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案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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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案件论文范文第1篇

一、农民工讨薪案件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工法律知识欠缺，缺乏正确的救济途径。

多数农民工的文化水平较低，法律知识欠缺，对于劳动法了解不够，甚至一无所知，这从某种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农民工在维权方面比较盲目。如不少农民工不知道劳动争议案件属于仲裁前置案件，发生争议后直接向法院而不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在调查的173件讨薪案件，有21件因属于仲裁前置案件而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占调查案件的12.14%。

（二）用人单位不依法签订劳来源:（）动合同，农民工举证困难。

当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供过于求，这一状况使得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无法与雇主讨价还价。在提供劳务时，大多农民工不敢主动提出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合同，像工作量、劳动报酬等合同的重要条款也都是通过口头约定来完成的。发生争议后，当农民工举证困难。而民事诉讼法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法院作为居中裁判者，不可能因为同情而免除农民工的举证责任。在调查的173件讨薪案件，有24件因农民工无法证明其讨薪主张而被法院驳回，占调查案件的13.87%。

（三）农民工经济困难，付不起相对高昂的讨薪成本。

农民工之所以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大多因为家里贫穷。而讨薪则意味着自己以前应得（一年甚至几年）的工资不能得到，这将导致以打工工资维持生计的农民工更加贫困。同时农民工做为外地人的身份也意味着农民工要讨薪则必须来回奔波于老家与外地的打工城市之间，其中的时间成本、住宿费用和交通费用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这对于本身就生计难支的农民工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调查的173件讨薪案件中，农民工因经济困难而申请诉讼费用缓、减、免的共计25件，占调查案件的14.45%。其中包括申请免除的9件、申请减交的5件、申请缓交的11件。

二、破解农民工来源:（）讨薪难对策研究

农民工讨薪难作为一个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要完全解决它，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针对以上农民工讨薪案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要考虑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与维权能力。

法律知识欠缺是农民工讨薪难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普法活动不仅可以提高民工的维权意识还可以增强其维权能力，因为农民工只有学法、懂法，才能用法，发生纠纷以后才能比较理性地行事，也才能降低诉讼活动的各种交易成本。普法宣传可以通过发放普法小册子、以案释法、举办法制讲座、集中咨询等形式，向农民工宣传劳动法、工会法、安全生产法、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尤其是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使他们懂得法律的相关规定，知道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第二，完善立法，加大对拒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农民工提供不出证明自己应得工资的相应证据，有的甚至不能证明劳资关系的存在，主要原因在于用人单位拒绝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我国《劳动法》第16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新的《劳动合同法》第10条也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因此，农民工在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之初就应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明确包括劳动报酬、劳动保障在内的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用人单位之所以敢明目张胆的拒绝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关键在于现行法律对用人单位的这种行为没有相应的处罚规定。因此，建议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对于已建立劳动关系无正当理由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的主要责任人可处于罚款或者拘留。

第三，缩短诉讼周期，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劳动争议速裁庭。当前在司法救济途径中真正困扰农民工的问题是诉讼周期相对较长，农民工讨薪案件与其他民事案件一样：简易程序的3个月，普通程序的6个月。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时间就是生计，花这么长的时间和精力去打官司对农民工讨薪来来源:（）说无疑是奢侈的。同时农民工作为外地人的身份意味着农民工要打官司则必须来回奔波于老家与外地的打工城市之间，其中的时问成本、住宿费用和交通费用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这对于本身就生计难支的农民工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减轻农民工负担，法院首先要做的就是缩短诉讼周期。因此，笔者建议在法院内部建立劳动争议速裁法庭，专门受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快立、快审、快结、快执，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诉讼周期，减少农民工不必要的负担。

法律案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刑事和解；刑事调解；辩诉交易；恢复性司法

近年来,刑事和解等近似字眼屡见诸报端,它作为一种创新制度被我国多个地区所采用,并以各式框架和模式在不同的地区发挥着相应的社会管理作用,这种新的化解被害方与施害方矛盾的方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也因各媒体对刑事和解制度的不甚了解或出于其他考虑,对刑事和解的描述混乱不清或与其他概念相混淆,导致不少群众对此感到疑惑和不解。就此,笔者拟从刑事和解起源及背景出发,兼比较各个近似概念,阐述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及其意义。

