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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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本论文范文第1篇

经济法在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产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是同我国的市场经济同步发展起来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经济法在法学中的独立地位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随之关于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各种探索和研究也逐渐繁荣起来。作为一个法学分支，同其它部门法一样，必然具有一定的价值，而且由于其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特殊性，其价值目标也和其它法律部门有一定的差异存在。在这里探讨经济法的价值本质，笔者认为可以遵从这样一种逻辑谈起：价值――利益――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经济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一“价值”的阐述

“价值”一词被广泛应用于哲学、经济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对价值的概念，有多种认识，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有如下两层涵义：1、是指凝聚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2、是指客观事物的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在这里，笔者认为作第二种解释较好。

“价值”作为客观事物一种有用性或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应是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基于物的根本属性产生，包括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它外在的表现为物的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即对人有用的、有利的、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东西。这里的物应作哲学范畴理解，即其不仅指物理意义上的物，还包括一切社会观念性的东西，如：正义、秩序、平等、安全等。有学者认为：“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关系”，“它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物的价值是基于其根本属性产生的，客观事物所固有的属性多种多样，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满足人的需要，每个人可能只会同其中一个或几个方面建立起价值关系，而且，这些有用的属性，有的会自动暴露于人们面前，为人们感知而满足人们，而有些则不会自动的暴露出来直接展现于人们面前，不能为人们意识到，或即使意识到它们有用，但未能掌握它们的使用方法，人们不能主动的和客观物建立起一种价值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下，该物是否就失去了其价值的存在？如果失去了价值，是否就意味着该物所具有的客观属性不存在了呢？如果是这样，那是否更进一步意味着该物的灭失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价值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它离开客观事物的根本属性，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和源泉。所以，笔者认为：价值是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基于物的根本属性而产生，它外在的表现未一种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

此外，价值虽然具有客观性，但它又与人们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需要、利益、兴趣、愿望密切相关，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变化了、发展了，人们的价值标准或所追求的价值及其构成迟早也要发生变化，而且，作为客观事物根本属性的社会属性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也造成价值的历史变化。所以，价值还是一个历史范畴，根本不存在永恒的价值规范和价值标准。

二“利益”的阐述

利益是和价值相近的一个概念，有些人则完全把利益等同于价值，忽略了二者的区别，在笔者看来，二者虽意义相近，但与价值相比，利益还是具有自己显著特征的，依然可以区别开来。首先：利益表征的是一种关系，建立在人与客观事物之间，这里的客观事物也包括作为利益主体的人。利益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价值，所以，笔者认为利益就是一定程度上物的价值的实现。其次：利益具有实践性，利益作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是通过人的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人在某种需要的驱使下，作用于客体，同客体建立起价值关系，这时才产生利益。第三：利益具有主观性，客观事物对主体有无利益、利益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人的主观需要，及需要程度的大小。利益不会脱离于客观物存在，更不会脱离于主体存在，而且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没有利益主体的利益是不存在的。最后：利益具有相对性，利益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的价值，其外在的表现为一种有用性或积极作用，但这种有用性只对有需要的、并通过实践与之建立起价值关系的主体发生作用，并非对所有社会主体都发生作用，只相对于特定主体而言。所以，笔者认为，利益是客观事物的价值的实现，这种价值实现是作为利益主体的人基于自身某种需要通过社会实践与客观事物主动的建立起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的价值，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产生的方式是社会实践。

利益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如根据内容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根据利益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

三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对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1、法所要实现的价值，也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法所中介的价值，即法的目的价值，包括公平、正义、秩序、效率、安全等。2、法自身所具有的价值，指法律在形式上所具备的值得肯定的或“好”的品质。3、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即法作为一种工具，在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它所发挥的一种评价性作用。对法的价值的认识，学术界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法的价值的本质，笔者想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就法的产生来看，法是阶级利益分化的产物，从这一视角分析的话，可以说利益是法产生的基础，利益的分化是法产生的前提。而法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它所体现的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它的意志必然要体现和反映该阶级的利益。“法的功能则在于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实质上也即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统治阶级将法作为一种制度、一种工具，在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做出一种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利益界定和利益分配，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协调各方的利益，维护一定的利益秩序，通过法这一制度来降低执政成本，巩固其统治地位，其最终目的也是实现其自身的利益。在这两种利益界定和分配得以实现的同时，法的价值也得以实现。法的诸多目的价值，如正义、平等、秩序、安全、效益等，在笔者看来，都无一例外的可以视为一种利益，而且它们也正是一种以社会观念形态存在的利益，这种利益可以相应的划入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等范畴。而正义、公平、秩序、效益等不过是披着“美丽外衣”的各种利益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反映和表象而已。所以，笔者认为：法的价值的本质，即是一种利益，但具体是何种利益，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根据利益冲突的双方、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冲突利益的类型等具体情况考虑。

