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法律解释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法律解释范文第1篇
法律规则是以高度抽象、概括的规范和概念的形式出现的,而规范和概念又是以文字的形式表达的。因此许多法学家认为自从有了成文法,就有了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活动。然对成文法的解释绝非一件易事。欲使成文法能够最大限度的释放其光芒,解释者不仅要解读法律规范和法律体系的各个层面,亦需要以犀利的目光直视和剖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及自身的价值体系和理论框架,因此法律解释学以其实用性、技术性和知识性的特点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荣登历史的舞台,改变了以往将法律解释仅仅局限在简单的文本解释的情况,而将视野投向以司法适用中的规则和事实的互动关系为内容的[！]深度阐释。本文作者通过阅读数本专家名作,对法律解释、法律漏洞以及法律漏洞的补充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遂作此文。
一、法律解释
“法学之目的,实不应仅以研究成文法为己足,而应研究探寻居于指导地位之活生生的法律,据以论断成文法之善恶臧否”。 故法律解释的目的“并不在于单纯地理解既存的法律文本、解释法律规则,而在于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的个案事实,由法官得出有说服力的判决”。 也就是说法律解释的目光应驻足于现实中的成文法,同时应该兼顾法律的稳定性和法律的理想即公平、正义,最终使成文法的功能在司法中得到最大的发挥。我认为法律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一)、狭义的法律解释
传统的法律解释亦即狭义的法律解释,是指当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时候,以文义、体系、法意、比较、目的、合宪等解释方法,澄清法律疑义,使法律含义明确化、具体化、正确化。狭义的法律解释重在在文义的限度内探究立法者的意图,分为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及合宪解释。文义解释是指依照法律条文的表面意思以及通常的使用方法所作的解释。其依据是法律规范属于社会规范,由于其针对的对象是社会的全体社会成员,因此除了个别的专业用语有其特有意义作解释外,应当以文句所具有的通常意义作解释。文义解释在法律解释上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因为无视于法律条文就会使法律有名无实,法律也将失去其安定性。但是拘泥于文义解释,固步自封,奉法律文字为金科玉律,就会导致法律僵化,使法律成为“死法”。体系解释是指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即依其编章条款目的前后关联位置或相关法条的意思阐明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体系解释可以分为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反对解释、当然解释四种。体系解释能够维护法律体系之一贯及概念用语的一致,在法律解释上确具价值。但是如果利用解释过于机械,拘泥于形式,就会忽略法律的实质目的。法意解释又称历史解释或沿革解释,是指通过探求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价值判断以及其作此价值判断所希望实践的目的来作解释。法意解释要参考立法过程中的一系列记录、文件、备忘录等,对立法者意思的理解不应为立法者当时之意思,而应为立法者处于今日所应有的意思。该解释具有“范畴”,可划定文义解释的活动范围,使文义解释不至于离经叛道。比较解释是指参酌外国立法及判例学说,作为诠释本土法律的参考资料,以实践其规范目的的解释方法。比较解释并非仅比较多国的法律条文,且更多的是比较各国相关的判例学说,从而窥探法律的本意,进而适应时代的潮流。目的解释是以法律规范目的阐释法律疑义的方法。法律规范的目的在于维护整个法律秩序的体系性,个别规定和多数规定都受规范目的的支配。通过目的解释,各个法律条文间的不完整性、不完全性均能完整顺畅而且没有冲突。目的解释与法意解释的不同在于,前者从法律目的着眼,重在阐释法律的整体意旨,法意解释则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出发,重在探求个别规范的法律意旨。合宪解释是指以较高级别或宪法的意旨对位阶较低的法律规范意义解释的方法。这种解释方法意图通过实践位阶较高的法律规范的目的,使法律秩序井然有秩。
此外还有论理解释。“典型的法律解释是先依文义解释,而后再继以论理解释。非如此解释,为非典型的解释方法”。 论理解释又称社会学的解释,与体系解释相同,是以文义解释为基础的,当文义解释有多种结果时,为使法律条文明确化而使用的一种操作方法。论理解释与体系解释的区别在于“乃体系解释在确定文义的涵义时,需考虑法律条文间的各种关联关系,使条文的体系完整,不胜矛盾或冲突情事;而社会学的解释则偏重于社会效果的预测及其目的之考量”。 论理解释的这种社会效果的预测属于经验事实的探求,它以社会事实的调查为依据,具有科学性,符合时代潮流的需要。
(二)广义的法律解释
广义的法律解释不仅包括狭义的法律解释还包括法律补充。法律补充分为价值补充和法律漏洞补充两个部分。
1、价值补充
价值补充是指对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及概括条款而言的一种解释方法。价值补充作为广义的法律解释存在的前提是法律是有价值目的取向的。也就是说“人类在这里利用规范追求某些目的,而这些目的又是基于某些(基本的)价值决定所选定。这些目的即(基本的)价值决定便是法律意旨所在。是故,法律解释应取向价值乃自明的道理。” 人类并非为有规范而作规范,而是为了以规范实现公平正义的要求。不确定的概念和概括条款在民法和刑法等实体法律中均有所体现。“法院就不确定的规范或概括条款予以价值补充,须适用社会上可以探知认识之客观伦理秩序、价值、规范及公平正义之原则,不能动用个人主观的法律感情。” 法官运用价值补充解释法律时,应对具体案件依照法律的精神、立法目的和实质的公平与以具体化,不可僵化。
2、法律漏洞补充
法律对于应规定的事项由于立法者的疏忽或情势变更,致就某一法律事实未规定或规定不清,且依狭义的法律解释又不足以使规范明确时,法官应探求法律规范目的对法律漏洞加以补充。这里的法律漏洞补充作为法律漏洞的一种补充方法,仅限定为在法律可能的文义之外和价值补充以外的补充。法律漏洞的补充从目的的角度将有利于权衡各个不同主体的利益,创造和维持共同生活的和平;从体系的角度讲,有利于清除秩序中的“体系违反”,使法律所追求的价值得到圆满地实现。
二、法律漏洞
“法律的功能在于帮助人类将正义实现在其共同生活上。所以只要一个生活事实正义地被评定为不属于法外空间的事项,亦即法律应予规范的事项,那么如果法律(A)对之无完全的规定或(B)对之所作的规定相互矛盾或(C)对之根本未作规范,不管法律对与它类似之案型是否作了规范或(D)对之作了不妥当的规范,则
法律就该生活事实而言,便有漏洞存在。” (一) 法律漏洞的产生有如下几个原因:
1、 立法者对所涉案型未予考虑或考虑得不够周详;
2、社会现象的日新月异,现行环境及其价值判断不断的发生变化,原有法律规定对现实不相适应;
3、立法者对于认识不成熟的问题不做规范,而有意让诸司法机关和学术界来逐步完成的事项。
(二)文献上有关法律漏洞的重要分类
1、有认知的漏洞和无认知的漏洞
这是针对立法者制定法律时对系争的规范的不圆满状态是否有所认识为标准的。如果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对系争法律规范的不圆满状态已经有所认知,但是立法者唯恐操之过急会使法律规范对系争案型作出不成熟的规范进而妨碍法律的进化,而让诸司法机关在学术界的支持下逐步完成的法律漏洞属于有认知的法律漏洞。反之如果由于立法者思虑不周,对应予规范的事实未予规范或未完全规范或者规范有矛盾,则这种漏洞为无认知的法律漏洞。无论是认知的漏洞还是无认知的法律漏洞,都是立法者在立法时就已经存在的,因此均称为“自始的法律漏洞”。
2、自始的法律漏洞和嗣后的法律漏洞
这是以系争的法律漏洞是在系争的法律制定时存在还是在制定之后存在为标准的。立法者制定法律时就已经存在的法律漏洞为自始的法律漏洞;如果制定法律时系争的法律漏洞并不存在,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伦理价值观念或其他事实的变迁而发生的漏洞为嗣后的法律漏洞。
3、部分法律漏洞和全部法律漏洞
这是以对认为有必要规范的问题是否完全被规范为标准所作的分类。如果对被判断为有必要规范的问题完全没有规范则为全部漏洞;如果虽已经作了相应的规范,但是规范的不完整的则为部分漏洞。
4、真正的漏洞和不真正的漏洞
真正的漏洞是指对法律应当予以规范的案型根本就未加以规范;而不真正的漏洞是指对应当予以规范的案型虽有所规范但是规范的并不适当,具体表现为其规范的过于宽泛,未对一般规范作适当的限制。这一用语在法学上已经被运用得过滥,并常不指称同一之内容,以至于在法学上已失其传达消息的能力。
5、明显的漏洞和隐藏的漏洞
