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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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范文第1篇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土地清理整顿等因素引起的利用外资“调整期”的临近结束，外商直接投资摆脱了2005年持续负增长的局面，进入缓慢的增长期。今年1～5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229.8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预计今年外商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

从国际环境来看：

首先，从全球经济形势看，2006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6年世界经济增长4.3%。在经济保持较高增长水平的大背景下，全球资本市场日趋活跃、投资便利化的政策不断制定和实施等因素，将推动跨国直接投资继续回升。

其次，由于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扩张期且仍将保持稳定增长，今后国际直接投资的恢复性增长态势仍将继续。尽管从中期来看，可能会受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增长减速、石油和原材料价格波动、全球恐怖活动等风险因素的影响而转弱，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国际直接投资将成为世界经济长期的活跃因素，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明显的特征，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所减少，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和越南等）的比例有所上升。面对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跨国公司通过产业转移降低成本、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动力仍在，空间依然较大。数据显示，2005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增长49.0%，比重上升到43.2%。说明新一轮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特点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尤其是并购投资增长将快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些背景对于我国吸收跨国投资无疑会成为利好因素。

第四、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为了吸引更多的跨国投资，近年来，各国政府不断加大引资的政策和措施力度。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不断加深，发达国家也纷纷出台更具吸引力的措施，特别是周边发展中国家，纷纷出台更为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发达国家的投资，对我国吸引外资构成压力。另一方面，投资领域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主要表现为一些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加大了对本国能源产业和重要经济部门的保护，为外资市场准入设置障碍。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采取措施减缓本国产业的对外转移，或鼓励跨国公司回到母国投资，以求留住就业和增加本国的就业，尤其是在服务业和高新技术领域。

从国内形势来看：

首先，2006年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国经济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市场前景较好，产业基础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劳动力、基础设施等比较优势仍较明显，为我国利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大规模和质量提高创造了基础条件。据专家预测，2006年国内经济增长总体上仍然会保持8～9%左右的速度；同时在温和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作用下，投资需求虽然可能低于2005年水平，但仍有可能实现15～20%的增长速度。2006年国内经济将保持较快增长，继续为外商投资中国提供良好的条件。

第二，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水平正不断提高；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国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新的投资机会不断涌现。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我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实际上是“可持续”的，且有不断提升之势。

第三，随着中国加入WTO后过渡期的临近结束，目前仍然保留着一些市场准入限制的领域，尤其是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将会进一步扩大，将为跨国公司，特别是金融保险、商业和运输服务等领域的跨国公司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

第四，我国“十一五”规划已经把区域平衡发展列为重点方针。在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背景下，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发展态势，以及这些地区所具备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优势，为外商投资中国提供了新的商机。

第五，随着2006年“入世”过渡期临近结束，我国根据“入世”承诺将可能调整利用外资政策，目前外商投资企业所适用的特殊所得税制度等优惠政策随着国民待遇的实施可能会有些变化，一定程度上使外商担心企业成本提高、利润下降，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人民币升值预期也给吸引外资带来了负面影响。

第六，由于能源价格高位运行和汇率波动等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风险、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上升产生分流效果、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引资竞争日趋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吸收跨国公司投资的外部环境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资本能流出多少到发展中国家，还是个未知数；另一方面，在流向亚洲的国际资本中，资金投资对象不仅有中国，还有韩国、东盟各国、印度等，流向相当分散；况且，东南亚国家经过金融危机后也在调整吸引外资的政策和改善投资环境，与中国一争高低。现在我们国家的优惠政策与周边国家地区和其他不少国家相比，优势并不明显，仅靠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等比较优势，难以在吸收外资的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尤其现阶段我国相对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资源又短缺，在没有相对稳定的、可靠的替代政策的情况下，应该保持吸收外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综上述分析以及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及政策变化，以及跨国投资的流向，预计外商直接投资将出现以下趋势：

1、长三角仍是外商投资的首选地区

长江三角洲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带和沿江产业密集带的接合部，具有得天独厚的江海交汇、南北居中的区位条件，是我国最具活力与竞争力的经济区域之一。近年来，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依靠改革和开放两轮驱动，使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细胞被激活，推动社会进步的生产力被释放。去年在全国利用外资增幅下降较大的情况下，长三角地区实际利用外资仍然增长了40%以上，说明外商仍然看好这个地区。