刑事和解常常又被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是指犯罪发生后,在特定机构的主持下,受害方与加害方进行商谈、协商,达成双方和解,从而有效地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也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最早出现于我国。但就当前各国相关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来看,现代刑事和解制度源起于刑罚功能的变迁和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较为突出的一起事件为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第一起刑事和解的案例。当时,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缓刑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被判处破坏艺术作品犯罪的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其后,法官责令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数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以履行法院判决。基秦拿县这种尝试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随后,加拿大其它地区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美国律师协会于1994年认可了刑事和解,被害人援助组织也于1995年批准了恢复性社区司法模式。至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已有45个以上的州建立了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项目达300余种。在欧洲,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芬兰等国也纷纷行动,建立起各富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以芬兰为例,1983年,芬兰首先在赫尔辛基的万达市推行刑事和解计划,之后逐步推广到100多个自治市,仅1995年,各地采用“刑事和解计划”调解的冲突即有3000起,涉及4600名犯罪嫌疑人。

近些年来,我国也开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引入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引入,主要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代表。2002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开始对轻伤害案件和未成年人、大学生犯罪案件试行刑事和解。2003年7月,北京市委政法委出台《关于北京市政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工作研讨会纪要》,以纪要的形式对司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适用刑事和解进行规范。2004年5月,浙江省公检法机关共同制定《关于当前办理轻伤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5年安徽省公检法机关共同出台《办理故意伤害案(轻伤)若干问题的意见》,也都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就此,我国的刑事和解逐渐出现在公众面前。

需要说明的是,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辨诉交易、恢复性司法以及民间通俗所称的“私了”等概念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性,我们要正确认识刑事和解制度,就必须将刑事和解与这些相似概念区分开。

1.刑事和解有别于刑事调解。

当前不少人将这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混为一谈,认为和解与调解的区别仅在于角度的不同,就事件而言,是同一回事。这种看法在一定的刑事和解模式中是正确的,但若就此将和解完全等同于调解则是错误的。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虽有着很大的关联并只有着一字之差,但他们之间区别是明显的:刑事和解有着比刑事调解更广泛的涵义,就目前我国的刑事和解实践来看,我国的刑事和解主要存在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模式、司法机关调解模式、人民调解模式、联合调解模式等四种模式。

2.刑事和解有别于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是起源于美国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是指在法官开庭审理之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刑事和解与辨诉交易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两者都是为了达成双方的合意,都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刑事和解是施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合意,而辩诉交易,顾名思义,便是刑事诉讼中辩方与诉方达成的合意。其次,合意双方的具体目的不一样,虽然在两者均有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的目的,但在刑事和解中,被害人侧重于有效弥补既有损害,施害人侧重于罪刑的减免,而在辩诉交易中,辩方侧重于罪多罪少,罪刑轻重,诉方则侧重于节约司法资源。

3.刑事和解有别于恢复性司法。

所谓“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Justice),是指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兴起的刑事司法运动。按照普遍接受的看法,恢复性司法是对犯罪行为做出的系统性反应,它着重于治疗犯罪给被害人、犯罪人以及社会所带来或所引发的伤害。相对于传统的刑事司法而言,恢复性司法将重点放在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的修复以及被害人重新回归社会等方面。不少人将我国的刑事和解视为是“中国的恢复性司法”。但其实两者还是有区别的。首先,“恢复性司法”属于偏法学理论的概念,而刑事和解则是刑事诉讼制度方面的概念,两者有着质的不同。此外,恢复性司法强调的是对社会的整体“治愈”,而刑事和解制度虽然也关注社会矛盾的化解,但更侧重于对被害人的补偿。就这两者的关系来看,这两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恢复性司法可以为刑事和解制度的深化与完善提供有效的理论帮助,而刑事和解制度虽非从恢复性司法理论中产生,但却确实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完成恢复性司法理论拟达成的目标。

刑事和解有别于俗称的“私了”。民间俗称的“私了”,是指被害方与施害方双方不经过国家专门机关的有关程序,自行协商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纠纷的做法。俗称的“私了”对应于法律程序,它允许适用的范围较为广泛,包含了民事、行政及部分刑事案件(事实上,民间意义上的“私了”,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由于群众对“私了”概念的了解,故往往在听到刑事和解的概念同时,脑海里就会产生“这不就是私了嘛?”的想法。这并不奇怪,因两者的相似性,有媒体更是将“刑事和解”解说为“阳光下的私了”。但其实这两者的区别并不仅仅是“阳光下”和“非阳光下”这么简单。从合意双方的目的来看,“私了”往往是以摆脱刑事追究为主要目标,而“刑事和解”在当前的司法架构下,往往仅能将被害人取得有效补偿作为酌定情节加以考虑。此外,“私了”仅在于缓和、解决被害方与施害方的矛盾,对于已经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往往无能为力。刑事和解则需要多方考虑,既要考虑被害方的补偿,也要考虑如何安抚社会情绪及化解社会矛盾。

