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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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通过变异维度创设学习空间，使预想的学习内容顺利转化为实践的学习内容和经验的学习内容。”这种承认并尊重学生在教学实践中核心地位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把学生看做有独立思考和沟通能力的课堂主体，在强化知识内在关联性意识的基础上，重视学生经验方式和前知识对于目标新知识学习的潜在影响，最终引导学生建构更加客观和完善的知识结构体系。当前西方文化教学中往往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并没有经过对事物差异性的辨析，排除非本质因素影响，真正掌握本质特征，而是通过简单的重复强化来建立概念。”变异理论明确指出知识的建构要以学习者的经验心理结构和已掌握的信息为基础，充分体现了学习的关联性，主动性和社会性。“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只是向学生介绍概念的定义，而没有呈现这个概念的正反例，学生往往只学会了死记硬背，而无法真正掌握概念的关键属性。”因此，教师能够有效列举正反例是建立在对学生已有知识结构的深入考察和全面掌握的基础上的。

2以学生前知识为出发点的教学安排

变异教学理论强调，“为了领会事物的本质特征，就必须注意它与其他事物有何差异。要注意到该事物在哪个方面与其他事物不同，在差异的比较过程中，逐渐掌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在教学策略上，变异理论指出，‘分离－变异－对比’的教学操作模式正是教师引导学生掌握知识理解事物的关键。”这种以变异、对比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明确目标教学内容的前提下，对于学生已有的相关知识结构进行细致考察，然后客观筛选和提取学生前知识中，能够有效构成目标学习内容正反例的知识信息，以便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关键属性的差异对比，深入理解和掌握目标教学内容的本质内涵。基于教学实践并结合对于这一科学教学理念的反思，笔者对于如何将上述操作模式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操作步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总结如下。

2.1分离基督教文化的关键属性

首先，基督教文化知识体系是庞大而繁杂的，有效分离出这一文化知识体系中的关键属性能够“化解知识难度，揭示知识的内在道理，使庞大数量的知识呈现出清晰而严密的内在联系结构，又能使结构复杂的知识体系清晰化，简约化。”基督教文化中的关键属性主要包括神论，人论，救赎论和末世论，而基督教对于人性的观点即是这四个基本教义的基础也是其联系纽带。“作为一种善恶两重的人性思想，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西方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今天的人类生活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学习和掌握基督教的人性论是把握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精髓的一把钥匙。由此可见，在基督教文化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与其它次要属性区别并分离开来，并将其作为基督教文化教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

2.2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

其次，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即在学生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中寻求能够区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的相关信息。“在变异理论看来，不经历可替换的事例就不可能掌握任何一样东西。”显然，“人性”是一个具有理解难度的抽象概念，但是对于熟悉儒家思想的中国学生而言，他们对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论也并不陌生。“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一般认同传统的儒家伦理意识模式并加以承继。”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主导价值观。“著名的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曾在《中国思想史论》中阐明‘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为，风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而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论“如所周知，至少可以归结为四种：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孟子提出的性善论。《三字经》开篇即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妇孺皆知的经典。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相反，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又被称为“原罪”的观点，指的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堕落随着生殖行为传给子孙后代，成为人类各种罪恶的根源，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它与“人之初，性本善”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迥然不同又互为变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所熟悉的“人之初，性本善”这一观点为引子，循序渐进地引出基督教文化中“人之初，性本恶”的论点，这既能在对立观点的碰撞中激起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能迅速开启学生对于“人性”这一概念的记忆与思考，启发学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去重新审视自身已有的对“人性”的理解和判断。

2.3运用变异的反例展开对比

最后，将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从理论基础和社会意义以及理论局限性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入的比较，以引导学生形成对于不同文化知识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并构建自身更加完善的文化知识系统。具体来说，在提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的同时，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探索和发掘这两种论断产生的不同理论前提和基础。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论的理论前提是人作为特殊动物群体的本质，它是从社会伦理角度出发做出的判断；而基督教人性恶的观点是以人作为上帝创造物的本质为前提，从宗教历史渊源角度得出的结论。这种承认并畏惧“原罪”的观点也促进了西方社会对于法律的推崇、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政府权利的制衡。与此相反，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观反映了对人性和人生积极的态度，它塑造了以‘善养浩然之气’的圣人贤人为代表的理想人格也维护了人的尊严。但是性善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它往往只是强调贤人政治和道德意识培养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社会法制体制建设的重要性。对于两种文化不同人性观进行对比是学生深化“人性”概念的理解、拓宽文化视野、完善文化知识结构体系的过程。“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系统运用变异理论的课堂在帮助学生学习上更为有效。”

