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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从1895年电影第一次公开放映以来,电影——无论是在电视上还是在录像带上——现在更多地是从家庭的电视机上观看,而不是在剧场里观看。那么,这个变化重要吗?它对于理解当前电影的状况有什么意义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考察一下有关电影和电视的关系发展得越来越紧密的种种分析和辨论,以及考察一下把这种发展看作是有“失”也有“得”的种种观点。
经济
以上分析显示,电影和电视融合的推动力来自于经济的力量。虽然电影和电视常常被看作是有明显区别的(甚至是互相敌对的),但是两者的关系实际上是复杂的和多变的。威廉姆•拉弗蒂认为:“和传统的认识相反,电影和电视的经济关系有一段很长的历史”。(注:见威廉•拉弗蒂的“电影和电视”,载加里•爱杰顿编辑的《共栖中的电影和艺术:参考指南》(纽约,格林伍德出版社,1988)。)他把这种关系一直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好莱坞为了掌握潜在对手的发展,同时探索在剧场放映电视的潜在可能性,就投资于电视、广播和传播网络。但是由于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反对,这些策略没有成功。因为联邦通讯委员会当时就已经担心电影工业中的垄断倾向。后来,在50年代,威廉姆•拉弗蒂将这一时期确定为电影和电视工业终于结成了一种“象征性”的关系。在这一时期,电影制片厂开始把所属的电影资料馆完全对电视业开放,并开始直接为电视制作节目,这促成了60年代早期“电视电影”的出现。
皮特•克雷默认为,好莱坞大制片厂在这样做的同时,采用了一个“双重策略”。(注:见皮特•克雷默的“大银幕的诱惑:电影,电视和好莱坞”,载希尔和麦克罗尼编辑的《大银幕,小屏幕:电影和电视的关系》(卢登,约翰•利贝媒体和卢登大学出版社,1996)。)一方面,好莱坞大制片厂把原有制片厂体制下的生产程序加以改造,使之适应于针对电视观众的常规化生产;在另一方面,它们通过投资于专门的“巨片”(以使用最新的技术、特技,和奇观场面为特征)来探索一种不同于电视电影的“剧场电视”,希望以此继续吸引观众到电影院来。克雷默认为,尽管大制作电影在回收资金上现在也越来越依赖于小屏幕媒体,但是这和它的初衷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正是“大片的引诱力”——“电影的壮观和神秘”——为电影和录像带的观众提供了电影的特有魅力。
这种“双重策略”也和变化中的电影消费模式有关。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比起好莱坞制片厂制度的鼎盛期,到电影院去看电影越来越变成一种“专门的”活动而不是一种经常的活动。观众的社会背景也发生了变化,大多数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的观众都是15至24岁的年轻人。对比之下,年龄较大的和社会背景更为多样的观众则通过电视和录像带观看电影。这种观看电影的方式对于他们而言是经常性的和习惯性的。因此,就美国的电视电影而言,有人认为尽管它们在批评界不大受重视,但是它们常常吸引了比影院人数更多的观众。他们还认为:电视上“每周电影”和微型系列电影的巨大观众群可以和好莱坞黄金时代的举家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巨大而经常的观众群相媲美。(注:见劳伦斯•贾维克/南茜•斯特里克兰的“电视电影:比想像的更好”(载《美国电影》杂志,1988年12月,第41—43页)。)然而,尽管人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在电视上看各种各样的电影,问题仍然存在。西尔维亚•哈维认为:重要的是不仅要重视花费在观看电影上的时间的“数量”,同时也要重视观看电影的时间的“质量”。(注:见西尔维亚•哈维的“电影是什么?感觉的,抽象的,政治的”,载克里斯托弗•威廉斯编辑的《电影:起源和未来》(伦敦,威斯特明斯特大学出版社,1996)。)这也联系到了电影和电视关系中的另外一些问题。技术
首先,在电视或录像带上看电影不可避免地在技术质量上会有所损失。这包括许多方面,如音质、色彩,以及清晰度的损失(从3500—4000线的解像率到大约600线的解像率)。还有令人头疼的画面的高宽比问题。电视通常是4∶3,电影从20世纪50年代宽银幕出现以来是被拍在一个扁长方形的画面上(例如1.85∶1或2.35∶1)。为了把电影放进电视画面,电影工业采取了“截取”技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技术是电影工业自己发明的)。这不仅造成了许多原始画面的损失,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把电影又重新做了一遍。结果,尽管电影有“大画面”的吸引力,电影制作者越来越意识到在电视上放映是一部电影发行放映的最后一站。这迫使他们在拍电影时把重要内容限制在“安全区”内。例如,弗兰克•汤普逊指出了在电视上看约翰•波尔曼的《空白点》(1967)和米洛斯•弗尔曼的《莫扎特》(1984)之间的不同。他认为,后一部影片是明显地按电视的格式来拍摄的,而前者则不是。结果,《莫扎特》在电视上同电影的效果差不多。相反,《空白点》在电视上看起是“混乱”而“粗糙”的。(注:见弗兰克•汤普逊的“画面的压缩”,(载《美国电影》杂志,1990年2月,第40—43页)。)当然,随着观众逐渐接受“遮幅式”的电视画面(电影画面以原来的比例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由“截取”技术所造成的一些问题开始被克服。
当然,也有人认为,电视并非完全不能完美地处理宽银幕影像。提供宽银幕电视的技术已经存在相当一段时间了。它不仅有高清晰度的图像,而且有优质的立体声。虽然它不一定达到投射的电影影像的质量,但至少是非常接近了。它现在还没有广泛流行主要是由于经济和成本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和电影的质量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在电影和电视之间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根本性区别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因此,电影是在一个黑暗的公共场合观看一个大的银幕形象,电视则是在各自的私人空间观看一个小的屏幕形象。这主要也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安排,起因于电影和电视工业的经济规则,而不是两者之间在技术上任何不可逾越的差异。正像克雷默所指出的,在它的早期发展阶段,电影曾经被构想为一种家用技术(如爱迪生早期发明的“电影视镜”),而电视则曾经被构想和试验为一种公众技术(如早期的剧场电视)。(注:见皮特•克雷默的“大银幕的诱惑:电影,电视和好莱坞”,载希尔和麦克罗尼编辑的《大银幕,小屏幕:电影和电视的关系》(卢登,约翰•利贝媒体和卢登大学出版社,1996)。)
同样道理,电视常常被基本上看作是一种“直播”媒体,它更适合于依赖“现场的”事件;而不是像电影那样传送预先录制好的娱乐节目。(注:见查尔斯•巴尔的“直播电视的戏剧遗产”,载希尔和麦克罗尼编辑的《大银幕,小屏幕:电影和电视的关系》(卢登,约翰•利贝媒体和卢登大学出版社,1996)。)但是,电视尽管已经在报道新闻、体育和重要的公共事件上把它“直播”的特性发挥到极致,这并不意味着电视“本质上”是一种“直播”媒体,或者它的“直播”特性应该决定电视剧的发展方向。例如,罗伯特•法内罗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电视中,“直播形式和胶片录制形式对立的问题”并不简单地是一个技术的和美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注:见罗伯特•法内罗的“电视电影的兴起和电视网对电影工业的霸权”,(载《电影研究评论季刊》,1984年夏季刊,第204—218页)。)他认为,“直播”节目在美国电视的早期成为主导形式并不仅仅因为它比电影方式拍摄的节目便宜,也是用它来显示大电视网(如ABC、NBC、CBS)的力量,同时强化地方电视台对他们的依赖。但是,到了50年代末期,使得“直播”节目成为对大电视网有利的策略的环境开始改变时,电视节目制作的方式也决定性地转向胶片制作。关于这方面,在电视上“直播”戏剧的遗产被人们作出了不同的读解: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某种对于电视来说特殊的东西,但是当它转向录制形式以后便丧失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它压制了早期电视的美学潜力,后来的发展,以及和电影的一种更紧密关系的实践终于成了主导倾向。(注:见马丁•麦克罗尼的“电影和电视的美学”载希尔和麦克罗尼编辑的《大银幕,小屏幕:电影和电视的关系》(卢登,约翰•利贝媒体和卢登大学出版社,1996)。)美学
但是,如果电影形式对电视剧的影响可以被看作促进了“直播”电视戏剧的死亡,那么这种影响并不必然地导致充分“电影化”的电视剧。这部分地又是由于经济的原因。电视电影或用电视的经费制作院线发行的电影通常比好莱坞制作的电影更快更便宜,通常也缺少“大制作”影片所具有的观赏价值。但是,麦克罗尼认为,在此类讨论中,也有一种在电影和电视之间、在“电视的最不宏伟的(美学意义上的)的制作和电影的最宏伟的制作”之间作出一种“虚假的对比”的倾向。(注:见马丁•麦克罗尼的“电影和电视的美学”载希尔和麦克罗尼编辑的《大银幕,小屏幕:电影和电视的关系》(卢登,约翰•利贝媒体和卢登大学出版社,1996)。)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用好莱坞的“大制作”来给电影下定义,尽管在好莱坞的经典时期的大部分产品都是更为常规的作品,它们的预算并不很高、没有那种现在的“大制作”所必不可少的特技和昂贵的场景。
