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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行业市场营销体系的发展现状,主要集中在我国通信行业的三大巨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三家企业的市场营销发展的趋势大体相同,根据2014年12月26日中国信息产业网人民邮电报的报道,2015年信息通信行业的十大趋势一是产业互联网、信息消费和兴起中的信息经济,二是我国4G全面启动,5G国际布局加快,三是宽带中国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四是移动互联网孕育新一轮的创新与变革,五是从智能终端到智能硬件,开启智能化时代,六是工业互联网:构筑智能制造的关键基础,七是云计算和大数据:向新技术新平台演进,八是车联网:从概念走向生活,九是网络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和信息资源保护成为战略,十是网络空间法制建设将加速推进。多层次、多样化使用用户逐渐对通信行业提出更高质量、更多样化的需求,而通信行业产品趋于差异化且目标客户和市场也需要更加细分。
2.通信行业市场营销体系的构建
2.1缺少通信行业市场营销管理规范制度
市场营销不能缺少法律法规的规范。随着通信行业的飞速发展,通信行业的市场营销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凸显出了诸多问题。随着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营销手段衍生品,许多经营商利用法律的漏洞进行大肆地非法经营,以谋取暴利。而通信是人与人或人与自然之间通过某种行为或媒介进行的信息交流与传递,对于每个客户都是息息相关的,非法的营销手段不仅造成客户经济上的损失,而且造成了市场营销系统的紊乱。所以,只有加强通信行业市场营销管理,建立完善的通信行业市场营销的法律法规,才能促进通信市场的健康发展。
2.2通信行业市场营销手段滞后,管理机制缺失
当今社会通信行业飞速发展的趋势下,通信行业的发展理念需要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吻合,才能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通信行业中市场营销手段是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营销是技术质量的要求、是服务质量的要求,落后的营销手段降低了企业的品牌质量,不利于客户群体的扩充。同时通信行业三大巨头企业之间的竞争往往存在着一地多系统交叉竞争的现象,通信行业的系统之间的差异性有着相似之处,管理机制的缺失,导致通信行业在这一方面很难进行统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信行业的资源浪费。通信行业市场营销手段的滞后和管理机制缺失,严重阻碍了通信行业的健康发展。
2.3通信行业售后服务不到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通信行业的发展也在不断壮大。通信行业的三大通信运营商拥有者数字可观的客户群,所以客户群的维护是一重大课题。通信行业的市场营销需要产业链条的维护,通信行业市场竞争的激烈性,使通信行业不得不全面发展自身体系,无论是技术上,还是服务上。产品售后服务的不足,导致客户群对企业服务的不满,影响着客户对通信企业的信任,信任是通信行业市场发展的无形资产,良好的信誉度使企业得到客户群的良好口碑,并能有效扩充客户群体。而较差的信誉,导致企业口碑的下降,客户群流失,严重的可以导致通信企业的倒闭。所以说,通信行业售后服务的不到位,影响着通信行业的正常市场营销的有序进行。
3.完善通信行业市场营销措施
3.1健全通信行业市场营销管理规范制度
当今通信行业市场营销管理方面,许多经营商利用法律的漏洞进行大肆地非法经营,以谋取暴利,正是因为通信行业市场营销管理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序管理,严重制约了通信行业的发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可以净化市场营销手段,对不法经营分子进行有力的打击,并且进行严厉的处罚以示警戒,同时可以对诚实守信的通信企业进行奖励,为通信行业的营销的良性循环做好基础准备。井然有序的发展环境,才能促进通信行业的健康发展。
3.2通信行业市场营销多样化,管理机制统一化
我国通信行业营销市场的发展竞争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拓展通信行业市场的多样性,营销手段不断更新,才能立于竞争的不败之地。首先,我国通信市场的重点转向娱乐业务的发展。将娱乐业务作为现代通信行业的重点业务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娱乐事业的不断发展,其客户群体已经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其次同时通信行业的营销手段也应注重品牌效应,通过良性竞争的循环,通信行业不断的体自身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进而来实现通信行业的品牌价值,提高通信行业运营商的经济效益。通信行业市场营销中管理机制的统一,对通信行业起到了综合管理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通信行业间的良性竞争,减少了通信行业的资源浪费,加强了各通信企业的有序发展。
3.3增强通信行业售后服务业务能力
教学内容比较落后,多年使用的教材一直在沿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情况,教材内容的诸多部分已经完全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状况,最终导致学生学到的理论知识不能够与职业实践相吻合,以致在市场经济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被淘汰。受“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现在的许多高职院校过多的重视理论学习,而忽视了实践技能方面的培养。另外对于实践课的质量掌控也很不尽人意。高职院校内市场营销专业师资质量和数量水平低,市场营销专业教师自身未能紧跟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潮流来进行教学工作,在理论知识积累和实践操作经验两个方面的教学资源短缺,不具有良好的应急处理能力和协调组织能力,没有深入生产企业进行实际经验的学习,对市场经济的整体情况缺乏积极的调研。理论教学和职业实践教学不协调,传统的只注重理论知识教授的教学模式还普遍存在,严重忽视了实践性教育,学生在校期间基本没有参与市场营销实践的机会。由于学生人数众多,学校不能提供集中实习的场所。所以管理起来非常困难,对学生的有效监督也成为了难题。在理论教学上不注重与现实市场经济发展的联系,对绿色营销、营销关系等没有重点全面讲述,使得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和职业实践能力均不能得到有效提高。市场营销教学的行业特色不明显,没有根据学生具体所要服务的市场进行分班分科,为了提高教学效率而进行盲目的学,使学生所学的市场营销知识专业性行业性不强,以致参与工作后需要耗费时间来适应营销环境。考试评估的方法欠合理,只注重理论知识的书面考试,没有将学生的市场营销社会实践成果作为考试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使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得不到有效的实践利用,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素质。
