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妻书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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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妻书原文及翻译范文第1篇
【关键词】翻译;桥梁;文化
世界上存在着三千多种语言,想要彼此间互相沟通,相互了解,首先得靠翻译来解决由于不同语言造成的交流难题,其次有时可以伴以适当的身势语来辅佐我们传达意思。既然,翻译是首要的工具,那就得先了解什么是翻译。
翻译是许多语言活动中的一种,它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冯庆华,3,2002)翻译是一门艺术,是语言艺术的再创作。(冯庆华,3,2002)但是,怎样创作?怎样才能把这门艺术发挥得体,使得经过它转化后的语言形式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这就是我们所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了。
现在,有的翻译,不论是英翻汉,还是汉翻英,大多都是靠字典逐字进行翻译,而不考虑句子,篇章或整个文本所想要表达的真正的含义。这样译出来的文字不仅不能使人理解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甚至有时候还会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比如很多公示语的翻译,例如“小心坠河”,被翻译成了“Carefully fall to the river”。原意是想提醒在河边要小心的,不要掉进河里了,可是翻译后却成了请别人小心地掉进河里。本来是为了方便外国游客,便于他们理解方位或相应的警示,可是翻译后不但帮助不了他们,反而造成了误解,或者使得他们更加茫然。再例如,在某家餐馆的菜谱上,为了方便外国游客点餐,在菜名旁边都附上了每道菜相对应的英文名字,可是当他们打开菜谱看的时候,不是被吓到,就是不知所云。
豆腐猪肉馅炒河粉(宽面,细面)Dry Noodle with Pork and Soybean curd in Gravy Sauce(Big Noodle, Small Noodle)
四喜丸子(Four Happy Meat Ball)
豆豉爆大肠(Fermented Soya Beans Explode Intestines)
若说“big noodle,small noodle”让人有点不太理解这个面的大小问题,“four happy meat ball”使人疑惑四个肉球怎么会有丰富的感情,那么“fermented soya beans explode intestines”可真正得让外国游客吓得不轻。“intestines” 原本指的是肠(可以指的是动物,也可以指的是人的),而豆豉爆大肠中的大肠指的确实也是猪的大肠,可是explode一来就让人不得不误会成了,吃了这个不知为何的豆豉,我们的肠子是不是就会被炸掉?真正的是弄巧成拙了。
所以翻译不仅仅就是把字对字的给译出来就算完成了,翻译是一门艺术,是需要精雕细琢的艺术。
其实早在汉朝,唐朝的时候我国的翻译理论就开始出现了。针对怎样翻译,历经了汉唐时期的“文与质”的争辩,到清代严复的“信,达,雅”,又到傅雷的“传神”,再到钱钟书的“化境”,这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给予了现代的翻译工作者们很大的启示。翻译虽是“戴着手铐脚镣在跳舞”(冯庆华,3,2002),但一定要舞得漂亮。因此,翻译仅仅是知道单词,语法是不够的,还要对相应的文化背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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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有一定的了解。这样才能在文字被翻译后,不仅文字转化成翻译后的文字,就是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也是翻译后的文化,这样才能被人们所能接受和理解。
例如,英汉俚语中的很多表达方法,如不了解文化背景,就单纯的逐字翻译,那翻出来的东西注定是不会被理解的。汉语里很喜欢拿老虎来比喻勇猛,比如说虎将等等。可是在英语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狮子。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把中国比喻成东方睡狮。在遇到“拦路虎”时,若翻成“Tiger in the way”,估计就会造成英语国家的人理解上的困难。反之,把“Lion in the way”翻成“拦路狮”,中国人估计也得猜上好半天。又如“You’re the apple in your parents’ eyes.”不是真的指“你是父母眼里的苹果。”苹果在英语里是智慧,珍贵的象征。而把“你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硬生生地翻译成“You’re the pearl in your parents’ palms.”或许英语国家的人得费上很多神了。
翻译不仅是字与字的交换,更重要的是文化之间的交换。否则很多翻译后的东西都是些模糊不清,概念不明的。这样的话,翻译还不如不做。
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博士就曾经指出翻译重要的是看对象,是为谁翻译。我认为这个“谁”不仅仅指的是人,还包括人背后特定的文化。可是在文化的转化问题上,如果有相对应的现象,可以互相转化后进行理解的,当然不成问题。但是有的文化是独特的,没有对应文化现象可以进行转化。在遇到这类情况的时候,又该怎么办?