所以,许多美国电视电影可以被看作是延续了好莱坞低预算电影传统的创作。尽管它们来自于电视,但仍是一部成功的电影。斯皮尔伯格的《决斗》(1971)是此类影片中最突出的例子。最近的还有约翰•达尔的《西部红石》(1993)和《最后的引诱》(1994),它们最初是为有线电视网制作,并在有线电视网上播出,然后又在电影院获得了成功的发行和放映。这些例子生动地说明了首先在电视上播放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和“正宗的”电影制作相对立的垃圾之作。(注:见莱昂斯•唐纳德的“有线电视中的类型和社团”,(载《电影评论》杂志,1994年9—10月刊,第2—7页)。)欧洲也有类似的例子。在那里电视业对电影业进行了多方面的支持。尽管引来许多抱怨,特别是在英国,认为电视资助的电影缺少“真正的电影”所应该具有的价值;但是也很难明确地指出电视的资助或“电视的美学”如何影响了这些电影。特别是当包括了意大利的费里尼、罗西里尼、奥尔米、塔维亚尼兄弟,德国的法斯宾德、赫尔措格和文德斯,西班牙的阿尔莫多瓦和英国的格林纳韦等人的各不相同的作品时。
但是,如果说从美学上难以在电影和电视之间作出明确的划分,并不是说电影和电视互相交错的情况没有造成美学上的影响。例如,拉弗蒂认为,虽然电视从电影那儿继承了一整套叙事和风格的规则,但是电视制作中时间和成本的压力使电视采取了新的技巧,这些技巧回过来又影响了电影制作。例如,快速聚焦、声音的错迭、特别是电视因拍摄速度和成本而采用的变焦技术(而不是推拉技术),反过来又成为电影制作实践中的常用手法。拉弗蒂认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电影和电视技巧实际上融合起来了”。(注:见威廉•拉弗蒂的“电影和电视”,载加里•爱杰顿编辑的《共栖中的电影和艺术:参考指南》(纽约,格林伍德出版社,1988)。)随着录像技术的发展,批评家认为出现了更广泛的交互影响。例如,蒂莫西•科里根认为,电视和录像在家庭观看条件中的“干扰性”(电话铃、去洗手间等)鼓励了新的电影叙事形式。他分析了“经典的”叙事形式如何让位于一种新的叙事形式,其中时间“被浪费”,表明叙事中的事件和视觉表现超过了说明动机所需要的长度。(注:见蒂莫斯•科里根的《没有围墙的电影院:越战以后的电影和文化》(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1)。)在这一方面,科里根举出了某些被认为是“后经典电影”的特征,其中情节变得更松弛和更段落化,对角色的认同不是那么强烈,叙事和奇观的关系编织得不像“经典”时期那么紧密。在以上分析中,他把这些变化的原因特别归结于电影观看条件的改变,因为这些特征是和在电视和录像带上看电影时往往存在的较少集中注意力的状态分不开的。
观看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于观看行为的兴趣激发了许多近来的电影和电视研究。例如,西尔维亚•哈维试图从“观看经验的质量”和它的“社会和公众特点”来区别电影和电视。(注:见西尔维亚•哈维的“电影是什么?感觉的,抽象的,政治的”,载克里斯托弗•威廉斯编辑的《电影:起源和未来》(伦敦,威斯特明斯特大学出版社,1996)。)她认为,观看经验的质量不仅和电影影像的尺寸和密度有关,也和在电影观看中,注意力集中的强度有关。从巴赞关于摄影影像本体论的研究出发,她强调要“认识到电影影像的空间的、甚至‘神圣的’特性”。她认为,它们“不仅来自于神圣的权威,也来自于人性的回应”。安妮•弗雷德伯格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随着录像电影的出现,“原来在电影放映时所具有的‘氛围’(aura)消失了”。(注:见安妮•弗雷德伯格的《橱窗购物:电影和后现代主义》(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在这些观点中稍微有一点自相矛盾的意味。对于沃尔特•本雅明(1936)来说,正是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媒体的“机械复制”的特性毁灭了传统艺术的“氛围”以及它和“原创性”概念的联系。(注:见沃尔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伦敦,科林斯出版社,1936/1973)。)但是,在电视和录像时代,该轮到电影的观看经验被看作是具有“神圣”的品质和提供了真正的“原创性”的经验了,而这种特点是在电视和录像上看电影时所没有的。
在这些观点中,所要强调的是:注意力的集中和投入是在电影院观看影片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是在电视和录像上看影片时所不具备的。在这一点上,电视的观看经验被看作是和电影院的观看经验根本不同的。例如,雷蒙德•威廉斯界定电视的核心经验是一种“节目流”的经验,(注:见雷蒙德•威廉斯的《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伦敦,方坦纳出版社,1974)。)而约翰•埃利斯则强调电视依赖于“片段化”经验。(注:见约翰•埃利斯的《可见的虚构:电影,电视和录像》(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1982)。)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看电视”,而不是看特定的节目。对于埃利斯而言,这也涉及到和观众的特定关系。因此,和在电影院全神贯注地盯着银幕不同,看电视时只是不经意的“一瞥”。
科里根认为正是这种“一瞥的美学”统治了当代的电视观赏行为,而弗雷德伯格则谈论“闲逛性观看”和电视和录像技术所允许的对文本的积极关系。在他们看来,这种新的观看形式也和(后现代)观看主体的变化有关。对科里根而言,新的电影接受形式是由于“一种明确的稳定的观众”消失了;而对弗雷德伯格而言,新的媒体制造了“一种变化的、能动的、流动的观看主体”。然而,虽然大家都知道电视和录像允许在看电影中有更大的控制性和交互性,但是在这些研究中也有一种倾向:在“老的”和“新的”观看形式之间作出过于绝对的断言并划分出过于强烈的对比。事实上,在电影院看电影并不是、也从来不像某些时候在电影和电视观看之间所划分的对立所暗示的那样注意力集中。电影观看的条件是随着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且,约翰•贝尔顿的研究显示了当代的剧场电影观赏和早期的西洋镜和镍币影院时代非常相似(1994,第342页)。(注:见约翰•贝尔顿的《美国电影和美国文化》(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94)。)另外,一般用来描述电影院观看行为的条件(大银幕、黑暗中、相对的固定姿态)必然以某种简单化的方式界定观看主体。这种假设显然不足以描述观众社会性地和历史性地实际反应于电影的复杂方式。同样的道理,也不可能简单地仅仅从电视和录像的技术层面的因素来“读解出”观看主体的形式。在这一点上,观看主体不仅仅是被媒体所制造,也是被整个的社会和文化诸决定因素所制造,当然,它们也包括电影、电视和录像。
文化
这种对观看主体的关注也联系到对电影在塑造社会和文化认同中的作用的关注。我们已经看到,在电影和电视之间一种对立性描述已经把电视看作是电影消费的“私人化”形式。但是,这种对立也不是那么鲜明的。就像哈维所注意到的,尽管电影可能会在一个社会性空间里提供一种共享的经验,但它也可能是一种“强烈的个人化的”经验。(注:见西尔维亚•哈维的“电影是什么?感觉的,抽象的,政治的”,载克里斯托弗•威廉斯编辑的《电影:起源和未来》(伦敦,威斯特明斯特大学出版社,1996)。)同样,尽管在电视上看电影可以被看作是私人化的,但它也可能是一种共享的经验。这不仅仅是因为电视观看常常是一群人(和家人或朋友一起),因为看电视上播出的电影也会诱发一种集体的归属感。从这个观点出发,一部电影被大量的观众同时观看会把观众纳入到一种类似于其他电视形式(如直播联欢晚会或体育比赛)所提供的共享的经验中来。
这也使得电视观看行为并不比区别节目之间差异的所谓“节目流”理论模式更复杂化。当强调“节目流”时可能注意到了电视观看作为一种行为的重要性,但它也低估了个别节目的作用和忽视了个别节目如何区别于整个的电视节目流,而且这些节目常常是单独观看的(沃勒,1988;麦克罗尼,1996)。正是在这一点上,电视上的电影可能是重要的,因为电视可能将电影作为一个重要的不同寻常的“节目”,它可以打破常规的电视流和提供一种区别于其余电影的“特殊”经验。在这样做的时候,电影也可以介入到现在由电视占居中心位置的“公众领域”。因此,贾维克和斯特里克兰从“社会功能”方面为美国的电视电影辩护。他们说:除了娱乐方面的作用,它们构成了“在重要的历史、社会和政治问题上的公共辩论的议政大厅”。(注:见劳伦斯•贾维克/南茜•斯特里克兰的“电视电影:比想像的更好”,(载《美国电影》,1988年12月,第41—43页)。)这种有关电影和电视关系的辩论在美国以外也存在,特别是在欧洲。因为欧洲电视比美国电视更少为商业利益所驱动,以及在欧洲国家内电影和电视的合作更偏重致力于公众服务的价值。因此,在美国是商业电视网和收费电视,例如“家庭影院”(HBO)和“演出时间”(Showtime)资助了电影;在欧洲是公共电视台,例如德国的ZDF、意大利的RAI、英国的4频道、西班牙的RTVE,和葡萄牙的RTP对于维持欧洲的电影生产至关重要。在法国,政府法律有关广播电视必须支持电影生产的规定保证了法国在欧洲大陆成为最大的电影生产国。
在欧洲,电视对电影生产的支持的必要性可能是源于好莱坞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以及民族电影为了保持一定的生产水平所面临的问题。从这个观点看,电影和电视的联盟下仅为欧洲国家提供了最经济的电影生存的形式,也最可能是在文化上提供一种不同于好莱坞规范的另类选择。因为它汲取了欧洲电视服务公众的传统,并以一种针对全球市场的好莱坞电影所不可能的方式和它们自身的文化对话。因此,在由英国4频道支持的电影例子中——《我美丽的洗衣店》(1985),《给布里兹内夫的信》(1985),《贱民》(1990),《哭泣的游戏》(1992)和《裸》(1993)——具有某种艺术电影的形式追求和公共服务电视的社会政治思考两者之间的融合。(注:见约翰•希尔的“英国电视和电影:关系的建立”,载希尔和麦克罗尼编辑的《大银幕,小屏幕:电影和电视的关系》(卢登,约翰•利贝媒体和卢登大学出版社,1996)。)因此,在欧洲不是电视是否愿意支持电影,而是它是否继续拥有这样的能力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突出,因为整个欧洲的广播业的商业氛围越来越浓,而电影的成本又很高,这使得支持电影变得越来越困难。意大利的RAI和西班牙的RTVE的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
宁夏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现状