3结语

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西方礼仪，起源，交际，餐桌，服饰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改革步伐加快。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礼仪之间的不同给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交往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了解中西方礼仪文化之间的差异就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中西方礼仪文化起源的差异

中国礼仪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最早为宗教祭祀活动。由于人们对大自然的一些现象不能科学地解释（如：雷电，山蹦，地震等），便对自然产生敬畏。于是运用一些祭祀活动来表达自己的崇拜之情，也用来祈求风调雨顺、降福消灾。在原始社会中、晚期（约旧石器时期）出现了早期其他礼仪形式的萌芽。例如，生活在距今约1.8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用穿孔的兽齿、石珠作为装饰品，挂在脖子上。在他们去世的族人身旁撒放赤铁矿粉，举行原始宗教仪式，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葬仪。

西方礼仪最早萌芽在中古世纪希腊。礼仪发展最初为宫廷规矩，后在美国得以迅速传播，并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其在人们生活中日趋合理化、规范化，并迅速形成体系，被国际社会认可，成为西方国家共同遵循的礼仪规范。

二、中西方交际礼仪的差异

1.称谓礼仪的差异

在中国，同辈之间可以直接以姓名称呼对方，而对长辈，若直呼其名则会被认为是很不礼貌的行为。然而在西方，这方面则比较随意，他们习惯对等的称呼，习惯直接以名字称呼对方，不过则一般限于两者以前见过面。若是第一次见面并不知道姓名的人，一般会以Sir，Madam称呼对方，这种称呼方式要单独使用，如果是Mr，Miss，Mrs.等则要与姓氏一起使用。

在中国，人们还喜欢使用直接以某人的职位来称呼别人，如张处长，李院长等等，而在美国，人们很少直接用职务称呼别人。正式的头衔只用于法官，高级政府官员，医生，法官等。

2.交谈礼仪的差异

在西方，人们崇尚个性，个人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日常交谈不涉及个人私事。有些问题是他们忌谈的，如询问年龄、婚姻状况、收入多少、、竞选中投谁的票等，都是非常冒昧和失礼的。看到别人买来的东西从不问价钱。见到别人外出或回来，也不问“你从哪里来？”或“去哪儿啊？”而中国人则比较热情好客，喜欢嘘寒问暖，饱含热情。

另外，美国人还十分讲究“个人空间”。两人谈话时，不可太近。一般以50公分以外为宜。不得以与别人同坐一桌或紧挨别人坐时，最好打个招呼，问一声“我可以坐在这儿吗？”得到别人允许后再坐下。

3.告别礼仪的差异

西方朋友告别时会说：“我会保持联系”。其实，这句话仅仅是一种告别词语，相当于“再见”，说话人并无他意，更没有作任何许诺，没有必要刻意等待他的联系。此外，西方人在别人家做客如果想告别，要提前几分钟将告别的意思暗示或委婉地向主人表达，并征得同意才可以离开。如果突然说“我还有事情，得回去了”，随即站起来和主人告别，这在西方国家是被认为是失礼的举止。

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见面打招呼，介绍别人等方面还存在很多差异，只要平常多注意观察这些差异，就能发现并注意，从而更好地进行交流。

三、餐桌礼仪的差异

1.座位安排的差异

中西双方都讲究宴请宾客时的座次安排。中国传统上常用八仙桌，对门为上，两边为偏坐。请客时，年长者，主宾或地位高的人坐上座，男女主人或陪客者坐下座，其余客人按顺序坐偏坐，以左为尊。西方宴请宾客一般用长桌，男女主人分坐两端，然后按男女主宾和客人的一般次序安排座位，以右为尊，男女间隔而坐，夫妇也分开坐。女宾客的席位比男宾客稍高，男士要为右边的女士拉开椅子方便就坐，以示对女士的尊重。

2.餐桌上取食礼仪的差异

中国人在餐桌上以劝酒劝菜为礼貌，以显主人的热情好客。而西方人则不同，他们绝不会勉强别人，客人一般随女主人动作。主人若询问想吃点喝点什么，客人应如实回答，客人如果谢绝，主人也不再勉强。中国人则会主动拿茶或饮料，并不断添茶。西方客人面对这一情况往往会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习惯，中国人不得习惯是不能呢让杯子空着，空着说明主人没招呼好客人。

