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管理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版权管理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版权管理范文第1篇

一、版权资产管理的内容

版权是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一系列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能够为权利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因而也是一种资产。版权资产是权利人所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并且预期能带来经济利益的版权的财产权益和与版权有关权利的财产权益，属于无形资产的一种。版权资产强调的是权利人享有的相应财产权利，而不是拥有享有版权的实物资产。例如，出版企业购买的一本图书是实物资产，属于有形资产，只有通过签订合同取得一部作品的某项财产权（如复制权或发行权）才能称其为该企业的版权资产。

版权资产管理是企业对所拥有的相关版权权利开展清查、登记、评估、统计、使用、流转等活动。版权资产管理的内容具体包括四个方面：法律管理、实务管理、价值管理和运营管理。法律管理是指对企业所购买和出售的版权进行法律方面的审查，实务管理是指对版权资产权属进行清查与登记，价值管理是指对资产价值开展评估并将其纳入财务数据，运营管理是指企业通过对拥有的版权资产进行运营并将其转化为经济价值。

做好版权资产管理将对我国的出版业有重要的作用：

（1）开展版权资产管理有利于壮大我国出版企业的资产规模，推动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文化企业的重要力量，我国出版企业拥有大量的作品资源，这些资源也是出版企业重要的版权资产，据估计“其价值和规模甚至会超过固定资产”，完善出版企业的版权资产管理，既能够保障出版企业的合法权益，特别是避免我国国有出版企业版权资产的流失，也是推动出版企业加快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

（2）加强版权资产管理有利于促进我国出版业的发展。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定义，“核心版权产业是完全从事创作、制作和制造、表演、广播、传播以及展览、销售和发行作品及其他受保护客体的产业”。出版业即属于核心版权产业，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版权作为资源，出版业将无法存在。因此，版权资产是出版企业获得经营收益的核心资源，也是反映出版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加强对版权资产的管理是促进我国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版权资产有效管理手段欠缺

1.出版企业版权资产规模小

根据《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报告（2014）》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国国有文化企业资产总额2.2万亿元，其中版权等无形资产占比只有3%左右;中央文化企业中只有13.5%的企业建立了版权资产管理制度或开展版权资产运营，版权资产占无形资产的比例不到20%，直接通过版权资产运营获得收益的企业数量较少。我国出版企业亦是如此。以《2014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中流通市值排名靠前的7家出版上市公司为例，7家公司无形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在2%到11%不等，其中主要是土地使用权，约占到90%以上甚至更多;7家企业中将版权列为无形资产的只有4家，版权在无形资产中的比重在10%以下甚至不到1%。可以看出，我国出版企业的版权资产在整个企业资产中比重小，这反映出有些出版企业没有把版权作为重要的无形资产，这种情况与作为核心版权产业的企业属性不符。

表1 部分出版上市公司版权与无形资产的比重

2.开始探索建立版权资产管理制度

2009年中央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尤其是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改革的方向是完善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设立于2011年的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央文资办”）具体负责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日常工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涵盖产权登记转让交易、资产评估管理、重大事项监管、预算管理等各个方面，为我国出版业国有资产管理特别是版权资产管理工作提供了指导。相关出版企业已开始进行了版权资产管理的探索，明确版权资产管理的部门，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如电子工业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等明确总编室作为版权资产管理部门;人民教育出版社制定了《人民教育出版社著作权管理规定》《人民教育出版社著作权许可使用暂行规定》等。但大多数出版企业还没有建立版权资产管理制度，在资产管理上普遍存在“重有形、轻无形”的情况，对拥有的版权资产缺乏清晰、有效的管理，导致版权资产权属不清，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成为“沉默”的资产。

3.版权资产价值管理缺乏有效的手段

版权资产管理的另一难点在于价值管理，这也是导致版权资产管理难以开展的重要原因。一是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虽然对无形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做出了规定，但缺乏对知识产权的单项规定，对版权资产的价值管理可操作性不强，一定程度上造成出版企业的版权资产难以确定，导致企业的实际资产价值在改制、重组、并购过程中被低估。二是版权资产评估体系还不成熟，由于版权资产的无实物形态、价值不确定性、受市场影响大等特点，资产价值难以衡量，限制了出版企业的版权质押融资、版权证券化等活动的开展，制约了企业通过版权资源实现创新发展的动力。目前我国已在版权资产价值评估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于2010年颁布了《著作权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从基本要求、评估对象、评估操作要求、评估披露等方面系统规范了版权资产评估的基本原则和标准，推动了版权资产评估的规范化发展。2012年我国成立了首家专业版权评估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版权贸易基地版权评估中心，并于同年完成全国最大一单版权质押融资案例的评估工作，帮助一家影视制作公司以11部电视剧的版权打包质押获得1亿元银行贷款。

4.版权资产运营逐渐受到重视

随着版权观念和意识的提升，我国出版企业开始把版权资产运营作为行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既注重开发和购买自有版权资源，扩大版权资产规模，又重视全版权产业链的运营，同时还积极开展版权引进和输出的工作，使版权资源能够实现最大限度的价值。如青岛出版集团通过近年《速成围棋》系列图书的出版，编辑出版了多品种、多层次的围棋图书，并吸引了包括《聂卫平全集》等一批名家名作版权落户集团，还组建了青版棋院，连续举办全国性围棋大赛，并借势延伸到少儿围棋的连锁培训，开发了“聪明围棋”线上产品，做到了版权资源的多层次运营。但我国大多数出版企业的版权资产运营还处在初级水平，出版业的版权资产运营仍然主要局限在“编、印、发”的传统环节，较少向数字领域、网络领域、影视领域、游戏领域等下游产业环节延伸和拓展。

