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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会计信息系统是基于一般会计信息系统所具备功能,以中央银行会计信息为核心而设计与运用各子系统的集合。一是它涵盖了会计信息系统的内涵与观念;二是它是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各类子系统的集合。包括会计核算的相关业务系统(如:TCBS系统、ACS系统、财务综合管理系统)、会计数据传输的系统(如:办公自动化系统、总行综合管理系统等系统)。三是中央银行会计信息系统是中央银行会计工作的基础,是中央银行信息库,应实现其数据大共享。四是中央银行会计信息系统是广义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狭义的定义。它不仅指各系统本身,还包括其与之相关的内容(如:数据档案、内控制度、安全防范、人才培养、业务培训等)。央行会计信息系统以其数据采集、处理、存储和传输的功能为央行会计、国库、货币信贷、货币发行、财务、监管等工作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务。
二、目前中央银行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情况
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人民银行已经搭建电子化基础框架,中央银行会计核算已摆脱了以往繁杂的手工记账,从传统的手工方式变为电子化方式核算。“十一五”期间,人民银行迅速推进信息化建设,技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应用系统建设全面推进,基本完成业务信息化建设任务,开始向管理信息化阶段迈进。在遵循“数据集中、资源整合”的原则下,人民银行按照业务线条大规模开展应用系统建设。据统计,人民银行已建立国库会计数据集中系统、会计核算数据集中系统、综合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反洗钱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等103个应用系统,为人民银行履行各职能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这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了支持,为金融监管提供了手段,同时也提高了央行的金融服务水平。
三、中央银行会计信息系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系统整体性不足、相关性不强因各业务信息系统开发只从本部门的业务状况和当时技术条件考虑,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很少考虑与其他业务系统的互连、互通问题,使得各业务系统相对独立,形成标准各异的“烟囱”式系统。同时,各系统的开发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使用技术和开发模式各异,一般各系统独立运行、管理和维护。有时为确保系统的安全运行采用专人专机、专人负责的模式。这造成信息资源共享难、系统维护艰难、运行成本较高的问题。整个信息系统间关系纵横交错、网络支持复杂、系统开销庞大3,也给业务人员工作带来了压力。目前,财务综合管理系统、ACS系统、国库系统、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等相互独立运行,每天一个基层县支行基础业务股业务人员完成当日业务需使用6~10个系统,3~6台电脑。因各应用系统的独立运行造成相关联系统(如财务综合管理系统与ACS系统、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与ACS系统、货金系统与ACS系统)内数据无法自动校验、核对,只能以手工方式进行核对与汇总。为确保账务数据的准确性,财务报费用后需将财务系统数据与ACS系统数据进行核对,现在只能分别从两个系统打印账表人为进行手工核对。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与ACS系统、发行基金与ACS系统等相关联系统也存在上述情况。会计财务部门汇总报表则更加困难,业务人员需分别从国库、财务、ACS、货金系统等系统中导出数据,然后进行手工汇总。若数据导出或数据汇总错误则整个报表错误,只能从头开始。如果各应用系统之间加强连通性,增强信息数据共享,实现各系统之间关联数据的自动校验、核对,报表的自动生成(汇总),这不仅减轻业务人员的工作量,也增强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准确性。
(二)会计信息系统不健全、部分系统使用率不高人民银行会计信息系统数量较多,但并未实现全覆盖且存在漏洞。一是系统设计与开发工作主要为科技人员负责,而系统使用人为会计人员,业务系统未能充分满足会计人员的业务需求。从会计角度出发,系统存在风险但该风险不能通过系统设计程序来避免。二是系统开发未能综合考虑会计业务的各环节,仅针对会计业务的其中一个环节,新系统上线造成该业务环节与其他关联环节脱节、不一致的情况。三是相关会计系统功能不够完善。在现实工作中,由于《系统》自身功能欠缺,仍存在一些潜在风险。四是中央银行的会计信息系统具有数量多覆盖面广的特点,但部分应用系统使用率不高。如预算单位账户年检系统每年仅使用一次。近年来从普洱市情况看,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及外挂系统每年业务量不超100笔,如墨江县支行两个系统上线以来均未发生过业务。
(三)会计信息系统内控制度不完善,存在风险隐患
1.会计内控认识不到位、会计信息沟通不畅。随着各业务系统的上线运行,业务人员忙于新系统业务处理操作的学习忽视了对新系统中业务处理流程风险防范的学习。将风险防范依赖于新系统自身的平衡校验及风险防范设计,淡化了业务流程中的人为控制,形成“只要系统校验通过就行”的不良习惯。中央银行会计信息系统存在014年第7期下旬刊(总第559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7,2014(CumulativetyNO.559)在信息沟通不畅问题,突出表现在公文传阅不及时。如15日央行上调准备金率,会计业务人员需对系统内参数进行维护而至15日会计人员并未收到上调准备金率的文件资料
。2.会计内部控制建设滞后于业务发展。今年来随着央行会计业务的不断发展,会计新业务、新系统迅速被推广应用,但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其操作规程与相关制度不配套,出现内部控制空白时间段。其次,现有的监督管理方法落后于业务系统的发展。如国库会计数据集中系统上线,会计数据的核算方式发生了变化,而并未出台相应的监督管理办法或监督的标准,也未对事后部门进行培训指导。事后监督部门不清楚新的会计信息系统,加之没有统一的规范,存在监督难的问题,只能凭以往的经验监督。最后,目前的会计监督缺乏对系统内操作流程的监督。事后监督多以会计凭证资料为准,以最终的账务结果为依据,而没有对业务人员系统内的操作过程进行监督与管理。存在会计凭证与系统内操作不一致的情况,而只看账务结果是无法发现的。如国库会计数据集中核算系统,一份更正(调库)通知书在系统内有多种操作方法(通过更正菜单、或其他菜单),业务结束后系统自动按其设计的原理对业务数据进行汇总,而最后呈现的账务结果一致。事后监督部门只看会计凭证是无法发现业务人员在系统内是如何操作的,该笔业务的明细只能通过系统内部查询。这也给业务监督部门提出了难题。
3.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会计内部控制面临的挑战。现有会计内部控制未涉及计算机技术人员与会计人员权责如何分工、如何防范计算机风险等一系列问题。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会计风险是会计人员面临的棘手问题。如:会计系统故障无法接收、发送网点业务;业务系统故障导致数据丢失或因数据工具损坏而造成无法读出、储存数据;计算机程序故障或由不正确的系统操作引起的错误