(一)金融组织种类较齐全,有些种类具有创新价值从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种类来看,宁夏已建立起小额贷款机构村镇银行农民资金互助组织三种形式。在小额贷款机构方面,既有商业性的小额贷款机构,也有以扶贫为目的非盈利的非政府组织小额贷款机构(如盐池县妇女发展协会)。从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的创新来看,宁夏的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将农村物流农村小额贷款和农民资金互助相结合(如掌政镇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走出了“掌政模式”。(二)农村小额贷款机构覆盖面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截至2011年末,宁夏小额贷款公司已达到122家,所有市县(区)都至少有两家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覆盖面人均占有率居全国第一,实际到位资金已达72.98亿元,累计发放贷款150.5亿元。其中,发放三农贷款109.5亿元,占总发放贷款额的72.8%,使22.5万农户创业者和中小企业受益,贷款回收率和收息率均达到100%。累计上缴税金3.8亿元,仅小额贷款公司从业人数就达到1600余人。(三)村镇银行发展较快2008年8月,宁夏第一家村镇银行———吴忠市滨河村镇银行正式营业,截至2012年3月末,宁夏已设立8家村镇银行。在短短两年半时间内,新增7家村镇银行。从设立机构来看,有区内城市商业银行(如石嘴山银行设立吴忠市滨河村镇银行),有区外城市商业银行(如包商银行设立贺兰回商村镇银行)。从股权结构来看,主要是发起设立机构控股(区内区外城市商业银行)企业参股(区内区外企业)。从设立地域来看,村镇银行覆盖宁夏所有地级市。截至2012年3月末,宁夏村镇银行各项存款余额25.05亿元,同比增长1.3倍,占同期宁夏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比例为8‰;各项贷款余额21.99亿元,同比增长1.06倍,占同期宁夏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例为7‰。(四)资金物流调剂中心的掌政模式在宁夏已成功推广至10家2007年7月23日,掌政镇的196户农户和当地3户小企业共同发起筹建宁夏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该中心于2008年8月5日正式注册成立,是全国首家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该中心将农民信用合作小额贷款农资物流服务有机结合,是我国农村微型金融发展领域的重要创新,被誉为中国农村新型金融发展领域的“掌政模式”。目前这一模式已成功推广。截至2011年末,宁夏已设立10家农村资金物流调剂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
(一)守住资金小额性质,让小额贷款公司成为真正的小额贷款组织来自央行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4200余家小额贷款公司,抽样调查结果显示,5万元以下贷款只占1.86%,50万元以上贷款占到86%。“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公益小额贷款,在中国“水土不服”,而宁夏的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成功走通了该模式下五户联保的路子,以亿元资本服务近万客户,万元以下贷款做到了70%以上,自身更获成倍增长。宁夏惠民小额贷款公司于2008年12月注册成立,初始资金规模仅400来万元。2008年年底,惠民公司资金规模达到1500万元,2009年为3000万元,2010年底为6000万元,2011年便一举冲上亿元高点。惠民公司借用孟加拉乡村银行“团体联保贷款”方法为每一笔贷款提供信用保证,要求贷款户先与邻居组成五户联保小组,才能通过组员担保获得贷款。“只有身边的人才真正知道自己讲不讲诚信”。“你要是个不讲信用的人,就没人跟你联(组),更别说贷款”。惠民公司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2月末,该公司覆盖了宁夏盐池同心两个贫困县的16个乡(镇)的113个行政村355个自然村的22519人,累计向7686位农户发放小额贷款37133万元,2012年2月末户均贷款余额10600元,万元以下贷款客户占71%。惠民公司以市场化的路子走通了“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公益小额贷款之路,让小额贷款公司成为真正的小额贷款组织。(二)在全国首创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民贷款直通车模式为解决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后续资金困境,2008年宁夏首创“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民”贷款直通车模式,建立了由大银行向小额贷款公司批发贷款,再由小额贷款公司向农民零售贷款的“直通车”模式。大银行资金充足,苦于基层网点少,没有“腿”;新型农村金融组织虽然资金匮乏,但是贴近农民,具备信息优势和网点优势。在他们之间建立资金对接机制,可以实现双赢。2008年12月,交通银行宁夏分行首次向区内8家小额贷款机构进行批发贷款3000万元。截至2012年4月末,宁夏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向区内小额贷款公司进行批发贷款28亿元,有力地支持了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服务了“三农”,且没有形成一分钱的不良贷款。此外,为配合“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民”贷款直通车模式,宁夏成立了宁夏银行业批发贷款担保有限公司,由宁夏银行业批发贷款担保有限公司担保,协调合作银行加大对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批发贷款力度,截至2011年末,经该公司担保为小额贷款公司增加银行批发贷款3亿元,累计担保银行批发贷款达到13亿元。(三)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走出了资金+农户+市场的掌政模式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成立的基础是200户农民的资金互助,但其中又吸收了几个民营企业的股份,且经营部分物流业务,比如为农民提供化肥种子等方面的采购服务。该中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小额贷款机构,它是以农民资金互助合作为基础,以民间资本为主导,以市场化运作机制为保障,以扶贫性金融为手段,将农民信用合作商业性小额贷款农资物流调剂三者密切结合而构建的一个三位一体的商业化可持续的微型信贷机构。该中心是全国首家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因其在农村微型金融发展领域的重要创新,被誉为中国农村新型金融发展领域的“掌政模式”。2011年,宁夏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荣获“中国农村金融品牌价值榜•十大创新金融机构”称号。该中心积极推广“资金(物资)+农户(基地)+市场”贷款模式,在运营中紧紧围绕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上的需求,为入股农户当地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农资物流等全程化服务。该中心打破单纯发放现金的放贷方式,将农用物资作为“放贷物”,不仅为农民提供种子化肥农药等产前服务,而且还将技术营销等产中产后服务纳入视野,成为联结分散农户与大市场的桥梁。该中心放贷(物)额度一般控制在3000元至3万元。目前这一模式已在中宁石空镇平罗城关镇金凤区丰登镇等地成功推广。(四)村镇银行探索无抵押无担保贷款模式,重点扶持农民创业就业缺乏有效的抵押担保,是低收入农户创业融资的最大障碍。针对这一难题,宁夏的村镇银行积极探索“无抵押无担保”的贷款模式。村镇银行坚持“小额分散便捷规范”的原则,当地农户“无抵押无担保”就可申请到5000元至8万元不等的贷款,具体额度视农户种养规模和实际需求而定。滨河村镇银行通过农产品贩运大户农业龙头企业等中介组织牵线推荐,直接向其产业链利益链上的农户放贷。为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创业问题,滨河村镇银行在当地甘草贩运大户推荐下,向东川村58名返乡农民工发放两年期甘草种植贷款186万元,经致富能人牵线,向新华桥村38位青年农民发放创业贷款107万元。(五)建立村级互助资金,发展财政+农户贷款模式村级互助资金是将财政扶贫资金作为政府配股,由农户自愿入股,同时接受社会捐赠资金,主要为当地贫困户发展种植养殖加工和流通业提供小额贷款的扶贫型金融服务组织。宁夏从2006年开始村级互助资金试点,政府向每个试点贫困村下拨20万元启动资金,吸收本村农民入股。每股1000元中,由农户投入400元,政府配股600元;特困户每股只需投入200元,由政府在配股600元的基础上再赠股200元。每户农民最多可入3股。互助资金坚持“民有民用民管民享”,实行封闭运行有偿使用互助互济滚动发展。互助资金组织不得跨村设立,不得吸储。农户根据自身实际需求申请借款,最高限额不超过5000元。申请借用时,须由五户信誉较好的家庭联保,如逾期不还,担保户应负连带清偿责任。使用互助资金需支付相当于或低于同期农信社小额贷款利率的占用费,占用费收入的40%滚入本金,60%用于分红和提取管理费。目前,宁夏村级互助资金组织已发展到108个,占绝对贫困村的100%。
关键词:边缘金融业务;金融机构;企业
相对正规金融而言,那些自发于民众之间,游离于金融机构之外、游走于政策法规边缘,具有资金借贷性质的资金融通行为,称为边缘金融业务。