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体的多样性、主体需求的多样性，客观事物根本属性的多样性等这些都决定了利益的多样性，更造成了利益在各主体间的剧烈冲突，同时也决定了各种利益的必然冲突，而且，这些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在冲突发生的情况下，如何取舍，取何方利益或何种利益，舍何方利益或何种利益；在制定、适用、解释法律时，必然会产生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些利益如何评价？用什么原则来决定它们相互之间的分量？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那些利益应该让位？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的利益本位问题，或者说法律在调整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方面发挥作用时，调节的前提是什么的问题。

不同的法律是建立在对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关系的不同认识之上的。因此，对于法的各目的价值，笔者认为应当做出一定的价值梯度的划分，而且，法的各目的价值是应该具有价值梯度的。如果从法的整体性或抽象性来看，正义、平等、秩序、效益等各法的目的价值应是平等的，都作为法共同的价值取向而地位平等的相互依存，但法作为利益调整的工具，其作用体现在“社会失灵”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来发挥其作用的，而且，作为抽象概念上的法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具体发生作用的，它的作用的实现则要靠具体的各部门法来实现，而各部门法，都有其独立的调整对象，每一部门法如果都将这些目的价值作为其平等的价值目标而存在的话，则会陷入一种自我纠缠、难以自拔的困境中。所以，笔者建议在各部门法中，根据其调整对象等具体情况对法的目的价值做出一定梯度的划分，这样有利于目的价值的系统化，有利于各部门法的立法和实施。有学者认为由于不能对法的目的价值足够精确的量化，因而不能建立和划分价值梯度。但笔者认为：该论断理由是正确的，但结论却绝对化了。诚然，作为社会观念形态的正义、秩序、安全等法的价值是无法量化的，但是，无法量化并不意味无法进行比较。在利益冲突没有发生时，冲突双方和利益类型是不确定的，但在具体利益冲突发生时，冲突利益的类型及冲突双方就确定了，这时，作为法的价值本质的利益就可以相对量化进行比较，“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小”，并不是要将其绝对数量化以后才可比较。也并不是要拿出一套绝对顺序化的书面的1、2、3、4……的东西来展示给大家。所以，价值梯度的确立应作为一种原则性的指导，不能陷入教条之中，更不能死搬硬套，而且，这种划分，要根据冲突发生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切忌“一刀切”。

四经济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它的价值如法的价值一样有如下三层含义：1、经济法所要表现的价值，即经济法的目的价值，它要表现和促进哪些价值。2、经济法自身的价值，即经济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本身的特殊价值。3、经济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即经济法在其所调整的领域内发生利益冲突时，它所发挥的评价作用如何界定各方利益。

对经济法价值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一是经济法产生的背景，二是经济法的体系。

一经济法产生的背景

早期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完全竞争的社会，社会的每个主体在经济生活中都是完全自由的。这种社会模式的形成与建立受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重农主义思想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亚当·斯密基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自由主义提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它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是人的天性，凡是人都有这种要求，人类的利己心促成了变换”，他认为，每个人虽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而没考虑到他人的利益，但是追求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一级的，“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般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在斯密看来，政府对自由秩序的干预都几乎是有害的，抽象为“经济人”的个体在自私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他们好像为“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这是所有可能出现结果中最好的。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法国的重农主义，把农业中的“自然秩序”推崇到了整个社会领域，崇尚“自然秩序”，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自由放任。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要每个人真正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也就达到了社会的最大利益”。在这几种思想的影响下，早期的资本主义举行完全竞争，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只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对社会经济生活完全放任，相信其可以遵循“自然秩序”。这种思想在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政府也就作为一个“夜警政府”，除赋税外不再承担任何经济职能，因为他相信，他所统治的“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可以自动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就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这几种思想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们犯了一个共性的错误，他们都忽视了社会关系的存在，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人看作是绝对独立的个体，而社会是一张“关系之网”，每个人都处在这张网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个人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打破了“自然秩序”的神话。社会经济过度集中，各种形式的经济垄断大量出现，工人大量失业，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市场秩序遭到“理性经济人”的严重破坏，整个社会处于近乎瘫痪状态，这时，充当“守夜人”的政府发现，他们所推崇的“自然秩序”原来只是一种理想，放任主义非但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增加，反而对其造成了破坏，于是，应运而生的凯恩思主义通过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不仅拯救了资本主义世界，也促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的诞生。同时资本主义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经济法”也应运而生。所以，从这一时期看，经济法在诞生之初，就承担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国家利益，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实现社会公平的职能，而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的经济法，它最后所要维护的仍然是一种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

二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门类齐全的经济法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主要内容包括市场管理和宏观调控两大部分。

市场管理法究其本质是国家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依法适度干预，而其根源则是市场失灵。它的宗旨在于重现和复制公平的市场交易活动，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主要优点和发展动力，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促进和维系市场自由竞争，而要实现这一点，最根本的在于赋予和保障市场自由竞争权，作为市场管理法核心和基础的市场竞争法很好的承担了这一职能，它的建立旨在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通过禁止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为社会各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提供给大家公平竞争的机会，在全社会实现竞争民主。

