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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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着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着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着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着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着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着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着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着:“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论

回顾世界历史，其实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重商主义盛行的早期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就有不少西欧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当时的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国家意识日渐牢固，为强化西欧各国内部刚建起的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结构，各国竞相发展海外贸易，企图通过经济增长来强化自身实力，从而不可避免地政治会与经济发生冲突，因此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像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志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德国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相关对外贸易中实行关税保护的理论学说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间的密切关系。只是后来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潮相继抛弃了政治与经济统一的观点，认为“政治与经济应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结果世界政治和经济关系研究分为彼此孤立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1］

新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研究兴起于上世界70年代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对强调权力、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深刻质疑，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要求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重新评价，在经济等“低级问题”日益向“高级政治”转化的过程中，提倡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方法论的革命，用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关论著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1977）；克劳斯・诺尔的《国际权力：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75）；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1977）等等。到了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到了理论构建时期，作为该理论构建时期重要人物的罗伯特・吉尔平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作为其该时期重要代表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更是对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及流派进行了综合整理，并掺杂作者自身重要的学术思想。使得该书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重要论著。

“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这是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虽然世界绝不可能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存在，但国家和市场的相对影响确实在随时地变化着”，［2］吉尔平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阐述中，开启中了他创作本论著的思想之基。

按照吉尔平本人在该论著英文版前言所说的，他创作本书的意旨在于“对该领域反复探讨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课题的综述，……在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直抒己见的同时，我也吸纳了其他学者的思想和理论，……并加深我闪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3］因此本文思路脉络清晰，每章在重点介绍以前各派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思想观点的同时，适当介入自己的评论，并且不乏许多深刻的思想见解。在《国际关系：国作者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前三章里，作者介绍本书需要讨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问题。第一章从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中引出了国际经济学性质。第二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三大理论观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并进行了批判。第三章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在于结构变革，这种结构变革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经济中心转移；二是经济部门兴衰；三是经济一体化。

接下来的章节吉尔平探讨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的实质问题。第四章中，作者探讨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和持久效率这一主题。五、六两章讨论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等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问题。第七章作者在引用依附相关理论，评价关于国际经济对不发达国家福利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第九章分析国家金融体系在连接国际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维持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的虚弱本质对国际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最后两章作为总结性的两章评价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第九章讨论了国际政治的转变，第十章节讨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领域重要著作，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全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吉尔平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并不是纯粹的、枯燥乏味的空洞理论，无论是在综述别人的思想观点时，还是在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时，吉尔平都时不时地注重理论与现实结合，在书中，可以看到诸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介绍，具体形象的世界经济问题案例让理论显得鲜活而富于可读性。吉尔平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并不是说简单的有理论有案例，他这种结合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让人感觉是理论又是现实，是现实又是理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显吉尔平驾驭理论与现实文字的高超。

第二，引述介绍与自我评论相结合，在综述别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表明自己卓识观点，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在对别人理论思想进行综述时，作者都用单独一节表明自己的批判，并用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对此展开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展示自己的思想之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提出某种代替旧观念的新理论显然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从一点出发，我设法阐明我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间关系的理论。”［4］

第三，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交叉学科的出现是典型的表现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单靠某一学科的知识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来说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充分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充分展示了他丰富的经济、历史知识和政治理论的深刻见解。这些知识学科的综合运用，表明了吉尔平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他企图运用崭新方法来分析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世界。

吉尔平的这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它以发展的视野对长期争执的问题重新阐述。全书紧紧围绕国家与市场这对主角，以丰厚的经济学知识评述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评述中掺入国际政治学，形成了具有吉尔平本人独到见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吉尔平这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的努力对于20世纪80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全书中处处透露着美国霸权思维。在最后一章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中，在谈到关于政治领导问题，吉尔平更是当仁不让地指出，“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运行，需要一个领导。某种管理机制应能提供诸如稳定的货币之类的公共产品，并促进市场开放。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会有一些强大的诱因，驱使一个行为主体进行欺诈和损害其他行为主体，很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发挥管理和执行政策的作用。”［5］“几十年来，这种政治领导（或霸主责任）一直由美国承担着。”［6］这使得吉尔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吉尔平的这种霸权稳定思维实际上在为美国继续其霸权提供理论基础，吉尔平认为单靠美国一国霸权就能维持全球稳定是片面的。霸权稳定论中许多错误假设以点代面，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这是我笔者我不赞同的。当然该书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白璧微瑕，并不影响该书成为一部优秀学术著作。

注释：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345页.