目前,边缘金融业务融资行为已经从当初的以其本人合法收入出借给另一特定方,目的是解决借款人一时的生产生活需要,演变成为以获利为目的的信用借款、担保及有价证券抵(质)押融资、动产或不动产抵押借款、企业集资、社会公众集资、高利贷等隐性借贷业务。可以肯定,边缘金融业务作为民间资金调剂的方式,对解决部分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中的资金需求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其急、频、短的特征,弥补了金融服务的不足,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企业融资难的压力。但边缘金融业务发展中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必须加以规范管理。
一、边缘金融业务迅速发展的原因
从企业融资角度看,边缘金融业务的存在有其客观性和体制性原因。从个人投资角度看,金融市场目前缺少有吸引力的投资品种和投资渠道,从而为边缘金融业务提供了大量资金来源。此外,国家对存款利率的管制,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网点特别是县域网点的收缩撤并也推动了边缘金融业务的较快发展。
(一)县域个体、民营等小企业发展迅速,融资缺口较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企业发展十分迅速,尤其是在县域和基层地区,小企业数量占全社会企业总数90%以上,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由过去不到1%提高到目前的1/3。但是,目前小企业贷款在全国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中占比不高,距离小企业贷款的实际需求还有很大差距。虽说经过几年的发展,小企业已经摆脱了发展初期财务管理不正规、信息管理不透明状况,走上了规范化轨道,自我约束力不断增强,但这并没有改变有关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者的印象,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大客户集中的取向,使银行越来越脱离了广大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成为大企业的私人银行,致使小企业融资缺口起来越大,给边缘金融业务发展带来了生存空间。
(二)金融机构对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渠道并不十分通畅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战略在逐步面向“重点客户、重点项目、重点地区、重点产品”,并出于安全性的考虑,不但大大上收了贷款权限,还在信贷管理上实行了严格准入管理制度,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性商业银行也存在“抓大放小”的倾向,这使得小企业、小客户贷款难度加大,而且由于大部分县域中小企业难以具备目前银行规定的贷款条件,很难提供银行贷款所需要的担保或抵质押,尽而很难得到银行、信用社的信贷支持,不得不支付高于银行利息从边缘金融业务进行融资。
(三)银行业信息收集过分注重硬件信息,忽视“软信息”在信贷管理中的作用,使不少具有能力和意愿的中小企业被拒之门外
边缘金融业务经营者非常重视借方“软信息”的收集,他们依靠人缘、地缘等关系获取相关信息,从而有效解决了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些“软信息”较之标准的企业“硬信息”(财务报表、抵押担保及信用纪录等),对正确决策的作用更大。而目前我国银行往往只注重收集企业的财务报表、抵质押情况等“硬信息”,忽视对借款人的人品、还款意愿等“软信息”的考查,导致不少有还款能力和意愿的借款人被拒之门外。同时,正在发展的中小企业由于缺乏可抵押的财产,且嫌办理有效抵押或担保的手续繁琐,收费偏高,贷款审批时间长、环节多,因而不得不考虑边缘金融业务融资。
(四)银行业激励与约束制度的执行标准过高、过严
近几年,各银行纷纷上收贷款权限,实行严格的信贷审批和考核制度,部分商业银行甚至不切实际地追求新增贷款“零风险”和“100%的收贷收息率”,片面实行“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由于信贷权限上收,了解中小企业“软信息”的基层信贷员没有贷款权力,却要承担100%的收贷收息责任;而远离企业“软信息”的上级行凭企业“硬信息”决定是否贷款。其后果是信贷人员贷款越多,收回的风险就越大,导致基层银行机构慎贷、惜贷、惧贷,使得一些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小企业无法获取银行贷款,不得不转向边缘金融业务市场融资。由于商业银行上收贷款权,贷款审批主体远离申请主体,从而加剧了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延长了贷款审批时间。而县域中小企业贷款一般都具有时间急、频率高、数额小的特点,许多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得不求助边缘金融业务。
二、边缘金融业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边缘金融业务游离于监管之外,容易诱发非法办理金融业务行为,干扰正常的金融秩序年终岁尾,企业和个人用钱的地方增多,在企业贷款难、无恰当的筹资渠道,而银行等主要资金融部门贷款权收紧的情况下,边缘金融业务就有了挣钱的对象和时机,一些部门或个人便私下抬钱或变相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虽然这种做法是被严令禁止的,但由于管理不利,且非法放贷有当物作质押或抵押,当物的价值远高于贷款额,当不能按期收回贷款时,可以通过处理绝当物品而收回贷款,一般不会受到损失,从而使其业务违规难以有效根治。
(二)容易引发经济纠纷
边缘金融业务行为没有明确的管理部门,特别是在当前贷款利率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边缘金融业务大多与高利贷联系在一起,而高利贷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一旦出现纠纷,就会影响社会稳定。
(三)从业人员专业知识不足,行业风险过高
大多数从事边缘金融业务的企业是以个人和中小企业为对象,主要经营房地产、黄金首饰、股票证券、古玩字画、交通工具、二手房按揭等业务,发展晚、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同时,由于大多数的业务经办人员没有金融工作经验,对金融业务知识不了解、了解不足或对金融业务及金融法律知识知之甚少,不能有效判定哪些业务违法,哪些业务不违法,从而造成行业经营风险增加。
(四)影响金融业的正常发展,加大借款人的经营成本
因违规办理融资业务,边缘金融业务发展不仅造成存款分流,影响银行信贷的扩张能力,加大银行的信贷风险,同时因利率过高,造成行业利润失衡,也加大了以经营为目的的借款人本身负担,增加了经营风险。
三、规范边缘金融业务管理的几点建议
不难发现,在目前社会意识形态下的边缘金融业务负面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只要正确引导,以市场为导向,对边缘金融业务加以规范,对非法融资加以遏制和制止,我们便可以完全掌握边缘金融业务的相关情况,使其成为金融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支持社会经济发展。
(一)以形成多元化金融体系,建立充分竞争的金融秩序为目标,促使正常边缘金融业务在合法化环境下得到充分发展
实践证明,边缘金融业务正逐步扩大其体外运行的体系,并发挥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无法替代的作用。笔者建议:一是在正规金融机构过少,边缘金融业务较为活跃地区,鼓励成立社区(农村)合作组织内部的、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以法律形式明确,对符合一定条件的互助合作机构允许其承接政府支农资金,或作为国家政策性银行政策资金在乡村基层的承接载体或二次转贷单位,在保证国家农业资金直接投入到基层村社同时,加快对民间金融向社区(农村)资金互助合作机构的改制。二是适当发展典当机构,充分发挥其对民营经济资金需求方便、灵活、快捷的融资作用。并对目前存在超业务范围经营典当业务的寄售行、旧物行等不合法边缘金融业务机构进行积极引导,创造多种条件将之“改良”为典当行或其他正当的边缘金融业务机构。三是根据民间信用机构发育程度和边缘金融业务法律法规,适时成立专门的民间信用管理组织,对机构化的边缘金融业务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服务,促进边缘金融业务机构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成熟,并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充分竞争的现代金融秩序。:
(二)监管机构要从稳定和发展地方经济的大局出发,共同强化边缘金融业务的行业管理,努力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一是要明确界定正常边缘金融业务与非法边缘金融业务的标准,笔者认为,是否影响社会稳定、是否影响金融秩序是判别正常与非法边缘金融业务的标准。如果业务发展不会带来不良影响,则要将其追加为正常融资;如果有影响,通过跟踪监管,无转化可能的边缘金融业务,则要坚决取缔。二是要加强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工作,引导辖内各金融机构争取政策、简化手续、下放权限,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中小客户的信贷支持力度,着力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局面。三是要强化金融市场秩序整顿,引导民间资金合理流动。四是要严厉打击扰乱金融秩序的非法融资活动,严防边缘金融业务成为诈骗、洗钱、炒卖外汇等非法活动的温床。五是要加强金融舆论宣传,倡导民众向正规、合法的金融机构融资。利用典型案例,充分揭示地下钱庄、乱集资等危害性,提高民众金融风险意识。
(三)按照市场要求对我国现行银行业制度进行重新安排
