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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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农田没有抛荒

由于种粮比较效益低等原因，我国南方有的地方有的农田被抛荒，各界对此非常关注。通过田间现场调查并走访乡村干部和农户发现，××市并没有出现大家所担心的抛荒现象。××市有农田104万亩，其中一季农田10万亩，常年水稻播种面积200万亩。近年来全市稻谷年总产量一直稳定在16—16.5亿斤之间，单季平均亩产820斤左右。从目前情况看，××市的粮食生产形势比较稳定。在调研过程中，据山区乡镇的村组干部介绍，极少数灌溉条件差的零星田块两季被改种一季的情况偶有存在，但数量极少，还不到百分之一。尽管如此这种情况仍需引起重视。

两种人在种田

一是留守在家的中老年人和妇女在种田，这是当前水稻生产的主力。××市与其他中西部县市一样，田少人多，土地远远容纳不了现有劳力，农村青壮年大都外出务工经商，留在家里的都是老人、小孩和少量中年以上妇女。对大多数农户来说，务工经商收入是其主要经济来源，种粮收入只是农家经济的补充。张巷镇何家村乌桕组共有32户农户，劳力58 人，目前常年在外打工经商的有51人，占劳力总数的88%，其中有3户全家在外，春节都未回家。该组共有水田118.5亩，其中101亩由留守老人、妇女自耕自种，占农田总面积的85.2%。乌桕村的情况在××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80%以上的劳力已经离开农田，近90%以上的农田仍为各家各户散耕散种。

二是种田大户即规模经营者在种田。按农业部门的统计口径，种田50亩以上为规模经营。照此标准，××市现有规模经营户650户。但××全市农业人口人均农田只有1亩左右，50亩相当于10个以上家庭的责任田总数，要求农村十分之九的家庭退出农田让位于规模经营，目前还不大现实。如果把规模经营的标准定为30亩以上，则××全市规模经营的农田面积已达10万亩，约占农田总面积的10%。种田大户又分两种情况。一是百亩以上的种田大户，如秀市镇一种田大户种了1700亩，荣塘镇一种田大户种了500亩，目前这种大户的数量还不多。二是百亩以下的种田大户，多为一对夫妇耕种三五十亩，不另雇工。百亩以下种田大户主要是一些村组干部、有种粮技术的中年农民和家庭情况特殊外出打工不便的农民。

先看售粮收入和种田成本。

1、XX年年平均每亩农田的售粮收入：双季为1394元，单季为810元。其中早稻产量820斤，百斤价80元，计656元；晚稻产量820斤，百斤价90元，计738元，双季合计1394元。种单季的产量900斤，百斤价90元，售粮收入为810元。另有国家政策性补贴每亩79元，不管转租与否，此款一般归责任田承包者领取，承租者无此项收入。

2、XX年年平均每亩农田的农资、种子、水费三项支出：双季为440元，单季为240元。其中早稻化肥100元，晚稻化肥100元，早稻农药40元，晚稻农药60元，早稻种子40元，晚稻种子40元，早稻水费20元，晚稻水费40元。

3、XX年年平均每亩机耕、机播、机割三项支出：双季为280元，其中每季机耕费各50元、每季机割费各50元、每季机播（插）费各40元。种单季的一般不（）用机械作业。

4、XX年年劳动力平均日工价为50元，妇女、老年人可略作下调计算。

那么种田效益如何呢？

水稻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7年来，从她手上收割下的“高科技”稻谷总重量已接近20吨。这些稻谷周而复始地被送进一墙之隔的仓库，最终烂掉。

“老师们不允许我们吃。”谭芳说。在福州市盖山镇吴凤村的农舍外，40多亩稻田里刚插的秧苗正暗藏玄机，“他们说这是转基因水稻，还在试验，不是很安全。”

