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法律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道德法律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道德法律范文第1篇

法律与道德，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法律承担着维护社会善良风俗的责任，为道德提供坚实的后盾。而道德往往是一部分法律的直接渊源，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律起约束作用。但是，并不表示道德就高于法律，在同一问题上，道德和法律有着不同见解的时候，总是以法律规定为准。所谓“情、理、法”三者，以法为先。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最为优先的原则，只有在法律无法调整的领域，才考虑以社会善良风俗为原则。

既然，法律与道德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我们下面以法律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比较常见的道德概念——“见义勇为”和“拾金不昧”。

首先，讨论一下“见义勇为”。所谓“见义勇为”一般是指当他人或国家、集体、社会的权益受到损失和侵害的时候，不顾个人利益，维护非己权益的行为。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所侵害的权益是非己权益，即不是个人自身的权益。从广义上看，这种行为包括很多方面，被侵害的权益可以是人身权，财产权等等法律上所有的权利。“见义勇为”者所采取的方法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力的，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见义勇为”是属于社会善良风俗的范畴，应该受到法律的支持。到目前为止，它还未上升为法律概念，但它通常牵扯到两个法律概念。一个是正当防卫的问题。这是“见义勇为”者采取直接的暴力的方式时，常遇到的问题。正当防卫是指自身和他人的人身权益受到直接侵犯时，采取一定的防卫措施，从而造成侵害方的人身损失，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里就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即，在怎样的程度上才能算是正当防卫呢？首先，必须是自身或他人的人身安全受到直接的侵害，如果不采取防卫的措施就会造成重大的损失。这是防卫的必要性。其次，根据侵害的程度，来决定防御的程度，这是防卫的度的问题。正当防卫一般采取最小有效原则，即再保证所采取的防卫措施有效的前提下，尽量减少侵害方的损失。所以，正当防卫遵循两个原则，防卫必要原则和最小有效原则。只有遵循这两个原则才算是正当防卫的行为。

另一个常见问题是紧急避险。所谓紧急避险是指在保护自身和他人的权益的情况下，采取了一定的避险措施，造成了第三人的利益损失，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这个问题上又存在着两个要素。第一，是否存在避险的必要。即必要性原则。第二，无选择或不可预见原则，即造成第三人的损失有两个条件或两种情况，一是走投无路，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如国家、集体、社会的利益，牺牲第三人的个人利益。二是在避险过程中，无法预见的，意外的侵犯了其他人的损失。第一种情况是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二种情况包括了保护自身利益。只有符合必要性原则和无选择或不可预见原则，才属于紧急避险的范畴。

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主要应用在刑法方面，它们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对推动社会善良风俗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正体现了法律对社会善良风俗和道德的支持。

道德法律范文第2篇

关键词：法律；道德；道德法律化

Some Thinking about the Moral Legalization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moral legalization is considered as a solution which can solve the deficiency of moral quality and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moral declines in our country by some scholars. Mak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morality and law clear and ascertaining the basis or conditions of moral legalization， for social adjustment， especially for the national legal construction，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etic basis and the logic approach of the moral legalization and negative the moral legalization. I consider that the excessive moral legalization is untenable 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Key words： law； morality； the moral legalization

一、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提出

道德滑坡问题时至今日已经不再新鲜，早在18路人对身受重伤的小悦悦无视之前，南京的“彭宇案”和天津的“许云鹤案”已经使中国扶不起老人，自此出现了太多的令国人汗颜的道德事件，在“小悦悦事件”前一个月，武汉市一位88岁高龄的李大爷因摔倒无人敢扶而窒息死亡，当时就有学者提出要将见危不救的行为载入刑法，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一问题在解答之前首先要厘清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一种调整形式，它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范和原则的总和。它以人们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方式为特点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行为。道德是靠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人们内心的信念来保证实行的。从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出发，我们则认为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主要作用是通过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外部行为，从而调整一定的利益关系，维护自己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维护道德自己的经济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道德的内容从层次上进行划分，可以表达为我们日常所说的价值、原则、规则、感觉和态度（道德情感）等。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法律可以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综上所述，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通过立法提高人的道德水平，显然有拔苗助长之嫌。而一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则要依靠这个社会整体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通过法律的国家强制强迫人们服从法律所谓的道德，这一法律首先就违背了自由原则，将人们束缚在法律所允许的狭小范围之内。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法约束的是人的行为，并不是人的思想，如果一部法律约束了人的思想，人的自由空间就会进一步小，那就是一部恶法，不会被人们所遵守。