一是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进一步改善金融服务,尽最大努力满足正常的、有效的金融需求,最大可能地压缩非法融资的市场空间。边缘金融业务与银行信贷业务的发展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银行信贷权限放松,则边缘金融业务呈现萎缩态势,银行信贷收紧,则边缘金融业务呈现增长态势。所以,国有商业银行各基层行要积极向上级部门汇报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争取理解和政策支持,简化贷款手续和审贷程序,方便和保证那些有市场、有效益、有产品、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以求银企共赢。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等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则要立足地方,摆正市场发展定位,转变经营观念,避免盲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经营模式,大力拓展中小企业市场业务范围,在认真落实小企业信贷指导意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寻求自身发展的良机,压缩非法边缘金融业务空间。二是各商业银行应按《中小企业贷款指导意见》的要求,设立负责中小企业贷款的专门机构,采取工资奖金与贷款回收挂钩、制定免责条款、废除贷款责任追究终身制等办法,充分调动信贷人员营销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扩大小企业信贷服务范围。同时还要借鉴边缘金融业务的做法,贷前调查不仅要注意收集财务报表、抵押担保等“硬信息”,还应关注企业负责人的人品、管理能力、还款意愿等“软信息”,以与企业建立长期关系,发展关系型融资,开展循环信贷,提高服务质量。三是建议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和自主定价权,根据企业风险状况确定贷款利率,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对称,切实解决贷款操作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四是公布信贷资金流向、地区资金紧缺度等相关信息,合理引导边缘金融业务的流向和流量,增加民间资本融资渠道,整合民间资本的运作,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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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管理;财务指标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经济危机的影响席卷全球,世界各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期盼经济能够快速复苏。后危机时代,我国各个行业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市场竞争愈加激烈,生产企业的货物积压严重,为我国企业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1]。如何能够有效的化解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创新变革经济发展模式是十分有必要的,加强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改革,能够保证企业获得所需的各种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增加利润,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推动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管理创新必要性
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创伤,大大加深了我国企业对经济管理创新的需求,主要是基于我国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环境影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世界范围内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全球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致使众多企业破产倒闭。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迫切的要求我国摒弃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资源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浪潮中获得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此外,相较于国外企业而言,我国企业存在众多突出问题,包括对企业归属感和认同感较低、人员素质不高、科学技术水平落后以及管理存在缺陷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国企业的持续发展。随着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催化了我国企业内部矛盾的产生,加强企业经济管理已经成为当前首要研究课题。由此,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创新经济管理方法能够显著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谋求更大经济效益,推动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可以看出,后金融危机时代,加强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改革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管理概述
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极速下滑,加剧了我国企业经济管理创新改革的需要。就我国企业经济管理发展现状而言,可以总结出三个具体表现方面[2]。首先,企业经济管理同其他管理工作联系密切,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企业为了谋求持续发展,内部所有的管理工作均涉及到资金的合理使用和调配,经济管理和其他管理工作的联系性愈加密切。基于此,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以及下属部门人员的薪酬待遇,同企业经济管理水平好坏息息相关,企业只有结合自身发展状况,营造良好的经济管理氛围,才能在工作开展中取得预期成效,确保企业其他管理措施的有序开展。经济管理中财务指标能够直接反映企业经营现状。企业在经营和发展过程中,高层领导决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经济管理工作成效,而企业的经营状况是在年度、季度以及月份财务报表直接反映的。企业管理者需要根据财务报表中所呈现的生产经营状况,制定相应的管理方针,调整生产经营方式、营销手段以及工作开展方向,进而确保企业能够在实现既定经济管理目标的同时,全面提升企业综合实力。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管理创新改革对策
(一)经济管理观念的创新
无论是任何企业管理活动,与时俱进,观念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企业在开展经济管理工作过程中,加强员领导阶层以及下属员工的观念创新十分有必要的,能够营造良好的管理氛围,为后续工作的有序开展奠定基础[3]。此外,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开展中,应强化战略危机意识,确保企业领导者在制定相应的方针和管理目标时,能够有效结合企业实际发展水平,具备大局观念。由于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同其他管理工作联系较为密切,涉及范围广,所以企业在创新经济管理观念时,应注重管理方法以及生产技术的创新。
(二)经营策略的创新
企业经营策略的创新是企业经济管理改革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企业需要秉着与时俱进的态度,转变传统经营方式,形成更为虚拟化和柔性化的组织结构,健全相应企业经营组织结构,进而确保后续企业管理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企业经营策略的创新方式主要有企业间经营联盟以及品牌,企业间经营联盟主要是指同行业发展水平类似的企业之间联合,形成固定的经营联盟,来应对企业经营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谋求共同发展。品牌的创新是指转变传统代加工的生产模式,创新属于企业自身的品牌,通过这种方法来提升企业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大优势。
(三)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机制