为了免于置身未知的恐惧，谭芳不得不选择从基地外购买大米。但她不知道的是，基地之外，亦早非净土。

尽管中国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转基因主食的商业化种植，然而，来自欧盟的预警通报却不乐观。2012年，“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通报”共通报了28批次的来自中国（包括中国香港）的违禁转基因食品，其中24批次是大米制品。

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争论，仍在持续，但中国人的饭碗里，已潜伏着转基因的魅影。

风声紧 暗流仍涌动

“湖北是转基因水稻种植的重灾区。”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锋说。2004年—2006年间，该组织《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的调查报告估计，湖北2004年“最少有950吨—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今年（指2005年）的种植面积至少为20000亩—25000亩，如果不加阻止的话，可产转基因大米10000吨—12500吨。”

这份报告最早揭开了中国转基因水稻扩散的秘密，并曾引起轩然大波，此后媒体对转基因水稻的指摘大都基于此报告。

扩散源头一度指向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部目前只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其中“Bt籼优63”研发者——中科院院士、华中农大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被上述报告批露出任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科尼公司委托湖北松滋种子公司来进行制种。而这些种子中的部分，最终流播至湖北、湖南多地。

转基因水稻研究学者、种业公司、基层种站、农民……中国的转基因水稻，被疑正依着这一路径流近餐桌。

实际上，中国研究转基因水稻的科研机构远非一家。除了Bt抗虫性，还包括抗病、抗逆转基因、抗除草剂、高产转基因、高品质转基因和综合性转基因等七个方面，研究机构则遍布广东、浙江、湖北、北京、湖南、安徽、辽宁、江苏、上海、山东等地。

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实施办法，转基因植物品种在培育出来后，需要经过安全性评价阶段，才能获得安全证书。而安全性评价阶段，则包括实验室、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四个阶段。获得安全证书，意味着已完成商业化种植前的所有安全认定工作。

后两个阶段需与农民合作，到不同的水稻产区检验植物是否适应不同的气候和生态条件，收获的水稻应该统一回收处理。但浙江大学原子核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舒庆尧承认，一旦农民看上了田间的稻种，对农民的制约就比较难以保障。

记者通过调查70多家种子公司和种站发现，仅以抗虫转基因水稻为例，它们曾经的试验地几乎覆盖了中国南方所有水稻种植地区。

以欧盟通报中披露的“科丰6号”为例，当时研发机构福建农科院的合作对象包括了四川农业大学和湖北、广东、江西、黑龙江等地的农科院多家单位，主栽品种覆盖长江流域、华南多个稻区。

在福州，多位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福建确曾存在相当规模的转基因水稻种子销售市场。包括福建农科院与上市公司丰乐种业合资的闽丰种业、中国种子集团福建农嘉公司等，都曾在业内被传有染。

令人稍微欣慰的调查结果是，大部分种子公司、种站都表明目前已无此类种子销售。一名业内人士称，上述福建企业“因为这两年风声紧，大家才不做”。

“现在制种都要检测转基因，万一在种子里查到转基因成分，我们就惨了。”福建建阳市一名种业公司负责人解释说。在福建省农科院曾试验性种植过“科丰6号”的沙县良种场，一位工作人员同样承认，在几年前确实有人销售过转基因抗虫稻。“现在不能搞，都销毁掉了。”

不过，暗流依然涌动。四川、湖南、广东等地的一些公司在接受记者咨询时表示，他们虽然现在不卖“抗虫稻”，但依然有渠道可以获得。“现在大量买是肯定买不到的，少量的话，可以去一些科研单位。”福建六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业务员说。

而在湖北，天门市迪龙种业有限公司则显得张扬。在其公司官网和阿里巴巴网站上，他们依然在公开销售一种难以识别的“全能抗虫水稻——SCK4259”。

在接受记者询问时，该公司一名业务员承认，被称为“超级克螟籼稻”的SCK4259正是转基因育种技术所得。“没有转基因怎么抗虫？我们做了十几年了，每年会卖几万斤出去。现在已经卖没了，每年2月份是旺季。”