[2][3][4][5][6]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页,第1页,第2页,第355页,第355页.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第3篇

纵观中国房价国情，高房价的问题已经日趋在几乎每个人心中留下了根深蒂固地观念。针对于此现状，不少猜疑接踵而至，但是，不管原因如何，归根结底，政府应该为此买单。诸如，从政府层面来讲，政府的腐败不作为；从房产商层面来说，无疑是房产商老总的巧取豪夺；从国际层面来看，国外人士利用在中国发行外汇、股票等一系列衍生产品，借机寻找盈利机会；看似除了政府监管这一层面之外，还有别的其他原因，仔细分析，政府层面的责任不得不说是最主要的，同时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

我们的政府在房地产价格的涨幅问题上究竟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或许，我们每位国人都应该熟知，政府利用一些宏观调控的手段，比如说，严格控制有关部门针对于房产商需要的土地这一固定资本，也可以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有效地使银行的贷款利率降低，使得房产商的投资成本下降，从而起到房价有所缓和的状态。当然，以上的分析，只是一些\显的知识概述。本文主要是要从政治经济学这一角度，来对房价持续走高的问题进行剖析。

中国房价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作为既是商品，又是生活必需品的住房，当前过高的房价问题，所带来的弊端也是日益加大的。这种现象，带有严重不健康的经济运行态势，而且还会使得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拉大，从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国家社会发展不安定、不和谐。那么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中国房价的一直上涨问题，究竟有什么深层次的内在原因呢，本文将针对此展开相关的论述。

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学，它主要是站在阶级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的脉络。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理论分为三大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中与高价房产紧密联系的，利润率、地租理论以及其他相关理论都在政治经济学当中有所体现。

房地产企业既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那么不得不考虑的就是企业的成本，其中包括有成本价格理论、地租理论、以及利润率理论。通过分析这些理论来分析中国房价问题。从成本理论来看，在房地产构建中建筑材料、建筑设备折旧以及土地成本这些均作为不变资本，成为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然，除了不变资本，还有流动资本，包括沙土、钢筋等。因为当前煤、电、油等能源价格的提升，相继带来的连锁反应，使得原材料价格、运输成本的增加进而带来的建筑材料价格的提升。属于固定资产范畴的建筑设备折旧，在房地产价格中所占的比重不高甚至是下降。这个趋势，同样适用于前面所讲到的建筑材料这一成本所表现出来的趋势，随着中国劳动力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建筑材料成本依然是下滑趋势，印证了马克思曾说的：“随着劳动力水平的上升，带来的是与之相关的生产部门产品的价值降低，进而，生产费用减少。”但是，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建筑材料、建筑设备折旧都不是中国房价上涨的原因。

此外，成本学说还体现在可变资本中。房地产的价值是由建筑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期间，众所周知，我们国家为人口大国，所以不缺乏的就是我国的劳动力。现阶段，在我们国家，尤其是农村地区，还留有大量的农民（作为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看似没有直接在房产生产资料上做贡献的，其实这部分人也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建筑工人的劳动、设计人员的劳动，根据当前现实情况的分析，两者所占的比例在房地产价格中只降不升，在总体房价价格比重中几乎是不受影响的。所以由此可以得出，可变资本中的建筑劳动和设计人员的生产劳动也不是构成我国房价上涨的本质原因。