三、加强对版权资产的管理和运用

加强对出版业的版权资产管理，既需要相关主管部门加强调查研究，做好版权资产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健全和完善资产清查、价值评估、财务核算等方面的方法和制度，又需要出版企业树立版权资产的观念，加强对版权资产的管理、保护和运用。

1.重视版权资产管理，开展版权资产清查工作

将版权资产管理纳入国有资产管理的范畴，文资监管和出版管理部门积极鼓励和组织各国有出版企业开展存量版权资产的清查工作，全面掌握国有出版企业版权资产的数量、种类、权属和使用等情况，摸清出版企业的版权资产家底，做好资产的清理和登记，对存量资产形成清晰的记录，对增量资产实现动态管理，进一步发现和掌握出版企业版权资产管理中存在的情况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完善版权资产管理的制度和组织建设

监管部门应在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加强出版企业版权资产管理的相关指导意见，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完善版权资产会计核算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版权资产价值评估体系，发挥财政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作用支持出版企业加强版权资产管理。出版企业要建立以运营为导向、以管理为基础的版权资产管理机制，完善版权资产管理制度，设立或指定专门部门负责版权资产管理事务，并将版权资产进行会计记账处理。

3.利用新的技术手段管理版权资产

出版企业要积极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对版权资产进行管理，建设版权资产管理平台，对企业版权资产进行系统梳理和动态跟踪，提高版权资产数据的采集、存储、管理、分析和运用能力，将版权资产的数据库与出版企业的生产活动相连接，充分运用大数据资源分析和挖掘受众需求，进行有效的版权产品推送，提高出版产品的针对性和互动性，变目标驱动型的传统出版模式为用户驱动型的新兴出版模式，促进版权资产的流转和开发。相关管理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发挥财政的引导示范带动作用，如加大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相关企业版权资产管理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支持和鼓励相关版权资产管理项目纳入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

4.通过版权运营提升版权资产的市场价值

版权管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媒体融合时代；信息管理；版权管理

【中图分类号】D922.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222（2016）02-0143-01

在如今媒体融合的相关形式之下，信息方面的交流以及传播出现了无限复制性、全球覆盖性、载体不确定性、整合交互性、形态多样性以及内容高流动性等有关特征以及趋势。对于传统之中的图书作品信息在版权保护方面的问题来说，随着融合时代的进步已经日益凸显，特别是对于作品信息在网络化方面的管理升级早已迫在眉睫，必须要尽快提出有效的策略。

1有关媒体融合的背景下版权保护所面临的挑战

传统之中的版权保护对象大多都是指报刊文章、以及纸质图书等，一方面是保护作者所具有的著作权，另一方面是保护相关出版传播者所具有的合法权益，但凡是发表之后的作品如果需要转载或者是再版，必须要支付一定的稿酬。但是在如今媒体融合时代的背景下，传统当中的版权保护规则以及手段遭受破坏，有关版权保护的问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信息数字化以及网络化给相关的版权保护添加了很大的难度。在网络信息方面的资源利用二进制代码的有关数字化形式实施编辑传播，能够随时为用户提供诸多可供选择的一些信息资源。

2现代信息管理方面的手段和版权保护之间的关系

在传统方面对于版权的保护主要有两个方面：①在法律方面强调制度的秩序性以及安全性，从而使图书版权能够在法律机制的相关保护下得到安全传播。②在经济方面强调版权的效果以及权益，版权体现的不但是出版者以及作者自身的权利，并且其本身也有着产业性以及商业性等有关特征，能够在传播过程当中产生一种较为复杂的经济上的价值。而如今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与版权有关的信息管理大体包括以下几点：

2.1信息资源建设

包括图像、文字、影像、声音、软件以及程序等相关的信息采集以及归类，并根据这些信息构建对应网络信息方面的数据库，其根本目的就是为所有用户提供最大容量以及数量的相关数据信息，从而方便用户对信息进行利用与选取。

2.2信息技术应用

检索软件、采集软件、服务软件以及信息利用等相关软件技术的应用，信息技术能够为用户提供快捷、高效的服务，从而达到传播、利用、交流以及共享全球信息的相关目的。因此，只要是对相关的作品信息进行合理使用，就不会涉及到侵犯版权方面的问题。

2.3信息应用方面的价值评估

对于信息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使信息利用实现最大化，从而为用户提供全面的、有效的信息服务。在如今媒体融合的背景之下，信息形态逐渐显露出了多元化的趋势，网络当中的海量信息由于不受时空限制而泛滥传播，对于用户来说，根本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价值评估，所以不能合理的对信息完成价值筛选。凭借对于信息管理以及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根据信息价值等级来完成排列、分类以及筛选，例如正式文件、公共数据信息、正规条款以及经典文学艺术相关作品等可以优先检索，这样不但能够减少在独创性作品方面的侵权问题，同时也能够为用户提供一些更有价值的信息。