宏观调控法其本质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法律手段，和市场管理法不同的是他的干预是间接的，他主要通过一些诸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经济性的政策来影响市场主体的具体经济行为选择。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流的无政府主义经济，宏观调控可以校正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协调市场经济的总体平衡，调节市场经济的发展态势，维护市场经济的宏观秩序，抑制市场主体的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法律文本论文范文第2篇

一、我国公司法禁止人力资本出资

新公司法即将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与旧公司法里保留较多计划经济痕迹相比，新公司法更多地还原了公司法作为商法部门的特色，充分地体现了私法自治的理念，减少了强制性规范，增加了任意性规范，把公司法的一些强制性规范变为任意性规范，减少法律的强制性干预。在公司的设立和出资方式的规定中，新公司法为鼓励投资，大大降低了公司设立门槛，使设立公司更加简便。但是，在新公司法对股东（发起人）出资方式的规定上，之前各方呼声很高的“人力资本出资”却仍然未被写入新法，甚至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新公司法其实禁止公司股东（发起人）以人力资本这种方式出资。

根据新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第八十三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出资方式，适用本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从新公司法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相比旧公司法严格限制出资方式为货币、实物、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这五种类型，新公司法大大放宽了出资方式的范围，代之以“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这样的表述。然而，从新公司法的这一规定来看，它实质上禁止了股东采用人力资本这种出资方式。

根据法律规定，作为出资方式的非货币财产，必须是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人力资本即使可以通过种种复杂繁琐的手段来进行评估作价，但是，它是否能够转让，在法律上和实践中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

人力资本与知识产权不同，知识产权作为人特殊的智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它可以在物化后脱离产权人的控制和占有，成为一项与权利人人身相分离的财产性权利。人力资本却不限于特殊的智力成果，诸如人的普通的知识、经验、技能、劳务都可能成为人力资本，但是前提是它们要和具体的特定的人相联系。可以说，人力资本具有极强的人身依附性，离开了特定的人，人力资本毫无疑问将一文不值或者贬值。既然这样，那么具有极强的人身的人力资本是否可作为纯粹的物力意义上的财产权进行转让？如果转让，是否会到出资人的人身权？转让的真正标的是什么？归根到底，人力资本是因为人才成为资本，而人，在我国法律上是不能成为物权的标的。这样的话，即使转让人力资本，用只能转让与人所脱离的知识、经验、技能。离开了人，这些的贬值，肯定会为公司、股东、转让人和受让人带来一系列法律上的难题。因此，从这些方面考虑，新公司法规定的出资方式中为人力资本出资设立了禁止性规定，无疑是为了避免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

不管在旧的公司法还是新公司法中，都未给人力资本出资留下丝毫空间，然而在知识经济，经济运行已从对货币、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要素的倚重转向对知识、管理技能等人力资本要素的倚重。对新公司法而言，硬性禁止以人力资本出资终非长远之策。

二、人力资本内涵界定及引入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身的知识、体力、技能的总合早在1676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在生产要素创造劳动价值的过程中，曾把人的“技艺”列为除了土地，物力资本和劳动以外的第四个特别重要的要素。其后，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在《国富论》中指出：“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社会上的资本。”到20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物资资本的供给日益充裕，不在是“稀缺的”资源，而人的智力因素逐渐成为生产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1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年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轰动了西方经济学界。西奥多舒尔茨认为，“资本”有两种存在形式：其一是物质资本形态，即通常所使用的主要体现在物资资料上的那些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其二是人力资本形态，即凝结在人体中的能够使价值迅速增值的知识、体力和价值的总和。

人力资本是指人力资本主体以其自身的知识、体力和技能等进行出资的行为。承认人力资本出资的合法性是顺应时展之潮流的措施，是非常必要和合理的。

（一）促进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与传统企业相比，

高科技企业是一种知识、技术和人力密集性的企业群体，以追求创新为其核心经营内容。随着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发展和重租，人力资本产权等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浮现。虽然由于人力资本与其载体的不可分割性，而使之不能转让其所有权，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会促使人力资本所有者通过交易主动出让其部分权利，如人力资本的使用权、支配权等。高新技术企业的物资所有者（如股东）往往不是企业的经营者，所以他们往往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却没有直接的控制权，而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所有者（如经理）将其知识、技术、才能等投入企业，却没有像企业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一样获得企业的所有权。人力资本所有者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通过交易将部分产权让渡给企业所有者（股东），股东拥有对经营者人力资本的占有权、所有权、支配权甚至收益权。这对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不公平的，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为扭转这一局面，让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创建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对企业的经营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况且高新技术企业是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支撑的企业，其人力资本效益的提高，对企业的自下而上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如果让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的所有权，使得人力资本的收益与企业的收益与企业的经营绩效挂钩，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激励作用将是十分显著的。

