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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组织建设,形成教育合力
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北京市西北部,是官厅水库上游及环湖海拔479米的滩涂组成的人工、自然复合型内陆湿地。保护区总面积6873公顷,是北京最大的湿地,被称为北方候鸟的驿站,其湿地资源及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同时兼具保护官厅水源、改善官厅水质、防风降尘固沙等作用,是首都西北的生态屏障。先后有国家林业局、北京市委市政府等多家单位在野鸭湖湿地创建基地,开展教育活动。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工作实施以来,我们总结过去各基地教育的成功经验,整合有益的教育资源,成立了由管理处主任任领导小组组长的“社会大课堂”工作领导小组,同时邀请与湿地保护相关的各单位主管领导参与其中,依据学校的课程需求,科学地制订工作计划,积极配合“社会大课堂”办公室的工作安排,最大化地满足学校要求,形成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实施人才工程,打造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
“社会大课堂”工作启动以后,我们认真盘点内部的师资力量,明显感觉不能满足学校的需求。为促进人才建设,我们多方呼吁,聘请湿地研究领域的资深教授为兼职教师,创建北京市最大的湿地学校,依托湿地学校的师资力量,在首都师范大学的协助下,对单位内部职工开展专业培训。我们将职工分成四个板块进行,一是专业的环境教育解说员,专门负责课程讲解;二是野外教学站点解说员,负责区域内教育内容解说;三是全程引导员,负责带领师生参观学习讲解等;四是安保员,主要负责师生的活动安全。在落实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方案的同时,我们的兼职教师队伍由原来的十人发展到近百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既有环保局、水务局、园林绿化局的工作人员,也有来自延庆教科研中心的教研员和学校的教师,我们的师资队伍建设成效显著。
三、潜心教材研发,丰富教育内容
经过60多年的变迁,野鸭湖湿地已形成生物多样性、稳定性较高的湿地生态系统。为更好地开展湿地环保教育,3年来,我们针对不同学段开发了不同的教材和课例,拓展了教育内容。在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的协助下,我们变单一的图文教材为生动的影像资料、有趣的动手实践、参与互动的教学体验,并定期向学校提供“菜单式服务”供选择,视频有小小影院播放的《人与自然的和旋》、环幕影院播放的360度环幕影片《四季野鸭湖》;图文有《魅力野鸭湖电子相册》《野鸭湖观鸟手册》《野鸭湖湿地植物手册》;课例有《生态书签制作方法》《昆虫乐园巡礼》《畅游鸟类天堂》等,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认可。
四、拓宽教育资源,创新教育形式
“社会大课堂”还是个丰富多彩的能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大课堂。我们没有专业的教师、没有规范的教室,但是我们努力创设多样的教学站点:观鸟塔、湿地学校、种子库、远程监测系统、博物馆、标本厅、濒危鸟类长廊、珍禽展示园,等等。2008年,投资120万建设湿地生态科普园,模拟展示华北地区典型的湿地生态环境及湿地特色植物和珍稀植物;2009年6月,投资393万建设“科普岛”,集中将野鸭湖地区的鸟类资源做成科普画廊进行展示,并在科普岛上建设高7米、建筑面积达200平米的观鸟台,观鸟台共三层能同时容纳300人在不同的高度、不同的角度进行隐蔽性观鸟;2010年,投资1500万完成全覆盖远程监测系统工程及360环幕影院建设。
关键词:哈尔滨湿地文化;湿地旅游;生态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7-0151-02
一、湿地文化生态旅游与生态博物馆
湿地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它是其他生态系统不可替代的,它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为动植物提供栖息之地和滋养空间,为人类提供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源,被誉为“地球之肾”。湿地旅游也称湿地生态旅游,是指旅游者以湿地作为观光、游览研究对象,观察湿地的景观、物种、生境和生态系统等,维持湿地自然环境原貌的旅游活动。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认识到保护湿地生态资源的重要性,也开始合理利用湿地资源。
