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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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范文第1篇

档案文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载体，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财富，对当代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文化体系的构建具有极大影响。我国当下的档案文化，是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记录，利于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忆和学习，增加自身的传统文化知识，增加自身的文化修养。本文主要就档案文化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历史地位展开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

档案文化；传统文化；历史地位；研究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物质财富越来越丰盈，进而人们对于自身的发展提出严格要求。当代群众不断的参加各类的艺术培训活动，看不同的技能书籍、掌握不同的语言交流技能等等，来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依据于档案的形式，进行传统文化的学习，感受传统文化的知识魅力，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一、档案文化的意义

档案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其主要特点包括档案的主要理念、行为活动、物化的整合效果等等。档案把不同的环节进行整合的构建，进而产生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在这一文化体系中，我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档案文化可以充分体现我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的文化的传播和精神文明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档案文化可以展现我国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对于不同时期的文化和、民族风俗的有效展现，充分体现了我国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背景，和当时时期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具体来说，档案文化体系是社会文化的主要体现，对于促进不同时期的发展和文明进程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档案文化的传播，利于不同时期群众自身的良好发展，极大的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程，满足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目标[1]。

二、档案文化在传统历史文化的地位研究

1、奴隶和封建体系的地位展现

在传统的封建和奴隶社会环境下，其对于社会文化的主要体现，是在价值理念方面。当时社会发展形势下，档案文化的建立主要是基于当时的管理人员对于文化的关注程度，依据于当时管理者的社会位置，强制的进行档案文化的构建进行文化的传承活动。因此，在当下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对于不同形式的社会文化体系，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极大的阻碍，降低了档案文化在社会中的位置。传统形势中的档案文化，是在唐宋阶段渐渐离开管理者，脱离了档案文化单一性特性，规避档案文化专制现象的发生，被合理化的记载和传播。清朝时期，我国的档案文化对于社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包括促进了编辑史体系的形成，极大的促进了档案文化的发展[2]。

2、从近代到现代，单一价值向多样价值理念的过渡

档案文化，对于社会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近现代时期，其作为社会文明的重要载体，极大的促进了以往的文化发展，向现代化的过渡，从单一的文化价值理念，过渡到多元化的文化价值体现，促进了当时社会环境下新型的档案文化载体的形成，对当时的文化进行良好的记载。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国外的文化体系不断流入我国，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相应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当时并没有受到过大冲击，仅仅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了西方文化体系的优势，弥补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和发展弊端。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传播，我国的思想解放活动不断展开，当时的档案不断在社会广为流传，当时的管理人员也开始极为重视。这一时期，我国的档案文化处于高速的发展阶段，其在社会活动中不断的被管理者和百姓认可，形成了具有当时特色传统文化体系，对于档案的发展具重要推动作用[3]。

3、双元理念和当代的发展

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其是在整个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活动中，逐渐的积累而形成，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精神财富，极大的促进了当今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从传统文化的发展形势来看，我国的传统文化在改革初期，面临了极大的弊端[4]。其主要是对于当下文化体系和传统文化体系的发展矛盾，在当今社会不断变革和发展的形势下，面对传统文化和当下的矛盾，我国对于传统的文化进行了传承和创新，在吸取了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又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元素和内涵，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文化体系。例如我国的十七届会议的展开，确立了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作用，明确了双元理念的重要性，把当下文化体系和传统文化进行极大的融合，把档案文化载入我国文化战略的重要位置，增加了档案的多样性和管理灵活性。我国的档案运作人员，也继承了传统良好的管理理念，基于传统良好的管理体系下，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和发展，增加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元素。从运作形式上来看，我国当代的档案文化和以往的档案体系，更具人性化和智能化。丰富了档案的获取形式，增加了档案查阅的灵活性，极大的促进了不同时期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也逐渐走进教育教学活动中。传统文化走进教学活动中，是档案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也进一步展现了传统文化体系，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5]。

三、结论

档案文化和传统文化在其产生以来，对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价值的传承具有重要作用。尽管我国的档案文化和传统文化，在以往时期有过发展局限，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管理人员的重视，我国的传统文化传播至今，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满足当下人们群众对不同文化的需求，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进程。

作者：包蕊 单位：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人才流动人事考试中心

参考文献

[1]陈莉萍,张琴.档案文化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历史地位[J].兰台世界,2015,20:15-16.

[2]张艳华,张伟夫.地名档案传承传统文化的方式和应用研究[J].中国地名,2015,05:9-12.

[3]李艳.谈谈档案文化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作用[J].黑龙江档案,2011,06:18.