二、市场营销专业教学中实施创新性教学模式的重要性
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增加了市场营销人才的需求量,而且对市场营销人才的实践创新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高职院校中的市场营销专业的人才培养与市场经济活动联系密切,在人才培养方面应当把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职业技术水准当做教学任务的主要工作目标。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市场营销人才竞争越发激烈,这为高职院校市场营销专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在市场营销专业教学过程中实施创新性教学模式,可以有效提高高职院校的教学水平,保证学生可以充分利用所学知识进行实践创新活动,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重大的推动意义,促进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创新型教学模式在市场营销专业内的运用于改进可为高职院校以及高等院校提供案例典范,推动创新型教学教学模式的全面推广普及,提升我国高职院校和高等院校培养创新型实践人才的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更多的高素质创新人才。
三、创新性市场营销专业教学模式的构建
(一)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
市场营销专业教师坚持理论教授和实际教授并重的教学心态,学生则坚持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并重的学习心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严格树立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增加理论积累的教学理念。优化教材教学内容,教师根据自己的市场调研结果向学生们介绍经验,定期开设社会实践课,带领学生走进生产企业,实地进行市场考察,增加学生们的实践机会。聘请有名望的市场营销专家来学校讲学,传授丰富的市场营销经验,让学生们得到切身体会。学生关于市场营销方面的疑问可以向专家请教,积极向专家表达自己的观点,以获得专家的悉心指导。在进行多方面实践教学的同时,也不能丢掉理论知识的基本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操作的能力,保障理论知识学有所用。
(二)采用灵活多变的创新教学手段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不断地探索新型的教学手段,将抽象枯燥的理论知识形象化、生动化和直观化,教学方式的创新会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在实践创新教学中因材施教,根据学生个人的理论基础和兴趣爱好,让学生在市场营销实践中自由发挥,提升学生的自信心、想象力和创造力。充分运用多媒体信息网络技术,综合使用图片、文本、声音、视频软件向学生教授课程,通过加强课堂师生间的交流互动,活跃课堂气氛,开发学生们的创造力和合作能力。充分利用广阔的网络资源加强市场营销方面的信息提供,在网上进行市场营销经验交流,集思广益,促进学生职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在创新教学环节中加入自主创业实践训练板块,有助于培养学生综合的职业能力,为今后学生自主创业打下坚实基础,拓展学生的就业发展空间。主要可以开展自主创业设计、自主创业调研、公益营销实战及自主创业实践等活动。
(三)教学成果评估体现行业特色的差异
传统的学生学习成绩考试通常只是根据一张试卷来评判学生的学习成果,太过片面,不能够现实学生真实的素质。应该把综合素质的评定作为学生学习成果的可靠标准。在教学过程中进行阶段性理论学习成果和实践学习成果评价,重点进行分行业特色教学成果评定,比如建筑市场营销、服装市场营销和饮酒市场营销等。对学生对各个行业的市场现状包括基本知识、行业动态、发展趋势等的掌握和理解进行考核,对学生的市场营销社会实践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评估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职业素养。
(四)中外合作办学
在经济全球化逐渐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市场营销专业进行中外合作办学很有必要。校方应主动联系国外高等院校的市场营销专业部门,创办市场营销学习交流班,加强中外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联系,不断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得到优化,并在实际的合作操作中锻炼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结束语
应当客观地看待新兴市场国家保险制度的弱点
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研究报告认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和制度方面的失灵造成的。这些国家,在进行了重要的结构性转变后,常常会出现高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的情况。就保险业而言,问题首先是由于保险公司内部管理松懈引起的。由于内部控制不力,出现道德风险,公司所有者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去谨慎行事,并对经营管理人员进行监督,这种情况通常会引发制度上的失灵。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可能会在一种与合理的财务惯例不一致的目标指导下行事,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可以避免外部纪律的约束。法律框架不健全,使得管理松懈和公司控制不力等问题变得愈发严重。
按照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观点,要在新兴市场国家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保险监管制度,必须首先具备一些基本的前提条件,必须要有合理的经济结构和良好的宏观政策,以便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防止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如果整个经济不稳定,银行、信贷和税制等金融与法律基础不健全,保险业就不可能稳健发展。同时,还必须在社会各方面达成共识,支持建立和维持健全的保险市场所必需的措施。新兴市场国家的保险监管制度只有当达到了国际认可的审慎标准,保险业只有已颇具备竞争性、专业性和透明度时,保险市场才能实现真正的整体稳定。
虽然在许多方面都急需进行改革,但必须看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保险市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保险制度的调整必须考虑到每个国家的特殊情况。此外,保险监管框架也必须经常进行调整,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观念和市场需求。
应当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必要的基础条件
