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循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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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循环论文范文第1篇
1.1多元化渠道综合利用秸秆资源，促进作物秸秆转化利用
全面推进秸秆机械深耕还田，重点扩大秸秆过腹还田、秸秆生物反应堆、秸秆沼气、秸秆固化、生物质能源等转化利用能力。组建完善配套秸秆循环利用技术模式9个，建设秸秆青贮场所9处，年青贮玉米秸秆40余万亩，秸秆固化点40余处，秸秆生物反应堆6000个大棚，秸秆养藕4000亩，户用秸秆沼气5000个，大型秸秆沼气工程28处，制造秸秆颗粒年消化20余万亩的玉米秸秆，玉米机械深耕面积每年达到90万亩，小麦、玉米平均亩产分别增产10%和12%，每亩为农民增收节支近300元。
1.2推广节肥、节药、节水、节种技术，实现农业投入品的减量化
全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实现了全覆盖，建立村级测土配方技术示范面积8.47万亩，年累计推广粮食、蔬菜等农作物配方肥2.2万t，使用面积37.87万亩，技术推广面积300余万亩，减少化肥施用量3万吨，化肥利用率提高3%左右，每公顷化肥使用量减少100kg，节本增效1.7亿元。在临淄区朱台镇建成1万多亩小麦垄作示范推广基地，节肥10%、节水30%以上。在临淄、桓台、高青、沂源等4个项目县建立专业化统一防治示范区4万亩，全市专业化防治服务面积每年达到158万亩次，防治效果平均达到90%以上，每公顷农药使用强度减少0.5kg；粮食作物农药用药量减少5%以上，经济作物用药量减少15%以上。
1.3以沼气建设为纽带，促进农村废弃物资源的循环利用
全市共建有户用沼气池10.11万个，占农户的30%以上，其中80%以上的户达到了“一池三改”标准。建成生态能源示范村86个、“千池镇”15个，年可利用人畜粪便30%以上、作物秸秆10万亩以上，提供优质有机肥40多万吨、沼气4000多万立方米，节约标煤3.1万t，减少CO2排放7.1万t，为农民节支8000多万元。发展“猪沼果”模式6000多个，“猪沼菜”1200多个，沼渣沼液利用户数达67048个，沼渣沼液利用率达到93%，亩节药219元，节肥68元，农产品增值179元。
1.4以乡村清洁工程为载体，推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选择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条件的乡村清洁工程示范村16个，生态家园富民工程示范村30个，相继开展了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建设，梦泉村等5个村通过省级验收，被列为全国农村清洁工程示范村。通过开展农村清洁工程示范建设，改善了农村生活环境，示范村内100%耕地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农药、化肥减施率超过30%；人畜粪便等废弃物入沼、还田、沤肥等方式使人畜粪便利用率均达到100%；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以上，田间废弃物收集率达到90%以上。有效解决了农村普遍存在的粪堆、柴堆、垃圾堆“三大堆”现象，达到治理面源污染和清洁家园、清洁田园、清洁水源的目的，受益农户达到5000余户，农民人均增收1200元，大大推动了新农村建设。
2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扶持力度偏小，缺少资金支持
目前循环农业项目的覆盖面仍然偏小，循环农业发展中无论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人才的培训、技术的开发等，都需要大量资金，生产者多为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户，发展循环农业仅靠农户和农业部门显然力不从心。由于政府对循环农业资金投入不足，社会多元投入体系尚未建立健全，资金不足仍是制约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2.2产业化经营相对滞后，后续服务比较薄弱
目前循环农业相关产业还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从建设使用管理后续服务的产业链条，专业化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滞后，管理和运作不规范，没有对循环农业发展起到应有的服务保障作用。尤其是农村沼气产业，产品市场比较混乱，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许多产品的质量不过关，这无疑加大了建设成本，影响了沼气产业发展。受服务经费缺乏、运作方式不成熟等原因限制，农村沼气的后续管理和服务还跟不上沼气产业迅猛发展的步伐。
2.3循环农业技术支撑不够，需要进一步强化
目前循环农业模式特别是适合当地的循环模式有待于进一步丰富和创新，部分循环农业产业链偏短，秸秆机械还田在综合利用中所占的比例偏高，多元化开发利用模式规模偏小，而当前对循环农业实用技术的研究和实践相对薄弱，循环农业的技术支撑需要加强。
3对加快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建议
3.1加大扶持力度，完善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长效机制
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作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2]。具体到各地市，建设生态文明，最基础的就是以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为着力点，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坚定不移地推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促进生态循环农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建议各级政府设立生态循环农业专项资金，加大扶持政策和发展措施的研究力度，以适应当前生态循环农业发展需求；同时建议省有关部门结合本省实际，制定并完善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政策和法规，建立生态循环农业的核算体系，并纳入统计体系和考核体系，逐步形成"政府推进、市场驱动、企业发挥、全民参与"的长效发展机制。
3.2强化技术研发，建立促进生态循环农业技术研发与推广机制
建议设立省、市级生态循环农业技术研发中心，整合各级、各类农业科研院所、农业高等院校、农业基层技术部门技术力量，强化生态循环农业技术研究、开发与推广，提高技术创新力度，逐步完善支撑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技术体系。创新循环农业技术推广体制，建立生态循环农业技术研发推广人才梯队，完善基层农技推广网络。加快生态循环农业新技术、新成果转化，建立技术集成示范基地，通过开放性的试验示范，将先进的技术和成果直观地呈现在农民眼前，真正实现“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让农民学得会、用得上。
3.3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生态循环论文范文第2篇
一、生态缺失是传统城市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根源
（一）城市的加速发展产生了生态环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发展速度加快。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8.5％提高到2004年的41％。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提高到50％左右（国际经验30％至70％为加速城市化时期）。这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以聚集为主要趋势的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
城市的加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效益的提升：城市经济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已超过70％，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大约为1500万，促进了城市非农就业岗位增加；城市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城市功能逐步健全和优化；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生存环境得到改善；城市文明不断渗透传播，推动了城乡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人的素质不断提高……。
城市的加速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负效应。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人口消费全球75％的自然资源，并产生全球75％的垃圾。
传统城市的生态环境负效应主要表现为：一是空气污染。城市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居民生活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和烟尘，笼罩在城市上空，给城市环境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也是造成城市热岛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2004年全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监测的342个城市中，只有132个城市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仅占38.6％；空气质量为三级的城市有141个，占41.2％；而劣于三级的城市达69个，占20.2％。二是固体废弃物污染。我国城市垃圾年清运量约1.49亿吨，并且还在以每年8～10％的速度增加，无害化处理却不到20％；工业固体废弃物每年大约产生6亿吨，其中，危险废弃物占5～6％，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不到46％，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圈之中。三是水环境污染。全国城市污水排放量大约为414×108m3／a，城市污水处理率和二级处理率分别仅达30％和15％，污水回用率则更低。由于大量工业和城市生活水未经有效处理直接排入江河造成90％左右城市河段受到严重污染。四是资源短缺加剧。我国约有42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114座严重缺水，全国城市日缺水量达1600万立方米，年缺水量60亿立方米。能源供需每年都有缺口并呈扩大的趋势，以天津为例，2004年可供全市消费的能源量年末库存量为－348.03万吨标准煤，缺口比2000年增加了115.66万吨，年均增长10.63％。五是资源利用效率较低。2004年，我国的GDP只占全世界的4％，但消耗的原煤占世界的38％，钢材占27.4％，氧化铝占21.4％，水泥占45.8％。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资源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能源利用率为33％，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5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个、25个、20个百分点。每辆汽车年油耗为2.3吨，比美国高27.8％，比欧盟高53.3％，比日本高109.1％。单位GDP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是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8倍左右。资源的回收利用率也较低。在发达国家，废钢铁、废铜、废橡胶的回收利用率都达到了90％，而我国废钢铁回收利用率仅为45％、废铜回收利用率为30％，废橡胶的回收利用率为40％。