尽管目前国家严控转基因主粮种子的扩散，但趋势依然令人担忧。

挡不住的扩散

实际上，只要研究转基因水稻，扩散的可能性几乎不可避免。“理论上，如果一粒种子流出，种植一万亩、十万亩都有可能。”舒庆尧说。

舒庆尧是浙江大学教授高明尉的学生，他们组成的课题组，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转基因抗螟虫品系“克螟稻”。

克螟稻，针对的正是水稻最大的天敌。“二化螟、三化螟、卷叶螟……经常会弄得农民颗粒无收。”高明尉说。在科学家们的眼里，抗虫转基因水稻无疑有着巨大的魅力。统计数字显示，螟蛾危害着中国75%的水稻，每年导致的损失高达十亿美元。

在“卷叶螟”肆虐的浙江上虞，克螟稻无疑是农民的福音。知情者回忆，该品种刚培育出，当时的上虞市种子公司就曾多次出面联系洽谈，最后将该品种“引进”到上虞进行试验示范。

水稻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1947年，他获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的资助赴美深造。在国际土壤学权威密苏里大学马歇尔（C.E.Marshall）教授指导下从事土壤矿物研究，1949年获硕士学位；后转到威斯康星大学，又在杰克逊（M.L.Jackson）教授指导下从事土壤胶体研究，1951年获博士学位。

1951年8月，熊毅从美国绕道日本回国。

他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土壤调查队队长、中科院土壤及水土保持研究社社长、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社社长、中科院南京分院院长、中科阮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委员、中科院环境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土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土壤学会理事长等职。1981年当选为中科院生物学部委员。他长期担任我国土壤界最有权威的《土壤学报》杂志的主编，1958年又创办《土壤》专业刊物，并兼主编。晚年还担任《生态学杂志》副主编和《环境科学》主编。

熊毅从事土壤科学研究55年，是我国近代土壤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领域深广，色括土壤物理化学、土壤矿物学、土壤生态学、土壤物理学、土壤发生分类及土壤肥力、盐碱良等方面，尤其是对土壤胶体、盐碱良利用和水稻土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开创了我国土壤胶体化学、土壤矿物学和土壤生态学。是20世纪50年代最早开展黄淮海平原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之一，对于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开发治理作出了创造性的重大贡献。为此，他曾于1956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1988年被国务院追授“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优秀科技人员”荣誉奖。他先后在国内外发表科学论文、调查报告200余篇，

水稻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课改；学习成果；地理

研究性学习更多的是强调过程而不是结果，所以对研究性学习的结果关注得少。学生的研究成果一般只是以作业的形式上交。没有真正发挥它的作用。研究性学习的成果、图片不仅要成为学生本人的评价材料，更要视为学生地理学习的宝贵资源。若将这些研究成果运用到课堂，将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研究性学习，学生乐于发现问题，开展实践和探索。让学生通过上网搜集资料、走访相关部门、实地调查等途径，深入了解南县农业发展条件、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学生的研究性学习的成果就具有乡土气息，有实效性。并且与课本知识紧密联系。将它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会大大提高地理学习的效率。

研究性学习的成果可以作为教学资源，引入课堂教学。教材中有关农业区位因素的内容看似简单，容易理解，但内涵丰富，如果由老师按部就班组织教学，不仅枯燥乏味且课堂效率不高。只有当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时，是学生最感兴趣的时候，也是学习效果最好的时候。首先通过多媒体课件展示一组学生自己拍摄的有关南县本地农业的图片或视频，包括水稻田、棉花、洞庭湖渔业、养鸭场、南茅运河旁种植的杨树等图片，让学生根据图片或视频说出：什么是农业？这些图片或视频展现的内容是学生在生活中经常见到或看到的，非常熟悉且有一定的了解，能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引起共鸣，从而增强学生地理学习的主动性，营造轻松活跃的地理课堂氛围，提高课堂学习效率。