2、环渤海和中部地区将成为投资的热点区域

以京津唐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欧亚大陆桥的东部起点之一。这一区域经济增长率在中国三大经济圈中连续3年居第一，经济总量目前已占全国GDP的23%，尤其是，京津唐主要城市间在城际高速交通体系建成后将构成30分钟经济圈。这些地区所具备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优势，为外商提供了新的投资机遇。

中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已拥有便捷通达的水陆空交通网络，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产业门类齐全，可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国务院于今年4月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这一纲领性文件为促进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提出了36条政策措施，为外商投资中部地区提供了政策保障。

3、服务业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领域

随着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服务业市场将全面开放。国际服务业对华转移“放量增长期”几成定局。由于各国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开放度越来越大，金融、保险、电信、流通等行业的跨国购并成为推动跨国投资的最重要力量。而传统制造业领域，如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的跨国购并，也在更深程度上依赖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目前，中国服务业开放度为62%，发达国家一般是80%左右。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30%，发达国家占60%至70%，香港地区接近90%。因此，中国服务业吸引外商投资的潜力很大。

4、外资在金融领域中的地位将不断提升

随着中国“入世”后过渡期临近结束，目前仍保留着一些市场准入限制的领域、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将会进一步扩大。作为服务业开放中最引人瞩目的银行业，去年12月6日起我国进一步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扩大到汕头和宁波，并提前开放哈尔滨、长春、兰州、银川、南宁5个城市。外资银行在华业务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资产、存款和贷款的年增速均在30%以上。随着对外开放战略重点向金融等服务业的转移，外资入股金融企业的案例将越来越多，外资持股比例将逐渐增加，外资在金融企业中的地位将不断提高。

外商直接投资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挤出效应；挤入效应；中俄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解决一个国家资金不足问题，近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招商引资而不是借外债的策略，大量吸纳国外资金发展本国经济。伴随着国外资金大量涌入可能会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或挤入效应，挤出效应会带来负的外部性；挤入效应会带来正的外部性。特别是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在大量引进外资后是为国内的经济带来了正的投资效应还是负的投资效应值得引起关注与研究。本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及俄罗斯产生的投资效应。

二、模型与方法

本文运用ManuelR.Agosin等人（2000）使用新古典理论模型构建的一个投资方程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模型建立如下：为评估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建立总投资模型。一国的总投资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国内投资；一类是国外投资通常将其看作为FDI：

I=Id+If（1）

在模型中近似的将国外投资看作FDI忽略国外投资超过FDI的部分。而国外直接投资不仅依赖于当期FDI还依赖于滞后项，所以可以将模型写为：

If，t=?渍0Ft+?渍1Ft-1+?渍2Ft-2（2）

这里我们将国内投资看作合意资本存量与实际资本存量差额的函数：

Id，t=?姿（K*d，t-Kd，t）（3）

K*d，t=?准0+?准1Get+?准2yt其中?准1，?准2>0（4）

根据索罗模型t期与t-1资本存量的变化等于t-1期的投资：

Kd，t=（1-d）Kd，t-1+Id，t-1（5）

其中d为资本折旧率由（3）和（5）式得

Id，t=?准′0+?准′1Ge+?准′2y+?姿Id，t+?姿′Id，t-2（6）

其中?准′0=?准0+?姿2（1-d）2Kd，t-2

?准′1=?姿?准1

?准′2=?姿?准2

?姿′=?姿2（1-d）

将（6）式与（2）式带入（1）式得

It=?准′0+?准′1Get+?准′2yt+?渍0Ft+?渍′1Ft-1+?渍′2Ft-2+?姿It-1+?姿′It-2（7）

?渍′1=?渍1-?姿

?渍′2=[?渍2-?姿2（1-d）]

由于本期的经济增长预期依赖于前几期的经济增长，可以得到：

Get=?浊1Gt-1+?浊2Gt-2（8）

将（8）式带入（7）式，两边同除以Gt得

ii，t=?琢i+?茁1fi，t+?茁2fi，t-1+?茁3fi，t-2+?茁4ii，t-1+?茁5ii，t-2+?茁6gi，t-1+?茁7gi，t-2+?着i，t