。(四)会计人员知识更新速度有待进一步提高随着中央银行会计信息化的迅速推进,业务系统的运用,会计人员不仅需了解会计知识还需掌握一定的计算机操作知识,这对会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会计信息系统中,会计知识和会计原理等不如手工会计直观,业务人员局限于业务的计算机操作而忽视了对其原理的学习。因各个系统设计的思路不一致,其相关的操作也存在差异,对应风险点不同,原有的会计知识已不能满足当前要求,这要求会计人员及时更新会计信息适应新的发展。会计人员对会计信息系统的掌握情况直接影响会计信息系统的使用率。会计信息系统的运用者是会计人员,若会计人员不会使用或者不懂系统运行原理则丧失了系统开发的意义。
(五)会计资料收集、会计档案管理手段落后随着中央银行会计信息系统的发展,数据、档案不仅包括手工账本和登记簿,电子数据资料也是会计档案的重要组成。目前对电子数据的保管没有统一的标准或模式,只针对部分业务系统的电子数据保管进行零星的规定。其次,央行会计档案多以纸质资料的形式进行分散保管,存在查找资料难、资源共享难的问题。会计凭证、账户档案、数据资料、人员档案等处于分部门进行保管状态,调用一个文档或数据不仅需跨部门协调还需手工进行查找,上下级行资料调阅更需通过快递进行传阅,这不仅加大了调阅资料的时间也增加了数据资料的传递风险。因各类经济数据资源不共享,造成多个部门重复统计、收集相同会计数据,不仅加大了业务人员的工作量也造成资源浪费。如今,商业银行已将会计资料归档和整理上收,会计资料进行影像扫描储存供会计人员查阅。现有的档案保管规定不能满足现实发展,部分档案资料的保管方式、方法未能在各项规定中找到,只能凭会计经验进行保管。总体来说,央行会计档案保管手段落后,档案保管也逐渐被忽视。
四、多措并举,不断完善央行会计信息系统建设
(一)构建总体框架,建立央行会计信息系统建设的长效机制加强各方联动研究并制定中央银行会计信息系统建设的总体框架。明确央行会计信息系统建设的方向、目标、指导原则,制定可操作的执行标准和规范,供领域范围参考。可制定长期和短期目标,采取各部门分步实施策略。提高认识,加强各部门沟通建立建设央行会计信息系统的长效机制。
(二)加强中央银行会计信息系统的安全防范构建
1.以硬、软件为基础,构建安全保密风险控制。加强对计算机硬件的要求,购置的系统软件应是经过实践应用并被证明是安全可靠的、技术成熟的。若各业务系统对计算机有特殊要求,应严格按照要求进行配置,严防因计算机问题造成会计信息系统风险。建立机房硬件服务器安全保护制度,安装火警防护系统及后备电源,以防突况发生。同时,建立会计信息系统安全保密制度,以人员为关键,做好会计信息保密工作。
2.以技术控制为核心,构建安全保密风险控制。首先,对系统各操作员进行身份认证、数字签名确认制度,确保用户的身份安全。其次,通过系统安装防火墙、查杀病毒、信息加密等方式,加强会计信息系统安全。同时,加强会计信息系统内的岗位控制和操作控制。在划分岗位职责时严格遵循岗位不相容原则和不相容职务分离原则。操作员在系统内操作应严格遵循会计业务和处理流程进行,并建立日志备查。最后,做好数据备份与数据保管工作,建立系统运行维护记录及时了解系统运行情况。
3.以网络为中心,构建安全保密风险控制。及时监测中央银行系统内网络的运行情况,查找安全隐患,发现隐患及时处理。系统外导入系统内时应加大对传输数据的安全性监测,确保导入系统内数据安全严防病毒入侵。
4.以备用系统为保障,构建安全保密风险控制。应建立健全备用系统保障制度,制定相应的应急情况处置预案,并开展经常性应急演练,做到备而有用,确保系统运行无后顾之忧。
(三)加强中央银行会计信息系统的自身建设一是制定应用系统设计和实行的总体框架及标准,规范数据采集、处理和储存标准,提高标准化水平,增加整个系统数据的一致性和系统的可扩展性,增强对业务需求变化和组织机构变化的适应能力。二是整合央行会计信息系统。在技术允许的条件下,统筹考虑,合并或取消部分现有会计信息系统,建立高效的系统。建议将部分业务系统整合,业务人员可在同一系统的不同菜单内办理多种业务,减少一种业务对应一个应用系统的局面。三是加大空白领域(支付结算)的系统开发,改善会计信息系统设计中的不足,不断完善中央银行会计信息系统。
(四)加强中央银行会计信息系统的内控建设提高业务人员风险防范认识,改变依赖系统控制的思想。加快内控制度建设,使之与系统同步,消除会计监督的空白。强化内控制度的执行力度,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改善会计信息系统的监督管理办法,新的会计信息系统应对应与之相关的监督手法,使之能有效的对各应用系统进行监督。同时,应加强各应用系统内的操作监督,规范业务操作流程,严防系统内操作的随意性。加大新系统业务培训力度,尽快转变新系统的工作理念,以适应新系统的需要,彻底纠正以往旧观念的影响。
论文摘要: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治理的完善也有助于提高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文章以注册会计师审计与奋司治理的关系为基础,利用博弈论的观点分析会司治理完善程度与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指出公司治理与注册会计师审计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以商业银行为例,探讨当公司具有众多的分支机构时,如何利用注册会计师审计完善公司治理。
一、引与文献综述
1720年的南海泡沫导致的英国商法革命;2001年安然事件暴露的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重大缺陷;2008年金融危机中金融巨头倒闭引发金融监管的思考。这些都使得理论界和业界意识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由此产生的委托关系,是公司治理问题产生的根源。注册会计师审计也产生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目标是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发表审计意见,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帮助其作出合理的决策,这与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一致的,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审计与公司治理研究一直都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在国外,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由于委托人和人追求的目标不一致,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会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因此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较大的成本。这种成本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审计通过鉴证可以降低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外部审计构成公司治理机制的一部分(DeAngelo,1981)。在国内,韩东京(2008)的研究成果表明:上市公司是愿意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的,但整个审计市场质量还不高,还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而针对公司治理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影响,余宇莹基于系统论的视角,研究公司治理系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发现公司治理系统越好,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越小,审计质量越高。
上述研究成果是从审计与公司治理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两者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一个角度分析不能体现其相互作用的机理;二是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大型商业银行及集团公司的出现,审计对公司治理在作用机理上出现了新的变化。基于以上两点,本文利用博弈论的观点分析公司治理完善程度与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会促进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提高,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提高也会促使公司治理日趋完善;公司治理程度低,公司没有动力聘请高质量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低,不利于激励公司完善治理。文章最后以商业银行为例,分析当公司具有众多的分支机构时,如何利用注册会计师审计完善公司治理。