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调查报告有一定的实效性，真实性，可以作为案例引入课堂。在地理新课程“一标多本”思想的指导下，目前我国广泛使用的高中地理教材有四个版本：人教版、湘教版、鲁教版、中图版。然而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四个版本的地理教材是远远不能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学生的地理学习需要的。随着高中地理新课程的实施，全国文综开始分省自主命题的改革，让我们更加意识到结合乡土地理学习的重要性。因此，为了使地理教材更好地满足学生不同的地理学习需要，使地理教材更具本土气息，地理老师应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取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地理素材进行教学。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认识所在地区的生活环境，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教师在课堂上可以采用学生调查资料作为案例，引入课堂，在分析中体现区位因素。

家住城郊的陈燕说：我们这里原是大片土地，那时人们种棉花、麻、水稻等，现在却是大棚蔬菜、西瓜、葡萄等。

家住浪拔湖镇驿马头村的小军说：“我家有十五亩棉花地、五亩水田。前几年由于没有修路，卖粮难，卖棉花难。去年村公路修好了，棉花贩子、粮贩子开着三轮车、拖拉机挨家挨户上门收购棉花、粮食，而且棉花价格上涨，最高时达到6.8元每斤，很多农户受益。今年我家扩种了4亩棉花地。国家规定棉花最低征收价，每年还给农户补助100元每亩，农民朋友的生活更有盼头了。”

住在城区的刘灿说：南县现代农业稳步推进。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被定为国家水稻、棉花、油菜高产示范片试点县，全国冬春蔬菜重点区域基地县。丛生竹原料林基地建设稳步推进。

这些材料是学生通过调查、走访、查找得知。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互动交流。得出一个一个的农业区位因素，最后把所有的农业区位因素进行归纳，得出影响农业生产的自然、科技和社会经济等因素。

研究性学习的成果，是学生通过调查、走访、查找得知，这些材料和信息的获得有一定的新颖性，而我们的教材内容一般以学科普遍理论为主，与现实的联系往往也并不很紧密，无法及时跟上社会发展的步调。有的案例陈旧，不太符合生产实际。课堂上采用新颖的案例，强调书本理论与社会、科学和生活实际的联系，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内容上弥补了课堂教学的不足。

学生在讨论交流时，提出新问题，相互质疑，解答疑惑，充分挖掘教材，联系实际。如学生在分析南县发展水稻生产条件优越：南县为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降水丰富；位于洞庭湖平原，地形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适合水稻种植业发展。依照这样条件，南县适合发展双季稻，但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当地只种植一季水稻？问题的提出，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激烈探讨。这样由现象到结论的处理，一方面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能够体验到自己分析出结论的成功喜悦感，进而激发兴趣，增加自信。亲身体验了应用科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有效地防止了学生教条地运用教材知识，有助于培养学生实事求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良好的科学作风，同时活化地理课堂教学、深化教学重难点，提高教学效果。

总之，高中地理教学有很多知识如：工业区位因素、城市区位、城市化过程带来的问题、商业区位、人口迁移、环境问题等，在地理教学中都可以让学生进行研究性小课题，将学生研究成果运用于课堂，既体现了“学习身边的地理知识”这一新课程理念，也是应对新高考的一种教学策略，同时还能提高课堂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水稻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从社会经济发展史的大环境来考察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的原因，应该说，它是世界海洋经济（包括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产物。所谓海洋经济，是泛指海洋沿岸国家或地区的渔捞、航运、贸易等经济活动以及为这些活动提供劳力、资金、技术、商品和市场等的陆地（主要指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动。可以说，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就是为当时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劳力、资金、技术、商品和市场等陆地经济活动带动下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贸-工-农的经济模式。