如果法律对依该规范的意旨应当予以规范的行为未加以规范,则为明显的法律漏洞;如果法律对应当予以规范的案型虽然加以规范,但是却未对该案型的特别情形在规范上加以考虑并相应地予以特别规定,则这种应有而未有的特别规定就是隐藏的法律漏洞。这种类型的划分是被相对的确定下来的,其划分的标准是看它的发生是否因对一个相对的一般规定的应存在而不存在的限制来定的。
6、禁止拒绝审判式漏洞、目的漏洞及原则的或价值的漏洞
禁止拒绝审判式漏洞是指法律提出一个法律问题,但却没有给出相应的答案,它的特征在于一个生活事实被确定于法定空间,法律应当予以规范,法院也应当予以审判,但是事实上实证法中却没有相应规范支持。目的漏洞是指禁止拒绝审判式漏洞以外的基于法律的目的所要求的法律的补充。这种漏洞通过类推适用、举轻以明重、举重以明轻、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等被认定。原则的或价值的漏洞是指某一法律原则或法律价值已经被证明为现行法律秩序的一部分,但是实证法中却未获得足够的具体化。
三、法律漏洞的填补
本文将法律漏洞定位为法律没有完全规定或对之规定相互矛盾或完全未作规定。对法律漏洞中无完全规定或规定有矛盾的事项,采取狭义的法律解释的方法予以填补;对法律完全没有予以规范的事项,则应采取法律补充的方式予以补充。
(一)关于法律漏洞的性质,黄茂荣先生在其《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将其界定为“(一)法律解释活动的继续;(二)造法的尝试”。具体言之:
1、法律解释活动的继续
作者认为此“法律解释活动”为本文所说的狭义法律解释活动,这种法律解释活动在法律“可能的文义”范围内位置;而法律补充是狭义的法律解释活动的继续,是在法律“可能的文义”范围外对法律所作的填补,是对狭义的法律解释活动的继续和深化。法律补充在法律生活中的作用体现在:其一,法院通过裁判对不适当的法律解释进行变更,使其符合成文法的立法意旨;其二,在根据狭义的法律解释仍然会有多重意思理解时,通>，！
2、造法的尝试
杨仁寿先生在其所作的《法学方法论》中,认为“漏洞补充一言以蔽之,实即‘法官造法’,此在英美法系国家殆视为当然,在大陆法系国家,其判例的效力虽不若英美各国所具权威,为无可否认,其亦具造法的功能”。 而黄茂荣先生在其所着《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则认为法官所作之法律补充只是造法的一种尝试。本文采后一观点。其理由为:(1)法官所作的法律补充是其司法权的行使,追求的是个案的公正。也就是说“法官所作的法律补充的功能是将裁判存于具体案件的争执,而不是为与该案件相同的案型补充的制定一个一般的规范”。 (2)当一个裁判被选为判例时,并不使存在于判例中的法律见解取得法律的地位,当然不具有强制的规范效力。判例先例中的法律见解在规范上的意义反映在法院的裁判上是法院对其的斟酌义务,而非遵循义务。(3)当一个判例中的法律见解不正确时,法院可以直接依据其职权在新判例中予以变更;然而认为法律规定不正确时,法院通常不能直接予以修正。综上所述,法院所作的法律补充只是造法的尝试而非直接的造法。“由法院之造法的尝试所表现出来的‘判决先例中之法律见解’将来可能通过惯行的形成,即一般的法律确信的产生而转化为习惯法,但也可能或早或迟地被抛弃” 。
(二)法律补充对法律漏洞的填补方法主要有四种,即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以及创造性的补充。具体言之:
1、类推适用
类推适用系基于平等原则,以“相类似之案件,应为相同之处理” 为法理依据,亦即将法律的明文规定适用到虽没有法律直接规定,但其法律的重要特征与该法律明文相同的类型。
依据德国学者库德格在《法律上逻辑》一书,类推适用的运用具有三个特点。日本学者碧海纯一另外加了一个特点,共计四个特点。兹详述如下:(1)类推适用是间接推论的一种,用一般三段论理论表示为:M是P(大前提),S类似M(小前提),故S是P(结论)。在此推论中,必须经由“S类似M”这一命题穿针引线才能成功地完成S是P的结论。(2)类推适用是“特殊到特殊”和“个别到个别”的推论。它不同与演绎和归纳推理,其前提必须是“个别”或“特殊”的命题,不能是一般的命题。因此其大前提不能为“凡M都是P”,因为M只是一个特殊的命题。(3)类推适用所获得的结论并非是绝对可靠的,一般的三段论推理中如果前提为真,则结论莫不为真,但是由于类推适用中的三段论推理中的大前提只是一个“个别”或“特殊”的命题,且类推适用的基础又涉及人的价值判断,因此其所得到的只是一个不太确实的结论而已,有时甚至会导出错误的结论。(4)类推适用是基于“类似性质”或“类似关系”所得出的推论。依“类似关系”所为经验科学上的类推恒要求结论具有“真实性”,而根据“类似性质”所为法学上的类推适用,则重在结论的“妥当性”,至于推理结论的真或假则在所不问。
2、目的性限缩
目的性限缩仍然是基于平等的原则,所不同的是其以“不同之案型应为不同之处理”为法理依据。意即法律文义所涵盖的案型相较于立法意旨而言过于宽广,为了消除这种缺失,则对该文义所涵盖的案型类型化,然后将与该立法意旨不符的部分排除于其所适用的范围之外。目的性限缩与限制解释的区别在于限缩的程度是否损及文义的核心。
如果已经损及文义的核心则为目的性限缩,如果没有损及文义的核心,则为限制解释。关于目的性限缩在逻辑上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目的性限缩属于间接推理的一种,其逻辑命题的形式为:凡M都是P(大前提),M1非M(小前提),故M1非P(结论)。(2)目的性限缩的推论是演绎式推理而非归纳推理,也就是说其推理的过程是从一般到特殊。(3)目的性限缩是以规范的意旨为考量的,也就是说其视法律目的将案型分类,将不符合规范意旨的予以剔除。(4)目的性限缩作为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有利于被告,在刑法中亦可使用。 3、目的性扩张
目的性扩张是指法律文义所涵盖的类型相较于立法意旨而言,显然过于狭窄,以至于立法意旨不能完全的贯彻。因此通过越过法律规定的文义,将法律适用的范围扩张到原法律规定文义不包括的案型。目的性限缩和目的性扩张都是以立法意旨作为其调整系争法律规定适用范围的依据。目的性扩张所要处理的案型与法律的明文规定并非相同,它是由于立法者立法时思虑不周而对其所欲规范的案型太过具体以至对符合立法意旨的部分未予规定的案型。因此为贯彻立法意旨,应放松法律规定的类型化,以兼容其他适当类型。目的性扩张在逻辑上应注意以下几点:(1)目的性扩张也是间接推理的一种,其逻辑命题的形式为凡M都是P(大前提),M1为M(小前提),故M1为P(结论)。(2)目的性扩张也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推理。(3)目的性扩张以法律意旨为考量,将原文义未涵盖的而合于规范意旨的案型包括其中。
4、创造性的补充
创造性的补充是指拟处理的案型依据法理应当加以规范,但是实证法上纵使经由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都不能找到规范的依据时,则可以根据法理和事理,试拟规范。这一补充方法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其适用已经越来越重要。例如各国民法上有关“法律有规定的适用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依据习惯法;没有习惯法的,法院依法理断案”的规定就是这一方法适用的体现。这里所说的法理是就法律的原理而言的,是从法律规定的根本精神演绎出来的经学说和判例长期经营,并利用社会学、历史学、分析比较等方法业已成型的存在状态。由于社会现象变化万千,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当其他法律解释和补充方法不足以弥补法律的漏洞时,授权法官运用法理贯彻法律意旨是至为重要的。
法律解释范文第2篇
关键词:梁治平; 法律文化论; 自然秩序中的和谐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似乎一度成为非常时髦的话语 。 而梁治平先生提出法律文化论，虽然不是出于赶时髦的目的，但是毕竟身处文化热的大背景下，不能不受其感染 。 梁先生在《读书》上连续发表了十余篇涉猎广泛而主题与方法却相当一致的文章，这十余篇文笔清新的文章与 1986 年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上那篇着名的论文《法辨》一起构成了梁先生法律文化论的基本论题 。 这些起初还略显朦胧的论述在后来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及整理，而该书的副题即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 前述的那些文章和该书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法律文化图式，它们无论是在研究的内容还是方法上，都是法律史研究方面的新突破，其开阔了相关研究领域的视野，实际上也提升了这种研究的学术价值 。 当然，梁先生自己更注重的是他所提倡的方法论，所以后来又有了《法律的文化解释》一文的撰写与同名着作的编辑 。 梁先生对方法论的提倡自然有其道理，因为对学术方法的强调可以让研究不至于停滞在一个特定的结论，因而更能推动特定研究范式的延续 。
一、法律文化论的概念体系