其中ii，t表示第i国在第t期国内投资占GDP的比重；fi，t表示第i国在第t期FDI占GDP的比重；gi，t表示第i国在第t期国GDP的增长率；下标i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此基础上采用b来测度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

在?茁j（j=1，2）显著的情况下，?茁j值的大小可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在长期中是挤入还是挤出了一国的国内投资：

①?茁j=1，即长期中，FDI/P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变成IP/GDP的1个百分点的提高，说明跨国公司的投资与国内投资是平行的，不存在挤出效应。

②?茁j>1，即长期中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1个单位的FDI变成了超过1个单位的总投资，存在挤入效应。

③?茁j<1，即长期中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1个单位的FDI变成了少于1个单位的总投资，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替代了国内投资。此时，存在挤出效应。

在?茁j≠1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产生了宏观经济外部性，如果是挤入效应说明产生了正的外部性，如果是挤出效应则说明产生了负的外部性。

三、中国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于外汇和技术的“双缺口”所以采取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借外债的政策，同时也以丰富的资源、劳动力密集型优势和一系列外商投资的“超国民待遇”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1993年以来我国的外商投资水平一直居于亚洲前列。2002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FDI对我国经济向前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点取得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认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在FDI大量进入我国的同时也带了一些负面影响：①FDI一般都会流向边际利润较高的行业，导致中国投资消费关系失衡，也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衡的状况。②由于跨国公司相对于国内企业拥有资本、技术优势和所有权资产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往往会挤出国内一些技术创新型新兴企业，从而不利于我国资本产业构成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以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中，FDI对东道国的投资到底是有挤出效应、挤入效应还是中性效应成为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FDI的流入没有增加一国的总投资，或在一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挤掉了一部分国内投资，那么总体上会对一国宏观经济负的外部性。目前，FDI占我国固定资本形成的比率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FDI对我国资本是否存在挤出效应也引起了学者的争论。

下面利用宏观数据，实证上检验FDI对我国资本形成的挤出挤入效应。

2006年薄文广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效应进行了分析，得到1992年之前外商直接投资显著的挤入了国内投资，1992年之后国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2008年方友林、冼国明得到的结论是国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呈中性。本文运用1999年~201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见表1所示。

我国FDI对国内投资（表1）存在挤出效应?茁i=4.3且显著Chi-square=0.967。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FDI对我国的挤出效应越发明显，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局限性逐渐显露。我国挤出效应上升原因为：

（1）FDI后向关联水平降低使得挤出效应上升。外资工业在我国技术密集型不高的一般加工业中比重过高，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在华投资的外资中大部分为加工贸易行业，影响技术的扩散和产业链的延伸，使后向关联水平降低，挤出效应上升，外资赚取了中国资本可以获得的利润，同时挤出了国内加工贸易行业投资。并且加工贸易则出现顺差2256.6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由包括欧美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获得。

（2）FDI的市场导向为服务国外市场。在产业链条中，外资企业将中国作为自己的海外加工厂，将生产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销售，从而中国加工企业只获得少数加工费，而产品设计、运储和营销等环节的大量利润被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获得，使得挤出效应上升，形成产生了生产在国内，污染在国内，利润在国外的负投资效应。

（3）投资市场日益完善使得FDI挤出效应上升。在竞争性强和市场化程度高的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会使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上升，并且外资享受优惠的政策会加剧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近年来我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化，竞争性市场日益完善，因此也使得FDI的挤出效应有所上升。

可以看出，中国逐渐走出了依赖外资的发展路径，同时我国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了国外直接投资在国内的局限性，2010年四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扩大开放领域，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2010年堪称境外企业在华投资经营的新元年。过去近30年用“市场换技术”而给予外企“超国民待遇”的时代正式终结。外国直接投资也逐步走出“优惠中”与国内投资一同进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正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趋势。

