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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艺术符号 生命之呼吸 感悟 联想 真实
绘画凝结着时间和空间的形象,如何使画面静态的形象具有能动的力量,从一种呼吸到另一种真实,那取决于绘画艺术独特的表现方式和表现手段——线条、色彩、形体。
绘画艺术语言中的第一要素是线条,是最基本、最主要、最生动的部分。线条是绘画的骨骼和轮廓,更是绘画的气势与神韵之所在。正是在线条的运行与变化之中,形体与色彩融合一体又交相辉映,因此,在绘画艺术中,线条作为一种艺术语言,是绘画艺术家从万千世界中提取出来的赋予了艺术生命的高度抽象化的艺术符号,也赋予了生命之“呼吸”。
不同形态的线条,往往引起人们不同的感知,如水平线使人感到平稳、安静;斜线使人感到烦躁与不稳定;曲线给人一种流畅柔和的感觉。
中西方绘画都始于勾线,后来西方绘画虽然向以面为主体的造型发展,但凡是有所成就的画家仍然重视线条。“西画的线条是抚摸着的肉体,显露出凹凸、体贴轮廓与把握坚固的实体感觉;中国画则以飘洒流畅的线纹、笔酣墨饱、自由组织,暗示物象的骨骼、气势与动象”(宗白华语)。和西画相比,在中国画中线条占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甚至被一些大师认为是中国画的根本。中国画一向坚持以线造型的原则,并赋予线条以内在生命力和个性特征。WWW.133229.cOM著名画家石涛在他的专著《画谱》中把线条称作“画之法”,并把“立一画之法”作为贯穿全书十八章的中心思想。书中把“赋形”的手段归于“一画”。他认为山川人物之秀丽、鸟兽草木之性情、池榭楼台之矩度均离不开勾画的“一画”,“自一以至万,自万以至一”,“亿万工笔画,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
色彩是绘画语言中最具覆盖力、最具表现力、最富情感力的部分。如果说线条是绘画的骨骼和神韵,那么色彩就是绘画丰腴的肌肤和饱含的情感,给已有的呼吸充实了血液,从而去转向一种真实。绘画艺术中的色彩是画家眼里的万千世界,更是画家胸臆中的情感,艺术家正是通过各种色彩的组合搭配和浓淡轻重的变化,使画面形成不同的色调。从客观上说,色彩是增强画面逼真感的重要手段;从主观上讲它又是传达作画者感情的重要手段。“色彩的美感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人的视觉对色彩有一种经验感受,不同的色彩往往引起人们不同的联想,从而使人产生不同的生理和心理反应,这也说明色彩具有表情性和寓意性。审美时把这种联想分成两个层次,即具体联想与抽象联想。具体联想如从红色想到火,从白色想到雪,从蓝色想到天。抽象联想则是在具体联想基础上升华出的抽象观念,如绿色代表着生命、希望,黑色代表不幸、终止等。进一步则更为抽象,它唤起感觉,或冷或暖,或激越或舒缓。
西方古典主义绘画非常重视描绘对象的真实感,强调绘画的模拟状物功能,看一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画家达·芬奇的作品《蒙娜丽莎》、提香的《玛利亚》、库尔贝的杰作《石工》,运用古老技法,强调色彩为绘画的灵魂。现代主义画家认为色彩自身就存在主体意义,把色彩的审美价值提至相当高度,如凡·高的《向日葵》突出了色彩的生动感和表现力。凡·高的画完全解放了绘画的整个灵魂,后来现代绘画中整个表现主义绘画流派,直接受到了感召。中国画的色彩在运用上主张“随类赋色”,比如自隋唐迄今,山水画多用石青色填色,所谓“青绿重彩,工细巧想”。这种赋色方法,一般不是为了客观地描绘对象,而主要是为追求画面的艺术效果。
绘画艺术语言中最具辩证关系的是形体,也最具隐喻倾向,因而也是最见功力的部分。在绘画艺术中,形体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形状”与“体量”。作为一种艺术语言,它更主要的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寓意,一种倾向。它从宏观上、全局上设置辩证与统一的整体效果,这种效果不仅是外在的、直观的,更主要的是内在的、象征意义上的。构图的目的是根据作者的创作意图,按一定的章法在画面上设置和处理表现对象的位置关系,把各种形象有机合成一个艺术整体。构图不是对客观事物的自然堆砌,而是艺术家自觉地通过运用实践形成的均衡、对比、同一、数比、节奏、韵律等基本规律。这些规律很大程度上来自人们的视觉习惯,比如向心式的构图,常常给人一种凝重、庄重、紧张的感觉;离心式结构则给人一种轻松、奔放、活泼的感觉,因此不同的构图必须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意向和艺术氛围。如果说色彩是“血液”,那么形体构成则是“骨架”。通过线条的“呼吸”,那么一幅完整的画面通过这些绘画语言走向真实。画面整体性的效果最终达到形体的写实性与象征性的融合、静态与动态的融合,达到了艺术家深层次审美取向的追求。
东方与西方在美学观念与审美情趣上存在着一定差异,西方传统绘画注重客观的真实再现,采用焦点透视,因而画面上出现的空间是静止的,真实有限的空间与客观规律相一致。中国画的构图则不拘于特定时空,而是根据作者对对象的领悟理解,去“立意定景”,采取运动式、鸟瞰式的多点透视或散点透视,体现出中国绘画在构图上的自由开阔、灵活多变的特征。