例如,中医在世界医学界是很有影响力的,很多外国人也都很想学习中医。可是,随之而来的是对中药名的翻译问题。因为中医是中国古老而独特的医术,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的参照物,所以在中药名的翻译上就会存在着很多看似笑话,但绝不是单纯的笑话的问题。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有的翻译把陈皮翻译成“chan’s skin”,远志翻成“far ambition”,更有甚者把干姜翻成“fuck the ginger”。这样的翻译不仅是让看了的人哭笑不得,更是很让中医很蒙羞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对待这样的翻译问题的时候绝不能一笑了之,而是要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不仅是为了更好的交流和沟通,也是为了弘扬中医文化。
还是用中医的药名作为例子。在书写的时候可以用药名的拼音名。然后对学习的外国学生再进行仔细的阐述,这味药在实际指的是什么。因为很多药名虽然看似简简单单的两三个字,但是不仅是字面流露的意思而已。比方说“陈皮”并不是指姓陈的人的皮,而是柑果的果皮,经晒干或人工干燥而成,所以可以翻译为“dried tangerine peel”,而“远志”在中医里不是指远大的志向,而是远志科植物远志或卵叶远志的干燥根,所以就可以考虑翻译成“thinleaf milkwort root”或是“polygala root”可是如果在开药方的时候这样书写的话,不仅是药方单很复杂,抓药的医师也得读读,然后再进行翻译转化,才能抓药。既浪费了时间,又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这里完全的翻译是没有必要的,反之拼音书写是不可缺少的。
再有,对中国的一些对联,古诗词进行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先看一副对联“浩海波涛涌江河注满,雷霆霹雳霭雾霖雨霏”。这幅对联看似简单,很好翻译。可是翻译过后,就不能体现出原文的意境了。上联是字字都含“水”,而下联则是字字都有“雨”。这是中国字偏旁部首独有的特点,翻译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意境的,正如英文中的头韵,中文很讲究的是尾韵。各有特色,若是强求翻译了,结果可能是勉强看懂了,可是意境全无了。
再举一首诗为例。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逢路阻人离别夫,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
这首是宋代李禺远征在外写的一首夫忆妻的诗,可是这首诗从字到句都倒着读的话,却变成了一首妻忆夫的诗了。这便是汉语的奥妙之处。若是翻译了,恐怕就体现不了这精妙之处了。所以遇到这类似需要翻译的文字时,我提倡的是先翻译大意(最好是切忌不要逐字翻译),然后再加以解释说明,说明刚才提到的对联和这首诗的奥妙之处。最好是能懂点中文,能读读原文。当然这些都是基于要对文化有所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的文化交流。
其实很多文字最好是原汁原味的才最能体现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与意境。翻译只是一座桥梁,只是沟通之用。而这座桥梁连接则是彼此间的文化,这才是最重要的。“化境”也是让我们能走过桥梁,去更好的了解桥梁那头的文化,若想真正地体味,还得真正的身临其境,也就是用原语言进行阅读才行。
【参考文献】
[1]Eugene A. Nida &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与妻书原文及翻译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等效原则 科技翻译 文化 文字特点
1.引言
在《翻译科学探索》一书中，奈达曾明确指出：在动态原则翻译中，译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源语信息和译语信息的一一对应，而是一种动态关系，即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他进一步将动态对等定义为译语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程度基本相同。可见奈达的翻译理论强调的是两种语言的接受者的感受应大致相同，追求的是两种效果之间的对等。奈达就等效原则曾下过以下简明定义：“The translator should produce the same effect on his own readers as the SL author produced on the original readers.（译者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应当与原文作者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相同。）”简要归纳，我们可以将等效原则所强调的“效果”概括为：读者从原文或译文中获得的所有理解和感受，其中包括主要精神、具体事实和意境气氛这三大要素。为力求达到源语与译语之间的语效对等，译者必须凭借其对语言艺术的鉴赏和语言文化素养，全面细微地考虑各方面因素。
然而，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说，所谓等效，其实只是一个相对概念。语言学家雅各布森（Jakobson）有这么一句论翻译的名言：“差异之中的对等，这是语言的根本问题，也是语言学的关键课题。”由此可见，就翻译而言，所谓等效就是寻求差异中的对等，即尽量减少译文与原文在效果方面的差异，以使译文（的效果）尽可能接近原文（的效果）。
