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莫言获奖感言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对莫言老师很尊重,但客观感觉,这个奖是三位一体,如果没有中国经济令人瞩目的连年高速增长和译者的卓越贡献,诺贝尔奖花落中国,花落中国的乡土文化恐怕很难。
2.莫言获奖的国民反应与莫言效应
起初文化界反应不一,最终一致热烈祝贺。
传媒股票全线飙升,34只股票中26只上涨,冲破了一段时间以来股市漫长的低迷雾霾。
莫言作品收录入中学语文选修课本。
莫言著作卖断货,成了热捧俏销的礼品,出版社连连加印。
莫言手稿身价上涨百万。
莫言家乡建莫言纪念馆,建万亩红高粱。
陈光标请莫言老师住别墅。。。。
3.中国文化的营销哲学反思、反问与尴尬
之一. 消费者爱的是文学还是商品、礼品?
图书大厦人山人海,让人既为文化而心喜,又生悲催。文化需要知音,需要鉴赏,需要共鸣,如果仅仅沦为畅销的热门礼品,被人束之高阁塞进储藏室,或者草草了了翻过两页后成为某一天的午餐谈资后直接成为陈列柜里的摆设,都只是文化的悲哀。真正的文化热并不会因为某一个作者的一次国际获奖而到来。
之二. 文化商品日常如何营销?
莫言老师的早期作品是通过文化期刊阅读的,随着越来越忙以及阅读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没有时间光顾书店,或者不再选择书店买书和读纸质书,实体店也因此一家一家倒闭。经常光顾当当等网站的是一部分阅读群体,在机场慷概解囊的是另一部分脚步匆匆的商务人群,那么更广大的中间人群有渠道了解新书、新作品和有影响力的推荐丛书吗?这些就是文化商品的营销盲区和丢掉的营销销量,前两部分人群中也有相当多的营销遗漏和盲区。
之三. 西方为什么看重中国市场?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拯救者,如果以老外的淳朴销售观,十三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的人一年只买一本书也相当可观,完全是一个天文数字。诺贝尔奖来到中国,也会将中国的消费视线引向世界和世界文化与文学。
之四. 莫言作品的翻译如此重要,为什么没有掀起翻译热,也没有掀起整体的文学热?
这些既体现了商品社会现实的景况,也印证了文化市场营销的薄弱与虚弱。不去推,不去运作,怎会有热?
之五. 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奥运甚至全运会大奖受商业和政府重视?
从奖励力度上尚未体现出重视程度, 文化在现代文明古国的地位实属尴尬。
之六. 文化遇冷与奢侈品趋热
世界奢侈品协会统计数据,中国奢侈品全球价格最高,比香港高45%,比美国高51%,比法国高72%,税率并非全球最高,工资收入更非最高,决定其售价的是消费者的热捧程度。未说出的另一半话为,以及市场的不规范性和投机性。十一黄金周国人出境消费奢侈品累计约38.5亿欧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4%。
回归文学价值,淡化政治意义
诺贝尔文学奖是对获奖者文学造诣的肯定,在文学方面意义重大,值得深挖。若过多地强调政治因素,讨论和分析会陷入桎梏。西方媒体报道与评论的重点并未过多地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而是将重心置于文学意义,回归文学层面。多谈文学,淡化政治,西方媒体的文学价值观在报道之中得到诠释。
基于首因效应,媒体最初对于一则新闻的报道往往决定着受众观点的形成,同时奠定媒体评论和深入挖掘的基本立场、方向。《纽约时报》2012年10月11日在头条位置刊出《莫言获诺奖让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视野》,指出“过去十年,莫言是被出版商所偏爱的三个作家之一”,以此打破诺贝尔文学奖被欧洲作家垄断的局面。10月12日,路透社援引《经济日报》的报道《莫言夺文学奖,中国诺贝尔路仍漫长》,评价莫言获奖为“中国文学获国际认同”。同一天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则刊文《莫言获诺奖 英文著作在美热销》,描述获奖后莫言作品被一抢而空,并指出美国的权威书评很早就给予莫言的文学作品很高的评价,“例如1989年《科克斯书评》形容《天堂蒜薹之歌》是‘史诗性著作’;2004年《科克斯书评》称莫言的《丰乳肥臀》‘反映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实’”。可见,西方媒体对于获奖最初的定位侧重于文学,并未掺杂过多政治内容,这样一来,即便之后的评论涉及政治方面,莫言作品的文学地位也已板上钉钉,不容置疑。