文化研究范文第2篇

漳州岱仙岩仙祖信仰初探

闽南话文白异读的独特之处

台湾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及其变迁

金门侨批与金门学研究

朱熹的孝亲观念及其现代意义

朱熹家族与李弥逊家族交游考

福建东岱海洋族群的信仰空间与仪式传统

漳州客家、福佬“谢安信仰”比较研究

龙信仰的具象化:闽南小岞人的渔船与龙崇拜

略论中国仪式戏剧之演进——以闽台戏剧为例

清代学官郑兼才台湾宦绩考述

漳州传统社会的冥婚研究

明清东山社会的变迁与关帝职能的演变

台湾民间闾山道派之分析

福建妈祖信仰传播过程研究

闽台民间大道公传说中的文化建构

金门战地文化创意产业初探

漳州市芗城区古街文化景观评价与保护

黄道周史学思想析论

妈祖信仰与临水夫人信仰的比较研究

从陆神到海神:妈祖文化的工作世界源流与嬗变

邵江海在中国歌仔戏史上的价值和贡献

梨园戏《陈三五娘》与潮泉民俗关系探略

试论晋江海洋文化精神与涉海主题戏传播之关系

林语堂的南洋大学恩怨:活在理想与政治纠缠之间

新竹市世居家族之祖籍空间分布特色

二战后新加坡华人族谱编纂研究

试论闽南民间信俗在两岸交流中的作用

弘一大师与“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论析

闽南傀儡戏与闽南人社会生活关系探讨

钱谦益《漳浦刘府君合葬墓志铭》疏证

分殊:朱熹由佛转儒内在机理探微

末端仪式:台湾汉人宗教仪式结构及其圆满观

唐宋时期漳州陈元光信仰考述

《畅所欲言》与晚清时期的泉州音

以古汉字字形为材料考证闽南方言古语词例释

从月港到十字门:漳州海商严启盛再研究

试论清代台湾士人重商行为

浅析清初迁界对福建沿海地区的影响

失节事小饿死事大:闽台族谱所见妇女守节问题

厦漳泉同城化背景下漳州田园都市构建

福建与台湾魔神仔传说与故事的比较研究

从闽南语歌谣看台湾乡野社会——明清与日据时期

新时期“大陆形象”对台传播策略初探

构建厦金传媒特区的前瞻性思考

论闽台文化特质与认同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台湾汉人民间习俗与信仰仪式中的水边行事

文化研究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中国绘画传统艺术精神文化特征

【论文摘要】中国绘画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且经数千年不断丰富、革新和发展，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丰富多采的形式手法，形成了独具中国意味的绘画语言体系，它独特的艺术精神和表现手法已成为东方艺术之代表，其艺术特征除了有“视觉艺术”的共性外，还浓缩了中国文化的许多特征，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精神。

中国绘画的传统渊源流长，历数千年而不变，蔚为中外画史之奇观。而且，这种传统的深刻与持久，随着时间之推移，其内容和形式经过不断的融汇、锤炼、积淀、愈益形成一种传统的伟力，愈益鲜明、精纯而独到。以至许多方面均难乎为继，而令创新者久久束手徘徊。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可准确无误的识别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绘画已形成的独特审美符号，领略到中国绘画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绘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从中国的经典哲学里，找到了绘画美学的起点，看出了中国绘画所包容的哲学深度。

南朝刘宋时期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出：“圣人含道应物……山水似形媚道。“以形媚道”即是说明了绘画是以物象的“形”来反映这种哲学思考的。“道”字在老庄哲学中是一个自至关重要的词，它作为老庄则学观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表述着极其复杂和抽象的哲学范畴。客体的实在不是艺术表现的目的，而只是一个中介物，力图表现的是冥冥之中的“道”或“天”。客体(山水、人物等等)只是一个载体，一种符号，关键在于它所表征的“道”。而绘画则能表现一种“非方非默”的状态，能把它描绘出来。因此，中国绘画被看作是表现“道”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它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迹化出“道”所阐译的哲理。

因此，真实地再现客观对象便从来也与中国传统艺术无缘。PF杰拉德直截了当地说，中国艺术虽擅长于山水画，但并不着眼于描画任何现实的风景，而是根据源于现实而又包含着象征和哲理的灵感，进行富于想象力的创造。

