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职资格举证报告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任职资格举证报告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任职资格举证报告范文第1篇

1医疗业务档案管理探索

1.1加强医疗业务档案管理根据医院业务改革归档范围：一般医院的医务部、护理部均抓质量、管理，由于两个部门各自独立，难以把医疗业务综合反映。论文百事通随着医院管理专业化的要求，综合业务部门走向专业化之路已成必然趋势。为此成立专门质量管理部门-质量控制部，把质量控制的职能从医务部和护理部中分离出来，同时全面监控全院的医疗质量，负责检查、督促、改进、医疗纠纷事件的管理等，使质量管理工作逐步走向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医务部负责医疗制度的制订与落实、进修管理、医务人员调配、各科室业务协调、资源调配等日常医务管理工作，管理病案室、院感科，医务部就会形成较全面的相关资料。护理部负责全院护理人员的培训、护理制度的制订与落实、流程改造、人力资源调配、护理市场拓展、新技术、新项目开发等。科教部负责全院科技申报、报奖，带教工作、继续教育管理等工作，主要职能部门形成的资料较全面地反映一家医院整体医疗业务的管理水平。根据日常工作和职能，职能部门之间需要经常沟通了解，及时变更归档范围。

1.2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兼职档案管理员

目前兼职档案员队伍常不稳定，行政人员实行轮岗制，人员一年半载就会更换。应向各级领导宣传档案工作法规，提高员工的法规、责任意识。在人手方面予以支持。综合档案室要及时了解人员调动情况，并对新同志进行档案管理培训，每年邀请档案局老师对全院兼职档案员进行专业培训，鼓励档案员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和外出理论研讨交流。职能部门是医院管理的主要部门、日常事务烦琐，人员少、工作忙，希望把原始材料全部提交综合档案室，就不用再管了。档案员需要不厌其烦地上门指导，有计划重点帮助整理，从分类、装订、整理各个环节进行指导。1.3业务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

医疗业务档案的收集和整理，需要制定《医疗业务档案归档制度》，参照文书档案整理规则，按照年度－问题分类。(1)医务管理主要有：医疗制度的落实、进修管理、会诊协议和记录、病例讨论制度及记录、学术委员会记录、技术水平年度考核资料、医疗队卫生支农工作汇总、下乡证明、临床医疗质量与工作效率年度报表、健康教育宣教资料、传染病报告记录、医院内感染管理措施、监测记录、执业医师注册管理，以及药剂、检验、病理、麻醉、放射的管理。质量控制管理主要有：医疗事故争议登记报告处理、医疗安全报告措施效果评价，安全教育内容会议记录、服务质量监控组织、病历书写质量标准及监控考核方法、年及季度监控汇总。护理管理制度落实检查记录、护理查房记录、护理教学培训记录、护士技术操作考核评价记录、护理书写质量考核。(2)专业技术人员业务档案的收集整理：为全面反映员工的专业技能和业务素质，对每一位专业技术人员建立业务档案。一人一卷，按照姓名拼音排序建立人名索引。事先向各部门说明要提供的材料范围，让他们平时有意识地积累资料。向多部门收集，需要较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各部门提供的材料较琐碎且数量大，每年由各部门派人一起整理。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档案包括四方面主要内容：①基础材料：个人基本情况，包括个人简历、工作经历；有关学历、学位证明、证书；从事专项技术工作的年限证明材料；参加各种专业培训学习的证明、证书、鉴定、成绩单；参加支农和卫生下乡等医疗工作情况。②从事卫生技术工作的成果材料：著作专题研究报告；学术论文；专业技术新成果鉴定书；其他具有备案价值的各种技术工作成绩的证明。③专业技术任职、技术资格评聘材料：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请表、申报表、考评表、审批表、证书复印件、聘任合同、任命书。④其他材料：三基考核材料、先进工作者证书、奖状；对外合作攻关成果材料；参加专业学会的证明；工作失误差错材料。(3)完善的病历档案：病历档案对医院有着特殊意义，它是医疗工作的全面记录，客观地反映了疾病诊断、治疗及其转归的全过程。病历档案是医疗活动信息的主要载体，教学的极佳教案，科研的良好素材，而且也是评价医院医疗质量、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依据，同时又是在发生医疗纠纷时医院举证的重要依据。特别是近年来，病历档案在刑事诉讼、金融保险等服务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病历档案保管完好，能及时地收集、整理、归档、利用，并且与医院管理系统数据接口，使用方便，为临床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4重视利用，加强编研为临床服务