美国中文网2012年10月11日转载综合报道《莫言诺奖感言:该干什么干什么》,称莫言为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并高度评价其写作风格;同日,《纽约时报》的《莫言用残酷叙事建立一个隐秘王国》,详细介绍了莫言的代表作品,并做评价:“题材敏感、反思尖锐、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独具个人魅力”,“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是对他文学成就的又一次肯定。”介绍莫言及其作品,话题涉及政治的报道是同日法新社的《莫言作品粗俗充满黑色幽默》,正文区区三百余字草草了事,且内容以介绍莫言作品为主,与政治有关的语句则轻描淡写,例如:“莫言的作品通常都是避开时代问题,转而以故事的形式反思20世纪的中国,在故事中莫言还融入了政治因素以及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感。”在描述上,虽然提及政治,但语气委婉,之后也未展开叙述。另外,从新闻编辑选取素材的角度来讲,一方面内容的大量选用,必然会导致其他方面内容的缩减。西方媒体对于莫言生平及其写作风格、作品的介绍采用较大篇幅,叙述详尽,必然会减少对于政治因素的谈论。
莫言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虽然在体制内写作,但一直是从人性角度出发,作品早已突破阶级和政治界限,所写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西方媒体立足这一点,报道中通过一些词语的运用,巧妙地撇清莫言与政治的关系,将受众拉回对于文学意义的思考。2012年10月11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过去25年中,莫言一直在写有关中国农村生活的残忍却鲜活的故事,这些作品藐视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标榜个人主义”。报道将莫言笔下的中国农村生活形容为“残忍却鲜活”,对于官方意识形态则是“藐视”,如此,莫言与体制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作品的现实意义与批判精神得到肯定,政治方面的轻描淡写,造就了对于文学意义的思考与回归。
注重人文关怀,关注受众心理感受
新闻报道应当贴近普通读者,还原生活中的真实,满足受众的阅读欲和知情权,从文化的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地渗透人文关怀。西方媒体对于莫言获诺贝尔奖的报道和评论,以人文的视角,还原了莫言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思维与生活,充满人情味。在强调以人为本贴近受众的同时,体现出对于人文关怀的注重。
对于媒体来说,拉近受众与莫言之间的距离,使莫言平民化,才能提高报道的接近性,吸引更多受众关注。《莫言获诺奖让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视野》这样描述莫言:“有位农民,整天弯腰劳作,与驴马打交道,非常贫困,冬天连棉衣都穿不上。后来听说,写文章的作家可以‘一天吃三顿饺子’,他决意用写作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作为十三亿中国人的一分子,莫言个人生活的巨大变化无疑是中国三十年发展的一个缩影”。对于莫言的介绍,通过平民化的角度来展现,“弯腰劳作,与驴马打交道”是许多普通百姓经历过的艰苦生活,“一天吃三顿饺子”则是那个穷苦年代人们普遍的向往。莫言生活的变化被视为中国三十年发展的缩影,某种程度上强调了他与受众的共性。总之,寥寥数语将莫言的光环褪去,受众眼中的诺贝尔奖得主不再神秘,成了一个土生土长、有血有肉的普通中国人。对于莫言平民身份的还原,使报道更具人性化,可读性更强。
不单纯地追求感官刺激和轰动的传播效果,在关注新闻事件本身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当事人及受众的心理感受,这样的报道才能充满人情味,彰显人文关怀。2012年10月15日FT中文网刊登文章《莫言不幸福》,引用瑞典俗语:“无论你转身多少次,你的屁股还在你后面”,解释为 “无论你怎么做,人家都会说你不对”。文章站在莫言的角度,安慰他要以平常心面对意见人士的批评。
西方媒体的人文关怀不仅体现在对莫言本人,更在于对中国的广大百姓。2012年10月12日,美国中文网转载新华社记者的专访稿《莫言:奖金在北京够买120平方米房》,莫言说:“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一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平方米。”不管莫言的话是否当真,西方媒体对于关系中国民生的这一事实的展现,着实体现其人文关怀。在北京,诺贝尔奖获奖者用奖金只能买到120平方米的“豪宅”,更何况普通百姓?莫言和受众之间的距离感瞬间被缩小。