上述种种生态环境负效应使得城市可持续发展受到严峻挑战。
（二）生态缺失是传统城市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根源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城市发展有三个阶段：一是“自然本体论”城市。这种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早期形成的，在自然因素完全决定和支配人类定居区域演变的特定情况下的城市表现形态，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水平在自然面前处于劣势时体现的顺应自然的城市发展思想。二是“人类本体论”城市。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的因素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以人类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思想兴盛一时，对城市的存在和演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三是“生态本体论”城市。即人、生物和非生物环境和谐、均衡的城市生态系统，这才会带来城市的持续兴旺和繁荣，即所谓生态型城市。
人们不仅忽略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存在，仅仅把自然生态系统看作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看作是人类任意索取资源和排放废弃物的场所，是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而且还忽略了城市这个人工系统自身也应该具备像自然生态系统那样的自我平衡机制。我们把城市发展中这种缺少对生态因素关注的现象，称为生态缺失。城市发展理论和指导思想上的生态缺失，导致了城市系统的生态缺失，使得城市成为经济上的明星，生态上的黑洞。城市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矛盾的加剧等种种生态环境负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城市发展理论和城市系统的生态缺失，源自不适当的城市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因此，生态缺失成为我国传统城市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根源。
二、生态回归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生态回归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市是一个人工系统。它作为人们改造自然最彻底的一种人居环境，是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改造自然的价值观和意志的真实体现。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不断升华，对城市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制约瓶颈的逐渐认知，生态因素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开始意识到，城市发展不仅要关注经济社会因素，也要关注生态因素。只有三者的全面协调发展才会有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应包括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它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集中体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解决的问题是：使城市生态系统的调节机能能维护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在保证城市和城市体系经济效率及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使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费和污染最小化。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此，实现生态回归，实现“人类本体论”城市向“生态本体论”城市的转变，是逆转城市发展中的生态环境负效应的必然选择，也是传统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市发展中的生态回归，就是要使城市系统能够具备生态调节机能，能够维护城市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在保证经济效率及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使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费和污染最小化，实现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协调，实现生态规律与经济规律的统一。
城市发展中的生态回归，实质上是一场生态环境革命。它是以人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为宗旨，以城市发展中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和谐为目标，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与工业布局为手段，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与治理，改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提升城市功能和价值，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的创造力、生产力，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技术和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市稳定、协调和永续发展的环境复合工程。
城市发展中的生态回归，就是要彻底改变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中单纯的“环卫”、“环保”和“污染治理”等传统观念，打破“生态环境建设就是投资”、“要工业就不能要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等的传统认识，建立全新的生态环境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理论、新思路和新模式。把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生态环境革命整合城市发展诸要素，提升城市价值，以城市增值盘活资产存量，从而高效聚集城市财富，并以城市丰厚的经济实力投入环境和城市综合建设的良性增长循环中。
（二）生态回归所追求的城市发展目标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英文为ecopolis或ecocity或ecoville或ecologicalcity，这一概念是在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前苏联生态学家O·Yanitsky（1987）认为生态城市是一种理想城模式，其中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人为创造力和生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美国生态学家RichardRegister（1987）则认为生态城市即生态健全的城市，是低污、节能、紧凑、充满活力并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聚居地。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1999）在《自然生态化：为人类和地球彻底改造城市》中指出：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将规划本国城市放在长期协调发展的地位，而其大方向只能选择走生态化的道路。城市生态化也就是“生态城市”，简单地说就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居住区形式；是一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三者保持高度和谐，技术和自然达到充分融合，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创造力、生产力，并促使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稳定、协调与永续发展的自然和人工环境复合系统。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概括出生态城市包含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和自然生态化，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化。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复合生态化是前提。从涉及领域来看，生态城市是一个以人的行为为主导、以自然环境系统为依托、以资源和能源流动为命脉、以社会体制为经络的“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系统，是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统一体。从城市生态环境方面来看，生态城市的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护，具有良好的环境质量和充足的环境容量，空间结构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生态建筑广泛应用，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融合。从城市经济方面来看，生态城市既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更要保证增长的质量，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从社会方面来看，人们的价值取向已不再是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的。科技、教育、道德、法律等都将“生态化”。
