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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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课论文范文第1篇

1专业认知见习

学生在二年级学完基础课之后，利用暑期1周～2周的时间，由《儿科护理学》专业教师带领学生，深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科诊所、综合性医院的儿科病房、儿童医院专科病房，在临床见习中，学生接触到的是一个个真实的患儿，在每个患儿身上可能会存在很多不同的问题，通过实地观察和教师讲解，了解临床实践中患儿的护理评估、护理诊断、护理计划、护患沟通等内容。通过见习，使学生对儿科常见疾病的护理知识有初步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任课教师可带领学生到儿科护理的相关产业链条进行参观，访问行业内的相关机构，如儿童医院、三级甲等医院儿科病房、婴幼儿早教中心、婴幼儿抚触中心、婴幼儿游泳馆、婴幼儿医药专柜等。

2课程实训实习

在《儿科护理学》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向学生讲解理论知识，还要引导学生掌握理解相关的实践技能。如儿科基础护理技术操作规范、小儿体格生长测量技法等内容，具体实践教学内容有：换尿布法和约束法；小儿头皮静脉穿刺法；小儿常用体格发育指标的测量法；保温箱使用法；小儿沐浴法；蓝光箱使用法；婴儿抚触法等。要使学生系统地掌握以上实践教学技能，建设设施设备齐全的儿科护理综合实训室就显得尤为必要。儿科护理综合实训室应设备精良，环境仿真，为学生提高儿科实践技能提供有力保证。实训室内应设有模拟婴儿病房、母婴同室、婴儿洗浴室等单元，应引进现在医院内重要设备，如婴儿蓝光箱、婴儿保暖箱、新生儿电子秤、普通婴儿护理模型、小儿重症监护模型、高级智能小儿模拟人等，以覆盖儿科护理学所有实践技能基本操作单元。

3校外实习基地见习

在完成《儿科护理学》校内理论教学和实验室实训教学任务后，学校选择寒暑假期，将学生集中安排至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的儿科病房或儿童医院的相关专科病房，进行1个月的由带教老师指导下的见习。儿科见习是对儿科理论学习阶段的知识的巩固与加强，也是对儿科护理技能操作的培养和锻炼，同时也是学生熟悉儿科护理理论、进行儿科护理实操前的一次绝佳锻炼机会。通过校外实习基地见习，使学生理解儿科护士职责，熟悉儿科工作环境，加深对儿科护理工作的理解，学习到新的实用操作技能，理解儿科护士日常工作的基本流程，学会护患沟通和交流，培养护士职业道德，学习医护常识。通过科室带教老师的教导，使学生在工作实践中认识到儿科护理的特殊性，如特殊的护理人群、特殊的治疗护理原则、特殊的护患关系。通过实习基地见习环节，使学生深刻理解并熟悉掌握整体护理的概念和实践方法。

4毕业综合实习

根据教学计划，学生在大四将进行毕业综合实习。在综合实习环节，学生将进行转科实习。儿科护理教师可结合临床带教老师，将实习学生分成3人或4人一组，除了进行顶岗实习以外，还要求学生针对儿科专科病房患儿的特点、病患类型，设置营养紊乱性疾病患儿护理、新生儿疾病患儿护理、消化系统疾病患儿护理、呼吸系统疾病患儿护理、循环系统疾病患儿护理、泌尿系统疾病患儿护理、血液系统疾病患儿护理、神经系统疾病患儿护理、结缔组织疾病患儿护理、感染性疾病患儿护理、内分泌及遗传性疾病患儿护理等若干专题，让每组学生带着专题进行访谈、调研、观察，结合医嘱和病例，进行分析，编写相关专题的护理报告。使学生熟悉各类系统疾病患儿的临床表现、治疗及护理，提高临床对儿科专科疾病护理观察及思维能力，从而为培养儿科专科护理人才打下基础。

二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的重要性

1有利于弥补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理论联系实践的不足

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不仅为学生提供验证所学理论知识的机会，更为学生提供综合运用知识的情景。以往理论实践教学分开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学习理论时感觉枯燥无味，很难调动学习的积极性，临床实习时理论都忘得差不多了，很难完成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但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是在理论学习之前和讲的过程中穿插见习，讲完所有理论后再实习，可以使学生及早接触实践，能够发现问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不能解决的还可以自己查找资料或找老师请教，使学习变成主动，大大提高枯燥的专科理论的学习效率；另外，通过临床见习和实习，使学生具有在医疗机构这个小型社会中学会与人沟通及自我保护的能力，这是老师在课堂上所不能传授的。

2有利于学生掌握儿科护理学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

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衔接，有助于学生巩固和实践所学的基本技能。护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很强的动手操作能力，而这种能力了来自于反复实践。在实验室，学生面对的是模拟人，但在临床儿科的各类临床见习实习中，面对的是真实的患儿，这些患儿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的问题，需要实施很多种针对性的护理操作。学生通过反复的观摩，强化理解了儿科专科护理操作的程序与要点，体会儿科护理临床实践中操作的重难点，能够初步解决操作中遇到的问题，为今后独立当班打下坚实的基础。