凸显西方中心主义,阐释西方价值
西方媒体站在西方的角度解读东方作家,报道和评论无疑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其观点的片面性也是不可避免的。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界公认的巅峰,反映了西方价值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毫无疑问,西方媒体作为对外宣传的窗口,履行着对外输出西方价值的使命。在对莫言获奖的报道中可以发现,单纯从东方角度来客观分析的文字是有限的,西方中心主义暗含在字里行间。
《莫言获诺奖让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视野》说:“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西方媒体解读莫言,不免要与西方文学做比较,“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正是站在西方的角度审视东方文学作品,言语中,本属于莫言土生土长的文学风格被替换为两位西方作家风格的融合,作为莫言作品亮点的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也被描述成了“寻找到的一个出发点”。
不但如此,莫言小说中的人物甚至也被西方媒体拿来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相比。2012年10月11日《纽约时报》的报道《莫言用残酷叙事建立一个隐秘王国》中说,有人将《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与马尔克斯名著《百年孤独》里的乌苏拉相提并论,“主人公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双胞胎,也是一个‘杂种’”,报道简单地指出二者经历的相似之处,没有进一步表明立场,但其潜台词不言自明:莫言深受西方作家的影响。虽然媒体不是比较者,但对于这一新闻事实的报道,无疑使得西方作家和西方文学又一次被摆在了主导地位,西方媒体对于莫言作品的理解充满西方中心主义的味道。
为了显示西方文学的霸主地位,对于诺贝尔奖颁奖词,西方媒体甚至也利用中文版的翻译之便,将莫言的创作风格描述为根源于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着实显露出其西方中心主义。官方英文版颁奖词中,莫言的风格被概括为Hallucinatory Realism(幻觉现实主义),而非源于西方的Magic Realism(魔幻现实主义),新闻报道中却不然。幻觉现实主义包括了中国古老的神话、民间传说等叙事艺术,所以它扎根中国,具有中国特色。莫言将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与当今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独创了幻觉现实主义。而魔幻现实主义源于拉丁美洲,是受西欧文学直接影响而产生的,本质上扎根于西方。用它来概括莫言的写作风格,从理论上讲,莫言的创作过程在无形中被 “西化”,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他的作品自然也就成了西方文学的附属品,似乎诺贝尔奖不是颁给了莫言,而是颁给了西方文学。
结 语
西方媒体立足西方视角审视东方文学,注重文学意义的传达。在对莫言获诺贝尔奖这一文学界重大事件的报道中,西方媒体对政治因素的谈论较为委婉,在细节方面也有淡化的趋势。从报道内容来看,话语之中反映出的是基于西方价值对于莫言本人以及中国受众的人文关怀,这一举动有效拉近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距离。毋庸置疑,视角的单一性不可避免地造就了思考的主观性,西方媒体报道中暗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将西方文学置于崇高地位,莫言的文学成就在不知不觉中也就成了西方文学的“附庸”。
2011年,阎连科多次见诸报端,却换了“强拆斗士”的身份,因为他在北京的住所将被强拆。有过这种经历,对他的写作会有何种影响?这些在他的新书《炸裂志》会有体现吗?
自己不要审查自己
许戈辉:对于这本书,您自己都说仍然充满魔幻色彩,但是似乎那里边的每一处地点,每一个情节,都可以找到对号入座的原型对吗?
阎连科:这本书,它不是魔幻的,也不是荒诞的,但它绝对是今日中国的,当然你会觉得我们生活中,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生活中不发生,在文学中发生,你又会觉得处处就是我们今天中国的这个样子,因为今天中国的现实,已太不可琢磨了。
许戈辉:您能不能举书中的某一个情节,更具像地让我感受一下?