3利用多维度的有关信息管理实现版权保护与信息共享的共赢

如今，尽管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出善的有关新媒体版权方面的法律法规，不过对于版权保护来说基本都已经达成了共识，从而完成信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无国界共享的相关目标。这样不但可以合理维护版权利益，同时也可以使信息利用各种新旧媒体在世界范围之内进行传播，进而提高信息的贡献度以及应用价值。所以，对于信息传播以及版权保护两方面来说都离不开有关多维度信息相关的管理手段，必须要由多维度的视角应用信息集成管理的有关方法，从深度、速度以及广度等多个方面促成信息共享与版权保护的双赢。

4结束语

切实实现信息共享与版权保护的双赢是有关信息管理方面的功能以及目的，在当今媒体融合的背景之下，只有正确的利用现代信息相关的管理手段，才有可能妥善的解决如今网络传播产生的版权侵害以及信息传播混乱等有关问题，为完成版权专有保护以及信息全球化、国际化做出一定贡献。

参考文献

[1]范继红.媒体融合中的版权问题分析及解决方案———构建基于版权公共服务机构的模式[J].新闻与写作，2015（04）：132.

[2]筱舟，王波，雷鑫.传统媒体版权管理与保护面临的四大问题[J].中国记者，2014（11）：118.

版权管理范文第3篇

【摘要题】出版与法制

【关键词】版权/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博弈论

孤立的、静止的把版权产业和版权制度置放于一国的参考系中进行分析，观察到的现象和结果往往是封闭状态下的产物，对版权产业的属性、版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版权制度的完善程度等所作出的判断难免渗透着片面的、主观的色彩。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使一国主体很难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和组织对一国经济构成的压力和危机，也无法体验到本国和它国之间发展上的距离。正如1979年，中国与美国就《中美贸易协定》进行双边谈判时，封闭国度里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知识产权为何物一样，更对美方坚持在协定中订入“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感到困惑和不解。于是，知识产权（含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权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就成为当时不容回避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成为法学界重点关注和探索的问题。此后，中国完成了一系列国内知识产权立法，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并初步建构起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框架体系。由此推论，固守“围城”内的价值判断标准，无异于“坐井观天”。版权产业作为20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的新兴产业部门，对其在一国的价值定位应该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确定，即将诸多国家的同质物纳入同一个参考系中，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才能找到差距、感受压力、体验危机，才能把握定位、完善对策、实现发展。

一、版权产业的内涵——不同法律语境下的分歧

版权产业是指以版权为核心基础的产业，故对版权产业内涵的研探离不开对版权属性的分析。综观世界各国的版权制度，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版权的定位上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化传统，体现了不同的法律价值取向，也造就了不同的法律用语。从共性的角度来看，各国的版权立法基本上都将版权确定为无形资产权，都对版权进行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划分，也都将版权视为作者依法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独占、处理和使用自己作品的专有权利。但是，各国对版权价值属性的归纳，对版权是否可以卖绝、是否可以全部转让等版权使用问题的阐释，却因立法内容的不同而存在个性上的分歧。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中，版权的价值支点是构筑在“财产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强调的是版权的商业目的，认为版权的实质是复制、传播作品的权利，故美国为保护作品文化传播功效的充分实现，在立法内容上多出于商业贸易的考虑，坚持版权的单一财产性质，而淡化作者的人格利益。例如，美国1976年《版权法》（现行版权法）第201条规定“著作权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或实施法律而转移”，而且版权的有期限转让和无期限转让、全部转让和部分转让等均被法律所许可。究其美国版权立法动因，一种深邃的“契约论”式的法律观念贯穿于其中，即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不是将作者的精神权利保护作为第一要义，而是侧重于对作者经济权利的保护，要求作者更多地创作并传播优秀作品，以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并最终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反，中国版权的价值取向是将“人格价值观”作为版权立法的哲学基础，坚持的是以保护作者人身权利，或者说是精神权利为中心的法律理念。这种思想在中国加入WTO前夕，于2001年新修改的《著作权法》中仍有所体现。在该法中，为缩短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之间的差距，以顺应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发展，中国首次通过立法的形式确认版权中的财产权依法可以转让。承认版权的经济属性，全面保护作者的经济权利是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的一大亮点，但遗憾的是《著作权法》关于版权转让的规定未能细化，许多敏感问题至今在学理界并未得以解决。例如，比之传统物权，版权的对象——作品是无形的，无形之物能否像有形商品一样在交易中被全部转让，即一次性卖绝版权；如作品项下之权利不能全部转让，版权所有人在行使部分权利转让时有无期限制约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版权价值观的问题。美国的版权法公开宣称“财产价值观”，确定本法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中国的版权法主张“人格价值观”，视作品为作者智慧的结晶和人格的延伸，但又羞羞答答地承认作品中财产权利的经济属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版权法中，找不到有关版权保护标准的法律依据的主要原因。显然，中美版权价值的取向标准迥然不同，这一差异对各自版权产业的形成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