老子哲学中所具有的某些朴素辨证法思想，如“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即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万物交感运动的观念，都曾渗透在中国绘画的表现技巧中，并被广泛的应用。在中国绘画的创作过程，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下笔运作时，提出“存心要恭。落笔要松”：在处理客观物象与主观理性关系方面，强调“似与不试之间”，得“不拭之拭”：在画面布局技巧上，要求具备宾主、开合、聚散、疏密……等关系：在笔墨技巧上应体现运笔的轻重、起伏、疾徐，用墨的浓淡枯润等等。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的绘画语汇都直接起源于谈论哲学和宇宙观的用语，虚实、气理、向背、心意等。能体现这些辨证关系的经典之作是《石涛画语录》。

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艺术的实质是道家精神，道的特征与天地之美的契合，这庄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正不折不扣地是魏晋南北朝问中国艺术史上山水题材的勃兴的思想渊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庄那里，充满了对天地之美的热情赞颂，和对与天地之美相牟的独立、自由的理想人格的倾心向往。从艺术审美意义上看，它集中体现为以人情观物态、使自然人化的思维方式，并把与自然精神的契合作为审美的理想追求。追求主客相融的审美境界，注重表现主客体的生命精神，轻视对物象外在表象的摹仿。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绘画追求天地之大美，着力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活力，表现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生命情调，表现这种大化生命的宇宙精神。因此中国传统绘画注重体现生命、生机，追求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范畴，对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绘画从南齐谢赫的“随类赋彩”到剂浩提出的“水晕墨章”，很明显是一个由重视色彩表现到重视水墨表现的绘画观念转变，这就是阴与阳的哲学思维主导下的特殊色彩意识。“运墨而五色具”的思想是中国画的一个传统，“墨分五色”——这一色彩魔方吸引了无数历代画手。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哲学的玄想思维的作用。应该说，水墨世界从真实感上言是无色的、虚幻的，但它却因此而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无色之色”，是十分哲理化的表现，具有特殊的“理趣美”。用相对单纯的黑白(纸地)色来表达天地万物、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概括力。

中国绘画中的儒学因素，过去人们往往只用“成教化”、“存乎鉴戒”来解释儒学的艺术功能说，是很片面的。其实，孔子是把艺术更多地视为白反自修、成就人格、求仁得仁的内省功夫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孔子儒学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是循着一条这样的原则的：关注人伦事物，但不曲意媚合强调个体独立价值和个人内心情感表现，但不宣扬“个人主义”：提倡推以及人的方式对忧患有自觉的认识和敏感的体验，但不渲染，不夸张，不愤激，而保持达观、平和的态度和勇于牺牲的现身精神，这里面闪耀着人文理想的光辉。作为一种传统，它对忧患意识的偏爱和对敦厚之风的执着，把艺术表现意识导向了沉郁、豁达、宁静、超脱的内在境界……这或许是孔学儒家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形成的最大影响。因此，在中国绘画的表现中，有时既强调变化，也注重和谐，绘画语言虽有起伏，但不张狂，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打动力，但格调平和，合乎法度，显然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绘画表现中的具体体现。

中国绘画所表现出的空灵旷远的意境，富有哲学的思索，最终使人感到自然天成、不可言状的生动气韵，禅宗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南北朝的宗炳到清代的山人，其中画史上重要的画家大都将禅宗封为圭臬。宗禅要求“不立文字”、“以物观物”，靠的是直觉的领悟，无需理智的分析和那种相互对立、比较的感受。这把中国土夫文人对自然、对人生的审美观推进到更奇异、更神秘、更空澈晶莹的世界。更沉迷于对宁静、淡泊的审美境界的探求，和对瞬间即是永恒的壮阔幽深的宇宙情感的体验。它在对中国绘画的影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静默观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借助于自然、简练、含蓄的表现手法，使画面的意境深远、耐人寻味。以疏简、草略风格独立于中国绘画之林的“减笔”画风，其形成可以说直接源于禅宗思想。最能体现禅宗精神的是宋代的“减笔人物画。其笔势粗阔、减练豪放，墨色浓淡多变，不拘于形。但由此而表现出的视觉形象却流露出一种“笔情墨趣之外”的丰富内涵这些作品如同禅家解经，并不关注客观现实是什么，而旨在通过疏逸的“戏墨”追求禅的境界，追求自我的解脱。所以，“画贵有禅趣”，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绘画于禅宗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绘画品评的一种标准大大地扩展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深度。

中国文化的民族心理是“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终归“道器不二”、“心物不二”、“物我相忘”、“天人合一”。故而中国画的传统也是不离此道。在客体与主体真实与虚幻、自然与人生、物质与心灵之间找寻一种平衡和整体性的和谐。

中国文化宏深而博大，在众多丰厚的文化质点中，无论是哲学，还是书法、诗文、戏曲等等，中国绘画都与他们息息相关、辉映交融。法国华裔汉学家弗朗索瓦一陈曾经说过：要想看懂一幅中国画，必须具备高深的文化素养。它不仅道出了中国绘画在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且，看出了中国绘画很大程度上浓缩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