要营造满足人们自身需求、文化气息浓郁、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城市居住地。二是整体性。生态城市不是单以追求环境优美或自身的经济繁荣，而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在整体协调的新秩序下寻求发展。生态城市建设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更要坚持以人为本，关注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三是持续性。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公平地满足现代与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不因眼前的利益而以“掠夺”的方式促进城市短时的“繁荣”，保证城市发展的健康、持续和协调。四是高效性。与传统城市“高能耗”、“非循环”相比，生态城市的运行机制是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生，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共生协调。五是区域性。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是城市，但是生态系统具有开放性，因此生态城市的建设必须考虑城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必须建立在城乡的区域平衡基础上，并表现为明显的区域特征。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和生态文明时代。面对城市化、人口、环境资源的巨大压力和严峻的挑战，未来城市发展也必将体现生态文明这一时代特征，只能走城市生态化发展道路。建设生态城市是生态回归所追求的城市发展目标，是城市发展变革的系统工程，也是走出“人类困境”，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实现城市生态回归的最佳途径是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将经济与社会、生态系统联结起来的全新的经济范畴。它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是回归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物质循环运动的本质属性，运用生态学规律改造传统经济系统的线型物质流动模式，以物质的高效利用和充分循环利用为核心，以“3R”即“减量化（Reduce）、再循环（Recycle）、再利用（Reuse）”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重新构造经济系统，实现“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和能量梯次、闭环流动型经济。
1.循环经济是实现城市生态回归的切入点
实现城市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首先必须选准切入点。在自然生态化、经济生态化和社会生态化的平衡发展与良性循环这个生态城市建设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中，经济生态化是前提，没有经济的生态化，就不可能有城市的生态化。因此，实现城市的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必须以经济生态化为切入点，从“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入手。循环经济正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态回归，它突破了传统经济对建设生态城市的最大壁垒。
城市化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传统城市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与工业化运动以来以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为特征的传统线性经济模式密切相关，与传统的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非循环性密切相关，这种非循环性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致命缺陷。而且目前末端控制和治理，没有从“生态—经济—社会”巨系统的整体着眼，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环境恶化危机。因此，实现城市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就必须对传统的人类社会经济体系进行创新，而循环经济代表了这种创新方向，是对传统线性经济的革命。
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善待地球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它与传统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内部是一些相互不发生关系的线性物质流的叠加，由此造成出入系统的物质流远远大于内部相互交流的物质流，形成“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的经济特征；而前者则要求通过“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在系统内部以互联的方式进行物质交换，使进入系统的所有的物质和能源都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达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结果。一个理想的循环经济系统通常包括四类主要行为者：资源开采者、处理者（制造商）、消费者和废物处理者。由于存在反馈式、网络状的相互联系，系统内不同行为者之间的物质流远远大于出入系统的物质流。循环经济可以为优化城市经济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提供整体性的思路，为传统城市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经济提供战略性的理论范式，从而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资源环境与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2.循环经济能够体现城市生态回归的核心思想
实现城市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就是要用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理论来规划、设计和建设城市，解决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生态缺失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资源的浪费问题，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平衡，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而循环经济正是运用生态学原理来指导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其主要目标是：第一，减少物质投入量。针对产业链的输入端，强调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性开采与利用，以替代性的可再生资源为经济活动的投入主体，以物质投入量最小化（低开发）为目标，达到既定社会经济目标。第二，减少废弃物排放量。针对产业链的输出端，强调以废弃物排放最小化为目标（低排放），实现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以及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的废弃物的多次回收再造。第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为目标，要求通过发展减物质化和再资源化技术，提高物质、产品之间的转化效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输入和输出经济系统的物质流。第四，提高物质循环利用率。以物质循环利用率最大化为目标，强调构筑从废弃物到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企业）共生组合，建立“经济食物链”和循环链，通过系统内部相互关联、彼此叠加的物质流转换和能量流循环，最大限度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尽可能降低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思想。作为一种发展模式，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可以达到减少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降低人类生活、经济活动及社会发展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减少环境污染和破坏，维护城市生态平衡等目的。因此，可以说循环经济集中体现了城市生态回归和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思想。实现城市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为发展循环经济创造了空间、舞台、机遇和条件，而发展循环经济为实现城市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找到了有效的实现途径、形式和抓手。
四、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是实现城市生态回归的基础