二、注册会计师审计与公司治理
(一)注册会计师审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将风险评估、风险应对与审计程序联系起来,注册会计师审计对商业银行治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了解商业银行的性质以及内部控制成为风险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也将公司治理环境作为风险应对的考虑因素。这不仅是公司完善治理的内在动力,同时公司治理层同注册会计师进行沟通,对相关内部控制环节进行再设计,以完善内部控制。二是注册会计师在实施控制测试与实质性测试时,会将交易的内部控制目标与关键内部控制联系起来,这将有助于公司相关交易所涉及人员在业务流程中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比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会计基础工作薄弱,账户设置不合理,入账时间不合理,未按规定更正入账错误等,注册会计师审计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使公司治理趋于完善。
(二)公司治理对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影响
公司治理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完善的公司治理会导致审计委托关系的异化,从而损害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部分上市商业银行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等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而非上市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不完善,在审计委托关系上就表现为企业的经营者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审计委托人,这样的公司治理模式下产生的审计委托关系将会降低审计质量。另一方面,公司治理结构通过影响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来影响审计质量。公司治理是会计信息的第一层过滤器,完善的公司治理能有效地防止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但是由于可能存在公司组织结构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监事会失效的情况,企业的经营者就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和财务舞弊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使会计信息质量低下。而对其进行审计的注册会计师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自身能力的有限性及审计要求的“合理保证”,不可能发现公司所有失真的会计信息,而作为审计需求者的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只关注审计报告的结果,二者之间的“期望差距”使得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满足这些审计需求者的程度不高,即审计质量不高。
(三)注册会计师与公司治理相互作用关系
公司治理与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相互作用是公司经营者与注册会计师博弈的过程,其收益矩阵如表1、表2所示。M代表公司经营者;A代表注册会计师。
1.不存在审计合谋,相应的审计法律责任履行机制健全
由于审计法律责任履行机制健全,因此当公司治理不完善,注册会计师质量低时,注册会计师将承担法律责任和法律诉讼的风险。则该博弈唯一的纳什均衡是(公司治理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高)。
2.存在审计合谋,相应的审计法律责任履行机制不健全
由于审计法律责任履行机制不健全,因此公司治理不完善时,注册会计师将综合考虑或有收费、可能失去审计客户以及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诉讼的风险,选择低质量的审计,出具不实的审计意见。则该博弈存在两个纳什均衡,分别是(公司治理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高)、(公司治理不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低)。
商业银行治理越不完善,越会对注册会计师施加更大的压力,从而使注册会计师可能屈从于客户的压力而出具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从而影响审计师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的提高,出现“公司治理不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低”的“恶性循环”状态。如果商业银行将审计视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弥补内部审计存在的不足,那么注册会计师审计将有助于公司完善治理,出现“公司治理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高”的“双赢”状态。
注册会计师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在公司治理不完善时,注册会计师可以选择不与公司进行审计合谋,严格按照审计准则展开审计工作,促使公司必须完善公司治理;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不高也会给管理层舞弊、粉饰财务报表提供机会,注册会计师审计没能起到很好监督的作用,这将不利于公司完善公司治理。
三、商业银行治理与注册会计师审计
注册会计师审计在商业银行治理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监督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的规范化治理和保证财务数据真实、可靠性方面考虑,商业银行需要重视内部控制以及管理信息系统。但是由于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受内部审计模式、内部控制受经营者观念的影响,效力有一定的局限,必须引入独立的第三方注册会计师对这些分支机构财务报表开展审计工作。注册会计师将分支机构存在的问题与治理层进行沟通,治理层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商业银行综合利用内部控制与注册会计师审计达到完善公司治理的目的。
商业银行审计与一般公司审计有所不同,它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商业银行审计本身就具有较大风险。由于商业银行机构庞大、分支行众多,注册会计师不能对其进行全面审计,只能选择部分分支机构进行抽查,又由于审计抽样的局限性以及注册会计师职业判断及定性的审计评价,使得商业银行审计具有特殊性。二是商业银行业务复杂,由于不断扩展和创新,每个业务都包括大量的信息资料,给审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审计人员很难全面掌握商业银行内部经营管理情况,而且商业银行不断推出新业务,现有审计人员专业素质、知识结构不能完全适应审计发展的需要,审计技术方法滞后于金融业信息化的步伐。