金堤在其《等效翻译探索》中写道：“……等效翻译所追求的目标是译文与原文虽然在形式上很不相同或完全不相同，但译文读者能和原文读者同样顺利的获得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信息，包括主要精神、具体事实、意境气氛。这就叫做等效或基本等效。这个目标应该适应于一切种类的翻译。”可以看出等效只是一种理想，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要将原作的全部意义，信息百分之百地在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化中“克隆”出来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古今中外的翻译工作者却始终孜孜不倦地奋力追求与原意的无穷接近。然而在追求等效的过程中，科技文的翻译与其他类型文章的翻译相比具有天生的优势，这是因为科技文在写作上就与其他类型文章要求不同，因此读者更易接近原文读者读后的效果。本文将就科技文的这种优势从文化、语言方面进行表述。
2.文化引起的理解差异
文化地域上的差异导致译文读者无法领会原文的精彩是令翻译工作者头疼的难题之一。由于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风俗习惯等的不同，一些特定的词或表述对于某一特定的民族有特定的含义，而不是在这种文化背景成长起来的读者就无法理解。在文艺性文章中，由于表达的多是一些主观的东西，这种现象被作者充分地利用以达到让读者在感情上产生共鸣的效果。对于非英国读者来说“the Tower of London”，只是一个塔的名称而已，没有任何联想。但对于英国人来说由于它是由征服者威廉在11世纪建造的，其后作为国王的监狱，它见证了无数次宫廷、朝代更替、历史人物的沉浮甚至死亡，到如今又成了展示皇家珍宝的博物馆，这个词带有浓厚的历史厚重感，而这种历史厚重感是别的民族在阅读这个词时感受不到的。还有一些是某些地方特有的，如“smog”（伦敦特有的一种天气现象），对于这个词，无论是在写作还是理解上，伦敦居民都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要准确得多。
然而，科技文献所涉及的领域较单一，且多是专门领域，文中的探讨专注于该专业的知识，较少也不应该过多地牵扯其他内容。科学研究讲究客观，这些客观的研究不会因为换了一种文化背景，地域而有所改变。所以我们在提到“Ohm’s law”（欧姆定律）时不会因为读者与欧姆不是一国人而对它的理解产生偏差。科技写作更应以客观的态度来完成，在表述一个观点、结论，说明一个事理的时候应该以一种客观、中性、毫不夸张的语气来写，而不应该加入感情因素。这样一来，作者在写作时自然就会较少涉及与其国家文化背景相关的东西，而这恰好替译者避开了一个大难题，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在阅读后效果上也不会因为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太大的理解偏差。
3.语言文字特点引起的效果差异
3.1词语选择侧重精确
每一种语言文字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如字形、发音等。在翻译过程中，这一点所带来的问题很难解决，比如说押韵。意大利警句“traduttore，draditore”（翻译者，反逆者）之所以著名，除了因为他用两个单词就说明翻译工作的特点，还因为其发音上的押韵，两个字形上的相似而让人印象深刻。这个警句流传已久，但至今还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的翻译能将这三点如此巧妙地兼顾的。
而科技作品多是说明性质的，说清楚、讲精确是其追求的第一要义，而不像做诗要讲究押韵，写对联要讲究对仗工整，警句名言要追求读起来顺口，有节奏，没有人会因为“这个家用电器的额定电压是二百二十伏”不押韵而不顾事实将原文改成“这个家用电器的额定电压是二百八”。所以从原文开始，科技作品的用词考虑的是它的词义是否精准，而不是发音是否押韵、字形是否接近，翻译时对除了词义以外的考量就少得多，而译文的读者也减少了由于文字本身的特点而无法得到原文阅读效果的遗憾。
3.2语意表达直接
在《语言与翻译》一书中，作者巴尔胡达罗夫在提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有三种类型的意义（所指意义，即符号所代表的现实生活中的实物、过程、性质、抽象概念等；实用意义，即符号与使用该符号的人之间的关系；语言内部意义，即符号与统一系统中其他符号的关系。）的同时就指出“在翻译中保留最多的是所指意义……而科技作品所包含的最重要的信息在所指意义中”。由此可见，在语意的转达方面，科技作品翻译赢在了起跑线上。
在语意的表达上，科技作品在写作的时候就注意避免模糊，有歧义或让读者产生其他联想，如“Jasmine is a plant of fragrance.”这句话就是在说明花的特征，字面意义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译者尽可以只译其字面意思：“茉莉是一种带有香味的植物。”而非科技文中经常会有牵扯到实用意义与语言内部意义的表达。同样是在说花香，请看下面一个例子：妻子怀疑丈夫有外遇，赏花时夫说花香，妻说“家花哪有野花香”。这里妻子不仅仅是在说花，也是在给丈夫敲警钟。这种双关语、习惯用法等在文学翻译中常见，但在科技作品翻译中则鲜有遇到。
3.3等效词寻找的优势
一些词汇可能在某一种语言里早已出现，但在另一种语言中却找不到等效词。比如英语中的“secondary school”，由于英国的教育体制与中国的不同，中文中没有一个能表达这种学校的词汇，这就使“等效”发生了困难。而在科技作品翻译过程中则很少碰到这种情况，因为科学研究是全球化的，不可能出现哪一个国家在某一方面完全没有研究，或是对某一课题其研究者走的是两条完全不相干道路的情况。
通过以上几点分析可以看出，科技作品的翻译在追求等效时确有优势，但是它也有自己的难点。比如，精准是翻译科技作品时的基本要求，也是难点，它不但要求译者在阅读时对原文要有十分准确的理解，更要求在翻译成目的语时将所理解到的东西非常准确地表达出来，这对译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就有了较高的要求。另外，术语的运用、特定原理的表达、阅读人群的专业性，都要求译者本身要对文章所讲的专业知识有相对较深的了解。译者在充分把握其等效优势的同时对其难点也要有足够的认识，要时刻谨记在追求“等效”的道路上没有完美可言。
参考文献：
［1］金堤.等效翻译探索［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2］朱爱萍.谈谈科技英语翻译中的“貌”与“神”［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5，（4）.