城市的循环经济体系不同于传统的经济运行体系，发展循环经济必须首先构建循环经济体系。而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消耗大量的人、财、物力，并且对旧体系的改造比新体系的建设更加复杂，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循环经济体系的构建应该在城市化进程当中，结合新城市（城区）的建设和老城市（城区）的扩建和改造，用超前性理念和系统工程思想，制定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制定科学的城市建设和布局标准，以避免新建设的城市和城区的经济社会运行系统不符合循环经济系统的要求，刚刚建成就要改造、重建，造成各种资源的巨大浪费。
未来几十年，城市循环经济体系的构建重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建城市产业循环体系
构建城市产业循环体系的目的是要解决城市生产活动中的资源循环利用问题。
我国目前的城市产业体系存在的共同缺陷：一是布局分散，缺少按照产业特色和同类产业要素集聚的原则构建的特色产业园区，现有的园区也多是综合性的产业园区，园区内多种产业并存，缺乏产业关联，各园区间的产业结构趋同，不利于建立产业间和园区之间的物质循环关系。二是缺少按生态学原理构造的产业物质流循环链，即上游产品、企业、产业的废料，成为下游产品、企业、产业的原料……，现行产业链主要是按照产品流向构造的，即具有前向、后向关联的产品之间构成产业链和产品链。
在城市化进程中构建城市产业循环体系。首先，要制定科学的城市经济发展规划，必须要充分考虑城市产业循环链条和网络的建设内容，按照生态学原理和产业集聚原则，搞好新建城市（城区）的产业结构和布局规划，搞好老城市（城区）的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规划。其次，按照产业布局规划和各产业园区的功能定位，结合新项目招商引资和老企业搬迁改造，集中打造两类产业园区。一类是特色产业园区，将同类产业项目集中摆放，这样，即有利于同类企业共享资源、联合开发清洁生产技术，交流企业内部物料循环利用的经验，提高产业、园区内部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物料和能源使用量和排放量；又有利于将同类企业产生的成份大体相同的废弃物集中起来，寻找并供给产业“食物链”、“循环链”的下端企业或园区，形成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另一类是生态产业园区，将具有废弃物代谢关系、属于产业“食物链”上、下游关系的企业集中到同一园区，形成纵向闭合的产业循环链，以达到零排放的目的。第三，对于城市建成区已有的、暂时无法向相关的特色园区、生态园区集中的企业，也要积极推行清洁生产，提高企业内部物料循环利用的水平。并且还要在生态工业园区试点基础上，由各城市工业主管部门和工商管理部门等牵头组织对所辖企业进行废物代谢网络调研，按工业生态学原理进行相关分析，对具备输出、输入潜能而未形成输出、输入关系的企业，组织洽谈，促成其建立链接关系；对在本辖区范围内无法找到链接对象的企业，可跨产业和地区寻找链接伙伴。第四，对于找不到链接伙伴的企业、产业或园区，要积极地组织引进和研发相关的补链项目，建立产业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力争在本市、本部门不存在产业循环链的断点。第五，要大力发展静脉产业和环境产业。静脉产业是指将废弃物转换为再生资源的产业。它是传统的动脉产业（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反馈式流程，是构成完整的产业循环链条的不可缺少的半环。而环境产业本身即是城市产业循环链的必不可少的补链环节，又是为构建城市产业循环链提供必要的技术、设备和手段支持的产业，还是形成整个城市完整的循环经济环路的重要环节。
总之，构建城市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和网络，就是要把各个产业环节和子系统中的断点或缺损的半环接续起来，形成反馈流程；就是要使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特色工业园区之间发展横向耦合和纵向闭合关系，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以达到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的最小化。
（二）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循环利用体系
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循环利用体系的目的是要解决城市生活垃圾的再循环利用问题。
目前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大体有以下几种方法：一是填埋，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垃圾都采用占地填埋的处理方式。其弊端是：费用高昂，处理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200元至300元人民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仅北京市日产垃圾就有12000吨，目前达到一定规模的垃圾堆在北京五环路以内有700多处，占地500多万平方米，每年仍以3—5％的速度增加；沼气泄露，污染空气；垃圾爆炸、垃圾场崩塌造成瞬间的悲剧；剧毒的垃圾液体泄露，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威胁人类及其他生物的安全等。二是焚烧，经过高温焚化后的垃圾虽然不会占用大量的土地，但它不仅投资惊人，并且会增加二次污染的风险。剧毒致癌物质二恶英就是垃圾焚烧后产生的主要气体成分之一。而且无论填埋还是焚烧，都是对资源无谓的浪费。第三种垃圾处理方式是焚烧发电，与前两种方式相比，其最大的优点是实现了垃圾资源化，将垃圾转化成了电能。但是它的投资更加惊人，对垃圾的质量（可燃性）要求较高，而且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垃圾液和二恶英污染。所以，这也不是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的最佳途径。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在许多国家，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再生资源回收总值已达到2500亿美元／年，并且以每年15～20％的速度增长。全世界钢产量的45％、铜产量的62％、铝产量的22％、铅产量的40％、锌产量的30％、纸制品的35％来自于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并且利用再生资源进行生产，不仅可以节约自然资源，遏制垃圾泛滥，而且要比利用天然原料进行生产能耗低，污染物排放少。例如，利用1吨废纸，可造纸800公斤，节约木材3立方米、烧碱300公斤、电300度，还可以少排大量造纸污水。因此，实现垃圾的再资源化和再循环利用是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的根本途径。
垃圾分为有机类，无机类和弃土类垃圾，只有将它们混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垃圾，一旦分类回收就都是资源：有机类垃圾可以转换成家畜饲料、有机肥料等；无机类垃圾可以分为各种金属、纸、玻璃、塑料等大类，重新成为生产原料；而弃土类垃圾则可以用作道路垫土。那么，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循环利用体系，解决城市生活垃圾的再循环利用问题，其关键就是实现城市垃圾的分类，即从源头开始分类收集、清运和回收，使之重新变成资源。垃圾分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垃圾分类后被送到工厂而不是填埋场，既省下了土地，又避免了填埋或焚烧所产生的污染，还可以变废为宝，缓解城市资源瓶颈，就处理的成本与效益而言，应该是最佳选择。
在城市化进程中构建城市垃圾循环利用体系。首先，应该制定城市垃圾分类收集的分步骤推进办法，明确城市新建住宅或住宅小区必须安装有机垃圾处理设施；明确垃圾的管理标准，明确城市环卫系统对城市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和清运的责任和义务。其次，要大力宣传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以及每个居民在垃圾分类中应履行的义务，使垃圾分类逐渐深入市民的思想和生活，并主动对垃圾分类给予支持配合，就像为能饮用到洁净自来水付费一样天经地义。第三，政府应增加相关方面的投入，保证垃圾分类的物质设施建设，为垃圾分类提供各种便利的条件，如在街道两旁和居民区内设立分类垃圾桶等。第四，由政府与环保企业、房地产开发商联手，在新建住宅区安装有机垃圾（生物垃圾）处理机并建立处理生物垃圾的工作房，通过加热干燥和微生物分解等方式，将有机垃圾转换成家畜饲料、有机肥料等。也可以推广安装专供家庭使用的厨余垃圾处理器，将厨余垃圾搅碎后，直接进入下水道。第五，结合文明社区建设，开展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由小区保洁员负责指导、监督居民将不同类垃圾正确投放到不同的垃圾箱内，由环卫部门或相关的产业化公司将垃圾分别送往相关企业。第六，在试点基础上，向整个城市推广。第七，大力发展废旧物资回收产业。逐步形成废旧物资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产业化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多渠道的可利用物资回收系统。第八，培育再生资源集散交易市场，把过去的分散回收集中到规范的市场中来，为资源调控和优化配置提供更多选择。
生态循环论文范文第3篇
文化的根柢全在道家”；世界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先生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像一棵烂
掉了根的大树。”的确，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道学的作用实与儒学不相上下，它们一隐一显，
共同浇灌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对中国社会之发展和中华民族性格之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
响。
然而，长期以来，或者更准确地说，90年代之前，道学研究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如果说
儒学的研究可谓“门庭若市”的话，那么，道学的研究则可谓“门庭冷落”。有人将这种情况概
括为“儒热道冷”，是大体符合实际的。令人欣慰的是，90年代以后，道学研究开始步“儒学
热”之后尘，受到学界的关注，并陆续出版、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果说用“道学热”来揭
示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特点，具有某种言过其实和“扬道抑儒”之嫌的话，那么，指出道学研
究构成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总的看，20世纪后半叶的20年特别是后10年，道家文化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这种进展主