（二）人力资本具有资本性，可量化折股。公司法意义上的资本，通常是指公司的注册资本，其特征是：第一，它是股东对公司的投资；第二，它是公司法人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担保。由此可见，公司法意义上的资本主要有两大功能。具体表现在：其一，它是股东对公司的投资；第二，它是公司法人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担保。由此可见，公司法意义上的资本主要有两大功能。具体表现在：其一，对公司而言，它既是公司获得独立人格的必要条件，又是公司得以营运和发展的物资基础，即营运功能；其二，对债权人而言，它是公司债务的总担保，是债权人实现其债权的重要障碍，即担保功能。1.从功能角度而言，人力资本的营运功能早已为经济学界的学者们多次以理论和经验的证据所证实，如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资本，因为它是未来满足或未来收入的源泉或者是两者的源泉”，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在高新技术行业已反映出比传统的物力资本更强的营运增值能力。2.担保功能和信用功能。根据现行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在设立时的资本总额必须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并制定了“资本三原则”（即资本确定、维持、不变三原则），以作为公司对债权人履约的信用担保。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公司资本的这种担保功能是虚构出来的，因为公司成立后，公司实有资本的数量将随着经营状况的好坏而不断变化，公司的履约能力也不断变化。从法律角度来看，它也并不能完全起到立法时的预期目的。实际上，人力资本出资的这些功能“虚拟化”现象并非人力资本

所独有，在非现金的物力资本出资中也同样存在，如技术等无形资产而形成的“掺水股”。鉴于此，许多学者认为应该放宽对公司资本限制，并允许人力 资本拆股作为资本出资。

三、人力资本出资中出现的

人力资本具有无形性和人身依附性特质。无形性使人力资本很难通过物质载体加以外化，因而难以评估。人身依附性决定了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人身不可分离，不能作为抵押的标的，也不能变现用于清偿债务。但是，无形性和人身依附性并未抹杀掉人力资本具有与物质资本同质的经营功能即营利性，人力资本使用权不仅可以通过劳动表现出来，也可以转让并可被其他主体支配。人力资本作为公司出资方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其评估困难和担保能力的欠缺，而这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加以克服。

人力资本出资立法主要应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一）人力资本出资价值的评估。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有本质的区别，即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具有不可分性。离开了人这个载体，人力资本就不能存在。其实，人力资本的价值仍然可以确定，因为人力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它与物力资本具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是由过去的投资形成的。西奥多舒而茨进一步到人力资本的五大要素：一是医疗和保健；二是在职人员培训；三是正规的初等，中等和高等；四是成人继续教育；五是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对这些投资加以。再将其融入人力资本的市场动态供求关系中考察，就可以正确评估人力资本的价值的。由此，人力资本出资就具有了现实的可操作性。

人力资本的价值体现具有两种特性：即：其一，人力资本的专业性使得同样的人力资本在不同的环境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其二，人力资本的价值无法在事先完全确定下来，而需要在使用过程中或使用后加以确定。总之，人力资本的价值评估受许多非所有者所控制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人力资本出资所面临的以上问题在以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时亦同样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资本化的过程。因此，我们也没有理由以此排斥以人力资本作为出资。但是人力资本评估问题得不到解决，则会影响人力资本作为出资的可能性，归根结底该问题时立法技术所要解决的问题。

针对人力资本的评估规则，我们可以借鉴知识产权的评估办法，并结合人力资本的特殊性予以制定：第一，强制性评估原则。即如果以人力资本出资，则必须由法定评估机构以法定规则对此进行评估，杜绝以自制契约的形式自行评估。第二，评估因素法定原则。即必须以立法形式确定评估人力资本所依据的各种因素。当然确定该因素，其难度要远远大于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的评估因素。毕竟人力资本基本上表现为一种无形的管理资源或生产。鉴于此，我们可以借鉴已经以立法形式允许人力资本出资的国家或者地区的现行法律规范，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的需求而制定法律规范。

另外，就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在评估制度中还必须注意以下问题。基于人力资本是凝聚在人身上的知识、体力和技能的总合，并且人力资本在各个公司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所体现的价值亦会发生变化。因此，如果以人力资本出资，其价值的稳定性更为重要，对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定期的评估机构，每经过一定年限，经出资人请求，对人力资本进行重新评估，重新确定其价值，并且由此造成的评估结果变化，以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解决。

（二）人力资本出资对交易安全的威胁及对策。以人力资本出资组建从事交易可能对债权人权利产生威胁，因此以人力资本出资而获得股权（份），实质上是一种“搀水股”，与这种公司从事交易，产生不安时正常的。然而法律功效的发挥取决于合理的责任机制的构建，这已经是一个制度公理。由于人力资本出资者并未以实有财产向企业出资，可能难以产生对公司经营的关切，并且人力资本存在主观性贬值的可能性，人力资本所有者可能会利用其对人力资本的使用环境，使用绩效的天然控制优势，而产生消极怠工。为防止这种经营惰怠和道德危险的发生，应对人力资本出资者可能造成交易威胁进行检讨。资本股东出资填补责任或强制减少或注销其股份的责任。二是针对在公司清算时人力资本不能变现要求人力资本股东承担相当于剩余年限人力资本使用价值的债务清偿责任。三是针对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人身不可分离而受到健康、意外风险等因素的影响较大，要求人力资本股东承担强制人身保险责任，该保险以其人力资本折股价值为投保额，以公司为受益人。