四、结束语
商业银行审计对于商业银行治理的重要性和商业银行审计又存在上述的问题,这两者的矛盾如何解决,商业银行如何更好地利用注册会计师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如何提高审计质量,达到商业银行治理与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双赢”的结果?超级秘书网
针对以上问题,为了提高审计质量,更好地发挥注册会计师的监督作用,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笔者认为应该逐步改善证券市场的法律环境,引导审计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促使会计师事务所增强独立性和执业能力,提高审计质量,建立声誉和品牌,逐渐发挥出较强的外部监督能力,减少公司中的问题,改变实际的审计委托模式,提高治理效用。
摘要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如何生存和发展,这是每个企业都将面临的问题。财务风险作为一种信号,能够全面综合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要求企业经营者进行经常性财务分析,防范财务危机,建立财务风险识别及评估体系,进行适当的财务风险控制。
关键词金融危机企业财务风险控制
在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世界时,我国国有企业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国内企业现行的财务管理制度中,缺乏对于各类风险的有效预测和监控,导致我国企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难以及时进行财务策略的调整,难以抵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一、国有企业面临的财务困境
1.融资担保难,资金紧缺
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企业融资渠道狭窄,常用的银行贷款的模式也因金融机构银根紧缩变得难以为继,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市场波动下,国有企业融资困境更加凸显。主要表现在:大部分国有企业信用等级较低,不具有规模优势,融资成本高、风险大;大部分国有企业内部缺乏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战略,融资渠道开拓困难。
2.管理模式僵化,资金控制力量薄弱
国有企业内部长期形成的内部职责不分,财务管理混乱,财务监管不严,会计信息失真等不良现象,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发生而有所缓解。现金闲置、资金流失或者严重负债致使企业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企业现金流的中断,财务危机爆发而使企业倒闭。另外,大多数国有企业在投资上过分依赖贷款,企业为了尽快回收资金,迫求短期投资目标,对投资可行性研究和长远筹划不足,进而盲目投资,造成资金的流失和企业效益的降低,形成了企业财务管理的恶性循环。
3.新形势引入新困境
国有企业处于日渐规范的市场竞争中,同金融机构、投资者和其他企业之间的联系和融合越来越紧密,参与国际贸易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因此,受到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的影响因素也越来越多。当前的金融危机形式给我国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国际经济萧条,商品流通和市场需求减少,消费萎缩,企业业务和利润下滑;国有企业面临着金融风暴后的管理危机和资金运营危机,企业的管理变革,企业运营成本、管理成本急剧上升,而企业效益却在不断下滑,这种内部危机在外部危机的冲击下将被激活,并把企业拖入内外交困的境地,给自身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
二、构建以财务管理为核心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企业生存和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了首要目标,而要想实现健康成长和持续经营,在整体战略部署下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财务战略显得至关重要。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应看到成长和变革的契机,通过加强财务管理,对企业外部和内部资源重新整合利用,调整整体战略布局和财务战略规划。
1.树立“全员财务”的观念
企业领导重视财务的着眼点是决策、组织和协调,决策主要是宏观方面、战略方面的。在协调上既要关注协调企业与投资人、债权人、国家、银行、社会监督部门等错综复杂的关系,还要关注协调企业内财务部门与其他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企业领导改善财务管理的主要手段应包括: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机构,配备具有良好素质的财务人员;制定与完善先进、严格的财务制度、科学可行的考核与奖惩办法;明确企业的管理方针、财务政策。
2.加强财务战略的创新,解决融资困境
(1)国有企业财务管理观念创新。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创新是企业为适应环境变化而对财务管理要素所作的重新选择。国有企业管理模式僵化,阻碍了企业的迅速发展,财务管理的创新可以推动国有企业的全局管理创新模式。国有企业财务管理观念的创新必须结合自身的生命周期特点,利用市场机会,把握经济动态,争取在财务治理、财务制度、财务控制、风险防范等方式上进行创新,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融资模式的创新。一方面,通过对自身企业内部信用政策的制定、信用治理、信用信息渠道的拓展等提升自身信用等级,向外部投资者、客户等相关利益者提供企业信用状况的信息,有效缓解与各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并与银行、投资商之间培养良好的财务关系和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和技术创新积极创新国有企业融资方式,加强财务管理人员的市场意识和风险管理意识,为国有企业的信用状况提供内部或外部的保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用风险,进而增强了企业的融资能力,缓解国有企业的融资困境。
3.生产经营管理以预算为中心
企业要建立全面预算制度,包括财务预算(即成本,费用资金,盈亏及货币收支预算)、营业预算(即生产销售,采购,人工费预算等)和专门决策预算(如技改,购置固定资产等),并使全面预算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保证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目标的实现。
4.成本管理以环节控制为中心
环节控制是根据系统论和控制论原理提出来的。具体地说,成本管理必须按照这样的秩序分别进行控制,才是全员、全面、全过程且有效的成本管理,即设计成本的控制――采购成本的控制――生产成本的控制(即在制定合理的单位消耗定额前提下,应将指标分解到班组或个人,实行二级和三级核算制,把责任会计与成本会计相结合进行核算,以保证有序且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三、结语
国有企业应正确面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从中看到危机所潜藏的新的出路和机遇,积极探索企业财务管理新模式和财务战略的新路径,明确自身财务战略定位,变革僵化的管理模式,充分利用政府政策和资源,突破外部环境束缚,增强企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汪庆国.探索解决我国国有企业融资难的途径.企业研究.2008.
