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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精英教育;大众化;高等精英教育;内涵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人学率已经超过15%,高等教育正式从“精英教育阶段”进人到“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走过精英教育阶段后,在大众化教育阶段还要不要精英教育,对此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大众化教育阶段仍然存在“精英教育”,但却混淆了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与精英教育阶段的本质区别;一些学者仅从“大众化”概念的表象出发,试图用“量”的扩张来说明“质”的下滑的合理性,进而对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提出质疑。
对“精英教育”这个概念在认识上的分歧,必然造成指导思想上的自行其事和实践上的各取所需,进而对高等教育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重新审视“精英教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科学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精英教育是伴随教育发展过程而出现的一个概念。当教育发展成为一种特权之后,它只能为所谓的“精英阶层”所享有。这其实就是一种为“少数人集团”服务的“英才教育(elististeducation,也译为精英教育)”。“英才”即精英,是指“由于具有权力、才能、财富等而被视作最好或最重要的社会集团”[1],很显然,按照今天的精英标准,当时所谓的英才未必人人都是精英。随着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日渐明显,欧洲各国也越来越重视精英教育。对精英的选择逐渐摆脱了“政治经济的阶层”标准,而偏重于通过心理测验等等精确而公平的选择方式[2]。1957年,前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朝野震惊,以科南特、里科弗为代表的要素主义教育学者猛烈抨击美国在与前苏联脑力战役中失败的原因是“对优秀智力的漠不关心”,强烈呼吁要重视“智慧的训练”[3]。美国随后制定了精英教育的政策和法规,特别是1958年《国防教育法》出台,提出“为了国家安全必须选拔我国大批的天才儿童,并努力进行天才教育”[4],把精英教育的作用提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这一时期,精英教育的发展可谓登峰造极。至此,不论历史上关于精英的评价标准有何变化,精英教育一般都是指一种优秀人才的培养模式,它的主要功用是“教育和培训经过严格选拔的学生,以使他们适应需要高标准和高度创造性的脑力工作”[5],这是从人才培养质量的维度上理解和使用“精英教育”一词,它既适用于基础教育领域,也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1973年,马丁·特罗教授根据他对美国高等教育历史的研究,首次提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即按照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人数占全部适龄人口的比例(毛入学率),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划分为精英教育、大众化教育和普及教育三个发展阶段。他把高等教育毛人学率小于15%的阶段定名为精英教育阶段,并总结归纳出这一阶段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和特征。他的有关论文报告在OECD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发表后,“精英教育”阶段这个概念被世界各国教育界广泛认同,并用以衡量本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自此,精英教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按照量的规定来划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称谓,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第一阶段的标识。于是,精英教育的概念就具备了双重涵义:或指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精英教育阶段,或指一种以培养社会精荚为目的的人才培养模式。当从后一个角度来使用精英教育一词时,人们往往习惯于按照高等教育发展第一阶段(精英教育阶段)的一些质和量的特征来把握它的涵义。
正是因为精英教育这一概念在发展过程中有了较大的变化,所以对精英教育的理解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之后,人们对“精英教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基础上,而忽视了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与“精英教育阶段”的所谓“精英教育”的必然联系与本质区别。一些学者即使把“精英教育”理解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但对精英教育的范围界定也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学者认为“精英教育”是专指高等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有的学者把所有高于本科层次的硕士生、博士生教育视为精英教育,而把所有本科、大专、高职层次的教育均统一到大众教育[6];有的学者则坚持精英教育至少有两大块:一块是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另一块则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所培养的本科精英人才,也应属于精英教育[7]。还有一些学者指出,精英教育涵盖国家的整个教育层次系统,即不论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存在精英教育。
“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是不要精英教育,而是要更加保护精英教育,政府必须支持、保护、发展精荚教育,这是政府和全社会的责任”[8]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的创始人马丁·特罗教授的这段话,表明精英教育在大众化教育阶段不仅必然存在,而且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大众化教育阶段毕竟不同于精英教育阶段。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以后,高等教育不仅表现为量的扩张,还主要表现为质的转变,即在教育观、教育功能、课程与教学形式、学生经历、领导与决策、学术标准、学术管理、入学与选拔、院校管理等方面发生根本变化”[9]。如果说前一阶段对精英教育的把握还主要是从“量”上分析,那么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则更强调“质”的突破。
随着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精英教育的外延在不断拓宽,内涵在不断丰富,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与精英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在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上已经大相径庭。如果不给“精英教育”赋予新的内涵,或继续用前一阶段的精英教育模式来指导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但高品质的精英教育发展得不到保证,而且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也会受到阻碍。