“版权产业”这一概念最早于1978年在瑞典首次提出，1990年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开始对本国版权产业进行系统化的研究。该研究在两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关于版权产业内涵属性的界定。版权产业并非一个独立、完整的产业部门，对此内涵的定位有较大的难度。但是，“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经济学家们通过研究，挖掘出了版权产业最为核心的属性，即版权产业首先应该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是以版权为基础的，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享有版权的作品有关的，在行为规范上直接或间接地接受版权法律及相关法律调整和制约的产业部门。的确，在美国社会，从作品的创作、传播到利用的整个过程，无论是出版业、唱片业、电影业、广播电视业、广告业、软件业，还是演出业、娱乐业；无论是传统的产业部门，还是新锐的产业部门，都无一例外地依赖于享有版权的作品而生存，都将获取经济利益作为主要目的。一旦版权失却或丧失经济价值，所谓版权产业将不复存在。这就是版权产业的本质之所在。显然，美国版权产业内涵属性的定位和美国版权法关于版权为单一财产属性的认定一脉相承。其次，关于版权产业外延范畴的界定。版权的涵盖面十分广泛，大到产业集团、公司、企业，小到自然人的创造性活动均涉及到版权，故版权产业的外延可谓错综复杂。为了准确核定版权产业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经济学家们对版权产业的界定确定了两大标准：一是凡不参与版权销售（版权的商业性许可与转让）活动的产业不列入版权产业；二是不直接从版权销售活动中取得收入的产业或机构不列入版权产业。[1]在此基础上，将版权产业分为四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核心版权产业，是指直接创作享有版权的作品和生产受版权保护产品的行业，如影视业、唱片业、书籍、杂志、报纸出版业、计算机软件业、广告业以及电台、电视传播业等。这些产业以创作、传播及利用有版权的作品而生存和发展；第二部分为部分版权产业，是指产品中只有一部分享有版权，如建筑业、纺织业等；第三部分为版权的流转产业，是指将其所拥有的版权推向市场的行业，如发行业、服务运输业、图书批发与零售业等；第四部分为相关版权产业，是指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与版权有关的产业，如电视机、计算机设备产业等。以上四部分统称为“全体版权产业”。由此可见，美国对版权产业内涵与外延范围、组成部分的界定已较为成熟，这为美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反观中国，与美国对版权产业认识上的分歧在于：美国对版权产业属性的界定是建立在版权单一财产性质的法理学基础之上，版权可以卖绝、可以全部转让是美国版权产业内涵得以确立的重要法律依据，也是版权产业本质上体现出的核心思想。与之相反，中国版权制度的设计中，卖绝版权、全部转让版权均是依法受到限制的行为。因而，在中国版权立法体系中，版权单一财产性质的立论是不成立的，尽管在立法上给作者的财产权利保护留出了必要的空间，允许作者对其财产权利实施许可和转让，但从版权法的立法宗旨上可以看出，强调更多的仍是对作者人身权利的保护。所以，在中国学理界，版权产业是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版权能不能作为知识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进行交易、版权的转让有没有底线的限制等均是一些不确定的概念。理论上的不确定性是中国版权产业建构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二、版权产业发展现状——博弈竞局中的差异

博弈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是关于决策和策略的理论。依据博弈理论，博弈是指一切通过策略进行对抗或合作的人类，面对一定的环境，遵循一定的规则，通过对策略的选择和实施，而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行为过程，亦是一种竞争过程，其竞争结果将成为衡量国与国之间、不同的社会组织、企业、个人之间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因此，如果以博弈论作为一种视角，将中美版权产业苑于同一个竞争格局中进行考察，就不难对各自的版权产业发展现状作出客观的评判。

首先，关于版权产业生存的社会环境。版权产业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人类跨越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时代和几百年的工业经济时代之后，正在进入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所代表的是以新技术、新材料、新信息、新的管理方式为主导的创造性产业对传统的工业经济的超越。所以，知识经济的出现为各国的版权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但是，宏观环境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它不可能为世界各国的版权产业发展带来均等的机遇，因为各国版权产业基于本国“知识化”的程度和基础而建立起的国内微观环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美国为例，近10年来，美国经济已经明显地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转型。如果说英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历史的话，那么美国则以电脑、软件、版权产业拉开了知识革命的序幕。实际上，在人们尚未认识版权产业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和重要的贸易活动来研究的时候，美国人已率先顺应时代的潮流，建立起了版权是一种无形资产，它同其他有形资产一样，能够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价值的学理体系，同时，美国发达的市场经济为版权交易制度、交易方式、交易程序的建立和完善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市场条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版权就成为一种社会资源在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紧密联系中，以其特有的“知识升级”方式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并以超过其他传统资源的优势而成为美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是被知识经济的潮流推进了知识社会的门槛，但就自身肌体的承受能力来看，在现有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基础上去实现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是有难度的。其一，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的经济振兴和发达，不仅仅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对无形资产的创新和运用，这恰恰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中国社会整体的“知识化”程度和基础太低，其对无形资产的创造能力和利用能力也太低，这是一个无需争辩的事实。以版权产业为例，在我国经济部类的类别划分中，并没有版权产业这一知识经济类型的产业部门，版权产业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很难界定。究其原因，一是在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创作上存在着质量、数量、创新程度不足等因素；二是在对版权的传播和利用方面存在无法跨越的障碍。中国传统的版权理论让怀抱传统观念的人看不到版权对于产业的意义，也就不可能积极地对版权进行商业性的开发和利用，更不具备形成较为成熟的版权传播和交易市场的前提条件。其二，与传统产业不同，版权产业是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产业。版权是无形的，但其经济价值需通过有形的产品和产业来体现，通过有形的市场来体现。版权产业这一特殊性质，对其依赖的市场条件有了特殊的要求，它不仅要求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体制，更要求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交易制度和适宜的交易方式、交易程序，以便顺利实现其价值。就此而言，由于中国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较低，营销观念与管理手段陈旧落后，加之中国的文化业、知识业长期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因而在市场的发达程度上，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上，产业规模的发展上，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要素的最佳配置上，都还不具备为中国版权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完善市场环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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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版权产业生存的社会环境上，中美双方形成的是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开放型理念与保守型理念之间、高度完善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相对封闭的、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