根据医院医疗业务管理的需要，档案管理人员在各部门调研沟通的基础上，编辑出：《医院管理制度汇编》、《各部门岗位职责和人员职责》、《基础数据汇编》、《病历书写指南》、《常用药物手册》、《医学论文汇编》、《疾病病种索引》等十余种汇编材料，为医务人员在平时工作参考提供方便。其中《病历书写指南》、《常用药物手册》对每位医生来说都非常重要。

任职资格举证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警院学生;写作能力;就业;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4-0030-03

曾几何时，法律（法学）专业是文科高三学生趋之若鹜的专业。不料想，近两年该专业已成为就业率垫底的若干“老大难”专业之一。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中，应用法律系学生的就业率与其他系也存在一定差距。笔者认为，这一就业压力主要是专业开办门槛太低造成的。目前，全国有一千余个法科专业，可以说普通高校中一半的学校开办了“法律（法学）”专业。描述得形象一点――在许多地方，只要有两支粉笔，一本教材，就开办了法学专业。再加上授予“法学”、“法律”学位的相关专业太多，使得法科毕业的学生数量剧增，直接拉低了该专业的就业率。

压力要转化为动力，才是积极的应对态度。对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的法科学生来说，从自身技能着手，增强就业竞争力，是微观角度的有效措施，这与国家、省政府增加就业机会的宏观政策并行不悖。

一、学历限制亟需写作强项来补短

蔡晓琪于2014年4月23日登陆智联招聘网，搜索并筛选出在广州招聘的128家企业共144个法务类岗位。法务经理/主管岗位（管理岗）共有56个，法务专员/助理岗位（事务岗）共有88个。这些企业提出的招聘要求共计656条。在法务岗位任职资格中，绝大部分岗位的最低学历要求为本科，占84.7%，其次是大专，占11.8%，要求硕士以及学历不限的分别占2.1%和1.4%。[1]这一调查有参考价值。

2014年10月，教育部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十三地编写了《西部地区职业院校职业指导现状调查》（在校生问卷）。[2]笔者曾采用这一问卷对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的学生（分属两个年级）进行了调查。调查共计350名学生，回收问卷342份，有效问卷309份。从此次调查获得的数据发现，学生对“高职高专”的学历层次大都存在“不自信”的心理。可见，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的学生，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如何寻找“突破口”，锻造自己的职业技能，形成自己的特长，化解“学历自卑”。

二、法科职业要求熟练的司法文书写作技能

在以往的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的教师在上课过程中比较多的时间花在了讲授“三个特征、五个作用、七个条件、九项意义”上面。期末考试考查也较多地从这些知识点出发进行测试。试卷的题型一般由名词解释、单选题、多选题、判断、简答、论述、案例分析题七种题型构成。这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就业压力如此巨大的今天，学生、家庭、社会不免将其视为“屠龙术”。高职高专对此合理要求，不能熟视无睹，而应当反应灵敏，及时调整，做出回应。

蔡晓琪调查发现――专业技术可以说是招聘要求的核心，在整理出来的专业技术要求中，了解行业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程序的有73项，占到了32.6%，文字表达功底强的有51项，占到了22.8%，法律实务水平较高的有23项，占了10.3%。[1]蔡晓琪调查还发现――招聘企业对工作经验的要求将许多应届毕业生排除在外。因为大部分企业不愿意在培训上花费过多成本。[1]鉴于此，在校学生更应该提升自我技能。然而，在极少数学生中，由于高考之后自我要求放松，训练不够，以至于三年高职学习之后，其写作能力还不如高中三年级的水平。法科学生尤其要警惕这种“退化”现象，努力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使司法文书的写作成为自己（应届毕业生）的强项，在就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充分利用教材，培养司法文书写作能力