生态博物馆起源于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与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一种将民族传统文化预期所在的自然生态资源进行统一保护的理念在欧洲逐渐兴起,并且这一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很快传入我国。我国的生态博物馆是由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文物保护顾问海先生所倡导发起建立的,在他与挪威生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的主持以及贵州省政府的支持下,1998年在贵州省建立了中国乃至在亚洲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所在地居民以及向参观者展示自身的文化,是对自然和文化进行整体性保护的一种新型博物馆形式。生态博物馆被定义为“为了将来而保护和理解某种文化整体的手段”,并且坚持的基本观点就是文化遗产应原状地、动态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某种意义上,社区区域等同于博物馆的建筑面积。总之,生态博物馆是作为一种为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生态,使人与自然处于和谐发展关系的一种新的方式和理念。生态旅游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它与人类对环境意识的觉醒及旅游业的发展是不可分的。人类文明需要进步,旅游业需要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生态旅游的重要内涵和外延。对此生态旅游学者们也都提出了学术观念,即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是生态旅游中的一种新型、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活动,有利于保护生态及维护人们的文化与生态观念。
哈尔滨湿地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现有湿地面积12.5万公顷。本文欲通过对哈尔滨湿地旅游进行研究,使建设湿地生态博物馆的构想成为现实,为哈尔滨湿地文化的构建提供参考依据。
二、哈尔滨湿地旅游发展现状
湿地是哈尔滨独特的自然生态资源,各个湿地有不同特色,比如哈尔滨太阳岛湿地公园位于哈尔滨市松北区,太阳岛湿地建于2008年,面积约为88平方公里,西起松北肇东,东至滨州铁路桥。太阳岛湿地是松花江哈尔滨区域内最大的湿地,在全国也可以说是面积最大。其现形成了“一湖三岛”的秀美风光。雨阳公园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西部,其总面积达4.9公顷,其中湿地为1.6公顷。金河湾湿地面积约为1.8平方公里,建于2008年初,是哈尔滨原生态湿地水生生态系统。滨江湿地也是哈尔滨一处湿地旅游景观。呼兰河口湿地总面积约为19 262公顷,其位于松花江北部,园内有萧红故居、呼兰天主教堂等景观。白鱼泡位于道外区聚源镇白鱼屯北部,面积约10万平方米,湿地盛产白鱼。伏尔加庄园位于哈尔滨市香坊区成高子镇阿什河畔,园内面积约达60多万平方米。园内有大片湿地,有一些园林及复建的圣尼古拉大教堂等一些俄式建筑。
由于近年哈尔滨大力开发湿地旅游项目,努力建设湿地生态,使哈尔滨湿地文化旅游的开发与利用初见成效。首先政府高度重视。政府为大力发展湿地文化旅游资源,特组建专门的旅游研发小组对哈尔滨湿地旅游产业进行管理。其次开发效果颇为显著。围绕丰富的湿地资源,哈尔滨湿地地带正在逐步完善,生态环境的原貌加上旅游的需要,经过改造,已经逐步成为哈尔滨市水生态保护的重要区域。
三、哈尔滨湿地旅游文化中存在的问题
哈尔滨湿地旅游文化正在逐步完善,吸引着国内外大批游客前来游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湿地旅游文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规划与相关政策有待完善
我们看到,应哈尔滨市关于“生态”开发建设要求,各相关部门已经做了相关的规范政策的编定,水务局编制了《松花江哈尔滨城区段百里长廊总体规划》,旅游局编制《松花江黄金旅游带开发策划》,城乡规划局编制了《万顷松江湿地保护与利用规划》。不同的机关单位对哈尔滨湿地旅游进行的规划不同,对湿地重点区域的确定及景区名称的确定,对湿地旅游的定位都缺乏一致性,这样就造成对湿地开发的配套政策会很难有评估系统进行准确评估。
2.湿地旅游中人为破坏严重、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生态环境在湿地旅游中比较脆弱。近年,哈尔滨生态环境人为破坏得很严重,有些人开荒种地、放牧、私建房屋、挖塘养鱼等,致使生态环境急剧破坏。由于人为因素使然,已经导致蒙古图雅、三家子滩等滩地常年被水淹没,其平均高度与大顶子山航电枢纽设计水位相同;万家滩因为人为活动频繁,已失去湿地的明显特征。从哈尔滨湿地旅游目前情况看,整体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湿地旅游景区道路不畅,路况较差。景区内,还存在很多弊端,比如吃住玩一条龙式的服务设施差。
3.内部管理机制需协调、缺乏专业人才指导
从调查情况看,虽然哈尔滨市组织了有关小组管理湿地建设,但是各成员单位对湿地文化旅游的认识不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免会造成部门利益较重,彼此难以沟通甚至有互相推诿的现象发生。对哈尔滨湿地文化旅游的专家组也应该加入一些研究文化的专家,这样能够保证对文化有一定的保护措施的提出及实施。
四、生态博物馆理念在湿地文化旅游中的实际运用对策
从贵州省开始建立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开始,随后在广西、湖南等地纷纷建立生态博物馆,其落户中国的时间还很短,由于它在模式上的独特性和实践上的有效性,实际操作中会有一些难以把握的问题,这里就依据在其他省市建立的生态博物馆的基础上应用到哈尔滨湿地文化旅游中,就几个关键问题进行讨论,以期对哈尔滨湿地文化旅游的未来管理有所借鉴。
