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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课外辅导机构的大量兴起,其对于学校教育的辅助作用不言而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容小觑。笔者及团队成员经过对中小学生课外辅导行业的长期实践,并多次问卷调查走访,现将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总结如下:
一、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的问题
(一)恶性竞争频现,教学质量无法保证
目前,课外辅导行业存在种种恶性竞争现象,如夸大宣传、恶性价格竞争、恶意诽谤、互挖墙脚等,有的辅导机构甚至直接挖了他人的老师和学生就近开办辅导学校;有的机构为了打败对手,美化授课教师背景,夸大教师所获荣誉,甚至不惜学历造假;还有的培训机构为了招收学生,学费三折、四折都可以,甚至为了让学员退掉在别的?C构已经报名的项目,承诺代替补偿违约款。这种情况下,教学质量很难得到保证,学生的利益受到损害,给课外辅导机构带来了不良影响,也影响了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二)师资水平不一,服务质量亟待提高
师资问题一直是中小学课外辅导领域中广受关注的核心话题,决定着辅导机构的教学质量和声誉,而目前中小学课外辅导市场鱼龙混杂,教师流动性大、随意性强,学生对授课教师不满的事件并不鲜见,师资质量成为该行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课外辅导行业服务方面涌现的问题比比皆是,如收费较高,报名容易退款难,随意更改授课时间,中途更换教师,因个人原因提出退款往往遭拒等,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三)监管困难,行业标准不一
由于课外辅导的科目多种多样,这就导致课外辅导市场监管困难。就我所在的地区而言,有很多课外辅导机构连基本的工商注册登记都没有,工商部门对这种无证经营者并不具备长期、彻底的监管能力。其次,形形的辅导机构都有自己内部的收费标准和上课方式。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对一的辅导方式和一对多的辅导方式收费和上课进度都会有本质性的不同。这种多重标准泛滥的现象极其不利于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的探索
(一)及时有效监管,提高行业服务水平
当今国内的中小学课外辅导机构大部分是由专业人士管理和运营,但也有一部分是从未涉足过教育行业的人员发起和管理的,很多问题就出在这一部分机构上。因此,应该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并建立起及时有效的监控体系。
同时,政府部门应大力推广优秀机构,整合优化行业机构,取缔非法机构。对于机构内部人员而言,一是要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和专业技能,不断学习充实自己;二是要提高自身的文化自觉和思想道德素质,严于律己,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二)加强师资建设,优化教学成果
中小学课外辅导培训机构的校长和教师主要靠公开向社会招聘专职和兼职教师。专职教师往往是退休教师,他们有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能为教育事业继续发挥力量;还有从公立学校以高薪和优厚待遇“吸引”来的校师队伍中的中坚力量。而兼职教师流动性大、随意性强,目前在大部分辅导机构中兼职教师居多。因此,师资队伍建设应加大专职教师比例,提高教师的选拔要求,规范师资管理,提升师资质量。
同时,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把课外辅导行业内的优秀机构作为标杆,建立优秀的制度体系,从而大大完善教育培训质量,保证教学成果的最优化。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强国必先强教,教育事业不断在探索新教学方法,教学策略,教育也在不断的改革,教育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样化、个性化和自主化,但是从学生自身来说,学生的课外学习越来越趋于多样化。由于中小学生的自制力不是很强,在学校的多样式课外活动使得学生在学习上的精力减少,当个性化和自主化的学习不能够满足升学的需求时,学生的家长就会用课外的时间来弥补,因此课外辅导越来越得到学生的重视。
哪些因素能够使学生对辅导老师的综合评价影响较显著,这对提高辅导老师的综合评价具有重要意义。辅导老师的分为:在校大学生、在校研究生,在校博士,辅导机构的小班或一对一的教学,还有在职的教师。通过考虑,我们设定以下八个学生对辅导老师综合评价的影响因素:课外辅导对成绩的提高、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对学习方法的帮助、对学习习惯的改善、学习兴趣的培养、课后交流、辅导老师薪水。将这些每一个可能影响到学生对辅导老师综合评价的影响因素间接地设置成选择题。同样地,再设置对辅导老师综合评价一问,选项均为1分、2分,3分,4分,5分。以问卷调查的形式,通过对昆明市部分有课外辅导老师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分析这八个因素中哪些因素的分值和学生对课外辅导老师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具有显著的关系。