3有利于学生形成儿科护理学专科批判性思维方式

随着儿科护理学专科的发展，当代对儿科专科临床护士提出更高的要求，未来社会需要理论素质高、动手操作能力强的高学历儿科护理专科临床护士，批判性思维能力将成为儿科专科护理人员必备的能力之一。在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中，学生通过运用护理程序为患儿实施整体化护理，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反思和改进护理措施，为患儿这一特殊群体实施个性化护理，在不断实践中培养独立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同时，通过见习后书写见习报告，实习后书写专题疾病护理报告，积累和分享临床经验，建立自信，培养儿科专科护理认知、自我监控能力和习惯，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护理学科价值观，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

4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儿科护理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增强了学生对儿科临床护理工作的感性认识。通过该教学模式，学生能直接、真实地与患儿接触，面对患儿的喜怒哀乐能感同身受，容易产生对病人的同情心、义务心、责任心。不同年龄阶段的患儿对同一个护理操作有不同的心理反应，再加上大多患儿年龄比较小，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护士需要了解不同年龄阶段患儿的心理，具备儿科护理学相关学科知识，才能与之有效沟通，完成护理实践或操作。学生在此实践过程中能够发现自己学习的不足之处，激发获取儿科护理学相关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为患儿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不仅体会儿科学科的专科知识的重要性，而且感受儿科护士工作的价值。提高对护理职业的认同感，增强职业自豪感，有利于专业思想的形成，从而大大激发学生主动索取儿科护理学专科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总结

历史文化课论文范文第2篇

一、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主要阶段

所谓方法论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积累和形成的一种研究工作的模式，库恩(T.S.Kuhn)称其为“范式”[2](P167)。自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研究方法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构造主义的自我观察的方法——对经验的主观主义研究方法论

以冯特为代表的构造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直接经验。所谓直接经验是与间接经验相对而言的，前者是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是意识的基本要素；而后者只是关于某种事物的知识而非经验本身。在冯特看来，心理学既然是一门关于研究人的经验的科学，因而心理学的方法必定是研究如何观察这种直接经验。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自己才能观察到自身所体验的经验，所以心理学的方法必然只能是采用自我观察的手段（亦称内省法，Introspection）[3](P273)。心理学研究的这一观点和方法论思想在冯特的学生铁钦纳(E.B.Titchener)的工作中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他认为只有训练有素的自我观察者才能作为心理学研究的被试。

这种研究心理学的方法论及其所使用的研究技术受到了许多批评。因为内省法只强调以被试、而且一定是需经严格训练的被试的自我观察报告为依据，其结果不仅无法达到一致，而且也使得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和偏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消极的影响往往就是他们所规定的训练产生的。此外，他们还力图排斥同时期出现的其他一些心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艾宾浩斯的记忆实验研究方法、动物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等。这就使得自我观察法不可能得以更新和发展，其结果则必然被新的研究方法论所取代。

2.机能主义的多样化研究方法——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论

构造主义心理学只对直接经验进行自我观察式的研究，因而不能现实地解释人的各种心理现象是如何发生、发展和相互作用的，也不能真正解决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各种心理问题。在它受到批评的同时，先后在西欧和美国产生了机能主义心理学。以詹姆斯(W.James)为先驱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家们认为心理学应该研究意识的功能，强调心理学在人类实践中的应用，主张心理学不仅应该研究正常的成人，而且还要研究动物心理、儿童心理、个体差异和变态心理等课题。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采用了描述法、问卷法、心理测验法和生理实验法等。虽然机能主义心理学并没有完全放弃内省法，但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强调了方法上的多样性和实用性，重视心理活动在操作过程中的特点与规律，探讨心理与生理的关系和环境对心理的影响。机能主义心理学通过采用多种多样的应用研究方法，不仅弥补了内省法的不足之处，而且推动了心理学向更为广泛的领域发展，为生理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心理测量学、教育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咨询和临床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到来打开了大门。

3.行为主义的极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操作主义为方法论基础

由华生(John.B.Watson)所开创，后为斯金纳(B.F.Skin-ner)所发展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基本上完全否定了对意识的研究，坚持只有能被观察到的、可予以客观记录和定量化的行为才符合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标准和原则。这在实质上就是把布里奇曼(P.W.Bridgman)在物理学中所倡导的操作主义观点作为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以此指导心理学的研究。

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对构造主义心理学的一种反叛，在方法论上继承和发展了机能主义心理学重视心理机制和心理过程的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原则，彻底抛弃了对意识的内省式研究方法，提出了SR的研究模式，并最终成为一种“没有头脑的心理学”。由于行为主义在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上的极端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偏见，使它无法对行为产生的心理和意识等有关人的内部过程作出完整的、客观的和全面的解释。但是，它所发展起来的一整套能精确控制、测定行为的研究技术和方法，还有它对环境、刺激条件以及行为反应变化的关系所作的客观描述与精确的测量，使心理学彻底脱离了仅仅只能依靠被试的自我报告这一缺乏客观依据的非科学状态，成为一门能为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能对人在各种条件下的行为规律进行测量、预测、控制的实用性科学。诚然，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和机械论思想否定了心理学对人的意识和心理活动内部过程的研究，从而最终把自己推到了发展的死胡同里去，但是，它却为现代认知心理学和其他一些反对机械决定论的心理学，如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4.完形主义的整体方法——以现象学和场论为指导的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