综上所述,绘画艺术的语言通过有机的结合形成画面的感染力,画家对生命力的感悟动情于创作主体,有其情必有其势,从一种呼吸到另一种真实,在此引导下,可以进行夸张处理,以求更强烈地表现出生命活力及富有个性的作品。
参考文献:
[1]宗白华著,《宗白华文集》,商务出版社,1986年
作为语言文学学科的语文,在其教学中需要遵循它的内在规律,而大量阅读则是适应这种规律的具体表现。一个人若是语文水平不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阅读太少,阅读贫乏者,一定是语言贫乏和思想贫乏之人。承载阅读内容的媒介对阅读活动有着重要影响,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让手机阅读步入“”时代,手机报、手机杂志、手机电子书已深深植根大学生活,大学生传统的纸媒阅读习惯逐渐被移动化、数字化的手机阅读取代。当大学生徜徉于移动互联网这个信息的海洋,发生着随时随地的阅读行为,其思维模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及社会关系不断承受冲击之时,肩负人文素质培养及母语能力提升重任的大学语文必须思变。
二、移动互联网给大学语文教育带来诸多挑战
1.网络的及时便捷冲击了传统教学形式。
20世纪末互联网进入中国时,师生拘泥于课堂的传统教学形式就开始经受冲击,移动互联网的诞生,让这一矛盾格外尖锐。移动互联时代,信息随身携带,无处不在,轻触屏幕,世界尽在眼前。毋庸置疑,移动互联网必将也正在颠覆传统教育,这对凭借一本教材、一块黑板、一根粉笔、一张嘴进行教学活动的传统语文教育构成了巨大冲击。很多教师都有这样的体会,课堂上学生们喜欢埋头玩弄手机,大多数是利用手机在进行阅读,这是学生在主动学习,也是对传统课堂的无声反抗。但在我国,大多高校的语文课依旧采取传统授课方式,教师讲学生听,讲者声嘶力竭,听者昏昏欲睡,教学效果也就饱受诟病。是学生群体性地不爱学习?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是我们的教育方式偏离了学生的期待视野,没有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扼杀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2.碎片化阅读造成学生学习浅思考。
碎片化阅读的主要表现就是,阅读的时间不具有连续性,而这种阅读模式往往存在于手机和电脑阅读之中,以及或是长的内容被拆散后,通过零碎时间进行阅读的一种方式。手持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或是课后休息时间来进行不间断阅读,以及习惯性的刷新微博已是一种风尚。根据大学生的上述阅读偏好,目前出版界也在探索“微博图书”的构建了。碎片化阅读虽有快捷、及时、交互、充分利用零碎时间等优点,但大量挤占了大学生深度阅读的时间,使之习惯于通过搜索、提问或者交互来形成对碎片化知识的习得,而逐渐丧失了阅读经典和具有哲理性文字的耐心,这种满足于浅尝辄止,一知半解,也就难以建构起他们科学、系统的知识体系,也将阻碍他们思维能力的提升和思辨能力的形成。正如研究阅读的权威专家、美国心理学家玛丽安娜•沃尔夫说:“我们并非只由阅读的内容影响,我们也被阅读的方式所定义。”她认为,网络所倡导的将“丰富”与“时效性”置于首位的新阅读方式,已经削弱了我们进行深度阅读的能力。
3.多元文化语境中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疏离。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异彩纷呈,也相互碰撞,几乎任何国家都存在着多元文化。对此,中国也同样存在。特别是在当前的诸多文化撞击中,各类型的流行文化又不断侵蚀着传统的价值观和人格精神,这是当下中国特有的文化镜像。作为全球性的传播媒介,移动互联网极大地扩展了文化传播的场所与范围,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汇、交锋与交融,也极大地影响了大学生群体的文化视野和价值取向。多元文化给当代大学生提供了多向度的价值选择空间,开阔了他们的文化视野,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内容,促使他们形成开放包容和求异创新的思维方式,但与此同时,不同文化的差异、矛盾甚至冲突,增加了他们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难度,影响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博大精深、民族特色鲜明的优良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结晶,是华夏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当他们疏离传统文化,无异于在割舍其生存的根基与灵魂。
三、大学语文教学积极应对挑战的策略探究