中国绘画是一个白成体系的艺术领域。它的观察方法、表现方法和画面的视觉效果，都迥异于西洋绘画。“笔墨”作为构成中国绘画独特美学品格的外在符号，有着相对完整的审美价值。中国画画家作画时，有时仅用一只“单纯”的毛笔，蘸上看似黑团团的墨色，在具有一定渗透感的纸、绢上，或疾或徐地有节奏地挥动，即可迹化出一幅变幻多端、形神兼备的视觉形象。作为交流思想情感的绘画语言——“笔墨”，随着中国绘画艺术的日臻成熟，已从材料工具意义上逐渐脱离出来，具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而且“笔墨”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绘画“形式”本身它的形成反映了中国绘画高度概括、凝练的艺术思维能力。在表述媒介方面，“笔墨”从一开始就烙印上了中国文化“以简驭繁”的特征。中国画注重“传神”，无论是人物、山水花乌，“传神”是对中国画艺术提出的总体准则，“以形写神”其实就是“以形媚道”，把对象表现生动有神只是一种技术手段，与道契合才是最高终旨。中国绘画所注重的“表现”，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思维特征。中国画画家对自然物象时，注重的不是如实的“再现”对象，而“撷取的是物象与情感因素交融之后在脑海中再度被唤起的、‘主观化’的、改变了的表现”。所以作画时它要求“沉思冥想，”把人引入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强调的是主观意兴的抒展自我情感的表达。所以“韵外之致，象外之意”，即是对中国绘画艺术思维方式的概括。

中国绘画与书法都以中国文化为生长背景，书法是以有限表现无限的“写意”的美学思想为指导的艺术，其审美价值不是对具体字形的刻意的描摹和再现，而是对其改造过了的概括的形象，文作者的抒情、写意和对作者与观众的诱导，启发和暗示一种意象联想而创造的线的空间结构的形象，是一种表情达意和象征的艺术，这一点对中国绘画影响至深，由于书法艺术在历史上成熟较早，南北朝时期即已五体俱各、法度完善，书家辈出，而绘画则晚于书法而成熟。很明显书法艺术丰富的表现技巧和原则，必然会渗透到绘画中去，而成为中国绘画艺术成熟的重要营养。“永”字八法，是古人以“永”字八笔为例，讲书法用笔法则，即侧、勒、努、磔、策、掠、啄、超八法。历代画家也无不注重以“书”八画。中国绘画能如此地消化这些养料，主要取决于书画相同的材料工具媒介和近似的点、线构成元素上。

对中国绘画“诗意”的提倡，是中国绘画的另～审美意向。中国绘画对“意境”的追求，特别是画中“诗意”表达，在唐代前后一直未被提及，虽然当时的文人画家们诗文修养极高，像王维等人的绘画作品，就已经“画中有诗”了。但是，它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然而，到了以“郁郁乎文哉”而著称的宋代，把诗的“意境”引入绘画之中，追求画面的“诗意”，即已成为当时绘画的主流。像坡、黄山谷、米芾等人，都是极力倡导“以诗为法”的文人画家。这就大大提高了中国绘画的“文化品味”，也大大丰富了中国绘画的文化底蕴。

中国诗极重视“意境”的表达，素以能引起读者想象、触发读者联想为上乘。许多优秀诗作各具特色，风彩迥异，情味相殊。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的壮阔：有“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杜甫)的寒凉：更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放。这些诗句，的确构成了引人人胜的“意境”。得之于“心”的诗句的“意境”和画的“境界”，有着许多的共通之处。诗与画在表现中，并不都局限于状物写形，往往超越视觉范围，重视视觉以外内容的传达，即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要求画家作画时“如骚人赋诗，吟诗性情”，将画家的诗情容入绘画“意境”之中。这种使绘画“诗化”的趋向，为中国绘画的表现注入了新的活力，并逐步成为占领统治地位的绘画审美标准。

文化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全球化民族文化；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

1什么是全球化

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指的就是“某地发生的变化会受到其他地方发生变化的影响，或反过来讲，某地发生的变化对其他地方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通过此种影响将全球各地区有效的联系起来，并在全球范畴下不断加强互相间的影响”的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化得以迅速发展，逐渐影响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总的来说，全球化是一个多元化的理论，它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产、生活等多个领域。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全球化影响下的文化全球化。当前，国际上对于全球化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全球化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捷与进步，使人们能够分享全球化下的发展成果；与之相反，有些人的观点则是，全球化会给某些落后国家与地区带来文化上的灭绝。实际上，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探讨各民族文化的传播，我们要追寻的最终目标是：既能充分发扬全球化的共享优势，又不会失掉各自民族文化的唯一性。