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昆明市中心的几所中学以及辅导机构做了调查,对课外辅导教学评价进行调查分析。
一、课外辅导问卷调查方案
本次调查的是哪些因素对辅导老师的评价影响较显著,我们设定对辅导老师的综合评价是因变量,成绩提高、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的改善、学习习惯的改善、学习兴趣的培养、课后交流、辅导老师薪水等作为自变量。在以上所有因素中,其中有些因素可能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是很大,而且自变量之间可能不完全相互独立,可能有互作关系,因此我们采用逐步回归的思想进行分析,分析哪几个因素对学生关于辅导老师的综合评价影响较显著。逐步回归分析法思路如下:
设变量:
综合评价――Y 成绩提高为――X1
教学内容为――X2 教学方法为――X3
学习方法的改善为――X4 学习习惯的改善为――X5
学习兴趣的培养为――X6, 课后交流为――X7
辅导老师薪水为――X8
在考虑以上所有变量时中按其对Y的作用大小,由大到小地逐个引入回归方程。
再对总的方程及每一个自变量进行假设检验,当总的方程不显著时,表面该多元回归方程线性关系不成立;而当某一个自变量对Y影响不显著时,应该把它剔除,重新建立不包含该因子的多元回归方程。这个分析过程我们采用R语言实现,并引用summary函数。自变量X与Y的关系通过AIC值体现出来。每次减去一个变量,看哪个变量减去后AIC减小,那就取这个模型,一直继续下去直到不论减掉哪个变量后AIC都比原来的大,就停止。
二、课外辅导教学评价的问卷调查
1.问卷调查的介绍
本次调查对象为昆明市中心正在请课外辅导老师的中学生,这些中学生基本上都有过课外辅导的经验,大致知道自己在课外辅导方面是否成功,问卷调查采用不记名方式作答,共有21题,发放80份问卷,收回80份,其中78份有效。
三、问卷调查的分析与结论
经过逐步回归的分析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习兴趣的培养这三个因素,能够很大的影响学生对辅导老师的评价,结论Y=0.34564X2+0.18700X3+0.14956X6中,系数越大的说明影响越大,从结论中得出影响最大的是X2即教学内容,其次是X3即教学方法,最后的是X6即学习兴趣。
1.教学内容
2014年《上海基础教育信息化进程蓝皮书》中指出,教育和技术两者之间相互渗透,正呈现8大结构性特征,其中一个结构性的特征为教学的个性化,个性化学习是指以反映学生个性差异为基础,以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为目标的学习范式,学生这种课后辅导的形式也符合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在课外学习的过程中,辅导老师要根据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来制定教学目标,并且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根据学生的要求来调整教学内容的详细程度以及难易程度,甚至有的学生基础比较好,不满足于书本上的知识,此时辅导老师就可以以书本上的内容为依据,对知识点进行适当的扩展,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根据本次调查的数据统计,有73.1%的学生喜欢辅导老师的对自己制定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这一因素是对辅导老师的教学评价影响最大,因此说明辅导老师在辅导的过程中最应该注重学生对学习内容的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教学目标。
2.教学方法
根据问卷调查的统计,在请辅导老师的学生中,有80.8%的学生比较认可自己辅导老师的教学方法,在调查的过程中,课外辅导的教学方法大部分是以讲授法为主,包括一对一讲解和小班的教学,小班的教学环境也是不超过20人,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在一对一的教学过程中,有不少的辅导老师采用谈话的方法来与学生交流,缩小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让学生在一个很轻松的环境中学习知识。不同的学科需要不同的教学方法,如数学,物理等理科性质的学科,辅导老师多以演示图片,公式或解题步骤为主,而像文科性质的学习,辅导老师则多以讲解的教学方法来解释知识中的前后因果。学生对教师辅导的教学方法认可,说明学生能够从教师的教学方法中得到自己想学的知识,因此教学方法这一因素对辅导教师的教学评价也是不可忽视的。
3.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的学习非常重要,我认为学生对某个学科感兴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己本身对某种学科感兴趣,另一种是学生喜欢教师,从而喜欢教师教授的课程,因此辅导老师要学会投其所好,要多与学生进行交流,努力做学生喜欢的老师。经过调查,很多辅导老师都能够通过适当的语言如肢体语言等来激发学生的兴趣。根据我们的调查,有84.6%的学生,通过辅导老师的指导,对所辅导的学科有较大的学习兴趣。因此辅导老师要学会找到学生的兴趣点,让学生对该学科产生兴趣,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学生因为喜欢老师而喜欢学习,学生对辅导老师的教学评价自然是有明显提高的。