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关于老庄其人其书及其他道家人物与著作的研究；二是关于道家思
想渊源及学派演变的研究；三是关于道家文化基本精神及特质的研究；四是关于道家思想的研究
特别是道家之道论与人论研究；五是关于道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包括道家学派内部的比较研究，道
家与其他学派的比较研究，道家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六是关于道家之历史地位与道学之现代
价值的研究；七是其他问题的研究，诸如道家与道教的关系研究，道学史研究，郭店道家简研究
等等。前不久，笔者组织编写《中国文化研究20年》一书，就中曾设专章，从上述诸方面就近20
年道家文化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通过这一总结，并通过与儒学及儒学研究
之情况的比较考察，我们感到，有几个问题仍有必要提出来，以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和重视。
（一）关于道家之地位问题
80年代中后期以来，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除
极少数论者执守扬儒抑道的立场外，绝大多数论者都普遍认同道家之重要历史地位。这其中，有
一种看法尤为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这就是“道家主干说”。“道家主干说”的代表人物前有周
玉燕、勤，继有陈鼓应，后有胡孚琛、吕锡琛及涂又光，就中又以陈鼓应先生倡导最力最
勤。客观地说，“道家主干说”的提出和讨论，对于重新认识道学之历史作用，推进道学研究的
深入，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它与传统的“儒家主干说”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着学派的偏
见或门户之见，潜存着发展为“独尊道学”之可能。这是不能不让人有所担忧的。历史上董仲舒
的“独尊儒术”，给予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进步曾造成极坏的影响，教训是沉重
而深刻的。因此，人们有理由有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避免从重视道学、推崇道学走向“独尊道
学”。事实上，儒学和道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中皆有其显著的地位，二者交叉主干，互
补互动，不论从积极方面抑或从消极方面，都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何以一定要人为地在二者之间分出高低、主次呢？所谓交叉主干，说的是，为中国社会不同时期
的历史条件和文化需求所决定，儒、道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递相变化和发展的。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儒学起着主导的作
用，占居基础的地位；在另外的一些历史时期，则是道学起着主导的作用，占据基础的地位。所
谓互补互动，说的是儒学的道家化和道学的儒家化。儒学的道家化倾向乃“道家主干说”论者所
持，道学的儒家化倾向目前学界尚无人这么提。事实上，这两种倾向在历史上都是客观的存在。
前者说的是“援道入儒”，“以道补儒”；后者讲的是“援儒入道”，“以儒补道”。很显然，
“互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是相互颉颃、相互刺激、相互吸收。
（二）关于新道家、新道学问题
在儒学的历史发展中，有所谓新儒家、新儒学。与之相对应，有论者认为存在一个新道家学派。
董光璧先生在《当代新道家》一书中明确指出：“当代新道家的思想几乎是同当代新儒家并行发
展的，它是在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危机情势下，由一批科学家发展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阐述道
家思想的世界意义，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论证道家思想的现代性，美国科学家卡普拉推崇道家思
想中的生态智慧。“我把他们发展的道家思想的现代形式归纳为四个基本论点：道实论、生成
论、循环论和无为论。”这是“一种以科学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
观”，“一种基于文化趋同性的世界主义文化观。”董先生称李约瑟、汤川秀树、卡普拉为当代
新道家的几个“最引人注目者”。从中国学界来说，陈鼓应先生倡导“道家主干说”最力最勤，
胡孚琛先生对道学可谓推崇备至。尽管他们并没有自命为当代新道家，是否可以大致称之为中国
的当代新道家。与此相联系，有论者如董光璧先生“确信重新发现道家具有地球船改变航向的历
史意义”，有论者如胡孚琛先生进而提出创立新道学，以作为中华民族21世纪的文化战略。这实
际上是要将道学提升为当代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基础地位或主导地位。从学术自由的角度
看，与新儒家、新儒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一样，新道家、新道学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但我们对“道学是参天地、赞化育、贯中西、通古今的大学问，创立新道学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
史潮流中审时度势，应变自强的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参见胡孚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的说法，眼下还只能保留意见。希图新道学引领中国乃至世界走向大同，是
否期许过高？不过，正如“道家主干说”的讨论一样，关于新道家、新道学的讨论也将是有意义
的和必要的。
（三）关于道学与的结合问题
儒学研究中，人们曾就儒学与的结合问题进行讨论，并取得一定的进展。虽然人们关
于二者能否结合的认识见仁见智，但多数论者普遍认为，“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可是在道学
研究中，道学与的结合问题似乎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依笔者看，探讨道学与马克
思主义的相同相异、相通相融关系，既是推进的进一步中国化，发展中国特色和中国
气派的的需要，同时也是使道学获得提升、获得发展和发扬光大的需要。一方面，马
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有赖与中国的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的同时，吸收包括道学在内的中
国文化的有益养分，从而充实和丰富自身；另一方面，道学要实现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创造
性转化，有必要以为指导，用理论来改造自身，使其获得新的生机与活
力。现在，道学之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得到愈来愈多的人们的普遍认同，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实
现道学精神与的结合或融合，正是使道学之现代价值获得充分体现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所谓“儒道互补”；在现代中国，显然存在一个道学或儒道与的
互补问题。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可作，相信学术界有人为之。
（四）关于道学的普及与大众化问题
儒学研究中，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曾就儒学的普及与大众化展开讨论，亦有人做了一些儒学普
及的实际工作，如儒家伦理的启蒙教育，儒家经典的背诵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总的说，还
局限在学术讨论的层面，从学术探讨进入普及的真正的实际操作，还有很大的距离。然毕竟迈出
了可喜的一步。笔者认为，道学也存在一个普及与大众化的问题。道学研究工作者在这方面亦是
可以大有作为的。当然，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一方面，道学中有精华有糟粕，有“神奇”
有“臭腐”，需要人们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和取舍；另一方面，道学之普及化、大众化不等于道
学之庸俗化、简单化，其间的分寸也不易把握。正因为如此，道学研究工作者更有责任提高自身
的政治素养、理论素养、道学素养乃至语言素养，在道学之普及中发挥引导作用。现在的要务是
提高认识，重视起来，尽快将道学之普及与大众化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五）关于道学史研究
随着道学研究纵横两方面的展开，道学史研究近年也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在道学通史的研究
上，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黄钊先生主编的《道家思想史纲》，陆玉林等著《中国道家》，胡孚
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等等。在道学断代史的研究上，学术界较为注重者为先秦道学、魏晋
玄学、道教等。关于先秦道学，较为代表性的作品有：张松如、邵汉明著《道家哲学智慧》，朱
哲著《先秦道家哲学研究》，张运华著《先秦两汉道家思想研究》等；关于魏晋玄学，较为代表
性的作品有：汤一介著《郭象与魏晋玄学》，许抗生著《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赵书廉著《魏
晋玄学探微》，高晨阳著《儒道会通与正始玄学》，王葆玹著《正始玄学》等；关于道教或道教
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卿希泰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和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等。此
外，关于稷下道家、黄老之学、唐代道家等方面的研究，也有若干成果问世。上述作品的先后发
表，对于人们克服扬儒抑道的传统偏见，重新认识道学的历史地位，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
用。但总的看，与儒学史研究相比，道学史研究仍显薄弱，至少现在还没有一部贯通古今的全面
详尽的《道学通史》。如果有一学界权威人士出来，牵头组织编写一部多卷本的《道学通史》，
当是道学研究与发展中之幸事。应该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
（六）关于郭店竹简与儒道关系问题
1973年，帛书《老子》的发掘，曾使老学研究取得新的进展。时隔20年，1993年郭店楚墓竹简—
—《儒家简》、《道家简》的发掘，为儒学和道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契机和条件。短短的若干