在这里先以《和谐》一书为中心谈谈法律文化论 。 其实，单从这本着作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梁先生法律文化论的一些端倪 。 作者对中国法律文化的核心归纳为自然秩序中的和谐，这确实十分到位，甚至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因为儒家与道家的并存和互补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特征 。 儒家的礼和道家的道，都是一种自然秩序，当然儒家的礼是一种血缘的自然秩序，是伦理化了的人间的自然秩序，而道家的道则形而上的色彩更浓，因而可以说是神秘的自然秩序 。 而自然秩序的根本特征则是和谐，和谐的，即是自然的，即是符合中国文化审美情致和道德判断的 。
这种自然而然的平衡状态( 和谐) 需要德礼和刑政二个不同方面的合作才能得到最终的维系，而德礼的方法是教，刑政的方法是法 。 教是从积极的方面出发去促进和谐因素，法是从消极的方面出发去消除不和谐因素 。 先秦时期有过儒家与法家的着名争论，儒家主张以教来化成天下，而法家主张以法来胁服人心，两者的观点乍一看颇相抵牾，可是梁先生以治乱之道的标题，将它们纳入了一个共同的范畴之下，而治乱之道正是该书第三章的标题，作者在开篇即引用了《史记太史公自序》里纵论六家要旨的名言: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 梁先生敏锐地发现了太史公这一个治字的分量，它抹去了先秦诸子百家表面上的对立，而表明了中国文化内在的高度统一 。 因此，梁先生认为儒法两家在畅论不同的治道之时，实际上是以更大程度上的共识作为前提 。 这种共识是它们关于法的观念，是它们关于君主权威以及等差秩序的看法 。
总之，儒家和法家的争论，只是工具( 方法) 论的争论，没有涉及到价值论的层面 。 因此，它们保留了一种合流的可能性 。 这种儒法合流的混合形态是礼法文化( 该书第九章的标题) ，礼法文化的特征是道德的法律化( 该书第十章的标题) 和法律的道德化( 该书第十一章的标题) 。 当然，关于儒法合流( 即外儒内法) 以后，儒家和法家的地位如何，则尚有一番曲折，儒家主导论是目前的 通说 。 因为，后世用以概括汉武帝崇儒的那句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国人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 但是，余英时先生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中却表达了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看法，余先生以为儒家在汉武帝时期不过是扮演了文饰的作用，未必有后人说起来的那么显赫 。 因此，儒家只是在宋代( 尤其是南宋后期) 之后才真的实现文化上的独尊，之前则似乎未必 。
总之，梁先生用的礼法文化一词，确实是对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极好的概括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礼法文化中的法是一种中国意义上的概念，只能从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将它与现代法治中的法的概念相类比 。 因为，礼法中的法只是单纯的惩罚准则，它没有独立的规范品格 。 西方的法，即使是在它的文明早期，也有着它的规范品格 。 西方法律的规范品格体现为: 作为个体的权利，作为普遍的正义 。 正因为它既可以是权利的分配和矫正机制，又存在二元结构的对立，所以它最终能够被认定为社会秩序的基础 。 因为，它作为权利的分配和矫正机制可以中立地裁决社会中的争端，因而获得了一种非单纯暴力压迫的性质，同时，又因为它承认权利的合理性，所以又得到了一种普遍的信赖，这样私法才有了形成和发展的可能 。 而它作为普遍的正义，就导致了上述的二元对立结构，这是一种法与法律的对立，②前者表现为自然法传统，后者表现为实证法传统(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中，法与法律的概念区别，得到了成文宪法的承认) 。 自然法对实证法的批判，保障了实证法的正当性基础 。 同时，自然法本身的抽象性，又具有了一种时代的包容性，因此可以有古希腊智者的自然法、斯多噶学派的自然法、古罗马的万民法、中世纪的自然法、古典自然法和现代的新自然法 。 这种时代的包容性使自然法获得了一种独立的理论品质，它的内容虽然前后殊异，但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却贯穿古今，使得每一个时代的正义精神都有所寄托，并依此起到批判并改善实证法的作用 。
与西方自然法传统不同，决定中国法律规范品格的是礼，而礼是身份和伦理的秩序，这种秩序强调的是自然的和谐，它否定了个人权利的合理性( 因为基于权利的主张在中国古人看来是一种争利之心，它本来就是对和谐的破坏) ，强调了相互之间的义务 。 同时，因为礼本身是抽象道德精神和具体仪节细则的结合体，它也无法构成二元对立结构，也就无法构成对实证法的批判，因为它一方面已经以礼入法地影响了法律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在不应得为罪这种中国古代法律特有的罪名那里直接转化为了实证法本身 。 而且，因为法律并没有规范品格，所以其实也没有批判的必要 。 这种自然法传统与礼法文化的对比，构成了本书的第十二章《自然法》 。 其实，《和谐》全书都贯穿着比较法( 辨异) 的方法，而这一章则是更为纯粹和全面的比较，因为它是在全书接近尾声并已经作出总结( 第九到十一章是总结部分) 的情况下作出的比较 。 作为本书结尾的第十三章转捩点: 过去与未来则是以清末的法律改革作为中国法律史的转捩点，梁先生认为从此中国法律的问题就是现代化的问题，而古老的中国法律传统( 但并不是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 则已经成为过去 。 这在本章的最后一句话里得到了总结: 作为旧秩序的古代文明已然死去，要紧的是，我们还可能去建设一个新的文明，这便是希望所在 。 20 年代前后的中国，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捩点上 。
二、法律文化论的方法论
笔者在这里是直接提出了梁先生法律文化论的结论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与礼法文化，而没有回顾这种结论的提炼过程 。 因为，很多读者可能都会持这样一种看法: 没有哪种文化是一诞生就带有了某种先验的性格特征，一切都是历史形成的，它的过程决定了它的性质 。 这种看法自然是有道理的，而梁先生的《和谐》一书本身就是对这种过程的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梁先生还强调了人类文明早期经验的特殊重要性，他所持的并不是简单的流水账式的过程论) 。 而笔者之所以暂时搁置了对这个过程的回顾，是因为它本身还有着另外一种特殊的意义，即这个历史考察的过程其实就是梁先生运用他的方法论的过程，所以有单独讨论的必要 。 这种冷静而理性的方法论虽然目前反响似乎并不十分热烈，但也许比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与礼法文化的结论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梁先生方法论的对象虽然是历史，但不是那种纠缠于细节的历史，依梁先生自己的说法则是黄仁宇笔下的那种大历史 。 因为梁先生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求中国法律传统的精神，而不是对法律史进行历史的梳理 。 当然，这与梁先生的研究兴趣有关，他所希冀的也是成为一个思想型学者，而非专家型学者 。 如果在一段历史上徘徊过久，梁先生势必会失去思考的自由性，虽然他的思考从未完全游离于历史之外，但也总与历史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 。 姑且把梁先生的研究取径称作历史性思考吧 。
梁先生的方法论主要是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尤其是其中的后半句用文化去阐明法律 。 从一个作为整体的文化传统来理解作为分支的法律传统，且运用了文化类型学的方法，这最早在《比较法与比较文化》一文得到提倡，又在《法辨》那里得到了运用，同时《法辨》又在辨异的过程中尝试了语言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后来都在《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得到了综合性运用 。 该书的第一章到第八章是分析的过程，也就是前文故意暂时性略过的部分 。 它们的章节名分别是: 家与国刑法律治乱之道《法经》与《十二表法》个人阶级义利之辨无讼 。 从这些章节名中显然可以看到《法辨》中的语言分析方法的延续 。 至于辨异的方法则贯穿于全书每一个章节，以上述八个章节而言，则尤以第四章《法经》与《十二表法》为代表，是一个直接以比较法律史为题目的章节 。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辨异，在梁先生收入《法辨: 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中的那些早期论文多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而且这种批判往往是以西方的法律传统作为标准进行的 。 这种批判意识在《和谐》里得到了淡化，《和谐》一书里更多的是比较冷静的学术反思，不过否定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态度并没有改变 。 虽然，作者在《法辨》这本论文集的后记中提到，在他写作《和谐》时渐渐地产生了一种同情的理解，但是我们在该书中实际上找不到这种所谓的同情的理解 。 因为完成于 1988 年的《和谐》一书有它特殊的时代背景，在以中西对比为主题的文化热的潮流下，其实蕴含的是对西方文化的无限向往，这对于刚刚步入开放时代的中国而言，实在也是无可厚非的 。 情势如斯，该书尚能提出同情的理解的主张，已属难得 。