阎连科:比如说你在中国、在全世界,你可能找不到一个村庄,它用三、四十年的时间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发达的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这肯定是一个不存在的真实了,但是在这个小说中它是存在的。
比如说小说的开头就是整个一个村同时都做了一个梦,都一模一样,都是说到晚上12点,这一个小村庄,你们都出门,顺着一个方向走,你碰到的第一件事情,或者捡到的第一个东西,这就是你一生的命运。所以12点,一个村庄的人都出来走,当然两个男女主人公碰到一块,后边一串的故事。其他的可能是捡到了一枚公章,那他可能就从村长一下当到市委书记、所谓超级大都市的市长之类的。
我这里不直接写死亡。某个人家里的座钟突然停止走动了,这个人的生命就停下来,如果这个人的座钟突然从墙上掉下来,那这个人生命就彻底消失了。
小说的奇妙之处是,比如你经过了拆迁,但没有故意去写拆迁,但不知不觉就写了。
许戈辉:当年711号院遭到强拆的时候,就有很多记者问您这个问题,这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会不会把它变成小说的题材,您当时好像就说不会直接写。
阎连科:我是不会。对我来说,那件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大。只是在那半年一年中,是你生命中最大的事情,但过去之后,对一生来说,还是很小的一个经历。你仍然是要回归到文学嘛。那些东西,其实不影响多少写作。而且你会觉得你的想象力不够丰富,实际上拆迁存在的问题,远比你所经过的事情大得多。
许戈辉:这样一部奇妙的小说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产生创作想法的?
阎连科:711号院,那个地方确实给我的写作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写了《四书》之后,我作品中的现实,就是一个神实,神灵的神,精神的神,它的真实不在于我们表面的真实,而在于灵魂的真实,精神的真实,那是一种看不见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是任何人,尤其是西方人都完全无法明白的。今天中国发生的很多千奇百怪的事情,只有中国人能够理解。
许戈辉:那您会不会为了促成这本书的出版,有意删减一些本来特别想表达的内容?
阎连科:我经常说写作的时候,要警惕,自己不要审查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写作之后的出版过程,你是要做一点妥协的。比如这次出这本书,我看出版社的人坐在那商量,一个词甚至一个字的取舍,我就觉得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其实都无所谓,你们能出就行。但是出版的过程确实是越来越难,我想这不光是我,估计其他作家也会面临这些问题,无非是对于我来说严重一点。
我想写的东西
都已经写出来了
许戈辉:之前几年有个焦点话题是作家的诺贝尔奖焦虑症。莫言获奖之后,您说莫言的获奖是焦虑症的一个解药是吗?
阎连科:我想莫言的获奖,是实至名归,也是一个焦虑症的解药。首先讲一点,其实每一个作家,包括我在内,都从名利场上走过来的,我们也都曾经想过,要有很多的读者,卖很多的书,拿很多的奖,我们任何人都不是一个高尚的人,都不是一个纯粹的人,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名利看得相对会淡一点。
许戈辉:前不久您获得了马来西亚的“花踪文学奖”,这个文学奖有马来西亚最高华人文学奖的美誉。为什么这次您如此重视,在获奖致词里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阎连科:对这个奖表达敬意,是因为这个奖在评选的过程中,作家是不知道的。而我们在国内的任何评奖的过程,你入围了,你可能拿奖,或者不可能拿奖,有可能你本人是知道的。仅此一点你会觉得,任何奖无大无小,只要他是公正的,都是值得尊敬的。
许戈辉:您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我来自一个偏远的山村,年轻时为追逐金钱和名利不停地低头哈腰,是文学让我找回了自我,让我昂首挺胸,现在我只有在思索写作内容时才低头,那是在向文学致敬。”我想听听这段话背后您的心路历程所发生的变化。
阎连科:我这一代人,因为出身贫寒,写作的目的几乎都是一样的,就是为了逃离土地。莫言说我要吃一顿饺子,贾平凹说我要进城,所有人的写作几乎都是带有功利性的,都没有那么纯粹。但写到今天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没必要再为名利点头哈腰了。
我讲一件非常感慨的事情。我的上一代作家,有的年纪大了,在北京住院,我去医院看他们,好多作家在病床上都会和我说,连科,我真正想写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呢。离开病床我就会想,那你年轻的时候干什么了?当官了?喝酒了?挣钱去了?为什么该写的时候没有写出来?所以后来我就说,我唯一要努力的就是,有一天当我自己也像他们一样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要告诉那些去看我的人,我想写的东西都已经写出来了。
真实:基准要求,
无法做到
许戈辉:我发现您讲真话的时候会有所保留,但是您会强调说不是我们,而是我,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特立独行,还是不够自信?