1.注重湿地文化旅游内涵。湿地旅游并非单一产业,我们可以充分挖掘哈尔滨湿地旅游文化内涵,注重挖掘相关的金源文化、京旗文化等多元文化因素,借助湿地景观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凸显哈尔滨湿地生态保护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化特质,也向湿地生态博物馆靠拢。另外,要利用一些节日民俗活动,要深度挖掘在哈尔滨土地上的民族民俗文化内涵,让游客前来能够感受不同民族的文化体验,也能进一步提升旅游产品的特色和趣味性。
2.建立专门组织机构管理。建立权威机构,增强执行力度。要想对湿地文化有效开发、保护和研究三个方面都做到尽善尽美,就要组织各方面的专家,生态、湿地、动植物、旅游、文化研究等领域的专家组成专家评估小组,负责项目建设的顾问。
3.湿地文化旅游资源实行法律化、制度化。湿地生态破坏很严重,所以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首先要严格按照湿地景区内的规划进行旅游开发,重点建设湿地景观。其次,对景区内各种声音、水质、废弃物品的治理,要采用人工船运输,减少使用燃气类物质对湿地生态环境的污染。最后,成立执法小组。要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对湿地文化旅游中出现的各种违法、违规现象要进行监管和处罚。
4.湿地文化旅游中建立生态博物馆要注重展示文化要素。生态博物馆本身就具有保护文化与保护生态双重任务,如果当地文化具有明显的独特性,有很多值得保护的地方,有较多的遗产价值,我们就可以采取生态博物馆的形式进行保护并展示。在实际运作中,展示什么和保护什么,却是组委会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的事情。比如,我们在保护文化时,是否保护文化及生态的本真性而不改变原貌。如果改变了就失去了原生态的意味,但如果不改变似乎难以作为旅游景区展示给游客。在建设生态博物馆过程中,类似的文化争论会有很多。文物是反映某一时间断面的静态的文化状况,而生态博物馆是反映活态的文化。我们在建设生态博物馆之时还要为本地区的社区居民考虑,不要因为要保留原生的文化和生态就创造利益的牺牲者。
5.文化生态与发展旅游平衡,建立文化生态保护措施。到底是以文化生态保护为主还是以旅游发展为主,这是我们面临的普遍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从眼前既得利益出发,急于发展地方经济,因而都大力倡导旅游开发,开发各种旅游资源,旅游项目也举不胜举,商业气息浓重,这样的结果是使得文化生态保护失衡,原本的文化魅力荡然无存,作为文化生态的湿地就失去原本意义。生态博物馆本来的理念就是不破坏文化生态,不过多干扰社区居民的生活模式和居住模式,尊重当地居民,促进当地居民的收入及文化的提升。所以,要适度地、可持续地发展湿地旅游,这样才会永续发展。
6.量化环境承载力。关于具体承载力,虽然目前没有具体数据,但是对于生态博物馆我们就应该重视其环境容量,这是关系到湿地文化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前提重要条件。在保证游客观光的同时,不损害生态利益的前提下,严格控制各游区的旅游容量。
7.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与建立湿地文化旅游带。湿地文化旅游涉及范围较为广泛,涉及的专业人才也较多,政府必须提高专业队伍的建设,对从业者给予定期培训,提高从业者的专业素质。哈尔滨湿地文化旅游要全面展开吸引游客,可以建立湿地文化旅游带,从太阳岛的文化风情到金河湾的金色沙滩再到伏尔加庄园等,可以形成一条湿地文化旅游带,扩大影响力。
五、结语
生态博物馆是对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整体保护,是一种特别有效的博物馆形式,为文化旅游开发与保护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模式。无论它是作为一种创新的理念,还是单纯的就是一种博物馆形式,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中都曾取得过很好的成效。我们把这种理念和实践应用于哈尔滨湿地文化旅游中将是一种全新形式,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的是,生态博物馆所包含的是整个社区的鲜活的整体文化,包括静态文化和动态文化。自然环境、社区居民、有价值的文化遗产等都是在保护之列,也就是说生态博物馆就是对生物多样性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无论是文化保护还是对生态保护都是处于历史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注重生态原貌保护的同时,也要注重其所承载的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即保护它的完整性。如何将生态博物馆的保护理念、保护方式更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这值得我们政府、专家、学者依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也好进一步对实践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1]卢云亭、王建军.生态旅游学[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1.