另一个应该注意的地方是，《和谐》一书中有一个文化基因论的假定，关于此点笔者在前文中已经稍微提及，而且实际上这种理论倾向在《法辨》那里就已经比较明显了 。 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基因论的假定，梁先生特别注重中国文化的早期经验，这也是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在该书中得到频频引用的原因 。 同时，这种文化基因论也决定了梁先生用文化去阐明法律的解释方法的一些特色，那就是以作为整体的文化( 而这种文化的性格孕育于早期文明) 来解释法律问题，同时以法律的历史来验证这种解释，这种阐明的过程在早期文明那里徘徊得相对较久，而在各个具体朝代则只是轻轻掠过 。 因为从文化基因论的观点看来，只有人类早期的经验才是最为根本的 。 在梁先生看来，早期国家和法律形成的特殊经验已经决定了历史的大方向，比如家国同构和法律的刑事属性，其中又引出了一系列的后续问题，比如家族制度的影响导致个人的不彰，法律的刑事属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一种公认的社会秩序基础，等等 。 其实，正是梁先生的这种早期经验决定论的观点才使得他的大历史有了可能性，否则很难不陷入历史繁复的沼泽之中，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历史的落脚点青铜时代，在这个点上梁先生可以从容不迫地思考 。 当然黄仁宇先生选择的则是其他历史的落脚点，比如万历十五年( 黄先生对该年份的英文表述是1587，A Year of NoSignificance) ，可见历史的落脚点并不只有一处 。 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有这么一个点，以这个点来追溯它的上游和下游，厘清历史的脉络 。
三、《法律的文化解释》:法律文化论的范式转型
这篇文章是梁先生对自己方法论的事后总结和继续深化 。 但邓正来先生以其犀利的眼光发现了梁先生法律文化论前后之间的多处紧张和矛盾 。 考虑到梁先生自己曾指出他并没有构建理论体系的想法，甚至不觉得有必要这样去做，所以我们大可不必过分地苛求梁先生的前后一致性 。 没有体系性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保留了更多的思考自由，而不用害怕挂一漏万或自我封闭 。 但是又顾及到《法律的文化解释》与之前研究的割裂性实在太明显了，所以笔者以为把它单独提出分析还是很有必要的，至于它所提出的新理念也未必就完全替代了之前的研究，恰恰相反，它只是出现在了先前研究成果的旁边，相当于多了一条路径，喜欢何者就由读者自己去选择 。 当然，考虑到邓正来先生对梁先生的特别期待，他指出梁先生法律文化论的那些前后紧张和矛盾则也是很值得关注的，不过在此则不能一一讨论了，读者可以直接去阅读邓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续) : 对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批判》 。
诚如邓正来先生指出的那样，《法律的文化解释》事实上确实对梁先生自己之前的理念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否定 。 因为《和谐》主要还是辨异的，辨异的目的和结果则是否定中国法律传统，而《解释》一文则强调了各种文化的自身合理性，主张以主观意义追寻的方法去追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秩序安排观念 。 《解释》一文受到了文化人类学和哲学解释学的甚多影响，它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客观的功能主义的法律文化，而是主观的意义主义的法律文化，或者说它所关注的只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具体而微的生命状态 。 这种观念的变化，使得作者能够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语境下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同情的理解，这正是《解释》一文与先前着述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缝 。 而梁先生自己却试图用《和谐》的再版前言来事后修补之，并把同情的理解表述为文化类型式辨异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不过，这种修补又被邓正来先生察觉了，邓先生还郑重指出这种事后解释的前言很有可能会误导后来的读者 。 从中可以看出在文化热逐渐消退后，梁治平先生也趋于用更理性，或者说用真正的同情的理解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法律文化的问题，并对先前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修正 。 诚如苏力先生所言，梁治平先生以批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目的而辨异，但辨异又以理解传统为前提，所以这种辨异具有超出他主观设定的学术意义，是辨异引导梁治平先生走上了一条也许他起初并不准备走的路 。
梁先生的另一本重要着作《清代习惯法: 社会与国家》则转向了法律文化的小传统研究［7］，主要是一种法社会学的研究 。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明清的社会变化以及它给法律带来的影响，这仍然是用文化去阐明法律的研究方法，不过，其离开了以前文化类型学辨异的范式( 虽然仍然还有少量的概念辨异) ，而深入了中国法律文化自身的考察 。 梁先生认为在明清之际，大传统无法为当时的现实提供一种法律机制，才有了民间秩序的自我生成，以填补存在的秩序真空 。 《清代习惯法》一书事实上形成了与《和谐》的对应关系，这两本书分别研究了中国法律文化的大、小传统 。 同时，《清代习惯法》的研究目标主要在于脱离国家法的单边框架，深入地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梁先生看来恰恰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核心 。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实际上也是同情的理解的方法的一次比较系统的运用 。
四、结语
梁治平先生的《法律的文化解释》与《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的再版前言为法律史研究树立了一种良好的典范，若能依此道路不断深化专题式研究，无论是对知识性考古式的事实还原，还是对法律史的理论解释都颇具价值 。 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建立中国法律文化的自信也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意义:只有回到中国法律传统的自身逻辑之中，才能真正进入传统的思维世界，并体察到传统的合理性，而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新起点 。 由此出发，亦终将找到法律重建的文化基础 。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M］．北京: 三联书店，2006: 189－215．
［2］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87－99．
［3］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382．
［4］ 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0: 235．
［5］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续) : 对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批判［J］．政法论坛，2005，( 4) : 19－24．
法律解释范文第3篇
关键词：意义理解；法律推论；效果判断；独断解释