我们看到,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新的社会管理制度,它的实施,有效地体现了刑法的谦抑理念,在刑事诉讼的框架下,实现了“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转变,其在维护社会正义及保证被害人、施害人权利义务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社会的稳定,更好地实现了刑法对社会管理的作用,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前,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我们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个在刑事诉讼中,缓和有效的社会创新管理模式,它符合我国当前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有利于司法资源的节约,尤其是我国近年来各地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及尝试,已经为我国进一步全面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打下初步基础。刑事和解制度应当在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形式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芬]乔森·拉蒂著.王大伟等译.芬兰刑事司法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法律案件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名优产品；产品质量；食品安全

民以食为天，现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仅要求三餐相济，更要注重吃得有品质，吃得安全放心有营养。但目前绿色和平报告的显示，不禁让我们不寒而栗，不少知名服装产品上残留的有毒有害物质，在洗涤过程中会大量释放出来，将这样的水排放到河流、湖泊和海洋中，会极大地损害人们的身体健康。这样的报告不禁让我们回忆起了三聚氰胺事件，它造成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国内的奶制品行业也受到了空前绝后的打击。国家免检产品制度也因此被彻底废除，而名优产品也似乎一夜之间替代了公众心中的免检产品，大家都对它青睐有加，成为公众的首要选择，但是名优产品的后续发展却差强人意。

一、 “名优产品”热背后的故事

（一）什么是名优产品

产品的名优称号和名优标志是指经消费者、有关社会组织或者行政机关评选，对达到一定产品质量条件和质量保证能力的生产者，允许其使用的证明产品质量水平良好的产品质量称号或者标志。

国家承认的产品名优称号和产品名优标志是专指依据原《国家优质产品评选条例》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的优质产品评选规章中所规定的荣誉称号、荣誉标志，其中荣誉标志包括金质奖章、银质奖章。另外，一些国际公认的产品名优标志，我国政府也予以承认。

（二） “名优产品”热的表现

名优产品基于自身长期以来优异的质量、良好的口碑，更重要的是官方组织机构的鉴定和认证，让人们对于它的品质更加深信不疑，即使多花些钱，人们也会觉得物有所值，毕竟在这个社会什么都讲究个幸福指数，吃得安全、用得放心，才可能谈得上幸福。免检产品因其在技术上和创造上的巨大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经过反复的试验和反复的攻关，相对于其他同类产品而言包含着更多的社会生产价值，同时也凝聚着其他众多产品劳动的价值。

“名优产品”热现象出现的原因和当初“免检产品”热现象的出现的原因如出一辙，都是顺应了现代消费者的使用价值观，人们的需求不再仅仅停留在实用的价值要素上，单单满足吃得饱、穿得暖的要求，而是要求全方位地满足人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享受，所以即使价格偏高，人们对于名优产品也是趋之若鹜、竞相购买。追求“名优产品”的消费心理实际上是一种对高层次消费的热衷。在这个由温饱型向享受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和低估消费者在精神上的追求，而“名优产品”作为凝结着人们精神和物质结合的高层次产物，势必被消费者所青睐。

二、“名优产品”质量问题的分析

（一）“名优产品”的生产是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科学日新月异，名优产品虽然有着先天优势，但如果不思进取，在优胜劣汰的商品市场经济时代的今天，也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只有不断进取才不会被残酷的市场竞争所淘汰。目前市场上出现的一些“名优产品”的倒牌现象就是最血淋淋的教训，这也无疑给“名优产品”的生产厂家敲了一记响亮的警钟。

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名优产品”的质量稳定是一种持续着的动态稳定。即使在同一批次生产出来的产品，它们的质量也会参差不齐，这就是为什么厂家一般都会生产比订单要多的货物数量，以此来保证提供的是较好的质量水准。人们的物质需求是不断增长的，没有任何一种“名优产品”是长期不变而能永远得到消费者的欢迎，只有不断创新、不断改进、不断进行量变的积累，才可能发生质的飞跃，永远保持自身的优势。