［3］张培基等.英汉翻译教程［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4］Newmark 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London：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UK），1988.
与妻书原文及翻译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不对应；文化补偿；神似；化境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0-0119-02
一、前言
钱钟书说过，“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言习惯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留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于‘化境’”。笔者认为，在文学翻译中，要想达到“化境”，就必须首先突破上述的“文化困境”。而导致上述的“文化困境”的原因，是因为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文化不对应”现象，这种文化上的“不对应”必然会导致在语言表达上的“不对应”。在本文中，作者将针对几种常见的文化不对应现象加以探讨，并试图找出解决方案，同时也希望“抛砖引玉”。
二、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不对应现象及对策
（一）名称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族群、以及特定的文化氛围中产生、变化和发展着的，因而，它们所承担的表情达意的功能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地域特点、民族个性和文化色彩。笔者认为，译者可以采用以下的四种方法来翻译各种名称。
1.加注法。当译者无法把一个名称的内涵意义全部译出时，则可以只翻译该名称的局部含义，随后再在译文后面加上注脚。例如，在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从“唐三藏”这个名字，汉语读者可以联想到所有的佛教经典，以及佛家三宝；从“孙悟空”这个名字，就可以联想到佛教所讲的“大彻大悟、四大皆空”的理念……而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将它们分别译为master，monkey……，这样一来，译文就丧失了原来的名称的文化底蕴，阻碍了西方的读者对汉语文化的进一步了解，这时，译者就需要在译文后面加上注释，以便对西方读者进行文化上的“补课”。
2.音译——意译结合法。该法要求译者将名称的部分含义译出，而将该名称的其余部分用拼音法拼出。例如，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官职和称谓的翻译，唐玄宗（xuanzong emperor），（premier zhou），新西兰（new zealand）等等。
3.音译法。音译法主要适用于对绝大多数的人名和地名的翻译。例如，哈尔滨（harbin），呼和浩特（huhot），西藏（tibet），伦敦（london），柏林（berlin）和巴黎（paris）等等。
4.意译法。意译法要求译者完全根据该名称各部分的含义进行翻译。例如，salt lake city（盐湖城），green island（绿岛），等等。由此可见，对名称翻译是个含金量颇高的难题。
（二）禁忌
禁忌（taboo）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特有的刻意回避的习惯和用词。在文学翻译中，对于禁忌的翻译，通常采用省译法和还原法。
1.省译法。有的禁忌，在西方文化中并不算什么，翻译是如果照直译出，反而会造成译语读者在理解上的困难，不如径直省译。
2.还原法。既然有的说法或习惯在一种文化里是禁忌，而在另一种文化里则不然，这就要求译者把原文的真实意图传达给译语读者，进而为原文“恢复名誉”。例如，在汉语中，涉及狗的词汇都是贬义的。例如，狗才（奴才），狼心狗肺（贪婪、狠毒、凶恶），狗苟蝇营（像狗那样无耻，像苍蝇那样钻营）等等。而在西方，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与狗相关的词汇都具有褒义。所以，在翻译时，一定要顾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认知习惯。例如：“every dog has its own day”译为“凡人皆有得意日”。
（三）典故
在历史的长河中，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创造了富于自身特色的绚丽文化，而典故则是其绚丽文化的浓缩表现。不同的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对应性，对典故的处理有所不慎，就会出现“言不由衷”和“盲人摸象”之类的情景，使得原作固有的语言美感和文化意境的大打折扣。笔者认为，对于典故的翻译，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法。
1.“张冠李戴”法。例如：“一个和
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one boy is a boy，two boys half a boy，three boys no boy。”有人把译作看成是原作的来生（afterlife），也就是说，译者通过发挥译语的优势，补偿了原作造成的文化空白，使得原作“起死回生”并和原作“并驾齐驱”。
2.“得意忘形”法。当两种文化两种语言对于同一对象没有可以相互借代的表达时，译者就可以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直接译出该典故的含义，以便达到使译语读者尽可能理解原作的目的。例如，中国人爱说“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这是唐初大将程咬金的做事方式，这个典故的含义是“节外生枝”。而由于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历史，所欲当然无法理解这个典故的内在含义，这时，译者就可以直译其义，将其译为“meet trouble halfway”即可。
