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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畲族同胞的生活环境主要是深山密林,生产方式比较落后,在与自然与生活做斗争的过程中,巫术与图腾崇拜是人们的主要精神信仰,在虔诚的祭祀仪式中,祈祷五谷丰登,人畜平安。
1.做功德仪式
做功德仪式是指畲族在成年人去世之后,家属请人为其超度亡灵而举行的系列仪式,主要以语言和舞蹈为表达方式。不同的年纪、不同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仪式的繁简,一般来说包括布置功德场所、唱哀歌、烧香等程序。如在福安聚居的畲族同胞中,凡年过50老病而死者,称为“老喜丧”。先为死者梳洗更衣,孝男孝女执陶罐到河边,点燃三支香,烧化纸钱,向河里舀水,俗称“买水”,之后为理发,整个过程均伴哭歌。装殓时,孝女哭唱《落棺歌》。报丧时,报丧者反穿衣服,引人注目,奔丧者哭唱《思亲歌》,在下葬过程均以歌代哭,亲眷戚友唱《起棺歌》《路祭歌》《劝酒歌》《跪祭歌》《进葬歌》等[2]。整个仪式过程有着浓厚的神秘感。
2.祈福祭祀仪式
畲民世代生活在山上,平安丰收来之不易,为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祈愿征服恶劣自然环境,古老的畲族人民创造了融观赏性、美学价值、神秘感等于一体的祭祀祈福仪式,祈求得到神灵的庇护而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上刀山“”下火海“”起九司洪楼”等祈福祭祀仪式便被赋予了特有的民族个性。如“上刀山”是畲族青年传统的成人仪式,寓意从此以后青年们能逾越任何困难险阻,健康成长。“起九司洪楼”则是将9张桌子不借助任何外来设备依次垂直叠在一起,祭祀者要向9张桌的高台上登去,据说“九司”也就是传说中的九位神仙,攀爬过程中,伴随“龙角”号子声,顺利登顶后,还要进行祭祀祈福仪式,表示感谢上天,期盼来年丰收。
3.祭祖仪式
畲族素来重祖先崇拜,将“敬祖宗”列为族规条训的首要内容,畲民重视“明世系,昭祖恩”的有关活动,畲民相信祖先有灵,能庇佑福荫子孙,因而畲族民众虔诚崇拜祖先,将祖先视为保护神而顶礼膜拜。自古以来,祭祖便一直是畲族最为隆重、最为虔诚、最为普遍的信仰习俗活动,也是祭祀仪式中最主要的内容。闽东畲族祭祖仪式主要有节日祭、醮明祭和修谱祭等,其中醮明祭是其中最为特殊且最为隆重的一种祭祖仪式。闽东畲族凡年满16周岁的男子,均要单独或集体举行这一仪式。祭祀仪式多选择在冬季吉日进行,设案摆坛,供牲具醴,焚香烧纸,由有法名的前辈且唱且舞,进行一系列甚为繁琐的“教度授法”的仪式,受醮的弟子则应答礼拜。仪式结束后,受醮的弟子便得到法名,并将写有法名、祭期的红布条系于祖杖,正式“入录”,今后“入录”者在本族的地位身份便能高人一等[3]。
从着装到动作再到发声,闽东畲族祭祀仪式有着自己独特的构成形式。从过去驱鬼祈福用途到现在的表演与祈福兼具,传达出颇“另类”的仪式审美理念,同时也承载这个民族个性化的文化内涵,传递出从内容到形式都多彩的审美文化意蕴。
1.仪式场所的“美域”
“九族推尊缘祭祖”,闽东畲族崇拜祖先,在各族规条例中,“敬祖宗”都是其中必备内容,同时将祖先视为能庇佑后代的保护神,以至虔诚敬奉。经过衍变,祭祖也就成了畲家人非常看重的信仰习俗活动,其祭祖活动可分为家祭、墓祭和祠祭,另外还有独特的“三月三”染乌米饭祭祀祖先活动,其地点选择依据祭祀性质而不同[4]。家祭顾名思义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祭祖仪式,地点选在正房,以显示庄严和神圣。器物的选择、物件的悬挂等都透出一定的文化气息,带有浓厚的畲族特色。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氛围中,被畲民看作是重要时刻的祭祀被赋予了情感,同时寄托了后代的无限期待,神圣时空就这样成了蕴含情感的象征世界。不管是家祭还是祠祭,家族后代在一个“特殊”的场所中,焚香祭拜先祖,烟雾缭绕中,似乎感受到了身心穿越了时空,与先祖对话,祈求先祖庇佑各种愿望实现,进入忘我境界即审美境界,仪式特定场所加上特定的活动,使参与的畲民感受到了场域的神圣,进而内化为对美好生活的永恒期待。
2.语言动作流程的程序美