首先,两个“精荚教育”不是同一个概念,其内涵存在质的区别。前一阶段的“精英教育”虽然也包括“培养模式”意义上的涵义,但其本意是对高等教育发展过程阶段的划分,是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这一发展阶段的指谓。虽然马丁·特罗教授本人也承认,这一数值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不是一个固定的区别标准,各国可以对精英教育阶段标准进行新的划分[8],,但15%这一数值毕竟得到了多数国家和学者的认可并采用。而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具有划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功能,而是专指存在于高等教育始终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在质上具有规定性,但在量上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由于各国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其精英教育规模不可能用一个标准或尺度衡量,它是一个动态数值,其决定因素既有国别间的横向差异,也有一个国家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纵向变化。其次,两个“精英教育”的教育对象选拔墓础存在质的差别。在精英教育阶段,因为人学人数极其有限,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均被视为精英教育。进入精英教育的教育对象是进入高等教育的全体学生,其教育对象选拔的基础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其毛入学率的计算基数是全体适龄人口数。在精英教育阶段,“精英教育阶段”同“精英教育”(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同人才培养模式)基本处于“全包”的关系,而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同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不是“全包”的关系,它本身处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二者属于“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大众化背景下接受精英教育的对象,不再是全体进入高等教育的学生,而是其中一部分优秀学生。因此,其选拔基础应是可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少数优秀学生,其计算基数不再是全体适龄人口数,而是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
由此可见,在精英教育阶段,整个金字塔都被视为精英教育,而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只能是接近这座金字塔塔尖部分的优秀学生。尽管大众化教育阶段金字塔的塔基在不断扩张,进入金字塔的门槛也在降低,但进入塔尖部分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第三,两个“精英教育”的实施主体在学术地位上存在质的差别。前一阶段的高等教育机构数量较少,既然同属“精英教育阶段”,也就基本上承担了精英教育的任务,其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目标没有多大的区别,因而也就不存在重点院校和普通院校之间的分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与高等教育多样化的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9]。特罗教授把高等教育多样化定义为“对应于规模的扩大,新阶段的要素成为制度和结构,整个高等教育多层化、多元化的过程”[5]。可见,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种类、形态和职能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高等教育资源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激烈竞争中必然进行分化和重组。高等教育机构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和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层次上按照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在办学模式上按照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进行重构,并带来办学职能的重新分工、人才培养目标和办学目标的重新定位。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由全部高等教育机构承担,而只能由研究型教育机构和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的专业学科来承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日益表现出国际化趋势,现代性和开放性更加显著,学校的目标定位不再满足于立足本土,而是强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对精英学生的吸纳也跳出了本国的界限,向世界开放招生,表现出跨国界、多文化的特征。
第四,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的入学选拔标准将出现质的提升。在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入学选拔标准一般采取刚性指标,其衡量学生能否入学的标准都是一维的,刚性的,并且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和统一招生。不管考生报考何类学校,都是采用一个评价标准。虽然国家通过改革招生考试制度,对考试科目和内容进行了改革,录取分数线根据各省(市、自治区)的招生指标划定,但结果是照顾了“公平”而牺牲了“效率”。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后,随着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和社会对各类人才需求多样性的凸显,多样性必然成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重要特征。这种变化随着高等教育机构办学模式的重新定位而出现多样化的入学选拔方式,这在已经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国家可以得到证明。大众化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入学选拔方式在向柔性化、开放式转变的同时,更加突出高排斥性和高选择性。而对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而盲,其历史使命决定了入学选拔方式必然是“柔性化、开放式”与“高排斥性和高选择性”的统一,并侧重后者。因此,国家对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要逐步由面向“全体”的高等教育转向面向“精英”的高等教育。中央政府只抓“精英教育”层面,实行全国统考统招,为优秀考生进入精英教育机构接受精英教育打通渠道,而将非精英教育交由地方政府操作。
正是由于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的内涵缺乏正确的理解,因而出现许多有违精英教育规律的现象。例如,不了解现阶段精英教育只能是金字塔的塔尖部分,有的学校不顾自身的历史和条件,盲目追求发展精英教育,盲目攀高和追求升格,勉为其难地搞所谓精英教育。又如,没有弄清现阶段精英教育的入学选拔方式是“柔性化、开放式”与“高排斥性和高选择性”的统一,有的精英教育机构在招收学生的时候没有做到高排斥性、高选择性,使大批本可以接受高等精英教育的优秀青年被人为地边缘化,而一些不该或本不适合进入精英教育机构的青年却抢占了这些优质资源,使精英人才的选拔通道受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有些精英教育机构为了眼前的利益,明显越位,搞短期行为,发展非精英教育,同一般高等教育机构争夺非精英教育生源。这些现象既损害了教育公平,又降低了教育效率,严重阻碍了我国高等精英教育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大众化教育阶段之前的“精英教育”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阶段划分的数量概念,兼具“发展阶段”和“培养模式”的双重涵义,处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建立在适龄青年总量基础之上的数量概念。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不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而是处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第二阶段,是建立在高等教育总量基础之上的数量概念。前者侧重强调量的划分,而后者侧重强调质的本质。