（二） “名优产品”评比渠道过多

“名优产品”称号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大家都有目共睹，1979年以来，我国每年都有一批产品获得国家、部委和省市的名优产品称号。迄今为止，全国有300多个产品获得了国家的金奖和银奖。此外，不少地区的新闻机构、民间组织，如报社、消费者协会，也评选了一些名优产品。而正是名优产品评奖的渠道过多，没有统一的评选标准，有的人为主观性过多，评选有失公平、公正、公开，有损名优产品称号的声誉。有些评选往往不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查，更有不少单位以评选名优产品为盈利手段，致使有些名优产品名不副实、质量低下，使名优产品称号在消费者的心目中大打折扣。

（三）“名优产品”企业生产经营者的产品质量意识不强烈

正是因为现在的厂家拿到“名优产品”头衔后，便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虽然说如今越来越多的“名优产品”被曝光出各种各样、形形的问题，在消费者唏嘘不已之际，抱着侥幸心理的其他厂家依旧我行我素，只争朝夕的利润，而不顾企业的长远发展。名优称号、名优标志是有一定时效性的。一般名优称号、名优标志的有效期为3至5年，是获奖时产品的一种荣誉。超过时效后，名优称号和名优标志就会成为历史。表面上看，“名优产品”质量下降只是一种物质现象，但根本问题却是人的主观意识。真正决定产品的销路的关键因素不是名优称号，而是过硬的产品质量，名优称号这个外体因素给人的影响的确是有，但是这个因素与产品质量相脱节的话，这样的影响只是暂时的、有限的。

（四）“名优产品”扩大生产带来的质量弊端

名优产品大受消费者青睐，需求的不断增加势必导致产量的增加，这是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的必然结果。企业为了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行扩产，提高效益，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生产设备的落后，传统的加工方式，没有足够配套的物质技术条件保障，而只是单单依赖招募临时工，进行简单培训，让员工加班加点，致使“名优产品”的质量得不到保障。因此员工素质的落后、机器设备的陈旧、产品质量标准的下降、原材料供应的不足，当然会直接影响产品的最终质量。

某些“名优产品”企业自知内部生产的局限性，便在全国各地找联营协作伙伴，以此来扩大生产，提高规模效益。但是目前很多“名优产品”的质量曝光问题虽然直指“名优产品”这个品牌，但是具体生产的厂商却是联营合作企业，联营合作企业往往没有创立这一“名优产品”品牌的龙头厂家对这个品牌有着深深的认知感和责任感，他们往往更注重产品的收益问题，而忽视品牌问题。一些联营合作厂家的产品质量问题不过关，其主要责任当然是联营厂家这个生产商，但是龙头厂家的不负责任也是一重要因素。很多龙头企业在选择联营协作伙伴时，不对联营生产厂家做资信调查，只是为了扩大生产，盲目延伸生产范围，即使对方不具备生产名优产品的条件，也依旧靠出卖自己的商标来谋取一时的利益。

（五）“名优产品”管理上存在的纰漏

“名优产品”的管理可以分为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内部管理就是指名优产品厂家对自己的名优产品的管理，也包括龙头厂家对联营协作伙伴生产产品的管理。龙头企业对联营企业生产名优产品的负责态度不仅仅反应在选择联营厂家时对其进行的资信调查等，而且应该将这种负责态度贯彻到联营厂家日后生产产品的质量检测、设备更新、员工培养、技术改进等方面，作为龙头企业，引领联营企业保质保量地为消费者提供可靠的名优产品。从外部管理来看，现在是商品经济的时代，市场经济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弊端，容易陷入市场失灵的境地。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单单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我调节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干预和调控。因此要维护市场稳步健康的发展，必须确保这“两只手”的协调配合。质量检测部门以及其他的质量检测机构要提高相关的名优产品的质量检测手段，制定有理有据的规章制度，完善名优产品质量检测以及质量安全保证的法律。

三、从法律角度完善“名优产品”的保护制度

国家评选名优产品的目的，一是为了提高被评选上的名优产品的知名度，培育行业品牌，增强企业的市场综合竞争能力，推动行业发展、科技创新和产品质量的全面提高。二是为了充分调动广大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创优积极性，让名优产品带动整个产品不断跃向新的高度。为了更好地评选名优产品、更好地保护评选出来的名优产品，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建立和完善一套严格的、科学的评优制度