祭祀仪式中所使用的祷词、咒语、祈语等,是向神灵或先祖表示敬畏、崇拜、感恩、祈求等情感与愿望的载体。徐珂《清稗类钞》载“:极重祭祖,祭访前,有画幅,长可数丈。”从这个描述中,不难看出畲族的祭祖过程的气势恢宏,氛围庄严,这也是凝聚民族宗族力量的方式,既体现了畲家对民族传统意识的承续,又表达了对历史的缅怀和对当下美好生活的祈愿。在神秘色彩中相伴民族的世俗个性。闽东宁德雷姓“迎祖”,以互轮祭祀为主,按照一定的顺序在不同的畲村轮流举行,时间从农历正月初三至十五日之间,逾期不请,须待来年。恩格斯说,“舞蹈尤其为一切宗教祭典的主要组成部分”[5]。闽东畲民在迎神、驱邪、求雨、祈福等祭祀活动时,常请巫师作法,巫师作法时且歌且舞,通过舞蹈的动作来表达驱鬼消灾、祈福求安的内容。在畲族祭祀仪式的程序构成中,舞蹈是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肢体语言服饰语言等的组合,能够跳出这种舞蹈的人,也被视作与神灵沟通的不二人选。在特定器乐的配合下,伴随着祭祀声响,手指的组合,脚步的变换,身体或旋转或前倾,在复杂的肢体语言中实现与神灵先祖的沟通,借助巫师来表达特定的愿望。正是这种有内涵形式的程序美,体现出畲民朴素的审美意识。畲族祭祀舞蹈是畲族人民对祖先崇拜思想感情的体现。流行于福建闽东福安社口镇一带的歌舞结合的畲族祭祀舞蹈《奶娘催罡》,便是其中的代表。该舞蹈通过模拟畲民日常生活劳作的舞蹈动作,结合富有浓厚畲族特色的音乐,塑造了驱妖镇魔的地方女神陈靖姑的形象。舞者须为男巫,该舞主要有三个部分:净坛、请神、踩罡。其中,踩罡是该舞的主段,由十二个罡步组成。表演驱鬼镇妖场面时,舞者刚猛威武,凸显奶娘威风凛凛的英雄本色;而在表现奶娘出征前的生活场景时,舞者则细腻柔和,展现十四娘的女性气质。全舞由《净坛曲》《请神曲》《踩罡曲》三段节奏平缓、韵律柔和的伴奏乐曲伴随始终,又佐以木鱼、小鼓等打击乐器,整个祭祀舞蹈呈现出一种神秘的美感[6]。
3.原始朴素美
原始朴素美指的是审美活动中源于内心精神世界对神灵的敬畏崇拜等而产生的一种原始意识,这种原始意识和原始宗教息息相关。原始宗教产生于生产力低下,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认识不够清晰的特定时期,其特点是按照人自身的想法一厢情愿地把自然万物神灵化、生命化,并通过特定的仪式表现出对它的敬畏。畲族祭祀仪式中的神灵意识首先表现在以祭祀巫术等方式,实现人与神灵的时空对话,同时寄希望于神灵的超能力解决现实世界中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进而实现特定的愿望。在“沟通”过程中,借助活体动物或者祭品表达虔诚,同时嘴里还念念有词,以一种特定音律的腔调来表达愿望。在祭祀过程中,这些唱词被视作是与神灵沟通的“媒介”,带有某种神秘的超能力。这些代代口口相传的咒语本身晦涩难懂,也成为了窥视畲族祭祀审美文化中神秘要素的重要构成部分。
4.未知的神秘美
神秘往往体现在对未知世界不知但又渴望了解的“好奇”,它往往和某种超体验联系在一起,容易产生于现实世界异化的复杂心态———欲知但又夹杂或害怕或崇拜或寄予期待等心理情绪,对人类的精神生活起着某种支配作用。畲族在祭祀仪式中的审美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通过种种程序化的仪式建立起人和神秘世界的桥梁,畲族祭祀仪式中就保存着较多的神秘禁忌,充满神秘色彩,如忌讳女性代表家庭在坛前烧香秉烛与朝拜,忌以鸭子为供品,忌在神宫庙观、石母、树王面前便溺等。其缘由或与神话故事或与先祖传说等相关,本身就带有时间空间的神秘感。畲族祭祀仪式及种类的形成过程,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多种因素杂糅的结果,它超越了个体的生活体验,自然而然就带有某种神秘感,卡西尔说“(宗教)绝不打算阐明人的神秘,而是巩固加深这种神秘”[7]。神秘美,是畲族祭祀中与生俱来的特质。
三、结语
关键词:文学终结;消费社会;文学性扩张;日常生活审美化
中图分类号:I0-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001-02
一、“文学终结论”的提出及影响
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把“文学终结论”这一话题引入中国。在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1997年,《文学评论》第4期刊载了他的论文《全球化对中国研究的影响》,文中指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现在甚至出现了从看电视或看电影转向电脑屏幕的迅速变化。”他认为新技术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必定会对文学与文学研究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