2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

当前，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化，或者说是美国化。比如，麦当劳等洋快餐在美国就是一类垃圾食品，但在我国却大受欢迎，特别是儿童与青少年群体。对麦当劳等的喜爱，实际上类似于符号消费，已成为部分人士个体身份的象征。此外，好莱坞电影在我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留学热及不断热炒的洋节热等都是西方文化向国内蔓延的表现。当然，我们欢迎文化上的交流，但我们也要意识到，中国给西方传递了哪些文化。事实上，西方对我国还有许多误解，许多人眼中的中国仍是贫穷落后的代表，国人仍然愚昧迷茫，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一直存在。2008年奥运圣火的传递遭到干扰，国外某些媒体对的歪曲报道都是证明。这一方面是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特性有关，但在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文化传播的不公平、不对称。国内当下所遭遇的西方文化侵袭，在发展中国家极有代表性。实际上，某些发达国家的文化境遇也并非都是那么乐观，比如加拿大就担忧美国的博得书店(Borders)会放置较少的加拿大文学书刊，阻挠其进入加拿大。法国一年要花费巨额资金用在本国文化产业上，聘请上万名文化职员，以维护并增强自身的文化观。韩国、巴西等国要求本国生产的影视作品必须包含一定的本国内容；西班牙等对影视产业也有类似的限制。

3文化全球化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

面对文化全球化，某些西方学者持有相对乐观的态度，虽然有些论述是在掩饰“西方文化入侵”的事实，但部分看法也有着一定的道理。美国学者泰勒•考恩(Taylorkorn)的观点是，所有成功的文化都有着综合性的特征，正是在持续地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发展下，文化才能历久弥新，而不是变得越来越封闭。将文明同外界完全切割开来，固步自封，最后损害的只会是文明本身。然而，在文化传播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必然需要面临更大的挑战。此外，“民族文化”这一定义也是值得思量的。“民族文化”是基于“民族国家”来讲的，而今天世界上的国家，除了朝鲜、韩国以及日本等少数几国是某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大多数的国家实际上早就不是民族国家了，像中国就属于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那么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到底哪一民族的文化才是代表本国的文化呢?所以，今天不断强调民族文化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某种认同。约翰•汤林森(JohnTomlinson)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有着一定的普适价值，传播的力量也就在于此。人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更是有着极强的自我反省意识。对于处于弱势的国家来说，他们的文化对外界文化侵袭的抵抗力，要比大多数的媒介学者的想象高出很多，而有些学者事实上过于夸大了文化帝国主义入侵的严重性。以上论断具有一定的准确性，文化全球化一方面会造成文化的同一化，也给各国人民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文化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多样性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某些学者的“地球村”设想，在文化上或许正在成为现实。

4中华文化如何实现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是人类活动的重要构成，它与各类信息的不断流动、分享以及互动过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与不同文化情景下的群体之间出现的文化传播与人际往来，以及各种文化元素的散播、渗入和移动相关。人类的生产生活都与跨文化传播息息相关，它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混合在一起，是人与人、国与国间不可或缺的文化活动。英国学者罗素(BertrandRussell)认为，“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发现，“符号的意义会受到主观的干扰，尽管主观上的看法每个人都不同，但在本质上却有其同一性，由于这种感受是对于符号而言的，而符号的含义，仅会在文化人群互相认同之下才会形成一定意义，也即是‘相互主观性’”。这样看来，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要怎样去生成“相互主观性”呢?本文认为需要在如下几点努力。(1)打破当前的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对立的局限，既不能闭门造车更不能走向极端，而是以开放的视角、宽容的胸襟去面对、解决中华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所遭遇的各类问题。全球化是时展的需要，否定它就是与外界社会自我隔绝。在文化全球化的形势下，首先要做的就是更加准确的去认识自己。文化传播绝对不是谁压过谁的问题，而是怎样实现共同发展的问题。(2)文化心态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重大，不过因为它的隐藏属性常常被人们所忽略。萨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ClashofCivilizationsandtheremakingofWorldOrder)一书中阐述到，文化传播当下所表现的局面，是因为各种历史上的原因，西方文化在全球文化传播中长期以来处在“文化施动者”的位置，其他文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处在“文化受动者”的位置，受动者面对施动者常常表现出一定的自卑感。2008年，国外某些媒体对的歪曲报道曾导致全球华人的强烈反对，人们的爱国心当然值得赞扬，但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文化自卑感。从本质上讲，我们反对西方媒体是想要获得西方文明的认同，但当我们想要获得他人认同的时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文化上的不对等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化方面的自信也要不断成熟起来。(3)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被提出以前，就一直存在着，我们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以往的典型案例中寻找正确的文化传播之路。历史上，文明的交融或形成即是在不断地冲突之中得以发展的。作为文明载体的民族的生成也是在冲突中实现的，或者说在冲突中演化而来。中华民族正是由炎黄两族的冲突而来，而炎黄两族也是在许许多多的原始部落的发展中形成的。此外，民族认同感非常强烈的犹太民族，在其出现时也经过了多个血统的冲突与融合：古时候的叙利亚地区一直以来就是各种文化的大熔炉。从历史长河中来看，面对文化传播中的各种冲突，不应该只是觉得多么纷繁复杂，而要用开放、宽容的心态去观察、理解。