四、服饰礼仪的差异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喜欢穿保守式样的服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他们喜欢黑色，因此一般穿黑色皮鞋。西方女士在正式场合要穿礼服套装，另外女士外出有带耳环的习俗。而在平时，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人们喜欢穿着休闲装，如T恤加牛仔裤。在穿戴上，英国人是最讲究的，在交际应酬中，非常重视绅士，淑女之风，在参加宴会时，要穿燕尾服，头戴高帽，手持文明棍或雨伞，这是他们的标准行头。女士穿深色套裙或素雅的连衣裙，庄重肃穆的黑色是首选颜色。

当今中国人穿着打扮日趋西化，传统的中山装，旗袍等已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人的服装分中式服装和西式服装两大类，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沉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貌和体系，在式样、外形、结构、风貌特征、色彩、图案、审美文化方面均不相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正式场合男女着装并无二异。

五、中西方礼仪差异的原因

一般来说，人际交往本质上就是文化，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这是民族社会在长期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各种地理气候，政治生态，经济等因素的无形凝聚，已成传统，相对坚固。它是一种思维习惯，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在与作为异己文化的载体―外国人的交往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价值取向上的比较碰撞或融合。价值观念体系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处于五形，但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对文化群体具有规定性和指导性作用，是这个文化群体无意识的民族性格的基础。

另外，中西方文化环境和的不同，使得各国的人民有着基本上完全不同的道德标准体系和价值观。礼仪是与本土的思想文化相对应的，由于形成礼仪的重要根源――――的不同，使得世界上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遵守着各不相同的礼仪。

当今世界的礼仪内容更加广泛和复杂，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持原有礼仪的基础上去适应和接受西方礼仪，在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礼仪传统的同时，注意吸收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丰富更新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在适当的场合使用适当的礼仪，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抱残守缺。只有认清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将二者合理有效地融合，方能建立适合中国当代社会的礼仪文化体系，达成和谐社会的理想。

参考文献：

[1] 于兴兴，郝爱娟.《中国人最易误解的西方礼仪》[C]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2] （美）艾米丽勃朗特.《礼仪》[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 曹明义.《体验西方礼仪》[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4] 魏南.《中西方礼仪差异》[J]科技信息，2011.

[6] 孙爱珍.《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N]山西：山西教育学院报，2002.

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接起电话时首先应自报单位名称及所属部门。

■接听电话时，要询问对方单位名称及所属部门，接转电话时为指定受话人提供便利。

■当对方要找的人不在时，在不了解对方的动机、目的是什么时，请不要随便传话。未授权的情况下不要说出指定受话人的行踪。

■当你正在通电话，又碰上客人来访时，原则上应先招待来访客人，此时应尽快和通话对方致歉，得到许可后挂断电话。不过，电话内容很重要而不能马上挂断时，应告知来访的客人稍等，然后继续通话。

■在电话中传达事情时，应重复要点，对于数字、日期、时间等，应再次确认以免出错，。

■如果对方没有报上自己的姓名，而直接询问上司的去向，此时应客气而礼貌地询问："对不起，请问您是哪位?"

■要转告正在接待客人的人有电话时，最好不要口头转达，可利用纸条传递口信，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泄露秘密，也可以避免由于打岔引起的尴尬和不悦。

■听不清楚对方说话的内容时，最好不要犹豫，应立即将状况明确告知对方，请对方给予改善。

■如果碰到对方拨错号码时，不可大声怒斥，或用力挂断电话，应该礼貌告知对方拨错电话。 相反如果是你拨错了电话，应该马上向对方表示道歉。

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安东尼·吉登斯“双重解释学”结构化理论针对性局限性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可以说是一位划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家。他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启发人们从新的视角来审视个人与社会、能动与结构之关系，在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取向，即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吉登斯不满于传统社会学流派对上述关系的割裂，认为在生活世界中社会系统与个体行动是非常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互动，在社会学理论中不应将它们割裂开来。

一、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

要认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双重解释学”。“双重解释学”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其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人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讨了作为结构化理论前提的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批判了社会学中从孔德到涂尔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在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上，提出了“双重解释学”。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广泛的批判、借鉴其他社会学流派以及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双重解释学”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