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企业首先需要健全和完善相应的内部规章制度,诸如经费管理制度、财务人员的约束制度以及其他内部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企业经营生产过程中费用的支出明细,做到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此外,健全和完善相应管理制度后,在执行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循规章制度进行,一方面保证制度的有效实施,另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提升资金利用效率。建立部门预算制度,详细记录部门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预算明细,进而全面提升企业财务管理能力,促进资金的合理配置。
综上所述,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全球经济发展呈现萎靡状态,企业为了谋求持续发展,只有加强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从经营策略、管理观念以及管理机制三个方面着手,才能确保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大市场份额,获得长远发展的资本。
作者:苏一丹 单位: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
参考文献:
现代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有: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其它风险,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对这些风险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以下三大基本因素实现的:(1)董事会确定总体的风险管理原则和基本的控制战略;(2)确定风险管理的组织构架和体系;(3)指定风险管理的一整套政策和程序;(4)运用风险管理的技术监测工具。因为风险管理技术的专门性,我们将不在此进行讨论。
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现代金融机构控制风险的基本措施是:分散化、交易限额、信贷限额,即通过对其产品、交易伙伴、业务活动领域的分散化降低风险;通过为每种产品、每一交易单位设置交易限额,为每一交易伙伴制定信贷限额以规避各种风险。金融机构根据各项业务的获利能力、市场机会、公司的长期战略定期调整各业务、各部门间的资本配置,力图使获取给定收益的风险最小化。
一董事会对总体风险管理理念和基本风险管战略的确定
总体上说,董事会对金融机构承受的风险承担最终责任和义务,因此应负起监控职能。公司整体的风险管理及控制政策应由董事会审批,为保证战略和政策得到遵守并保持适应性,决策机构应通过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和独立的内部审计部门进行实施和评估。
(一)风险管理基本原则的确定
一般来说,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首先要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确定风险管理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并要求风险管理委员会和相应的风险管理部门积极予以落实。
我们可以简要地比较美林和摩根等公司的风险管理原则。
1美林公司的风险管理原则
在美林公司,尽管风险管理的方法和策略一变再变,但以下述6个原则为基础的基本理念却几乎没变。这主要包括:任何风险规避方案中,最重要的工具是经验、判断和不断的沟通;必须不断地在整个公司内部强化纪律和风险意识;管理人员必须以清晰和简洁的语句告诫下属:在资本运营中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风险管理必须考虑非预期的事件,探索潜在的问题,检测不足之处,协助识别可能的损失;风险管理策略必须具备灵活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风险管理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减少难以承受的损失的可能性。这样的损失通常源自无法预计的事件,大部分的统计和模型式的风险管理方法无法预计。
在过去几年,用数学模型来测量市场风险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众多风险管理的要点,风险管理几乎成了风险测量的同义词。美林公司认为,数学风险模型的使用只能增加可靠性,但不能提供保证,因此,对这些数学模型的依赖是有限的。
事实上,由于数学风险模型不能精确地量化重大的金融事件,所以,美林公司只将其作为其他风险管理工作的补充。
总的来讲,美林公司认为,一个产品的主要风险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管理的方式。违反纪律或在监管上的失误可导致损失,而不论产品为何或使用何种数学模型。
2摩根公司的风险管理原则
摩根斯坦利则认为,风险是金融机构业务固有特性,与金融机构相伴而生。金融机构在经营活动中会涉及各种各样的风险,如何恰当而有效地识别、评价、检测和控制每一种风险,对其经营业绩和长期发展关系重大。公司的风险管理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是一个与有关的专业产品和市场不断地进行信息交流,并作出评价的独立监管过程。
应当说,这些基本的风险管理原则既是其长期进行风险管理的经验的总结,也是其实施风险管理的基本知指导原则,在整个风险管理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确定风险管理的基本程序
董事会制定风险管理及控制战略的第一步是,根据预定的风险管理原则,并根据风险对资本比例情况,对公司业务活动及其带来的风险进行分析。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要规定每一种主要业务或产品的风险数量限额,批准业务的具体范围,并应有充足的资本加以支持。此后,应对业务和风险不断进行常规检查,并根据业务和市场的变化对战略进行定期重新评估,并将结论应直接报告决策层。
在识别风险和确定了抵御风险的总体战略后,公司就可以制定用于日常和长期业务操作的详细而具体的指引。为此,风险管理的政策和程序中应包括,风险管理及控制过程中的权力及遵守风险政策的责任,有效的内部会计控制,内部和外部审计等。如果公司较大较复杂,则需要建立集中、自主的风险管理部门。就风险管理和控制部门而言,最重要的是配备适当的专业人员、并独立于产生风险的部门。
因为控制结构的有效性取决于运用它的人,因此,有效控制的前提是机构内所有员工都具有高度的责任。在确定风险管理及控制过程的权力和责任时,一个重要的因素应是将风险的衡量、监督和控制与产生风险的交易部门分开。高级管理层应保证职责适当分开,员工的责任不应互相冲突。
二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架构的比较
(一)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基本架构
现代金融机构因其业务的偏重点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风险管理体系,但其基本构架都大同小异。一般来说,金融机构设有"风险管理委员会"集中统一管理和控制公司的总体风险及其结构。"风险管理委员会"直接隶属于公司董事会,其成员包括:执行总裁、全球股票部主任、全球固定收入证券部主任、各地区高级经理、财务总监、信贷部主任、全球风险经理以及一些熟悉、精通风险管理的专家等,下面直属不同形式的风险管理部门来实施风险管理委员会的战略和要求。
同时,金融机构应具备风险管理及控制的报告和评估程序,包括检查现行政策和程序执行报告和发现例外情况的制度。一般来说,风险暴露以及盈亏情况应每日向负责监控风险的管理层报告,后者应简要向负责公司日常业务的高级管理层汇报。另外,金融机构要对风险战略、政策和程序的评估应该定期开展,评估应考虑到现行政策的结果、业务以及市场的变化。风险管理及控制政策的方法、模型和假设的变更应由决策层审核。政策和程序应要求风险管理及控制部门参与对新产品和业务的考察。
"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设计或修正公司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签发风险管理准则;规划各部门的风险限额,审批限额豁免;评估并监控各种风险暴露,使总体风险水平、结构与公司总体方针相一致;在必要时调整公司的总体风险管理目标。"风险管理委员会"直接向董事会报告,它每周开一次例会(需要时可随时召集)讨论主要市场的风险暴露、信贷暴露与其它各种头寸,研究潜在的新交易、新头寸以及风险豁免等问题。
"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不同形式的、分离或者整合的风险管理部门(如分别设立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信用风险管理部门等,或者整合为一个完整的风险管理部),他们均独立于公司的其它业务部门。市场风险管理部门负责监管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风险结构(包括各地区、各部门、各产品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管理部门负责监管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业务伙伴的暴露额度;审计部通过定期检查公司有关业务和经营状况,评估公司的经营和控制环境。
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采用多层制,除了"风险管理委员会"及其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信用风险管理部门、审计部外,其它如融资部、财务部、信息技术部以及各业务部的部门风险经理均参与风险的确认、评估和控制,并接受风险管理部的监督和评估、考核。这些部门的经理及代表每隔一周开一次例会(需要时可随时召集)以求沟通信息、交流经验、正确评估风险、调险管理政策。
以下是对美林等几家公司的比较。
(一)美林公司的风险管理架构
为了在基层交易部门强化风险管理机制,美林公司制定了公司风险控制策略和操作规程,要求相关的区域机构和单位在识别、评价和控制风险时予以遵循。