5结语

总的来讲，对于文化全球化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因此就完全否定全球化却是不对的，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认为：“推崇一种唯一性的文化是灾难性的。”实际上，文化全球化最终带给人们的将会是多元化的文化情景，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也会以更加自信的面貌呈现给世人，更会以其独特魅力受到欢迎。

参考文献

[1]王鹏,石鹏飞.论跨文化传播中海外华文媒体发展空间的拓展[J].知音励志,2017(01).

文化研究范文第5篇

进化心理学对隔资的研究视角是将隔代关系放置在达尔文主义的框架之下，把祖辈对孙辈的支持当做一种繁殖策略，来研究人的生物性在隔代关系当中所起的作用。这其中所暗含的进化心理学理论前提是:人类许多的生理乃至心理机制并不是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产生的，而是人类在其进化史中作为一个物种对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和繁衍压力适应的结果。隔资作为为了完成繁衍任务而使用的繁殖策略是一种进化的设计，人类所面临的繁衍任务要先于其对文化的建构，因而具有其跨文化的一致性。在此逻辑下，隔资很自然地成为了进化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承担起支持与建构进化心理学理论的重要责任。隔资研究是进化心理学亲资研究领域的延伸和扩展，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对孙辈在时间、物质和养育上投入的行为。该领域关注隔资行为的进化意义以及在不同环境和各种条件因素的作用下隔资策略的变化情况。无论采取何种隔资指标，来自心理学、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的研究结果，似乎都一致性地指向这样一个结论:祖辈亲属对孙辈提供的隔资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其投资程度的次序依次是外祖母、外祖父、祖母，最后是祖父。

基于这样的发现，进化心理学给予了如下两种理论假设，分别是“父亲身份不确定性假设”和“择偶机会代价假设”。所谓“父亲身份不确定性假设”，是指人类女性体内受精的繁殖方式，使得女性可以完全确信自己生育的后代携带有自己的基因拷贝，而男性却没有这样证明其父亲身份的生理确认机制。这种男性对自己父亲身份的疑虑将导致男性在对后代的投资上相对于女性更加保守。这种父亲身份不确定性所塑造的繁殖策略在祖辈身上经历了双重的影响而被放大。外祖母因为最能确认自己对孙辈的身份，因而提供的隔资最多，祖父由于经历了对自己儿子以及儿子对孙辈身份的双重不确定性，对孙辈的投资最为保守。有关为什么外祖父会成为比祖母投资更多的人，DeKay认为:年轻一生性背叛的可能性比年老一代更高，所以祖母身份的不确定性比外祖父要高，因为祖母这种不确定性的来源发生在年轻一代身上。

笔者认为这种年轻一代父亲身份不确定性更高的原因更可能是相对于祖母和孙辈来讲，外祖父和自己女儿相处的时间更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通过各项遗传指标来确认女儿是否携带自己的基因。正是基于主观性上的确认程度差异而不是客观存在基因遗传概率，塑造了外祖父比祖母投资更多的繁殖策略。所谓“择偶机会代价假设”，是指女性在较长的孕期、分娩期、哺乳期等生育过程中因为承受风险以及在此期间丧失的其他繁殖机会，使得她们只有确保其后代的存活率及提高繁殖的质量，才能保证她们基因的有效延续并获得繁殖成功，正是女性繁殖的高代价决定了其对后代高投资的繁殖策略。由于外祖父母帮助女儿来完成对孩子的投资，因此，他们隔资的策略更接近女儿的繁殖策略，即通过高投入保证孙辈的质量，来提高女儿作为孩子母亲的繁殖成功。祖父母则更接近父亲的繁殖策略，与关心孩子的质量相比，他们更关心拥有孙辈的数量。