要培养法科学生的文书写作能力，不是要给每个教学班（分队）普遍再开设一门《写作》课程，不需要也不宜另起炉灶，关键是要立足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课堂，立足教科书。比如，黄京平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的“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刑法》，比较成熟，现在已经出了第五版;王新清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的“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刑事诉讼法》，也比较成熟。授课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参照司法文书格式（事先做成PPT），将教材上的“本章引例”、“参考案例”、“（每章之后）案例分析”改写为立案报告、搜查笔录、逮捕证、拘留证、通缉令、提请批准逮捕书、解除强制措施申请书、侦查终结报告、补充侦查意见书、书、刑事自诉状、开庭通知书、判决书、辩护词、裁定书、执行通知书等。

在《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参照司法文书格式（事先做成PPT），将教材上的“本章引例”、“参考案例”、“（每章之后）案例分析”改写为合同、公证书、支付令、仲裁书、民事诉状、民事反诉状、民事答辩状、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财产保全申请书、先予执行申请书、合议庭评议笔录、判决书、词、调解书、宣判笔录、民事申诉状等。

在《行政法律原理与实务》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参照司法文书格式（事先做成PPT），将教材上的“本章引例”、“参考案例”、“（每章之后）案例分析”改写为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状、行政撤诉申请书、行政赔偿申请书、行政答辩状、行政申诉状、行政上诉状、行政判决书、举证通知书、行政裁定书、共同赔偿决定书、强制执行申请书、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书、公证书等。

还可以要求学生自己撰写“模拟审判”所需要的全套司法文书。这样，既锻炼了写作能力，也熟悉了法律条文的内容，还可以逐渐养成法律思维习惯。这些措施使学生在将来的实习阶段能够较快适应律师事务所、法院、社区矫正岗位的工作要求。

如果课时太少，也可以重点训练几种主要的司法文书，将一部分文书的写作训练放到课余时间。

四、改革考试考查制度，培养司法文书写作能力

以往，《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期末试卷的题型由单选题、多选题、判断、简答、案例分析题五种题型构成。有必要进行改革，突出实作实训。笔者主张，如果期末试题难以改革的话，教师可以考虑在平时的课堂作业、课后作业、期中测验中进行变革的尝试，将司法文书的写作纳入考核的内容，并逐渐加大其比重。以往的案例分析是围绕着“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重与罪轻”、“单罚与并罚”、“为什么”来展开的。其实，这些知识点都可以用“司法文书写作”这一载体来完成考核、检查。比如司法文书中，在“本院认为……”部分，重点考查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为了保证考卷题目总量适中，考题难易度适中，考题覆盖大纲要求，题型结构基本合理，可以考虑删除判断题，甚至减少选择题与问答题，增加司法文书写作题;甚至在一套试题中设计两份短小的司法文书写作题。

改革考试制度，需要大量的尝试，需要长期的试错、纠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之后，再着手改革期末考试制度。

五、循序渐进，培养司法文书写作能力

要培养司法文书写作能力，可以先在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中进行尝试。

在《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行政法律原理与实务》几门课程中都有实训教学大纲，且已逐渐成熟。其中，司法文书的写作已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除完成课堂理论教学的规定学时外，还安排了适当的学时用于实践教学。根据司法警官职业院校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通过实践教学环节，使学生了解公、检、法适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全过程，让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小组讨论、模拟庭审辩论、组织参与模拟刑事审判，使其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得以融会贯通，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刑事法律分析、解决刑事诉讼中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实训共20学时。实践教学成绩由教师根据学生实践情况考核评定，作为形成性考核，占课程总成绩的20%。