对于地租理论，土地成本费用要和建筑物机器折旧费连在一起进行计算考量的。而非是计算入无形资产，这样会破坏产权人在土地试用到期之日的重新购置。在中国，国家的土地所有者是国家。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定义为：房产商以一定的资金形式向土地的所有者一一国家，交付一定的租金，来获取土地的使用权。并且土地使用权在房地产生产中被一次性使用完，所以也是一种固定资本的表现形式。然而，土地所在的城市、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用途等方方面面的条件决定了土地的地价款。换句话来理解，即为在不考虑房屋本身构造的前提下，土地价格的高低与所处位置的是否发达程度以及距离市中心的远近程度呈正相关的。由此，我们可以考虑到政治经济学中提到的级差地租这一概念，涉及与此的有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这一概念的涵义就说到了它是针对于绝对地租而言的一种相对概念。其中，中优等地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和劣等地农产品的社会价格之间的差额构成了超额利润。

从利润率角度来看，在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利润率是资本主义企业，或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投资项目的相对收益。这一概念正是体现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利润率公式。利润率反映企业一定时期利润水平的相对指标。研究分析利润率这一概念，对于明确企业的收支状况以及企业间的横向比较都具有不可多得的作用。回到房地产问题而言，作为一项特殊的商品，房产，开发商在投资房产时候，要求企业有更高的利润率。显然，利润率成为房产商衡量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之一，本身房产商有着房价的价格权，当风险来袭，那么，自然而然房产商对于利润率的要求程度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

一般来说，房产商销售土地到下次再次进行土地购买生产都需要四至五年的周期。对此，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的是，任何企业只要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都是具备一定风险的，但是房产商往往每次都能顺利度过难关。其实，这正是周期的秘密。蕴含了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也是房产商进行投资的一系列周期与房产商实际运营操作之间的关系。

中国房价引发的相关问题

列宁说：“奴隶就是劳动工人把劳动果实交给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人”。本身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充分说明了经济基础的重要意义，那么，经济无论对于国家而言，还是对于我们居民个人而言，都是必不可获缺的物质保障。此外，经济给国家、个人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如何协调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历来都是各个民族演进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

国家政治保护制度和官僚集团进一步瓜分人民财产利益的再分配政策，国家的这种强盗行为若换成私人，则称为“偷盗”，是违法乱纪的行为，要受法律处置的；人民被政府所管辖，我国政府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高房价还需要政府这个强有力的主体及时进行调控、管辖，否则不仅对国家经济发展还是人民带去的只能是愈演愈烈的灾难。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第4篇

一、我国经济模式的政治学分析

（一）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背景下，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体制机制，同时又彰显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在这一经济制度下，我国也逐步展开了所有制、产权制度等的改革与发展，也收到了较好的执行效果。该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一方面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另一方面也从本国的国情出发，立足于我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当前的时代背景，体现了中国特色。该经济制度不仅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立了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社会制度，同时也促进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使我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更加灵活、变通，丰富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形式。

（二）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创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支持我国经济变革、政治建设、社会发展的必备之举，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仅承认了公有制的主体经济制度，也同市场经济体制有效配合、相互支持、同步促进。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既有区别又有一定联系，其中的相同点在于都是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调节各个生产要素的合理分配，发挥市场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提倡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具有强大的国家干预功能，能够有效规避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影响，体现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

二、我国经济模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加快，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国经济模式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过程，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我国经济模式发展经历了下面几个阶段：

（一）比较经济学范式

经济改革初始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理论改革也持续进行，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演变方面缺少理论支撑，因为无论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不足以形成支撑市场经济体制理论，此时，比较经济学地位开始上升，当时中国极为推崇科尔内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协调”理论，以及其他著名政治经济学者提出的股份制理论、企业改革主线论等，都为中国当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比较经济学理论对于我国的经济模式的发展指明了出路，支持我国最广泛、深入地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经济发展模式，促进我国灵活吸收、积极借鉴国外经济发展中的先进制度，它推动着我国逐渐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中脱离出来，逐渐探究、探索，直至走向市场经济制度，支持并促进了我国经济制度的发展与正向变革，然而，其劣势与缺陷也极为明显，体现在：缺少规范性，虽然可以立足于实践来对比、分析当前的经济制度，然而，却忽视了制度转移理论的发展。同时，该理论的发展相对抽象、无法实用与实际。