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建议用“高等精英教育”代替被泛化的“精英教育”,并赋予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精英教育的定义:高等精英教育是指建立在高等教育总量基础之上的、由精英教育机构承担、具有质的规定性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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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文化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如红色文化、廉政文化。推进皖北文化资源融入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爱国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有利于促进皖北高校文化与地方文化的互动发展、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实现文化育人的目标。皖北文化具有重要的开发价值,加强对皖北文化及其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精神内涵的研究,有利于普及、宣传皖北文化知识,扩大皖北文化的影响力,传播皖北文化的正能量,增强皖北高校大学生对皖北文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激发大学生热爱皖北、建设皖北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从而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皖北文化研究成果进教材、进课堂,一定程度上可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文化素质课“接地气”,增强教育内容的亲近感和真实感,培养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皖北文化元素融入校园景观建设,皖北文化主题进入校园文化活动,有利于增强校园文化的底蕴,增进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文化交往,形成文化育人的氛围,促进皖北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和大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成人、成才。
2皖北文化融入教育研究的现状及难题
众所周知,皖北高校从规模扩展到追求内涵式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研究、开发地方文化的重要性。“2003年,安徽省社科联提出厚重安徽的品牌,联合省内高校、地方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对安徽的三大文化圈,即皖江地区历史文化、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和徽州文化的研究,以提高安徽历史文化的影响力,为安徽的科学发展,加速崛起服务。”皖北高校积极响应文化强省和服务皖北崛起的号召,审时度势,抢抓机遇,立足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办学定位,主动发挥高校研究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功能,努力探索文化育人的新途径。组建研究机构,推进皖北文化研究。近10年来,皖北高校凝练人文社科研究方向,选择地方文化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地方文化研究,成立了校内文化研究机构。在安徽省教育厅和财政厅的指导和经费支持下,一些文化研究机构通过培育,升格为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或协同创新中心。这些研究基地(中心)的建设和发展为大力开展皖北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加快转化,将皖北文化研究成果融入课堂、教材和校园文化活动。近10年来,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皖北文化研究中心、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亳文化研究中心和淮河文化研究中心,在各自的研究方向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注重成果的运用和推广。淮北师范大学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培育了一个省级重点学科———古典文献学、一个硕士点,招收培养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生。阜阳师范学院皖北文化研究中心和皖北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正在组建淮河文化展馆,“保护、传承地方传统文化,发挥地方文化教育学生的功能。”宿州学院大学文化研究中心,致力于抓好以孟二冬精神为核心的大学精神研究、赛珍珠研究等学术研究工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献计献策。依托赛珍珠研究所、孟二冬与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在文学与传媒学院开设了《赛珍珠专题研究》《孟二冬精神与传统文化》选修课。亳州师专的亳文化研究中心,一是积极开发独具特色的亳文化教育系列课程,如《亳文化研究》《五禽戏》《亳州民俗剪纸》《民乐与地方戏曲》。二是面向全校师生开设亳文化大讲堂、亳文化沙龙等,为阐释亳州历史人文、传播思想、交流文化搭建平台。三是组建亳文化教育教材编写团队,开发校本教材,《亳文化概论》《曹丕集校注》《逞才任情的乐章———曹操父子与建安文学》《魏晋文学论》《蒙城方言研究》等教材相继出版、发行。蚌埠学院淮河文化研究中心面向全校开设了《淮河文化概论》等以普及淮河文化为主题的选修课程,成立了淮河文化兴趣小组,从经济、历史、音乐、艺术等方面普及淮河文化,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淮河文化的兴趣。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难题。皖北各高校在开展皖北文化研究的同时,深入挖掘皖北文化教育资源,开发校本教材,开设皖北文化教育系列课程,积极营造充满地方文化色彩和时代气息的校园文化氛围,拓展皖北文化教育阵地,加强皖北文化学术交流,并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弘扬皖北文化的重要意义,增进大学生对皖北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可以说,伴随着皖北高校服务于皖北经济转型发展和自身文化建设的需要,皖北文化融入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文化问题的多元复杂性和多样性结构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的历时性,为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一系列必须面对的课题:皖北文化的农耕文化性质如何转化为现代文明资源?如何认识皖北文化的历时性价值?哪些文化可以转化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资源?如何转化?皖北文化研究应该以学术文化形态还是社会文化形态呈现,两者关系如何?如何处理异地学生与皖北文化教育的关系?他们的接受心理和意愿如何?这种地域文化进课堂的实践是否有违文化平等的观念?地方文化课程设计应如何找到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平衡?诸如此类的深层次问题是课程开发者不容忽视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当然,在这些方面,皖北高校面对的不是区域性,而是普遍存在的系列难题。因此,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而下的策略研究,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命题。
3皖北文化融入教育研究的对策与措施