作为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的另一个对立面，格式塔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走的是与行为主义完全不同的一条路。格式塔心理学在康德(I.Kant)哲学的影响下，强调人的知觉的完整性和组织性，反对去寻找心理和意识中的“元素”，认为应自由、公正地描述人的直接经验，而人的这种直接经验是按原来的结构被接受的。对于这种整体的经验，如果强加分析、化整为零时，其原有的整体性就会被破坏。因此，格式塔心理学坚持1+1＞2的观点。这在当时把心理现象分解成基本的组成单位的研究倾向中，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强调心理活动的整体性并对其规律（如知觉的组织原则）进行研究，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贡献。受物理学场论的影响，采用拓扑学的研究方法在格式塔心理学中独树一帜的是勒温(K.Lewin)，他提出的行为函数：B=f(E,P)发展了对人的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推动了社会心理学中有关团体动力学研究的发展。

作为格式塔心理学的一种方法论工具，现象学的观点被认为可以用于对人的主观体验进行科学研究，并弥补那些只注重行为的实验数据的不足，它主张对经验采取自然的整体观点，从而获得了知觉研究的大量成果。但是，“现象学的方法是不容易掌握的，对于某一研究者运用这种方法是否取得成功或成功的程度也是很难判定的”[4](P524)。

5.计算机模拟与类比方法——以信息论作为主要方法论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

现代认知心理学主要以信息加工的理论来解释人的心理过程。计算机科学为现代认知心理学探索心理活动的内部过程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它使过去无法“看到”的心理操作过程得以模拟和表达。认知心理学纠正了行为主义否认意识和心理可以加以研究的错误倾向，用信息加工的观点对人的心理活动，主要是对心理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做出了更好的描述和前所未有的揭示，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用计算机和程序软件的操作和运行来模拟和解释人的心理过程，确实是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性变革意义的进步。但是，这仍然是以机械论的观点去研究人，把社会的人简化为机器的人。因此，现代认知心理学对心理过程的研究，仍然不能完整解释和真实反映人的实际心理活动规律。当然，要解决这一问题尚有许多困难。也许是目前的计算机技术水平尚未达到科学心理学所需要的程度，或许未来能制造出完全类似人类的机器人，心理学家也许就能从中破译出人类所有心理活动的秘密和规律。但是，现象学家休伯特指出：没有任何脱离肉体的机器能够赛过人类的意识，因为它缺乏每一个人所特有的那种与世界紧密结合的共同发展的特征，人工智能仍然是不能达到目的的[5](P25)。

二、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现状与问题

纵观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与指导思想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演化。从研究的对象来看，从意识到行为，又回到了意识，似乎转了个大圈子。但是，通过这一循环过程，研究方法论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冯特的自我观察报告和现代认知心理学有关表象研究的心理操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所确定的研究对象并没有错，但局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没有适当的手段去研究人的内在心理过程，只能依赖被试的自我观察这种原始的方法，显然缺乏科学的依据，效果也不可能理想。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一个学派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给心理科学留下的一大笔财富，即它的研究方法、仪器、测量手段等，今天的心理学家还有不少人在使用着，行为主义的大量研究成果仍是当今教科书里广泛引用的内容。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在心理过程，而有关人格结构和人格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王国。从这个发展历史的进程中可以看到，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水平基础之上的。纵然有良好的愿望和确定的目标，如果缺少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仍然是“欲速则不达”。但即使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展研究的技术手段，若不能及时修正和调整心理学研究的目标、对象和范围，甚至在指导思想上“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的话，仍然会事与愿违。行为主义心理学就是前车之鉴。

时至今日，心理学的学派之争已基本结束。心理学对感觉研究基本上已经有了较一致的结论；有关知觉的研究正在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而记忆和思维的研究则侧重于对信息加工过程的探索；至于对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发展看来困难更多一些，正在寻找更有效的测量和评价方法；情绪心理学在几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着研究，从认知、生理、环境和社会等不同的角度以各自的特定方法和手段去解开人类情绪之谜。关于动机和意志的研究，似乎仍然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赫尔的驱动递减论、勒温的场论、麦克米兰的成就动机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和海德、凯利以及维纳的归因理论等主要流派所占领。但以马斯洛为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则更加强调了对人性、人的价值与人的潜能的研究，并力争解决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马斯洛特别强调了整体分析的重要性，提出了反复研究法(iterationtehnique)，即以整体观为前提，通过实验来理解各有关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他还特别重视对个体的研究，认为一般规律不能直接推论个体的特点，而由个体的研究却可以概括出一般的规律。一般规律只能帮助人们去理解个体，但解决个别的问题仍需要用个案法的整体分析手段[5]。

由此可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就目前来说仍尚未达到一致的认识，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研究领域的各种方法论及其研究方法和技术共存于当今的心理学研究之中。即使在同一个研究领域中，由不同方法论所指导的各种研究方法也常常同时并存。首先应该说，这是正常的现象，也是心理学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在对待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问题上，就像对待任何科学一样，不应该也不可能用单一的研究模式去人为地强制性地统一所有的研究工作，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尤其需要如此。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实在是一种最复杂的现象，它有着许多不同的水平、层次、方面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研究决不能简单地以某一种方法去处理。但也不应该用“随心所欲”的态度去对待。如何形成一种更加有效地运用到心理学研究中去的新方法论，是科学心理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科学心理学研究发展中新的方法论构建与整合