米勒在2000年参加了北京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且作了大会发言。继而《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发表了他《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一长篇论文。米勒此文的核心观点即“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的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在论文开篇,米勒就引述了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中的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 ,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情书也不能幸免……”从而详细阐述了“文学终结论”。
在他的著作《文学死了吗》一书中,米勒也开宗明义写道:“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是时候了。不同媒体有各领的时代。”于是文学行将消亡这一观点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成为论争的热门话题之一,持续至今。
二、由“文学终结论”论争引出的“文学性”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高科技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地位与日俱增,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随之日渐萎缩,而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研究的地位更是不言自喻。文化研究等新兴学科对文学的冲击使得理论界出现了文学边缘化的说法。
因此在激烈的争论声中,一种学者表示赞同“文学终结论”,认为文学存在和共生的条件变化了,文学也将随之消亡。信息技术与传媒方式的转变影响文学场的存在结构和文学的实际存在状况。印刷时代已经过去,媒体娱乐文化成为了主导,文化从经典进入非经典和反经典,写作的口语化、视像化超过了书面语写作,精英文学的败落与审美的世俗化成为时代的合法性标志,于是正是这种时代的合法造就了文学合法性的危机。
相反,很多学者对“文学终结论”持质疑态度,甚至有人认为文学终结是一个无效的理论,因为它本身就陷入了一种“技术决定论”的极端,于是正是“文学终结论”而不是文学,必将走向终结。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由于文学的语言魅力以及审美想象性具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同时由文学传统构成的文明力量与文化秩序以及历史的厚重感无法被解构,因此文学不会消亡。
(二)“文学的终结”只是对无处不在的“文学性扩张”的一种遮盖与隐蔽。美国学者辛普森在1995年出版过一本书,名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针对“文学终结论”提出了后现代“文学统治”的看法。到90年代末,卡勒注意到该书,受此启发写了《理论的文学性成分》一文,该文收在2000年出版的《理论的遗留物是什么?》之中。卡勒对辛普森的提法略有修正,将统治的“文学”改为“文学性成分”,从而使缘自辛普森的创见更为准确。卡勒说:“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也就是说,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因为大众传媒作为传播方式对文学话语权的挑战从而“被边缘化”了的文学,即消费社会用影视、网络、电子游戏等新兴文化迫使其丧失了昔日中心地位的文学,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文学。然而恰恰相反的是广义的“文学性”却活跃在社会生活的中心。即在后现代场景中,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道德活动、学术活动、文化活动等都“文学化”了――离开了虚构、修辞、抒情、讲故事等文学性话语的运作,这些活动都无法进行。如波德里亚所指出的,消费社会的品牌之多,意味之玄妙足以令人“眩晕”,而