三、文学翻译的度：是再创造，不是创造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虽然不必对原作“亦步亦趋”，而是可以进行合理的再创造，但是，这种再创造永远也不能成为译者抛开原作进行创作的理由。因为，离开了原作的约束，那么，原作也就变成了译者的创作素材，这就背离了翻译的基本原则，即忠实于原作。这样的话，文学翻译就变成了文学创作，译者也就变成了作者。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许渊冲先生翻译的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锦瑟》一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弦思年华。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思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西汉董仲舒说过，“《诗》无达诂”。也就是说，对于诗歌的理解和解释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人说，《锦瑟》是一首音乐诗，着重描写“瑟”的音乐境界；也有人说这是一首悼亡诗，烘托出了他的亡妻的貌美多才；还有人说，这是一首自伤诗，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的感伤。该诗中含有多个典故，且每个典故都有出处。例如，“庄生迷蝴蝶”，“望帝化杜鹃”，“沧海月”，“蓝田玉”等。中国读者每次读起这首诗，都会被李商隐的无以伦比的奇思妙想以及他所营造的文化意境所折服、所倾倒。下面是许渊冲先生的译文：“the sad zither why should the zither have fifty strings？each string，each strain evokes but vanished strings.dim morning dreams to be a beauty fly，amorous heart poured in cuckoo's cry.in moonlit pearls see tears in mermaid's eyes，from sun-burnt mirth let blue jade vaporize.such feeling can not be recalled again，it seemed long lost e'en when it was felt then.”可以看出，许译注重译文的音美、意美和形美。但是，却放弃了对原诗的“诗眼”——典故的翻译，所以，西方的读者是根本无法体会到李商隐的原诗的美妙意境的。关于文学翻译的优劣，朱生豪说过，“知我罪我，唯在读者”。笔者认为，如果译者在翻译时为了一味地追求“让译文和原文赛跑”而“从心所欲”，但是，却“逾矩”了，那么，这实际上是和文学翻译的目的和任务“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
与妻书原文及翻译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翻译是不同语码之间的转换，也是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的重要途径。以文化因素为突破口来研究翻译活动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局面。本文从文化以及文化研究的内涵，翻译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动关系，文化研究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等方面，着重探讨了翻译理论视角下，如何确立文化研究的学科走向以及文化研究对翻译理论研究的深远影响。
翻译理论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包括欧洲，美国，加拿大)翻译理论(王鹏，2010)。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活动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因而，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的对照为主要任务。长期以来，翻译理论往往依靠文学(尤其是比较文学)，语言学(尤其是应用语言学)和美学这样的学科。而事实上，翻译活动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过程。它还涉及到源语及译入语所负载的文化(孙会军郑庆珠，2000)。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逐步崛起，大批学者开始从不同的文化研究角度切入翻译研究。1976年，勒菲弗尔(lefevere)提出，翻译研究不仅仅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或语言学的一个特定区域，而应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1980年，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特(shsan bassnett)出版了《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指出翻译研究应该专注于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为了在新的生活情境中，在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中有效地解释翻译现象，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lefevere，1992)。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就是主要以文化的视野来取代原先占据翻译理论中心位置的美学或语言学的考查方式。当下翻译理论领域流行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就正是翻译理论文化转向的具体表征(张柏然，辛红娟，2009)。
1、“文化”及“文化研究”的内涵
人类学家指出，各个社会具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1871年，英国人文学家泰勒(edward tvler)把文化定义为“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文化表现为一定的语言模式和行为方式。同时也涉及并受限于在共同生活中起实质性作用的物质存在。在文化的表现形式上，语言有最具意义的重要性。翻译理论中的原语和译入语文化的差异通常表现在审美、伦理、政治、思维模式以及译者的文化定位等方面。
文化研究初期着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有的文化研究者致力于弘扬经典文学作品，并以此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随着文化研究理论的逐步深入，后期的文化研究逐步走出初期的经典文学领域，引入了对社区文化生活、大众传播媒介、当代文化、强势(精英)文化以及边缘文化的研究。戴锦华(2003)认为，“对文化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某种独有的理论脉络与知识谱系，而是某种社会立场与社会批判的精神，是某种(反)表意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可能”。文化研究，自诞生之日，就是一种实践的理论，而不是对文化一精英文化抑或大众文化一的学院式研究(张柏然，辛红娟，2009)。对于文化研究，欧洲多采用文化结构范式，而美国则采用多元政治范式。相较于文化结构范式，多元政治范式更注重研究非精英文化现象(如广告、艺术建筑、市井故事、电影、时装、大众文学等普通文化现象)，有意疏远那些被认为是精英文学的经典文学作品。现在，这两种研究范式逐步吸取对方的一些主要理论和特点，以期构成文化研究新的范式。