与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针对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或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传统社会学理论中两个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研究取向。秉承孔德“社会物理学”研究理路，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应当而且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他称这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社会事实”(socialfact)。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以及社会性。而在吉登斯看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及其理论传统，对社会学来说本身就是错误的，它们仅仅是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在社会学领域里的一种深层反映。因此，这样的社会学方法论必然无法解释、说明和把握社会的真实结构，必须用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去超越上述方法论的对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是针对帕森斯、墨顿等人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他试图努力打破功能主义神话，在关注社会宏观结构中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有机整合。其实，针对社会学方法论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元论研究倾向，很多社会学家表示出越来越多的不满，试图用一种新的理论统一社会学二元论。同时，社会变迁的现实也需要对传统社会学方法论进行变革。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针对“二战”以后欧美各国社会变迁的实际。他试图超越“左”和“右”，寻求社会变迁的“第三条道路”，以真正实现现代性的自我认同。与哲学方法论所追求的形而上学不同，社会学始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经世致用”。因此，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等社会发展问题也就成了社会学关注的对象。

二、概念建构和理论批判的结果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成果融合起来，构建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概念，并在对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派理论进行大清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一过程与他的“双重解释学”思想是有内在呼应的。

吉登斯提出了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的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以实现社会学方法论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统一。

吉登斯认为，个人所生活的社会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有社会从宏观结构层面上对个体的制约，也有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两者相互统一于社会有机体中。她主张抛弃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因此行动就必定是一个核心概念。更重要的是，行动不仅仅是个体的特性，也是社会组织或集体生活的要素。吉登斯认为:“在社会研究里，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创门以‘系统性’的形式。”这样一来，吉登斯就将这样两对关系化约为一对关系—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关系，并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实现架通。他主张用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认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由此，吉登斯逐渐开始撩起他结构化理论的神秘面纱。他承认结构在整体上对作为个人存在的社会行动者及其行动具有某种“强制性”和某种意义上的不可选择性，但却不像涂尔干那样，强调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他承认无论思考多么宏观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要对主体以及主体的能动性有精微确切的理解，但却不像许多解释社会学家一样，一味强调个人是社会的惟一构成要素，埋头于人的具体行为、动机而不顾整个社会系统的反应。他坚持认为在社会理论中“结构”是一个必须的概念，但他关于这个概念的观点与英美功能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概念不同。英美功能主义中的“结构”概念是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出现的，法国结构主义是以还原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概念的。他认为“结构”概念的这两种使用方法将导致从概念上模糊能动的主体。

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理性、动机和意图等，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间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因此“能动行为”和“行动”的问题就在吉登斯的整个分析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对面的互动，而系统整合则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行动者具有反思能力，社会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与互动的例行化、区域化的基础上的，行动的例行化与区域化保证了跨越时空条件下社会互动的有序完成。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时空的有机统一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使得系统整合从属于社会整合;而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化，产生了时空分离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吉登斯看来，宏观社会结构的力量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能。

总之，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所要给出的最终答案之一，他的结构化理论的形成是他的“双重解释学”的具体运用，即用“敏感的”概念框架来解释社会世界，而不是寻找永不褪色的规则和定律。

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一、从仪式崇拜到“德诚于中”

传统中国最初的礼仪文化根植于古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要求顺天应时，顺应自然规律，故而出现了“天人合一”思想。人们赋予“天”某种道德性的品质，上天有“好生之德”，这就要求人们“以德配天”。最初的祭祀礼仪行为和对祭祀仪式的崇拜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天”的敬畏与崇拜，并发展出天尊地卑、本末有序的思想。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农业定居生活的形成，定居生活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安排也是为了顺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顺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保证人们的生存需要，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效法天道，以德配天，做到上下有别、尊卑有序，每个个体各得其位、各司其职［1］。可见，当时的礼仪文化实际上是为了保证中原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也顺应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秩序的向往和追求。古代中国的礼仪文化事实上是被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规定的，在客观上保障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到了夏商周时代，由于政治生活的广泛存在，原本属于社会规范的礼仪文化渗透、蔓延到政治领域，以尊卑贵贱亲疏为主要内容的礼仪文化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周礼”就具有意识形态的功用。这种意识形态在维持政治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维持了社会秩序、规范了家庭及个人的行为。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改造自然的“人力”和“人为”因素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突破了原先的尊卑秩序，诸侯国之间的固有格局也发生了改变，出现了社会动荡、礼乐崩坏的局面，原先的礼仪文化只剩下了繁琐的仪式和复杂的程序操作。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孔子提出了恢复“周礼”的主张，意在恢复周代意识形态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规范，恢复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传统秩序。孔子提出的恢复“周礼”，不只是在礼仪形式上回到以前的外在仪式上，还为外在的仪式注入了思想内涵，即把“仁”纳入了传统礼仪文化之中。“仁”是“礼”的核心，“礼”是“仁”的外在化和具体化，“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论语•颜渊》)。孔子崇尚德政、追求礼治，“礼治”的目的是“德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理想的社会是外有礼乐、内有仁义，礼追求社会秩序，乐追求社会的和谐适中，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是“以礼节和”。礼乐是手段，德政是目的。孔子认为重建社会秩序要做到“正名”，即做到“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按照礼的要求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各司其职，“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孔子提出的礼制思想还表现在做人做事讲究秩序和规范上，体现在个人行为上。在做人方面，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做事方面，孔子提出“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季氏》)。体现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君使臣以礼，臣事臣以忠”。在构建社会秩序上，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孔子在传统中国礼仪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在传统的礼仪仪式中充实了“道德”和“仁义”等思想内涵，使外在的礼仪行为具有内在的精神灵魂，“礼行于外，德诚于中”“德辉动于内，礼发诸于外”(《礼记》)，把对外在仪式的崇拜发展为对内在道德的信仰，并追求外在仪式与内在道德精神品质的和谐统一，使外在礼治的强制性走向了内在道德信仰的自觉性。比如孔子曾反问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意思是说，难道仅仅玉帛、钟鼓就是礼乐吗?所以孔子提倡节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礼仪只是外在的形式，孔子是要人们通过外在的礼仪表达内在的道德诚意［2］。“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