（三）关于人力资本股份的转让。从股东平等和营业自由笔者以为，一是对人力资本出资缩水或因自身原因贬值的人力的角度讲，荣立资本股份的转让与物资资本股份一样，是股东权之一，只要其他股东同意，可自行转让。但是，荣立资本出资设立的公司的信用往往更多地建立在人力资本股东的个人能力之上，一旦其在公司成立后迅速退出公司，可能会有损公司外部人尤其是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有必要要求人力资本股份转让时不仅应获得一定比例的其他股东的同意，还应获得一定比例的债权人的同意。也可以仿照股份公司关于发起人转让所持股份限额的规定，要求人力资本在持有股份后一定时期内不得转让。

（四）关于人力资本股东的多次出资与竞业禁止。人力资本出资折股可能与其全部人力资本并不完全等价，就像某人可以将其资产分成两份向两个公司投资一样，法律不宜禁止人力资本的多次出资。但是，人力资本股东兼具公司者和公司股东身份，公司利益与其人力资本的使用密切相关，因此人力资本股东应承担竟业禁止义务，即不得以其人力资本向与其所出资公司的业务相竞争的企业出资。

〔1〕朱慈蕴：《职工持股立法应注重人力资本理念的导入》法学评论，2001，（5）

〔2〕将大兴：《人力资本出资观念障碍检讨及其立法政策》法学，2001，（3）

法律文本论文范文第3篇

1国内外高技术产业成功关键因素的调查

同传统产业相比，高技术产业内部技术要素的集约化程度高，产业发展的特征深深烙着高技术产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智力密集、范围经济、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收益等，这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为总结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分别对美国、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的一些专家、学者和高技术产业界的人士进行面访和问卷调查，让他们分别结合该地区发展高技术产业的经验，从问卷中列举的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关的22个因素中选择出认为最重要的5个。调查结果如下。

1.1美国高技术产业成功的关键因素调查结果

美国的调查对象主要是麻省理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等从事科技和创新管理的一些知名专家和教授，被调查人数为26人。调查结果中出现频率较高和集中的因素有企业家（选此因素的人占调查总人数的52%）、创新文化(51%)、研究型大学(48%)、生活与工作环境(46%)、风险资本(40%)、人才的可流动性(38%)和中介机构(36%)。调查结果见图1。

附图

图1美国高技术产业成功因素调查结果统计直方图

1.2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高技术产业成功关键因素调查

考虑到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起作用的关键因素不同，所以在国内调研中分别就起步和成长阶段的成功关键因素向各地官、产、学界的专家进行面访和问卷调查。各地区被调查的人数在20～30人左右。调查结果经处理后见图2(a)，(b)，(c)（处理方法同上，图中百分比为选择此项因素的专家占调查专家总人数的百分比）。

附图

图2高技术产业成功因素调查结果

(a)北京；(b)上海；(c)深圳

2基本规律总结

从国内外调查结果看，各地在发展高技术产业方面的成功因素具有很大的相同性和近似性。这些因素，基本上反应了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些内在规律，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因素，以及国内外的成功实践，总结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主要有：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相统一的规律；分散经营与企业集群相结合的规律；起步阶段的政府扶持与成长、成熟阶段的市场选择相统一的规律；风险资本市场相配套的规律。

2.1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相统一

2.1.1技术创新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高技术产业是建立在高技术基础之上，技术的高低是相对的概念，今天的高技术在明天就可能成为普通技术。技术、知识要素的高密集是高技术产业的突出特点，当前国际上划分高技术产业的一个通行标准就是R&D的投入强度或研发和技术人员占整个从业人员的比例。由此可见，技术创新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是高技术上水平、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与核心。区域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程度同当地技术创新的成果和技术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据调查，深圳高技术产业持续、快速高质量地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深圳，企业创办的研发机构占深圳研发机构总数的93%左右，全市研发人员约有90%集中在企业，研发经费中的90%来自企业。2000年深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产值占全部高技术产业产品产值的50.22%。前面的国内外调查结果中，创新文化、研究型大学、产业技术的选择等被认为是高技术产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所暗含的正是强调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创新活动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技术创新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源。美国硅谷、台湾新竹等地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无不是伴随着大量的技术创新得以实现的。在技术创新中，方向的选择极端重要，国内三地的调查中，专家都将产业技术的选择作为高技术产业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之一。进入80年代后，美国硅谷的迅速崛起和128公路的逐渐衰落，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产业技术的选择不同。硅谷产业技术的基础是半导体和PC机，而128公路的产业技术基础是大型机。技术生命周期决定了产业的循环（如图3），这一点对我国和各地发展高技术产业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附图