“没有文字游戏,现实就产生不了眩晕”。因此这种“文学性”的统治就形成了,并且蔓延直至无处不在。
三、审美泛化与文学性蔓延的内在联系
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詹姆逊认为,消费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已经打破了传统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作为商品已经成为普遍的文化景观。文化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和文化内涵中扩张出来,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当下生活中的消费品。以至于日常生活都文学化、艺术化和审美化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消失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对立也消解了,文化以视像的形式到处显现,使我们的生活中处处时时弥漫着文化的气息。
苏尔茨在1992年出版的《体验社会》一书中就将后现代富足社会看作偏重审美体验的社会。他认为这一社会中的人对事物的反应不再注重其客观认知而沉溺于对事物的“内心体验”,或者说他们总喜欢先将事物的客观状态转换为主观符号然后体验其意味,苏尔茨称此为生活方式的审美化。审美化的社会即“体验社会”。
而“文学性的蔓延”这一说法同样是由于日新月异的数字媒体文化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因此有人说技术进步的巨大力量可以改变文学的生成方式和通常感知文学存在、文学理论把握文学现实的方式和样态,伴随观念、感知经验的改变,必然带来文学、文学理论的相应变化。审美泛化、文学性蔓延,带来了审美文化版图的改写。
然而审美泛化带来艺术的扩张,并不一定就是文学性的扩张,审美泛化与文学性的蔓延并不对等,严格意义上讲审美扩张现象纳入文学研究对象有失偏颇,但是他们在知识形态建构上的同一性,尤其是在各种文本、超文本“混杂”的时代。随着“文学性”的蔓延,艺术和审美更多地进入生活,被日常生活化,含有“文学性”的审美化的日常生活自然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如某学者所说:“生活审美化的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它就发生在我们中间,其基本表现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模糊乃至消失了,借助大众传播、文化工业等,审美普及了,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专利,也不再局限于音乐厅和美术馆等和日常生活隔离的高雅艺术场所,它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空间中,如百货商场、街心公园、主题乐园、度假胜地等;发生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美化的美容院、健身房等场所。”
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种后现代社会景观,也是消费文化冲击下都市大众日趋迈入的社会景观,它已经使当下的文学与审美观念发生了极大的转向。
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一书中说:“现在,很多传媒理论家和研究者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是,所有这些虚构叙事作品(其间往往充满了暴力和性)正对我们产生怎样的的影响?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艺术摹仿生活。(当然,在大众传媒中,艺术以非常扭曲的方式摹仿着生活。)但是,现在生活是不是开始摹仿艺术了?”