建立和完善一套严格的、科学的评选名优产品的制度，以此来确保名优产品的高水平。不言而喻，名优产品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要实现以评优促创优，提高企业的创优积极性，我们必须严格把握评选这个环节，加强质量监督检查，防止以次充好、败坏名优产品称号的现象产生。为了改变评优渠道和奖牌的多而滥的情况，我们可以针对性地只设立国家级与部委级和省级这两个级别的名优产品，并且对同一种产品统一对名优产品的评奖评优规范，并根据产品和行业的特点，对不同种类产品的评选细则具体地加以规定。名优产品的质量不过关污染的仅仅是水流，而名优产品评选制度的失败污染的就不仅仅是水流问题，而是水源了。只有对评选名优产品的这个环节加强管理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二）增强消费者对名优产品的法律保护意识

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向社会和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以此来获得经济或非经济上的利益，所以消费者作为商品的最终消耗者，其对名优产品的法律保护意识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名优产品的保护问题。通过全社会的普法教育，人们普遍从过去的不懂法、不知法的现状走出来了，逐渐形成了品牌意识，在选购商品时会更多地倾向于选择社会认知度高、有专业机构认证的产品，这个大前提对消费者形成名优产品的法律保护意识是很好的铺垫。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应该依旧加强对名优产品的宣传，让消费者从心底对名优产品有认同感；与此同时要加强对名优产品的监管，让消费者对名优产品的信赖无后顾之忧，并可以通过完善消费者的救济手段，让消费者在受到名优产品侵害而造成损失时可以通过多种手段进行维权和救济。

（三）企业加强对名优产品的法律保护意识

要保持名优产品在同类产品中的优势，必须依靠技术进步，确保名优产品优质，只有促进技术进步，有效提高产品质量，才能推动创优保优的顺利开展，企业才能从自身做好对名优产品保护的第一步。在扩大生产、增加产品批量、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要慎重选择联营合作伙伴，适时清理一些不符合要求的联营合作伙伴，纯洁联营队伍，排除不好的质量牵制因素，这样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减少不必要的损失，降低企业因内部监管不利而产生的质量风险。

不仅如此企业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对名优产品假冒的短期盈利行为进行严格的打假防伪，否则不仅会侵害名优产品品牌的形象，而且会直接影响名优产品生产企业的经济效益，致使真正的名优产品最终被市场所淘汰。对于发现的侵权行为，企业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奋起自卫，企业可以每年都从盈利中划取部分作为打假防伪、保护名优产品形象的专项资金。

（四）引入法律机制，严格名优产品质量责任问题处罚

名优产品作为一种包含更多社会劳动成果的产品，其自身相较于同类产品包含更多的价值，因此根据其特殊性，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其质量检测，完善外部监控体系。比如可以设立消费者免费委托检验制度，消费者对名优产品质量有异议的，可以向政府设立的免费检测的专门机构申请检验鉴定，从而进一步遏制假冒伪劣名优产品的蔓延。众所周知，所有食品生产及相关行业都要办理生产许可证，取得QS认证，确保质量安全，而名优产品对于质量的要求更是不言而喻。加快我国名优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进程；根据我国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领域具体情况，制订具有可操作性的过渡标准或分级标准，加快我国名优产品认证的国际互认进程。

而质量监督部门和单位应当明确认识到自己在名优产品质量管理方面应负的职责职权，通过监督、指导与控制，加强外部监控。其次，研究探索正确的质量管理检测方法，建立起正常的质量检查、评比制度，进行经常性的名优资格审查，不断刺激名优产品更新换代，推陈出新，注入新鲜血液。在此基础上，可以充分借鉴海外经验，引入法律机制，运用法律手段，对名优产品进行约束和规范。建立起我国名优产品安全信用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使我国名优产品安全迈上一个新台阶。在制度规范上，建立起对名优产品安全信用的监管体制、征信制度、评价制度、披露制度、服务制度、奖惩制度等，使名优产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方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对于那些出现质量问题的名优产品生产企业，不仅要受到消费者协会等社会组织的经济、行政处罚，而且还要依照法律规定予以起诉，通过法律手段，取消其生产资格，对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企业严惩不贷。通过不断加强行政执法机构的建设，完善各级执法机构对名优产品的管理分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打假防伪工作。

法律案件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题目：美国反补贴税法之上游补贴条款研究

一、前言

金融危机后，各国为走出经济衰退的低谷，付出了各种努力，但有些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却再度大举采取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之名、行遏制他国发展之实的行动，反倾销与反补贴之风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议定书》，我国在2017年12月前可被各成员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且反倾销中倾销的证明比反补贴中补贴的证明更容易，所以，相比于反补贴，我国在加入WTO后更多地受到其他成员采取的反倾销调查，这直接导致我国向来对倾销与反倾销法研究较多，而忽视了对补贴与反补贴法的研究。但自从2004年加拿大对我国连续发起5起反补贴调查后，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纷纷效仿，使我国深受反补贴调查之害。因此，有必要对反补贴给予更多的研究。