无论是否意识到，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总是在研究者一定的方法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心理学的研究同样也不例外。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决定了的研究目的所需手段的选择。并非任何研究目的都可以找到研究的手段。当技术还不能提供必要的手段时，对原有的目的就必须考虑加以重新选择，寻找某些子目标以现阶段可实行的手段先予以解决，然后再对总的目标进行系统的、整体的、辩证的研究、分析和归纳。鉴于心理学的历史经验，心理学家们已经在探索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论。例如，朱智贤等人曾提出过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构想。在其有关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系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2)心理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3)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6](P52-58)。研究心理现象，首先要对人的心理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并不能替代具体的研究工作，但是任何具体的研究工作不可能摆脱一定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过去的许多学派，虽然曾经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都由于他们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而在其后为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所取代。特别是在当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手段时，就更有必要对人们原来习以为常的传统的指导思想进行周密的反思，修正原有理论的错误，弥补不足和空白，才能使研究工作不至于重犯类似行为主义的错误。同时，也能使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有了正确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还需要形成心理学的一般科学方法论。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科学发展的水平并受到研究工作可能具备和达到的条件的制约。在经历了科学研究的微观阶段——分析研究之后，科学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向宏观阶段——整合研究迈进的趋势。有关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的思想和理论，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贝塔朗菲的系统论、香农的信息论和维纳的控制论，即所谓的“老三论”。而在此之后又出现了所谓的“新三论”：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哈肯的协同理论和托姆的突变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为现代科学的一般方法论提供了有用的思想。虽然这些理论并非出自心理学，但对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和指导作用。而且，正是由于心理学派系林立、众说纷纭的状况，就更需要用像系统论那样的思想方法，来描述和解释人的心理这个本身就具有客观系统性的研究对象。正如哲学方法论不能代替科学的具体研究那样，这些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的思想和理论，并不能代替心理学的一般方法论指导。心理学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需要建构符合心理学科学发展的一套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

最后是有关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技术问题。可以说，心理学现在已经涉及人类活动的几乎每一个领域，因此在具体研究的方法和技术上必定有相当大的差异和跨度。具体的方法是与具体的研究问题相联系的。心理学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几乎运用了所有各种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其中包括了物理的、生理的、药理的、临床的、数学的方法；心理学本身又有实验的、准实验的、非实验的、思维推论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点和长处，但又同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多层次、多元化和动态的；同时又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我们不仅需要在某个局部问题上对各种心理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微观的分析研究；而且更需要以整体的、系统的和动态的思想理论与研究方法论，归纳和综合各种心理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心理学的理论和学说不能仅仅停留在一种描述性的初级水平阶段，而应该是可操作的、有预测力并有控制力的。这样才能使心理学成为一间既有自己较完整、较一致的理论，包括研究方法论的体系，又具有更为广泛的实际应用价值、作用和效果的现代科学。

【参考文献】

[1]查普林，克拉威克.心理学的体系与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库恩.必要的张力[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3]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4]荆其诚.简明心理学百科全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历史文化课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消化内科；不合理用药；分析研究

【中图分类号】R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526（2012）08-0010-01

随着临床治疗经验的不断积累，消化内科的药物治疗方案也不断更新与完善。与其同时，新型药物的涌现和最新治疗观念的提出也为医师的与时俱进提出考验。本文对消化内科常见的不合理用药进行归纳总结，为今后的规范用药提供依据。

1临床选药与用药指征不符

1.1抗生素滥用：随着医院对抗生素的管理日渐严格，临床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已经大大减少，但仍然存在问题，由于肠易激惹综合症系功能性肠病，而非感染性疾病，对症治疗和心理治疗为主要治疗方法，运用抗生素达不到治疗目的。

1.2消化酶的运用：消化内科常对腹胀、消化不良患者应用复方消化酶胶囊治疗。消化酶制剂在消化科运用十分广泛，尤其对消化不良患者，能显著改善胃肠消化功能，帮助对摄取食物的充分吸收，同时优化胆汁分泌和肠内气体排泄功能[1]。但是医师常忽视因胃肠动力因素所致的消化不良，且未行粪便苏丹Ⅲ染色检查，未对其他可能致消化不良的因素进行排除，此时选择消化酶常不能达到改善病情的目的。

2消化内科常用药物间的拮抗作用

2.1铋剂与制酸剂的联合应用：铋剂与制酸剂在胃十二指肠溃疡患者中的联用十分普遍。铋剂与胃酸作用后所形成的铋盐沉积在溃疡灶表面，形成保护屏障，阻止胃酸对溃疡面的腐蚀，且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生长。铋剂药效的发挥离不开一定pH的胃酸，当与PPI类药物合用时，将降低其疗效，故临床上联合应用时要注意避免同时服用[2]。

2.2硫糖铝与制酸剂的联合应用：硫糖铝与制酸剂的联合应用结果与铋剂与制酸剂联合后的结果相似，因硫糖铝与胃黏膜蛋白洛合形成保护性黏性凝胶需要胃内的胃酸PH

2.3抗菌药与肠道活菌制剂联合应用：肠道活菌制剂能纠正腹泻患者胃肠道内菌群失调，且抑制致病菌的活性，维持菌群稳态。当其与氟喹诺酮类药物联用时，活菌制剂的活性将大大下降，临床上应注意给药间隔。