2、翻译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
翻译研究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翻译研究致力于研究如何以一种语言为载体的内容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形式；广义的翻译则着重研究以一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内涵如何转换为另一种文化形式。翻译理论研究在历史上曾经一度依附于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作为语言学或者是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寄人篱下。文化研究的勃兴打破了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天然界限，改变了原来把翻译研究置于语言学科或文艺学科之下的地位。扩大了译学研究领域，开创了译学研究新的局面。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有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文化研究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新途径，一个重要方面，它并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的确，很多文本中蕴含着为某个特定文化所特有的一些因素，但并非所有的文本都是如此(wilss,1996)。吕俊(2004)认为，我们在进行翻译研究的同时必须防止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进而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使翻译研究消弥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使其丧失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皮姆(pvm,2010)认为，20世纪后半叶，西方翻译理论界围绕着“等值”建立了一系列有共同核心的理论范式：等值、目的(purposes)、描述(descfiption)、不确定性(uncertainty)、本地化(localization)以及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因此，文化研究并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方向，它只是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
3、文化研究向度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影响和制约译者的翻译策略的文化因素可大致归为以下五个方面：(1)译者所处的时代；(2)译者与目标读者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态度、翻译一部作品的目的)与审美取向；(3)诗学(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传统)；(4)译入语文化与原语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5)翻译活动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其中，意识形态最为重要。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意识形态决定译者个人和译入语社会的思想架构(conceptual grid)，并通过思想观念和世界观决定读者和译者阐释文本的基本方式。因此，意识形态决定译者所采取的基本翻译策略，并影响其对原文的改写。如果译者因既有的思想意识而对原文进行无意识的改写，或者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以便译文符合译入语文化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译者会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对汉文化经典《论语》的英译版本中。不乏采用归化翻译策略的例子。
例1：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目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第一》
威利(arthur waley)的英译如下：
tzu－hsia said，“a man who treats his betters as betters，wears an air of respect，who into serving father and motherknows to put his whoie strength，…”(徐瑁，2010)。
作为汉文化经典论作，例1中“贤贤易色”指的是用尊贵优秀品德的心来交换(或者改变)爱好美色的心。对妻子而言，重要 的是品德，而非容颜，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丑妻家中宝”一说(同上)。威利将“贤贤易色”译为“a man who treats his betteras betters。wears an air of respect”，采用了英语固有的语言表达来传达汉语经典词语“贤贤易色”的含义。根据《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one’s betters(主旧或幽默)指的是“上司们，比自己能力强的人”。显然威利没有读懂和领会原作的文化的内涵，而此处所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明显是受到了译者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如果译者为刻意展示“他者”(others)文化中某些思想价值，而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译者多会采用“异化翻译策略”。
例2：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第四》)
威译如下：
of the adage“only a good man knows how to like people, knows how to dislike them,” the master said, “he whoseheart is in the smallest degree set upon goodness will dislikeno more.”
雷蒙·道森对“仁”的英译为“humaneness”。