二、关于道德法律化问题的争论

人类社会在进入二十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更是在对德国纳粹的法律反思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法律并不是在孤立地调整社会关系，而是与其他社会规范是相辅相成的。由此，新自然法学派和新社会法学派重新兴盛，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道德对法律的重要影响，于是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就有人提出了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道德化的争论。这一争论时至今日，对人类社会，尤其是对我国现今社会风气的改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道德法律化释义

“道德法律化”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学者提出的理论主张，现已成为“制度伦理”中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道德法律化”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理解，广义的道德法律化是指将道德原则和规范纳入到法律领域之中，狭义的道德法律化是指“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道德规范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简言之，道德法律化就是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的过程。”提出“道德法律化”是因为在一些学者看来，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之所以令人堪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道德缺乏强制力，使得一些人在明知何种行为是不道德的情况下，为了一己私利能够违背道德而又不受到处罚。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变软约束为硬约束，因此他们认为“道德法律化”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主要途径，有学者甚至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的多寡视为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的标志。

（二）关于道德法律化的两种观点

在今天，“道德法律化”是一个有较多争议的话题。目前理论界对于道德法律化问题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将道德法律化作为促进社会法制建设的手段，作为法治国家和道德建设的方向。由于同一社会的道德和法律都是这个建立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两者有着一样的经济基础，都是为相同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事可行的。并且认为道德法律化对于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例如，有学者指出，“越是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所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为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 ”

另一种观点认为，道德法律化的基础是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但是这并不足以成为道德法律化的伦理基础，道德法律化有可能对道德建设造成负面影响。因为法律调整的是一个社会上人们的抽象行为，即一般行为，而道德则在法律的一般性之外进行局部的具体的调整，如果将道德法律化，法律过细，那么对人民的伤害则是巨大的。例如，有学者指出，“如果通过道德法律化过度地、强行地赋予‘社会法’以‘国家法’的意义和角色，极易把市民社会自决、自律的较高标准，不当地上升为他律的强制的国家标准。 ……可见，虽然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要把国家和社会生活纳入法制轨道，且立法要遵从基本伦理价值取向，精神文明建设也需法制保障，但绝不可推行道德法律化，否则后果是严重的。 ”

三、关于道德法律化的几点看法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比较赞同第二种看法，认为我们不能将道德泛法律化，理由如下：

（一）道德法律化的理论依据不充分

道德和法律的一致性，即法律中不乏含有道德的因素，是道德法律化的重要依据，很多张道德法律化的学者都以二者这种共性为理论基础。例如，他们认为道德法律化的基础之一就是道德和法律均含有“义务规范”，义务是道德法律化的中介和桥梁。然而这一依据并不充分。用哈特的话来说就是：“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个必然真理。”

法律作为一种抽象的行为标准一经确定，就有了稳定性，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的规定和行为事实之间必然产生时间间距，因而法律不可避免的会成为某种凝滞的东西而落后于生活。所以“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完全准确的给社会的每个成员做出何谓善愿，何谓正当的规定，……简单的原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用来解决复杂纷繁的事务状况的。”法律滞后性决定了其往往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立刻发生改变，很多表面上看是道德问题进入法律领域的事情，实际上这是法律本应该关注而未予关注的法律问题，而不是道德的法律化。

（二）道德法律化存在逻辑局限

如前所述，主张道德法律化的学者们的初衷，也是道德法律化的另一个理论依据，是法律可以弥补道德在调控人的行为时软弱性之不足，从而扭转道德滑坡的局面。关于实践，我们稍后再说，这里先来分析道德法律化的逻辑局限。