“五四讲话”后,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向全国教育系统提出了“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要求,并在如何落实方面指明了具体措施,强调:“要在课程建设和教材修订中强化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组织编写普及读物,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创新,引导各学科教师在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同时,将积极的情感和正确的价值观自然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事实上,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教育都要通过灌输和倡导一定的思想来实现自己的培养目标,达到自己办教育的目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面对当前多元价值观的交融交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软着陆”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文化恰恰为这种“软着陆”提供了基础。
3.1强化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确立目标定位
文化天然具有教育功用和潜能。《周易•贲卦》提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揭示了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可见文化与育人密不可分。党的十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育人的意义高远重大。将皖北文化融入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对文化育人理念的有力践行,而且是皖北高校发挥文化育人作用的重要选择,需要高校、全体教师员工、学生、家庭、大众媒体、社会相关组织深刻领会文化育人的意义和作用,在目标上达成共识,即对培养什么样的人作出正确的回答。目标的设定往往与需要密切相关。为此,不妨从皖北区域经济转型发展需要、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需要、皖北高校大学生实现个体全面发展需要三个角度综合考量。皖北区域经济转型发展需要专业知识扎实、专业技术过硬、能留得住、乐于为皖北经济振兴奉献的人才。受经济发展落后、区位优势不强等因素影响,皖北高校的招生和就业压力明显大于省内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会和沿江城市的高校。面对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既需要培养一批批热爱皖北、敢于担当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又要完成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青年学生担负起实现中国梦的重任。了解、认同皖北文化,进而产生文化归属感,并将个人的全面发展与国家、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是满足三方共同需要的最好选择。由于缺乏文化视野,在服务皖北经济转型发展的初期阶段,皖北高校往往把培养社会急需的专业人才作为追求目标,忽视文化素质的培养。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的号召以来,高校逐步认识到文化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中的特殊优势,自觉地将文化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中。皖北高校将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已充分说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比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更有竞争力。由单项培养皖北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到培养认同皖北文化、敢于担当社会责任、具有高度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可持续全面发展的人才,应成为皖北文化融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定位。
3.2大力传播、传承、创新皖北文化,提升内涵
“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宝藏,蕴含着取之不尽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巨大的潜在作用和能量。”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首要的任务是将文化中的育人资源和潜能,通过研究挖掘、开发弘扬,传播转化成动能和势能。首先,“文化的力量归根到底来自凝结其中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历史故事、小岗村大包干的创举所蕴含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历代人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皖北高校应主动发挥皖北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和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优势,加大对皖北文化中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的研究和宣扬,并把这种深层价值和精神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校园文化生活中,传播到广大师生员工中,由注重皖北文化的知识普及到追求核心价值的挖掘弘扬,这应该成为皖北高校全体师生的强烈意识和自觉行动。其次,“高等教育作为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社会文化的传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皖北区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蕴含着丰富历史文化底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在皖北文化普及宣传的基础上,创新方法,通过网上论坛、实地走访等多种方式,培育在校大学生对皖北文化理解和认同,进而激发热爱皖北的家国情怀和对皖北文化的自信,培养一批了解皖北、热爱皖北的青年学子。皖北地区的书画艺术、民间剪纸、玉雕石刻艺术、花鼓灯、泗州戏受到了广泛关注,皖北高校开设了文化产业管理、书法等相关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紧密结合专业素质教育,“加强地方民间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培养出一批传承和弘扬皖北民间艺术的专业文艺人才,为适应发展势头强劲的地方文化产业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由此,“皖北文化育天下人才,天下人才兴皖北文化”自然会成为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3.3加强顶层设计,建立运行机制
首先,建立校党委领导下的文化融入工程指导委员会,由党委宣传部、团委共同负责,吸纳相关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制定《皖北文化融入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办法》,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工作目标和任务,制定工作计划,深化研究,加大传播,指导思想政治部、学生处、教务处、公寓管理等部门开展工作,加强统筹协调、组织实施、督促落实,推动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实际工作融为一体,相互促进。其次,建立二级学院党总支领导下的辅导员工作室,结合专业特征,努力找寻专业与皖北文化知识的结合点,大力弘扬皖北文化中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辅导员专题讲座、微博、校外专题实践等形式,把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辅导员的专业、学业、就业等指导工作结合起来。第三,成立班级皖北文化寻根和开发兴趣小组,由团总支、学生会负责策划,有组织地开展地方文化进校园文化活动月、皖北文化资源大调查、皖北文化知识竞赛、皖北文化名人访谈、皖北旅游地参观等专项活动,把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大学生自我教育结合起来。