威利将“仁”译为“good”或“goodness”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观念“善的理念”(the form of the good)不无关系，因为希腊哲学思想是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诠释中国儒家思想的基本立场(徐珺，2010)。威利对“仁”的英译是其异化翻译策略的又一具体表征。孔子乃以仁为其理论之基。作为《论语》的关键词，“仁”并非简单地指做个好人，亦隐含着为人之道(同上)。雷蒙·道森保守地将“仁”翻译为“humaneness”，而没有做太多的创新，尽可能地传达了原作的意义，是一个成功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案例。
除了文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归化”与“异化”，目前翻译界逐渐出现了另一个较新的理论范式——“本地化”。本地化指为了使产品适应新的文化、市场、环境而作的准备(或专门制作、改写)过程。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本地化也将可能成为与“归化”、“异化”并行的另一种可行的翻译策略。
4、结语
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传播媒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得以从纯语言层面走向探讨文化层面的相互影响上。文化研究逐步开始并将继续占据着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地位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切入翻译问题并不是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唯一途径：文化研究只是翻译理论研究多元视角之一。我们如果能正确看待翻译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动关系，以文化研究为突破口，从历时和共识的角度把握影响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一定能为更深入地进行翻译理论研究，并建立系统的、全面的翻译理论研究体系，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规律做出我们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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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妻书原文及翻译范文第5篇
摘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自然、风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环境，会培育出不同的文化、宗教、艺术和学术的诸种性格特征，因此，考察日本文化历史的发展，必须了解日本国土、民族的诞生。但在社会环境尚未确立其政治、经济秩序之前，日本原初文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生活于其间的自然与风土。《古事记》正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反映原初文化的典籍。本文通过对其古代歌谣的举例分析，可窥见其口承文学的许多特色，同时也显现出其史学价值。
关键词：原初文化 《古事记》 古代歌谣 口承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对于学习外语者，想要提高语学能力，除加强语言实践外，还必须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与民族文化传统知识，否则，所讲出来的语言就像是脱离土壤的秧苗，显得苍白无力。而要加深这方面的知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多了解那个国家的文学。
任何民族的古老神话，都是以丰富的想象力取胜的。如中国古代神话“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故事，都是凭借丰富的想象力，来幻想人与自然的关系。日本的古代神话也不例外，其最早的文化源于中国古代神话文化，因此在潜意识中也受到中国古代的儒教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古事记》既是其中一本融入神话传说，而又保存了日本的“古神道”、具有日本民族固有思想的信史。
日本古代的神话与古老的传说，收集在天武天皇统治的和铜五年（712年）成书的《古事记》中，它是由太安万侣编撰而成的，全书由古代神话、英雄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与天皇系谱等组成，分序和上、中、下卷。序和正文的散文部分用汉文撰写，诗歌则借用汉字做日语标音。这部书出于强化天皇统治的明显政治目的，将日本古代各部族流传下来的神话与传说加以联缀、统合，尽管改变了某些神话的原始面貌，但毕竟给后人留下了若干比较富于形象力量的神话，开启了日本民族书面文学的先河。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其文学创造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传诵之中，很难使本民族的文学得到发展；如果永远停留在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字上，它就会逐渐受到异民族同化作用的影响，也很难促使本民族文学的繁荣。从这种意义上说，《古事记》的出现，为创造日本民族的文字和文学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像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一样，《古事记》的神话、传说，在笔录成书前，都经过了长期的口头传承。正如《古语拾遗》所说：
“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
对于《古事记》一书的整个内容及评价，是研究日本古代神话的重大课题，本文不打算过多触及，只想对收集在本书中的部分歌谣进行浅析。
《古事记》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是所谓的“神代卷”，叙述的都是创造天地的诸神，然后将这些神话的世系与天皇的祖先传说捏合。从其局部看来，故事情节、歌谣皆与主题构成有机的联系。因而，《古事记》上卷最具艺术性；中卷记载了许多虚构的或传说中的天皇一族的故事，一连串的歌谣表现了天皇择后，以及这种活动中显现的丰富的人性特征，因而具备了文学作品的意味；下卷则记叙了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天皇一族的关于恋爱、争斗等故事，这已经不属于神话而属于古老传说了。