对教育而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可能是福音,也可能是灾难。“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大学语文教育若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则是福音,否则将是灾难。
1.构建网络教学平台。
走向开放是大学教育的大势所趋。放眼世界,适应这一趋势的新型网络公开课大放异彩。自2001麻省理工学院率先启动网络课件开放工程,逐步将该校全部课程资料在网上公布,让全世界任一角落里的任一网络使用者都可免费取用,耶鲁、哈佛、剑桥、牛津等世界众多名校纷纷跟进。2011年国内知名网站上,一批由耶鲁、哈佛、牛津等名校名师讲授的视频课引起网民,尤其是大学生的热捧。建设开放课程在全球已呈燎原之势。在语文教育领域,我们应该构建和利用网络教学平台,丰富网络教学资源,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2013年6月,首批通过“爱课程”网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的120门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中,就有南开大学的《大学语文》。笔者认为,尽管这是一门建设得非常好的精品资源共享课,课程网站不仅有全程教学录像,而且有丰富的教学资源,但未必适合全国2000多万大学生学习使用,尤其是高职院校和成人高校的大学生。《大学语文》是一门公共基础课,受众面广,且教学内容极其丰富,各高校一方面要向学生推荐优秀的网络教学资源,同时要开发各具特色的网络教学平台,将真正的精品资源呈现给学习者,而绝不能提供次品、残品或废品。
2.培养深度阅读能力。
阅读是意义的建构过程,这一符合语言学科教学规律的认识意味着,需要增强大学生文本阅读的深度,唯有这样才能在“干中学”的学习效应下提升他们的文学修养和语文应用能力。反观当前大学生的阅读习惯,所谓的互动性、趣味性阅读已导致他们在文章写作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火星文”。众所周知,浅文本往往导致浅阅读,有张力的文本才可能带来深度阅读。在异彩纷呈的移动互联网世界里,语文教师要帮助学生遴选高质量、有深度的阅读文本,选择严谨而深刻的文本信息。再者,在进行深度阅读时还需要激发起大学生的参与意识和探究意识,大学生需要在文本的语言、内涵、审美张力产生相应的应力。可以这样说,“潜心会文本”和“多维度交流”是深度阅读最突出的特征;另外,随着阅读活动的展开所发生的理解、迁移、创造等主观能动性活动又是深度阅读的功能定位。为此,教师在其中应扮演着引导、组织、互动的角色。通过对这些角色的扮演,来引导学生参与到文本信息的思考中来,并组织学生之间形成思维的碰撞,并最终在相互互动中增强学生的文学感悟和应用能力。再者,教师还应充分挖掘切实可行的教学形式,利用原始文本材料来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概括力、思辨力等,以及借助类比和对比性分析与鉴赏等作业促使学生对文本的深度感悟和转化应用。
3.发挥文化教育功能。
[关键词]影视;文学;互动;融合;改编;叙事方式
文学是所有艺术中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而影视出现的比较晚,被称为“第七艺术”。影视尽管从早先的艺术门类中汲取营养,但它不是哪一种艺术的分支或变种,而是一门具有独特表现力的综合艺术形式。影视艺术依靠光学技术,已经从戏剧、文学等所创造出的表意手法和认识手段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形成一种独立于文学之外而又频频眷顾文学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形象化地把文学看作是众多艺术发生发展的“母体”,而影视等艺术则是它养育的“子女”。它们有着共同的文化起源,却又以不同的表现方式给人类提供着心灵的滋养和精神的愉悦。文学和影视各自生成的演变史大大丰富了文学与图像符码各自的叙事能力。它们之间血脉相连,具有一种内在互动的密切联系。
一、影视和文学在相互融合中变异与借鉴
法国理论家乔冶・萨杜尔说过:“一种艺术决不能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产生出来,而突如其来的在我们眼前出现,它必须吸取人类知识中的各种养料,且很快地就把它们消化。电影的伟大就在于它是很多艺术的综合。”影视艺术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综合了其他各门艺术的多种元素,并经过自身主体性整合而呈现出特有的艺术表达功能,具有时空统一性、声画可融性、表现综合性和形象逼真性的艺术特征。影视艺术是在文学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利用现代社会的科技手段才蓬勃发展起来的。它作为一种以线形方式来安排信息的“马赛克式”艺术,是通俗的、大众化的、生活化的。受众从中寻找知识、思想,也寻找感官愉悦,建立情感依托和精神支柱。正如宗白华所说的:“在这里,物的感性的质、光、声、色、热等不是物质所固有的了,光、声、色、热中的美,更成为主观的东西。”