图3128公路与硅谷的产业技术基础与产业发展示意图

2.1.2制度创新是高技术产业长足发展的前提如果说技术创新解决的是生产力层次的问题，那么制度创新解决的就是生产关系层次的问题。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科学、技术和商业的完美结合过程，是一种全新的商业和经济发展与运作模式。这一模式的正常运转是需要相应的制度予以保证，以解决高技术产业发展中诸如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产业化的资金筹集、知识产权的保护等问题。这些制度是传统产业发展下所不曾有的，这需要根据高技术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实际情况，不断地进行制度设计和创新，为高技术产业提供发展空间。如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的有限合伙制、二板市场，以色列的技术孵化器等都是制度创新成功的典范，这些制度的出台，使得该地区和国家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

从国内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好地区的经验来看，制度创新水平同当地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是相辅相成的。如上海和深圳的高技术产权交易所；深圳的高交会；北京的高新周，中关村风险投资公司的有限合伙制等制度形式都极大地刺激了当地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高素质的人才是高技术产业发展一个必备要素，这在调查中都有所体现。在对人才的认识上，是专家意见较为集中的一个要素，并且这一要素贯穿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所有阶段。在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中，如果缺乏制度创新，沿用原来的人事制度，必定无法吸引和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如当前的知识产权入股、期权股权激励等制度必定是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常用的制度形式。

2.1.3文化创新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保证创新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旋律，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从根本上讲都离不开观念和文化创新，可以说文化和观念创新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保证。在对国外专家学者的调查中，51%的学者认为，创新文化是美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国内调查中，深圳和北京学者中有相当高比例学者认为一个健康的创新文化是当地高技术产业发展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高技术产业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这就需要一个容忍失败、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世界各地都在移植硅谷模式，但都不成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硅谷的创新文化没法移植，硅谷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文化氛围不是靠简单的模仿能够学得到的，这需要观念上的根本革新，需要一定时间的蕴育。

2.2分散经营与企业集群相结合

2.2.1分散经营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经营模式国内外的调查中，企业家的数量和质量被国内外专家一致认为（美国52%，北京60%）是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企业家意味着敢于冒险、勇于创新的开拓者，高技术产业正是由一大批执着、不畏艰险、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所造就的。高技术产业中的企业主体是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往往都是由一个创新思想开始的，知识资本是这些企业的主要资本。在高技术领域中，技术进步的速度极为迅速，这就需要这些企业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锐性，善于捕和技术发展中的各种商业机会，而这一切只有靠分散经营才能获得。硅谷同128公路的一个明显不同就是硅谷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构成的生态群落，而128公路边上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大，企业官僚习气严重，作风过于保守，缺乏灵活性和对动荡环境的适应性。由此也可看出，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基本思路。而拥有大批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是分散经营的前提。

2.2.2企业集群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生态特性较传统产业而言，高技术产业具有更明显的集群特性，这主要是由高技术产业的知识密集、信息密集等特征决定的。建立在最新科技成果基础之上的高技术企业，要生存和发展，需要有把握市场信息，持续研发和知识创造的能力。而大多数高技术企业，规模都比较小，无法在孤立状态下准确地把握市场信息，也没有力量单独培养出高素质的知识员工和进行大范围的基础研发，这一矛盾促使高技术企业集群的产生。这是因为集群内企业地理上的彼邻，一方面使得集群内企业信息收集成本的节约。集群内企业之间形成的协同效应和叠加效应使得集群具有敏锐和庞大的信息加工、解释能力，企业间的正式抑或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又使得信息在集群内的传递低成本和高效。另一方面，集群具有很强的知识溢出效应，同单个处于孤立状态的企业相比，集群内的高技术企业很容易找到自身发展所需的高素质熟练员工。集群内的企业分工与合作也大大提高了研发的效率和成功率。集群内企业间的模仿学习加速了技术创新成果在高技术企业中的应用。一项新的技术创新成果一旦在集群内某一企业中首次使用，这一成果会立即“传染”给集群中的其他企业，从而促使整个集群整体水平的提高。

在当前国内的许多高新园区，我们可以看到高技术企业集群的现象，如基因群落、软件园、通信城等，就是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很好例证。