其中，有几个实训项目占用课时较多。例如：“实训项目五――旁听庭审。（1）实训目的和要求――让学生通过观摩法院庭审过程，直观了解刑事审判各个环节。（2）课时――4课时。（3）实训内容――普通一审案件。（4）实施步骤――①联系法院。尽量选择交通便利、和我们单位有业务联系的法院;旁听的案件必须是和教学内容、教学进度相适应且具有代表性的案件。②提前介绍基本案情。为确保旁听能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应提前向学生介绍基本案情，提示学生控辩双方在定性、裁量方面可能的主张。③落实往返交通工具;强调组织纪律，确保安全;要求遵守法庭秩序。④点评与总结。旁听结束后，教师应对此次法院旁听进行点评，总结控辩双方适用的法律主张，并析解案例。（5）考核――法院旁听以后最好要有相关讨论，或者要求学生作一些书面的总结等。针对发言结果或者书面材料以及学生在整个旁听活动中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评分。成绩评定标准为：合格、不合格，并按比例记入平时成绩。”又比如：“实训项目六――模拟法庭。（1）实训目的和要求――通过扮演刑事诉讼种类角色，让学生熟悉刑事审判流程，掌握审判理论与技巧，能够在具体的案件中准确运用相关法律服务社会需要。（2）课时――8课时。（3）实训内容――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模拟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刑事案件开庭程序。（4）实施步骤――①选定案例。选题要结合教学内容的要求，并考虑到实践教学的特点，所选案例要具体、务实，具有可辩性。②按角色需要由学生自行组成审判、公诉、辩护、证人等团队。③各组学生按角色拟定任务，草拟各自的法律文书（书、判决书、公诉词、辩护词）。④教师根据学生需要进行先期指导，帮助审、控、辨各方设计实施方案，确定辩论思路。⑤实施模拟庭审。⑥教师点评、总结。（5）考核――担任角色的同学的成绩考核主要以其在模拟法庭相应工作中的表现来评定;其他同学的成绩评定可以以参与活动的程度、积极性及分组撰写相关材料的完成质量给分。成绩评定标准为：合格、不合格，记入平时成绩。”

目前，一部分专业基础课中没有实训教学大纲。对实训教学的重要性，一些教师的认识还不够充分。

提高就业竞争力是一个系统工程，加强写作训练，不单单只在专业课中进行，也不是扩大到专业基础课就行了，最终还是要推广到所有理论课程中。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及其他的六百所职业高校，不应该像研究型大学那样，把大部分时间精力花在理论讲授、文献综述、逻辑思辨、理论创新上面，而要以“够用即可”为尺度，少讲、精讲理论，多进行技能训练，并辅之以个别指点、因材施教。为了提高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法科毕业学生的就业率，必须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增强学生的写作技能，尤其是司法文书写作技能，使之在就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蔡晓琪.智联招聘网法务岗位人才需求分析[J].中国大学生就业，2014，（18）：21-28.

任职资格举证报告范文第3篇

一、美国的教训

董事会的组成及董事的职能，在以产权经济学为基础的美国公司法文化中向来是股东“私权自治”的范畴。“水门事件”及其后的系列非法政治献金案和海外贿金案引起强烈社会关注，商业公司因为辜负大众信赖而被广泛地批评。美国证监会（SEC）1977年4月为此举行听政会，随后发表的听政会报告得出结论：“董事会开始被视为所有旨在增强公司责任感的努力的中心。通过增加真正独立的董事人数和有效运作的委员会制度，应该能够创造出一种机构性程序来使经理层负起责任。” [1] 政治活动家 Ralph Nader 则继承Dodd 教授的公司“社会实体理论”，主张由联邦政府控制公司的设立，以钳制日益庞大的公司力量，避免其成为“私人政府”。