但是作为“遗传”,文学和影视艺术必然有其相通之处,理论家荒煤就说道:“我们电影要上一层楼,主要靠文学,没有文学的基础,电影是上不去的,世界上许多著名电影,大多是长篇小说改编的。”这或许有点绝对化,但却说明了文学对影视有着很强的心灵感召力。当代中国文学在题材选择、主题发掘、人物塑造、价值取向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给影视艺术的发展以多方面的启迪。正如当代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所说:“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有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都不会存在。”文学为影视艺术提供再创造中必定会产生变异,那么它就不大可能像中国文学那样成为只供特定接受群体欣赏的单纯艺术;对受众而言,它也就不会仅仅局限在有限的审美领域,而是要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它超越了艺术的美学范畴而扩展到整个社会文化之中,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方式、语言方式、交际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通过它而获取了一种新的语言符号――视听语言(这是文学所没有的),这种借助图像符号的视听语言,使人无意识地被灌输和储存信息。视觉上的刺激性带来心理上的挑战感,而画面和音响效果的配合,能使人内在的情感受到充分提升和升华。而视觉图像成为这个世界最基本的面貌,而分析和批评图像被看作当代人最具有发展潜力的能力之一。正是在显示和认识现实中,当代人实现着完全意义上的沟通、对话和共享。
而对文学来说却没有这么明显的优势,在这方面,它是以弱势出现的,因而影视的强势功能也慢慢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影视艺术确实带给文学诸多启示,仅就蒙太奇技巧对文学的影响就不可低估。自它诞生以来,格里菲斯、爱森斯坦等相继拓宽蒙太奇的实用领域,使蒙太奇成为当下影视中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之一。而且影视中的其他技巧如平行剪辑、快速剪接、快速场景、声音过渡、特写等都开始被小说和戏剧借鉴而应用。
总之,当代中国文学的多种元素被影视所同化与吸收,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影视艺术成为时空综合的视听艺术,而影视的先进技巧也被文学所模仿和利用。所以,当代中国文学和影视艺术在“技”和“道”的层面上互相学习,互相渗透,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作出适合各自生存发展的明智的审美选择。
二、影视和文学在相互改编中各自坚守与创新
自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荡涤着人民稳定的心理结构,人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存状态乃至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都在解体中重构,实用功利主义原则抢占了话语霸权的制高点,并以强者风范渗透到包括文学、影视等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所以现当代文学与影视的默契在风雨飘摇中凸显出变异和凌乱的势头,而改编(以小说居多,不仅是精英小说,还包括武侠和言情小说)则成了这一桥梁的“捷径”。
一些影片把人们所熟悉的典型形象搬上了银幕,再现了各个时代的历史风貌,使经典文学作品得到了新的意义诠释,有力地促进了影视艺术的发展,同时也为名著改编影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有些影片演火了,也被改编为小说。那么改编应遵循什么原则呢?鲁迅先生在给孟十还、山本初枝等的信以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和《(阿Q正传>的成因》等文章中,针对别人改编他的作品或他人改编别人的作品发表了许多中肯意见,并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改编要尊重原著的创作意图,二是改编要正确地把握人物性格逻辑。”改编既要有坚守原有剧情的孤独意识,又要有拓宽新视野的合作精神。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力图挖掘民族文化的第五代导演,如张艺谋、陈凯歌等就做出了榜样。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天才的专业禀赋、传统的文化底蕴以及时代赋予的开放性思维模式促使他们在艺术殿堂里纵横捭阖,并把自己深刻的哲学、文化和历史的思考融进了影视本体,他们的经典之作几乎都是改编而来:张艺谋成名作《红高梁》由莫言同名小说改编而成;《黄土地》其母本为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张军钊《一个和八个》源于郭小川同名叙事诗;刘恒《伏羲伏羲》改编成《菊豆》等。在改编中,他们仍然保持与原著思想的一致性,坚守阵地。