3.4培育组织文化,促进多元互动
将“文化育人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原则、一套行为准则”,建立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关系,形成“人人参与、人人践行、人人受益”文化环境。皖北文化融入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程,首先,学校成立的“指导委员会”“辅导员工作室”“兴趣小组”三级组织之间要加强平等对话,思想上多交流沟通,业务上多配合支持,努力做到教师的研究成果能有效转化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源泉和内在动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所遇到的难题能转化成文化研究中新课题,推动皖北文化研究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的双向建构。在这种建构中,每一个人既是施教者,又是受教者。“文化环境既是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外部环境,又以持续的信息流直接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运行之中,使思想政治教育呈现为以文化形态为中介的互动过程。”其次,皖北高校之间可以借助“皖北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加强横向交流和协作,促进成果转化和文化传播以及资源共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培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必须抢占大学生网络文化阵地。目前教育部正在推进实施“中国大学生在线引领工程”,启动“易班推广行动计划”“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计划,成立高校校园网站联盟。皖北高校应当适应形势需要,成立皖北文化研究和传播工作联盟网站,及时皖北文化研究成果,跟踪宣传联盟高校文化融入工程的实际情况,充分运用网络和新媒体的传播,加强互动。同时,思想政治课教师、学生工作者、辅导员、团学干部要充分利用各高校正在组建的“多媒体工作室”,保持与学生的密切互动。
4结论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民教育;内容;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完善,信息化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等社会变迁,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变处于十分关键的时期。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为了使人生活得更为自由幸福,更为全面地发展自身,实现自身价值。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提升现代意识,培育现代公民。因此,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大力开展公民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和谐社会与公民教育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新主题,可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新变化的基础上,为适应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而提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总书记从六个方面归纳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个方面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也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或者说,我们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体现这六个方面的特征。
关于“公民教育”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并不统一,但总的来说,不外乎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民教育指的是培养良好公民的教育。从狭义上看,公民教育是指一种协调个人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的教育,其宗旨在于实现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法律社会化和道德社会化。它是对每一个公民进行如何做合格公民的教育,这是以公民的本质特征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教育目标体系。
二、构建和谐社会与公民教育的关系
判断是否建成和谐社会的标准,除了是否具有较高的物质文明,还要看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看公民教育的成就和质量。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公民教育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1.将公民教育工作纳入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视角,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和谐思想密切相联。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哲人都有“大同社会”和“理想国”的构想。荀子说:万物各得其和以为生,各得其养以成。“和谐”与“中道”被认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人类历史上多民族和谐共生的样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历来重视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民主法治教育,事实上已经把公民教育纳入了和谐社会的视域。.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强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在明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情况下,将公民教育纳入其视野,也就顺理成章了。
2.全面和谐社会的公民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内容上。还是目标上。二者是一致的。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提高公民素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总的来看,与过去相比,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与此相适应,要形成比过去更加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学技术和文化创新体制,在全社会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型社会,促进入的全面发展。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较高的公民教育是相伴而生、相伴相随、相辅相成的。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对公民素质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需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同时,全面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不断促进公民教育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二者处于一个互动的良性循环之中。公民教育搞得好,就会增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经济和社会越是发展和进步,就越增强对公民教育的需求,促进公民教育的不断发展。
三、与构建和谐社会相一致的公民教育的内容