这些策略和操作规程的实施涉及许多部门,包括全球风险管理部、公司信贷部和其他的控制部门(比如财务、审计、经营以及法律和协调部门)。为了协调上述风险管理部门的工作,公司还成立了由风险管理部、公司信贷部和控制部门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风险控制和储备委员会,该委员会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
风险控制委员会和风险管理部对所有的机构交易活动进行总的风险监督。风险控制委员会独立于美林的交易部门,定期向公司董事会下属的审计和财务委员会汇报风险管理的状况。
储备委员会监测与资产和负债有关的价值和风险。美林公司针对那些可能导致现存资产价值损失或带来新的负债的事件,确定在目前形势下使公司资产和负债保持平衡的储备水平。储备委员会通常由主要的财务官员任主席,主要负责考察和批准整个公司的储备水平和储备方法的变化。储备委员会每月开会一次,考察当时的市场状况,并对某些问题采取行动。美林公司在决定储备水平时会考虑管理层在下述方面的意见(Ⅰ)风险和暴露的识别;(Ⅱ)风险管理原则;(Ⅲ)时效、集中度和流动性。
(二)摩根斯坦利的风险管理架构
摩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通过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和规程予以保障,以便在对各种各样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控制过程中,提供管理和业务方面的支持。随着对不断变化的和复杂化的全球金融服务业务认识的提高,公司不断地检讨风险管理策略和操作规程,以使其不断完善。
公司的风险管理委员会,由公司大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组成,负责制定整个公司风险管理的策略及考察与这些策略相关的公司业绩。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几个专门风险管理委员会,以帮助其实施对公司风险活动的检测和考察。除此之外,这些风险管理委员会还考察与公司的市场和信用风险状况、总的销售策略、消费贷款定价、储备充足度和合法实施能力以及经营和系统风险有关的总体框架、层次和检测规程。会计主任、司库、法律、协调和政府事务部门及市场风险部门,都独立于公司业务部门,协助高级管理人员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公司风险状况进行检测和控制。另外,公司的内部审计部门也向高级管理人员汇报,并通过对业务运营领域的考察,对公司的经营和控制环境进行评价。公司经常在每一个管理和业务领域,聘用具有适当经验的专家,以有效地实施公司的风险管理监测系统和操作规程。
三对主要类型的风险的管理战略
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主要涉及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其他风险的管理,同时针对不同的风险的特点,确定不同的实施方案和管理战略。
(一)主要的风险类型
1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波动而使得投资者不能获得预期收益的风险,包括价格或利率、汇率因经济原因而产生的不利波动。除股票、利率、汇率和商品价格的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外,市场风险还包括融券成本风险、股息风险和关联风险。
美国奥兰治县(ORANGECOUNTRY)的破产突出说明了市场风险的危害。该县司库将"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大量投资于所谓"结构性债券"和"逆浮动利率产品"等衍生性证券,在利率上升时,衍生产品的收益和这些证券的市场价值随之下降,从而导致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出现17亿美元的亏损。GIBSON公司由于预计利率下降,购买了大量利率衍生产品而面临类似的市场风险。当利率上浮时,该公司因此损失了2000万美元。同样,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参与了与德国和美国利率相连的利率衍生工具交易,当两国的利率上升高于合约规定的跨栏利率时(要求宝洁公司按高于商业票据利率1412基点的利率支付),这些杠杆式衍生工具成为公司承重的负担。在冲抵这些合约后,该公司亏损1.57亿美元。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合同的一方不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包括贷款、掉期、期权及在结算过程中的交易对手违约带来损失的风险。金融机构签定贷款协议、场外交易合同和授信时,将面临信用风险。通过风险管理控制以及要求对手保持足够的抵押品、支付保证金和在合同中规定净额结算条款等程序,可以最大限度降低信用风险。
近来,信用风险问题在许多美国银行中开始突出起来,根据1998年1月的报告,其季度财务状况已因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危机而受影响。例如,由于亚洲金融风暴,JP摩根(JPMORGEN)将其约6亿美元的贷款划为不良贷款,该行97年第四季度的每股盈利为1.33美元,比上年的2.04美元下降35%,低于市场预期的每股收益1.57美元。
3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因交易或管理系统操作不当引致损失的风险,包括因公司内部失控而产生的风险。公司内部失控的表现包括,超过风险限额而未经察觉、越权交易、交易或后台部门的欺诈(包括帐簿和交易记录不完整,缺乏基本的内部会计控制)、职员的不熟练以及不稳定并易于进入的电脑系统等。
1995年2月巴林银行的倒闭突出说明了操作风险管理及控制的重要性。英国银行监管委员会认为,巴林银行倒闭的原因是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一名职员越权、隐瞒的衍生工具交易带来的巨额亏损,而管理层对此却无丝毫察觉。该交易员同时兼任不受监督的期货交易、结算负责人的双重角色。巴林银行未能对该交易员的业务进行独立监督,以及未将前台和后台职能分离等,正是这些操作风险导致了巨大损失并最终毁灭了巴林银行。
类似的管理不善导致日本大和银行在债券市场上遭受了更大损失。1995年人们发现,大和银行的一名债券交易员因能接触公司会计帐簿而隐瞒了约1亿美元的亏损。与巴林银行一样,大和的这名交易员同时负责交易和会计。这两家银行都均违背了风险管理的一条基本准则,即将交易职能和支持性职能分开。
操作风险的另一案例是Kidder,Peabody公司的虚假利润案。1994年春,KIDDER确认,该公司一名交易员买卖政府债券获得的约3.5亿美元"利润"源于对公司交易和会计系统的操纵,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一事件迫使Kidder公司将资产售予竞争对手并最终清盘。
操作风险可以通过正确的管理程序得到控制,如:完整的帐簿和交易记录,基本的内部控制和独立的风险管理,强有力的内部审计部门(独立于交易和收益产生部门〕,清晰的人事限制和风险管理及控制政策。如果管理层监控得当,并采取分离后台和交易职能的基本风险控制措施,巴林和大和银行的损失也许不会发生,至少损失可以大大减少。这些财务失败说明了维持适当风险管理及控制的重要性。
(二)对市场风险的管理策略
金融机构维持合适的头寸,利用利率敏感性金融工具进行交易,都要面对利率风险(比如:利率水平或波动率的变化、抵押贷款预付期长短和公司债券和新兴市场资信差异都可带来风险);在外汇和外汇期权市场做市商或维持一定外汇头寸,要面对外汇风险,等等。在整个风险管理框架中,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作为风险管理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执行部门,全面负责整个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及控制并直接向执行总裁报告工作。该部在重点业务地区设有多个国际办公室,这些办公室均实行矩阵负责制。它们除了向全球风险经理报告工作外,还要向当地上一级非交易管理部门报告工作。
市场风险管理部门负责撰写和报送风险报告,制定和实施全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大纲。风险管理大纲向各业务单位、交易柜台经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批的风险限额,并以此为参照对执行状况进行评估、监督和管理;同时报告风险限制例外的特殊豁免,确认和公布管理当局的有关监管规定。这一风险管理大纲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
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定期对各业务单位进行风险评估。整个风险评估的过程是在全球风险经理领导下由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各业务单位的高级交易员和风险经理共同合作完成的。由于其他高级交易员的参与,风险评估本身为公司的风险管理模式和方法提供了指引方向。
为了正确评估各种市场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部门需要确认和计量各种市场风险暴露。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测量是从确认相关市场风险因素开始的,这些风险因素随不同地区、不同市场而异。例如,在固定收入证券市场,风险因素包括利率、收益曲线斜率、信贷差和利率波动;在股票市场,风险因素则包括股票指数暴露、股价波动和股票指数差;在外汇市场,风险因素主要是汇率和汇率波动;对于商品市场,风险因素则包括价格水平、价格差和价格波动。金融机构既需要确认某一具体交易的风险因素,也要确定其作为一个整体的有关风险因素。
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不仅负责对各种市场风险暴露进行计量和评估,而且要负责制定风险确认、评估的标准和方法并报全球风险经理审批。确认和计量风险的方法有:VAR分析法、应力分析法、场景分析法。