反补贴法不局限于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以下简称ASCM)，从ASCM第32条第6款“每一成员应将与本协定有关的法律和法规的任何变更情况以及此类法律和法规管理方面的变更情况通知委员会”可知，WTO成员内部的符合ASCM规定的反补贴法律、法规是反补贴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各成员在进行反补贴调查时所依据的是其自身的反补贴法律、法规。因而，对各成员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补贴利益的存在是进行反补贴调查的基础，认定补贴利益的存在是反补贴法中的重要问题。笔者发现，ASCM对上游补贴没有明确规定，但美国反补贴税法对此作出特别规定，而WTO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lement Body，以下简称DSB)并没有禁止此规定，而是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中进行了一系列解释，可见，DSB默认此规定的合法性。一方面，美国在国际贸易规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其国内规则受到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注甚至借鉴，为了不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与实施中处于弱势地位，我国必须对其国内规则予以足够重视;另一方面，生产链条中的上下游关系普遍存在，为防止美国以存在上游补贴利益传递为由对我国进行反补贴调查，我国必须熟悉此规定，以更好地发展我国产业。

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行论证，将法律、法规与案例相结合，从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分析论题，对美国反补贴税法中关于上游补贴利益传递认定的规定和DSB的解释进行分析，希望得出关于该规定的适用条件、情形以及我国的应对措施的结论。

二、研究内容

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探讨美国反补贴税法之上游补贴条款问题：

第一部分，美国上游补贴条款的基本内容。在这一部分，笔者将系统阐释上游补贴的概念。首先，笔者将介绍上游补贴的涵义;其次，结合美国国内修订后的1930年关税法对上游补贴的三个构成要件作出分析;最后，结合美国商务部的规定，对上游补贴的调查过程作出说明。通过这一部分的介绍和阐述，使读者对美国上游补贴条款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第二部分，GATT/WTO争端解决机构对上游补贴规定的解释。本部分将介绍两个案件：加拿大猪肉案和加拿大软木案，前一案件是GATT体制下关于上游补贴的案件，该案引发了上游补贴认定中的利益传递问题;后一案件是WTO成立后最重要的涉及上游补贴的案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案件所涉的上游补贴的各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该案对认定上游补贴具有重大的参考意义。从这两个案件中可以了解认定上游补贴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从而对上游补贴有更完整的了解。

第三部分，美国上游补贴条款的价值问题。本部分从积极价值和消极价值两方面探讨美国上游补贴条款的存在意义，并给出笔者的总体评价。

三、研究基础

笔者的专业是法学(国际经济法方向)，有较扎实的国际经济法专业知识，系统学习过国际经济法学这门重要的专业课程，此外，在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笔者还阅读过大量的国际经济法方面的书籍，加之在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时期阅读了大量的英文案例，具备了阅读和研究英文第一手资料的能力，也进一步增强了对美国和WTO相关法律的理解。因此，本人具备撰写该论文的理论基础。

另外，笔者收集了许多相关文献资料，其中中文参考文献XX篇，外文参考文献XX篇，包括笔者翻译的两篇外文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认真学习，提高了笔者对论题的把握程度，对论文的写作有极大帮助。

在论文的筹备过程中，从选题到资料整理到现在的开题报告都得到了指导老师王军的关注和大力支持。同时，学校新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为笔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研究条件，为笔者写好毕业论文打下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四、研究计划

20XX年9月——20XX年12月，阅读反补贴方面的书籍和文章，找出具有研究意义的内容，经过筛选，确定研究方向，与指导老师商议，拟定论文题目，并开始针对所研究的问题搜集资料。完成开题报告。

20XX年1月——20XX年2月，继续资料的搜集工作，同时认真研读，根据指导老师的要求修改开题报告，完成英文文献的翻译工作，完成文献综述。

20XX年2月——20XX年3月，经指导老师同意通过开题报告后列出论文写作大纲，交指导老师审阅，经指导老师同意后开始论文写作，完成初稿。

20XX年4月，根据指导老师的意见撰写、修改论文。

20XX年5月，继续修改论文，完成论文定稿;重新整理文献综述等与毕业论文写作相关的备查资料。

20XX年6月，完成论文装订打印工作，提交并准备论文答辩。

五、结言

开题报告概括了本文的写作思路，介绍了作者选择此论题的背景，希望研究美国反补贴税法中的上游补贴条款并从中得到启示，阐述了搜集的相关资料尤其是外文资料的情况，以及分析和解决本论文所研究的问题的过程及方法等;同时也交待了作者所具备的基本研究条件、采用的研究方法、实施的研究计划，参考文献，并附上的两篇英文翻译文献，希望读者在阅读了开题报告后，能够对本论文的产生过程有比较深入地了解。