1.科学发展观教育。科学发展观是引导和推动着发展的实践朝着一定方向前进的指导思想。执政者的发展观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对公民进行科学发展观教育是非常必要的。科学发展观是新的形势下对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顺应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体现了我党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要教育全体公民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念,树立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观,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道德观,树立生态科技观和科技生态观。
2.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指培养受教育者热爱祖国的思想和情感,使其立志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贡献力量。现代公民教育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公民教育范围内,但不把公民教育仅仅局限于爱国主义教育的范畴,在要求受教育者贡献于自己国家的同时,还要求国家给予个体公民的权利。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民族富强兴盛的精神动因。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一宏大而系统的社会教育工程,明确了民族精神要与时俱进的培育思路。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公民教育范畴,需要强化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牢固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自觉将个人的荣辱得失与民族盛衰强弱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意识;需要倡导各民族团结和睦,平等互助,维护国家稳定,维护社会稳定的民族团结意识;需要弘扬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奋发图强的民族自强意识;需要保护民族气节、维护民族尊严的自尊自信意识。
3.民主法治教育。民主意识和法治精神是现代公民素质的体现,也是我国现代公民教育的基础。实施公民教育,增强公民意识,重要的是唤起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这是公民作为政治社会或国家的平等成员的本质属性所要求的。公民教育中的民主法治意识教育主要是培养主体意识和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培养少数服从多数和尊重他人的民主习惯,要牢固树立法律的无尚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依法办事的观念。要正确认识权利与义务、民主与法制、自由与纪律的辩证关系,做一个积极负责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做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4.社会公德教育。社会公德是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行为规范,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反映,是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公德教育主要是使公民养成文明礼貌、诚实守法、互助互爱的良好品质,养成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物、维护公共利益、遵守环境道德、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公德教育的核心是教育公民认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依存关系,从而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
四、构建和谐社会,公民教育的实施途径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公民教育,要把积极推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公民教育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主导的促进作用,社会的和谐发展对公民教育同样也有促进作用。当今社会,教育的环境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开放性的特征,面对复杂的新环境,公民教育需要以全新的姿态来面对,在教育途径和方法的选择上要勇于开拓,大胆创新。
1.弘扬传统文化,丰富教育内容。公民教育如果和传统文化相脱离就会变成没有根的东西,没有根的东西也就没有生命力。我国的公民教育能否真正拥有优势和特色,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关键环节在于能否真正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弘扬与创造性的转化上。正如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并强调,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2.转变教育观念,培养公民意识。在传统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下,教学中强调单纯灌输,忽视了学生人格的培养和公民意识的养成,特别是公民的自我维权意识和创新意识教育,这是制约我国法制社会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要转变教育观念,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开放性,在一个开放、尊重多元化的现代公民社会中,将公民教育渗透到思想政治各门课程中,提高学生的民主、平等、自主、批判等现代公民意识。
3.更新教育理念,加强实践锻炼。公民教育重在实效,它不同于文化课程的学习只侧重于讲解和传授,而更侧重于在理解的基础上理性的认可和参与。如鼓励和创造条件让学生以公民身份和角色积极参与校内外实践活动;创设问题情景,在答疑中进行公民教育;对重大的涉及公民教育的热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通过具体公民及其事迹,即以榜样和先进事迹来更好地启发、感染教育对象;在活动过程中感到合作与秩序的重要性;模拟民主选举场景;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更新教育理念,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培养创新精神,而不仅仅只是思想传承。
4.拓展教育渠道,实现德育创新。学校公民教育是社会公民教育的基础,学校公民教育要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以改革公民教育课程为主线,改革公民教育办法,采取通俗易懂的形式开展公民教育。此外,公民教育作为全民教育,它的教育对象生活在现实之中,无时无刻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应该调动一切因素、一切手段,包括学校、家庭、社会团体和大众传媒,注重营造公民教育的氛围,保持公民教育的渗透性和持久性,使公民在良好的大小氛围中,经受精神的洗礼,提高思想境界,发挥各方面的合力作用,搞好公民教育。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公民教育的迫切性和现实性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民主法制建设的完善和发展、社会的开放和公民参与社会事务机会增多等等,都要求我们不断研究和探索有效开展公民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提高全民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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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校企合作的相关政策不健全