四、俄罗斯FDI对国内挤出效应分析

近年来俄罗斯外商直接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逐年递增，从数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数据，2010年）可以看出，俄罗斯外商投资比重逐渐挤占了国内的投资比重，同时合资投资所占比重与1995年比有了大幅的增加，外资投资由2000年的1.5%上升到2009年的6.0%，年均增长比重达到了0.5%，2000年~2005年增长最为迅速，年增长率达到1.34%左右。可以看出俄罗斯的国外投资增长迅速，也体现了投资环境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

随着外资所占比重的不断增加，外资边际效用递减效应逐渐体现，俄罗斯国内的挤出效应也日渐明显。Klara与Jan（2005）等人对俄罗斯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其认为FDI所占投资比例高的公司较比重低的公司发展步伐缓慢，且溢出效应较不明显，外商投资的局限性逐渐显露。本文运用1999年~2010年俄罗斯的统计数据对俄罗斯国外直接投资对本国投资的挤出效应进行了分析。从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俄罗斯的挤出效应?茁i=1.41说明俄罗斯的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其值明显小于4.3中国的挤出效应值，且中国的挤出效应显著水平Chi-square=0.967>0.8932也明显显著于俄罗斯Chi-square=0.8932这表明俄罗斯的挤出效应弱于中国同时对外资的相对依赖程度要大于中国。其原因为：

首先对外资依赖程度较中国高是由于俄罗斯自身整体经济不稳定、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基础设施不完善及市场规模小等因素。在俄投资的跨国公司80%认为与中国相比，俄罗斯市场风险较大吸引力较低。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同时俄罗斯还存在大规模的资本外逃。

第二，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较中国高是由俄罗斯私有化程度较高，导致储蓄率低、通货膨胀侵蚀储蓄，同时本国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不发达，从而使投资不足的矛盾特别尖锐，这就使得俄罗斯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这种融资方式弥补本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距。

第三，对外资依赖程度较中国高是由于俄罗斯国内的投资结构特点所决定。外资的行业分布集中在原材料、资源开发产业占总外商投资的12.6%，原料加工产业中以金属锻造加工为主比例占到5.5%。上述部门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对进入壁垒较高的行业的国内投资产生了阻碍作用，提高了对国外直接投资的依赖度。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与俄罗斯经济同属于转轨时期，国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投资都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但中国的外资对本国投资的挤出效应要高于俄罗斯且较显著，俄罗斯对国外直接投资的依赖水平高于中国，总体来讲，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外资的带动，我国国内企业应充分运用本国闲置资本，利用俄罗斯市场来带动国内经济的增长，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步入良性对外投资的循环中来。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方面：

1.在贸易关系方面，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日渐明显，外商直接投资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国内资本不断累积，就要求我国发展自身对外投资战略，中俄两国只有一江之隔，在贸易投资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长久以来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一直蹒跚不前，但从2006后我国对俄直接投资有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在2009年间我国一跃成为俄罗斯第三大投资国，绝对投资额达到97.57亿美元占俄国国内外商总投资额的11.9%，仅次于第一大投资国卢森堡2.4个百分点，中国在俄投资分布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及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中资公司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微电子、通讯、服装加工、电器组装、木材加工、农业、餐饮业等，我国对俄直接投资为我国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推进了邻邦俄罗斯的经济发展。

2.在政策方面，通过实证分析俄罗斯较中国相比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水平相对较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俄罗斯越来越重视中国的外资，特别是近年来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著有成效的政策改革如：2009年6月两国元首批准《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这为双方实现相互直接投资便利化提供重要的政策保障，促进与我国政府的积极合作使得外资投资环境不断趋于良性，市场风险有所降低、对中国的引资效果越发明显。同时俄政府大力推动中俄外资协作，2011年1月1日中俄每年将输入原油1500万吨期限为20年的中俄原油管道输油合同开始履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谢尔盖·卢贾宁表示此次贸易投资对于俄中两国加强合作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对俄投资日渐呈现出良好的经济增长趋势。