2.3政府扶持与完善市场机制相结合

现有的许多市场机制是应传统产业发展而产生和形成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许多与传统产业不同的内在规律，如产权、融资等。按这些规律来发展高技术产业，是高技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前提。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初期，服务于传统产业的市场机制，在短期内还不能提供高技术产业发展所需的生产关系。如果依靠市场机制的自然演化，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速度势必相当缓慢。另外，国家、地区间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水平极为不平衡，全球化的国际竞争势必会使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较为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对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压制。所以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初期，政府扶持是完全必要的。从北京、上海和深圳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多数专家（北京35%，上海66%，深圳60%）都认为这些地区高技术产业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起步阶段政府的扶持。这一点在上海和深圳发展高技术产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政府扶持既可是财政和税收的政策倾斜，也可以是资金的直接支持；既可是制度的规范完善，也可以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既可是直接以经济主体的身分参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活动，也可以是高技术产业发展所需环境的营造。从国外发展的成功经验看，各国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初期，政府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如美国在高技术产业发展初期成立的中小企业管理局(SmallBusinessAdministration)，政府通过为中小企业投资公司(SmallBusinessInvestmentCompany)提供1:4配套低息贷款的形式，解决新成立的中小高科技风险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支持科技企业的发展。在国内，从北京、上海和深圳等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看，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地方政府在高技术产业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如为解决起步阶段民间风险资本的不足，三地政府部门都成立了政府背景性质的风险投资公司，直接进行风险项目的投资；为吸引投资和增强处于创业期和成长期的高技术企业的自身积累能力，三地的政府都实行了幅度较大的税收优惠、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如深圳市政府1999年出台的新22条等都体现了政府在发展高技术产业中的重要角色。

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最终是一种经济行为、市场行为。高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要靠市场机制来组织和协调，不能长期依赖政府的扶持。因而，政府的扶持应同完善市场机制相结合。随着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逐步成熟，政府对高技术产业的扶持应逐步让位于市场，在市场机制健全的环境下让高技术企业在市场中优胜劣汰、生存、发展和消亡。从国内的调查结果看，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成长阶段，政府扶持这一因素已让位于其他因素。在北京和深圳的调查结果中，政府扶持这一起步阶段处于前4位的关键因素在成长阶段已不再在前5位关键因素之列，在上海，政府扶持这一起步阶段处于第一位的关键因素（占调查专家人数的66%）在成长阶段已退为第6位（占调查专家人数的35%）。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建立和完善适合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市场机制是政府的一项职能，政策供给职能逐步替代政府在高技术产业发展初期的扶持职能。由此可见，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和市场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是动态变化的，初期政府的扶持作用较为重要，随后逐渐让位于市场。

2.险资本市场相配套的规律

一项高技术成果商业化，会面临着技术风险、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高技术产业投资风险大、投资周期长的特点决定了服务于传统产业的投融资方式无法适应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要求，需要一种基于新运作模式的资本市场来服务和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这种新的融资制度就是风险资本。风险投资给高技术风险企业提供的不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增值服务，这对新成立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可以说一个国家和地区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着该国家和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程度，风险投资是高技术产业的孵化器和助动器。从发达国家发展高技术产业的经验看，风险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在发展高技术产业中处于突出重要的地位。对国外26位专家的调查结果证明了这一点。26位专家对风险资本在发展高技术产业中的作用认识有较高的集中度。风险资本成为集中度位居第5的关键因素。正如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说的那样，欧洲高技术产业发展大约滞后美国10年，主要在于欧洲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滞后于美国10年。我国国内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好地区的经验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国内三地的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是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还是成长阶段，风险资本一直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风险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完善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风险投资中的融资、投资运作和资本退出等诸多环节。为此，要设计有利于风险资本市场发育和完善的市场机制，如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等。只有具有一个健康、完善的风险资本市场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相配套，高技术产业才能真正取得长足、快速和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浙江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课题组.杭州市高技术产业发展对策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空间拓展研究报告[R].杭州：浙江大学，2001.

[2]RossCDevol.America''''sHigh-techEconomy-Growth,Development,andRisksforMetropolitanAreas[R].MilkenInstitute,1999.

法律文本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法律文本 语言特征 功能对等

1 引言

法律文本作为一种特殊文本，是绑定了法律效力的文本，是法律内容和法律效果的载体。由于法律文本具有高度的严肃性，其翻译必须准确无误地译出原文的内容。与此同时，在文体风格和法律效应上也要尽可能的达到对等。因此，奈达的“功能对等论”对法律文本的翻译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笔者通过分析WTO法律文本的语言特点，从奈达的“功能对等论”理论出发，以翻译目的、文本功能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奈达的“功能对等论”理论对于法律文本翻译的较强适用性。

2 WTO法律文本的语言特征

WTO法律文本是很正规的国际法文件，具有权威性、庄重性、规范性，其用词准确，结构严谨，具有独特的文体及篇章结构特征。

2.1 词汇方面

2.1.1 使用古体词。吕俊和侯向群指出：“使用古词语给人以自古至今法律就有传统，不容轻易改变的心理含义，这些复合性副词几乎成了法律文体的一种词汇标记，是这类文本的一大特色。”（2001：182）。这些古体词形式简单，语言精炼，不易出现歧义，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

例1：Desiring to ……Hereby agree as follows：

该例中的”hereby”相当于”here”+”by”，即“特此”之意。文中该句之意即“特此达成如下协议：”。

2.1.2 使用subject to等短语。在法律文本中，频繁使用subject to这一类短语，以准确表达法律概念。

例1：Each Member shall accord to … subject to the exceptions……

其中，”subject to”在文中是指“依据……，遵守……”。

2.2 句式结构方面

2.2.1 条件句的使用。在法律条文中，除了规定双方应履行的义务外，还设想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处理的办法，所以，在法律条款中有较多的条件句。但条件中不仅仅局限于if 的表达，还会较多使用 provided that等。