而塞尔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这样描述后现代日常生活:“从早晨到夜晚,各种叙事不断在街道上和楼房里出现……听者一醒就被收音机所俘获(声音就是法律),他一整天都在叙事的森林中穿行,这些叙事来自于新闻报道、广告和赶在他准备上床睡觉时从睡眠的门下悄悄塞进最后几条信息的电视。这些故事比从前神学家所说的上帝更加具有神圣和前定的功能:它们预先组织我们的工作、庆祝活动、甚至我们的梦。社会生活使得打上叙事印记的行为姿态和方式成倍地增加; 它……复制和积累故事‘版本’。我们的社会在三层意义上变成了一个叙述的社会:故事(即由广告和信息媒体组成的寓言),对故事的引用以及无休无止的故事叙述定义了我们这个社会。”
由此可见,在单媒介艺术向综合媒介艺术的转化过程中,“文学性”参与了消费社会的“商品存在”。被媒体信息所渗透所建构的后现代社会已是一个文学性社会。但是无论如何,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区别于界限总是存在,因此审美泛化与渗透只能在一个底线之内存在。
四、对“文学性扩张”观点的质疑
然而从“语言”与“审美”的维度对“文学性”进行分析,有学者又提出了对“文学性扩张”这一说法的质疑。
首先,文学作为一种最能发挥出语言的“诗性”的话语实践,是语言呈现自身结构和功能的典范。语言是文学永在的身份标记,以语言为媒介即文学最为不可替代的优越感,也是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根本所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视觉、听觉、或形体艺术却是直接诉诸人的官能的。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说:“虽然我们是坐在花了票价的席位上,但我们并不是从那里去看罗密欧和朱丽叶,而是用罗密欧的眼睛去看朱丽叶的阳台,并用朱丽叶的眼睛去俯视罗密欧的。我们的眼睛跟剧中人物的眼睛合而为一了。我们完全用他们的眼睛去看世界,我们没有自己的视角。”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学性”影响了我们想象力以及反思的智性的发挥,造成了一种对体验的催眠。
特里・伊格尔顿说:“文学语言疏离或异化普通言语;然而,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和深入地占有经验。平时,我们呼吸于空气之中,但却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像语言一样,它就是我们的活动环境。但是,如果空气突然变浓或受到污染,它就会迫使我们警惕自己的呼吸,结果可能是我们的生命体验的加强。”
因此在图像文化的冲击面前,文学完全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其次,以经典的“没有时间性”作为对“文学性”的流动性与敞开“文学”边界的质疑。在伽达默尔看来,文学是“没有时间性”的。因为它们“在不断与人们的联系之中”现身,“使过去与现在融合,使人们意识到它们在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上既连续又变化的关系,而体现了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规范与基本价值,随时作为当前有意义的事物而存在。”
正如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说的:“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板。”
因此有学者认为,无论我们进入什么时代,文学总是存在的,文学研究对于文学本身的关注与探讨总应该被置于“文学性蔓延”现象的研究之上。
再者,如法国作家里吉斯・黛布雷指出的:“关于媒体,可以用三个时期对人类社会进行说明: 即书写时代、印刷时代和视听时代。”
但是“一种文化(或媒体)没有必要取代另一种文化(或媒体),然而,它所能够做的也只不过是对另一种文化加以补充。”因此,虽然新兴文学样式的出现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迫使印刷文学丧失了主要地位,逐渐走向边缘,但是这却并不等同于文学本身的边缘化,也并不构成“文学性扩张”的根据,文学不会因为存在形式的变化而终结。
五、结语
21世纪是信息技术的时代,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文学与文学研究陷入了一系列困境。以“纯文学”或自主性文学观念为指导原则的精英文学生产支配大众文学生产的统一文学场走向了裂变,统一的文学场裂变之后,形成了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文学生产次场按照各自的原则和不同的价值观念各行其是,既独立又相互渗透的多元并存格局。
就“文学终结”的争论还在继续,然而论争的关键点在于对“文学终结论”所指“文学”涵义的深层理解是否正确。
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一书中说“文学虽然末日来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这一悖论,说明了他对印刷时代文学的眷恋,也是在面对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当今社会,呼吁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理论选择和价值评判。
参考文献:
[1](美)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M].姚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范玉刚.文艺学的境遇及其范式转换[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3]金惠敏.趋零文学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J].文学评论,2004(2).
[4](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M].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吴子林.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J].文艺争鸣,2005(3).