外商直接投资范文第3篇

不少学者认识到东道国开放程度会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大小是随着该国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这是因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较高的开放程度意味着国内企业本身的技术能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进行竞争（蒋殿春、张宇，2006）。此外，出口的扩大可以使国内企业获得较多的利润，从而为国内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设备的引进提供资金来源（何洁、许罗丹，1999）。但蒋殿春和张宇（2006）还指出，如果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过高，跨国公司就会对行业内的东道国企业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尽管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讨论了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但是还没有人详细阐述这种影响的具体机制，相关的实证研究也缺乏理论基础。所以，本文首先对东道国开放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具体机制进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赵奇伟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个包含制度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就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计量分析的结果做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东道国开放程度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解释东道国对外开放度是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实现途径的。

1.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实现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包括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首先，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引起当地技术进步，带来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张诚等人（2001）认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第一，跨国公司采用先进技术对当地企业产生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国内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第二，通过跨国公司的员工流向本地企业而实现技术溢出；第三，跨国公司子公司会以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身份与当地企业建立起业务联系网络，从而通过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带来技术溢出。其次，跨国公司也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引致负的溢出效应。在进入初期，跨国公司通常会带来激烈竞争，改变当地市场的供求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地企业受益于积极的溢出效应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线，但因为跨国公司扩大市场份额或将需求从当地企业转到其他企业，从而使当地企业维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产规模无法实现，结果是企业实际生产点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线向上移动，其实际生产的单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国公司进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低估人才的真实价值，跨国公司的进入就会从当地企业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负向的溢出效应。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本地市场中存在若干面临固定生产成本的企业。由于边际成本较低，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更大的生产规模，而为本地市场生产时跨国公司就将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迫使其削减产量。如图1所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使得本地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由AC0下移至AC1，但额外的竞争迫使当地企业的产量从Q0削减至Q1。由于现在当地企业只能在一个更小的产量上平摊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点，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是提高了当地企业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见，如果竞争效应B′C′足够大，则即使存在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A′B′，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A′C′也会为负。

2.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可以从全球范围内进行融资和招募人才，当地企业就更有机会利用新技术，经由示范模仿、人员流动和产业关联等途径获取积极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面临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所以当地企业可以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中获取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缩小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使得当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当地企业就难以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就会加大，限制了东道国企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正溢出效应。

东道国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可以用图1来说明。如上所述，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分别取决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则由A′C′表示。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会影响到企业的平均成本。如果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很高，当地企业不仅更容易获取所需生产要素，还可以面临更广阔的市场，从而比封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形成最优生产规模，在图1中AC1必然是该期内较低的一条平均成本曲线，当地企业充分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由于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更为接近，跨国公司就难以大幅度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所以当地企业产量削减不会太多，Q0和Q1比较接近，故而竞争效应B′C′较小。这样的话，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就会为正，在图形上体现为C′落入A′B′线段上。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当地企业获取所需生产要素就越便利，企业的生产规模越趋于最优规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就会越大，C′就会越接近于B′点①。相反，在相对封闭的国家，当地企业就很难获取所需生产要素，技术溢出效应不会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线，而竞争效应则会使产量削减的幅度足够大，结果使得C′就会落在A′点之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为负。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对外开放的程度。

二、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赵奇伟、张诚（2007）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制度在内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过影响国内研发部门的知识积累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途径产生影响。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扩展，可以理解为包含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在内的制度变量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设1997年为时刻1）。

其中，被解释变量γYit为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中第i地区第t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工业总产值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991=100）调整为实际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1997～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类似地，Hit为i地区第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由各地区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值来刻画。具体计算时，我们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记为6年、9年、12年和16年，则各地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16①。所使用数据来自1998～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θit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计算方法为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减去1。其中，劳动生产率表示为工业增加值与就业人员的比值。在这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外企就业人数单位为万人，两类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缺乏直接数据，由各地区工业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②。