基于以上的理论假设，进化心理学家在几种文化背景下展开了实证研究，DeKay在美国的研究，Smith以及Littlefield和Rushton在加拿大的研究，Russell和Wells在英国的研究，Euler和Weitzel在德国的研究以及Steinbach和Henke在法国与德国进行的跨文化研究，都发现了进化心理学理论所假设的隔资的系统性差异。尽管这些研究都无法在进化史的过程中对进化心理学提出的假设给予历史性的证明，但根据进化心理学“最优性”的方法论前提，只有在相信以上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才能对这些在当下取得的经验数据给予完美的解释。从这个角度上看，似乎进化心理学理论在隔资领域上由于其发现的跨文化共性和强大的解释力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是，较近的一些跨文化研究却打破了进化心理学理论对隔资研究的统治性地位，进化心理学对跨文化差异性的解释效力遭到了质疑。

尽管以上研究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展开的。由于这些国家文化的组间变异性较小，不足以起到足够的代表性作用。同时，由于进化心理学家假设隔资作为一种繁殖策略是人类具有的共性，因此很多研究都忽略了对被试人口学变量的组间分析。2000年Pashos展开的跨文化研究在德国和希腊城市发现了进化心理学理论所预测的隔资模式，但在希腊乡村地区却只发现了隔资的性别差异，而没有发现隔资的系别差异。其描述统计的研究结果显示，提供最多隔资的是外祖母和祖母，其次才是祖父和外祖父。2012年笔者在中国本土化背景下取得的数据也发现了与希腊乡村类似的模式。这样的数据结果，给进化心理学理论提出了棘手的问题:如果隔资是一种独立于文化的进化设计，那么，这种在希腊发现的城乡差异以及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差异又该如何解释?

二、文化论模型对隔资预测的问题

在进化心理学理论对隔资跨文化差异的解释出现困境之时，文化论的观点很自然地成为诉诸于解释这种差异的思维方式。这使得我们有理由假设隔资模式在群体间的差异是不同群体文化差异所致，而并非进化设计的结果。如果对不同群体所在的文化中可能影响隔代关系的因素进行考察，并能发现其对隔资模式具有预测性的话，那么文化论的观点则会取代进化心理学理论成为隔资领域的优势理论。有关文化与心理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文化心理学和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两种取向。文化心理学认为心理是文化的投射，是那些指导和确定思想、行为的社会文化模型被内化为个体心理模型的结果。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则认为，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着双向互动，心理与文化是一种彼此建构的关系。但是，无论是把心理视为文化的投射物，还是把心理与文化看作为彼此互动的建构，在文化论者眼里，心理模型应该与文化模型保持一致性的关系。因而，隔资行为中的不同文化下的个体心理模型与其文化模型应该是具有一致性的。

基于以上逻辑，哪位祖辈会对孙辈进行更多的隔资，应该与文化观念中的祖孙关系保持一致性。在此基础上，笔者展开了本土文化中隔资观念的实证研究。研究以问卷的方式调查了中国本土412名被试，了解他们有关“中国文化背景下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对孩子的投入应该如何”的认知状况，同时收集了这些被试实际上接受的隔资相关数据。统计结果发现，研究对象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孙辈投入最多的应该是祖母，其次是祖父，再次是外祖母，最后是外祖父。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文化背景下隔资的系别差异与性别差异均显著，被试认为祖父母应该比外祖父母对孩子投入更多，祖母和外祖母应该比祖父和外祖父对孩子投入更多。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412名被试实际上接受的隔资却呈现出不一样的模式。在性别方面，观念中与实际中的隔资保持了一致性的关系，即女性祖辈提供的隔资大于男性，但是在系别方面，尽管大家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祖父母应该对孩子投入得更多，但实际上祖父母与外祖父母所提供的隔资并不存在着显著性差异。通过表1所示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实际上的隔资模式与文化观念中的隔资模式并非保持一致性的关系。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人的心理在接受文化的投射或与文化的彼此互动中形成了对隔资理念的文化观念，但是，这种文化观念并没有完全指导文化中个体的隔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论模型也未能很好地预测本土化背景下的隔资模式，因此，也不能单独作为解释隔资跨文化差异的理论取向，取代进化心理学模型成为隔资领域的优势理论。四、进化因素与文化因素对隔资交互作用的探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无论是进化心理学模型还是文化论模型都无法单独地、很好地解释隔资模式的跨文化差异问题，成为该领域的优势理论。由于进化心理学和文化论的研究，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对人类的心理与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解上都存在着显著分歧，容易让人们把二者放在一起去比较。人们在比较中往往更加关注其观点中相互对立的方面，而对二者如何共同塑造人类行为的交互作用方面，始终缺乏理论性的建构。