阎连科:我想可能还是内心的卑微,你会觉得你谁都不能代表,什么都做不成,你能做成的就这么一点事情,你能代表的就是自己。我这一代作家中,我不是特立独行的。
我常说,对于作家来说,“真实”是一个非常基准的要求,就像我们见人要有礼貌,做了错事要说声对不起。但是今天在我看来,对于中国作家来说,表达真实、写作真实,那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我们,包括我在内,几乎无法做到。
许戈辉:这个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阎连科:中国这么多年的政治动荡、政治风云、政治运动等原因,导致我们文化上、人格上形成很多虚伪的东西。还有文化传统,我并不认为我们的文化传统有那么灿烂辉煌,劣根性是非常多的。
一个朋友的孩子,才十岁左右,我说李白和杜甫你喜欢谁,他说李白是最不值得喜欢的,我说为什么,他说,在朝廷中间让他写一首诗,他居然敢让大臣把他靴子脱掉,这不是找死吗?我说那他应该怎么办,他说你对大臣好一点,叫你写就写,将来不就很好吗?十岁的孩子就懂这些,难说是父母还是老师教的,肯定来自于这样一个文化环境。
许戈辉:真实、真诚,原本应该是一个最起码的底线,但是在如今的现实社会里已经成了一种奢侈品。是不是这样一种内在的原因,会促成《炸裂志》里边人的欲望极度膨胀,产生了那么多匪夷所思的故事?
阎连科:前边的三十年,前十年人们树立理想,中间十年培养欲望,最近十年是彻底调动人的恶望。我经常说今天这个社会是如此的扭曲又蓬勃,蓬勃向上让我们心里感到一种安慰,但那种扭曲让我们无法承受、无法理喻。理想、欲望和恶望这三部曲,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走,让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也让这个社会变得如此的物质丰富和精神匮乏,没有底线。
许戈辉:中国人集了一代又一代的智慧、经验之后,发出一句感慨叫难得糊涂。但是您却说在追求活得明白,写得明白,这中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那天午后我站在窗前,看路上形形的人,形形的衣服,形形的伞,形形的车辆,各自都有自己来的方向和要到的去处。
对于地球人来说,这一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因为那个玛雅文化的神秘预言,加之各种一反常态的自然地理变化,好像万物已经脱离了它原来的生存轨道,蠢蠢欲动,伺机爆发。这个世界已经为此躁动了好久,人们闲聊热议,担忧戏谑,专家正襟危坐,铿锵辟谣。我虽偏居一隅,狭小的天地里,却也不缺乏整个世界应有的各类元素。在这样一个缩小版的世界里,人们上班、喝咖啡、买菜、挤公交、争吵、亲吻,一切似乎井然有序,除了阴雨天和寒冷,我看不出21日与20日有什么不同。
15点的时候,我坐回书桌前,打开电脑,看着桌面上存了好几天的莫言在瑞典学院获奖感言的视频,终于在这个时候我打开了它。老作家显然很庄重,整齐的中山装,有点压抑不住的紧张,每走一步都那么小心翼翼,流畅有力的汉语中带着微微的颤音,这位中国的老作家在向全世界展示他的光荣,这是属于他的,我们为他感到满满的暖意。视频结束后,我看一下表:15点50。我意识到,此刻离那个被地球人反复念叨的时间已经过去将近40分钟。这40分钟内发生了什么?在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我的周围有哪些奇妙的变化?各地是不是已经乱作一团,濒临失控?那历史性的一刻我来不及细细体会,它转瞬即已逝,事实是我根本也没有注意到那一刻,我只是在想着老作家所说的话,想他说的"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超越时间之上。
我望向窗外,看见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这个狭小的一隅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只有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路面多了积水,好像已经结了冰,人们踮着脚跟,试探着迈步,车辆也减慢了速度在蠕动,他们的全部心思似乎都在注意安全,有谁会在这一刻想起世界末日,想起它是否来过,何时过去。我突然有种失落感,等了好多年,终于到了今天,怎么没有天崩地裂,没有火球洪水,没有暗淡无光,没有诺亚方舟,我也没有像电影里一样嘶喊着去求生存,为了心爱的人放弃一个逃生的席位。我突然有种庆幸感,等了好多年,终于到了今天,还好没有天崩地裂,没有火球洪水,没有暗淡无光,没有诺亚方舟,我也没有像电影里一样嘶喊着去求生存,为了心爱的人放弃一个逃生的席位。