赞同道德法律化的学者，潜意识里有法律是当代社会中比道德更有效的社会规范调节手段的认同，仿佛道德有了法律的依仗或者说“化”为法律，就可以突出重围，扭转道德建设的困境。但是正如许多法学家自己都承认并赞同的那样，法律作为调节社会秩序的手段不是万能的，它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完美，也不能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论将多少道德法律化，也不能改变法律的有限性。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法律作为他律，能禁止的是那些严重的违规行为。虽然统治者希望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把法律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虽然只有“等待法律变成了人们自己的法律时，它才不是一个外来的东西”，[9]但是无论依据法律的统治者还是依据统治者的法律，都无法使公民主动行善，都无法使人们有道德。换言之，法律的局限性之一，就是它做不了道德要做的事情。

其实，法律就是一架机器，一架通过暴力实施刚性惩罚措施的机器，而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自律可以以他律为底线，本身不能也不应该降低成为底线。但是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恰恰要变自律为他律，变上线为底线，其将道德的诉求求助于法律加以落实的做法，即使变成现实，变成人们必须要遵守的法律法规，也改变不了其固有的局限，只不过这种局限由法律的局限变成道德法律的局限，由软弱性的局限变成强制性的局限，改换了一下名称而已。

道德有局限，法律也有局限，主张道德法律化的学者只看到道德的局限性，没有真正意识到法律的局限性，他们想用法律化的方式强化道德的调节功能，却使道德陷入法律的局限，其理论和逻辑上的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三）道德法律化有损二者各自的功能

一些学者认为，道德法律化可以达成法律与道德的互补，从而弥补道德的不足。毋庸置疑，法律确实可以弥补道德的不足，但这种弥补是法律非道德化时发生的事情，并且只有当法律非道德化时它才能够给予道德以“弥补”。这是因为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道德和法律是社会同时具有的两种不同的规范体系，它们各有不同的功能，并依照自己的功能调控人的行为。

简要说来，道德指示人的内部行为。道德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调整人的思想观念，通过修身养性引导人的举止行为。道德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的内在体验性和个体性，也使得它触及到人的思想和灵魂——一个人之为人不可缺失却常会缺失从而引发无尽悲欢的所在。所以，在调节社会关系的时候，道德主要是靠一种社会舆论评价对行为的主体形成一种精神的压迫， 借助舆论的力量，间接地促使人们选择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但是，虽然舆论可以对人们行为的选择产生很大的影响，却没有办法直接制约人的行为。对于一个置社会舆论于不顾的人，舆论对他的行为不具有约束和引导的功能，对于一个毫无羞耻感的人，良心不能成为其选择合法行为的守护神。所以道德只是对于愿意守道德的人才会发生作用。

法律指示人的外部行为，是行为者自身没有自由裁量权且由国家机关强权实施的强制力。它作为一种外在的约束规范，要求社会成员无条件地遵守，无论行为者自身对此是否认同、在情感意志上是否接受，都必须如此。但是法律的调控范围并不是无限的，法律一般不管辖人的思想领域。也就是说法律不是通过人的思想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关系，所以，能纳入到法律控制范围内的只能是人的行为，不是思想，法律不惩罚“思想犯”，不能扩大到思想领域。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法律在处置我时所应依据的唯一的东西，因为我的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对于思想领域的问题我们不能采取法律限制或法律禁止的方式来解决，凡是不以当事人的行为本身而以他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实际认可。对人的思想领域和情感领域法律只能提出要求，而不能强行介入。有些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如人的思想、信仰、爱情关系、朋友关系等只能留待道德来调整，由社会的舆论和个人的良心来维系，如果法律强行干预，那就是 “越权”。

由此可见，道德和法律在调整人们行为的方式和范围上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它们只有共同发挥作用，人们才有良好的举止，社会才有良好的秩序。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方面出发，打破二者的界限，让道德侵入法律的领域或者让法律侵入道德的领域，将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我们实际上就是让法律做道德的事情，让道德做法律的事情，就是混淆了道德和法律的功能，其结果必将是既违背了道德的本性，有损道德的功能，也违背了法律的本性，有损法律的功能，致使二者都不能有效地产生本应产生的规范调节效果。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道德法律化在理论依据和逻辑方面、在调控范围和实践论证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因此道德的法律化是不可行的。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赋予了公民道德选择的自由，只要不侵犯别人的利益，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当然，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如果道德法律化，或许会在短期内使道德面貌有所改观。但是欲速则不达，由于法律的强制性是和道德的本质相悖的，从长远看，诉诸于法律手段对于道德建设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是非常危险的。

参考文献：

[1]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81

[2]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95

[3] 王剑波、郝艳兵. 道德法律化的限度及路径分析[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民大学，2011.