在此基础上，笔者在控制各种文化间可能存在差异变量的情况下展开了本土化背景下隔资的实证研究，尝试弥合这种进化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对进化与文化对隔资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在本土化背景下存在明显的“父系为中心的居住偏向”，在所取数据中有33.7%的被试和祖父母一起居住，和外祖父母一起居住的仅占0.5%。这种父系为中心的居住偏向很可能通过影响孙辈对隔资的资源可获得性掩盖了本应由进化塑造的系别差异。当排除居住方式的影响后，本土化背景下的隔资模式展现出了和西方文化背景下同样的母系亲属的隔资大于父系亲属的系别差异，这与进化心理学的预测一致，这也证实了文化因素掩盖了进化作用的假设。Euler和Weitzel在德国的研究，由于没有发现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与孩子居住之间的距离存在差异，仅把居住距离当做干扰变量进行讨论，但通过他们的研究可以发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至少是在德国不存在与中国相似明显的“父系为中心的居住偏向”。对于我们所得出的中国本土化背景下的隔资模式与希腊乡村的研究结果呈一致性的现象，可以理解为某种相似的文化因素恰好弥补了本应由进化所造成的母系隔资大于父系的系别差异，即本土化背景下和希腊乡村的隔资模式是进化因素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Pashos在对希腊乡村取得数据结果的解释时，也曾谈到希腊乡村存留的父权文化使得祖父母相对于外祖父母与孙辈的居住距离更近，而在希腊城市这种居住距离的差异并不存在。

由于Pashos采用3点评分衡量祖孙居住距离，过分简化了居住对隔资的影响，尤其是没有把“祖孙同居”作为一种衡量指标，而“祖孙同居”对隔资存在一种“情境性的强制力量”，因而，Pashos没有发现文化中的居住方式对隔资的影响作用，而是回到了进化心理学理论的老路。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隔资行为是“进化”与“文化”共同塑造的结果，任何一个理论模型都不能单独地、很好地解释跨文化的隔资行为。进化因素与文化因素对隔资的塑造存在某种程度的交互作用，进化提供了隔资行为作为繁殖策略的先天性倾向，而文化因素通过影响文化内个体的生活方式最终影响人的投资行为。五、文化论模型的作用机制与进化心理学理论的效度边界在“进化”与“文化”存在交互作用的假设下，进化心理学理论与文化论在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方面，逐渐由对立趋向了接纳和融合。因此，我们可以把隔资领域作为理解“进化”与“文化”交互作用模型的窗口，去反观进化心理学理论与文化论模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为综合性地考察人类行为提供建构性的视角及思考。

文化究竟是通过何种机制来完成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居住方式作为影响隔资行为的跨文化因素的研究结果，可以为我们寻找文化对人类行为的作用机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即心理模型并不是文化对个体行为影响的中介，而是文化设计了个体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某些程度上限定或促进了个体特定行为的表达。在这个新的文化作用机制模型中，文化观念并没有直接参与对行为的影响，而是在意识层面对此过程进行一种把握、解释、建构甚至倡导。这种意识层面的把握、解释、建构与倡导并不能完全与文化中个体的实际行为保持一致性，这也是文化观念与个体实际行为不完全一致的主要原因。以上假设尽管尚需更多的研究来验证，但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可以为解释行为的跨文化变异性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这种文化对人类行为的作用机制下，进化同样承担了重要的功能。在控制文化可能对人类行为影响的因素后，可以看到在跨文化差异性的背后，人的行为仍然存在着强大的跨文化共性，在这种跨文化共性中，进化机制保持着强大的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上述观点，在排除“居住方式”的影响后，本土化背景下表现出来的隔资模式与西方取得的研究数据和进化心理学理论的预测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尽管进化心理学理论仍然能够在解释跨文化共性的范畴内保持其方法论的“最优性”，但是，我们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该理论在解释群体间差异性方面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效度边界。进化心理学家所提出的环境因素起到激活预先存在于基因中指令作用的理论观点，表达出进化心理学在解释人类行为差异性方面的一种努力及愿望。秉持尊重一个学科发展潜力的态度，我们应该支持进化心理学理论向跨文化与群体间行为差异性领域的探索。然而，在目前进化心理学基于不可证伪性而采取的“只有相信历史性的假设，才能对当下的经验资料给予有效解释”的方法论前提下，进化心理学理论的效度边界应该维持在对人类行为共性的解释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