但由于带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艺术体验,又以一种非合作的姿态去审视本文,使其呈现出与原著不尽相同的艺术风格和个性色彩。影视对文学作品进行二度创作,有利于导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且相对缩短的生产――流通时间更符合影视商业产业化的运行规则,所以目前我国影视改编文学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不仅使编导者名利双收,而且让文学及其创作主体也因此而获利受益,作家借助影视抬高身价,文学文本也备受青睐。
但是,影视与文学毕竟有很大的不同,德国学者克拉考尔 说:“小说和电影也互有不同:它们形式特征毫无共同之处,它们所抓取的世界也互不相同……这些形式特征表现在对时间、速度、空间和表现角度(视角)等元素的处理上……”又说:“一切小说都侧重于表现内心的发展或存在的状态。”“电影倾向于表现一种仍然跟物质现象紧密地仿佛由一根脐带联结在一起的生活,而它的情绪和理智内容即来自这些物质现象。”现当代文学名著本身就是一个较完美的结构体系,其中的形象塑造和内涵张力具有无法替代的稳定性,所以改编可能造成其稳定系统的失调,这对改编者的创造力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它要求编导者有创新的勇气和新颖的视角,重新构建一个和谐的稳定系统。而这种系统的转变最明显受到影响的便是“话语”的“改头换面”,所以需要探讨文学和影视的“话语”。
然而,影视艺术作用的结果反映在人们对影视与小说关系的认识上,表现了小说对影视艺术的屈从和依附,于是便产生了“趋影视体”小说。就文体特征而言,“趋影视体”主要表现为叙事的大众化和话语的程式化。其结果是小说与影视剧本之间的差异被削弱,小说的“味中之味”被消解。这种文体在追求环境描写的视觉造型、简洁明快的对话和蒙太奇结构,更多地融入了影视艺术的技巧、技法,体现了鲜明的影视化倾向,同时仍保持小说的独立品行。特e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小说家在影视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度创作,将视听符号向文字符号转换,这就是产生的小说“后生”现象。
三、影视和文学以不同的话语模式影响着对方的叙事方式
从符号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观赏艺术(当然包括文学和影视)的过程就是受众对艺术文本的解读过程。这个过程不仅要靠视觉暂留视像的生理机制,而且还依赖于受众的想象、联想与记忆,依赖于对形象与情景的再创造。受众对艺术文本信息的接受,是一个感知、理解、想象、情感多层次复杂构成的心理活动过程。
尽管在文本本体上影视与文学话语模式不同,但文学的叙事方式与其想象世界之间和影视的叙事方式与其虚构世界之间有不少共同点,即都可以采用各种组合切割的叙述方式。
美术、文学、音乐、绘画等诸多艺术都是人类凭借不同媒介用以书写话语的不同方式,即不同的话语形态。影视也是一种语言活动,它的语言话语只是指运用影像画面和声音“说话”、“写作”造成各种表现效果的艺术手段,如摄影、照相、剪辑、音响处理、录像等,既包括电影制作者个人用摄影机(录像机)“写作”、“说话”,又包括这种“言语的沉淀”。帕索里尼认为,电影话语可分为语素和影素,语素作为意义单位相当于镜头,影素作为定义单位则相当于现实中的客体和动作,它们各有自己的自然而非约定俗成的意义。影视的语言是一种直觉符号的语言,影视就是利用这种独特的话语模式把信息输送给观众。而文学话语不是直觉符号的语言,它是文字符号的选择和编码,并通过编码传递给读者信息,其实包括影视在内的一切艺术既是“话语”,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语言”,就在于这些艺术的媒介诸如线条、色彩、图像、形体、影像、声音等,都是信息载体,都是意念和情感的物质性载体和思维工具,都具有类似语言的传播功能。影视借鉴了文学中的人物刻画功能,也具备了行动元和角色的双层作用,而人格特征的塑造以及人物自身的同一性和独立性又构成其“角色”的作用,影视的叙述话语与视像构成产生丰富的变化,具有文学意义上的象征、隐喻、哲理式的叙述话语与视像构成逐渐成为影视艺术创作新的语言系统。
一、中学生作文互批的理论依据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养成修改自己作文的习惯,修改时能借助语感和语法修辞常识,做到文从字顺。能与他人交流写作心得,互相评改作文,以分享感受,沟通见解。要注意考察学生修改作文的态度、过程、内容和方法。通过学生的自改和互改,取长补短,促进相互了解和合作,共同提高写作水平。