其次，关于版权产业的经济影响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成果的大量涌现，科研成本的提高，技术更新周期的加快，使国际贸易结构发生着根本的质变，即从传统商品为主的有形贸易扩展到包括知识产权贸易在内的无形贸易。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发达国家都将眼光投向了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等朝阳产业。事实证明，这些产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产业影响力。以美国版权产业为例，在美国，近20年间，版权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也是对美国经济贡献最大的产业。在这里，有数字可以说明一切。根据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2002年的《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年度报告显示：在产值增长速度方面，2001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在GDP中增加值为5351亿美元，比2000年的5178亿美元增长2.65%，其增长速度为3.34%；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方面，1977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为2.20%，1987年增加到3.25%，2001年增加到5.24%；在对外贸易方面，1991年美国的录音、录影制品、动画片和电视片、计算机软件和报刊书籍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为361.9亿美元，到2001年这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增加了1.5倍，达到889.7亿美元，其平均增长速度为8.5%，超过了汽车、飞机等任何一个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增长速度。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美国仅核心版权产业的产值已超过所有主要制造业产值的总和，成为美国经济中的一大亮点。这说明，美国的版权产业已成长为一个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重要产业部门。

每个国家都有涉及版权的产业，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版权产业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优势，中国亦是如此。在中国，由于对版权产业内涵确定上的模糊性，围绕版权产业进行专门性研究和统计的基础并不成熟，目前，中国涉及的仅仅是对与版权有关的出版业、电影业、软件业等行业的统计。透过每一个相关行业的统计数据，反映出的是行业产值低、贸易逆差大等实质性问题。例如，美国1991年和2001年软件出口分别为196.5亿美元和607.4亿美元。中国在1991年还谈不上软件产业，2000年中国软件产业总值230亿元人民币，即不到30亿美元；2001年全美电影票房达80亿美元，1999年中国电影（含进口片）票房总收入不到1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国内电影票房的大约1.5%；2001年中国书报刊进口额为6904.13万美元，出口额1763.94万美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近4倍。同年美国同类产品年度出口额为40.3亿美元，是中国的228.46倍；2001年，中国音像制品进口额为1072.74万美元，出口额共计76.92万美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同年美国仅录音唱片与磁带（不包括版权贸易）出口额就达95.1亿美元，是中国的12363.5倍等。这一组对比数字表明，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版权产业还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独立的经济部门，其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的影响和作用并不显著，更不具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台竞争的实力。

三、版权制度供给——立法完善程度上的距离

著名学者郑成思先生认为：“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都存在权利的取得、维护和利用三个主要问题。就版权而言，权利的利用占突出的地位。因为获得版权不是目的，通过转让、许可等贸易活动取得经济上的收入，才是目的，才是版权制度最初产生的原因，也才是维护版权的主要理由”。[2](P2)所以，版权制度应该是用来调整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使用者三方利益的制度。利益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法律权利，版权法正是体现了这种权利关系的法律文本。故此，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均把版权制度的创制过程中，版权法的立法、执法等方面的完善程度看成是实现权利人权利，维护版权产业壮大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时代，传统版权法中的三方利益关系在受到冲击的前提下，版权制度必须在新技术条件下寻找权利保护与限制的新平衡机制，以实现权利人、作品传播者和利用者的共同认可。所以，版权制度供给的充盈程度能否顺应新时展的需求，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版权产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当我们用这一客观标准去衡量各国版权制度发展现状时，美国较为完善和发达的版权法律体系让我们领略到了美国版权产业如火如荼的真正原因，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版权制度供给不足上的尴尬。