年，在该方面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多部著作，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一些论文
集中反映在《中国哲学》第20辑、第21辑中。对于郭店楚墓竹简的价值，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海外学者甚至誉之为“中国的死海遗书”。还有论者说，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
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一个颇为普遍的认识，是肯认儒道之相通
而非绝然对立。笔者以为，对于帛书《老子》和郭店《儒家简》、《道家简》，还有进一步探究
生态循环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化哲学；文化；伦理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1－0110－06
一、文化哲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
有哲学就有哲学史，文化哲学也不例外。西方文化哲学史可以简论如下：文化哲学问题端倪于西方古代的“实践哲学”(主要指伦理、政治方面)，彰显于西方近代的“休谟叉子”(“是”与“应该”问题)和康德的“实践理性”(对应于“理论理性”或“纯粹理性”)。而文化哲学理论兴起于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维科的“新科学”(建基于哲学的“语义学转向”)、赫尔德的“历史科学”(建基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卢梭的“政治文化批判”(建基于哲学的“民族学转向”)；伴随19世纪中叶以来以爱德华・泰勒、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进化论、以马林诺夫斯基和卡西尔为代表的文化功能主义、以本尼迪克特和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文化结构主义的各自竞争性解释和批判性考察，文化哲学正式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哲学使命。20世纪以来的哲学人类学、哲学语义学、结构主义、现象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丰富和加深了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和拓展空间。当代全球“文化性生存”境遇的莅临使得文化哲学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出发都获得了新的解释力。
在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肇始于上世纪80、90年代。在那个80、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可以作为文化哲学出场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在这个大背景和前提下，沿循“五四”以来对文化问题的讨论路径和资源框架，文化哲学基本理论和基本范式、西方理性危机的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问题，开始或再次成为中国学界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相关课题。
事实上，无论从现代西方哲学还是当代中国哲学，抑或哲学的当展来看，文化哲学的确获得了学界普遍性青睐和接受性认同。就现代西方哲学而言，无论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卡尔纳普、艾耶尔的语义哲学，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萨伊德的后殖民主义等等，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文化作为其学术考究背景或者思想绵延主轴。当代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以及二者共同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建构，遵循的也是文化哲学的理路。毫无疑问，文化哲学正在“走向21世纪的世界哲学主潮”(许苏民，《江汉论坛》1989年第6期)并成为“哲学的新生长点”(许苏民，《光明日报》1989年3月6日)。
就文化哲学的研究成果而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世界文化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名著”系列丛书、三联书店出版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的世纪，商务印书馆先后推出了“文化和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全球文化系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翻译了“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丛书。这些涵括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译作及其介绍评述，不但让国内学界明晰了世界文化哲学研究的大致情势，最重要的是奠定了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资料。当然，中国人自己书写的文化哲学专著也大量涌现，譬如：朱谦之从社会哲学角度论述文化研究的《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1935)，许苏民从哲学角度梳理文化研究成果的《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程运用现象学方法进行系统细致的文化哲学研究的《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衣俊卿经由日常生活批判而作的《文化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何萍通过对文化哲学史的诠释以及用文化哲学解读哲学的《哲学与文化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与作为系统研究文化哲学认识论(广义认识论)的《文化哲学：认识与评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等等。至于散见于各大理论刊物的文化哲学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就彰明较著的研究基地和研究活动而言，可以看出，以黑龙江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重心的两大文化哲学研究基地已经坐实并成为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先导”，从而以“文化”命名的诸多研究中心相继在各大学或研究院挂牌运营；“中国文化哲学论坛”围绕与文化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先后召开了7届研讨会议(到2010年10月为止)，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文化哲学研究大家，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长足进步。
二、我的文化哲学观
何谓文化哲学?这是每一个从事文化哲学研究的人必须首先澄明的前提性问题。即使不能用普遍认可的话语界定概念本身，至少应该有自己对文化哲学的一管之见。就文化哲学理解而言，学术界目前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作为哲学基本理论、基本范式和基本思维模式而言的“哲学形态”理解，一是针对其成因与功能而言。前者以黑龙江大学衣俊卿教授为代表，认为文化哲学是区别于“部门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可以作社会历史理论解读的新范式；后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程研究员为代表，认为文化哲学是基于“文化间性”历史境遇，反思“何谓哲学”问题基础上哲学自身的重新“认识和设定”。但无论作何理解，我们无法否认文化哲学所欲求、所努力的最高、最后宗旨和使命：收复被“资本炼金术”和“丛林法则”业已篡夺、业已吞没的哲学阵地，即在理论上广延哲学的解释力、在实践上整饬“文化秩序”以及在伦理介入性品德上证成“人属世界”。也就是说，文化哲学作为现代西方主流哲学所孕育和负载的一种理智运思方式，伴随世界范围内“文化性生存”样态的渐次生成，其当代合法性在于哲学自救(或转换)和人的自我救赎。
之于前者即哲学自救而言，当哲学史上“哲学终结”问题不止一次地被学人们提出、讨论时，势必促发哲学寻求新的出路。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到说明：一方面，当代哲学在不断被“实证科学”和以现代性一后现代性话语为背景的“社会发展理论”强势侵入并最终剥夺了研究对象时，哲学必然遭遇
“终结”问题从而寻绎涅柴更生；另一方面，伴随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资本逻辑”、“祛魅”逻辑的置换，哲学不再主导意识形态，代之以相对主义思潮的泛化。相对主义本身无错，但对相对主义的极度推崇将从根本上否认“形而上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之于后者即人的自我救赎而言，当代人类精神在后现代主义的挑唆置换下，信仰迷失、价值堕落从而精神极度空虚的现实情态，使得人类在精神层面的自我救赎就越发显得关键和紧迫。往昔的“风范大国”、“民族脊梁”终极信仰早已被“无品质的成功”、“无思想的文化”信念所肢解；金钱、地位、权势、娱乐满足人们肆无忌惮的欲望时，“现代文明人”的生命挽歌也被悄悄奏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天人”不再“合一”、“神人”不再“合一”，人真的成了两腿无毛的动物了!如果说先前的哲人们还可以凭借宗教对人的精神领域进行些许护佑，那么，在科学如此高度发达的今天，当宗教失去了“综罗百代”的统治力并遭遇哲学的严重诘难和挑战之后，一切关于“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生存意义安置问题就被推向了理论的关节点，亟待厘定。这里引用的诸多“喻世名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所折射的更为深刻的学理问题其实就是那个康德式的老问题：人何以是人。我们需要对康德一生难以释怀的“物自体”功能进行哲学再深思。
当然，我们也可以基于以下考虑对文化哲学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哲学的伦理转向或者文化转向抑或文化的伦理转向，可能将哲学问题变成一个道德问题。但反问立即生成：较之于“思辨哲学”的根基动摇从而“哲学终结”危局，我们不选择以“人文化成”为原点理据的文化哲学，哲学还有出路吗?