3结语

随着新型高效药物的不断研发，消化内科治疗方案也逐渐增多，医师在选药时的可选性也大大增加，但是，为提高药物治疗效果，降低药物间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临床合理用药尤为重要。由于医师因专业限制或所掌握知识的不全面，同时，某些新型药物缺乏广泛运用经验，难免在治疗中出现药物间搭配不合理问题。因此，为保证消化内科用药合理性，提高用药安全性，需以专业的药学和消化内科学资料为指导，不断提高医师的个人素质，尽可能使治疗方案变得科学有效，为安全治疗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 李兰斌. 论不合理用药于消化内科的问题研究[J]. 中外医疗. 2011（36）

历史文化课论文范文第4篇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部分在学校读书时被公认为是智力超群的学生毕业后却没有大作为；而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校学习时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出类拔萃，但是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很快干出了另人刮目相看的骄人成绩，这一事实证明：人的成才除了一定的智力因素和社会条件外，还取决于一些非智力因素。那么，在中学数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呢？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激发学习动机，培养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一个学生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就会满腔热忱地主动学习与研究数学，而且强烈希望在本学科上有所成就。根据学生这一特征，我在教学中采取以下措施。

1.选择最佳授课方案

课堂是教师传授知识的主要场所，充分发挥课堂效益是学生学好知识的关键。由于中学生具有勤思维、善兴奋、好模仿等特点，传统的“满堂灌”、“一言堂”会让学生厌烦，产生逆反心理。所以，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变换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尽量适合学生口味，选择最佳授课方案，优化教学过程，将讲授法、启发法、自学法、讨论法、提问法、讲练法等交叉灵活使用。如讲数学题时，用综合法解题有困难时，可以用分析法；用直接证明有困难时，可以用间接证明；正向思维有困难时，可采用逆向思维。克服枯燥无味的单调的教学方法，从而使学生全神贯注，感到学习是一种的美的享受，又使学生感到不知疲劳，且有意犹未尽之感，达到废寝忘食的境地。

2.讲究新课导言艺术

心理学认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身，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这就要求教师的课堂语言要生动、准确、风趣、新颖别致，富有哲理和启发性。有趣的新课导言，能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入探求新知识的阶段。如在数学教学中，运用中外古代的数学成就引入新课效果较好：从祖冲之的成就讲圆周率；从高斯的故事讲等差数列；从国王与象棋发明人的故事讲等比数列；从杨辉三角形讲二项定理。新课的引入要妙趣横生，要充分利用教材中的兴趣因素引入新课，善于以语言的情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启发学生的求知欲，把学生引入事物的意境之中，使学生的学习趣味盎然，乐此不疲。

二、培养顽强毅力，增强学习意志

心理学告诉我们：意志是意识的能动表现，是人自觉地组织自己的行动并与克服困难相联系的心理过程。学生学好知识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自制力较差的学生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因畏难情绪而自我放弃，特别是遇到一些思考难、理解抽象、运算比较繁的问题时，他们往往是缺乏勇气和顽强的毅力而产生厌倦、懒惰的情绪，最终落伍。针对这种情况，教学时应注意以下三个环节。

1.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自觉性和坚定性是好的意志品质，在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自觉性，同时要树立学生能学好知识的坚定信念，还要注意运用名人格言以及一些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等在各自的学科上不畏艰难，勇于攀登，为真理而奋斗的献身精神和取得成就的动人事例鼓励学生，以他们为楷模，从而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正如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此增强学生的学习意志。

2.激发学生对意志的自我锻炼

在中学数学教学中，尤其是复习阶段，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对一道题不能省时间、嫌麻烦而只告诉正确的解题思路和答案。而要把解题过程板书出来，解题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也要告诉学生。我们知道完成一道题，虽然你知道解题思路，但要得出最终结果所要用到的知识是很多的，而有些知识是不能只凭正确的分析所代替而事先预想不到的，比如高中数学中的坐标旋转变换显得较为明显；选择题和填空题也不能只告诉结论，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刻苦钻研、追根寻底、仔细探究的能力。

三、实行因材施教，尊重学生性格

为了在教学中培养学生正直、诚恳、热忱、谦虚、勇敢的性格，在教学中应实行两个原则：

1.实行分层次的教学原则

在教学中要针对不同的心理发展水平和个性差异，不同的基础知识和学习态度，不同的个性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因材施教。教学内容的深度和进度要照顾大部学生，一方面不能使基础好、思维敏捷、能力较好的学生“吃不饱”。另一方面也不能使基础差、思维迟钝、能力弱的学生跟不上学习进度，达不到要求，屡遭失败而失去信心，所以教学中要根据学生学习的多个层次进行。比如把一个班按成绩上、中、下编成三个组，布置作业时分别给予难度不同的作业。如上等成绩可多布置复习参考题；中等成绩多布置习题，而下等成绩多布置练习题，使各个层次的学生都能提高学习成绩。