中图分类号：D916.17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法律经过解释才能有效适用，已经成为常识。法官在正确地理解与适用法律处理案件，并将法律适用过程展现在裁判文书中，实质上就是对法律进行解释的过程。案件事实情况作为法律适用的对象，应是选择与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对法律进行解释时，考虑的重要因素。试图构建统一的有效的法律解释方法运用规则较为困难，正因为这样对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模式与规律的探索显得意义十分重大。个案①法律解释目标的实现过程，展示了法官对法条的意义理解与效果判断，同时提供了基层法官的个性化法律解释的实践样本，即将一般概括条款经理解与解释而具体化的过程。
一、分析：请求权性质校正案由适用
（一）案由的“双重”判断
司法实践中，通常情况下立案者并非裁判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实行立案与审判分开的原则。立审分离模式在于强化审判权运行的内部制约，然该模式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案由适用的不确定性。②现实中纠纷进入法院，案件受理过程中，立案法官根据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了案由。然而，卷宗分配给主审法官后，主审法官同样要对案件的案由进行判断。每一个案由都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案由彼此之间都有明确的界线，如果对案由的理解和认识不透，就容易出现案由确定错误。立案法官与主审法官确定案由，都是依据对案争法律关系③即当事人诉讼请求性质的分析与判断。若二者对当事人诉讼请求权性质的判断不同，抑或对案由的理解和认识不一致，就会出现一案案由双重判断，而结果不一致的情况。然案由确定错误，案件上诉后将成为发回的理由，此种情况下，立案法官不会承担责任。因此，责任意识就会促使主审法官对立案法官所确定的案由进行重新校正。
（二）请求权性质的认定
关于如何确定案由，最高院有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①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即当事人诉讼请求权的性质。本文提及案例中（下称“本案”），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1500元，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失3500元，被告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责任；被告承担一切诉讼费用。主审法官通过对原告所主张的法律关系以及要求被告承担责任方式的判断，原告所主张的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法律关系为不当得利之债权请求权，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失等法律关系为侵权之债权请求权。不当得利之诉的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赔偿经济损失的案由为侵权责任纠纷。本案并非不当得利之诉与侵权之诉的竞合，然而，在立案时，立案法官将本案案由确定为不当得利纠纷。立案法官关于本案案由的确定，没有书面说明，立案法官是否认为本案为典型的不当得利纠纷，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基础，当然主审法官也无法猜测立案法官的内心确认。因此，主审法官需要对案由的确定重新进行审视，在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涉及二个债权请求权时，且请求权的性质不同时就涉及二个案由。
（三）诉求的独断解释②
《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时的诉讼请求必须具体，当事人锁定请求权或者提出具体的诉因后，法律不允许法官帮助当事人再选择请求权或诉因，但当事人主张的请求权冲突的情况除外。结合对法条的理解，主审法官认为，在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涉及二个债权请求权时，且请求权的性质不同时就涉及二个案由。通常情况下，一案只能审理一法律关系，本案只能在当事人于不当得利之诉与侵权之诉中选择一法律关系进行诉讼时，才能确定案由。由于本案原告人法律知识欠缺，对于所主张的法律关系冲突不理解，这需要主审法官予以释明。主审法官向原告释明其诉讼请求，涉及二个法律关系，并根据其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告知其基于同一事实主张的二个法律关系相互冲突，只能择一进行诉讼。释明后，原告放弃了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失3500元，被告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责任的诉讼请求，故导致诉讼请求变更。因此，主审法官根据原告只主张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法律关系为不当得利之债权请求权的情况，内心确认本案的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
（四）不当得利请求权发生
不当得利，指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益，致他人受损害者，应负返还的义务。不当得利制度的机能，在于认定财产变动过程中受益者得保有其所受利益的正当性，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原因。③规范私法上无法律上原因的财产变动，由不当得利制度加以执行。不当得利制度的规范目的不在于考察赔偿利益损失人所受的损害，而在于考察受益人取得利益有无法律上的原因，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利益就被取除，受益人行为是否违法，其是否有故意或过失，在所不问。不当得利为债的发生原因，至于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发生基于“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到损失”的事实（事件），但不追问事实的形成，是否基于人的行为。本案原告诉称，被告及其家人多次到原告开的农资门市无理取闹，被告声称因喷原告卖给他的农药造成他的部分小麦不出穗，原告给被告及其家人耐心解释，但无济于事，被告将原告车上的账本强行拿走，后经派出所处理，被告拒不退还账本，向原告索要现金1800元，后经丁说和，被告要求原告支付1500元，原告交给丁1500元，要回了账本。原告认为，被告小麦出现问题并非是喷原告所售农药造成的，被告无真凭实据却在原告门市无理取闹，影响原告门市正常经营，在当地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给原告及其家人带来巨大精神伤害。变更诉讼请求后，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1500元。本案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发生，系基于原告给付被告现金1500元之事实，因此在原、被告
二、理解：结果导向决定解释目标
（一）请求权基础的分析
不当得利请求权基础①为《民法通则》第92条，该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关于不当得利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不当得利由于没有合法的根据，这种既成的事实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故这种因不当得利而生的债被称为不当得利之债。因不当得利事实发生而遭受损失的一方称为债权人，因不当得利事实而获取财产利益的一方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返还该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一方获得利益，并产生一定的法律事实结果，使得该方当事人财产增加或利益积累，财产、权利都属于利益的范围，但除精神利益外；第二，他方受有损失，因有一定事实而使得财产总额减少；第三，受益和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受到损失系由获得利益之人造成的后果；第四，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 即没有法律上、也没有合同上的根据，或曾有合法根据，但后来丧失了这一合法根据。本案原告的请求权是否有法律基础，就要判断其主张是否能得到《民法通则》第92条的支持。本案重点审查被告取得1500元利益是否正当，是否有法律上的根据或合同上的根据。
（二）是非感与社会观念