一、商品贸易全球化的拉力

15、16世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1405-1433年中国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C·colonbo）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 Da·Gama）绕过好望角开辟欧州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D· Maga lhāaes）作环球航行等航海的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就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为商品贸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条件。

但是，作为贸易全球化所赖以运转的基础即商品流通来说，则是有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正如当时一个西方作家报道说：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②

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绝，说：

“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够比得上中国的丝货。”③

确实如此。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品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使中国成为当时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

而15-19世纪初，在明清政府基本上实行“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禁政策时期，却对广东实行开放对外贸易的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④；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销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规定外国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⑤。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广东一直是中国合法对外贸易的省区；省会广州则成为全国唯一合法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水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卸在广州”⑥。因此，全世界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都萃集到广州进行。而且自1553-1830年期间，运来5亿两白银到广州购买中国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等商品。例如，明嘉靖三十五年（1552）后，葡萄牙人从广州购买大量丝货，“每年由葡人输出之绢约五千两三百箱。每箱装绸缎百卷，薄织物一百五十卷”⑦运往欧洲；万历十四年至崇祯十七年（1586-1644），每年从广州经澳门运往日本的生丝2460担，价值银1476000两⑧。万历六年至康熙十二年（1578-1689），从广州经澳门输出到日本的生丝达到12939275斤⑨，每年平均为300913斤。到了乾隆年间（1736-1795）后，虽然广东出口商品的丝货退居茶叶之后第二位，但每年输出的生丝和丝绸仍然达到20-33万斤，道光十年（1830），在广州出口的广东生丝增至36.8万斤，占当年在广州出口的中国生丝总数的52.2%。到了光绪六年（1880），广东生丝由广州输往欧洲的达到96-112万斤；输往美国达到75万斤，输往缅甸的为21.5-37万斤⑩。如此大量的广东生丝和丝货外贸出口的拉力，必然大大刺激和促进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生产的日益发展。

二、近代机器缫丝厂兴起的助力

明代，广东、福建和三吴已成为中国三大丝织业中心11，到清朝达到鼎盛。广东丝织品的质量，可谓达到一流水平，史称“广纱甲天下”，特别是“粤缎之质密而匀，真色鲜华，光辉滑泽”，“粤纱，金陵苏杭皆不及”12。加上当时丝货可以在广州合法出口，就更加吸引商人投资丝织业生产了。正统七年（1442），南海县商人聂天根，把经商积累的部分商业资本投向丝织业，其家谱记载：

四世祖根……流贾于 门水滨……后以纺织为业，勤俭成家13。

康熙年间（1662~1722），顺德县商人梁俊伟到佛山创立机房，从事丝织业生产，史称：

梁俊伟，字桂轩，顺德水藤乡人。康熙间佛山创立机房，名梁伟号，因家焉。诚实著闻，商业遂振14。

清代后期，商人投资丝织业者更多，而且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和生产技术日益提高。同治十三年（1874），南海县商人陈启沅、陈启枢兄弟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就是突出的例子。

陈启沅（1834~1903），原名如郎 ，字芷馨，号启沅，南海县简村堡简村乡人。启沅原有兄弟七人，但四个兄弟早夭，仅有三人长成。老二启枢、老三启标，最少者老七启沅，家景贫困。约咸丰元年（1851），启枢得其岳父麦宪培资助，到越南谋生，先在麦氏的安南商店做工，旋自立商店经营，三年间略有积蓄，于咸丰四年（1854），回乡带启沅同往越南料理生意。两兄弟合力经营，先是开办怡昌荫号商店，经销丝绸杂货，后又承办堤岸怡丰饷当（即当铺，时堤岸仅此一家，是向越南政府饷承的），“约十余年，兄弟俩已成为当地巨商了”。在此期间，启沅为拓展商务，“至南洋，遍游各埠，考求汽机之学”。他发现南洋市场的外国丝绸质量比家乡的丝绸好的原因是用机器缫丝。于是产生了“特仿西人之法，变通制造缫丝之器”的想法，并决心回家乡兴办机器缫丝厂，以振兴家乡的缫丝生产。他的想法得到其兄启枢的赞赏和支持。同治十一年（1872），启沅先期离开越南回到南海，在简村乡创设机器缫丝厂，名曰继昌隆。