[4] 王一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兼论经济生活、道德和政治法律的关系[J].哲学研究，1997，（1）.

[5] 马长山.法治社会中法与道德关系及其把握[J].法学研究，1999，（1）.

[6] 哈特.法律的概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82.

[7] 弗兰克纳.伦理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7：123

[8]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姬敬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8 .

道德法律范文第3篇

关键词：法律；道德法律化；道德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转型时期核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场以市场为基点和导向的社会变革的浪潮中，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自身需要和个人利益的驱动下，依据现实的社会存在来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念，建构个人的道德体系。这种价值多元化的格局既促使自由、平等、开放和理性等全新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形成，同时，市场经济过于强调自我价值理念，受个人私利驱使，也使不少人出现了私欲膨胀，不但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无序、缺德行为，同时经济生活中某些规则如等价交换也不切实际地延伸到社会生活层面，致使社会生活中出现了道德紊乱和道德真空的现象。

一、道德法律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表现

礼是中国传统法的灵魂。可以说，“礼”的内容博大精深，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可以用“包罗万象”来概括“礼”的这一特征：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往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蹲节退让以明礼（《曲礼上》）。然而，尽管我们可以在现代法学理论中，在现代不同部门的法律中寻到“礼”的历史痕迹，但是我们却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我们不能说“礼是神权法”、“礼是自然法”、“礼是习惯法”，或“礼是宪法”、“礼是民法”等等。因为礼有其独特的价值追求，有其独特的有机体系，从这一角度来说，礼就是“礼”，它是无可更变的。礼的价值追求亦即中国传统法的精神或灵魂，决定了中国传统法的特色。简单地说，礼所追求和提倡的是“人伦道德”，也就是直到今天乃至将来，中国人都无法完全割舍的“忠、孝、节、义”。礼治、德治、人治优于法治。“礼治”是后人总结的西周统治者的一种治国方式。“礼治”以宗法制为基础，以礼制为表现形式，以“德”为核心。礼治在西周的基本内容是将孝、忠视为治国之本，以确保礼治的推行；礼治的特征是体现等级制的精神，这就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昭公七年》）。与“德治”相类似的古语主要有“德政”、“德化”和“德教”等等。用“德治”来归纳中国历史上的“德政”、“德化”和“德教”，主要是因为“德治”所强调的两个中心内容，即统治者的自律和以教育的方式引导人民向善，恰好总结了“德政”、“德化”、“德教”的内容。另外，礼治与德治两者基本是一致的，但礼治偏重强调德政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德治偏重于德政的内涵。“德主刑辅”强调“德”的主导地位，可以缓和古代法律的野蛮和残酷；为了体现“德主刑辅”，统治者须存宽恕之心，不于法中求“罪”，而于法中求“仁”，道德成为法律的灵魂。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自汉朝对成文法的完善及司法实践中的“引经决狱”，开始了中国两千余年“混合法”之先河，人治与法治之争也由此出现了新局面，即在法律思想上逐渐形成“人法并重”的观点，其表现形式是兼重“法”的威严性与“人”的灵活性，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混合法”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传统。