不当得利中“不当”一词是对得利行为的道德价值性评价，其过程要结合评价者的是非感与社会观念。法律判断中的是非感，指法律适用者，尤其法官的是非感，在依法条为依据对纠纷进行判断之前，法官对于纠纷凭个人直觉进行判断，判断过程的依据基于法官个人的经验理性，并参照法官多年司法过程中培养的直觉。《民法通则》第92条是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基础，但对于案件的判断也结合情理因素，尤其要重点考虑法律适用者的是非感与社会一般观念。“在处理常规案件时，直觉也很重要。”② “法律者，尤其是法官……经常发现，他的决定所依据的完全是另一种方式，即直觉地、本能地求助于是非感。”③通常情况下，凭直觉依据是非感可以判断纠纷，因为人类对善良本性的发现，同样是法律功能引导的目标。“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主张严格法治主义，但这逾越不了社会的一般观念。“只要依社会一般观念，认为财产之移动，系属不当，基于公平原则，有必要调节，即应依不当得利，命受益人返还。”④司法实践中将社会的一般观念作为判断事件或当事人行为后果是否合理的标准，可解决裁判的困难。通常情况下，法官凭借是非感与社会一般观念，可以判断得利是否“不当”。本案中，庭审前主审法官凭借是非感与社会一般观念，初步判断本案原告的主张有违常情常理，欠缺合理性，不应得到支持。
（三）纠纷解决之结果导向
依据通行的司法三段论，对于裁判结果的判断，总是在建构了案件事实后，在依据法条为前提，进行演绎推理，得出案件结果。但实践中，法官不会严格的按照形式逻辑三段论进行判断。如法官已经凭借是非感与社会一般观念，对于纠纷的解决有了初步判断，案件就有了假定存在的结果。那么对于法条的引用，也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依据而已，其功能在于证立其判断结果的合法性，而不是由法条推导出结果。不当得利纠纷诉讼中，被告取得原告给付利益的原因有许多，但原告接受利益并非全部不当，在查明给付原因之前，认为原告是受害者，假定被告取得的是不当利益，或者相反，均有先入为主之嫌，同样这也违背现代的司法规律。但法官解决纠纷最关注结果，逐渐形成问题解决思维模式的结果导向，结果导向首先强调的一个要素就是站在结果的角度思考问题，并养成一种思维习惯。法官站在结果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拘泥于司法三段论的逻辑束缚，其结果导向决定了法律解释的目标， 影响法官对于法律语词意义①的确定。本案主审法官凭是非感与社会一般观念，庭前判断原告的主张不应得到情理支持，本案假定存在的结果是被告得利具有合理依据。于是，该结果成为主审法官对《民法通则》第92条进行理解并确定语词意义，进而作出裁判解决纠纷的行为导向。主审法官是非感与社会一般观念亦成为理解《民法通则》第92条意义的参照因素，即《民法通则》第92条语词意义的确定，应符合社会一般观念。
（四）解释目标的个案具体化
“当然，时至今日，已无人再将法官视为一个制定法的自动机器，认为只需要阅读完整的法律规定，就可由此纯粹地演绎推导出判决。长久以来，人们已摆脱法秩序的全备性与无漏洞性的信条，并且因为不能改变不得以无法律而拒绝审判的禁令，而赋予法官填补漏洞的创造性任务。”②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可在制定法“可能的字义范围内”对法律进行解释，尤其针对不确定的概念③的解释适用。“依客观说，法律解释的目标，即在探求一个内在于法律的意旨。”④法律解释的对象是法律规范的条文，其为解释活动的基础，法律解释的目标“所欲探究和阐明的法律规范之法律意旨”⑤探寻法律的语词意义，确定该条文的真正目的意思。“解释法律必须注意其社会性，亦即就具体事件阐释法律时，应顾及具体的妥当性。”⑥法官解释法律应以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为基础，不能突破可能的文义范围进行解释。应当结合现实，于纠纷解决而言，就是要结合具体的个案，与特定的案件事实相联系，对法律作出符合当下社会需求的客观的符合法律目的的有效的解释。于本案而言，要把对《民法通则》第92条语词意义的确定，放在原告给付被告现金1500元之事实中去理解。被告取得1500元利益的依据，是否被涵盖在《民法通则》第92条意义上的“合法依据”概念意义范围内。
三、推论：裁判结论基于前提解释
（一）“没有合法根据”的理解
《民法通则》第92条“致他人受损失”，是在认定不当得利的当事人，谁能向谁主张不当得利。本案中解释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民法通则》第92条中“没有合法根据”的理解。“没有合法根据”系解释的对象，“法律的解释，可使法律具体化、明确化及体系化，良以法律殆为抽象的原则，其概念不确定者，宜予具体化，以维护法律的安定”⑦，“没有合法根据”可视为法律中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对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需要价值补充⑧，通过价值补充可对不确定的概念予以具体化或类型化，可用“某类型，可视为《民法通则》第92条中的‘没有合法根据’”，这是法律发现的路子。但于法律解释而言，不确定的概念的内容和范围必须予以确定。本文同意有的学者的观点，即“没有合法根据”表明了法秩序对于不当得利的否定性评价。这种否定性评价因不当得利的不同类型有不同的学理基础。给付不当得利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给付转移了财产利益，但给付的目的没有达到。非给付不当得利的“没有合法根据”，也并非目的未实现，而是这些不当得利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其得利是“没有合法根据”的，是有违交换正义的利益平衡要求的。
（二）本案得利事实的建构
金钱转移及为某事的事实构成给付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所有的金钱转移及为某事都构成给付。构成“给付”的金钱给付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方面“得利”是因为“给付”的法律行为，而不是货币移转占有的事实，另一方面导致“得利”的“给付”伴随着给付方对接受方的特定要求，这种特定要求与导致“得利”的给付构成一种利益平衡。给付不当
得利反应的应是一种自愿的交易。“没有合法根据”在给付不当得利的场合，指的是“给付的目的未达到”。给付的目的是为了清偿债务，给付的目的是为了成立一个有因或无因的行为，或者给付的目的是为了要使他方为某种行为负责。基于给付的不当得利中“没有合法的根据”即给付欠缺原因，在认定有没有合法根据时，应予以具体化和类型化，使不当得利请求权建立在一个客观上可供检验的构成要件上。无合法根据，有的说法就是没有合同根据、没有法律规定。本案中，原告给付被告现金，是典型的给付不当得利纠纷。在某村委会主任丁调解下，原告给予被告现金1500元时，原告的给付目的有待考察；被告取得利益，占有货币是基于丁的调解，丁的调解可否纳入有“合法根据”或“合同上的根据”概念范围内，有待进一步考证。
（三）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
主审法官对原告的主张进行审查后，发现原告虽以不当得利，但实际上双方另有基础法律关系―基于丁的调解，即原、被告之间达成的口头协议，该基础是被告得利的基础法律关系。基础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不当得利确定的先决条件，必须首先审理基础法律关系，然后才能确定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主审法官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涉及的法律关系，依法进行释明后，告知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同时重新给予双方新的举证期限。但原告在变更诉讼请求时，并不主张否认调解的正当性进而主张撤销双方之间的口头协议，原告自己应承担选择何种法律关系进行诉讼带来的相应风险。本案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处理的重点在于，原告给付被告金钱有没有目的，给付的目的通常情况下为清偿债务，其前提通常为自愿。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小麦出现问题并非是喷原告所售农药造成的，原告不应赔偿被告损失，但在调解中，为了解决纠纷，原告却给予了被告现金，依据事理及社会一般观念，在给付明知无给付义务所为之给付，可推定其有意抛弃所给付之请求返还权，据此亦可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
（四）基础法律关系的解释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对不当得利纠纷中得利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分配未作出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本案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主张得利的被告取得利益，得到利益的被告应当提供取得该利益在法律上或双方约定上的根据，否则应承担不利的后果。