[2]陶思明.湿地生态与保护[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
新石器时代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开始了农业活动,使人类脱离了浪费时间精力去采集追逐食物的渔猎经济阶段,开始生产粮食,免于饥饿匮乏,有余裕来创造较高的文明。中国早期的农业生产,充分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在仰韶文化区的西安半坡村窖穴中,发现成堆的小米,这是目前所知人类最早的小米栽培纪录,其他遗址如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华县柳子镇泉护村,山西万荣县荆村,也陆续发现小米痕迹,由其囤积之数量可以判断这是当时的主食。在北方一般粮作中,小米蒸散的水分少,水分利用的效率高,也就是说,小米是最耐干旱的农作物。仰韶文化分布区主要是黄土高原。黄土高原乃数十万年来,由戈壁吹采的黄沙覆盖而成。这些黄土叫风成黄土或初生黄土,组织很特别,内多孔隙,地质学上称为“柱状节理发育”,意思是它有许多脱胎于草根及树根的圆形细管,圆径自0.2厘米以上不等。根有多枝,和主根每成尖角形,成一律朝下的细管,管的四周富具石灰质(CaCO3)。由于其松软,有高度渗水性,吸起水来如海绵一般,因此一遇到水,全部变成泥浆。黄土另一特性为风化程度微弱,颗粒中所含矿物质,大都尚未溶解流失,呈碱性,故肥分相当高。仰韶文化所在之黄土高原,年雨量为250~500厘米,相当稀少,且雨季集中于七、八月,在这种干旱环境下,当时的人就以小米为主要作物,因为它耐旱、产量多、成熟期短,且能久藏不坏,故当夏季短暂的雨期来临时,立即用简单农具松土下种。黄土吸收的水分渗人深处,蒸发十分缓慢,能长期保存,在雨过的干季中,再由地下经毛细管作用渐渐上升,不但补给了作物根部的水分,而且溶解的矿物质等肥分也随水分的上升带到地上来,为根部提供养料,故到秋后,小米即可收成。可见,当时的人们对大自然是如何的巧妙利用。仰韶的小米文化并非中国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唯一代表。华东沿海之河姆渡文化,也发现人工栽培之籼稻,距今约有七千年,是全世界已发现的最早水稻栽培纪录。较河姆渡晚的江汉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址,如安徽肥东大陈墩、江苏南京庙山、无锡仙蠡墩、浙江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湖北京山屈家岭、朱家嘴、天门石家河、武昌放鹰台均有史前稻谷出现,可见较黄土地区湿热的江汉流域,早已孕育出不同于仰韶小米文化的稻米文化。当时尚无灌溉技术,稻米即粗放式的点种在沼泽区边的低湿地,不耕、不锄、不耨,更没有育秧移植。值得注意的是新石器时代稻作并不仅限于南方江汉流域。仰韶村出土的陶罐残片,其上有明显的稻壳印痕,已断定为人工栽培的稻谷。但黄土区域的气候,若在灌溉未发明之时,应不大适合水稻之发育,故仰韶村所发现的大概不是原生稻,或是由江汉地区传来,再在黄土区域扫排水较差的低湿地种植。除稻米的传播外,屈家岭出土的陶器也带有彩陶的风格。这些都说明黄土地区与江汉流域有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新石器时代人们对居住环境的选择,也十足表现了对环境之适应性。从小地理环境讲,他们的居址,多位于地势较高的地方。如仰韶文化遗址,多在河流两岸的土丘上,或河流切割黄土所留下高出河面数十公尺的河阶上,或离河较远的源泉边。龙山文化众遗址不在小河边台地,即是小冈丘,或二小河交汇间之三角台地。即淮水及长江流域之新石器时代遗址也都如此。这种选择是趋吉避凶,只要近水而无水患,又有沃土可种植,使生活便利即可。就大地理环境而言,华北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分布,除甘肃、山西沿着黄河中上游有数处外,其余大多数遗址都位在黄河的支流,或支流的更小支流边。故中国古代早期文化,在华北是小河流域的旱地农业,南方稻米农业也仅利用低湿地区。