同治十二年（1873）春，继昌隆缫丝厂筹建启动。“动用资金白银七千多两，全由陈启枢由安南先后汇返，因此继昌隆的股金，悉为他兄弟二人投资，从未有招收外股。七千多两资金中，用于流动开支如收茧、工资、杂支等约三千两，建厂设备等约四千两”。至同治十三年（1874）冬，正式投入生产15。全厂初招职工300多人，最多时达到600-700人。该厂的原料蚕茧，主要依靠南海、东莞、顺德、香山等县的桑叶养蚕供应。该厂办至1928年才告结束。这是广东华侨商人投资兴办的广东第一家（也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资本的工厂。在它的影响下，珠江三角洲的机器缫丝厂象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统计，光绪 十三年（1887），仅顺德县的机器缫丝厂已达到42家16，19世纪末增至100家；宣统三年（1911）增至142家17；1912年增至162家，不久增至300多家，丝车女工达15万人之多18，远远超过上海、无锡两地的机器缫丝厂。机器缫丝厂所需要的大量蚕茧，直接促进桑基鱼塘生产的发展。

三、桑基鱼塘经济效益高的推力

从中国传统农业的农（粮）、林、牧、副、渔的生产结构来看，桑基鱼塘生态系统毕竟是属副、渔的范畴，原本并不比农（粮食）重要。但到明清时期，随着商品性农业的不断发展和粮食也成为商品卷入了市场的情况下，桑基鱼塘的经济效益远比种水稻提高。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气候温暖，土地低平肥沃的优越自然条件，种桑一年可采叶8-9次，为“广蚕岁七熟，闰则八熟”19提供充足的饲料，使年产蚕丝量很高，其经济效益远远超过种水稻的价值。有人按当时“四水六基”的比例来估算，一亩地可产桑叶4000斤，养蚕得蚕沙（40%）1600斤，蚕茧（6%）240斤；蚕沙养鱼可增产鱼（12.5%）200斤。而100斤鲜蚕茧可缫生丝10斤，6亩桑养蚕所得蚕纱，可供塘鱼4亩，增产鱼1200斤（每亩平收产量300斤）20。这样高产量的丝鱼业，其价值当然超过水稻。史称：

“将洼地挖深、坭复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蓄鱼，桑叶养蚕，蚕矢（属）饲鱼，两利俱全，十倍于稼。”21；“[顺德]东马宁一带，咸同后，田多变基塘，获利较丰。”22

所以，在顺德等县就有“一担桑叶一担米”，“一船丝出，一船银归”的民谚。有人估计过，当时一亩基水地养蚕养鱼的价值约相当于3亩水稻的价值。所以南海九江乡也有“九江估产，鱼种为先，左手数鱼，右手收钱”23的民谚。据统计，1914至1918年，广东生丝出口突破5万担，价值达1亿元以上24。这种“十倍于稼”高效益的丝鱼业必然推动农民去从事桑基鱼塘生产。