被告取得利益，占有现金是基于丁的调解，调解中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可自由处分，此为双方当事人的协商、交涉、讨价还价以及自主达成解决协议提供了可能，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只有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才是意思自治和处分原则的真实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提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或合同等合法根据，因他人财产受到损失而使自己获得的利益。①丁在双方自愿基础上主持调解，该调解合法正当，被告取得利益可认定为有双方约定上的依据―“有合法根据”，即《民法通则》第92条意义上的“合法根据”概念范围，包涵上述正当调解行为。
四、判断：效果判断规制行为模式
（一）裁判结果符合解释结论
原、被告因被告小麦绝产发生纠纷后，经某村委会主任丁调解，原告给予被告现金1500元，原告系出于自愿，其意思表示真实，应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被告取得利益，系基于上述调解之民事法律行为，于法有据，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告诉称给付被告现金的目的是赎回账本无据，故对原告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上述裁判理由，主审法官认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甲的诉讼请求。
依据原告的诉求，本案审理查明的重点不在调查被告小麦受损失的原因是什么，即原告农药与被告小麦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关键调查其基础关系调解是否合法，原告给付被告现金是否自愿。本案的裁判，认定于双方之间的调解是合法正当的，应得到法律的肯定，推定原告对于调解结果认可，原告给付现金系其自愿。基于原告自愿给付，被告取得现金，被告认为目的在于赔偿其小麦损失。原告对于给付现金的目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不予支持其主张，故推定其给付现金在于赔偿被告的小麦损失。因此，裁判结果为，自愿合法正当的调解是被告取得利益的合法依据，认定被告不构成不当得利，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该裁判结果，符合对基础法律关系进行解释所得出的结论。
（二）解释结论的逻辑功能
自愿合法正当的调解是受益人取得利益的合法根据，此为案件主审法官最终获得的裁判依据，即解释结论。该解释结论，成立的缘由在于，经论证认定《民法通则》第92条意义上的“合法根据”概念范围，包涵上述正当调解行为。解释结论的得出，是要寻求妥当性的裁判依据，其因法条适用于特定案件而产生，不能脱离特定个案中的事实，它是法官对法条的个性化认知与意义探寻的结果。解释结论经过正确的逻辑表达，对案件的当事人而言，才具有说服力，司法判决权威性的来源就是这种说服力。解释结论是司法判决的基础，因而其必须具体、明确、没有歧义，使不确定的概念和不明确的规定具体化、明确化，以维护法律的安定。“法律的主要功能也许并不在于变革，而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大致可以确定的预期，以便利人们的相互交往和行为。”①该结论于法律规则而言，能够促进稳定社会秩序的形成，为人们尤其法律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
（三）合立法目的的法律效果
考察解释结论的法律效果，要考察法律实施效果的妥当性，及关注解释结论之产生的法律适用过程是否规范、公正，价值判断是否遵循法律的目的。“所谓法律效果，是指通过法律适用作出裁判，体现法制的原则与内涵，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既要遵守法定程序，又要维护司法公正，体现法自身的价值。”②本案主审法官以发现和确定法条的含义为目的，兼顾法的安定性和妥当性，经公正审判得出的解释结论，符合法律的精神具有合立法目的的法律效果，因为裁判过程中法官做到了忠于法律，对法律文义忠诚，从文本即《民法通则》第92条出发，进行合理理解，结合字面含义进行解释，并未随意歪曲或超越文本。在解释中，认真分析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依程序对当事人进行释明，做到了程序合法正义。在实体处理中，将法条与案件事实紧密联系，查明该法条适用于该案件的合理性。以公平正义的社会一般观念来进行价值判断、检验推论，追求最妥当的效果，且经过解释获得结论作为裁判依据具有确定性，给不当得利一类型化具体化，最后获得了清晰明确的规则。
（四）合理性预期的社会效果
考察解释结论的社会效果，要关注社会大众依据社会发展的现状对司法活动的一种主流评价。“所谓社会效果是指具体案件通过法官的审理和裁判，所获得的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评价和认可程度。本案主审法官凭借是非感、依据情理及运用一般社会观念，遵循了社会上大多数人具有普遍共识的价值判断。该解释结论清晰、具体，符合立法目的，其结果也维持了人们对于稳定交往秩序的期望，满足实质正义，其创造的规则，使主体在实施相应的行为之前，就可预知行为的后果，其追求的是提供一个安全的、有秩序的法律运行环境，人们对其行为后果产生合理期待，实现了法律规范人们行为的目的，也实现了人们对生活的可预期性。“经由概括条款具体化所形成的个别案例，可透过案例比较，使之同类相聚，组成类型，并进而建立体系，以促进法律适用的安定性。”③，同样的道理，依据该结论同案同判，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保障人们对于法律实施效果的认可。
结语
法律解释范文第4篇
案例一：帕尔默遗产继承案①
1882年，由于帕尔默知道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下大批遗产，但是又担心祖父反悔，因此决定用毒药害死了自己的祖父。帕尔默遭到指控并得到了相应的刑事处罚，但是，法官对帕尔怕是否仍然有继承权利感到头疼。与此同时，帕米尔的女儿主张继承其父的遗产。因为他们认为，害死被继承人的帕尔默在法律上不应该再享有继承权。但是根据纽约州的法律，由于帕米尔的祖父在其生前所立遗嘱完全符合生效要件，而且法律并没有规定在此种情形下当然丧失继承权。但是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复杂的审判后，纽约州最高法院判决帕尔默因杀死被继承人而丧失继承权。
案例二：张学英诉蒋伦芳遗产继承案②
被告泸州市纳溪区人蒋伦芳与丈夫黄永彬于1963年结婚，婚后感情一直不错，但是，1996年，黄永彬结识原告纳溪人张学英，而后开始未婚同居生活，天有不测风云，黄某病危后留有遗嘱，按其遗嘱规定，其财产分给妻子蒋伦芳和张学英。但是，其妻子拒绝执行遗嘱要求，因此，第三者张学英将蒋伦芳告上法庭，依据《继承法》第十六条“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请求执行黄永彬所立遗嘱。请求法庭判给其按遗嘱应得的6万元。但是，此案经泸州市纳溪区法院两次开庭审理后，认为所立遗嘱内容违反公序良俗的原则，认为黄永彬遗嘱中，关于给第三者张学英的财产内容无效。因此，法庭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以上两个案例可以说是我们司法实践中所谓的疑难件，而两个案件的相似之处都在于，法官在做出司法裁判的同时，都对法律条文进行了一定的“重新解读”，而这种解读是否任意的、无束的，还是在一定范围内、有束的呢，这就涉及到法律解释的客观性问题，那么何为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在法律学发展中经历了哪些流变、怎样去“实现解释的客观性”，本文会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法律解释客观性相关概念探析
(一)法律解释与法律解释客观性
法律解释客观性是法律解释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笔者看来其重要性之余法律解释就像“罪刑法定”之余刑法。法律解释客观性作为法律解释的衍生属性，如果无法明确实在广义还是狭义的法律解释概念下讨论法律解释客观性，则无法讨论本文的“客观性”。③
对于法律解释的概念一直到现在在理论界都未达成一致，张志铭教授曾经在其文章《法律解释概念探微》中对关于法律解释概念的学说做过总结，其后武飞博士在张志铭教授的文章基础上概括了理论界关于法律解释概念的八种理论，可详见武飞博士《法律解释：服从抑或创造》一文。
通过整合八种观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学者对于法律解释的核心还是很明确的，笔者在一定程度上是赞成谢晖教授的观点的，即法律解释的主体不包括立法者之外的主体。立法者对于法律的解释在本质上讲是一种立法活动而非解释活动。
(二)法律解释客观性的流变