欲了解中国早期农业之性质,尚不能不注意其与气候之关系。远古之气候是否一如今日?何炳棣氏以《诗经》及其他古籍中所述及之植物,与近代所作古代地层中遣存孢粉分析比较,认为由史前至今天,黄土区域的树木种型没有显著不同,森林分布也只限于山岭、孤、麓、及平原上较低湿的地方,一般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而成的黄淮平原,植被主要是草甸,一种耐早耐碱的蒿属草莱分布,这反映了当时也是干凉的气候。何氏并列举了历代对砍伐森林之禁令。黄土地区气候虽大体干旱,但“禹贡”、“职方”均载当时黄河下游南北岸有很多湖泊,一如今日江汉流域,而且关中(渭河盆地)今日仍有不少湿地。至于古代江汉地区之暖湿多林,即在今日仍然如此。
中国农业文明之起源,是适应着黄土区域与江汉流域二种各异的气候地理状况。但中国农业文化之起源也有与其他古文明相通之处,即同样的从事于粮食谷物的生产,不似热带地区之农业,最初皆建立在芋、薯等根块植物及香蕉、面包果之类富淀粉的果实上。人类史上没有例外,惟有建立在谷物粮作基础上的农业才会产生高等文化,因为谷物提供之营养远较根块植物及热带果实完整,并且前者之播种、耕耘、收获,不像后者在热带、亚热带之随时可种植收获,而须遵守一定的气节。故原始时代耕作者不得不留心生活规律,观察四季、气候、日、月、星晨之自然现象,使得天文、历法、算术、符号、文字能够发明进步,而产生高等的文化。
自从甲骨文大量出土后,学界多认为商代是信史的开端。一九五九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挖掘后,其底层文化可能属于夏代,相信传说中的夏王朝,不久也能确切证明。上古史中的夏、商、周三代,以往认为是三个前仆后继的朝代,像被野蛮包围的文明孤岛一样发展起来。但近代的考古证明愈来愈使人相信,三代文明是平行而并进的,即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华北与华中有许多国家形成,其发展不但是平行的,而且是互相冲击、互相刺激而彼此助长的。夏、商、周在历史上固然是相继的时代,同时也是三个政治集团,即在三代时夏、商、周可能都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其间势力之消长各代不同:夏的王室在夏代为华北诸国之长;商的王室在商代为华北诸国之长;而周的王室在周代也为华北诸国之长。
夏、商、周三代的疆域倒底如何?今日仍难断言。但依其都邑位置知各代统治中心之范围,大致是周人处于广西,夏人在中,商人在东。夏人大概起于山西西南隅汾河下游之地,再渡河南下,由豫西迁豫东、鲁西、北及冀南,西至陕东,在黄河两岸活动。商人叮能起于东方,由始相祖至成汤间的先公先王时代,曾八次迁都,其地域不外今豫中迤东,以及鲁西河济二水南北之地,汤之后至盘庚凡六迁,也不外在晋南、鲁西、豫境及苏北、皖北,即黄河下游两岸之地。周人则起于陕西之泾水、渭水流域,以后东向扩展,灭殷、奄之后,才发展及整个黄淮平原。当然,上述三代活动范围只是依其都邑位置的推论,实际上其文化圈可能要大得多。
新石器时代虽以农业生产为主,但渔猎采集也扮演重要经济角色,来补充食粮之不足。商周时代当然是农业社会,过去一些学者鉴于商代多次迁都,及甲骨文中关于畋猎的记载
特多,以为商代还停留在渔猎或游牧社会。但是商代的迁都所在,都在黄淮平原洪水徙移不定的老黄河道上,可能与避洪有关,并不是逐水草而居;爱好田猎可能是王者的娱乐;也是以野兽为对象来训练武力,因为卜辞记载农事之多,在此可以肯定殷代确是农业社会。周的始祖后稷虽善植五谷,但后世久处陕甘高原与戎、狄为伍,可能农业仍相当幼稚,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涯。翦商及东征以后,出了黄淮平原,在广袤的土地上建立许许多多的殖民城邦,这种地理环境的改变才使农业易于发展。
从三代文化的发展看来,黄土高原与黄淮平原是当时的历史舞台。此二地区一西一东,地形上有很大的区别。黄淮平原乃由黄河、淮河、海河三大水系冲积而成,相当平坦,由偏西的郑州至海岸,落差也不过150厘米。经黄土高原、豫西山地,挟大量黄沙奔腾东下的黄河,到了平原之后,即流无定状,成为历史上由海河口至淮河口间,南北不断摆动的水道。
石磨在盛世之际,不单单为人类的生存做出了磨碎粮食的丰功伟绩。同时,在初出世之时,就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为人类社会的创建赋予成人之美的善举。