openit是对外开放度。一国的对外开放度可以用外资依存度③来表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开放度还可以用一国的贸易依存度来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1995），发展对外贸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些都为东道国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创造了更多条件；此外，也有人综合考虑前面两个因素，用外资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对外开放度（兰宜生，2002）。本文中选取的指标是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open，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回归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其中，进出口总额根据各年度汇率中间价调整为人民币计价,以和GDP单位相统一。进出口贸易总额、汇率中间价和各地区GDP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把openit和FDIit作为控制变量后，我们就可以用openit×FDIit来衡量受东道国开放程度制约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我们分别用两个指标来刻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个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AFDI。所用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我们约定，使用FGDP时的计量模型为模型1，使用AFDI时为模型2。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开放度所决定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4年期间为负，即开放度相对于外资规模来讲相对较低。这个结论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断不一致，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已经很高了。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采用外贸依存度而不是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开放度，这显然会低估开放度的值；第二，兰宜生（2003）指出，尽管我国目前的名义贸易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综合考虑经济规模、贸易形式差异、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实际贸易依存度并不高，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国内许多产业虽然贸易依存度很高，但没有形成较强的前后向联系，不能起到结构进步的“出口导向”作用。为了观测我国对外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动态影响，我们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计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0，2001～2004年两个阶段都为负，但是在第二个阶段负效应更为明显。这说明，开放度在第一个阶段相对于外资规模已经较低，到了2001年，随着外资累计规模的进一步增大，开放度相对更低了。

三、结论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由于开放度高的国家可以为当地企业提供融资、获取人才、以及接触外资企业上的便利，所以开放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可以获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

第二，我们所提及的开放程度是个相对的概念，当开放程度相对于外资规模较高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正；而当开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发展比外资规模相对滞后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负。于是，这就出现了一国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变化。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开放程度相对于现有的外资规模一直是滞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在近两年已经全部为负。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某些产业，特别是增加生产行业的开放度。另一方面，对某些外资比重过高的行业要对引资规模加以限制，保持适度的内外资比例，给内资企业以成长的空间。

[参考文献]

[1]何洁,许罗丹.中国工业部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1999,(2):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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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兰宜生.对外开放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2,(2):19-22.

[4]兰宜生.我国实际贸易依存度的评估与国际比较[J].经济学动态，2003,(8):17-20.

[5]张诚，张艳蕾，张健敏.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制约因素[J].南开经济研究，200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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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范文第4篇

关键词：直接投资 传统产业转移 市场导向 资源导向 全球战略导向

传统产业转移导向

任何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必然伴随着新兴产业的兴起和传统产业的逐步衰退，生产要素要从传统产业转移到新兴产业，这其实是一个要素重新组合的过程。但由于各国出于不同的原因，传统产业的退出都会遇到各种退出壁垒，如生产设备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沉没成本、政策及法律的原因。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向海外转移尚可利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既可使传统产业在本国顺利退出而不致于造成大的社会和经济的负面影响，又可释放出生产要素而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中国具有低廉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种类较为齐全且绝对量较大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市场潜力，这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产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例如，日本对华的边际产业转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基本遵循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从纺织、日用消费品、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钢铁、石化、造船、汽车、电气、工程机 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美国的产业转移基本遵循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主要将进入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产业转移出去；对华较大规模的直接投资主要起于20 世纪90年代初期，产业主要集中在采掘、通讯、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饮食、日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香港、台湾对大陆的直接投资开始于大陆的改革开放之初，基本上是纺织、玩具、鞋类、技术水平较低的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市场导向

一般来说，采用市场导向型战略是投资者为了规避东道国的贸易壁垒，以投资替代贸易，增加对东道国出口的目的。美国学者尼克博克（F.T.Knickerboker）的“寡占反映”理论指出，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追随潮流”效应，具体表现为：一旦有一个企业向国外扩张，同行业的其他企业为了确保国内外市场地位，也竟相向国外扩张，比如，可口可乐在某国投资后不久，百事可乐就会随后跟进，有肯德基的地方就会有麦当劳；并且，在集中程度越高的行业，这种效应越明显。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不断扩大的巨大的市场容量和诱人的广阔的市场前景，促使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以及许多不太著名的企业纷纷调整经营战略，将对华经营的重点从贸易和技术转让转向对华直接投资，建立生产基地；其核心目标就是谋求在中国市场获取其应有的市场地位，以免失去这一绝佳的企业发展机会。因此，呈现出对华直接投资的热潮以及各大跨国公司激烈争夺中国市场的局面。仅1992-2003年，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就达4763.13亿美元，是改革开放前13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9.01倍；而到2003年底，全球500强企业中有400多家在华投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如此多的大型跨国公司和如此巨额的直接资本进入一国，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罕见的。