解释学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发展，从最初施莱尔马赫的作为理解和解释艺术的解释学到狄尔泰的作为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的解释学，再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解释学开始影响法律解释，法律解释的发展是各种法律流派不断斗争的结果，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也经历了这种发展模式。比较典型的有三种形式，概念法学派的“法律解释客观性”，也就是严格的文本解释、自由法学派的反击、现代法学的法律解释客观性，表现为重构与超越。
重构表现为德沃金的法律解释客观性。陈金钊教授这样说过，“法律解释的过程就是一个在成文法的基础上重新构造意义的过程，立法者在创造完其作品——成文法后，他便已死去，成文法的意义只能寄附在文本中，由解释者去阐释。”④德沃金对成文法作了一个极为关键的区分，他将法律分为“明确法律”和“隐含法律”，前者指是“看得见”的法律文件，后者指“看不见的”法意。可见，法律解释在德沃金眼中是对于法的客观性重构，解释就是对此体系中某部分的重构，他认为法律的构成并不只是单一规则的组合。
批判表现在波斯纳法律解释的超越观。波斯纳的法律解释客观论，是在实用主义指导下的对话中的客观论。在波斯纳看来，“客观性”存在着三种意义，一种是本体论上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是对外部实体的符合;其二是较弱意义上即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即可复现性，它是与客观性和非个人化和确定性相联系的;第三种意义上即“交谈”意义上的客观性，可将其界定为合乎情理，即不任性、不个人化和不政治化。⑤波斯纳主张的就是第三种意义上的客观性，它强调解释上的说服力。换句话说，法官不是法律的发现者，而是法律的创造者，这是波斯纳对法律的超越。
(三)笔者的观点——客观性是解释的原则
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在法律解释中是一对矛盾体，两者的界限难以分清，但是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作为法律解释的原则，其具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案例中，我们需要判断法律解释的非客观性，这就是法律解释客观性存在的意义。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是一种“范围”，即约束法律的范围，这个范围的界限就是限制法律解释的主观性。
二、回归案例实证
回到本文开头的两个案例，案例一是非常著名的案例，包括德沃金、波斯纳在内的诸多法学家在论述法律解释的相关观点时都会用到这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参与审判的法官共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是格雷法官的意见，即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文本的字面含义，他认为此种做法才是正确的做法，而纽约州遗嘱法的相关法条规定的很明确，因此应该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因此，帕尔默不能因为自己的前行为而丧失继承权;第二种意见，他认为立法者的意图对实际法规的运用会产生很大影响。厄尔法官写道：法规制定者的意图内的事物包含在法规之内，它似乎全都包含在法规的文字之中;而法规文字内的某种情况未必尽在法规之中，除非这种情况已包含在立法者的意图之中，这是一条为人们所熟悉的阐释原则。厄尔法官认为法规的真实含义应该由立法者的意图来决定，立法者是不可能会让杀死被继承人的人作为继承人继承遗产。厄尔法官最后援引了一条古老的法律原则即任何人不能从其自身的过错中受益，来说明遗嘱法应被理解为否认以杀死继承人的方式来获取继承权。
无独有偶，在2001年的中国大陆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例，巧合的是，法院引用了帕尔默案件中的审判原则，即用“公序良俗”原则否定了《继承法》关于遗嘱继承的规定，判决遗嘱无效。
以上两个判决都是在牺牲“法规形式合理性”的基础上来实现了个案的“实质合理性”，对于案件的审判，法官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法律解释。格雷法官的解释是最客观的解释，严格遵守文本的意思。而厄尔法官的解释，在德沃金看来是对“看不见的法律”的发现，是对原有的法律进行重构。波斯纳认为，这是建立在“客观性”基础上的对现有法律的超越，之所以称之为在客观的基础上，是因为其最终的解释结果始终都可以被人们所预测，即帕尔默不会继续享有继承权。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无法用客观标准衡量的，但是其最大的功能在于限制对法律进行任意的解释和扩大。
法律解释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法律 德沃金 法律解释
1德沃金法律解释理论的提出
德沃金的法律解释理论，往往被学者称为其理论的解释转向。这是由于在他与实证主义论战的早期，曾沿着司法现象学的分析路径，质疑实证主义在司法过程和司法裁判中的不足，典型的如他的语义学之刺问题，也被类比于法官应当遵守法律还是创造法律的问题。但是反对者认为，法律理论可以是概念性的、描述性的或规范性的，而哈特的法律理论是描述性的，一个描述性的法理论是不会与概念性的法理论相冲突的，即使存在冲突，它也是以反例而非反理论的形式展现出来的。这样，基于司法现象学的法律理论难以在法律的理论争议上有效攻击实证主义，而最终难免被视为一种法官应当如何断案的裁判理论，为了避免落入这一陷阱，德沃金转向一种解释性的法律理论，在《法律帝国》中，他提出，“法律是一个解释性概念”。为了区别与一般的解释理论，它从三个方面对其理论进行了阐述。
2对话解释与创造性解释
德沃金区别了对话解释与创造性解释，他认为社会实践中充满了解释，其中最为普遍的就是对话解释，对话解释具有目的性，不同于机械性的因果性，其目标不是为了说明人的发声原理，而是为了揭示隐喻在说话者语言中的意图。他认为除了对话解释，还存在一种创造性解释，创造性解释不是对话式的，而是建构性的，例如在艺术和科学上，解释的对象是由人创造的又独立于人自身的实体，虽然这种解释也带有一定的目的性，但这种目的不是作者的目的，而是解释者的目的，因此，建构性解释就是：“将目的施加于某一个对象或实践，以便使其理解成其被认为所属之形式或类型的最佳可能实例”。从这一定义来看，建构解释具有如下特征：（a）它以展现对象可能的最佳形态为宗旨；（b）它是一种类型依赖的解释，即解释者对解释对象的类型的把握；（c）解释包含解释者的意图；（d）虽然解释包含了解者的意图，但这并不意味着解释者可以随意进行解释，因为实践对象的现实形态，限制了对它的可能解释。
3建构解释与法律解释
正如德沃金指出艺术解释的建构性特点，他特别选取了文学解释中连环小说的例子进行分析：在连环小说的创作中，除了第一个作者以外，其后每一位作者都兼具作者与解释者的双重身份，每一位创作者，都必须在领会之前作者意图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法律解释也是建构性的。其一，从哲学诠释学的观点来看，解释者将其意图赋予解释对象，来把握对象最佳形态的方式，蕴含了理解何以可能的观点：所有理解的实现，都预设了某种经验结构，如果理解须以一种自觉的方式来进行，那么首先要揭示出这一经验结构是什么，它要求解释者必须对事物有一个完全性的先把握，这与法律解释相类似，法律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对社会价值的整体性把握。其二，建构解释为所有的解释类型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普遍描述，解释者对历史视域与现实视域的筹划，展现了一种视域融合的理解结构，有利于消除在主观性与客观性两端进退失据的困境，从而构成所有解释类型的共同基底。
4法律解释的形态
解释具有多样性，德沃金认为“一个解释理论是对所使用的解释性概念的高阶实践的一个解释”，为此，他区分了概念与观念并将概念与观念的关系比作树的主干与枝桠。概念是由对某一对象最普遍最抽象的的命题所构成，它是进一步反思和论证的平台，构成树的主干，观念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特殊性境遇下的解释，这些不同理解构成了树的枝桠。在这一设想下，法律实践的内在参与者在探寻法律是什么的问题时，他总是身处于具体的解释情景中。这使他的法律解释成为一个地方性的释义性概念，为了弥补这一问题，他设想发现有关法律要旨的抽象性描述，并且这一描述是绝大多数法律理论所能接受的法律要旨，这一要旨可以作为不同法律观产生的平台。德沃金认为，法律实践的最抽象的基本要旨是，法律以一种个人权利和责任的方式来指引和约束政府权力的行使。
5德沃金法律解释的本体论意义
德沃金法律解释的巨大优势在于，它描绘了一个理想状态的法律理论展开并运用于实践的图景，在这一状态下，我们不再固守于绝对的法，而是法律的实践本身，这是认识到绝对、静止而永恒意义上法之本体的虚无性，这种形式的本体是不存在的，相反，以这种虚无性为背景，法在其中的显现才是法的实存，这样，法的价值之锚就表现为司法实践本身，这与萨特“现象是什么，就绝对是什么，因为他就是像它所是的那样的自身揭示”。的观点一致。在诠释学意义上，这种虚无的背景就是我们对法的完全性的先把握，并成为理解法的条件。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