关于治理结构、制约机制和市场竞争。要想取得良好的制度管理,必须要制订适当的经营战略,建立一支有能力、负责任的管理队伍。应当鼓励保险公司建立一种能够加强利益相关者监督作用的所有制结构。为了加强对管理成效的监督,限制不良动机,避免外界对保险机构商业活动的干预,应当在良好的财务状况基础之上,建立股权多元化的保险机构。保险机构要想实现良好的制度管理,必须制订内容广泛的内部控制和决策程序,由经验丰富的人员实施,由管理部门进行监督。在这个过程中,有效的风险管理非常重要,保险机构应当具备衡量、监督和控制不同风险的有效手段和措施。市场化的改革有利于促使保险机构增强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提高市场效率,有利于更好地保持供需平衡,以合理价格提高服务质量。在加强谨慎监管的前提下,应当逐步取消不必要的限制,创造保险市场开放的竞争氛围,允许业绩较好的保险机构展示他们的优势,特别应当在谨慎而非歧视的原则基础之上允许外国保险机构的进入。
关于法律环境。建立良好的保险制度,立法是必不可少的。在进行保险立法的同时,也应当完善相关法律,如商法、民法、公司法、税法和银行法等。也就是说,应当培育一种法律环境,通过这些法律、规章和标准的推行,使市场参与者确信,保险市场的规则和做法是可靠的,进而增强市场的透明度和参与者的信心。参考一些工业化国家的模式,制订相关制度尽管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也应当适应新兴市场国家的特殊情况,并且随着情况的变化,及时对这些制度加以调整。保险监督当局要持续行使监管职责,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审慎监管规章和标准。这些规章和标准应当客观、统一、透明,以使被监管者和经营者都能够熟练掌握使用。
关于会计、审计和精算制度。为了能让投资者、消费者、经营管理人员和其他一些对保险企业拥有实际或潜在利益的有关各方对企业的运营效率作出合理评价,并对其未来前景作出理性预测,就应当向他们提供所必需的信息。在这个方面,会计制度发挥着主要作用。事实上,只有当拥有了实施法规所必需的有效信息的时候,保险法规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确保能够获得保险机构的可靠信息,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监管当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因为如果缺乏这种获取可靠信息的机制,就很难及时发现保险隐藏的财务问题,一旦到了恶化的地步,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会计制度和相关规定应该适用于所有的保险机构,并且与国际认可的会计标准保持一致。会计核算应当能够真实反映保险企业的经营状况,准确披露公司的经营业绩。为确保保险机构遵守会计制度和有关规定、遵守内部控制程序,应当建立有效的外部、内部审计和保险精算制度。
关于信息披露和数据库建设。获得充分的保险信息是利益相关者和有关方面作出判断和决策的前提,应当逐步提高所披露信息的标准、质量、及时性和相关性,这对消费者能够从适当的保险机构选择适当的产品非常必要。最重要的信息主要涉及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保险产品的性质以及相关保险中介机构的情况。掌握可靠的基本数据资料对保险经营和监管都是至关重要的。保险费率是在大数定律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损失频率、损失严重程度和死亡率等大量可靠的保单数据,是确定保险费率、维持偿付能力和市场稳定的重要条件。一般来讲,不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保险机构以往的保险单数量还不足以建立可靠的数据库,甚至尚未建立有效的数据收集系统。因此,应当鼓励承保人通过相互合作,共同收集数据。保险监管机构也应当建立可靠的监管数据库。
应当建立一个高效能的保险监管机构
只有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履行职责的保险监管机构,保险法规以及可靠的信息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保险监管机构至少应当拥有以下职权:发放保险许可证;按照法律和规章,实施统一监管;依法取得相关信息;能够采取紧急措施,对不执行监管建议和指令的保险机构实施处罚。保险监管机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独立于其他政府部门和被监管机构,要以负责任的态度运用权力和资源,追求明确的目标;监管人员要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应当有可靠而稳定的资金来45源,以保证其工作的独立性和工作效率;有能力并拥有足够的资源与国内外其他管理机构合作并交换信息,从而支持统一的监督。监督机构应当与其他相关的政府部门或保险单位,如政府各部门、税务部门或保险保证基金等,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协作计划,以便正确履行所赋予的职责。应当鼓励保险业建立自己的行业组织,通过业务指导原则和行为准则限制有害行为。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原则和组织(包括专业团体),对公共监督机制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当然,监管机构有必要对这些自律安排进行仔细检查,以便确保其能够真正促进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
应当形成一套审慎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
开展保险业务需要有大量的资金、专门的经验、科学的管理和长远的经营战略。因此,在多数国家,对在国内保险市场上开展业务的机构必须进行登记注册,这是一种法定要求。实际上,登记注册是一种重要的监管措施,通过这种措施可以阻止较差的保险机构进入保险市场。只有这样,保险监管机构才有可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防止出现流动性困难的预防措施上,而不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去处理陷入困境的保险机构。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果登记注册控制不严,资金不足、管理不力的保险机构就会进入保险市场,随后它难免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因此,要对保险机构的市场准入认真把关,监管机构应审查申请者的业务规划,资本金来源的性质和充足性,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合适,管理和内部控制是否健全等等。
即使是在控制较好的保险市场中,保险机构也有可能会出现资金困难,最终导致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因此,监管机构必须有一套采取补救措施的机制,一旦个别机构无法继续经营下去,应当能够有秩序地退出市场。在保险法规中对此类问题应有明确规定,包括对陷入困境的佝险机构的管理问题,如确认保险机构无力偿还债务的标准、通过重组恢复偿债能力的条件、可以利用的补救措施、撤销许可证等。实践证明,如果迟迟不采取措施,就会大大增加解决危机的成本,因此必须事先确定采取补救措施的程序和具体的办法。与此同时,监管机构也应当拥有足够的自,以便能够有针对性地灵活处理各种新的问题。
应当对保险机构实施持续性的监管
监管机构应当对保险机构在整个营业期间内进行不间断的监督检查,检查的内容应包括职业道德、法律、技术和财务等诸多方面。保险监管机构应首先确保保险机构遵守各项法定市场行为规则,如履行对被保险人的合同义务,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