二、中国传统儒家礼仪文化的道德性本质

孔子提出的恢复“周礼”，让统治者服从道德规范并遵从一系列的礼仪行为，以此垂范天下，从而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也就是恢复周代和周代以前最高统治者作为道德楷模的理想统治模式。在西方社会，柏拉图最初追求的理想国是让哲学家成为国王，让“哲学王”统治整个国家和社会，也就是让品质优秀、道德境界和智慧高的人来统治社会，这与孔子的德治思想是一致的。但是，经过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实验，柏拉图的政治设想遭到了失败，当发现自己的理想国模式在现实中行不通时，他改变了以前所追求的哲学家当王的最高理想，转而求其次，也就是转到追求“次优状态的国家”的主张，那就是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乌托邦，也就是通过法律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治理国家的目的。他认为法律是实现国家正义必不可少的手段，在《法律篇》中他这样写道:“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3］柏拉图的这个转变非常重要，表明他从推崇以德治国到依法治国的转变。正像柏拉图设想的那样，西方社会的德治与法治最终走向了分离和分裂。在个人行为方面，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表现可以不一致，甚至在思想上可以犯法，但只要在行为上不违反法律规定即可。西方社会的与世俗政治最终也相互分离开来，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世俗政治可以用外在的强制手段进行管理，而则通过个体内在的修养和规范达成，二者不相互干涉。这是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特点之一，与中国崇尚德治、礼法并重的传统治理模式形成对照。孔子也曾在一个小诸侯国鲁国实验过他的崇尚道德、以礼治国的思想，和柏拉图一样，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与柏拉图不一样的是，孔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最初的理想和信仰，一直在坚持着他的“德政”理念，这使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直崇尚德治和礼治，而没有转向法治。孔子阐发的“礼仪”不仅是指个人的行为规范，还包括家庭、家族、宗族，乃至整个国家的行为规范，所以“礼仪”是上下贯通的，可见孔子所倡导的礼仪文化体现了一种整体观，这是把道德信仰与日常行为规范结合起来的表现。笔者认为，孔子的礼治思想更倾向于德治，他所倡导的礼仪规范既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更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内和外是一体的，不是分离和割裂的。他所强调的“礼仪”是由内而外的道德行为，道德与礼仪是贯通的。孔子以后的孟子则有舍弃外在礼仪形式，追求内在“仁义”的倾向，把礼仪内化为心理情感的准则［4］。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法家思想，法家强调外在的强制性，儒家侧重于内在的道德自律，并强调内在的道德信仰要与外在的礼仪行为和谐统一。事实上只有内外合一才能够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导致后来中国在治理社会上出现儒法并重的局面。前期儒家思想，也就是先秦时代的儒家思想是主张内外兼顾的，但是到了宋明时代，外来佛教主张内在的心性修养，强调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的修行路径，使儒家也开始追求内在的超越，这就使得传统的儒家礼仪更加注重内在的自省和自律，强调由内而外的思想行为规范和道德法则。所以传统儒家礼仪文化更强调个体的内在规范及内在修养，而非仅仅看重外在的形式和仪式。

三、中国儒家传统礼仪文化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