面对SEC的公司治理听政和公司特许设立立法的威胁，企业及公司法律师开始主动采取措施应对可能的联邦立法。 [2] 美国律师协会公司、银行及商业法委员会1976年11月 ？公司董事手册？，建议非经营董事（non-management directors） 占据多数董事会席位。 代表美国CEO利益的商业圆桌会议1978年公布？大型公共持有公司中董事的角色及组成 的报告？，指出公司的合理存在源于其经济成就，而非“皇家钦许”，但圆桌会议建议外部董事（无论其来自商业圈内外）在董事会的决策过程中发挥实质作用。1990年代表大型公众公司的律师与主要机构投资者共同了？所有者与其董事的新合约？（以下简称？新合约？），以“协调公众公司股东与管理层的矛盾”。号召董事会必须定期评估CEO的业绩，而这种评估必须由外部董事来完成。 [3]

数十年来全美公众公司已广泛采用独立董事制度， [4] 但这并非出自任何法定要求（ 各州公司法及联邦法都未强制要求董事的组成，也未试图规定公众公司董事的必要任职资格 [5]），而是企业界“自愿”的行为 [6].但是，围绕着独董制度的争论始终没有平息，争论的焦点在于要不要修改现行公司法关于董事的注意义务以配合独董的“积极的监督者”的角色定位，这种争论集中地体现在美国法学会（ALI）？公司治理及结构的原则：分析及建议？前后的纷争。 [7]

ALI 1978年设立公司治理项目，1982年初稿，定名为？公司治理原则：重述及建议？。其 §3.03就公司董事会组成规定如下：“公司法应当规定， 任何大型公共持有公司， [8] 除非其有投票权的股份多数为某个个人或家庭集团所有，则至少该公司董事的多数应当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密切关系 [9].”从而以其传统的法律重述形式，提出了董事会的“积极监督模式”（monitoring model）。即各州应当修订公司法，确定董事会独立于经理层并在充分客观信息的基础上履行监督经理层业绩的法定义务，从而变董事会的基本职能从“管理”为“监督。” [10]可以看出，ALI模式试图反映的是股权极度分散 下的公司治理需求，是在机构投资者发动大规模治理运动前夜对一元制董事会制度的内部改良，

ALI的董事会积极监督模式核心在于独立董事，其假设前提是独立于经理层的董事能够通过检查经理层超越权限，否决不明智的经营决策而降低大型公司中的成本。 [11] 监督模式的另一位积极鼓吹者，Delaware州前衡平法院法官Allen教授则从全球经济竞争的大背景下，提倡外部董事应当作为 “肩负公共责任的私职位”（ “private office imbued with public responsibility”），积极监督经理层的长期业绩，提升公司的长期财富创造力。 [12]

何谓“独立董事” [13]？董事的独立性任何体现？学界和企业界的共识是，没有也不应当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 [14]ALI 对“独立性”采取了不同场合区别对待的办法：当问题涉及董事诚信义务时，ALI使用了“有利益关系”（“interested”） 一词，考察在每一具体的交易中某董事是否有密切经济利益 （significant financial interest）或与某有此密切经济利益的人存在任何可能影响其判断之关系。 [15]而当考量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资格问题时，ALI则要看该董事是否与公司高管有任何密切联系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包括是否在过去二年内为公司所雇佣，是否是某高管的直系亲属，是否与公司直接或间接进行过金额超过20万美元的交易，或是否曾在公司聘用的律师事务所或投资银行工作过。 [16] Delaware最高法院的意见是，“外部董事”是指某董事既非公司雇员又非执行董事，而“独立性”指该董事就某一事项所做决定确系根据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出于其他外部考虑或外部影响。 [17]

Michigan是独董制度立法方面的独行侠，其公司法“允许”公司设立一个特别独立董事，享有其他董事无权分享的某些法定权力。 [18] 为保证其“独立性，”该独董不得在过去三年内：（1）在该公司或其附属公司担任管理职务或被聘用，（2）与该公司有金额超过10万美元的商业往来，（3）担任前述 （2）中的公司之管理职务、合伙人 或为前述 （1）（2）中自然人之直系亲属或与这些管理者、合伙人、直系亲属发生关系和交易。同时，任何人担任公司董事 （包括独董）累积不得超过三年 （以防止其“独立性”被侵蚀）。