为此,保险监管机构不但要在特定的时间对保险机构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督,而且还要监督其营运情况。实际上,保险监管机构不仅要关注保险机构作出最后财务报告时是否具有偿债能力,而且要关注其将来履行义务的能力。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结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其银行体系。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国家市场份额的上升,是成熟市场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的银行体系融合的一个表现。在拉丁美洲以及转型经济的中东欧国家,外资银行占到了当地银行资产总量的大部分,而在亚洲,尽管外资银行所占比例比上述地区少得多,但是也成为了当地银行部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中东欧转型经济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外资进入大幅增加,至1999年外资控制率达到了50%以上。90年代上半期中东欧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之后,国有银行的私有化进程大大地加速了外资银行的进入的步伐。最初出售的银行大多数是中小银行,但1999年以后,大型的国有储蓄和对外贸易银行也在出售之列。匈牙利在私有化的进程中走在最前列,到了1999年末,银行系统的外资控制率接近了60%。波兰的私有化进程是渐进的,但1999年到2000年有所加快,在1999年中期Pekao银行出售之后,外资控制率也达到了53%。捷克在1998年开始对国有银行实行私有化改造,到了2000年初,四家大型国有银行中有三家被出售,外资控制率将上升至60%。在2001年仅剩的一家国有银行私有化之后,外资控制率达到90%。
在拉美,尽管外资银行进入历史很长,但直至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其数目才迅速增加,主要是由于西班牙金融机构掀起的并购浪潮。在1994年底,外资银行在阿根廷和智利已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在1996-1997年一系列并购活动之后,外资银行控制的银行资产已经达到了50%。而市场规模较大的巴西和墨西哥,外资渗透率一直较低,但是到了1999年底,外资银行控制的资产已经达到了18%,而且2000年5月第三大银行的出售及2000年6月第二大银行的出售,使得墨西哥外资控制率迅速攀升到了40%以上。巴西是拉美唯一的外资银行在其银行体系中不占主要位置的国家。原因在于大量的银行资产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且有三家大型的、资本充足、管理良好的私人银行。1997年、1998年两家大型欧洲银行的进入,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该国银行业的格局,并且加剧了竞争,随着一些国有银行的私有化,进一步的外资收购是有可能发生的。
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外资银行的作用比中欧和拉美国家要小得多,这一现象部分反映了政府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尤其是限制其进入零售市场。1997年金融危机后,除马来西亚外,一些国家对外资银行进入放松了限制。韩国第一银行(KoreaFirstBank)出售给新桥资本(NewbridgeCapital)使得外资银行控制率在韩国有所上升。危机后泰国有四家银行出售给外资金融机构,使外资控制率从1994年的0.5%上升到1999年底的4.3%。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对于这一现象的出现及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引起了国际上一些学者的关注和兴趣,他们对此进行了一些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市场份额急剧上升,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近期全球银行业合并整合的大趋势。金融服务行业的国际化使得银行面临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贷业务和其他金融服务方面的激烈竞争,尤其是来自证券市场的竞争,使得银行业的净利差和利润大幅减少,降低了银行牌照(Franchise)的价值(Folkerts-Landau和Chadha,1999;VansettiGuarco,和Bauer,2000)。同时,银行业在本质上是信息和计算机密集化的行业,其国内业务和国际业务的成本在近几十年大幅下降。这一方面产生了规模经济,特别是在银行后台业务运作方面;另一方面扩大了银行业务的范围,特别是银行OTC衍生产品出现和快速发展。为了获得这一规模经济和产品范围扩大的好处,银行之间为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进一步降低了银行传统业务的利润率,促使大型跨国银行为了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而涉足其他金融领域,并向海外大规模扩张(Canals,1997)。
中欧转型经济国家只有短暂市场经济历史,在这种条件下,依靠自身的力量迅速建立高效、稳健的银行体系具有相当的难度;另外,向银行系统重新注入资本需要较高的成本,这使得该地区国家的政府认为将国有银行出售给外国战略投资者,是解决银行系统问题切实可行的方案。近期,为了加入欧盟并达到OECD的成员国条件,各转型经济国家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
与此相似,90年代中期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的银行部门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促使政府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输入重建资本,带来先进的银行技术。在已有大量外资银行的国家,如阿根廷和智利,90年代下半期的金融混乱导致了一系列的银行并购,大大提高了外资银行在当地银行市场的参与程度。
前已述及,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在亚洲增长的幅度远远小于中欧和拉美,但市场参与者预期这一情况会在未来一段时期有所转变。先前的研究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因来解释亚洲外资参与程度较低的现象。
其一,政府担心在发生危机时,外资银行会迅速、大幅减少对当地的贷款,并从东道国撤出资金,因此认为外资银行不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其二,当地银行的家族所有制和管理结构是外资银行进入的一大障碍,因为家族往往不愿意将所有权转让给外国战略投资者(FitchIBCA,1999);其三,如前所述,在亚洲参与跨国并购的外资银行大多数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然而大多数来自欧洲和美国的银行不得不在俄罗斯危机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之后,处理自身资产负债方面的问题,日本银行也陷于处理国内问题丛生的金融体系,无暇向外扩张(IrvingandKumar1999);其四,亚洲国家的银行中介化程度远远高于中东欧和拉美,所以进一步增长的预期小于上述两地,如果外资银行进入亚洲国家,必然要做大量的重组工作;最后是银行牌照的价值在逐渐降低,许多大型企业借款人转向资本市场融资,加之网络银行的发展降低了建立大型银行网络的价值。