关键词:金融生态系统;理论渊源;假设条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1-0014-05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频爆发,并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增强的态势,金融变得脆弱。世界银行一份权威报告显示: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IMF184个成员国中,银行业发生危机或有严重问题的就有141个(见表1)。[1]
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凸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重了国人对金融风险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风险向银行集中。长期以来,我国的融资方式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融资,特别是近年来银行信贷融资的比重在逐年上升且高达80%以上。这种金融结构失衡与融资形式的畸形发展使得我国的金融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二是银行体系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我国的银行系统不良资产的严重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它早已成了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最大顽疾,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三是大量财政风险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据估计,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以上,占GDP的10%。[2]地方债务风险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因素。
从上述频频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我国一系列的金融风险揭示出各国金融系统面临许多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和探究其形成的原因。目前理论界对金融危机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经济学家Minsky主要从企业角度研究信贷市场的脆弱性,较系统的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说。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形成是由于企业的过度负债引起违约和破产,从而使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不良债务,导致金融机构破产迅速扩散,金融资产价格的泡沫迅速破灭,金融危机爆发。[3]二是克瑞格(1997)年从银行的角度提出了“安全边界”这个概念。他认为:银行家用了不恰当的方式来估计了安全边界,结果使得在经济持续稳定的时期,银行批准了对低于安全边界项目的贷款,使得银行在不知不觉中承担了相对于资本实力的较大风险敞口,使金融业陷入周期性的危机之中。[4]三是投机家Solos提出了金融市场脆弱性假说。他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有效的金融市场,也不存在所谓的由资产内在价值决定的均衡价格。因此,他认为:金融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是金融体系脆弱性积累的重要来源。[5]
以上三大理论从不同地角度对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金融风险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能够很好地解释某一种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生成机理,但并不能完美地解释所有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形成。
基于上述原因,我国的理论界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原因进行了调查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不仅来自金融部门自身,还广泛地来自于非金融部门以及金融交易主体运行的内外环境,而且调查数据衡量的结果是来自后者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调查以及其后的一些相关研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远比人们直观感受到的要复杂得多,很难从某一方面对其加以解释。如果我们借鉴生态学原理引入金融生态系统概念就很容易解决这一难题,所有的金融风险产生原因都可以归结于金融生态系统的失衡。也就是来自于金融交易主体系统与环境系统的不协调发展所致,这种不协调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金融交易主体内部之间的非均衡;二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内部制度环境之间的不协调;三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当金融生态系统失衡达到一定程度,其自身产生的调节物不能使其重新回归到新的平衡状态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至此,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引入为我们研究金融运行和金融风险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金融生态系统的理论渊源
笔者通过系统整理国内外有关金融生态系统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把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演进划分为金融发展理论、金融资源理论、金融协调理论以及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等四个阶段。
(一)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金融发展理论开始萌芽。1966年1月,帕特里克(T.Patrick)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文,提出了金融发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金融发展理论的最初论述。这些思想为后来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奠定了基础。1969年,戈德史密斯(RW.Goldsmith)出版了名为《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专著,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他把各种金融现象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即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金融工具是指对其他经济单位的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金融机构即金融中介机构,其资产与负债主要由金融工具组成的企业;金融结构即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1973年,麦金农(R.I,Mckinnon)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肖(E.S.Shaw)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发展理论真正产生。麦金农和肖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理论的重大突破。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金融深化理论发展完善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获(Jose PhStiglitz)和阿瑟・威斯(Andrew Weiss)等人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对象、不完全信息为基础,提出了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理论。这些金融发展理论较好地结合了内生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效能作了技术性的探讨与诠释。但是,复杂而漂亮的数学模型终究无法完全模拟并代替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上述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市场价格机制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其中蕴含以下两方面的金融生态系统观:一方面是金融的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人为地(政府管制)过度干预都会导致金融发展的失衡。另一方面,金融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金融的发展与其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经济环境。因此,必须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
(二)金融资源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领域和其它一切经济领域一样,可以借助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来实现均衡。麦金农和肖等人突出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把金融业作为引致经济发展的“引擎产业”。他们探讨这一“引擎产业”如何通过自身的改变来刺激其他要素,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发展。而且更为侧重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巧合的是,金融发展理论提出后的近30年间,金融危机就接踵不断,且多发生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致使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无计可施。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白钦先认识到亚洲国家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的不符,首先揭示出金融的资源属性,即金融资源是区别于自然资源的,具有战略性、脆弱性、中介性、社会性和层次性的特殊资源。[6]