新课程关于改革学习方式、改革评价方式的理论。它认为,改革学习方式和评价方式是实施新课程的核心和关键之一。作文评改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与评价方式的改革。这些必须着眼于学生潜能的唤醒、开掘与提升,促进学生认知、情感、态度与技能等方面的和谐发展,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必须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和学生的独特需要,促进学生有特色的发展,必须关注学生的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的形成,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教学应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帮助他们树立主体意识。”“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面向全体,全面发展,主动参与”的素质教育观。“学生为主体,教师为指导”的师生观。“独立性与依赖性相统一”的心理发展观。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在师长的教诲与同伴的帮助二者当中,更容易选择后者,因为后者的平等对话更容易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对学生作文评改有许多精辟想法,他说:“我当过语文教师,改过的学生作文不计其数,得到一个深切体会:徒劳无功。”他认为“修改作文的权利首先应该属于本人,教师只起引导和指点的作用,该怎么改,让学生自己考虑决定,养成自己改的能力”“学生对自己的作文进行自评自改的过程,就是他们写作水平提高的过程。”
关于作文的互批问题,魏书生老师早就给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表率。
二、中学生作文互批实施方法
(一)合理组建互批组
同伴互批写作活动是以互批组为基本组织形式,以同伴活动为主体,通过同伴在批改中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分享知识和经验,从而达到共识、共享、共进的一种活动过程。其中互批组合理组建是保证互批活动顺利进行的关键。互批组划分应本着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原则,互批组划分要考虑到性别、性格的因素,互批组划分应根据学生语言学习能力、语文知识水平和语言技能等将学生分成优等生1人、中等生二人或三、四人、后进生1人,安排在一起,组成互批小组(组内人数控制在4~6人为宜)。这样分组能使组与组之间的水平相当,有利于互批组之间的相互竞争,也有利于组内成员之间相互帮助,共同提高。
(二)互批组成员分工
刚开始互批活动时,可先由教师指派学业好、组织能力强的优等生担任互批组组长,负责组织、管理、主持讨论工作,确保每个同伴都参与互批活动。中等生担任互批组的主要批改工作,后进生记录批改结果等。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后,若各成员能适应这种批改方式,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小组重组或组内角色轮换,使每个互批组成员都能从不同的岗位上得到体验、锻炼和提高。
(三)分项评价和总评语项目
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学生给学生写评语的困难,我设计了七条眉批分项评价项目和七条总批评语项目。
眉批分项评价项目有:①格式是否正确,卷面是否整洁,标点符号有几处明显的错误,强调句号、引号、叹号、问号、省略号的使用;②错别字有几个(要将错别字在原处打上标记,并且写到批语处);③优美句子在原处划浪线,说明美在哪里;④分段是否合理,段意是否清晰,自然段之间的过渡语是否自然;⑤病句要在原处划横线,再在批语中写清病在何处;⑥表达方式是否符合作文指导的要求;⑦语言是否简练、流畅、深刻。
总批评语项目有:①书写字迹;②首尾呼应;③环境描写;④事件详略;⑤细节描写;⑥修辞运用;⑦立意情感。
总评(将总批评语项目叠加之后就可以成为总评语),如:“本文字迹马虎,首尾基本呼应,环境描写不够,详略得当但缺少起伏,三处运用了修辞手法,情感真挚,但立意缺乏深度。”
(四)作文互批的程序及要求
1.自评自改。学生首先对自己的习作围绕批改评价项目进行修改与评价,除此之外,要求学生简介此次习作的写作思路与写作后的反思。
2.成员互改。互改时要求对照批改评价项目,写好眉批、旁批和总批。批改时,遇到疑难由小组集体研讨解决,解决不了的举手询问老师,请求老师解决。批改结束签上批改人姓名。
3.组内交流。小组成员互换批改好的作文进行阅读,针对批改情况,提出中肯的意见在小组内讨论。作第二次修改、订正。
4.习作回归。作文发回各写作人,根据他评意见对自己作文质量再认识。组长组织对批改过的作文进行评比,选出优秀作文,如有很多问题的作文也要选出来,填写好本次作文的《批改记录表》交给老师。《批改记录表》主要包括姓名、作文题目、作文优点、存在不足、同伴评分等项目。
5.教师再评。这是批改的最后环节,也是关键的环节。客观上,学生互批会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如果教师不及时再次评价,很可能会因为学生的误批会把学生引向歧途。教师再批主要从《批改记录表》中获得信息,留心学生批改的评语和作文本身的内容是否一致,特别要关注记录表中得分较高和得分较低的作文,看是否有误批现象,如有,要及时调整。教师批改是高效活动,涉及习作者和批改者的双向指导。理性的批语会使学生得到多层面的提高。