原本这个世界有多残酷就有多美好。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同样,最痛苦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美好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觉得原来那么痛苦。
当天晚上,我认认真真地叠了两艘小纸船,一艘帆船,一艘乌篷船,工工整整地写上了"诺亚方舟"四个字。摆在了我的书桌上。沧海辽阔,我的船很渺小,但是我想它们可以在以后的年月里,载我去我应该到达的彼岸。
末日过去了,我没有等到它,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人们都平平安安地进入了新的一天,继续演绎着各种不为别处人所知的平凡的故事。
现在,好多天过去了,昨天晴天,今天下了雪,明天虽然还没有来,无非也是这些个天气中的一种。生活依旧平常,依旧有条不紊地在前行。周围可供讨论的话题不知从什么时候也已经悄然改变了:2012圣诞节、今天小B穿得像只兔子、安医大学生被砍身亡、隔壁晚上说话声音太大、渤海湾又沉船了、内网上的电视剧不更新了、柴静的《看见》……这个世界总是有层出不穷的话题供人们来津津乐道,过眼烟云般供人类发泄和娱乐。世界末日这个话题已经可以过去了,我们所存活的地方没有变化,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含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彼此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
这个问题可真的难住了我,我小时候的样子?我根本没有自己小时候的照片。但女儿的问题,却像一把钥匙,帮我打开了那道通往记忆的门。于是,我给女儿讲了起来,而她听得津津有味。
故事中有人生的道理
记得我3岁那年,有一天,我发烧了,而且腿有点疼,爸爸妈妈忙着做工,没把这病当回事,以为过几天就会好的,可我奶奶却觉得不对,于是她带着我去了镇上的医院。医生一检查,说,这小孩的病我们治不了,您赶紧到县城的大医院去看。
当时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奶奶没法和谁商量,她毅然地带着我坐上一艘开往县城的轮船。儿时缠过脚的奶奶,从来只是围着家里锅台转,但是为了治我的病,她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轮船,第一次去县城。
到了县医院,医生检查后说,这孩子得的是小儿麻痹症。因为送治及时,后来我的病治好了,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现在的我有两条健康的长腿,每当我在路上健步行走时,我都特别感恩我的奶奶,要是没有她,我很有可能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
女儿说,妈妈你真的是好幸运啊。
是啊,我说,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有这样的幸运,所以妈妈就想着要做得更好,这样才不辜负这一份幸运啊。
我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女儿,人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感恩奶奶,感恩命运,感恩一切。而且因为有了这样的心态,所以对于生活我不抱怨,不挑剔。
作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农村出生的孩子,我深深地体验过生活的清贫,没有电,所以也没有电灯,甚至连收音机都是奢侈品。但是我更记得那个时候的好,环境没有被污染,河里的水是可以直接掬起来喝的,吃什么都觉得很香,我们天天在田野上奔跑,自由自在地,像风一样。
当我讲这些时,女儿看着我,眼中满是羡慕。通过讲故事,我把自己的人生态度也一并教给了孩子,还是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呢。
讲故事是最好的沟通方式
女儿一次次地缠着我讲我小时候的故事,我总想对于一个幼小的孩子,她的心理需求是什么,为什么她爱听妈妈讲故事。女儿特别想知道当我和她一样大的时候的故事,可见,她想通过故事寻求的应该就是一个成长的坐标、参照,以及一份认同。
一眨眼,女儿上小学了,我的那些故事她已听过N遍,渐渐地演变成她给我讲自己与同学们在一起时发生的事情。