金融是资源,就把金融发展与金融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联系和统一起来,从而金融资源理论应运而生。它包含以下理论体系:一是将金融资源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第二层次是实体中间性资源,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第三层次是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三个层次的金融资源紧密相连,顺次一个比一个高。高层次的金融资源比低层次金融资源更难量化,但重要性更高、包容性更强。
二是金融资源理论的目标函数是金融效率的提高、(由金融效率的提高带来的)金融稳定、金融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用金融效率的提高和金融可持续发展代替“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其约束条件是在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性、外部性等条件和考虑金融创新、交易成本、金融监管等因素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即金融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和金融资源的脆弱性。
三是金融效率是质和量的统一,强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即金融发展既不超前于经济发展,又不滞后于经济发展。金融效率的评价标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
四是金融资源理论提出金融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复合巨系统,在此框架下研究金融效率,可以采用“关联主义”的方法借鉴更多跨学科的成果,这可促进金融效率的深入研究和最终金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
金融资源理论中蕴含以下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1)金融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来合理配置资源。(2)金融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它不仅包括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还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3)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而金融效率的提高来自于金融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金融协调理论
1997年,亚洲爆发了对其自身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具有相当破坏力和波及力的经济危机,由此引发了传统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事件间的巨大裂痕。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国内许多学者不仅仅对“亚洲模式”产生了质疑,更对传统的金融理论提出了怀疑。山西财经大学的孔祥毅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和新金融成为驱动和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金融是否越深化越好呢?显然不是,要使经济协调发展,金融的协调是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7]传统的金融理论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显然已无法解决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动态配置问题。基于这种考虑,孔祥毅教授在金融资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协调理论,并将其定义为是在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和动态的方法,研究金融与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收益―成本、风险的分布与变化状态以及由此确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它是以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确立了金融理论研究的三个层面:(1)金融资源各要素的协调开发与配置――金融组织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调运行问题;(2)金融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经济金融化条件下的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即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金融功能;(3)金融资源与社会的协调问题――金融资源与文化、科技、教育、生态、环境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金融协调理论中蕴含以下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一是系统论的观点。依据系统论的思想,可以把金融作为一个大的系统来研究,因而作为自组织系统的国内金融资源要素同国外金融要素的组合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同时其运行机制还受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资源要素的制约和影响,整体效益将大于局部利益之和。二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协调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否定了经济学分析“无摩擦的”新古典环境,创立了经济学研究的“新制度”环境。当一种制度协调时,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当这种制度不协调时,就会起阻碍的作用。通过制度学派理论把金融发展的内部协调作为其切入点,把金融交易主体自身之间的协调以及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的协调作为其核心思想。三是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观点。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阐述了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其观点是:国内外金融发展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就需要进行金融发展的对外协调。金融的内外协调就是在追求这样一种能够适应各国金融发展的信息,为经济金融的发展创造条件,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四)金融生态系统理论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的金融风险开始逐步显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研究界的目光最初主要集中于金融部门本身,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有关金融部门治理结构和金融腐败问题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由于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和核心,它在渗透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也反过来强烈地受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过程的影响。因此,表现在金融部门的严重的风险,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推动学术界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周小川(2004)在金融协调理论的基础上将生态学概念系统的引入到金融领域,提出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概念,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风险的成因问题,他分析了法律环境对金融生态系统的影响,并对金融生态系统进行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8]李扬(2005)指出,“金融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在国外是没有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涉及到的问题也主要是中国特有的。[9]徐诺金(2005)定义,金融生态系统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10]这些专家和学者见仁见智,大大推进了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应当说,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诠释为人们客观认识和深入研究金融生态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两大缺陷:一是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必须有一系列的假设条件,而目前关于金融生态系统的解说都没有涉及到这一方面的研究。二是缺乏动态的、连续的理论研究。目前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来分析考察金融发展的问题还仅仅停留在对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分析层面,还不能真正解释金融生态系统的演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不能运用生态学的方法解决传统金融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三、构建金融生态系统的前提假设