就版权制度而言，美国是现今世界上版权制度最为健全和发达的国家，其版权法律体系经历了一个从低水平保护到高水平保护，从不成熟到不断完善的漫长发展过程。纵观这一历史轨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版权制度迅猛发展的深层次原因。第一，在版权保护范围方面。1790年美国制定了第一部联邦《版权法》，其保护范围仅限于书籍、地图、海图、期刊的保护，而1978年美国制定的第三部《版权法》，其保护范围已扩大到所有通过智力劳动所创作出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特别是为顺应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要求，美国对传统版权体系进行调整，及时将数字作品、网络作品苑于法律框架之下，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版权的保护范围。例如，1995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录音制品数字表演权法(DPRA)》，首次规定录音制品数字传输的公开表演权（不包括网络传输），赋予电台广播更大的权限，使之免受表演权的控制。因特网普及之后，为了使广播电台网络传输受到法律保护，在1998年颁布的《数字千年版权法》中，允许电台将音乐制品“临时复制”并对其进行网络传输，使“临时复制”行为拓展到网络空间。[3]可以相信，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美国版权保护的范围会不断扩大，更多的高新技术产品、信息化产品将获得版权保护。第二，在版权保护水平方面。20世纪初美国为保护本国出版商的利益，曾与一些美洲国家缔结了保护水平较低，并注重国内版权保护的《美洲国家间版权公约》。二次大战后，美国出版业得到迅猛发展，版权保护的重心开始向国外拓展，版权保护的水平亦有了显著的提升，其标志是1989年美国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至此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正式与国际接轨。此后，美国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条约的形成、制定，使国际条约向着有利于本国版权利益的趋势发展。例如，1995年1月1日生效的WTO三大实体协定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其缔结过程中美国就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TRIPS协定是一部对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较高的国际条约，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因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建立的知识产权制度与TRIPS协定的保护标准是一致的。第三，在立法速度方面。近20年来美国的立法速度明显加快，立法完善程度明显提高。有关资料表明：仅1992年1月1日至1993年7月一年多的时间，有关知识产权的法案、修正案及决议就有33个；仅1996年至1999年，有关数据库的立法提案就有“数据库投资与知识产权反盗版法”、“信息汇集反盗版法”、“数据库公平竞争和促进研究法”和“数据库反盗版法”等法案。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正式出台，这预示着国际条约已对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反映。为实施该条约，1998年美国颁布了新的版权法——《数字千年版权法》，该法删除了原版权法中与两条约不相衔接的条文，增加新的条款，实现了与国际条约的对接。第四，在版权限制方面，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扩展了合理使用的范围，规定了对网络服务商的免责规定亦适用于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条款、规定了非营利性图书馆和档案馆为内部存盘之目的，可以复制数字化复制件，如原数字格式已被淘汰的话，复制许可采用新的格式等条款。这些相关规定对原《版权法》合理使用范围做了重大修订。这说明，美国的立法质量已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事实上，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在许多内容上已超过了WCT和WPPT两个国际版权条约的保护力度，它对世界版权制度的发展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五，在版权性质方面。美国版权法公开宣称版权是私权，这一立法精神与TRIPS协定相衔接。TRIPS协定明确规定，所有WTO成员必须承认知识产权是私权，并且不允许成员对协定条款作保留。显然，TRIPS协定为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确立了新的标准。以上五个方面的粗略论证可以表明，美国版权制度在其保护范围、条件、标准、内容及措施等方面均与国际条约形成了统一化的发展趋势，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对接从而为本国版权产业的国内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奠定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同样就版权制度而言，中国则是一个版权立法历史较短的国家。1990年9月，中国颁布了第一部版权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2年10月中国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对国内版权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修订。修订后实施的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标志着中国在著作权的法律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中国版权保护水平仍处于一个较低的程度，在版权立法、执法方面，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与TRIPS协定及其他国际条约之间也存着不同程度上的距离。对此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版权的性质方面，《著作权法》虽然也承认著作权是私权，但又规定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可以是作者，享有著作权，成为著作权人。这就使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所拥有的著作权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还是“私人专有财产”难以得到明确的界定。版权属性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必然影响到中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因为，在版权贸易活动中，当涉及版权交易行为时，许可权、转让权、传播权和使用权的行使，都必须建立在版权属性清晰的基础之上，否则，必然成为版权交易活动中的障碍。第二，在版权保护范围方面，《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保护范围的概括并不完整，特别是对版权的相关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披露过的信息以及科技发展中产生的新产品等如何纳入版权保护的范围，国家的立法还处在不完善状态。例如，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时代，对数字、网络作品法律地位的确立和保护，对网络空间中版权人、作品传播者、使用人权利的确立和保护等均没有系统的法律规范。立法上的缺失必然使中国版权产业的贸易活动区域受到限制，因为我们失去的是对一个特殊领域内产生的智力成果的保护和利用。第三，在版权保护内容方面，TRIPS协议的规定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许多方面不尽协调。例如，就国民待遇而言，TRIPS协议规定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可自动取得版权，而我国法律规定软件登记是取得法律保护的前提。尽管国务院在颁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公约的规定》中对此进行了修正，却又规定了自动保护仅适于外国作品，从而形成了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在国民待遇问题上，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双重标准”不能不说是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的一大遗憾。第四，在数据库保护方面，《著作权法》没有对数据库的保护作出明确的规定。而按TRIPS协定的规定，有独创性的数据库都应当受到著作权的保护。第五，在版权限制方面，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在权利限制问题上没有明显的突破，与TRIPS协定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例如，在权利限制的内容上，《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范围、强制许可范围的规定与TRIPS协定直接发生冲突；在著作权与邻接权的限制上，《著作权法》没有对两者加以区别，而TRIPS协定对邻接权的限制明显比著作权的限制更窄等。第六，在版权保护的执法力度方面，TRIPS协定要求各成员国制定有关知识产权实施的国内法，以便有效地制止任何侵犯本协议规定的各种知识产权的行为。TRIPS协定与其他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有一个主要区别，那就是它对知识产权的执行作了许多重要而具体的规定，强化了知识产权执法的措施，这在其他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中是少见的。[4](P233)目前，我国版权保护的执法水平还不能达到TRIPS协定的要求。例如，在如何有效地打击盗版问题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可循的、强有力的、行之有效的实体依据和程序措施，这使中国在版权保护的执法方面，不得不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双重压力。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版权制度还不能为本国版权产业的国内发展、国际竞争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其法律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