根据所确认和计量的风险暴露,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分别为其制定风险限额,该风险限额随交易水平变化而变化。同时,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与财务部合作为各业务单位制定适量的限额。通过与高级风险经理协商交流,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力求使这些限额与公司总体风险管理目标一致。
1美林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策略
美林公司市场风险管理过程包含了下述三个要素:(i)沟通;(ii)控制和指导;(iii)风险技术。
风险管理按地理区域和产品线组织,以确保某一特定的区域或某一产品交易范围内的风险管理人员能进行经常和直接的沟通。同时,风险管理部门应与高级的交易经理进行定期和正式的风险研讨。
为了弥补基层交易部门风险规避技术的不足,公司风险管理部门制定了一些规范和准则,包括交易限额,超过限额必须提前得到批准。另外,作为新的金融产品检测过程的一部分,新的金融产品交易要由风险管理部门和来自其他控制单位的代表批准。某些业务,比如高收益证券和新兴市场的证券承销、不动产融资、临时贷款等,在向客户作出承诺前,需要事先得到风险管理和其他控制部门的批准。风险管理部门有权要求减少某一特定的柜台交易风险暴露头寸或取消计划的交易。
风险管理使用几种风险技术工具,包括风险数据库、交易限额监视系统、交易系统通道和敏感性模拟系统。风险数据库每日按产品、资信度和国别等提供库存证券风险暴露头寸的合计数和总数。交易限额检测系统使风险管理部门能及时检查交易行为是否符合已建立的交易限额。交易系统通道允许风险管理部门去检测交易头寸,并进行计算机分析。
敏感性模拟系统用来估算市场波动不大和剧烈波动两种情形下的损益。每一次测算时仅考虑一个重要风险因素,比如利率、汇率、证券和商品价格、信贷利差等,同时假设其他因素不变。以此为基础,风险管理部门可以检测到整个公司的市场风险,并根据需要调整投资组合。
2摩根斯坦利的市场风险管理策略
公司利用各种各样的风险规避方法来管理它的头寸,包括风险暴露头寸分散化、对有关证券和金融工具头寸的买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包括互换、期货、期权和远期交易)的运用。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按交易部门和产品单位来管理与整个公司交易活动有关的市场风险。公司按如下方式管理和检测其市场风险:建立一个交易组合,使其足以将市场风险因素分散;整个公司和每一个交易部门均有交易指南和限额,并按交易区域分配到该区域交易部门和交易柜台;交易部门风险经理、柜台风险经理和市场风险部门都检测市场风险相对于限额的大小,并将主要的市场和头寸变化报告给高级管理人员。
市场风险部门使用Value-at-Risk和其他定量和定性测量和分析工具,根据市场风险规律,独立地检查公司的交易组合。公司使用利率敏感性、波动率和时间滞后测量等工具,来估测市场风险,评估头寸对市场形势变化的敏感性。交易部门风险经理、柜台风险经理和市场风险部门定期地使用敏感性模拟系统,检测某一市场因素变化对现存的产品组合值的影响。
(三)信用风险的管理策略
信用风险管理是金融机构整体风险管理构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由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的信用风险管理部门全面负责。信用风险管理部门直接向全球风险经理负责,全球风险经理再依次向执行总裁报告。信用风险管理部门通过专业化的评估、限额审批、监督等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信贷调节和管理。在考察信用风险时,信用风险管理部门要对风险和收益间的关系进行平衡,对实际和潜在的信贷暴露进行预测。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对信用风险进行优化管理,信用风险管理部门建立有各种信用风险管理政策和控制程序,这些政策和程序包括:
(1)对最主要的潜在信贷暴露建立内部指引,由信用风险管理部门总经理监督。
(2)实行初始信贷审批制,不合规定的交易要由信用风险管理部门指定成员审批才能执行。
(3)实行信贷限额制,每天对各种交易进行监控以免超过限额。
(4)针对抵押、交叉违约、抵消权、担保、突发事件风险合约等订立特定的协议条款。
(5)为融资活动和担保合约承诺建立抵押标准。
(6)对潜在暴露(尤其是衍生品交易的)进行定期分析。
(7)对各种信贷组合进行场景分析以评估市场变量的灵敏性。
(8)通过经济、政治发展的有关分析对风险进行定期评估。
(9)和全球风险经理一起对储存时间较长、规模庞大的库存头寸进行专门评估和监督。
美林公司通过制定策略和操作规程以避免信用风险损失,包括确立和检测信用风险暴露限额及与某一订约方或客户交易额限额、在信用危机中取得收缴和保留抵押品或终止交易以及对订约另一方和客户不断地进行信用评价的权利。业务部门有责任与公司制定的策略和操作规程保持一致,并受到公司信贷部门的监督。公司信贷部门实行集中分区管理。信贷负责人分析和确定订约另一方或客户的资信状况,按订约方或客户设立初始或当前的信贷限额,提议信用储备,管理信用风险暴露头寸和参与新的金融产品的检测过程。
许多类型交易包括衍生品和辛迪加贷款要提前报请公司信贷部门批准。公司信贷部门所能审批的交易数量是有限的,限额视该项交易的风险程度和相关客户的资信度确定,超过此限额,须上报公司信贷委员会批准。
借助信用系统手工和自动记录的信息,公司信贷部门能检测信用风险暴露头寸在订约另一方/客户、产品和国别的集中度。这一系统能按订约另一方或客户累计信用风险暴露头寸,维持整个订约方/客户和某一产品的风险暴露限额,并按订约另一方或客户识别限额检测数据。整个公司库存头寸和已执行交易的详细信息,包括现在和潜在的信用风险暴露头寸信息会不断地更新,并不断地与限额相比较。如果需要,可增加抵押贷款数额,以减少信用风险暴露头寸,并记录在信用系统中。
公司信贷部门与业务部门一起设计和完善信用风险测度模型,并且分析复杂的衍生品交易的信用风险暴露头寸。公司信贷部门还检测与公司零售客户业务有关的信用风险暴露头寸,包括抵押品和住宅证券化额度、客户保证金帐户资金数额等。
集中度风险可以视为信用风险中的一个重要类型。集中度风险,即金融机构业务对单一收入、产品和市场的依赖风险。美林公司定期检测集中度风险,并通过实施其分散化的经营战略和计划来减少此风险。最近,美林公司已将其全球的收入来源分散化,从而减少了公司收入对单一金融产品、客户群或市场的依赖。
雷曼兄弟公司通过产品、客户分散化和交易活动在地区分布的分散化,以图实现减少风险的目标。为此,公司合理地分配每类业务资金的使用额,为每类产品和交易者制定交易限额,并对上述额度做地域上的合理分配。公司根据每一类业务的风险特性,寻求相应的回报。根据与公司指南相一致的收益获得能力、市场机会和公司的长期战略,公司定期地重新分配每一业务的资金用量。
(四)操作风险的管理策略
作为金融服务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直接面临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暴露,它们均产生于正常的活动过程中。除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外,金融机构还将面临非直接的与营运、事务、后勤有关的风险,这些风险可归于操作风险。
在一个飞速发展和愈来愈全球化的环境中,当市场中的交易量、产品数目扩大、复杂程度提高时,发生这种风险的可能性呈上升趋势。这些风险包括:经营/结算风险、技术风险、法律/文件风险、财务控制风险等。它们大多是彼此相关的,所以金融机构监控这些风险的行动、措施也是综合性的。金融机构一般由行政总监负责监察公司的全球性操作和技术风险。行政总监通过优化全球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实施各种长期性的战略措施以加强操作风险的监控。一般的防范措施包括:支持公司业务向多实体化、多货币化、多时区化发展;改善复杂的跨实体交易的控制。促进技术、操作程序的标准化,提高资源的替代性利用;消除多余的地区请求原则;降低技术、操作成本,有效地满足市场和监管变动的需要,使公司总体操作风险控制在最合适的范围。
美林公司采取多种方式管理它的操作风险,包括一个维持支持系统、使用相关技术和雇佣有经验的专家。美林公司借助信息系统提供的对主要市场操作风险的评价信息,能对世界范围内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立即作出反应。内部管理信息报告使得高级管理人员能有效地识别潜在的风险,控制风险暴露头寸,并促使众多的内部管理策略和规章彼此相协调。有经验的业务人员应对交易、结算和清算业务提供支持和控制,对客户及其资产行使监管,并且单独向高级管理人员报告。
因此,在现代金融市场的竞争中,西方主要的金融机构之所以能够获得良好的经营成果,其相对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有效运行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这主要包括:董事会确立了恰当的风险管理原则和战略;具有独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框架;拥有全面系统、严格而又灵活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并积极开发强调的风险管理技术工具,而且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这既是一个良好的风险管理体系的主要环节,也是值得当前我国的金融机构借鉴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AnthonySaunders,CreditRiskMeasurement,JohnWileyandSons,1999.
许建华,《国外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模式和方法》,载《证券市场导报》2000年。
证监会国际组织技术委员会报告,《金融机构及其监管当局风险管理与控制指引》(征求意见稿),中国证监会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