本文作者:张婷玉工作单位: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形象美的感召
体育最早起源于人们的生存需要。为了生存,远古的人们必须与自然搏斗,狩猎中的奔跑、跳跃、投掷、射击、攀缘演化成最初的体育项目;为了争夺栖息地与不同的部落发生战斗时的格斗,发展成了拳击和武术;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从男童时期就开始对他们进行体能和技术的训练,把他们培养成守卫家园的武士;而中国,文献记载早在黄帝时期,为了训练士兵的体能就发明了蹴鞠,即现代足球的远祖。我们可以想见,那些狩猎和战斗中的英雄一定具有矫健的身姿。随着人类生活的发展,贵族、城市、市民的出现,休闲娱乐成为人们生活的需要。在中国体育运动表现为游戏、舞蹈、强身健体的武术等。由唐朝诗圣杜甫的5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6一诗可见端倪: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矫若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舞者的高超和观者的沉醉,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风尚,这与建安时期曹植在5洛神赋6中描写洛神的姿态翩若惊鸿,矫若游龙的审美取向是一致的。体育(即游戏或舞蹈)给人的感悟是生气、是力量、是积极的向上的健康美,不论是观赏者还是表现者感受到的都是生命的美好和对生活的热爱,这就是体育形象美的感召力。体育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有了新的变化。科技的进步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有了大量的闲暇时光,这一方面使体育运动广泛开展成为可能,也使它成为必须,因为现代文明病正日渐成为人们健康的最大杀手:肥胖、身体机能下降、代谢障碍等。运动不仅是娱乐更是生存的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人们在体育运动中获得健康、友情、毅力、自信,形成对生活的整体的美的体验,体育正在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一种生存方式。体育工作者对这种审美的自觉表现,无论在专业运动员的培养还是大众体育的传播方面都能有效激发学习者的兴趣,起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作用。
道德美的升华
顾拜旦在5奥林匹克宣言6中说:希腊人之所以组织竞赛活动,不仅是为了锻炼体格和显示一种廉价的壮观场面,更是为了育人。以体育作为载体教导那些不同性格与生活在不同社会体制下的年轻人,授予他们正确的人生观。这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精神源泉。这种人生观就是体育审美中的道德美,也是体育审美超越性的体现[2]。古代体育由于表现的领域特殊,具有不同的精神特质,对于在狩猎和保家卫国中的佼佼者,人们赋予他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英雄气概。只有那些同时拥有智慧和仁爱之心的强者才能受到部族的拥戴,如黄帝战胜蚩尤,斯巴达克斯虽败尤荣,中国历史上的名将莫不是兼具文韬武略的才能和爱民如子的德行,如李广、岳飞、戚继光等,而球艺精湛的高俅只能令人唾弃。现代体育表现出人类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美:公平、公正、超越,寄寓了人类对于生活的理想追求。体育的游戏规则表达了人们希望建立一个有序社会的理想,现实社会有太多的历史沉疴和无奈:政治、宗教、种族、地域、意识形态,,,体育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块净土,体育行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共同现象,体育审美的标准几乎不分国家、民族和种族,带有国际共通性。在公平、公正的旗帜下,展示自我,超越自我,向着无限的理想进发,这就是体育的道德美。一般的道德概念包含着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内容。客观方面,指一定的社会关系对社会成员的客观要求,包括:道德关系、道德理想、道德标准、道德原则和规范等等。它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道德的主观方面,包括:道德行为或道德活动主体的道德意识、道德判断、道德信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等。这方面的内容构成了道德原则和规范,它要求转化为个人道德的实践,实现这个转化过程,需要通过道德教育和社会舆论,提高个人对道德理想和道德原则、规范的认识,从而逐渐形成个人的道德信念、道德习惯和道德风格。体育通过锻炼人的体魄,帮助人们消除焦虑、紧张的情绪、缓解压力,而从事体育工作的人大多具有率直的个性,开朗、充满活力、易与人相处、重友情、讲合作、乐于助人。