2.2.2 长句的使用。WTO法律文本在表达较为复杂的概念时，习惯用较长的句子，尤其是复合句、从句等来完成。《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成果》中使用了大量的长句，以准确表达法律概念，从而体现法律语言的严谨性。

3 功能翻译理论

3.1 功能目的论。“功能目的论”以“目的原则”为核心，试图把翻译从原语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从译入者新视角来诠释翻译活动。它首先关注的是文本功能和翻译目的， 强调翻译是译者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 根据客户要求，实现译文预期功能的目的。

3.2 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1964年，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中第一次提出了“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两个概念。就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而言，奈达更强调后者。1993年，他将其观点综合起来，用“功能对等”代替了“动态对等”。

4 功能对等理论对法律文本的指导意义

4.1 普通词汇的翻译

在WTO法律文本中，有许多普通词汇，如action， party， duty等有着其特定的内涵。

例如：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o GATT 1947 ……

该原文中的” contracting parties “，如果译成“买卖双方”，则不符合该原文所属文本类型。考虑到该词语是在法律文本的语境下，则其应指“缔约方”。

4.2 条件句的翻译

法律文本要求思维缜密，逻辑性强，既要考虑到各种不同情况，又要排除各种例外情形。

例如：Members may， ……provided that such protection does not contravene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根据功能目的理论，在不违背原意的情况下，尽可能译成贴切中文表达的句式，以方便中文的阅读对象更好地理解（谭载喜，2010：213）。所以，原文中的provided that译成“只要”这样的表达方式，既忠实于原文内容，又使读者易于理解。

4.3 长句的翻译

法律语言作为法律信息的载体，必然是明确的。在法律英语中，句子结构较复杂，且多状语从句、定语从句、多分词短语等。

例如：Members， Desiring to ……； Hereby agree as follows：

这段话出自《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成果》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最开头，多达近三百个单词。该原文虽较长，但其实是由诸多个现在分词构成的多个分词短语，句子主干实则为“ Members Hereby agree as follows ”。因此在翻译时，必须尽量达到文本各个方面的对等性，以最大限度的使译文与原文达到对等。

5 结束语

鉴于WTO法律文本的规约性、准确性以及庄重性等特点，在翻译此类文本时，译者必须在全面透彻理解原文基础上，以功能对等原则为指导，尽可能与原文保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从而实现法律效力的对等。总而言之，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对WTO法律文本的翻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Nida， Eugene A，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Leidan： E.J.Brill， 1969

[2]吕俊，侯向群. 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法律文本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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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受资助的情况（资助单位、项目名称、合同号）用中英文分别列于文稿左下方。

2.4所有稿件都应有中英文摘要。一般科技论文的摘要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作者应能使读者通过阅读摘要就能掌握该文的主要内容或数据。为便于国际读者检索并了解文章的基本信息，英文摘要应比中文摘要更详细。

2.5每篇文章应标注中英文关键词各3～8个。

2.6缩略语、简称、代号除了相邻专业的读者清楚外，在首次出现处必须写出全称并注明以下所用的简称。如新术语尚无合适的中文术语译名可使用原文或译名后加括号注明原文。

2.7用于表示科学计量和具有统计意义的数字要使用阿拉伯数字。

2.8研究对象为人时，需注明试验组、对照组受试者的来源、选择标准及一般情况等。研究对象为试验动物时需注明动物的名称、种系、等级、数量、来源、性别、年龄、体重、饲养条件和健康状况等。

2.9药品、试剂使用化学名，并注明剂量、单位、纯度、批号、生产单位和生产时间。

2.10仪器、设备应注明名称、型号、规格、生产单位、精密度或误差范围。

2.11图和表格与文字的内容不要重复，图、表应有自明性，即不看正文就能理解图意、表意。图题和表题均应中英文对照。

2.12所引的参考文献应仅限于作者亲自阅读过的。未公开发表或在非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著作如确有必要引用，可用圆括号插入正文或在当页地脚加注释说明。原文作者若不超过3人应将作者姓名依次列出，中间用“，”隔开，3位以上作者则列出前3位，逗号后加“等”。

3文后参考文献

3.1文后参考文献的定义

文后参考文献，即指为撰写或编辑论文和著作而引用的有关文献信息资源。

3.2著录文后参考文献的目的与作用

1）可以反映作者的科学态度和论文具有真实、广泛的科学依据，也反映出该论文的起点和深度。

2）能方便地把本论文作者的成果与前人的成果区别开来。

3）有利于节省篇幅。

4）能起索引作用。

5）有助于通过引文分析对期刊水平做出客观评价。

6）有助于科技情报人员进行情报研究和文献计量学研究。

3.3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原则

1）只著录最必要、最新的文献。

2）著录的文献一般为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可作为文内注释列出，其格式可参照参考文献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