二、加强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建设

由于道德规范较为原则和抽象，一般只希望人们怎样行为，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其遵守主要依赖于社会舆论、传统风俗、习惯、内心自治等方式，因而在实施社会控制时往往显得乏力。由于道德发生的效力、方式和途径过于宽容，一般来说违规者在物质利益上不会因为其违规而受到直接损失，特别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道德相对主义抬头，对人的行为评判缺乏操守性，致使社会对缺德行为的宽容达到了极限，从而导致个体不惜为一己私利的实现而采取诸种缺德手段乃至非法手段。而以往在谈道德建设时，往往从思想道德因素和主体行为因素出发，侧重于通过道德教育去唤起主体内在的自律而忽视影响道德建设的政策性、制度性因素。虽有稳定持久的终极效应，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转型时期社会成员道德素质普遍不太高的情况下，实践中往往流于形式。借助于法律道德价值实现的立法途径――“道德法律化”这一转型时期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则可弥补这一缺陷。它通过将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并为人们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由国家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使道德建设制度化、法律化，则为道德建设提供了硬约束机制的保障，有利于道德权威、道德格局的建构。

道德法律范文第4篇

关键词：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职业认同；价值取向；道德法律意识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6-0051-03

Career recognition, value orientation as well as ethical and legal awareness of professionals working for commercial type sports fitness clubs

XU Feng-qin，ZHOU Jin-guo，HUANG Yan-ju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 521041，China）

Abstract: By using such research methods as literature retrieval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authors studied the career recognition, value orientation as well as ethical and legal awareness of professionals working for commercial type sports fitness clubs in 6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career recognition of professionals working for commercial type sports fitness clubs is related to genders, ages,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and employment years, and the degree of their career recognition is not high in general; in terms of interest view they reflected different value orientations, but they all regarded health highly and had a positive life attitude; their ethical, good faith and tax paying awareness is generally strong, but their right protecting awareness is relatively weak.

Key words: commercial type sports fitness club；career recognition；value orientation；ethical and legal awareness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体育产业的兴起，使得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正以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广泛的居民参与，而成为体育市场中最具活力和发展前景的大众体育消费活动场所。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的从业人员，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体育产业的兴起与发展而出现的一支健身服务队伍，是大众体育健身的组织者和指导者，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体育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1]。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从业人员，是当今我国10大阶层中第7层的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2]。这些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如何，不但关系到服务水平，关系到俱乐部营销的成败，甚至关系到体育健身娱乐产业乃至整个体育产业的发展。为此，我们对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从业人员进行职业认同、价值取向和道德法律意识的调查，并就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1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次调查首先以广东省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韶关市、湛江市和茂名市现有的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为抽样框，然后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在抽样框中分别抽取一定数量的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从业人员进行调查，共组成55个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和220名从业人员的研究样本。

问卷调查：(1)问卷设计包括26个问题组成的无记名式的封闭式问卷；(2)问卷的效度和信度检验，请广东、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副教授以上的专家各2名(共10名)对问卷的内容效度进行了检验，6位专家认为有效，4位专家认为基本有效。采用“再测法”对问卷进行了信度检验。即在潮州市湘桥区随机抽取2个群众性健身团体，并各抽取10名成员(共20名)，间隔20 d，先后两次对其发放本问卷，计算其相关系数(R值)为0.87，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稳定性；(3)问卷由课题组成员在分赴以上6城市，对抽取的55个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样本单位)进行实地考查时，现场发放和回收。实际发放问卷220份，回收有效问卷196份，有效回收率为89.1%。

数理统计：用SPSS/PC+统计分析软件借助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

2调查结果与分析

2.1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

1)从业人员对所从事职业的认同。

调查结果显示，认同自己的职业为“健身服务行业”的占41.8%。认为自己的职业属“民营企业”占3.6%，认为自己是自由职业者占8.1%，还有46.3%的从业人员说不清自己的职业定位而选择“其它”，后3者之和高达58.0%。由此可见，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程度整体不高。

“职业认同”，是指一个人对所从事的职业认为有价值、有意义，并能够从中找到乐趣[3]。职业认同，既指一种过程，也指一种状态。这个“过程”，是指从业人员从自己的经历中逐渐发展、确认自己角色的过程。这种“状态”，是指从业人员对当前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同程度。应该说，“职业认同”正在成为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从业人员能否实现自我成长和提供良好的体育健身服务的内在动力。