造成校企合作不稳定、不深入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的政策不健全或者滞后。目前,政府协调对校企合作的作用缺位,校企合作等相关政策法规没有出台,使得校企合作的运行机制、体制和模式未能真正建立起来。在制定区域人才发展规划时,各级政府没有发挥其主导作用,不能及时本区域企业人才需求信息,所以校企合作培养人才没有与本区域市场结合,针对性不强,使得企业找不到急需的人才,而毕业学生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场面。
1.2校企合作以形式为主
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中忽略了关键的如何操作或实施协议的具体条款,忽略实现合作的既定目标等实质内容。相反,关注的是合作协议的签订,挂校企合作的铜牌,以及领导间的互谈的场景等,而且合作协议是泛泛而谈,没有具体的可实施的条款,可操作性不强。校企合作的形式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应付上级的检查。有的职业院校为了应对上级的检查,花了很大力气,与很多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协议书。不少企业老板碍于同事,同学或亲戚朋友的面子,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但此校企合作协议书是为了应对上级的检查,很难保证合作效果,甚至可以说是一张废纸。二是为了取得顶岗实习成绩。学校对学生顶岗实习情况要进行过程性考核,由于过程管理不到位,学生为了获得良好的顶岗实习成绩,返校前几天时间就把所有过程性考核的表格填好,利用亲戚、朋友关系盖上企业单位的印章,上交到学校,顶岗实习预期效果也因此大打折扣。
1.3高职院校不能适应行业需求
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实验室建设等方面与企业需求不符,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体制机制没有形成。高职院校本身技术服务能力、合作能力不强,产品研发能力相对较弱,与企业合作难度较大。有些高职院校在教学模式上依旧追求学科体系的完整性,重理论轻实践,与企业岗位要求的职业能力相差很大,导致学生在校所学知识和技能与企业要求相差甚远。当前,很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仅仅停留在企业接收学生实习的浅层次上,没有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研发、实践教学体系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合作。
1.4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积极性不够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源自其盈利的经营目标。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主要原因是企业的利益没有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得到体现。有的企业接受职业学校的学生、教师实习,需要配备专门的指导人员,工作的质量可能会受影响,给企业增加管理成本。有的企业还要承担学生因技术不熟练而损坏机器设备或发生安全事故等风险。一旦发生事故,企业要承担医疗费或抚恤金等费用。要安排学生吃住,需要费用,甚至无法解决吃住问题。学生生产效率低,而且在操作中易出废品,增加原材料费用等。还有的企业把实习生当廉价劳动力,简单地让学生进行顶岗工作,引发了一些矛盾。
2校企合作的意义
2.1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企业充分利用高校的师资,对企业的人员及时进行知识更新教育,提高员工专业素质。企业可以借助高校的人才和科研优势,获得专业技术和技能以及,使自身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得以解决,同时利用高校人力和物力,开发新的先进产品。另外,企业通过高校的信息技术,及时了解高校在一些应用科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帮助企业获取商业机遇。2.2提升高校的办学能力高校可以通过校企合作,获取产业界的资助,解决高校办学资金困难的一个途径。校企合作,不仅能够解决技能人才培养的规模问题,还能解决速度问题,是高职院校走上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捷径。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校企合作模式下的大部分高职院校都拥有自己的校内实训条件。因此可以先让学生在校内实训,完成实训任务后,再到企业进行顶岗实训。使用这种校企合作教学模式,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教学效果更为明显,更能保证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校企合作使得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零距离结合,也是教育与企业零距离接触的切实体现。另外,校企合作使学校的科研人员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产品生产过程、生产工艺、生产管理,提高了高校科研人员的经营管理能力,有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3优化校企合作
3.1建立校企合作的良性运行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因此,利益体制是推动校企合作发展的动力,也是校企合作良性运转的桥梁。在校企合作系统中,企业、学校两大主体之间构成的资源供求链,其实质上也是一种利益关系。企业需要高校提供人力资源支持,学校需要企业的支持来发展教育。两者在实现自身价值同时也为另一主体提供相关服务,虽然相互之间的利益不同,却可以互补互助。因此成功进行校企合作的关键是在充分尊重这两者间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3.2专业设置要以企业对人才需求为导向
众所周知,高职院校能服务企业和社会,能为企业培养急需的技术型人才,促进学生良性就业的有效途径就是以市场对人才需求为导向设置专业。高职院校应从高职教育的本质特征出发,建立对劳动力市场专业人才需求预测,邀请行业和企业人员参与,以及合理开发和确定新专业设置,真正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缓解学校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学校经常通过市场调研企业、了解企业,由专家、工程师和企业家组成专业设置团队,对学校老专业的更新、新专业设置提供建议,使专业设置符合人才市场的需要,符合企业发展。
3.3适应岗位变化,动态开发课程
课程建设,直接关系到学生学习的具体内容,对学生的专业工作能力结构有着直接影响。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职业岗位的差异及学生需求的多样性,应加强专业课程整合。任何一个高职院校很难开发一套通用课程模式,也不能盲目地照抄别的高职院校的课程模式,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形创建课程模式。应该先分析行业的发展趋势和职业岗位任务,把职业需要的知识、技能、与学生的认识、实践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组织筛选相关的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应反映企业生产方式、相关技术及管理模式等。另外,因为企业的工作经常会有新的变化和要求,因此,专业课程开发过程也总是在动态变化,专业课程内容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教师根据企业实际自编项目化教材,这样就解决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3.4利用企业资源,加强学生实训
合格的高职生要求具备较强的运用技术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培养需要借助企业的实践平台才能实现。这就允许学生自由选择专业、课程,选择学习方式和学习时间,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使得理论与实践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实训实习设备和基地是全国绝大多数高职院校的薄弱环节,学生的实训时间和质量不能得到保证,严重影响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校应该充分挖掘本地的企业资源并和其达成协议,成为实训基地,直接以企业作为学生的实训基地,学生几乎相当于生产线上的工人。这样一来,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投入到企业的生产第一线。