可见，美国公司文化中“独立董事”的“独立”是指独立于公司管理层，而不是独立于股东。 [19] 恰恰相反，公司治理专家们倾向于认为一个好的董事会关键在于董事拥有适量股权。Robert Monks 精辟地指出，单纯外部人的身份并不能保证“独立性”，因为“独立性”亦常常沦为“无动于衷”。要切实代表股东的利益，一个董事必须分享那些利益。一句话，他必须自己也是个股东。 [20]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二位学者研究了1987－1992和1992－1996二个五年期中外部董事持股数与股东回报率的关系，强烈建议公司采取措施增加外部董事的持股比例。“该比例绝对值不必很大，只需对该董事个人 经济利益上有所触动（financially meaningful），大致相当于50万美元或他个人净资产的3％－5％。这样的数量足以吸引这些大忙人的注意力、时间和精力，使其不至于把董事职责仅仅视作一种荣誉仪式。” [21]

达拉维尔州（Delaware） 法院暗示外部董事持股有助于克服反收购战中董事与股东的利益冲突。 [22]一般而言，Delaware 公司董事会所作的经营决策享受“经营判断原则”的保护。即若无相反证据，法院认为董事会是在信息充分的基础上善意地、 诚实地认为其决策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但对于一项反收购决议，由于上述“无所不在的幽灵，”法院会适用严格的司法审查：概言之，董事会必须满足“合理性”与“适度性”两个要件才能重新享有“经营判断原则”的保护：（1）董事会必须有合理的根据认为敌意收购构成对公司政策和有效运作的威胁；（2）董事会所采取的反收购措施与该威胁相比必须程度适当。Delaware 最高法院在 Unitrin判决中说，目标公司董事会由多数外部董事构成的事实对满足董事会的举证责任有实质性帮助。而目标公司中拥有股权的外部董事会出于其股东的身份而为其最佳利益行动；如无相反证据，他们不会被所谓董事席位的“名望和酬劳”所左右。 [23]

ALI董事会“积极的监督者”模式企图突破百余年来英美判例法所确立的“注意义务”（duty of care）标准。美国法关于董事会监督义务的案例始于 Briggs v. Spaulding. [24] 在该案中，首席法官 Fuller引用英国判例判决说董事在普通法上没有监督的义务。1963年 Graham v. Allis-Chalmers确立了董事会的监督方面的消极角色 （passive role ），即“董事会没有义务安装和操作一个公司反间谍系统来扫描出那些董事没有理由怀疑存在的不当行为。” [25] 随后的一系列法院判例沿袭了Allis-Chalmers 规则，即董事有权依赖公司管理层及人的报告和善意，即使案涉非法政治献金。Hornstein教授在其名著中总结到：“董事将责任委托给管理层 （及其人）；但 他不是他们品格的保证人。如果在该管理职位的任命问题上该董事疏于注意，或在监管上失职 （比如情形如此可疑足以引起一个正常的商人注意却未采取适当措施），该董事则必须对由此造成的损失负责。” [26]

直至今日联邦证券法规则依旧：公司董事对未能发现管理层欺诈行为 （fraud ）的过失不负责任 （指违反注意义务的责任），只对其自己与上市 （ offering ）有关的故意或严重过失而负责。特殊情形下需要加强某一方面对公司雇员的监督义务时则采用特殊立法：（1）1933年证券法规定了在 募股登记书（registration statement）上签字的董事 （包括独董） 的严格责任； （2） 当对外国官员行贿成为严重社会问题时，涉外贪污法案 （Foreign and Corrupt Practices Act） 对董事施加了明确的监督职员违法行为的义务，要求加强公司内部财会控制。 [27]