四、人多地少的压力

广东是一个有山地、丘陵、平原、台地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的地区，仅有一个6000平方公里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和一个915平方公里的韩江三角洲平原，形成了“三山六水一分田”的格局。据人口学家研究表明，广东历史上的人口分布密度不一，总的态势是人多地少。唐代，广州府每平方公里为1.2户，潮州府1.2户。北宋时，广州府每平方公里为4.8户，韶州府每平方公里5.5户，连州和潮州府为每平方公里4.5户。元代，广州府每平方公里为36.6人，潮州府每平方公里27人，韶州府每平公里21.6人。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人口密度相应提高，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嘉庆二十五年（1820），广州府每平方公里达到306.84人，潮州府每平方公里151.45人，韶州府每平方公里64.24人，连州每平方公里49.8425。广州府的总人口达到5878501人，全省人口达到21558239人。而全省耕地仅有34300709亩，人平均耕地不到1.6亩，其中广州府南海县人均耕地不足1.5亩。清末，全省人口增至2800多万人，人均耕地只有1.3亩。可见，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耕地增长的速度，使人多田少的矛盾成为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严重社会问题。明朝中叶以降，广东逐步由历史上粮食输出省变为缺粮省，而且成为中国一个粮食输入大省，因而发出“广东地广人稠，专仰给广西之米”26的感叹。在这种粮食卷入市场的情况下，死守以种水稻为生计，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不少人想方设法另觅出路。有的人改革和优化生产结构，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桑养鱼，以取得高的经济效益。于是桑基鱼塘得以发展。

由上可知，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就是在上述的拉、推、助、压力的作用下日益发展起来的。据史料记载，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顺德县、南海县的种桑养蚕和基塘养鱼已占农业生产的第一、二位。特别是南海县的九江乡、道光年间（1821-1850），已经是“境内有桑塘，无稻田”27；顺德县的大良、陈村一带，也达到“民半树桑”的程度28。至于养鱼的面积也日益增加，洪武十年（1371），南海县有鱼塘323亩，到万历九年（1581），增至48326亩；顺德县有40084亩；番禺县有10702亩；新会县有6558亩；三水县有10250亩；香山县有711亩；宝安县有2698亩；东莞县有32659亩29。其中，南海县的鱼塘面积约相当于今天鱼塘面积的一半；番禺、宝安两县的鱼塘面积接近今天的鱼塘面积；三水县则超过今天的鱼塘面积。这就说明，万历年间（1573-1620），除顺德等三县外，其他各县的鱼塘面积基本上达到今天的水平。可见养鱼业之发达。

注 释：

①钟功甫：《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载《地理学报》1980年第35卷第3期；黄启臣：《清代前期农业生产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梁光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生态系统分析》、杨晓棠：《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均载《农史研究》1988年第7辑。

②Robert part,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Essays on Chinese Qurestion, P61.

③Geo Philipa, Early Spanish With Chang Cheow,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

④《明史》卷75，《职官四》。

⑤《清高宗实录》卷550，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

⑥考太苏编译：《皮莱斯的远东概览》第1卷第116页，序言。

⑦Anderw Ljungestedt, A Historical sketch of Portuguese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Boston 1836. Hong Kong 1992.

⑧C·R·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144, Lisboa, 1963.

⑨转引黄启臣：《黄启臣文集——明清经济及中外关系》第321页，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

⑩《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四）第41-42页，1976年。

11 曾少聪：《东洋航路移民》第4页，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12 张嗣衍等：《乾隆广州府志》卷48，《物产》。

13《聂氏家谱》。

14 汪宗准等：《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人物》。

15 以上引文均见桂玷：《宣统南海县志》卷21，《列传八·陈启沅》；陈天杰、陈秋桐：《广东第一间蒸气缫丝厂继昌隆及其创办人陈启沅》，载《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

16 陈启沅：《蚕桑谱》第1-2页。

17 农商局编：《第一次农商统计表》（纺织业特别调查）。

18 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原稿），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3页，中华书局1962年。

19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4，《虫语》。

20 梁光商：《珠江三角洲桑基塘生态系统分析》，载《农史研究》1988年，第7辑。

21 区为梁：《光绪高明县志》卷2，《地理·物产》。

22 周朝槐：《民国顺德县志》。

23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4,《虫语》。

24考活（C· W·Howard）：《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书》，(A survey of the silk Industry of South China ) 第8、28页，1925年。

25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458-4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6 史澄等：《光绪广州府志》卷2，《训典二》。

27 朱次琦：《光绪九江儒林乡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