参考文献

一、 中文参考文献

[1]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编著：《应对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指南》，中国商务出版社2009年版。

[2]沈四宝、王秉乾编著：《中国对外贸易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3]李毅、李晓峰等著：《国际贸易救济措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与特保措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甘瑛著：《国际货物贸易中的补贴与反补贴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5]朱榄叶编著，《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2003——2006)》，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6]欧福永等著：《国际补贴与反补贴立法与实践比较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

[7]王琴华著：《补贴与反补贴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8]张汉林等译著：《反倾销反补贴规则手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年版。

[9][美]詹姆斯?德林著，毛悦、刘小雪翻译：《美国贸易保护商务指南——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法规、实践与程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0]王琴华著：《补贴与反补贴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11]高翔：“国家支持船舶工业发展措施及其法律性质分析”，载《中国海事》，2006年第11期。

[12]单一著：《WTO框架下补贴与反补贴法律制度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3]王燕：《论WTO框架下补贴利益的认定》，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3月。

二、 英文参考文献

[1]Peter D. Ehrenhaft，Remedies against Unfair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s, Westlaw.

[2]Gilbert Gagne, Francois Roch, The US-Canada Softwood Lumber Dispute and the WTO Definition of Subsidy, Westlaw.

[3]WT/DS257/R.

[4]WT/DS257/AB/R.

[5]19 USCA§ 1677-1.

[6]Live Swine and Fresh, Chilled and Frozen Pork Products from Canada, 50 Fed. Reg. 25097 (Final) (1985).

[7]19 CFR Part 351.523.

[8]WT/DS70/AB/R.

[9]WT/DS70/R.

法律案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司法会计；文证审查；探索

司法会计主要分成司法会计鉴定(以下简称为“鉴定”)与协助两大块工作内容。司法会计文证审查(以下简称为“文证审查”)，则是协助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因以往司法会计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了查账方面，使其不论在理论还是实务方面，都围绕着司法会计文证审查概念这一最基础的问题，产生了诸多困惑，因而长期处于一个停滞不前的状态，亟待在理论上做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文证审查的对象

文证审查的对象问题。至少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文证审查对象来源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文证审查的对象应当仅限于来自本单位外的涉案会计事实证明。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文证审查的对象还应包括来自本单位的涉案会计事实证明。

其次是文证审查对象的形式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文证审查的对象应当是成文的涉案会计事实证明结论文书(以下简称为“结论文书”)。另一种意见认为。文证审查的对象应包括不成文的涉案会计事实证明材料(以下简称为“证明材料”)，譬如仅在案卷中列示的发票等原始凭证，甚至还可以包括与之相关的相应材料，譬如反映调取证明材料过程的笔录等。

本文认为，文证审查的对象应以来自本单位外的结论文书为宜。第一，办案人员对于本单位的司法会计人员较熟悉，对于由他们提供的结论文书，难懂或商榷之处应该就近沟通，完全可以省去另请他人或送出去审查的麻烦。第二，文证审查，顾名思义是对“文”的审查。第三，之所以证明材料未成文，一般的原因是其较简单易懂，且数量少，因而也就没有再审的必要了。即便有难懂之处，也可以通过向司法会计人员咨询予以解决。

二、文证审查的依据

文证审查的对象既然是结论文书。那么，就应当包括鉴定结论与各类查账报告(包括司法会计查账、审计查账或法务会计查账报告等，下同)，而鉴定结论与查账报告所依据的技术标准或准则又各不相同，审查时该依据什么作为标准呢?