2.实行个别指导的教学原则

现代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都主张在班级教学中实行个别指导原则，教学不应以中等成绩的学生为目标，而应以全班每个学生为目标。由于教学中难以照顾不同类型的学生，难以针对学生的个别差异进行教学，教师应该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在教学中应贯彻个别指导的教学原则。要善于依靠学生个性中积极的因素，对不同性格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可采取个辅导、查漏补缺的教学方法。对个别成绩好的学生可以适当增加作业的难度，提高评分标准。而对个别成绩差的学生择适当减少作业的难度，降低评分标准或给予适当的帮助。

以上是我片面肤浅的认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绝非仅此而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受非智力因素的影响，也需要培养非智力因素。让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使自己的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

【参考文献】

［1］《心理学》章志光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2］《教育改革论文汇编》柳明主编，学苑出版社

历史文化课论文范文第5篇

作者简介：邓晓慧，女，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媒介融合研究；宋波，女，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艺术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艺术理论研究。

摘 要：从2012、2013年浙江卫视举办的中国大型专业音乐真人秀节目――《中国好声音》从开播到现在，一直备受观众瞩目，本文借用费斯克关于电视文化的两种经济理论，来分析该节目从众多真人秀节目中脱颖而出的内在成因，旨在揭示大众文化语境中，受众在参与电视文本交流中的显著程度，以更好地俯瞰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准确把握电视经济的命脉，做好节目的包装宣传。

关键词：金融经济；文化经济；缺席的在场；生产者式文本；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5-0091-03

一、引 言

在国内电视市场中，具有较高收视率的娱乐节目以“舶来品”居多。当前不少选秀类的娱乐节目，因同质化、低俗化和泛娱乐化而饱受诟病。大众媒体如何在市场竞争白热化的状态化下，突破当前节目创意匮乏的瓶颈，获得节目人气和广告收益的双赢，成为媒体从业人员当前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2012年暑期异军突起的《中国好声音》（以下简称《好声音》），成为《传媒》杂志评比的2012年度盘点十大事件之列。2013年暑假，这一节目再次以高标准的节目质量点燃了整个夏季的收视狂潮。这一舶来品本土化创新的成功，不单是由于顶级的制作团队、制播分离的运营模式及高水准学员的美妙歌喉，还与其节目的选材、形式和受众的参与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

节目的盈利与否取决于收视率的高低，而节目的收视率又与受众是否买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只有洞悉了受众在接收电视文本时的心理，才能准确把握电视节目的制作要领，赢得可观的收视率。当代西方学术界著名的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提出了关于电视文化的两种经济理论，结合《好声音》的走红内因，该理论做出了合理诠释。

二、两种经济理论的提出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1939―），当代西方学术界著名的大众文化理论家，在其撰写的《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商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理论，提出了两种电视经济理论，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这一大众文化理论试图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电视节目作为商品，在这两种平行的、半自主的经济中生产与销售，而生产商品的经济机构与受众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断裂。

首先，电视节目在金融经济系统中运行，“制片厂商（生产者）生产出电视节目（商品）然后卖给电视台（消费）；电视台将节目（生产者）播出，相当于将电视观众作为商品卖给了广告商（消费者）。这一过程注重的是电视的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 [1]。紧衔而至的流通阶段是文化经济阶段，电视商品的文化形式是形象、思想和符号，观众在收看节目的过程是消费的过程，对电视节目的解码又是对意义、的生产过程。由此，在文化经济阶段，“观众构成了生产者跟消费者的双重身份，这一阶段注重的是电视的使用价值，流通的是‘意义、和社会认同’” [1]。由此可见，文化生产只有走出简单的金融经济领域，进入文化经济领域，与大众的利于趋于一致，才能实现可观收益――要想拥有财富，必先生产意义和。他的两种经济模式理论，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为我们解读《好声音》的火爆走红提供了很深刻的启示。

三、金融经济阶段――《好声音》的生产

（一）优越的制播模式

《中国好声音》（以下简称《好声音》）是席卷海外的荷兰音乐节目《The Voice OF holland》的中国版，“是由星空传媒旗下的灿星制作公司推出的中国大型音乐真人秀节目，也是中国电视历史上首次引入真正意义的制播分离的一档节目” [2]。“该节目将利润分配模式从以往的‘电视台定利润’变为‘市场开发利润’，节目生产线也为之改变” [3]。该制作公司承担了所有的版权费，并与播出平台浙江卫视达成广告分成协议，节目若达不到规定的收视标准，灿星制作公司将单方面担负广告商的损失。如果双方投入的资源越大，节目越成功，得到的收益也越大。在利润与风险的双重刺激下，拥有着丰富制作经验的灿星公司（曾制作过“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等节目），顶住巨大压力，不惜成本与投入，成功打造出《好声音》，“第一季中的收视率从1.5到最高6.5，高达400%的收视涨幅”[4]。最终，广告费和版权费总计收入3亿多元，电视台、制作方和冠名商都赚了个盆满钵满，实现了真正的互利共赢。而在第二季中，好声音也延续了第一季的强收视。

对于金融经济来说，“电视工业首当其冲的要务便是生产商品化的受众，节目需尽最大可能吸引观众，惟其如此，广告商才会掏钱‘购买’他们” [1]，才能实现资本的流通与增值，从而实现彼此的互利共赢。加多宝集团正是看中了《好声音》可观的商业利润才高价冠名，而《好声音》广泛的社会关注度、令人眼红的收视率也恰好肯定了加多宝集团明智的决策。