现代美国公司法沿着加强董事的委托权 （right to delegate）和依赖权 （right of reliance） 的轨迹发展，而不是加重对董事个人知识的要求和监督的义务。1974年美国律师协会（ABA）修改了？模范商业公司法？第35条， 以保护董事合理地依赖他人提供的信息、观点、报告和陈述的权利。董事可资依赖的人员包括公司主管、雇员、外部专家 （律师、会计师）及董事会特设委员会。在解释为何将依赖权扩展至超越传统的分红 （dividend）时，ABA委员会如此陈述到：“考虑到公司事务复杂性经年增加以及由此造成的董事必须考虑的事务的繁复，再把董事依赖权限制在任何特定的种类已不再可取。” [28] ALI也注意到这种趋向，§4.01董事的注意义务和监督标准即受到§4.01（b）委托权的限制。

董事会的积极监督模式目前还停留在公司法学者之间学术争论的范畴，而未反映到立法的层面。广而言之，这种争论是长期占据公司法理论界的财产权理论和社会实体理论之间的纷争；历史地看，它是三十年代Berle和Dodd两位名教授关于公司性质的舌战的延续。公司的财产权理论认为公司是私人财产权的自然延伸，亦是公民契约自由的体现，政府不应干预。社会实体理论则主张公司乃政府赋权的结果，公司作为一个社会实体，除了积累财富之外，还对国家、大众负有广泛的社会责任。Berle教授鼓吹通过贯彻诚信义务将对公司的控制权交还给股东，而Dodd教授主张政府应当不仅代表股东而且代表社会调整公司经理对公司财产的绝对控制，其观点被政治家们发挥而成公司法的联邦化，以使公司更加关注劳方和其他公司组成因素的诉求。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基本上遵循了Berle的理论。

社会实体理论尽管赢得了广泛的舆论支持，但一直缺乏经济学上的系统论证。纽约大学法学院Allen教授也坦陈该理论在经济效率、资源优化等方面存在致命缺陷。现有的几十个州“利害关系人立法”仅仅适用于公司收购的情形 （因为“经营判断原则”依然适用于其他一切场合），因而被批评者评论为不过是各州立法者保护其公司经理层和雇员免受外州企业敌意收购威胁而采取的“膝射反应”。 [29] Allen教授在其一系列判决中贯彻了他所秉承的社会实体学说，但用以支持其判决的理由却往往是因为如此“有利于股东的长远利益”。而当公司控制权发生转移，即进入所谓“Revlon地界”时，董事的压倒一切的义务则是为股东取得最高的价格。 [30]

ALI积极监督模式强调宽泛的社会利益，而非股东权益的最大化，这可以从报告者举出的公司治理失败的重点案例 （即海外贿金案）看出：因为彼时经理层的行为虽与社会利益冲突，但与股东利益契合。这招致信奉财产权学说的学者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应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管诫公司。要求董事会主要由独董构成以迫使公司对社会负责，混淆了一个公司 （由私人为追求共同利润最大化而自愿合法缔结的一系列合同的集合体）和一个服务公共利益的公共实体的界限。一项针对1985－1995年美国928家大型公众公司的研究也表明，美国企业界关于独董制度的共识缺乏实证支持，提高董事会独立性并不必然改善公司业绩。 [31]

面对强大的反对声浪，ALI在1994年的公司治理原则最终文本改为现名，并将原先§3.03强制性的语言改为A.01“建议”，甚至没有使用“独立董事”或“外部董事”的字眼。 [32] 董事会积极监督模式的尝试在美国的挫折，反映了法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无奈对话。现代公司的规模及业务复杂程度使得董事会无暇事事过问，从而呼唤CEO为代表的精英管理。但是尽管大型公司的管理职能已经作为通例集聚于高级管理人员手中，在公司法上的反映却显得相对滞后。董事会职责的法定标准依然如同Delaware最高法院判决指出的，“公司法最根本的原则之一即董事会负有管理公司经营与事务的最终责任。” [33] ALI 正式文本试图反映现代公司的权力现状，适当分离董事会的管理职能与监控（oversee） 职能。§3.02 用伞状定义的方式列举了公众公司董事会的功能：（1）挑选、定期评估、 并于适宜时撤换高管及确定高管薪酬，（2）监控公司营运以评估业务管理是否适当， （3）审查并于适宜时批准公司财政目标和重大计划及行动， （4）审查并于适宜时批准改变审计财会原则及做法，决定与此相关之问题 ，及（5）履行其他法定职责。然而，这种监控与其初稿中的“积极监督模式”不同，是指一般性观察和看管 （general observation and oversight）， 而不是积极监督或日常的检查 （active supervision or day-to-day scrutiny）。它的履行不是通过直接地积极地指导高管，而是间接地通过评估高管并撤换那些工作业绩未能达到合理期望者。 [34]