资源导向

此种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克服国内资源“瓶颈”的制约，增加国内已失去比较优势或国内无法生产的产品的进口。这种投资大多流向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从而形成初级产品生产国与最终产品生产国的垂直型国际分工。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一般劳动力和高技术劳动力）资源与自然资源，在这些要素上具有明显的或潜在的比较优势；这些比较优势对于进行标准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转移以及着眼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与进口的外国投资者，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比如，日本对华木材加工业、电气业、机器零部件制造业的直接投资；美国对华的采掘业、化工业、飞机零部件制造业的投资；香港、台湾对大陆家具制造业、电子制造业等投资；韩国对华服装、家电等行业的投资都带有明显的资源导向的特点。

全球战略导向

在中国入世前后，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许多外商对在华投资的产业结构进行了相当深刻和广泛的调整。在加强制造业原有项目投资与经营的同时，跨国公司一方面加强了制造业上游和下游项目的投资，即投资项目的纵向一体化，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项目的投资，即投资项目的横向一体化。可以看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战略导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传统的劳动力导向、资源导向转向全球战略导向。这一全球战略导向型的对华直接投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加大对华制造业投资力度，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目前，世界制造业正进行一场深刻的战略性重组，许多跨国制造集团开始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市场竞争力为最终目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新一轮制造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中国良好的制造业基础、不断提升的技术水平、相对完善的配套体系、巨大的市场、素质相对较高而价格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政府积极而有力吸引外资政策，既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又让外商看到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在不少消费品领域，如家电业，中国已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而技术不断进步、规模迅速扩大、需求强劲增长的汽车产业和电子消费类产业，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挑战世界的又一支柱。在这些领域，外商往往采用下定单采购，或对某些制造业项目进行并购，或采用新建企业的方式，纷纷加大生产或采购力度。同时，在制造业上游，即基本原材料和零部件等项目，外商的投资力度还在加大。这类投资项目，规模大、投资额高。如目前正在进行的4个大型石化项目，就属于此类项目。其中，德国巴斯夫公司2000年启动的石化项目总投资26亿美元、壳牌石油公司与中石油等公司的合资项目的投资额超过40亿美元、拜耳公司以及英国石油公司各自在上海的投资均超过30亿美元。由此可见，中国正逐步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和跨国采购中心。

外商直接投资范文第5篇

[关健词] 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间接投资 互补性

对外投资是指资本突破国家界限在国外的投资,按照投资主体是否拥有对投资企业的实际管理权,可以把对外投资分为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与对外间接投资(FPI)。前者指投资者以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后者主要是指购买外国公司的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投资,以及中长期国际信贷。本文所指直接投资是指外商在华注册登记的三资企业,而把股票投资和对外借款及其他外商投资作为外商间接投资。

学术上关于FDI的论著主要集中在解释成因和讨论影响两个方面。早期的FDI理论主要从微观或宏观层面出发,重在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原因。微观层面如海默(1960)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垄断优势理论,雷蒙德・维农(1966)建立在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的产品周期理论,巴克莱和卡逊(1976)等建立在科斯定理基础之上的内部化理论,以及约翰・邓宁(1977)建立在产业组织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折衷理论(OLI);宏观层面如日本小岛清(1978)的比较优势理论。近期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宏观(即国家层面)上,主要讨论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以及提出政策建议,多为实证研究。

FPI的理论主要是证券投资理论,大都从微观层面即从投资者层面论述如何规避风险,提高投资效益,如上世纪50年代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60年代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及70年代史提夫・罗斯的“资本资产套价理论(Arbitrage Pricing Theory)”等。近期也开始有宏观即国家层面的论述。如有学者(于永达,2000)在分析FPI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应力主FPI的健康发育、有序流动及相关法规的严密健全, 趋利避弊。”也有人(马全军1996)考查FPI对东道国的影响。

关于国际投资的文献尽管很多,但基本上都是要么从直接投资的角度,要么从间接投资的角度去论述,而对于FDI与FPI二者关系角度去论述的则鲜有也。本文拟就FDI与FPI的互补性作一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FDI与FPI的互补性