从事体育训练的主导者以这种情感为基础,在训练的过程中自觉把体育规则与社会的道德原则相整合,使练习者通过体育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形成现代文明需要的道德信念和道德风格,体育训练要克服数不清的困难:失败、伤痛、低谷,通过向生理极限挑战磨炼钢铁意志:不畏艰险、永不言败、拚搏精神,这都需要具有高度自我认同感才能做得到。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时代精神的象征就是证明,体育电影的励志主题多源于此。如果说体育电影的主人公是精神偶像,代表了自我超越,那么在道德审美熏陶下成长的体育人就应该能成为社会楷模,是社会道德最高理想的实践者[3]。专业技术水平高的体育教练或教师能使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产生学习兴趣,但维持这种兴趣并能做出成就就要靠道德美的升华。调查显示,在大学体育教学中将体育教师专业素养的3方面内容与体育审美诸因子间进行显著性相关检验,结果表明,大学生体育审美总分及诸因子与体育教师的运动技能、教学艺术及师生情感间均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其中师生情感的相关性强于前2者[4]。这表明体育中道德审美在体育水平向高层次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体育是人类的需要,更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拥有德艺双馨的体育工作者队伍是实现全民健身,造就体育强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主力,体育审美的深入研究和实践必将为体育事业美好的明天谱写华彩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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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人画是一种综合型艺术,集文学、书法、绘画、篆刻艺术为一体,是画家文化素养多方面的集中体现。它崇尚“意似”贬斥“形似”,追求笔墨意蕴,讲究诗书画印结合,并要求画者的学养深厚方能言之有物,画面格调才能高雅。传统文人书画以不同于院体画的另一种典范意义对后世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文人画及中国传统文人书画教育中的审美倾向进行正确研究和批判的继承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传统“文人画”是中国画里的一类,也称为“士夫画”,泛指中国封建社会时文人、士大夫们的书画。随着时代和艺术的发展,我国现论家、画家陈师曾指出:文人画是带有一定文人情趣,其中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作品。在传统绘画中,文人画强调以形传,讲究诗、书、画、印的结合,它与工匠画与院体画风格都有所区别,独树一帜。文人画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艺术发展阶段,它独特的审美追求和表现风格一度成为我国后世书画教育中长期追逐的方向。
一、传统文人画的发展
文人画的发展可追溯至汉代,张衡、蔡邕皆有画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设立有专门的机构来培养能工巧匠,那时的一些画家就已经有了文人自娱的心态,如姚最认为“不学为人,自娱而已”,王徽的“画乃吾自画”等思想,这些都可称是文人画的雏形。唐代诗歌盛行,其中大诗人王维以诗入画,他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情趣更加具了文人书画的特色,后人尊称王维是“文人画的鼻祖”。
南北宋时期,中国建立了制度明确的画院,用来专门的培养画家。wWW.133229.COm一些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画家首次提出了一些关于文人画的看法,苏轼第一个比较全面的阐明了文人画理论,他提出的“士人画”概念使文人书画更加趋向于成熟。此后,文人画开始正式从院体画之中分离出来。文人画的鼎盛时期是在元代,由于当时社会动荡,许多的文人士大夫产生了厌世和遁世的心理,绘画成为了抒发个人精神与情绪的自我调节手段。以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为代表的四大家,又把文人画的创作推向了新的艺术高峰。他们以一种“出世”的态度去表达士大夫阶层的孤傲、清高和空虚的情感,追求和主张“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的意象表达。至明代,文人画已上升为画坛的主导地位。画家董其昌倡作画者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加强修养,追求文人画的“士气”。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了清代绘画的基本格局和审美取向,朱耷、石涛、及扬州八怪突破四王的束缚,开创了新局面,形成了我国独具民族特色的绘画体系。
二、文人画中重“意”的审美倾向