3.5打造“双师型”师资队伍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关键环节之一是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双师型”教师要求不仅要求理解理论知识,而且有较高的技能,并且能掌握本专业的先进的技术。高职院校应拓宽思维,通过多种方式来丰富和完善“双师型”教师队伍。完善校外教师聘用制度,从企业引进一批战斗在一线的高级技术人员,并让他们指导学院的青年教师,切实提高青年教师的技能水平,他们也充实了学院的教师队伍。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要建立对专业教师进行定期轮训制度,让教师分批地到企业进行锻炼,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尽快成为“双师型”教师。
4结语
关键词:影视艺术教育普及国民素质创作水平对策
随着新时代的来临,艺术素质教育的价值愈来愈被人们看重,艺术教育的范围也远比过去扩大,除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等传统艺术教育之外,我们已经无法回避影视艺术教育的迫切问题。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看待艺术教育,就不能不谈影视艺术教育。
一、普及影视艺术教育是快速提高整个受众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的捷径
影视作为一种视听语言艺术及大众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绘画、音乐、文学等其他艺术相比,其受众人数在全球范围内占绝对第一,公众的接受性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望其项背的。西方曾有实验证明:没有电视,人们几乎无法生活下去,人们对于电视的依赖已达到很深的地步,其实质是电视文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力。但是广大受众的影视鉴赏水平还有待提高。人们只是肤浅片面地对剧情进行理解,对深层次的主题表达理解不到位,使优秀文化不能准确传播和吸收,而一些糟粕文化却乘虚而入。有些影视语言的表达手法使受众只是门外看热闹。这么庞大的、每天都在欣赏影视艺术的受众群体,影视艺术鉴赏水平亟需提高。
绘画、音乐、文学等其他艺术教育在中小学及全社会都已经普及,而最具有大众化生活化且集成了绘画、音乐、三维技术、化装、表演、文学、摄影、灯光、编辑等众多门类的影视艺术,却还没有普及。要想快速提高整个受众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就一定要普及影视艺术教育。也只有普及了影视艺术教育,人们才能真正准确地吸收影视艺术中的优秀文化,抛弃垃圾文化,提高整个受众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这有利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创建和谐社会。
二、普及影视艺术教育是提高大众影视艺术创作水平的需要
影视艺术是大众容易直接参与创作的视听文化。DV是近年来颇受大众欢迎的一种表达理想、抒感的艺术形式。大学生DV是最具活力和文化理念的新生力量,它有力地带动了社会各阶层民间DV活动的开展。DV使艺术表达更加自由和个性化,散点式的个人写作使得影像产品的数量高速增长。但是中国DV民间活动的兴起和发展是不成熟的,普通DV爱好者无论从拍摄内容还是技术把握上还不得要领,一是选题“另类”。盲流、乞丐、客、同性恋等社会边缘性题材被大量选用。这与中国社会主流生活与发展着的中国现状极不和谐,没有代表当前社会中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二是DV制作没有达到公众视觉审美的要求,许多DV作者走向了极端,要么不具备基本的叙事语言的能力,要么故意追求玄虚,让观众无法得到观赏。拍摄随意、多变、主观,叙事不求流畅,缺乏逻辑。目前DV的低门槛造成了制作者素养的降低,他们大多只是追求光怪陆离,并没有对于DV美学进行深入的探索。因此普及影视艺术教育,提高创作者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从而提高其影视作品的水平,有利于宣扬文化主旋律,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三、普及影视艺术教育是影视艺术自身发展提高的需要
有人说电视节目没文化,电视文化是快餐,这说明影视艺术的创作水平有待提高。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受大众影视艺术鉴赏和创作水平不高所制约。影视首先是一门传播文化,其次才是一门艺术。传播规律要求作品必须能够传播,为了争取更多观众,而迎合大多数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观众的审美趣味,一些媒体就会不自觉地向着通俗化与低俗化蜕变或降级,将一种崇高的审美趣味或纯粹的思想感情与智力活动变为一种幼稚与肤浅的弱智文化。各种娱乐节目和搞笑快餐铺天盖地而来,观众在轻松的笑声中,人们的严肃思考和追问消隐了,理性的认识退化了,崇高的审美趣味解体了。国内外经验证明,高质量的影视艺术作品不仅对开拓广泛的经济市场有益,而且对加大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影响力,提高该民族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整体形象,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音乐之都维也纳就是很成功的例子。
影视艺术创作水平是建立在大众影视艺术鉴赏和创作水平基础之上的,只有普及了影视艺术教育,提高了大众影视艺术鉴赏水平,那么水涨船高,高质量的、具有优秀文化内涵的影视艺术作品就会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来;反过来又对广大受众进行优秀文化的传播和艺术熏陶,形成良性循环。
四、影视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对策浅探
1.影视教育的价值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到,一方面,影视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社会生活,丰富着人类生活;另一方面,人们又深感不同于书籍文化的被动接受缺憾对人的消极影响。于是,西方不少知识分子家庭反对电视传媒,放弃电视机,中国的家长们也常常用限制孩子看电视的方式来躲避外界的“祸害”,笔者认为,影视教育在这里负有重要的责任。
影视艺术教育的发展在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是大学的影视教育也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中小学的影视教育多为零散状态,而且社会影视教育的价值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到。建立多层次的影视教育体系是影视艺术教育的必然趋势。随着时代的发展,影视早已不是高深的学理研究的领域,它更多地成为了普通百姓生活中自然面对和评点的一种存在对象。影视对生活的影响相当巨大,面向大众的影视教育肯定是综合的、传媒化的。
2.在学校教育中,大学中小学影视教育应属于不同的层次。大学影视教育应包括影视艺术的鉴赏、创作、文化分析的教育。它含有培养影视专门人才和影视文化工作者的专业教育,与对普通大学生进行艺术审美素质教育的两个任务。中小学影视教育的主要任务应是培养正确的观看习惯和影视艺术鉴赏能力,进行审美情趣的熏陶,提高艺术素养,以及借助影像进行思想教育,培养良好的人生观与道德观。社会影视艺术教育是与学校教育相辅相成的,它包括对影视创作的社会文化批评、媒介批评和优秀影视作品的宣传,使人们得以接受良好的影视作品。通过各种途径宣扬佳作,贬斥不良倾向,促使创作者认识到与社会民心保持什么样的联系,从而生产出优秀的作品。中央电视台举办的2004“我们的影像故事”在广大DV创作者和DV爱好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意义深远。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央媒体的这一举措大大地激励了中国DV爱好者的创作热情,也为中国的DV创作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做出了努力。社会影视教育是艰巨的工作,需要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形成良好的“教育场”。
结语
艺术素质教育的价值愈来愈被人们看重,影视艺术教育和音乐、美术教育等一样,是当代中国艺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视艺术教育的全面普及,是提高整个受众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的捷径,也是提高我国影视艺术创作水平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