因为此前我跟她讲过那么多故事,她也学会了怎么讲故事,于是,与同学玩耍时的小矛盾、游戏获胜后的小得意、老师说了什么特别有趣的话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女儿都会讲给我听。
在讲述中,她开始拥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秘密、自己的心事。而且女儿的词汇量丰富起来,表达也流畅起来,甚至有时会用到一些特别考究的词,这令我惊讶。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孩子在0―6岁,正是对语音敏感性最强的时期,这个时候给她讲故事的效果绝对胜过教她识字、写字。当我在给她讲故事时,是比较注重用词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发音也尽量标准。不知不觉中,女儿的语音意识、听说能力、语言理解能力表现得比同龄孩子要好很多。
比如,有一天,女儿突然对我说,妈妈,你给我讲一个你小时候又好笑又伤感的故事吧。
她确确实实用了“伤感”这个词。这是一个情绪性极强的词,而且还要“好笑”,这可真难啊。
我翻检记忆,寻找可以与它匹配的故事,哦,还真的有。于是我说,好啊,比如,妈妈把鸡蛋黄给弟弟看……
“结果,他却一口吞下去了。”女儿不等我说完,就接口说出下半句,然后呵呵地笑了起来,有点小得意。
那是某一年的端午节,妈妈给我们三个小孩每人两个咸蛋,我是女孩子,吃得慢,弟弟们却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然后,我把咸蛋黄用筷子挟给弟弟看,炫耀地说,看,我还有一个蛋黄,好东西要留到最后哦。可我没有想到的是,大弟一伸脖子一张嘴,将我筷子上的蛋黄含到了自己的嘴里,满脸得意的笑,咀嚼了几下就吞下去了。
这样的事是好笑的,当然也是有点令人恼怒的,而女儿给它加上了“又好笑又伤感”的定语之后让我讲出来,看我们是否有同样的默契。
这样的过程成了我们母女间的一个小小的游戏。
有一天,女儿回家告诉我,语文老师给他们讲了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获奖感言《讲故事的人》,她说,讲故事的人,就是把自己的人生与他人分享,把自己的经验、感悟告诉给大家,每个人虽然生活的时代、地点、内容不一样,但有些内核是一样的,那就是可以称之为道的东西。
我觉得她真的长大了。
女儿的故事会更精彩
当我给女儿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讲到一定量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就想着,其实它们挺有趣的啊,我为什么不把它们写下来呢?当时家里刚买了电脑,我正在练习五笔打字,我就一边想着这些故事,一边把它们打出来,一个一个儿时的小故事就这样变成文档存在了电脑里。
它们在我的电脑里放了10年之久,2011年借着一个偶然的机会正式出版了。这时,女儿已经快初中毕业了,离我开始讲故事给她听已跨越了幼儿园、小学和初中三个阶段。
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是我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后半部分则是我记录的女儿小时候的故事。我觉得这样的两相对照,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母女两代人的童年是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生活环境不一样,需求不一样,童年故事也不一样。例如,我的童年故事中很多是与食物有关的。因为那时候物质匮乏,吃是一个问题,与吃有关的记忆更深刻一些。女儿的童年故事中,她的动物朋友占相对多的篇目。因为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她是孤独的,在最需要陪伴的时候,那些小鱼小鸡小鸭小兔子充当了她的小伙伴,给予她心理上的安慰,精神上的慰藉,她和它们之间的故事就多一些。
我想,多年之后,她一定也会给她的孩子讲她小时候的故事,那时,我们都是故事中人。
猜谜语
1.弟兄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只要一分开,衣服就扯破。(打一调味品)
2.身穿大皮袄,野草吃个饱,过了严冬天,献出一身毛。(打一动物)
3.唱歌不用嘴,声音真清脆,嘴尖像根锥,专吸树枝水。(打一昆虫)
4.长相俊俏,爱舞爱跳,飞舞花丛,快乐逍遥。(打一昆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