（二）优质的节目设计

一档节目要想吸引人、有持续的观众，如果没有好的内容，那根本就难以为继。好声音以音乐为本位，主持人成了“卖凉茶”的伙计，主角让位给场上选手和更专业的评委。“这意味着中国电视娱乐进入‘后海选时代’：即依靠专业素质，精选优质资源，以资源为王”[5]。《好声音》的节目设计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彰显出优势：

首先是选题上，《好声音》的选题设计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口味。与灿星公司先前制作的《中国达人秀》这档节目相比，学员从多样化的特长（武术、杂技、街舞、唱歌等）简化为唱歌这一样。该节目秉承了原版《荷兰之声》的节目宗旨，即“声音是节目的唯一要素”，只要你有一副好嗓子，都有登台表演的机会。《好声音》学员从普罗大众中走向舞台，这对观众而言，在心理上就感觉十分亲近。 其次它在首期节目播出之前就已经有过一轮高水准的选拔，登上舞台的学员都是些颇具实力的唱将，精湛的歌曲演绎大大增加了节目的可观性。而对于每位选手也会进行非常详细的介绍，这些信息在勾画出参与者不同个性的同时，也增强了节目的故事性。 然后第三点，也是该节目最大的创新点，“盲听”和“转椅”。导师背对选手，仅凭歌手的声音，通过按下轮椅按钮，来遴选中意学员。这一节目形式打破了其他选秀节目中，靠评委的主观感受（歌手的舞台表现力，对歌曲的演绎契合度、长相、发展潜力等综合考虑）来集体决定选手命运的模式。在选手演唱歌曲的过程中，导师是否按钮这一悬念同时牵动着选手、选手亲友团和场内外观众的心；倘若有多位导师转椅，学员的选择又成为场内外观众的情绪沸点。节目后期，评判决定权在导师们和媒体团之间的博弈，使节目的情节跌宕起伏，收视率由此一路飙升。

四、文化经济阶段――化被动为主动的受众

在电视商品被买的一刻，金融经济的流通阶段即告完成。作为商品的电视节目已经完成了它在经济发行中的角色，开始充当文化角色的扮演。在这一阶段，“电视是一个‘不生产产品的工业，而消费者也不消费产品’。其文化经济产品的形式是形象、思想和符号” [1]。原来的电视节目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的话语结构。

（一）缺席的在场――隐形交流对话

在《好声音》这个电视文本中，导师、学员与受众形成了如图的交流模式：

（注：实箭头表示显流，虚箭头表示隐流）

在节目播出时，荧幕上出现的是学员与导师间的两种显流――导师转椅要学员，学员自主选导师。但受众在观看节目时，也作为一种缺席的在场参与了节目的交流。首先，在转椅与选择过程中，因为悬念的设置，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不自主的也参与到选择的过程。观众在观赏表演的同时，也会在心里作下判断，值不值得转椅？应该选哪位导师？都成为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就成为他们与节目之间产生亲密感与熟悉感的重要线索。其次参加比赛的学员本身就是生活中拥有歌唱特长的普通人，如美甲店老板黄勇、货车司机曹寅、盲人歌手张玉霞等。学员进行表演，就如同受众的替代性表演，满足了生活中大部分人渴望登上舞台引人注目的心理欲望。第三，两季《好声音》的导师――那英、庾澄庆、杨坤、刘欢、汪峰和张惠妹，都是流行乐坛颇有名望的领军人物，因此，学员与导师的沟通和交流，就如同受众也获得了与导师亲密接触的机会。受众仿佛在无形中也参与了训练和表演的全过程，并获得了一种满足的补偿性心理。总之，受众观看表演的过程，是与学员、导师隐形交流对话的过程，更是参与节目“全民造星”的过程。

（二）生产者式文本――参与意义建构

承上所言，受众以“缺席的在场”身份阅读电视文本，实际上也是一种对话的过程，是阅读主体（即受众）与文本期望的阅读位置（商品的制作方）之间的对话过程。费斯克对电视节目文本的分类，不同于艾柯的开放性文本与封闭性文本，而是将其定义为生产者式文本：这个范畴是用来描述“大众的作者式文本”的，即主动权倾向于受众的一方，受众可参与意义建构的文本。对于《好声音》来说，受众在观看《好声音》这一电视文本时，会因为把自己放在他们所塑造的不同的社会层面与文化效忠从属关系中，而对这一人物形象有迥然不同的理解。当观众把吴莫愁当作一种“90后”形象的文化资源，来思考他们自己的社会体验和意义时，吴莫愁的意义便会在年龄轴、性别轴或社会认可轴之间移动不止，从而形成对该人物的多义性解读。

具体而言，观众大致会有三种解码立场：1.支配性解读；2.协商式解读；3.对抗式解读。例如对吴莫愁的解读，有些观众认可吴莫愁对音乐的独特领悟和个性的演唱技巧，支持她的音乐梦想，即传受者双方的立场趋于一致的支配式解读；有些观众肯定哈林老师的评判，但是不认可吴莫愁的成功，这是观众对于节目接受的主导意识形态的适当调整，即协商式解读；还有的观众完全不认同吴莫愁展现的才艺，也不赞同哈林老师对她的欣赏和指导，这是受众根据自身利益与背景选择解码立场，即对抗式解读。