关键词:互文性翻译;《牡丹亭》;语境重构;音乐性传递;意象传递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1-0388-02
近年来,针对戏剧翻译的研究越来越多,而戏剧唱词的翻译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唱词极富音乐美、意象美和意境美,译者应尽最大努力将其传递到译入语文化中。本文作者认为,以语境重构为核心的互文性翻译理论对于戏剧唱词的英译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并指出,在互文性翻译中,情感上的互文性应优先于文化互文性和语言互文性,以激起译文读者的情感共鸣。
一、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
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著名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首次提出“互文性”一词。在向西方社会译介巴赫金作品的过程中,克里斯蒂娃继承并发展了巴赫金“对话主义”,由此提出自己的互文观。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拼凑,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Kristeva,1986:37)。克里斯蒂娃的互文观强烈冲击了囿于文本内部分析的结构主义思想,在西方文学界引起极大轰动。
罗兰?巴特与克里斯蒂娃并称为广义互文性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互文性是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巴特认为,“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Barthes,1977:148)由此颠覆了作者的权威性与原创性,而将注意力转向读者。
与广义互文性理论不同,狭义互文性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可确定的,其代表人物为吉拉尔?热奈特。热奈特在其诗学研究中引入“跨文本性”一词,并将其细分为互文性、副文性、元文性、超文性和广文性五类。此处互文性仅指引用、抄袭和典故。可以说,热奈特的互文观在该领域是最为狭义的。
二、互文性翻译理论
最先将互文性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的是哈蒂姆和梅森。他们认为,“互文性为基本符号概念在实际追求中—如翻译和口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测试根据”(Hatim&Mason,2001:121),并就互文符号的传递提出了具体的翻译步骤,由此开创了互文性翻译研究的先河。
纵观互文性翻译研究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不同学者对于“互文性”、“互文本”和“互文翻译”等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却是不可否认的:互文性涉及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而在翻译中则表现为译入语文本与原文本和其他同时代文本之间的关系,这就打破了以原语文本为主导的传统翻译观,而给予译入语文本以新的意义与生命。其次,由于给定文本总是或多或少渗透着其他文本,这就意味着原语作者在创作时总是汲取前人或同时代人作品中的元素,由此大大削弱了作者的原创性和权威性,而备受忽视的读者却被提到了显要位置。最后,互文性翻译否定原文单一确定的意义,而认为意义是流动的。
基于上述互文性翻译的要义,中国学者罗选民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互文翻译观,即“互文翻译的语境化”(本文作者采用表达上更为准确的“语境重构”)。语境重构指的是“译者努力在译文中创造一个翻译的语境,从体裁、类型、主题、范式等多个方面与原文保持最大一致”。(罗选民,2006:125)为获得最佳的互文效果,译者需要充分考虑两个不同文化语境的差异,根据自身的翻译目的及翻译原则,从而选择最佳的翻译策略。
三、互文性翻译—以《牡丹亭》译本为例
四大中国古典戏剧中,《牡丹亭》以其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浓丽华艳的唱词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为人称道。本文从互文性翻译理论的视角,通过对白之译本和汪榕培译本的对比研究,旨在探究戏剧唱词的翻译策略,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一)互文性与音乐性传递
1、叠韵的传递
例:灯窗苦吟,寒酸撒吞。科场苦禁,蹉跎直恁!