据传,早在开天辟地之际,世界一片混沌。人类只有兄妹两人,苦于不能结为夫妻,生息繁衍后代。两人暗暗合计,试探石磨老人对此有何心意。他俩各身负一扇石磨,同时爬上不同的一座山头,将两扇石磨滚到山沟下,试看两扇石磨能否合拢在一块儿。若可,这是天意,也是石磨老人的心意;不可,则不能成为夫妻。试验结果,两扇石磨不偏不倚正好合拢在一块儿。兄妹俩遂结为夫妻。石磨老人甘当月下老,一线牵起两颗心,为人类的生生息息、繁衍后代做出成人之美的善事,营造了一个和谐美好的大千世界。
以石磨老人为兄妹成人之美的人文理念,阴阳学界又为石磨的研制,勾勒出一幅阴阳交错、天人合一、男女结合的美妙图景。能工巧匠的石雕大师,在刻制石磨时,把石磨的上扇美誉为“阳、天、男”,其下扇称“阴、地、女”。以阴阳交替,天地合二为一,男女结成一体,是为万事万物的根本,大千世界的一统。石雕师又精心地把每扇石磨分成“九方九齿”来雕制。所谓“九方”即每扇石磨用方尺等量分为九个区域,每一区域拿魔线斗弹出不等的墨迹,雕刻成“九道石梁”。“九”在数学中是奇数,含有“多数”“不尽”“无穷”之意。同时,“九”与“久”又是谐音,演绎出“久久不断”“永久富有”“九九归一”等吉祥如意的意向。对那些官僚衙役、出家之人、阴阳八卦人等,所制作的石磨采用的是“十方十齿”法。意在此等人吃十方饭,饮百家水,取“十方十齿”法来雕制石磨是顺理成章,也是顺民心合民意的。
雕制石磨的石雕家,在石磨的上扇凿开两个小孔,其中一个称其“磨眼”。上扇即为天,此眼也称“天眼”,意即老天睁开了“天眼”,就会关照民间疾苦,让子民们远离苦海,过上美好的日子。常年在“磨眼”中有流淌不尽的粮食,予以捣碎,磨成面粉,让人们“久久不断”地享用着吃不完的食物。石磨的下扇为阴为地为女,中间镶一个不高不低、合辙的小铁柱,定名为“磨肚脐”。此“肚脐”意在女性意向。人们有吃不完流淌的粮食,女性就有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美好天职。一台石磨完工后,不能也不可随意安放就可使用,以传统的习俗讲究,石磨被人们荣尊为“白虎”。即以天象中的四象之神的神位来安置,此为“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理论,石磨以“白虎”之神,独尊“西方”。由是,乡间每个家园、院落里若有碾磨安置,石碾的方向居东,石磨的方向在西。又如是,人们对石磨常怀敬畏之情,尊敬的心态常存,告诫人们不能在石磨盘上坐,不论在安放时,还是逢年过节都要贴以“白虎大吉”红对联,并焚香叩头以神来敬之。每到腊月初八日,吃腊八粥时,还要给石磨的“白虎”神敬献上“焖饭”。这天晚上,虔诚地盛好一碗清水,放置在石磨上,第二天的清晨来观察水碗的结冰迹象,以预示来年的庄稼是丰收还是歉收的预兆。碗中的水,若结冰呈平平状,预示来年的庄稼收获为一般的、平常的;如呈低陷的、凹状的,是为天年歉收的,甚至有病、虫、害、涝等灾情发生;水碗里结冰呈突现的、超高的,甚至冰体高部位呈有四分五裂的、花状形态的,将是庄稼与草木遍地开花,一派生机蓬勃的景观,是一个大丰收、大好的天年。
有人类以来,人们都为“民以食为天”去奋斗的、进取的,孟子的“食色,性也”,把吃饭及延续生命是人类的最基本需求说得再明白不过的。国人对一台石磨怀有人文情怀、、敬畏之情,体现出的对石文化的尊崇、对粮食的需求与企望,尽含其间。
有一次,同另一位校长闲聊,他问起了学校评选优秀的事情,我就如实做了叙述。没想到,却引发了他的感慨,道出了自己一肚子的苦水。他说,一提起评优,他就心烦意乱,本来是调动教师积极性的事情,可总是不能如愿,结果一公布,各种矛盾产生接踵而来,一些教师的积极性反倒受到了影响。原来,他们学校的优秀一直由学校班子会议确定,虽然从师德到业务,还有教学效果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硬性条件,可是因为角度不同,班子成员对于提名教师的认识存在差异,也不排除有些人出于私心杂念随意提名,其他成员又不好意思说什么,还要考虑年龄、职称等情况,又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一个评优会,总是要开上半天。