在《古事记》三卷中，除记述了古代神话与传说外，它的另一项文学价值还在于其中插有110余首歌谣，包含了长歌、短歌、片歌、旋头歌等诗歌形式，且采用了序词、枕词等修辞手法，这些歌谣不但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浓郁的情趣，还加深了它的文学性：全书以日式汉语体为基调，歌谣则采用了一字一音的表音方式，严格地保留了古日语的形式，其神话故事则规定了日本后来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对日本诗歌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日本学者将这部书中的歌谣单独分离出来，与《日本书纪》中收录的130余首歌谣合在一起，统称为“记纪歌谣”，进行专门的研究。这是因为有种种证据表明：这些歌谣，或是从氏族社会中很早就流传下来的古老歌谣，或是在这两部书成书的当时流传于群众之口的歌谣。虽然《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作者在将这些歌谣附会为书中人物歌唱的过程中，不免将其中某些歌谣加以改动、增饰，但毕竟后人可以从中看到古代歌谣的某种面目。其中英雄传说歌谣的传统，以激情和浓烈的色彩描绘自然、反映人事，创造出一些鲜明的艺术形象，作品富于悲剧情调，在叙事与抒情的结合方面，有创造性成就。
这里，只将收录在《古事记》中的歌谣，举出一两首来，以见一斑。
首先，让我们看看“战斗歌谣”。在氏族社会中，部族之间的战争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在《古事记》中，当描述传说中的天皇进行统一全国的斗争时，插入一些战斗歌谣也是不足为怪的。在《古事记》中卷里，记述了传说中的天皇――神武天皇征服“登美那圆须泥古”（即「登美の长髓彦――“登美地方的长腿人”之意）部族时，插入了有名的“久米歌”（“久米族”据说是日本古代西南的一个部族，以骁勇善战著称），这首歌谣的原文和译文如下：
古代日文原文
みつみつし1久米2の子らが粟生3には臭一本そねが本そね芽ぎて击ちてし止まむ
みつみつし久米の子らが垣下4に植ゑし椒口ひひく吾は忘れじ击ちてし止まむ
神风の伊势5の海の生石に这ひもとほろふ细螺のい这ひもとほり击ちてし止まむ
现代日语译文
势い盛んな久米部の兵士が作っている粟のには、臭いが一本生えている。
そいつの根と芽を一绪に引きくように、数珠ぎに敌を捕えて、击ち取ってしまうぞ。
势い盛んな久米部の兵士が、垣のほとりに植えた山椒のは、口がヒリヒリする程辛い。我々は、敌から受けた痛手を忘れまい。敌を击ち取ってしまうぞ。
伊势の海に生い立つ石に、这いまわっている小さい卷贝のように、
敌のまわりを这いまわってでも、敌を击ち取ってしまうぞ。
中文译文
勇壮的久米儿郎 勇壮的久米儿郎 神风吹拂着
我们的粟地里 我们的墙角边 伊势海的大石
长出一根臭韭 种有一株山椒 大石上围住无数细螺
这可恶的根与茎 山椒火辣辣蜇口 让我们紧紧将敌人围住
让我们连根带茎拔掉 此仇火辣辣怎能忘掉 不杀掉敌人决不罢休
不杀掉敌人决不罢休 不杀掉敌人决不罢休
日本古代歌谣，具有许多共同特点。我们从上面的这首古代歌谣可以看出：首先，文语口语兼存、音读训读交替、日语汉语夹杂，它喜欢使用“同音反复”及对句等修辞手法，以加强歌谣的韵律与节奏感；其次，它经常以与古代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眼前事物，作为比兴手段，形象感强烈。如这组歌谣中，以眼前事物“臭韭”、“山椒”、“细螺”等作为比喻，表达了对敌人的仇恨、厌恶与战斗的决心，读起来给人以一种节奏鲜明、曲调高扬、勇壮威武气势的感觉。
下边再欣赏一下《古事记》中出现的最多的“爱情歌谣”的例子。
在《古事记》的上卷里，收有“八千矛神”（即大国主神的别名）向“沼河”求婚的故事及其嫡妻“须势理姬”因“八千矛神”想要外出求婚感到妒嫉的故事。这两段虽然名为故事，其实它的叙事部分十分简略，主要通过5首歌谣来构成整个故事情节。这种写法，后世称之为“歌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中的一种特异的体裁。以下是“高志国の沼河比との结婚”的原文及其译文：
古代日文原文
八千矛の神7の命は 八岛国8 妻娶きかねて 远々し高志国9に
贤女を 有りと闻かして 丽し女を 有りと闻こして
さ呼ばひに 有り立たし 呼ばひに 有り通はせ
太刀が绪も 未だ解かずて 袭衣をも 未だ解かねば
子の 寝すや板户を 押そぶらひ 我が立たせれば
引こづらひ 我が立たせれば
青山に は鸣き さ野つ鸟 雉はむ 庭つ鸟 鸡は鸣く
心痛くも 鸣くなる鸟か 此の鸟も 打ち止めこせね
八千矛神は、八岛国に妻をみつけることが出来ないでいたのだが、遥か远い越の国に、
贤い乙女がいると知って、丽しい乙女がいると知って、
求婚にしげしげと出け、求婚にしげしげと通い、
太刀の绪もまだ解かないで、袭をもまだ脱がないで、
乙女の寝ておられる板户を开けようと、何度も押し摇さぶって私が立っているうちに、
何度も引っ张って私が立っているうちに、
青山でが鸣いてしまった。雉も鸣き骚ぎ、鸡までもが鸣いている。
いまいましくも鸣く鸟め。こんな鸟
中文译文
八千矛尊贵的神， 站在姑娘的门前，
走遍了大八岛国， 拉伊的门。
没有寻到称心的妻子。腰刀丝绦还未解，
在辽远的志高国，罩头衣裳还未脱，
听说有一个聪慧的女郎，青山里呼子鸟在哀鸣，
听说有一个秀媚的女郎。荒野里野雉在喧闹，
他跋涉去求婚， 庭院里雄鸡在报晓，
他屡次去求婚。这些恼杀人的鸟儿呀，
站在姑娘的门前，恨不得打杀你！推伊的门；
这首歌谣，对仗工整，“五、七调”的音律也比较完整，因此有些日本学者认为，它很可能已不是古代歌谣的原貌，而是经过《古事记》的作者进行过艺术加工的。但不管怎样，这首歌所反映的内容的确是日本古代人的爱情生活。在古老的氏族社会里，男女的婚媾，实行的是“よばひ婚姻制”，所谓“よばひ”，是由“呼ばふ”这一动词转成的。这种婚姻，按照古代习俗是一夫多妻制，但又与后世的家庭关系不同。求婚的男子，只是在黑夜里才能去女家结为夫妇而天亮时则必须离开，因此，这种婚姻关系是比较松散的、自由的。这首歌谣写的就是求婚时唱的情歌，求婚者虽然整整唱了一夜，但女方没有做出反应天就亮了，求婚者不得不离去，当然感到失望，但歌唱者没有发出任何对女方的怨恨之词，而是借天明时鸟鸣鸡啼的情景，发出了对野鸟与雄鸡“恨不得打杀你”的恨恨声，来反衬出对女郎的依依不舍之情。这种设想既新颖有趣而又在情理之中。这首歌谣，由于在原文中使用了五组对句，且基本上使用的是“五、七调”的音律，因此读起来节奏鲜明流畅，加上清新的意境，就成为一首饶有兴味的古代爱情歌谣。
《古事记》保留了日本古代丰富的语言，记录了大量的民族词汇，同时也吸收了汉语的特长。而且《古事记》的语言也明显受了汉译佛典的影响。汉译佛典主要是供僧人讲经诵读时使用的，所以极为口语化。体现在《古事记》中，一是故、而、于是、故尔、尔、亦、然等连词特别多；二是语言风格、用词等与六朝口语极为相近。其文体主要是散文和诗歌，前部分主要使用古汉语，其中固有的名词、敬语和助动词也采用汉字做标音，而抒情诗歌则使用汉字作为日语的标音。全书采用的古汉语行文和汉字做日语标音，构成了日本古典创作的基本文体。正是由于有了《古事记》这本书，也正是有了这些古代歌谣，才使得这些日本古代人的生活得以记录下来，并形成最初的、具有形象力量的文学创作。《古事记》就是一例尝试着确立一种用汉文字来书写日语文体的划时代之作，它标志着变体汉文这种文体的确立，在日本的语言文字史上，它比同时期的《日本书纪》和《风土记》更具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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