二、公司化中国的治理需求

“公司化中国”（ “Corporate China”） 一词在本文中指中国全体上市公司的总称，截至1999年这是一个包括1124家A股公司、107家B股公司和138家海外上市中国公司在内的集合体。 “公司化中国”的所有权与控制权解构如斯：国家股东被官僚 （bureaucratic representation） 问题所困扰；中小股东受到持股数、实际治理权力和法律救济渠道等的限制，呈现出过分投机的心态；机构投资者作为群体羽翼未丰，作为个体又倾向于追逐短期利润，甚至对整个证券市场的投机风气推波助澜。中国上市公司因而罹患一种“所有者缺位（ownerless） 症”，控制权亦因此旁落“内部人”手中。公司治理的“利害关系人”模式 [35]导致公司治理目标的过分多元化，一方面极易分散经理层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客观上为经理阶层合谋寻租提供了屏护。在监督机制方面，国有股畸重的股权结构严重制约了自身尚处于幼稚期的资本市场的惩戒作用，不得不超强依赖证监会为主体的行政监管体制。在与一种严重缺乏自律的公司文化的角力中，证监会经常势单力孤甚或身陷利益冲突中无暇他顾。

现有的公司法框架提供了“二元制”的内部型制度设计，监事会作为又一个公司机关，被赋予若干松散定义的监督权限，如检查财务， 监督违法行为， 要求董事、 经理纠正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等。 [36] 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组成，但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 [37] 作为社会主义企业传统主人的职工被赋予直接的治理权，对于多由国有企业转制而来的中国上市公司似是理所当然，但由此引发的一个理论问题却无人回答：即劳动雇佣资本还是资本雇佣劳动？ [38] 现实的监事会组成决定了它不可能有效代表作为“所有者”的股东的权益； [39] 身为雇员的监事更不可能逆拂其行政主管，同时中国监事缺乏其德国同行解雇董事及经理人员的权力。监事会的缺乏独立性成为制约其监督能力的最大瓶颈。信息屏幛、资源匮乏、治理权有限以及缺乏监督的动力（motivation）， 注定了监事会“绣花枕头”的运命。调查显示，尽管公司法126条4款授权监事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大多数受访董事（70％）认为他们并无此权力。1997年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137条允许监事会以公司费用聘请专业机构帮助其行使职权，尽管多数受访董事（62％）均表示此途径存在，但绝大多数 （78％）认为他们并未准备好去独立调查公司事务。另外，只有41％的受访监事表示享有公司提供的秘书服务。 [40]

监事会为标志的内部监督模式的失败并非偶然的现象。公司化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独特而尖锐：国家在完成从传统意义上的所有权人到现代股东的角色转换尝试中，必须面对国有资本与国家作为统治者的不同诉求。歆羡于股份公司的资合能力，却又无法舍弃人合组织中的直接干预能力，国家股东为自己预设了一个两难的境地。无论是通过行政体系内的看护人－证监会，或是越过公司内部治理机关钦点自己放心的董事人员，国家企图同时扮演一个监督者的角色，从而产生的经典问题即谁来监督监督者（作为股东的国家）？谁来监督以国家股东权利行使人面目出现的“内部人”？更根本的，中国上市公司为谁所拥有，又为谁而治理？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公司化中国必须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