白之:Mumbling of texts by lamp and window light
Freezes and sours the taste of hopes once bright,
my progress through the halls of examination
thwarted, here I dither in desperation.
汪:Persuing books by night and day,
Im poor but always wait and wait.
As lucky star neer shines my way,
Im reduced to this sad state.
分析:叠韵词指韵母相同而声母不同的词,与英语中的头韵(alliteration),元韵(assonance)和辅韵(consonance)有异曲同工之妙。鉴于原文与译文的互文关系,译者在翻译叠韵词时应在译文中重构原文语境,尽量地将其译成相对应的头韵词、元韵词或辅韵词。白之在译文中将“寒酸”译为freezes and sours,将“蹉跎”译为dither in desperation,两者分别压辅韵和头韵,很好地传递了叠韵的音乐美。汪榕培分别用poor和sad state来译两个叠韵词,虽然后者押头韵,但前者却没有,从而削弱了原文唱词的韵律感。
2、拟声词的传递
例:闲凝眄,生生燕语明如翦,呖呖莺歌溜的圆。
白之:Idle gaze resting
there where the voice of swallow shears the air
and liquid flows the trill of oriole.
汪:When we cast a casual eye,
The swallows chatter and swiftly fly
While the orioles sing their way across the sky.
分析:作者使用“生生”和“呖呖”两个拟声词分别来描述燕语和莺歌,给人以置身其中的真实感。白之将其分别译为the voice of swallow和the trill of oriole,虽准确地重构了原文语境,表达出两个拟声词的涵义,但由于他采用的是两个名词词组,从而削弱了原文的动态感以及女主人公内心的不平静。相比较而言,汪采用两个动词chatter和sing,不仅生动地传达了原文的互文信息,而且很好地勾勒出一幅鸟儿争相歌唱的动态图景。
(二)互文性与意象传递
例: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
白之:Let me only keep faith with the history of this longing,
of the road that led
through three incarnations to the peony pavilion.
汪:When a beauty falls in love with a man,
The Peony Pavilion sees her ardent way.
分析:“三生路”的意象来源于佛教词“三生”,指人的前生、今生和来生,后泛指姻缘。此处,白之将其直译为three incarnations,基本上传达了原意象的涵义。但由于incarnation带有极浓重的基督教色彩,因此违背了原文作者的写作意图。汪通过分析该词在原文语境中的涵义,将其意译为sees her ardent way,抛弃原文意象,也与原文作者意图不符。本文作者认为,许渊冲的翻译(win a new life from above)最为理想,既重构了原文意象的语境,同时又将互文信息准确地传达到了译入语语境中。
四、结语
作为中国古典戏剧的精华,戏剧唱词的翻译尚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本文将互文性理论引入戏剧唱词的翻译研究,发现该理论对戏剧唱词音乐美和意象美的传递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只有充分考虑原文的互文性,对原文进行语境重构,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古典戏剧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
参考文献:
[1]Birch,Ciril(trans.)The Peony Pavilion[M].Indian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
[2]Hatim,Basil&Mason,Ian.Dsi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1.
[3]Kristeva,Julia.Word,Dialogue and Novel[A].Moi,Toril.Ed.The Kristeva Reader[C].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3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