四、启示——比较后的理性思考

在法制国家，版权产业经济与版权保护制度是一种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制度与经济联姻，进而形成产业发展的合力。在这方面，美国完善的版权立法及执法保护、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经济结构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三者融合的互动性是美国版权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也是启发我们理性思考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如何完善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当前，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在发展和完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可谓多矣，无论是面对国际竞争时应对措施的谋定还是国内相关法制体系的建构；无论是版权产业外部环境的优化还是市场机制为版权产业提供的条件；无论是行业自身的社会定位还是版权产业结构的划分；无论是版权资产的管理还是版权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等，在这些关系到版权产业与制度健康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诸多有待解决的矛盾。这些问题不仅仅给中国版权产业这个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而获得更多契机的“朝阳产业”带来了现实的困惑，而且在制度具体解决方案的确定上也尚处于探索阶段。然而，真正堪称版权产业与制度的“高尔丁死结”问题还并未包括在上述所罗列的范围当中。笔者认为，版权产业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面对的传统观念困境才是一个令人殚精竭虑的“死结”性问题，也是本文通过中美版权产业与制度的比较后归纳出的重点问题。

版权管理范文第4篇

获取版权资产

较之国内出版社，在图书的选题策划、取材乃至撰写的过程中，国外出版社编辑的参与程度非常高。作者也高度认可这一点，对出版社的依赖程度很高，视作品为作者与出版社的共同劳动成果，理应共担风险、共同受益。这是出版社把图书商品转化为自身版权资产的首要前提。

因此，版权资产能够为出版社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以德国贝塔斯曼出版集团为例，该集团旗下拥有RTL集团、兰登书屋、古纳雅尔、BMG、欧唯特、直接集团等公司，拥有并运营文字、音乐、影视等版权资产。在该集团的年度销售收入中，约47%来自于版权转让，约16%来自与版权产品有直接依附关系的衍生品开发和广告销售等，版权资产是贝塔斯曼集团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资产。又如，日本最大的综合出版社讲谈社纸版出版物的销售利润不断下滑，而衍生版权收入的增长速度惊人。2015年杂志和图书的销售收入分别下降1.2%和16.3%，杂志收入的主要来源广告的收入也下降了21.7%，而销售衍生版权的“事业收入”却增长了49.3%。

为保障出版社的版权资产，国外出版管理部门和出版企业都做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和制度设置。以公版年限为例，我国援引《国际版权公约》的规定，作者去世后50年，作品进入公版。任何出版社可以在不支付著作权人和原出版社版权使用费的情况下，再版原作品。而在日本，作品进入公版的年限是作者去世后70年，在英国及一些曾经的英属殖民地国家延长至100年，甚至更长。这种法律制度上的规定，可以极大地激发作者和出版社的积极性，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创造出优秀的文化产品。

签署好版权合同是出版社获得版权资产的出发点和关键点。国外出版社均设有法务部或法务人员，审核业务往来合同是其工作的重要一部分。综观英美大型出版社与著作权人签署的版权合同，在著作权法的框架下最大限度地保证和延长出版社持有版权资产的期限是其主要目的。如，对新人作品或者学术作品的纸版实行零预付和低版税率，版税率甚至低至3%。衍生版权的转让费用采取分成的比例也是出版社占“大头”，著作权人的收益一般不超过50%。又如，不限地域、不限语言版本的所有版权“一揽子”独家买断。在内容呈现形式上，出版合同会囊括几乎所有的“出版”方式：精装、平装、租赁全本或部分、电子书、俱乐部本、特价书、客户订制文本销售、视频或音频版权和其他销售收入。衍生版权的转让权也是合同的重要条款，包括：选编和摘编权，转授重印权，压制教学包权，电子或其他介质复制权，非赢利的盲人读物，丛书编纂、电影、戏剧、演出等商业活动获利，及其他未尽权利。再如，出版社可以根据需要要求作者改版，如果作者有改版的愿望，出版社有优先出版权。版权合同也无明确的有效期，只有在出版社确定绝版以后，作者与出版社之间的合同才能够解除。

经营版权资产

版权资产只有通过管理、经营才能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实现保值、增值。把图书出版作为出版企业版权资产经营的起点，进行版权相关产品的产业链延伸和产品的转型升级，是国外出版企业做大、做强的根本方法。

如众所周知的迪士尼集团最初的创业资本只有3200美元，经过不到90年的发展资产增长了千万倍，近500亿美元。其集团下拥有3家出版社、5家杂志社、5家报社、27家广播电台、10家电视台、5家电影制片/发行公司、4家网站、4家唱片公司、6座主题公园、2个体育队和1家剧院，业务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信息网络、文化娱乐等几乎所有版权产业领域。这与迪斯尼集团对自身版权资产的保护和经营是密不可分的。

又如，日本出版企业对漫画类出版物的开发与经营。在日本，漫画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出版形式，漫画类出版物的平均首印册数是其他类别图书的10-20倍。事实上，漫画出版是日本出版社主要的利润来源。以2014年10月日本出版数据为例，图书类和期刊类（漫画除外）同比分别下降6%和7%，而漫画则增长了6%。根据日贩调查，全日本3000家出版社中，前五位出版社（小学馆、讲谈社、集英社、角川书店、日经BP）的市场占有率是22%，其中前四位都是以漫画出版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对漫画出版物本身的系列开发以及其衍生产品的经营，在日本出版界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操作模式和赢利范式，即漫画期刊连载漫画单行本/漫画合集本漫画声音/影像化（制作CD＼动画片等）漫画真人电影漫画剧场版/音乐剧/原画作品展开发周边漫画人物商品版权二次利用等。