2)从业人员个人情况与职业认同的关系。

职业认同是在长期从事某种职业活动过程中，对该职业活动的性质、内容、社会价值和个人意义等认可的情况下形成的[3]，因此形成职业认同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但从调查结果看，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只是在30岁以下的从业人员中有56.5%的认同自己为健身服务行业人员，其他3个年龄段的认同均不足半数。其原因是30岁以下的从业人员学历较高，而大年龄段的从业人员学历相对较低。从就业年限与职业认同的关系来看，就业年限在2年以下的从业人员选择“健身服务行业”的最多，占64.6%，其次是就业年限在11年以上的，占36%。

24.2%“认为自己为健身服务行业人员”的女性略高于男性(18.0%)。不同学历层面的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也有一定的差别，认为自己是健身服务从业人员的，本科以上的48.8%、专科的44.6%、中专以下的25.5%。总体倾向是学历越高，认同自己为健身服务行业人员的比率越高。

3)从业人员对自身职业地位的满意度。

经济收入在一定条件下直接影响人们对所从事职业的社会地位的评价。在196名从业人员中，有192名填写了收入状况并对该答案作出了选择。结果显示，38.7%的从业人员对自己的所从事的职业感到“很不满意”和“不满意”，19.8%的从业人员月收入不到1 500元，63%在1 500~2 500元。可见，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从业人员的收入不高，对自身职业社会地位的评价也不高。

2.2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从业人员的价值取向

1)从业人员的利益观。

调查结果显示，当个人利益与俱乐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只有501%的人选择“个人发展优先”，40.3%的人选择“个人与健身俱乐部利益两者兼顾”，但也有44.4%的人选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人们对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态度，可以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在保证集体利益的前提下，促进个人正当利益的满足，体现的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2)从业人员对生活的追求和人生态度。

调查结果显示，从业人员在对生活要素的评价中，首选“健康”，占40.3%；其次是“事业”，占29.6%，“婚姻家庭”占28.1%。健康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事业与婚姻家庭的基础，基础动摇势必会影响到事业与婚姻家庭。调查结果还表明，多数从业人员都持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在多项选择中，89.3%的认为“家庭是安身立命之本”；78.6%的赞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观点，58.2%的不赞同“人生如梦，尽情享乐”的观点。

由此可见，商业型体育俱乐部从业人员的价值取向不太一致，但都重视健康，生活态度积极。

2.3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从业人员的道德法律意识

1)从业人员的维权意识。

维权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市场主体的法律素养。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56.1%的从业人员选择了“诉诸法律”，选择法律以外途径的占43.9%。在选择后者的从业人员中，选择“忍耐”的占35.8%，选择“其他”方式解决的占30.5%，“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占22.1%，“找相关部门解决”的占11.6%。从整体上说，从业人员的维权意识尚未纳入完全法律的轨道。

2)从业人员的诚信意识及对诚信缺失的态度。

诚实守信，遵守职业道德是一切市场主体自利和利他的基本操守。因此可以说，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俱乐部的发展。调查结果显示，从业人员中有77.6%的认为诚实守信很重要，有12.8%的承认诚实守信的重要性，明大多数从业人员都具备了基本的职业道德操守，有较强的诚信意识。

3)从业人员的纳税意识。

税收是国民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社会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物质保障，按章纳税是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应尽的义务。84.6%的被调查从业人员认为健身俱乐部按章纳税非常重要或重要，表明从业人员具有较强的纳税意识。

参考文献：

[1] 秦椿林. 当代中国群众体育管理[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252.

道德法律范文第5篇

一、道德与法律的学理含义:

(一)道德的含义: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恩格斯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的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

(二)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含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会,代表不同利益的统治集团仍然还存在,但是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对立的。不同的统治集团各有各自的阶级利益,以及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道德。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当然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结合中国国情,我国法律与道德的现状:

1.一国范围内的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

2.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

3.法与道德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孟子《离楼上》中讲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其中法就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4.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

5.道德对法的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

6.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

7.法必须以道德作为价值基础。

8.法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一)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二)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利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

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三、法律与道德现实中的矛盾与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现实中的矛盾