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无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仿生领域,都是一大创新。既然是仿生概念,金融系统就应该是以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方式、或是以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方式、或是以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方式工作的一个系统。按照生态学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定义,生态系统(eco-system)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且有自动调节机制的统一整体。[11]我们运用生态系统的方法和成果来分析考察金融系统时,不难发现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首先,金融系统的发展和演进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其次,金融系统的结构秩序也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再次,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系统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同样具有鲜明的环境选择特征。最后,金融系统同样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整体,并且这种自调节能力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由此可见,金融系统具备了生态系统的许多特征,但由于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包含了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大部分,并且系统内部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复杂而有规律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因此,金融系统要真正仿生成一个生态系统――即金融生态系统,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金融系统必须具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个基本组成要素。二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必须通过复杂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才能维系。鉴于此,笔者认为,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提出必须建立在以下四个基本假设前提下。
(一)金融交易主体假设
由于金融系统是金融主体与其生存的内外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所以,金融系统要模拟成生态系统的第一条基本前提是:金融交易主体是生命体,而非经济体。本文所指的金融交易主体既包括资金供给者,又包括资金需求者和金融中介以及服务机构。具体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家庭以及政府四大部门。金融生态系统理论假定这四大部门都是生命体,而不是经济体,它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因为金融交易主体具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生命体特征:它们都有出生及死亡的生命周期现象;都是从竞争中形成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都与环境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因而,要从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研究金融系统,首先必须假定金融主体是一个追求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生命体,而不是简单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体。
(二)货币循环假设
生态系统就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其特征是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能量的流动和由此推动的物质的循环。既然假定金融主体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特征的生物体,那么金融生态系统也就是金融生命系统和其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这种组合是通过金融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的信用流动和货币循环来实现的(见图1)。因此,本文采用的第二个假定是:金融生态系统内的物质交换就是货币循环。因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物质,而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活动都是通过货币循环来进行的,其作用和功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
(三)信用流假设
推动生物圈和各级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是能量在食物链中的传递,即能量流。与物质的循环运动不同的是,能量流是单向的,它从植物吸收太阳能开始,通过食物链逐级传递,直至食物链的最后一环。在每一环的能量转移过程中都有一部分能量被有机体用来推动自身的生命活动(新陈代谢),随后变为热能耗散在物理环境中。而推动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动力是信用在资金链中的传递,即信用流。与能量流不同的是,信用流是双向的,它从中央银行制造货币开始,通过资金链逐级传递,直至资金链的最后一环。因而,本文采用的第三个假定是:金融生态系统内的能量流动就是信用流动。因为,信用环境是金融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其与金融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信用流是推动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主动力,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活动以及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都是通过信用流动来实现的。而生态系统中的能量也是由生物主体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也是推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因此,信用流在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功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
(四)政府行为假设
现代生态学告诉我们:人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要素,是生态系统中的最高级的消费者。但人和其它生物体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在生态系统中起主导和支配地位,它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可以能动地改造外部环境。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生物多样性的迅速变化,于是就出现了人为地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对环境的肆意破坏,以及对生态系统的保护。而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类似人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于是本文采用的第四个基本假设是:假定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类似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在金融生态中政府既是制度的供给者,决定和塑造着金融生态环境,又是资金的需求者,广泛的参与到投融资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因此,它是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要素,同时,政府对金融的过度管制和干预不仅会影响金融生态内外环境,而且会改变金融生态环境,最终可能导致金融生态恶化。特别是我国这样一个行政主导型国家,政府的行为选择直接决定了我国金融生态的状况和发展的方向,政府的价值偏好奠定了我国独特金融生态图景的基本格局。因此,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可以视同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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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内部控制; 演进特征; 文献统计
【中图分类号】 F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13-0057-03