我问,为什么不让教师参与评优呢?这位校长说,学校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办法,也曾经尝试过,结果教师和学校班子都不认可。原来,学校里一直存在着一些小团体,以个别工作时间较长的教师为核心,这些小团体明争暗斗,一到评优的时候矛盾就激化了,虽然表面上都不说什么,私下里却不停地做工作,想把自己认可的教师评选进去,到了最后,评优结果也就变味了,一些真正能力强、业绩好的教师被排除在外,很多教师对此意见很大。最后,就一直由学校领导来确定优秀教师了。
从评优这件事情看来,学校情况不同,工作方法就有了区别,就连结果也是大相径庭。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非是学校不够重视,不是学校不愿意放权给教师,也不是学校的制度不够完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异?排除了制度、管理这些因素之后,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教师群体文化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第一所学校中,教师崇尚的是专业能力,谁的师德高尚,教育教学能力强,谁就是大家学习的榜样,这是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文化传统。而在第二所学校,失去引导的非正式团体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已经介入学校管理,造成了学校工作的被动,这种情况下,教师不再依靠专业能力立身,而是想方设法寻找小团体的保护,到处拉帮结派,这种庸俗文化成了教师文化主流,这种文化已经无法支撑学校的发展,只能帮倒忙。
评优只是一个侧影,学校很多工作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就有了丰富的意蕴。一节内容相同的课程,经过不同教师的演绎,可以形成不同的风格,对于学生来说,也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是因为教学过程并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教师的性格、言行、修养、方法,以及根据自己理解对知识的阐述和延伸,这些因子隐藏于课堂教学知识的背后,看似平淡无奇,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甚至比那些纯粹的知识对学生的影响更深刻。很多学生在若干年后回想起他的某一位老师,绝不是因为老师教给了他某个知识,而总是知识以外的东西,比如,课堂上的一件趣事,教学中的一个精彩瞬间,对学生一次细微的关怀。这些,已经远远超越了技术的层面,形成了教师教学中不同的“风格”,已经成了一种教学的文化。“名师可仿不可学”“教育是心灵对心灵的影响”,这些常识印证了教学过程中文化现象的存在。也正因为如此,对于教师的课堂,如果只是从技术和制度层面进行管理,缺乏文化的引导,总是欲速则不达,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
其实,学校大都如此,如果从制度上去考量,都有很丰富的内容,经过上级部门无数次的检查、督导,经过学校的反复实践,其完备性不言而喻,学校之间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如果从管理过程去分析,很多学校的管理不可谓不细致,不可谓不严厉,不可谓不科学。但是,完善的制度与严格的管理并不一定能带来学校的繁荣,表面看起来井然有序,其实死气沉沉,毫无生机,教师毫无幸福感,学生没有快乐感,学校成了师生都想尽快逃离的“炼狱”,这样的学校办不出理想的教育,是因为学校缺少了灵魂,没有了文化之魂。至于楼房是否高大,设施是否精良,这些更是属于教育的东西,不能构成衡量教育内核的标准。学校与学校的差别就在于文化的差别。从浙江的春晖中学,到江苏的行知学校,再到天津的南开中学,这些学校曾被誉为中国名校,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都是因为其浓厚的人文氛围和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的获得既有某种特殊的际遇,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