由此可见，电视文本的意义不是一个简单的从传者到受者的直线传播，而是在与受众极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关系的互动中得到修正或产生，电视话语的意义不是被灌输给受众，而是受众自己生产出来的。

（三）大众的创造力――获得释放

“某种文化要想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就必须创造出抵抗式或规避式用途或读法的机会，而这些机会的创造又源于商品的使用者在文化经济中表现的大众的创造力”[6]。在对真人秀节目进行解读时，大众的创造力主要表现在对文本意义的解读上。传统电视节目中，受众的自主要体现在遥控器上，与这种单向传输编码不同的是，《好声音》节目的全民狂欢模式使得受众得以较为自由地参与文本的解读过程。这种主要源自两方面：“1.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社会体验的意义所带来的。2.逃避权力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 [6]。前一种，可以体现在前文所提的大众对“吴莫愁”这一形象的解读上。第二种源于受众在媒体这一载体中的狂欢行为。受众在对《好声音》节目元素进行解读时，处于一种暂时的抽离现实处境的真空状态，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身份和角色得到隐藏，导师的抉择、选手的去留等情节都能让受众的情绪得到托盘的承载――“或惋惜，或感慨，或狂喜，从而获得压力的释放，生产出一种‘解放的，创造性的，游牧式的’”[6]。此外，随着导师椅子的转动，权利反转到学员手上，“选手第一次以主动选择的姿态赢得了话语对等的机会，这是大众对战精英话语权力的一次胜利”[7]，也是受众无形中获得抵抗式的重要节目元素。

金融经济中，受众处于无能为力的弱势地位，而文化经济阶段，受众一跃成为意义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基于不同文化代码和文化能力的解读，使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极大发挥，在此，消费者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受众对节目是否买账，成为制作者和电视台节目策划时务必审慎考量的重要因素。

五、两种经济理论对真人秀节目创新的启示

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核心存在矛盾。需掌控好工业经济与受众的利益分野。随着各电视台真人秀节目的日益泛滥，屏幕前的受众便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提高了对栏目内容的审美要求。真人秀节目的制作难度由此加大，生存周期也变得越来越短，一档新生节目若是在短期没能获得较好的口碑，赢得一定的市场收益，便有随时被拿下的风险。“视节目一旦成为一种商品，就要服从市场行情与商业原则的调控，市场化的电视要面向市场、面向受众，就要充分考虑到受众的接受心理与审美期待”[8]，需要处理好工业经济利益与大众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就如同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在这个选秀审美疲劳的时代，《好声音》异军突起，以精益求精的节目内容和别具一格的节目形式征服了受众。它的制胜点就在于，及时地引进了真人秀“盲听”、“转椅”、“导师学员互动”等节目元素，填补了市场空缺，满足了受众对真人秀节目心理期待的新需求，制播方的利益与受众的利益达成了共识，从而实现了双方的互利共赢。

另外文化商品想要流行，就必须满足相互抵牾的需要。《中国好声音》并不属于国内原创节目，它之所以从众多真人秀节目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在原版节目《荷兰之声》 的创意之上加以本土化创新和改造。然而流行的节目样式受市场需要时，再复制（或抄袭）的几率就越大。可是却不一定能获得长期的经济回馈。《好声音》的第一季获得了极大成功，但其他电视台的其他歌唱节目也相继涌现，如《我是歌手》、《中国梦之声》等，这些节目在2013年都一定程度上分割了部分收视群体。此外，受第一季《好声音》的熏陶，原有受众对这一档节目选手的期望值变高，节目组所面临的制作压力也相应增大。

向国外的优秀节目学习的确值得提倡，迫于生存压力以克隆的手段降低节目研发成本也无可厚非，但切不可让克隆成为制作节目的一种惯性。“安于追随”的思维方式不利于跳出节目山寨的俗套，反思如何取长补短、增强真人秀节目的原创力问题才是关键。只有以受众为本位，了解、收集他们新的节目体验和文化需求，洞悉真人秀节目制作的空白点，使创意与大众的审美取向相合拍，才能不落窠臼，突破节目创新匮乏的瓶颈，赢得国内电视娱乐节目的主战场。

六、结 语

从费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来看，电视节目作为一种商品在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阶段分别充当了不同的角色。尽管该理论对受众主体性和生产性表现出过度的偏爱，遭到不少理论家的批评。但《好声音》文本的成功生产，却凸显了费斯克理论在电视节目生产上的实践价值。在受众对媒体高呼“选秀已死”的时代，媒体工作者理应审时度势，减慢收视率压力下一味高效盲从的制作节奏，以受众为本位，将费斯克“互动生产” 的理念植入创作，注重求新思变，避免急功近利，在电视栏目整体品牌发展格局下掌握“核心创意” 的主动权，才能使中国的娱乐节目焕发出更为持久的活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陆扬，.文化研究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 从中国好声音开始，八一八那些牛气的制作团队[EB/OL].http：///whbm/20121016/0/87F73gI2acbbf3FF.shtml.

3 特别策划：盘点2012十大事件[J].传媒，2013（1）.

4 吴琼.2012中国电视：真正创新的，都火了[J].传媒观察，2013（2）.

5 阚庆，冷淞.2012电视节目风向[J].视听界，2013（1）.

6 （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