进一步，上述双重救赎为什么可能甚或必须是文化哲学?文化哲学何以应对“文化独断”诘问?哲学为什么一定要走向文化哲学或者“哲学与文化的融合”?意义世界和人的精神领域能不能被文化哲学所完全承载?当人类理智接受文化哲学的合法性浸和持续性作业，理性和道德、事实和价值二分所产生的普遍性“文化焦虑”是否可以理疗甚或根除?当“哲学人类学”与“文化自觉”(事实上，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当下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说明中国当下并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文化不自觉，而是文化太自觉了甚至文化泛化以致模糊了文化的本质)交汇在新的理论地平线上之时，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所引发的“文化冲突”是否可以有效化解乃至消弭?这些理智困惑在学理上的积淀，将最终催生如下哲学问题：人文知识的客观性又如何。
很显然，发问不是为了简单作答，而是为了明晰文化哲学的出场究竟基于何种考虑，负载何种功能，呈现何种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文化”的深度理解。如果在一般意义上把文化理解为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复合体”，那么，文化哲学势必面临“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的学术困境。因此，合理的解读当是我们对“文化的伦理本质”和“伦理的文化本性”的适度把握和双向洞观。在此基础上，去进一步理解文化与伦理的互为本心与习心的关系和质态模式。
所谓“文化的伦理本质”，法国生命伦理学家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有过精当独到的论述：“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个人和人类在所有领域和任何角度中的所有进步的总和，只要它有助于作为进步中的进步的个人精神完善的进步。”“最为一般地说来，文化是进步，是个人以及集体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文化在哪里?文化首先在于，对个人和集体而言，生存斗争缓和了。生存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得以缓和：以最大可能和最合目的的方式，理性实现对自然和人性的控制。从而，就其本质而言，文化也具有双重意义。文化既实现于理性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之中，也实现于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之中。那么，在这两种进步之中，哪一种是最为本质的呢?比较起来，可以说是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从而，物质成就并不是文化，只有在文化信念使其在个人和总体完善的意义上发挥作用时，它才成为文化。”换言之，“文化的本质不是物质成就，而是个人思考人的完善的理想，个人思考民族和人类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改善的理想，个人信念始终和有效地为这种理想所决定。某些东西是否或多或少地能够被列为物质进步，这对文化并不具有决定性。决定文化命运的是信念保持对于事实的影响。航行的出路并不取决于船开得快慢，它的动力是风帆或蒸汽机，而是取决于它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航道和对它的操纵是否正确。”质言之，“文化的伦理本质”强调的是对敬畏生命的伦理道德本质的揭示。
因此，我们有了下面的理论判断，(1)“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制度的改造相比，伦理道德的进步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正如施韦泽所说，在现代化的早期，物质和制度的进步会同时推动道德的进步，但在现代化的物质和制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道德不仅难以与物质和制度共同进步，甚至会受到其损害。这时，伦理道德的进步就具有决定意义了。”(2)着眼于当代中国现实，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社会与启蒙时期的欧洲社会在文化心态上应该是‘同时代的’……因而启蒙精神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课题。然而……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重建启蒙精神，并不意味着重走欧洲人的老路，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经过反思和修正的启蒙精神。”这样的判断事实上表明，“当我们以‘文化思维’反思历史和现实的时候，伦理标准和目标居于文化思维的中心。”
所谓“伦理的文化本性”，东南大学伦理学家樊浩教授有过系统细致的阐发。他通过对中西文化中不同“伦理”生成的历史性考察，指出“西方并没有形成中国意义的伦理文化，更没有形成中国式的伦理型文化，就像中国没有形成西方式的法律文化、宗教文化一样，因为在中国，伦理在相当程度上履行着法律、宗教、伦理的三重文化功能。为此，就必须对中国文化中‘伦――理――道――德’概念的内涵及其运行原理作文化学上的分析。”经过一系列引经据典式的论述，他总结说：“人伦原理、人德规范、人生智慧、人文力四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伦理的文化本性。这种文化本性的特质是：以人为主体，人伦为基础，价值为取向，规范为核心，智慧为真谛，人文力为本质。伦理的文化本性与伦理的文化原理一体，构成伦理作为一种文化设计与文化生态的有机构成的特殊韵味和特殊品性。”
需要强调，施韦泽先生把文化仅限于道德领域的理解以及樊浩教授对伦理的纯粹中国式文化解析，都未免失之偏颇，但相对而言并结合“文化乱象”和“伦理道德疏离”之社会现实，二位颇具匠心的思想流淌和其典范式的结论创制，对我们确有启示意义。我们要做的不是在其理论中寻找悖论，而是领悟他们试图解决的理论难题，明晰其真实理论旨趣所在。
通过引述“文化的伦理本质”和“伦理的文化本性”，不难看出，这两个稍显矛盾或者略带循环论证之嫌的范式释义所内蕴的互文式思维真实：一方面是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逻辑，一方面是伦理本性的
文化定位推演。前者可以立足于观念史的视角从人类文明发展史得以明证。譬如西方自“启蒙以来，西方文明在科学、理性的名义上向全人类贡献了两种优良伦理意义上的社会道德理想和生存价值信念，一是自由，一是平等。依照自由主义的经济伦理，我们获得了以理性、科技、工商、金融、贸易、正当、效率、法制等为标志的现代经济文明；依据平等的公正伦理，人类获得了以神性、道德、信仰、民主、正义、公平、良治为标志的现代政治文明。”
后者可以立足于诃源学从“说文解字”说开去。譬如中国的“伦”即“辈”，“理”即“治玉”，从而“伦理”就是“人伦之理”。这种“人伦”从“血缘”(“天伦”)开始，“治玉”从“治人”开始(这事实上预设了“人性善”命题，因为只有人“善”，才有文化的可能)。又因为伦理事实上是理论化、系统化的道德(或者说伦理指向的是社会规范，道德指向的是个体美德)，而“道”就是“道路”和“Tao”，“德”就是“得”，所以“道德”就是得到“非常道之道”。如此双向建构――在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之间，中国“伦理”的“天人合一”的文化本性得以圆融生成并被解蔽在我们面前。
上述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逻辑与伦理本性的“文化定位”推演，所要揭示或者表达的问题实质，就是优雅的人性与健全的道德人格境界养成何以可能的问题。由此而发，我们承认文化就是人性，就是人化；文化哲学更合理的称谓应该是人化哲学。因为：“人性乃至文化不可以被理性先验地去设定，人性和文化是随着人类的活动和文明的进程不断地被发现、被创造、被创制、被完善、被实现的过程。这就是人性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文化的真实。新的文化哲学以及文化概念的内在根据和立足点就在这里。”
回到现实，令人惊叹、惊讶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当现代性一后现代性社会的“人伦之理”迷失之际，呼唤“道德陛生存”乃至诉求“文化三自”虽已成为逻辑之必然，但事实上，追求“品味人生”乃至对“公序良俗”的诉求还仅仅停留在形式和口号上。它并没有被“市场社会”中的“我”和“我们”认可、认同直至内化，更遑论其躬行践履。而即使觉知于“文化人”面具或“文明人”之光的照耀，但落实在文化操守实践路径上的，依然是利益驱动下的“经营性文化产业”，并非承载人性冷暖的“公益性文化事业”。