二、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发展:进入动因的假说提出
一国银行体系外资银行参与率(控制率)较高,基本上反映了外资银行有意愿进入这一他们认为是有潜在盈利机会的市场,以及当地政府有意愿向外国竞争者开放其金融体系,以提高其效率和稳定性并解决其银行危机的问题。故此,我们认为外资参与率和控制率必然受到市场上已进入的外资银行和当地银行的成本收益的影响,受到政府在危机后重组银行系统的成本的影响,并受当地宏观经济条件以及金融部门市场结构的影响。为此,我们就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动因提出以下假说。
影响外资银行决定是否向海外扩张的因素大致可分为外资银行本身以及即将进入的东道国两个层面来考察,就外资银行本身而言,有两个方面:
(一)扩展业务的成本和收入方面的动力
Focarelli和Pozzolo(2000)曾将衡量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变量和银行效率等因素建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向海外扩张的程度正向相关,而且非利息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更可能在海外拥有分支机构。合理的解释是,创新能力强的银行更有能力寻求新的利润机会,会有较大比例的收入来自非传统业务,也会有较大的向海外扩张的倾向。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这种类型的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增加该国的福利,当然这还要看他们进入后所提供的银行服务的类型。因此,我们提出:
假说1:外资控制率(或参与率)与外资银行自身的比较优势正向关联。
本文选择三个变量来外资银行在效率方面的比较优势:一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资产收益率或资本收益率之差,以考量两类银行盈利能力的差异;二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营业费用之差,以考量两类银行经营成本的差异;三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之差,以考量其高端业务能力(金融创新)的差异。
(二)客户跟随战略
就银行自身而言,在其客户——跨国公司将业务扩展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时,它们有时也会为了追随客户而到海外设立分行或附属银行,在境外为其客户提供银行服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其奉行的客户跟随战略。
对于发达国家外资银行的客户跟随战略的研究始见于Goldberg和Saunders(1980),他们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向海外扩张的情况,当时美国银行主要投资于英国,两位研究者发现美国对英国的出口额与美国银行在英国的直接投资额(FDI)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他们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美国也存在相同的情况,并且非银行部门的FDI也是决定银行部门FDI的重要因素。
一般而言,在东道国和母国经济交往密切、经济融合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外资银行会本着追随客户的原则来到东道国开展业务,为客户提供不间断、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一般用非银行部门的FDI来描述两国经济的融合程度。有许多研究检验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程度和银行部门FDI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融合程度越高的国家之间的银行部门的FDI也越多,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不甚明显。
对发达国家银行部门FDI的研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分析了外资银行在美国或英国的投资及经营活动,即多国对一国银行部门的直接投资情况;另一种是分析了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的银行在世界各国的投资及经营活动。这两类研究结果都表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程度和外资银行进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支持外资银行追随境外客户向海外扩张的结论。
Seth,Nolle和Mohanty(1998)通过检验外资银行贷款行为的方法,检验了追随客户假说,发现在外资银行的大多数贷款并没有贷放给来自本国的借款人。他们调查了在美国经营的、来自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的银行和来自这些国家的非金融企业在美国的分支机构的借贷模式,发现在1981-1992年的部分和大部分时期中,上述六个国家中有四个国家的银行(日本、加拿大、荷兰和英国),将大部分贷款贷放给了非母国的借款人,所以追随客户假说只能获得有限的支持。
国际上对于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外资银行是否奉行追随客户的经营战略的研究并不多见。Miller和Parkhe(1998)研究了1987-1995年美资银行在32个国家的经营,发现对东道国的FDI伴随着外资银行进入的增加,但在发展中国家,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Miller等(1998)研究是从对外投资国(美国)的角度进行的,我们试图从东道国的视角重新检视追随客户假说是否可以解释90年代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银行部门FDI剧增的情况。为此,提出:
假说2:外资银行参与率和控制率与FDI上升正向关联。
而就东道国层面而言,其所以能吸引外资银行进入,主要可以考虑下述三个方面:
(一)东道国政府放松管制,进入门槛的降低