1.从其作用来看,FDI和FPI各有所长,具有互补性。FDI对东道国的正面作用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引进资金,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先进技术(即技术溢出效应);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产业发展(主要是通过竞争及企业间的纵向或横向联系来带动;提高东道国的国际竞争力。其负面的影响是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背离东道国的产业及战略规划。以1997年～2002年外商在华实际直接投资数据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占到了70%左右,且呈上升趋势,其中制造业接近70%,而且大都投资在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而对国家扶持的第一产业,则不到2%,对大力发展的第三产业,则仅占22%多一点,且呈下降趋势,从投资地域来说,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2001年和2002年东部六省市(注: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外商直接投资份额为70.72%和71.36%。而西部十省市(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外商直接投资份额分别为3.09%和2.69%。可见外商投资也不考虑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还容易造成垄断及技术依赖性等缺点。

FPI包含对外借款和证券投资,前者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利用国外资金,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其优点是资金可以自由使用,有利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战略的实施。其缺点是造成一定的债务负担,且其使用成本一般也比国内资金高,对国际收支平衡也有较大的影响。后者的发展则不仅有利于利用外资,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国的证券市场和公司治理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如Summers(2000)认为,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有助于降低资本成本、增加投资和提高产出。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若开放不当,又会增加其金融脆弱性,容易造成一国金融危机。

2.FDI和FPI二者互相促进。FDI对FPI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FDI需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大量配套设施,客观上刺激东道国对FPI的需求;FDI有助于提高东道国的竞争力,促进东道国制度的不完善和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使外商投资更加安全,有利于大量FPI的流入;跨国公司等FDI本身需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筹集大量的资金,这从实质上来说增加了国间接投资的流量。而FPI对FDI的拉动作用则在于:大量FPI的流入,有助于受资国筹集大量资金,改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吸引FDI的竞争力。

二、对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

1.政府要加深对国际投资的认识,转变观念。国际投资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许多政府官员只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而忽视其消极作用的一面,认为吸引外资多多益善,盲目吸引,更有甚者把吸引外资的数量当作自己的政绩来看待。政府应该从根本上转变观念,首先必须认识到引进外资只是我们发展的经济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外资的引进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同样,对政府官员吸引外资的考核也应该以此为标准,重在引资质量,而不是单纯地看其引资数量。

2.吸引FDI与FPI并举,重点在吸引直接投资。FDI和FPI二者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因此,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一方面,西部大开发战略提高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也需要巨额资金,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目前的负债率并不高,有较大的引资空间。因此,可吸收FPI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

3.转变引资措施,从税赋减免等优惠措施向改善投资环境转移。我国利用外资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以对外资实行税赋减免等优惠措施来吸引外资的,使外资税赋很低。而中国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税赋极不平等。这造成了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使本来就弱小的国内企业在竞争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时也剌激了假外资的盛行,这实质上和引进外资的根本目标(发展中国经济的一种手段)是背道而驰的。一国吸引外资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政策法规、经济运行状况和社会及政治状况等软硬环境。我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并不强,我国作为亚洲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东道国,主要是由于地缘、文化、和民族关系,即许多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于华人。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我国实际利用港澳台华商直接投资份额占52.7%;合同金额占全国的52.7%。从地域来看,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主要在亚洲,而在亚洲的投资来源中,中国港澳台地区在大陆的投资占较大比重。而港澳台的投资中,近一半投资在广东和福建两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两个省与港澳台有较近的地缘及文化习俗等密不可分(其商喜欢在广东投资,而台商则更愿意在福建投资),而并非仅仅因为优惠政策。

4.由对外资优惠转向对产业、地域优惠,并对某些行业的外资进行必要的限制,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由于对外资的税赋优惠,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使国内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同时也刺激了假外资的盛行。另一方面,这本身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应把对外资的优惠转移到对产业、对地区的优惠,给予内外资同等待遇,把引资的优惠政策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发展战略联系起来,真正达到利用外资增强国力,发展本国经济的目的。同时,对有关国家安全的产业,也禁止外资的涉入,如航空、通讯、军事等。对民族工业冲击应适当限制,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含量、或者本国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的产业要限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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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全军:国际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J].世界贸易,1996(7),pp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