、饮水安全方面。全镇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7处,涉及12户贫困户饮水安全,目前已完工。

5、务工就业方面。一是设置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临时性务工岗位8人,目前全部正常上岗,已完成3-4月份的工资发放工作。二是协助人社所开发村级新设辅公益岗位2人。

6、扶贫产品认定和产品销售。疫情期间,版书镇组织帮扶人摸排贫困户滞销农产品情况,并积极帮助销售。目前通过摸排统计版书镇建档立卡贫困户未发现有农产品滞销的情况。截止目前在帮扶干部和经销商共同努力下销售约2800只活鸭、2080个鸡蛋、88只鸡,总帮销价值约8.92万元。

7、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我镇无返贫、致贫贫困户。目前国办系统内共有脱贫监测户1户3人,制定帮扶措施共6条;边缘户17户48人,制定帮扶措施共67条。通过帮扶,对1户3人脱贫监测户、7户19人边缘户已标注无致贫风险。各村继续对边缘户进行跟踪走访,动态关注,更监测台账,确保脱贫成效,有效防范返贫。

(四)产业扶贫

根据产业扶贫工作要求,我镇开展摸底调查,在了解贫困户意愿以及贫困户种养殖产业状况基础上。现已申报2020年第一批产业扶贫到户项目共有40户贫困户申请到户项目补贴,共计65267.8元;申请第二批产业扶贫以养定补到户项目项目补贴,共涉及贫困户有44户,共计50590元。

(五)金融扶贫

我镇目前存量扶贫小额信贷户贷户用3户,贷款金额15万元;扶贫小额信贷户贷企用72户已收回还款,其中涉及非农企业50户,累计金额129.6万元。

(六)光伏扶贫

白沙村已上报《2020年白沙村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计划》,《2020年1-2月白沙村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方案》,《2020年3-4月白沙村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方案》,收益分配已完成打卡发放。2020年1-4月,我村光伏扶贫电站净收益的为43688元,主要用于公益岗位扶贫和村级公益事业扶贫。

(七)扶贫项目开工和资金支出

2020年我镇有到村项目3个,投资总额96.7万元。目前版书镇白沙村旌白路凌云塔段护坡挡土墙工程、江坑村脱贫攻坚皂角大塘、溢洪道修建工程、江坑村脱贫攻坚张家河道护坎清淤工程三个工程已全部竣工验收完成资金拨付。

(八)动态管理工作

我镇严格按照贫困户新识别、家庭人口自然变更的标准和程序进行摸排、核实,按时完成2020年1-4月动态管理工作。家庭人口自然增加0户0人,家庭人口自然减少1户8人,新识别0户0人。截止目前,我镇建档立卡户共167户397人。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1、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严格落实镇党委主体责任,镇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每周不少于3天深入到村到户开展实地督导整改工作。对已经完成、长期坚持的整改任务,及时组织“回头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对推进中的整改任务,对照时间节点,持续跟踪督办,对整改不力的严肃追责相关责任人责任。

2、进一步落实帮扶措施。大力推进脱贫攻坚十大工程。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做到每个项目、每笔投资都与贫困人口挂钩,都落实到贫困户头上。

村基层扶贫干部工作范文第5篇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抓住国家“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和全省“四大片区扶贫攻坚行动”的重大机遇,围绕“统筹城乡、连片推进、精准实施、全域扶贫”的工作思路,坚持政府引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相结合、分类指导与因地制宜相结合,以干部驻村帮扶为切入点,精确瞄准贫困群体,创新扶贫开发机制,为推进村全面小康进程奠定坚实基础。

二、工作目标

通过全面实施和推进结对帮扶、产业扶持、教育培训、新居和基础设施建设,确保2014年村减少贫困人口21户68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生态环境和村容村貌明显改善,素质技能和村风文明程度明显提升,群众发展信心和幸福感指数明显增强。

三、工作任务

1、结对帮扶到村到户。按照“单位到村、干部到户、责任到人、措施到位”的要求,明确1人驻村,确保69户贫困户有1名帮扶干部。要建档立卡。对前期识别出来的贫困人口,建立精准扶贫对象管理档案,实现户有卡、村有册、乡有档。要建立贫困退出机制,实行贫困人口动态管理。要算好帐。以户为单位,了解当前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算好时间帐、经济帐,找准脱贫致富路,“一户一策”制定年度目标、阶段计划和帮扶措施。

2、产业扶持到村到户。围绕全县农业产业规划布局,针对村和贫困户实际,按照市场需求,引进培育龙头企业、专合组织、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带领群众找准产业发展和增收路子,制定覆盖到户的产业发展规划,全面推进产业扶持到村到户。2014年,计划种植红薯700亩,玉米500亩,稻谷1000亩,同时发展家庭养殖,计划每户养鸡10羽,养猪2头以上。

3、教育培训到村到户。加大对贫困户子女九年义务教育的资助力度,帮助经济困难家庭学生顺利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业,杜绝贫困家庭因学致贫、因学返贫。进一步加大贫困学生家庭救助力度,力争确保每一个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辍学。以开展“小手牵大手”、“文明卫生进家庭”等活动为载体,着力改变群众传统生活陋习,树立文明卫生新风尚。大力开展技能培训,以适用技术、产业化技能、劳务输出和就业创业等为主要内容,确保年度拟减贫且有劳动能力的每个贫困户至少1人掌握1门以上实用技能。

4、危房改造到村到户。对仍未参加农村危房改造的农户实施危房改造。对已进行危房改造的农户进一步提升改造,完善功能、美化环境。

5、基础设施到村到户。以推进小康创建水、电、路、讯、房计划为抓手,引导和支持农户改厕、改圈、改厨、改灶,建沼气池、文化室、宣传栏等,改善村生产生活环境。按照谁受益谁养护的原则,探索建立公共基础设施长效管护机制。新建和改造村水源点和供水管网,解决全村农民饮水安全问题;全面推进电网升级,实现一户一表率100%,农户端电压合格率达95%;硬化部分社道路、实现户户通广播电视;力争将村打造成为文明示范村。

四、保障措施

1、组织协调到位。精准帮扶驻村工作队要积极争取各类帮扶项目,加强与项目涉及部门的对接协调,统筹解决好项目实施中的困难和问题。镇政府、村“两委”是项目组织实施的主体,协调处理好各类矛盾纠纷,确保项目有序推进。

2、帮扶措施到位。对具备产业基础和发展条件的贫困人口,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实施转移培训和产业扶贫;对生产生活条件差的贫困人口,强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对边远贫困人口实施帮扶。对无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协调民政部门实施社保兜底。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扶贫开发,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

3、质量和资金的监管。坚持从设计、材料等源头抓起,严把项目建设质量关口,杜绝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违规违纪行为,保证建设质量。要强化项目资金监管,严格执行项目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确保资金使用安全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