东道国法律法规方面的限制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是直接的,这些限制阻止了外资银行的进入,限制了本国银行部门的竞争,保护了缺乏效率的国内银行。Focarelli和Pozzolo(2000)发现,外资银行更加愿意投资于对银行经营限制较少的国家。Barth,Caprio和Levine(2001)的研究表明,对银行业较严格的限制(无论是对本国的银行还是外资的银行),往往与较高的利差和管理成本相关联。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取消了对区域银行跨洲经营的限制,之后各个州自己制定的各项规定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性质和程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Goldberg和Grosse(1994)对此进行了研究,表明外资银行在对其经营限制较少的州参与率较大。Buch和Delong(2001)对银行收购兼并活动中的法律障碍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测试了2300个以上商业银行的兼并交易,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法律环境是影响国际兼并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外资银行进入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时,在获得经营执照、分支机构数量限制、经营业务范围、持股比例等方面都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许多亚洲国家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允许外资银行持有更多的股权。而中东欧转轨国家直到90年代中期,外资银行才被允许进入,当局开始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参与国有银行的私有化改革。同样,拉美国家转变对外资进入的态度也发生在90年代中期Tequila危机之后。所以总体而言,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才具备的。因此,我们提出:
假说3:金融危机后,外资参与率和控制率上升。
假说4:金融管制严格的国家,外资参与和控制率较低。
一般很难找到合适的指标来考量一国金融管制的程度。我们选择本地银行部门的净利差作为金融管制的变量,一般认为,严格的金融管制保护了本地银行业的高利差的垄断收益。另外,对外资银行和本地银行不同的税负政策,也反映出东道国政府对外资银行进入的管制程度。故此取两类银行的税负差作为变量。
(二)外资银行在东道国获得盈利的机会
东道国宏观环境好转,直接导致投资环境的改善,FDI的上升,及银行部门潜在盈利机会的增加。理论上讲,外资银行会选择盈利前景较好的地区进行投资。Brealey和Kaplanis(1996),Yamori(1998)以及Buch(2000)的研究都证实了东道国人均GDP和外资银行对该国的FDI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在Claessens,Demirguc-Kunt和Huizinga(2000)那篇关于外资银行进入的经典文献中,运用了1988-1995年之间80个国家2300家银行的会计方面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这段期间,外资银行向那些获利丰厚、税负较低、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大举扩张。
Wezel(2004)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人均GDP对于外资银行进入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却发现了金融危机发生可能性较小的地区,外资银行进入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这一发现表明外资银行更愿意进入经济发展前景稳定的国家和地区。
Focarelli和Pozzolo(2000)在研究中控制了两国经济之间的融合程度之后,发现外资银行在选择向海外扩张的地点时,最重要考虑因素是东道国的预期经济增长率。一般来讲,初始产出水平较低、通货膨胀率较低、入学率较高、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将更有可能获得较快的增长,于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就获得了外资银行的特别青睐。此外他们还检验了东道国银行部门盈利情况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在文中,他们运用了资产回报率和成本收入比率来度量东道国银行部门的盈利情况。结果表明利润率是银行选择进行FDI的基础。故此,本文提出:
假说5:东道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通胀率相对较低,外资银行参与率和控制率高;东道国银行部门利润率高,可能吸引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
(三)地区特异性因素
诚如前述,我们发现一些地区特异性因素也造成了各地区外资银行进入的显著差异,例如,1999年中东欧转型经济国家希望及早融入欧盟的愿望,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各国放松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各项限制。此外,一些亚洲国家普遍担心,一旦发生危机外资银行有可能大量撤资,外资银行为本地经济提供的资金来源并不稳定,因此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相对严格。
三、中国实践:外资银行进入动因
本文设计了规范的经验分析框架,验证了关于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动因的五个假说。兹将结论总结如下。
外资银行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地银行拥有明显比较优势,能有效地弥补其对本地信息的劣势,这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外资银行大举向新兴市场国家扩张的动因之一。经验结果表明,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程度同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资本收益率差呈正相关,与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营运成本差呈负相关,即外资控制率与外资银行自身的效率正向关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某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外资银行控制率就远远超过许多成熟市场国家。
90年代后大量新兴市场国家的区位优势开始彰显,成为外资银行大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因素。经验结果表明:其一,金融管制程度越高的国家,外资银行进入的比例越低;其二,金融危机后外资控制率上升;其三,GDP增长以及东道国银行部门的利润率与外资进入的数量占比或资产占比正向关联,通胀率与外资进入变量负相关联。90年代后半期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对外资银行进入的管制逐渐放松,而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减少银行重组和向银行体系注资的成本,往往鼓励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加之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增长,通胀率相对较低,东道国银行部门利润率提升,故此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的监管环境和经营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