（二）政治经济学的范式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发展进入全新阶段，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获得了突破性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已经运作并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日益兴起，不断地发展并完善着中国经济模式。我国开始依托于政治经济学范式来探究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总结出以下关键点：中国特色经济模式受到关注，严格区分于普通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模式明显体现出：四大主体形态，具体为：公有制为主的多样化产权体制，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发体制，国家主宰型的多结构市场体制及自力主宰性的全方位扩展体制。自从实行了改革开放制度，我国越来越放眼看世界，逐渐吸收并学习国外先进的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将国外先进的经济制度同我国国情相结合，打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现了中国模式、彰显出中国特色。总的来看，我国的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同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经济模式的完美结合，是将中国国情融入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敢于灵活运用，解放思想、事实就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创建了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

三、总结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贫富悬殊 政治经济学 分析

一、当代中国贫富悬殊成因的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1.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

我们搞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就要发挥作用。价值规律会导致分配上的不公平，促进了商品生产者两极分化，进而会起到导致贫富分化的作用。在社会上，某一部门生产不足时，该部门产品价格就会上升，就会吸引商品生产者投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反之，该部门生产过剩，商品生产者又会从中撤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转入有力可图的部门。这样，劳动生产率高的，竞争力强的企业往往获得较高的收入，因而越来越富。而生产条件差的，无力提高生产率，则竞争力差，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收入甚至亏损以至破产。这种分化，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竞争的结果，实际上却是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

2.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

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中包含了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存在会伴随资本积累的存在。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这些资本家通过对广大劳动者的剥削积累大量资本，而这些资本或是用于进行简单再生产，或是用于进行扩大再生产以便获取跟多的剩余价值。大量资本的积累是建立在对劳动者剥削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劳动者只会越来越穷，而富人那些私营企业主和外资企业的老板只会越来越富。

3.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作用

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资本家相互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资本家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资本家就要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资本技术构成。而资本技术构成提高的结果是，总资本中的不变资本增长速度相对加快，使资本价值构成提高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个别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又会引起部门及整个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4.分配制度不完善

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其中的多种分配制度中就包括按生产要素分配，而在按生产要素分配中，又主要是按资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弊端就是会造成贫富的悬殊。因为每个人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种类的不同，要素所有者所获得的收入就必然有差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拥有生产要素的差异性是产生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拥有优势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会有更多的机会富裕起来，积累大量资本，又利用手中的资本进行到下一次的赚取利润的良性循环中。而另一部分缺乏生产要素和资本，能力和机遇又差的弱势群体他们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就弱，就必然导致这部分群体在获取收入和积累资源资产上不如拥有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人。

三、贫富悬殊的政治经济学求解

1.深化分配体制改革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分配政策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措施，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平问题。现阶段我国居民的贫富悬殊问题，表明政府的分配政策还很不完善。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分配制度进行改革。

①建立和完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是保证一个国家社会稳定，一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要加大社会筹集资金的力度，做好保障金的征收工作。要严格管理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确保各项基金的管理的规范和使用的安全，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逐步加快对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的改革，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按时发放，保障广大职工群众的医疗，确保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提高单位及个人的参保率。

②建立和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供工资最低水平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维护劳动者权益，调整劳资关系，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建立和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广大职工要积极地自发的组合起来，把分散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会组织，要强化工会组织的力量，形成一支强有力的代表工人权利的队伍，以此来和企业进行协商，增加工人在协商中的话语权，以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

③开征遗产税、馈赠税和奢侈品消费税

财富的馈赠和继承都是财富的转移，对于受赠者和继承者来说，不会付出劳动就得到一笔财富，而这有悖于马克思的劳动是来源的理论。对于其他社会成员来说也是不公平的。目前我国贫富悬殊矛盾比较突出，富人的豪掷千金和穷人的食不果腹形成的鲜明的对比，开征馈赠税和遗产税有利于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实现社会公平。

参烤文献：

[1]《对我国贫富悬殊的思考及对策》（《台声·新视角》2006第一期 P283业）张航 中国地质大学管理学院

[2]《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价值与障碍及其实现路径》刘素华 《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学报》第25 卷第2 期2010 年6 月出版 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