中国的绘画从远古开始,对“写实”的技巧和“形式”的孜孜追求一直是占主流地位的。在隋唐之后,追求雅逸风格的水墨画迅速地发展起来,“以形传神”、“以形达意”文人画精神逐步形成与完善。当时许多画家都不满院派画专尚“形似”的偏向,又鄙视“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的画工画,在题材的选择和意境的把握等方面都特别表现出其重“意”、重“简”的独特的审美倾向,还提出了意在笔先、神在法外的许多创作方法。苏轼曾在~首诗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其意首先是贬低“形似”,其次就要求绘画要有“诗意”。文人画中一再强调“象外”,也就是指明在绘画创作中,艺术的真正“内容”必须求诸所描摹自然物的“形象”之外。在不断的发展中,谢赫提出“六法论”,求气韵、贯通、意韵、意会,在此审美标准下,绘画技法不用遵循焦点透视,不重光线、明暗、色彩,以环境感染情绪,给人来带广阔的想象空间,这成为了之后中国绘画创作不懈的追求。之后顾恺提出要“以形写神”,强调画人物要在形似的基础上追求神似,体现了传统儒道两家重精神、轻物质的哲学观。明末,董其昌等人提出绘画“南北宗论”:崇尚率真意趣,轻视基本功力;崇尚士气,排斥画工;重视笔墨韵味,轻视形体结构;主张主观表现,贬低写实风格。
由此可见,重“意”轻“形”是文人画家最为推崇的绘画精神,艺术创作中反对过分拘泥于形似的外部描摹,在表现上力求能够洗去铅华而趋于平淡素雅,倡导天真清新的艺术风格。上重写意轻写形,重神似轻形似的审美倾向,使绘画艺术成为了画家更主观的艺术表达手段,成为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
三、诗、书、画、印的独特审美情趣
文人画极其重视文学和书法修养,画面中的诗跋、书法和印章和绘画对象互相补充,成为有机统一的艺术整体,许多作品在这一方面部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这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标志着文人画的进一步完善。
唐代科举尚辞赋,士大夫皆以诗词歌赋为务,这是文人画家要具有较高的诗词修养的重要背。北宋文人苏轼、米芾、黄庭坚等都极力提倡“诗画一律”,宋徽宗设立的国子监画学,还以古人诗句命题考试。文人画要“如骚人赋诗,吟咏性情”,由此才能够一步抒发作者的主观精神情感。至元代,题画诗达到了空前繁荣,产生了许多如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等有影响力的名家。逐渐的,在画上题诗已不仅是形式和构图需要,而且被视为品评画家艺术修养、学识和作品格调高低的依据,“画中有诗”就成为了文人画的基本要求。文人画又重书,张延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就记到“夫骨气形似节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能书者皆能画”。北宋的黄庭坚以书法家的眼睛看到了;“东坡墨戏,水活石润,与余草书三昧,所谓闭户造车,出门合辙。”在就这里点出了画中的书法因素。文人画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印章的使用。中国书画中印章有着悠久的历史,宋元之后,印章在制作形制、用材、章法布局和印文篆刻上都有了显著的发展与变化。许多文人、画家也在刻印行列之中,当时出现了斋馆阁印、诗词印和鉴藏印等所谓的闲章,以用来抒发书画家的个人性情,表达自身的艺术观念等。明清之后,研磨石印在文人之中更是蔚然成风,几乎成为了文人书画家必备之能事。印章的多样性使其在画面中与书、画艺术相得益彰,是中国文人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学养深厚、修人修德是文人画的重要内容
文人画非常注重其画者的自身学识修养以及个人的品格。封建士大夫都是经科举制度层层选拔上来的,大部分文人画家都是饱学博雅之士,文才学识是必须具备的基础,这对画作格调的赏析与品位有极大的影响。明代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言简意赅的表明了饱读诗书是文人教育的重要内容。画家高尚的人品在文人画中也很受重视和强调,很多人看画品的优劣与否就在于看其人品之高下。郭若虚有“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的精论,这就突出地显现了对修养品德的看重,它可以直接和画品气韵的高低相联系,若人品不高则用墨无法,所以画作的品位也一定高不了。郭熙说:“以林泉之心临之则价高,以骄侈之目临之则价低。”文人画中将画家的品德与精神强调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几乎成了其作品成败、优劣的关键。另一方面文人画家又总是表现出追求虚静淡泊的精神境界和高沽的人品。他们总是以画为寄托,以画为乐,无论自己身在庙堂还是心在老庄,其创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畅神、写意。如扬州八怪中的郑燮因宦途失意,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通过画作状物言志,选择了“四君子”题材来表达个人思想、表现品格,寄托“用世之志”。这也从侧面表现出当士大夫无法解决当时社会中存在有的现实问题,但又不愿与统治阶级的一些势力趋同的时候,就借由此表现出遁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