外资银行奉行的追随客户战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外资银行进入,尽管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显著。由于当地银行服务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外资银行可以通过在新兴市场国家当地设立机构、开展业务而内部化其客户的信息流,从而获得内部化的优势。
基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东道国经济稳定增长将会极大地促进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在8%以上,经济发展前景良好,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深,为外资银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这一角度讲,外资银行有强烈的意愿进入中国,以期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收益。但是由于中国对于外资银行在市场准入及经营方面存在严格限制,截止2004年底,在华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占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的比率仅为1.5%,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水平。钟永红、李政(2004)利用生存分析法(survivalanalysis)以2002年12月以前设立的15家外资银行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其1992年到2003年经营情况,得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指标有助于增加外资银行的盈利机会的结论。随着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和经营业务范围的放宽,在华外资银行的盈利前景将会更好。简言之,可以预期,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收益,获得较高的盈利,将逐渐成为外资银行进入的主要动因。
苗启虎、王海鹏(2004)发现,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机构数与其母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及其母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它们是影响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客户跟随”理论在中国得到了验证。为了满足原有客户发展市场的需要,外资银行跟随本国客户到中国设立分行,或先客户一步到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熟悉中国法律环境,掌握行业动态,调查买方信用等,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客户完成进入中国市场前的准备工作。由于直到1997年中国才放开部分城市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在此之前,外资银行业务范围仅限于外汇存放款、票据贴现、汇款、担保、进出口结算以及经批准的外汇投资等业务,服务对象仅限于外国人、三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外汇贷款部分,因此外资银行的盈利状况与中国和外资银行母国经贸往来的密切程度相关。即外资银行母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大,外资银行母国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大,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盈利能力越强。这意味着,由于中国对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实行严格限制,导致“追随客户”成为现阶段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最主要的动因。
此外,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受到中国和母国之间文化相似性和地理距离的影响。来自亚洲的外资银行占在华外资银行资产份额总量的比例最大,资产总额为310.46亿美元,占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62.61%,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在地缘上接近,文化上相似,便利了亚洲地区的银行进入。
注:
1我们认为外资投资人持有一家银行50%以上的股权,方才可以认为外资对该银行拥有有效的控制,故此,外资控制率定义为外资持股比例超过50%的银行资产之和除以该国银行部门总资产。资料来源于FitchIBCA的BANKSCOPE数据库。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链环节,将会有较多的大型企业进入,分享其利润并构成竞争关系,其市场结构也由原先的垄断市场结构演变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西部作为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技术条件不同于发达的沿海地区,从而导致新兴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异和市场结构形成、演变的独特规律。实践证明,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结构模式只是市场结构范式的具体运用。
新兴产业指新技术产业化形成的产业。近年来,西部地区新兴产业经历了一个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过程,同时其市场、技术、资金、政策环境等方面都独具特色,但它们的成长道路折射出了西部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这使西部同一产业内不同技术链环节的市场结构与中东部差异很大,进而使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对西部新兴产业市场结构丧失了相当的解释力。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不仅仅是个微观市场结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重大问题。在熊彼特批判完全竞争模式的缺陷及在信息不对称理论得到广泛认同后,市场完全竞争理论仅仅作为一种理想的但不切合实际的市场发展模式。而对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范式的研究,实际上是关于完全垄断范式和寡头垄断范式,也将成为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模式选择的争论。
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市场结构特征分析
西部新兴产业内部层次明显,因技术、市场、资金、人才、政策环境等多方面的特殊性,战略环节导入期较长,形成垄断市场结构,而非战略环节分散竞争,而且不具备重要的研发技术,因此竞争力差,具体表现为:
(一)市场不确定性降低