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中国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2]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先看下面一则案例:一对农村老年夫妻闹离婚,按照法律判决,离婚后的一间住房应判归男方。但如果这样下判,女方离婚后就将无所居住,显然与情不合。于是,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将一间房隔为两半,一人一半,解决了女方离婚后的住所问题。这样的判决并未引起男方的“闹事”,双方相安无事。[3]这是来自执法第一线很具体的案例,问题随即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要,那么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该怎样取舍﹖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着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害了他的祖父。[4]纽约州法院针对该案例确立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问题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条文是否冲击了法治原则﹖

(二)带给我们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

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整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5]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现上做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宣教活动,法庭成了教化的场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质。

法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而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彻底解决纠纷,平息诉讼。现代法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威严,不可侵犯,人们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缓和的一面,比如法要体现人道,法要尊重私权等。

法律是以多元化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它在道德冲突发展到极端情况下,不得已而担负起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的。因为凭借“良知”这样内在的道德自觉并不能把“私”控制在不危害他人利益的范围内,即使“施诸‘日常人生’者,应当是公共道德”,但事实是必须借助外在的拥有强制力的规矩,它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法律的东西。

法律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外部强制力,调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正是具有这种强悍的外部物理性强制力量,才促使具有不同道德观念的利益者遵循着相同原则下的行为规范。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破坏它意味着赋予自己以法律责任,其后果必定是不利的,不利是每个人所不希望的。所以,遵守法律就成为必需。并且,虽然法律取代道德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但并未否弃道德的积极作用。相反,法律的产生本身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调整手段也并未完全的且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道德往往成为法律的基础素材,而法律往往又巩固着某种道德;道德所不及的地方由法律调整,法律所不及的地方由道德调整。”即使法律的强制作用也往往需要通过人的内在道德信念起作用,否则是一定存有缺陷的。只是这种强制作用使其更加直接迅速的确定且相对稳定。所以,初始的法律更多地表现出与道德的相似性以致于我们很难分辨。从原始道德演化而来的法律制度虽然具有新的特征,但道德固有的优点并未因此而被抛弃,赋予某些道德原则具有法律的效力是完全必要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初始的“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沉淀。”的论调是不无道理的。

四、道德与法律冲突与亲合

法律的出现暂时地缓和着冲突着的道德斗争,并把这种冲突限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可是法律无论如何都不能消除整个社会的道德冲突,只要不同利益个体或群体的存在。相反的是,它在调整的过程中被这个冲突着的旋涡卷入其中,与道德发生着碰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以及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强,它们的冲突也在不断地加强。脱胎于原始道德观念的初始法律,并没有剪掉“脐带”以此跟道德划清分明的界限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相反法律继承了道德固有的优越性,并克服了它固有的缺陷,它是对道德本身的扬弃。正是这种继承和发展才使法律与道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暴露出不和谐的一面-冲突。

法律和道德的冲突实质上是多元化价值体系的内部斗争,是价值冲突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物质资料的极快增长,加剧了利益的分化,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分配的不公,“由于人们对他们的合作所产生的更大利益如何分配问题不是漠不关心的,这就产生了利益冲突,因为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他们每个人都想得到较大的一份,而不是较小的一份。”从而最终的结果是利益冲突更加激烈。法律和道德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趋向,所以不可避免的发生着碰撞。

这种在价值冲突支配下的社会现象,由于失去了一元化价值体系,并且这种一元化价值体系已不可能再恢复。因此,它将伴随着永久的人类社会。因为一元化价值体系存在的基础是单一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和同一的利益关系。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现实的基础早已不复存在。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多样性已然于我们面前,利益的不断分化更加促使不同价值观念的涌现,从而使多元化价值体系在现代社会中的牢固地位不可动摇。因此,价值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冲突导致法律和道德都有不同程度的“内伤