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内容制作委员会机制，即出版社会根据出版物的销售情况和人气指标来决定是否对版权进行二次利用，如拍摄动画片、拍摄电影、制作音像制品、研发游戏、制作品牌商品、编制舞台剧、举办画展等。因为投资较大，出版社会联合影视公司、音像制作公司、游戏公司、商品制作商、活动策划公司、电视台等共同出资，共享利润。各种版权二次利用的产品都会借助制作委员会的宣传渠道来宣传推广，同样也会推动原版图书销售量的显著提升。在内容制作委员会中，出版社往往起着主导和推动的作用。在动漫等衍生产品的宣传和推广中，动漫人物的宣传和出版社的形象宣传一直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比如，提起机器猫的出品公司，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出版社小学馆。

监管版权资产

尊重原作、保护权益是国外出版社监管版权资产的重要原则。外国出版社都会把尊重原作、维护原作声誉放在高于财产权益的首要地位。在国外出版社不能获得特许出版权的情况下，甚至把图书的翻译出版作为宣传出版社品牌、形象的载体，如培生、麦格劳-希尔、约翰・威利等大型出版公司以共同出版或者合作出版的名义，要求中国出版社在中文版封面和其他指定位置上印刷外国出版社标示和社名等。还会要求中国出版社粘贴防伪标签，掌控图书的印刷册数，确保版税收益。

对于衍生版权的授权，国外出版社也会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倾力保护原作权益不受损害。以讲谈社国际事业局为例，负责世界各地域销售的版权经理都配备一个授权产品检查团队，人数占部门总人数的50%左右。印制动漫人物形象的产品花样繁多，徽章、贴纸、咖啡杯、文化衫、海报、食品包装等不一而足，都要经过检查团队“火眼金睛”的确认，才能正式投入生产。版权符号以及版权所属表示是否规范、完整是重点检查的项目之一。检查的依据来自于双方签订的衍生版权的转让协议。是否忠于原作动漫形象也是检查的内容，如广告内容是否符合动漫人物的性格、印刷质量是否足够好等等。少女漫画中的美少女形象还会被特别关注生产国家的印刷水平，因为原作采用的不是四色印刷，而是五色印刷。如果生产国没有五色印刷的设备，是无法达到原作中美少女形象中的水粉色标的。在这种情况下，授权就会被取消，讲谈社决不会顾全经济效益而破坏原作的完整感和完美感。

版权管理范文第5篇

【关键字】移动互联网 鉴权 DRM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数据的传播不再局限于物理媒介，数字内容开始崭露头角。由于数字内容具有无损复制、易于分发等重要特性，使得数字内容在用户群中迅速普及，成为主流使用方式，同时数字内容带来了各种安全问题：隐私泄露，限制过多，用户抵制等。为了改变这一困境，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应运而生。数字版权管理能够对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所有版权使用形式进行描述、标识、交易、保护、监视和追踪。

二、移动互联网下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发展趋势

如图1所示，移动互联网下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在2002年到2004年间申请量较小，之后几年内，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移动平台的多样性，移动互联网下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研究受到更多重视，专利申请数量也稳步增加，该技术得到快速发展。

三、基于神经网路的通信系统入侵检测技术解析

移动互联网下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专利申请的研究，可主要分为四个技术分支：密码技术、数字水印技术、身份认证技术以及访问控制技术。

3.1密码技术

信息安全的核心是密码技术，通过对数字内容进行加密，可以提高数字内容的安全性。如申请号为200410104049中，通过采用非对称加密提高数据传输的安全性，用以解决媒体内容数据在传输过程中被非法截获时，不能保证数据安全的问题；申请号为200610034794中，通过对传输数据的通道进行加密，减少解密数据需要的额外开销，降低对终端的性能要求。

3.2数字水印技术

数字水印技术是数字版权管理DRM系统的重要技术之一，水印技术作为密码的补充，在数字版权管理DRM中主要用于版权保护、篡改提示、完整性保护、盗版跟踪和取证以及拷贝控制。如申请号为200610087348中，提供一种既有数字版权保护能力，又有版权追踪和所有权界定能力的数字版权处理系统。申请号为200910108282中，通过将水印数字转化成以数据结构形式存储的水印代码，隐藏在移动终端软件中，增加了软件水印的安全性。

3.3身份认证技术

身份认证是会话双方实现身份互认的过程，是通过将一个证据与实体身份绑定来实现的，该实体可能是用户、主机、应用程序甚至是进程。如申请号200710152045中，通过设置一种USB智能移动闪存盘UFD，完成本地身份验证并运行UFD自带的第三方软件，通过互联网经第三方服务器身份验证后使用其服务。申请号201310657139中，通过移动终端获取用户的指纹，通过指纹匹配实现终端的解锁，并在操作数据文件时验证指纹，将指纹信息添加到数据文件中，通过生物特征方法实现了用户的身份认证。

3.4访问控制技术

DRM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用户获得数字产品和许可证后，利用授予的使用权利，合理控制数字产品的使用。申请号200410078272中，使用绝对时间来进行DRM验证，能够保证用户使用时不修改绝对时间，减少因用户自行修改时间给DRM软件的版权所有者带来的损失。申请号201210120989中，在确定与数字电子书绑定的设备为当前的阅读装置时，根据阅读许可配置信息确定数字电子书未超过阅读许可期限时，向用户显示所述数字电子书的图书文件中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