一、引言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就有学者开始探讨内部控制问题,但当时并没有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足够重视。90年代初,有学者将COSO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做了简要介绍,并称其为“财务内部控制研究的里程碑”[1]。2001年银广夏事件出现之前,国内对内部控制的研究局限于会计内部控制领域,而且着重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研究[2]。银广夏等一系列财务舞弊事件出现之后,我国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开始加紧制定内部控制的相关规范,并积极推动内部控制的落地实施[3]。从2005年开始,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多项文件,要求并引导上市公司以中央企业实施内部控制。从发文的部门、频率和数量上来看,我国政府对企业实施内部控制这一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在此背景下,来自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的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纷纷展开了对内部控制的研究和讨论,掀起了一股研究内部控制的热潮。
社会各界对内部控制展开积极研究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出现了大量关于内部控制基本理论的研究,这些理论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从不同视角对内部控制的概念、本质等基本问题展开探讨;另一方面还出现了一些从不同行业特点、不同企业类型、不同企业规模、不同业务单元等多重实务角度展开研究的文献。研究视角的多样化表明人们对内部控制的关注度比较高,但同时也表明人们对内部控制相关问题的认识不同,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为了对我国内部控制研究的演进特征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理清我国内部控制研究的发展脉络及存在问题,本文以研究视角为切入点,在经验判断和文献统计数据的基础上,选取了九个主要的内部控制研究视角作为分析对象,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二、研究设计与统计结果
(一)研究设计
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文献统计分析方法[4]。首先,依据研究经验和初步的文献检索结果,选取了“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体系”“内部控制规范”“内部控制机制”“内部控制系统”“内部控制框架”“内部控制效率”“内部控制体制”“内部控制结构”九个主要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视角作为分析对象。在此基础上,分别以这九个研究视角作为文献检索内容,在CNKI上以“篇名”为检索条件,以1979―2014年为检索区间进行检索。根据统计检索结果,发现大部分文献出现在2001年以后,又以2001―2014年为检索区间进行检索,进一步统计检索结果。被检索文献来自期刊、报纸、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国内会议、国际会议、学术辑刊和商业评论八类文献来源。最后,根据整理的统计结果,对我国内部控制研究的演进特征进行分析。
(二)统计结果
根据检索结果整理的文献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内部控制研究视角的关注程度,表1中的“研究视角”是按照1979―2014年文献总数量由多到少进行排列的。“最早文献年份”一栏列示了不同研究视角在CNKI上可检索到的最早文献出现时间。从统计结果来看,关于内部控制制度的研究文献出现最早,即1981年;而关于内部控制规范、内部控制框架和内部控制效率的研究文献出现相对较晚,即都是2001年。同时可以看出,大部分关于内部控制的研究文献主要出现在2001年以后,这些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内部控制研究的主要成果。因此,本文也以2001年以后的文献统计数据为主要依据展开分析。
三、我国内部控制研究的演进特征分析
(一)研究视角呈现多样化
文献统计数据显示,从不同的视角展开的研究都形成了一定数量的文献。此外,在文献检索的过程中,还发现了研究视角交叉的情况,如“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内部控制框架体系”等。这充分说明了我国的内部控制研究视角呈现出多样化、交叉化等特点。这些特点表明我国对内部控制的研究是相对积极的,研究思路是相对开阔的,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对内部控制相关问题,特别是对内部控制的本质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仍存在较大的争议。
(二)研究视角的关注度呈现层次性
从表1中的文献检索数据来看,国内对内部控制研究视角的关注度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如果将文献检索数量作为相关问题关注度的替代变量,可以将内部控制的研究视角分为关注度较高、关注度中等、关注度较低三个层次。其中,关注度较高的研究视角包括“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体系”;关注度中等的研究视角包括“内部控制规范”“内部控制机制”“内部控制系统”“内部控制框架”;关注度较低的研究视角包括:“内部控制效率”“内部控制体制”“内部控制结构”。关注度较高的研究视角在文献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相反,关注度较低的研究视角在文献数量上占了绝对劣势,而关注度中等的四个研究视角在文献数量上居于前两者之间,并且各研究视角的文献数量相差不是很大。但是,关注度较高的研究视角并不代表一定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可能是由于研究习惯或者学术“搭便车”行为所致。例如国内很多学者习惯从制度层面对经济和管理领域的问题进行规范性的研究,于是就出现了大量研究内部控制制度的文献。研究文献越多,可参考和借鉴的成果就越多,就越容易通过“搭便车”行为产生新的文献,但是真正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却并不一定增加。关注度较低的研究视角也并不一定说明研究价值较低,可能是由于研究难度较大,研究工作较难开展所致。例如,随着我国内部控制制度和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的效率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一问题倾向于采用定量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而相关数据是不容易获取的,这就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相关的研究文献出现较晚,数量也较少,而且采用实证方法的文献也不多。
(三)研究视角的关注度不断发生变化
随着人们对内部控制研究和理解的深入,以及内部控制实务工作的开展,人们对内部控制的关注视角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关注度中等的研究视角和关注度较低的研究视角两个层面上。关注度较高的两个研究视角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如图1所示,在2001年左右,“内部控制系统”和“内部控制机制”是人们关注较多的两个研究视角,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受当时系统论运用于管理研究的热潮所影响。“内部控制框架”一直处于第三关注度的位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9年。随着2008年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官方释放的信号引导了内部控制的研究方向发生变化,因此有关内部控制规范的文献数量开始逐年增加,在2009年超过了“内部控制框架”,在2013年超过了“内部控制机制”和“内部控制系统”,成为中等层次里关注度最高的研究视角。
从图2可以看出,在关注度较低的研究视角中,虽然关于内部控制效率的文献数量在逐年增加,但是这一研究视角最早出现在2001年,比其他两个研究视角出现得都晚,而且直到2010年才突然超过其他两个研究视角的文献数量,受关注程度越来越高。而其他两个研究视角虽然出现得相对较早,但是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增长缓慢,并逐渐淡出人们的关注范围。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关于内部控制的研究视角,在不同时期的关注程度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受到研究者研究习惯、权威理论、官方规范制度、内控实践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四)研究时间相对滞后
本文分别统计了1979―2014年和2001―2014年两个时间区间的文献数量,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2001―2014年的文献数量占到1979―2014年文献总数量的绝大部分,除“内部控制结构”相关的文献数量占到文献总量的38%外,其他都占到80%以上,并且还有三个研究视角是从2001年才开始出现的。这说明我国对内部控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2001年以后,从研究时间的角度反映出我国内部控制研究与国外相比是相对滞后的。更进一步来看,现代内部控制理论对我国而言属于外部引进理论,因此基于现代内部控制理论的实践研究要落后于理论研究。
四、结语
尽管本文的分析没有包含所有的内部控制研究视角,但是通过对九个主要研究视角进行的文献统计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我国内部控制研究的演进特征、发展脉络以及存在的问题,可以更好地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从2008年开始,我国陆续出台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等内部控制相关规范,这标志着我国“以防范风险和控制舞弊为中心、以控制标准和评价标准为主体,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衔接有序、方法科学、体系完备”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目标基本完成[5]。因此,有理由认为,关于内部控制制度层面、体系层面、框架层面以及规范层面的研究,虽然可以继续深入,但是研究价值和意义已经逐渐式微。今后的研究重点应该逐渐转移到内部控制执行的实务层面,包括内部控制的运行机制、效率评价以及专项审计等相关领域。
【参考文献】
[1] 夏鹏. 财会内部控制研究的里程碑[J]. 中国农业会计,1993(8):34-35.
[2] 杨文卓. 简论内部控制制度[J]. 财会通讯(综合版),1984(7):3-5.
[3]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 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M].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