”,但是从总体而言,并未因此而削弱两者的力量。不同价值的斗争并未使多元化的价值体系趋于衰弱。恰恰相反,冲突本身有利于两者作用的发挥。就整个价值体系而言,这种斗争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发展过程。强烈地体现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也是“适者生存”原则支配下的自我净化。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调整手段,在调整社会关系时的作用是不同的。而多元化价值体系又使这种作用程度的差别性更加明显,并且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就整个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内容而言,一方面当某些法律规范的道德基础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时,它应就此消亡。所以此些法律规范就无存在之现实的必要性。但是道德规范的消亡是自发的,而法律规范的删除是人为的。“法律制度的特征是新法律规则的引入和旧法律规则的改变或废止能够通过有意识的立法进行,……相反,道德规则或原则却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引入、改变或撤消。”所以,如果这种失去道德基础的法律规范,仍旧在法典中并且被司法官员不断的援引时,危害结果将会毫不犹豫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从深层次讲,是因为失去了同一的法律价值评判标准和道德评判标准,而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价值观念没有顺应这种情势变化。

另一方面当原本没有道德基础的某些法律规范,已被立法者规定在法典中,并且由司法者在个案中不断适用,而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时,这些法律规范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道德领域,从而形成体现这些价值观念的道德规范,继而充实道德范畴。然而,法律规范是人为确定的,而道德规范的扩张难以把握。所以,如果司法者在个案处理中,依旧使用严格的法定主义,而全然不顾及道德性原则时,冲突就在所难免,混乱就会造成。在本质上是因为在短期内价值观念的延伸无法适从于它的客观基础-物质生活条件和利益关系。

再则,如果道德规则仍旧存在,但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改变或者废止,那么这些道德规则在人类内心深处将会变的薄弱起来,甚至“堕落”到全无的地步。由于失去外在强制力的保护,人们可能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经常地损害他人的、公共的利益,破坏着道德规范。倘若不能及时的阻止此等事情的发生、发展,那么道德规范将在人的不断破坏中逐渐地弱化、消失。即使刚出现时尚有民众指责此等破坏行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为的重复出现,会麻木人的道德精神的感应力,从而不在关注这样司空见惯的事。可见,“虽然道德规则或传统不能通过有意识的选择或制定而废止或改变,但法律的制定或废止却可能是某些道德标准或某些道德传统改变或衰败的原因之一。”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弃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拥有生命力都是疑问。所以“法规可能仅是一个法律外壳,因其明确的术语而要求由道德原则加以填充。”

当然这并非说法律即道德,道德就是法律。如前所述,法律产生于道德,是以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法律有赖于道德的存在,但又是独立自主的,不完全依附于道德规范;另一方面这也不是承认每一条法律规则都需有与之相对应的道德规范,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可转变成为法律制度的范畴。之所以称为基础其实质是在总体上,道德支撑着法律制度的建立,维系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普遍认同感。一般情况下,与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法律规则才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更具有生命力。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也将是比较稳定的。

法律规范之所以为广大的民众所遵守,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些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所谓的国家强制力,即人们由于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而遵守法律。更主要的是这些法律规范本身合乎道德原则,并且民众相信它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正义性,即法律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即使所谓的“心理强制”的实现,也需通过人的内心感受和道德准则的衡量,“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就不能建立起来。”因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强制力,法律也并不总是合理、正义的。

同时,法律建构和维持社会秩序这一重要的作用以及其他的功能也往往通过道德作用得以实现。而且法律作用的实现的最好途径是法律规范的价值通过长时期的社会实践使其内化为人类的道德信念,在人们普遍接受后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并且用这种思维定势支配各自的行为,由于这种思维定势既符合法律又符合道德,所以在其支配下的行为也将符合法律和道德。那么法律调整社会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它的作用也就实现了。道理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遵守道德和法律双重规制的行为,其必定沿着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向实行,而不是去破坏它。

五、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

道德评价,是指对一个事件、一种行为是否违法,是否犯罪,不是用法律作标准,而是以道德做为判断标准。如果将道德评价运用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它隐瞒着这样一个不言却潜在的公式,即:凡是违反道德的,也就违反法律的,因此,一切以道德为判断依据,而取消了作为法定判断标准的法律标准,这对实现法治是极其有害的。由于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是分层次的,个体化的,有“高”、“低”之分的,因此,很难有一个统一的道德标准来作为评价依据。于是,对于一个有“高”道德观念要求的法官来讲,有可能将法律标准拔高为道德标准,要实际判决中会出现误判无辜,或者加重其当事人的法责或罚则。这都是由于失去了一个客观的,基本的法律的标准所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