有一种意见认为，鉴定反映了涉案会计事实证明的最高要求，文证审查就应当以鉴定技术标准作为依据。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对象中既有鉴定结论，又有查账报告，就应当按照各自的技术标准或准则审查。

本文认为。文证审查的依据应当是适用性原则。第一，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需要鉴定的，有的尽管涉案会计事实量大，但或技术上并不复杂，或不存在争议，或结论文书在整个案件证据链中的地位也并非很重要，因而较适用于查账报告。只有超出这些情况时，开展鉴定才是比较合理的。因而倘若完全按照鉴定技术要求审查的话，客观上必然会无视查账报告对证明案件事实的适用性，等于将查账报告排斥在了涉案会计事实证明体系之外。第二，也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具备了鉴定条件。有些案件虽然需要鉴定，但涉案会计资料可能有缺损，而通过查账报告形式能够证明一部分案件事实，或因案件简单，查账报告也足以适用了。因而倘若完全按照鉴定技术标准审的话，势必会浪费这部分结论文书的作用。第三，倘若对查账报告完全按照查账相关准则审查的话，可能会出现查账报告是合格的，但对于证明案件事实没有作用的情况，也就等于是文证审查失去了意义。

当然。如何才算是适用的?实践中确也是较难把握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探索，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程度。一般对于鉴定结论按照鉴定技术标准审是较为合理的；对于查账结论，可以参照鉴定技术标准，再适当放低一些要求。因为鉴定技术标准体现了诉讼证据规则的要求。凡是符合诉讼证据规则要求的涉案会计事实证明，对于证明案件事实也应该是适用的。

三、文证审查的方法

有一种意见认为，文证审查应当仅从书面上对结论文书的逻辑思维和用词等方面进行审查。另一种意见认为，文证审查应当逐笔复查结论文书中的每一项事实依据。

本文认为，文证审查的方法应当是立足于书面，对结论文书内容进行形式性和程序性审查。第一，文证审查不是对结论文书形成过程的重复。也不是复核。因而没有必要再重复司法会计人员原已完成的工作。第二，结论文书必须有充足的依据支撑，所涉范围也应仅限于本专业，因而对于逻辑思维和用词等方面的审查是必需的。第三。涉案会计事实证明活动的启动、司法会计人员的主体资格、涉案会计资料的来源、涉案会计资料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涉案会计资料检验过程与结论的联系等方面，对于结论文书的可采性往往是很关键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因而对于这些方面在文字上进行程序性审查更是必需的。

当然，为了便于具体操作和统一规范，除了应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外，这一方法还应转化成一份表格为宜。既可以针对鉴定结论文书与查账报告文书分别制定表格。也可以二台为一。放在一份表格中(参见本文所附样式表)；还可以转化成电子表格格式。无论是哪一种形式。表格中既要有必审内容，又要有选审内容；既要有体现合法性等证据规则要求的内容，又要有体现关联性等证据规则要求的内容；既要有原结论文书意见，又要有文证审查意见及其理由，还要有具体建议等。

四、文证审查的性质

有一种意见认为，文证审查是司法会计人员代办案人员为之的审查活动，其意见只能是参考性质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实践中确有将文证审查意见在检委会或审委会讨论中作为依据使用的情况，因而其意见也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本文认为，文证审查是一种代位的诉讼活动，其意见仅供办案人员参考。第一，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对结论文书进行审查是办案人员的法定义务，但交司法会计人员审查则不是他们的法定义务。第二，之所以将结论文书交司法会计人员进行审查，一般的原因是所涉问题已明显超越了办案人员的能力范围。反过来说，未超越能力范围的话，办案人员也可以自己审查，实践中这类情况也是很多的。因而一旦采纳，可以将此类由司法会计人员代替办案人员做出的审查意见，视作是办案人员自己的意见。第三，文证审查毕竟不是对结论文书形成过程的重复，或重新改造，而仅是形式性和程序性审查，因而尚未最大限度地排除一些不确定因素。

五、文证审查的主体

按一般的默认值，文证审查的主体是检察机关内部具有鉴定资质的司法会计人员。这一意见的理由是：第一，文证审查的目的是严格执法，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本质也是严格执法，因而最需要文证审查的是检察机关。第二，司法会计的起步始于检察机关，实务探索与理论研究又比较集中于检察机关，而且从便捷与保密

角度考虑，检察机关的司法会计人员更适合于承担这一工作。第三，鉴定反映了涉案会计事实证明的最高要求，因而惟有具备鉴定资质的人员才适合承担这一工作。

另一种意见认为，文证审查主体既可以是任一司法机关的司法会计人员，也可以是社会中介机构的司法会计人员。第一。既然司法会计工作并不局限于检察机关，文证审查的主体也不应仅局限于检察机关。第二。文证审查的目的是严格执法，但严格执法并非仅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中才有体现。第三，审判机关是诉讼证据采信的最后关口，因而更需要文证审查。然而，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审判机关不能设立鉴定机构，因而其司法会计人员就不可能具有鉴定资质。将鉴定资质作为主体的限定条件之一，势必会削弱审判机关的文证审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