现代人类只是用“文化资本”为世界扩充增量，而问题在于“德性生活”的智识存量。
也因此，作为对文化之“人为的”和“为人的”观照、反思、批判乃至理性表达――文化哲学，无论就理论、现实还是二者的结合上，都可以合理、合法地拥有自己的领地并走向理论自觉。且不说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本身需要不断转换主题，一个浅显的道理在于：根植于人的超越性和创造性的文化、由此而及的社会以及人自身，都需要不断走向文明和现代。既然没有人愿意“在一个昏暗的时代走着昏暗的路”，那么，文化就无需隐退，哲学就不能失职。难怪有人诘问：“形而上学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实在耐人寻味。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对文化哲学作出如下理论拓展并给出建设性预判：文化哲学囿于在入学层面对人的生命价值、意义的时代性彰显，在自然哲学层面对“人化自然”意义的强调，在社会哲学或者历史哲学层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开放性、多元性的呈现，在宗教哲学层面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处理，在实践哲学层面对“主体性”原则的提升，在公共哲学层面对“文化公共性”意蕴的开拔以及在哲学层面对人的实践、人的自由――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诠释，等等，文化哲学必将成为或者原本就属于区别于经济哲学、科技哲学等“部门哲学”的新人类形而上学。这也符合诸多学人认同的超越实体性思维的功能性思维、超越文化预成论的人学生成论逻辑图景。概言之，文化哲学问题就是反思并追问人及其文化赖以成立的前提和根据问题。当然，(1)这样的理解本身能否得到文化哲学史的支持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检验。(2)这个前提和根据问题可能包含现代性问题、全球化问题、生态问题、伦理问题、制度问题、“古今中西”问题等等。也因此，文化哲学理当是一个开放性的学科，我们不必急于总结和定性“文化哲学”。
三、文化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出路
(一)完善中西文化哲学史的研究。
虽然我们对哲学史上一些文化大家的思想、论著有了一定的阐发，但是，这些思想、言说背后究竟要解决的理论难题是什么以及相互之间何以接洽，从而形成成熟的文化哲学史理论，尚待时日。譬如，对于从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走来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文化哲学研究，目前较多关注的仅仅是他诸多“符号形式”以及“人是符号的动物”的文本释义，至于他要解决的理论难题――是“客观性问题”还是“人文知识的伦理逻辑”，仍在争论之中。就是说，文化哲学发展的主线和整体面貌依旧模糊。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哲学史的建构，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学者(譬如)的思想观念的哲学提炼和整体把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重建中国的文化哲学框架。
文化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开启和展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文化哲学话语。因此，(1)在“意识形态远未终结”的话语体系里，中国当是中国人的中国，理当拥有自己的文化哲学话语权和文化哲学形态。(2)面对“文化全球化”和“文化性生存”境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都要求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和文化范式作“先导”和“规制”。(3)面对“新全球化时代”和“新媒体时代”文化生态平衡的日渐被打破态势，“文化认同”的哲学观照，为文化哲学重建带来新的视域空间。这既是时代赋予文化理论自觉之必然，也是中国文化哲学本身得以走向合法化的绝佳契机。
(三)融合文化哲学与哲学研究的视域，开启共赢互利的学术研究新局面。
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指出：“虽然马克思没有频繁地使用‘文化’概念，也没有提出系统的文化理论，但是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贯穿着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这实际上是以主体性为核心的文化哲学的逻辑；只有抓住马克思思想的这一内在的文化哲学的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意义以及他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他还总结说：在马克思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化哲学的逻辑起点，主体文化是文化哲学观的核心，其目标指归是完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现代性文化批判可以算作个案分析。有鉴于此，我认为，应从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和文化哲学的基础性问题这两个方面共同推进当前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一方面，通过文化哲学的研究，获得对于唯物史观的一定程度的新理解；另一方面，依据对于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推进文化哲学的研究，逐步建构起的文化哲学，以摆脱目前哲学在面对西方文化哲学时的“文化经济化”、“文化政治化”和“哲学社
会学化”状态。
(四)从方法论角度跨越文化哲学研究遭遇的学术瓶颈。
任何哲学研究都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文化哲学研究尤其如此。因为关于文化的哲学透视，人们可能选取“一定的文化”(譬如特定民族、特定时段的文化)或“部门文化”(譬如企业文化、体育文化、网略文化等)进行“个别性”的哲学透视，也可以着眼于文化人类学视域对整个人类文化进行最一般意义的、“总体性”的哲学观照。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理论资料并检验完善后者，后者可以为前者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启示，因此，前后二者的共时态优良发育和培植，才是文化哲学研究可取的方法论原则。视角可以不同，方法属于“通观”。
就具体方法而言，我们还可以就文化人类学、历史文化哲学、文化的实证研究和文化的哲学研究、文化批判思潮等不同视界开出不同的具体方法，进而构建文化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大厦。就是说，可以专门从方法论角度展开文化哲学的进一步研究，跨越文化哲学研究目前遭遇的学术瓶颈。
(五)把文化哲学研究纳入其他人文科学领域，寻绎文化哲学研究的新路径。
吉林大学邴正教授曾指出：“文化哲学实质上是自觉了的人的自我意识”，而人的自我意识又展开或投射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等不同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所以，“哲学的文化研究不是一种单纯的哲学理论活动，而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发展过程”。有鉴于此，我认为，把文化哲学研究纳入其他人文科学领域，可以期待开启文化哲学研究的新领域。这样做尽管可能带来文化哲学研究的“对话”难题或者学术不“规范化”，但学术创新本身也是一种冒险；而且，较之于那些隔靴搔痒的“边缘理论家”，这样的做法至少在纯良道德实践层面需要鼓励。而开放性的文化哲学一定会让我们对哲学之未来充满无限期待，尽管按照黑格尔的论断，“哲学是黄昏到来时才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
四、最后的引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