产业技术创新的开发,能否商业化运作存在不确定性。同时缺少有关特定市场未来发展方向的相关信息,市场发展更难以预测。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滞后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其需求对象及市场发展方向都相当明确,因而市场不确定性减少。
(二)市场容量大
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们收入快速增加,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张,潜力巨大,同时对新兴产业,国家或地方政府有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扶持,以避免国外产品的冲击。
(三)产业链复杂
新兴产业包含着围绕特定产品或服务所开展的一系列生产或服务活动,存在上下游的链接关系,并形成了一个彼此紧密联系的产业链网络体系,其中支撑产业活动的关键技术的链接即核心技术链,它是支撑核心产业链运行和发展的基础。核心元件技术是指产业中核心元件的开发与设计技术,而产品架构技术指那些在终端产品实现过程中所使用的系统设计技术和重要组装技术(洪勇等,2007)。
新兴产业内部不同技术环节市场结构的变动趋势
西部地区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新兴产业关键技术环节的结构性进入壁垒将发生变化,表现为:
承接产业转移给西部带来了巨大的技术转让和直接投资,但发达国家或地区努力保持技术垄断和技术优势,牢牢把握住其核心技术。当西部产业某一环节的技术突破时,我国东部或发达国家为了继续获取超额利润,将被迫转让部分核心技术。
资本积累不断增加。资本短缺曾经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随着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及近年产业转移的不断增加,西部金融形势发生巨大的改变,一些大型企业也能够较容易地获得廉价的银行信贷资金,资本约束大为减轻,部分产业甚至出现资本过剩现象。
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知识技术的传播、扩散及增值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趋势,主要因为新兴产业技术势差的普遍存在,从势位高的组织向外扩散,创新技术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伸展,加上西部企业缺乏成熟的技术保护机制,加速了技术的扩散。
市场需求因素。随着产业的发展,其商品将不断成熟,市场容量也不断增加,人们对该产业的技术、顾客、产品开发、竞争者情况等也有了确切的感知。另外,为了避开关税壁垒、反倾销及地方行政制约,规模企业可能会在西部直接投资建立生产企业,进一步提升市场的知名度及需求。
与世界先进企业相比,西部地区企业还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实现技术垄断;它们也难以像发达国家优势企业那样,生产出相互兼容的第二代产品,增加用户的转换成本,对两代产品实施捆绑销售(吴照云、余焕新,2008)。因此,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链环节,将会有较多的大型企业进入,分享其利润并构成竞争关系,其市场结构也由原先的垄断市场结构演变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而非核心环节也发生巨变,企业向集团化、集群化方向发展,竞争形态也由分散走向寡头。
西部地方政府在新兴产业市场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一)对新兴产业核心环节给予大力扶持
新兴产业核心环节肩负着振兴西部民族工业的使命,同时顶着技术创新的压力,应该受到重视,给予技术方面的扶持,比如,建设和完善科研基础设施对这类企业开放的机制,加速科技资源向这类企业的流动等。西部地区的新兴产业核心环节不仅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也是资金密集型的,因此特别需要资金和人才的支撑,如政府财政投入、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风险投资资金等。例如广西区政府通过完善和规范市场,完善中介服务,动员大量社会资金投入高技术产业领域。
(二)对新兴产业非核心环节给予适当的引导
对于新兴产业中的非核心技术环节,政府有必要对其给予及时和必要的引导,避免其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的局面,而发展产业集群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重要选择。产业集群,是指特定的领域里相互联系的公司和机构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建立在社会关系和网络基础之上,形成上、中、下游结构完整,支持产业体系健全,具有灵活机动等特性的有机体系。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规划,引导进入新兴产业非核心环节上企业形成产业集聚,进而形成集群。
(三)明确市场规则
核心环节获得的高额垄断利润,会诱使众多厂商进入该环节。因此,政府要采取相应政策措施,防止产业进入成长期的混乱,如政府对特定新兴产业的企业进入和退出行为作出明确的规范。对进入进行管制是为避免厂商的过度进入导致过度和低效的竞争,降低退出壁垒是为经营不善的厂商提供一条正常、高效和低成本地转移配置不当资源的途径(杨蕙馨,2000)。
(四)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和引导
西部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中国有制占据主体地位,而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一方面容易造成政企不分,另一方面由于产权单一,不易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限的提供公司持续发展资金的能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未来扩张能力(牛文等,2006)。相反,民营企业却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因此,西部地方政府应在税收、资金、技术等方面给民营企业一定的扶持,引导创建合适的组织形式,拓展发展空间。
(五)推动企业优化重组
推动企业优化重组,强强联合,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增强与国际规模企业竞争的实力。国际规模企业,在各自保持自身独立发展的同时适时进行重组与联合,优势互补已成为国外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而西部新兴产业,无论零部件生产企业还是整个产品生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技术交流合作不多,更别提重组与联合。因此,地方政府应在促进新兴产业企业之间的合作、专业化分工方面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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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陆奇斌等.中国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关系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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