一、个人反思中存在的问题
1.“茫”
大部分教师都被学校要求写“教学反思”,规定了反思数量,比如每周不少于一次,也规定了篇幅,比如字数不少500字。为了完成任务,凑够字数,于是大多教师先是对课堂教学过程做流水式描述,而后宽泛地总结得失。如果让教师真实地评价“反思”对专业发展有何益处,往往不甚明了。教师增加了写“反思笔记”的负担,而“反思”之后对自己的专业却收效甚微,因而教师往往反感、害怕写“反思笔记”。
2.“窄”
教师的反思局限在教学领域,只是对教学行为、教学过程反思,对教学失误反思,对成功的经验不反思或反思较少。另外,教师的职业特质使教师的反思资料和合作机会有限。教师是一个孤独的工作者,一旦把教室门关起来,就与外界隔绝,这种分离导致没有人来指出教学的不足。我国有教研组、年级组和备课组等传统,但这些原本非常好的教学研究组织逐渐异化为行政性组织。由于大多数学校的评价制度还不够完善,考核的多是教师个体的业绩,没有把同年级、同班级的教师团结协作作为评价内容,大部分教师还是处于专业孤立的状态,这使得教师很难有机会收集到关于自己的信息,尤其是同伴对自己专业状态的评价信息。教师仅仅依靠自己的内省难免会有所偏失,更可能忽略自己未意识到的问题。
3.“浅”
由于教师的专业自觉水平和反思、研究的能力有限,教师的反思只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教学回顾,难以与教学理论联系,不会提炼自己的经验,使自己的教学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反思的前提是对自己的教学状态有所认识。教师时常以单纯的“教学人员”来对自己定位,对自己的工作和专业状态只有模糊的了解,缺乏思考自己专业状态的主动性。他们固然会记录下自己的教学和困惑,但这种理解基本上是从“当局者”的角度来思考,很难抽离出来以“反观者”的角度思考。教师很难看到教学问题的真面目,缺乏对自己整体状态的清晰认识。有的教师即使能看到自己的部分问题,由于缺乏基本的研究素养也只能在浅层次上思考背后的根据,抑或进行经验总结。
4.“浮”
教师不是发自内心地去对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和教育现象进行反思,没有把反思作为自己的自觉行为,而是把它理解为完成任务似的硬性规定。因此,反思往往流于形式,没有实效。教师反思很难一次就产生显著的效果,最初的反思更可能只是专业信息的积累。反思要真正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必须首先成为教师专业生活的日常化活动。教师由于工作量大和忽视反思等原因,很少做到日常化的反思,更不用说有针对性地对某一领域进行长期的阶段性反思了。缺乏日常化反思的背景,即使教师有突然的思维闪光,也很难保持下来成为专业发展的动力。
二、反思什么
以上所说的教学反思主要是以教学过程为对象,而教学过程包括备课、上课、课外作业的布置与评改、课外辅导、学业成绩的考核与评定。这五个环节构成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全过程。教学反思的内容与策略也就主要围绕这五个环节展开。
1.对备课的反思
备课是上课前的准备工作,是上好课的先决条件。备课的过程是教师提高自身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积累、总结教学经验和提高教学能力的过程。对备课的反思内容主要是指反思有没有认真钻研教材,有没有精心设计上课的全过程等。如我认真学习教学大纲了吗?我明确所教学科的教学目的、该学年和各章节的教学目标吗?学生原有的知识技能掌握情况如何?学生已具备了哪些学习能力、学习习惯、学习方法?我设计的每一教学环节每个提问是否都围绕教学目标?用这种教学方法是否比另一种方法更好?我期望学生从这节课学习到什么?我对课程内容的理解程度,课堂中应该有什么样的活动?等等。
2.对上课的反思
对上课反思的内容主要是教学目标(知情意行)是否达到,学生对知识点掌握了吗?学生的能力提高了吗?教学效果怎样,对教材的讲解是否正确,层次是否清楚、重点是否突出,教学过程设计得好不好,教学方法是否多样,时间分配合理吗,课堂气氛如何,还存在哪些应该改进的问题,怎样改进,课后及时总结了吗,这节课成功吗?为什么成功?如果不成功,原因是什么?这节课主要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学生学得怎样?学生学到了该学习的内容吗?采用什么方法实现师生互动,等等。
3.对布置与批改作业的反思
对布置与批改作业的反思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布置作业本身的反思
一是对作业量的反思:如抄生字,抄10遍多了吗?抄5遍可以了吗?抄3遍是否也能达到效果?不同程度的学生完成这些作业需多少时间等;二是对作业质的反思:我选的作业题的代表性如何,有没有一些无意义的、机械重复的作业,不同学生的作业要求有无区别对待,对作业的要求交代清楚了吗?等等。
(2)对学生作业完成情况的反思
哪些题目学生未掌握做错了,原因是什么?我对学生独立完成作业的学习方法如怎样审题、遇到不会的题目怎么办、怎样自我检查等进行指导了吗?学生有没有出现抄袭作业的现象?等等。
(3)对批改作业行为和方式的反思
如我需要批改所有学生的所有作业吗?可否改部分学生的作业,可否改学生的部分作业,让学生帮忙批改可以吗,可以让学生自己互换批改吗,哪些情况需要面批,作业情况及时反馈给学生了吗?做好讲评工作了吗?等等。
4.对课外辅导的反思
关键词: 小学; 教师; 班级; 任课老师; 班主任
前言:
我的两个儿子都在中国上学,大儿子在中国上了一年学前班和六年小学,小儿子上了一年学前班和两年小学。本人在韩国小学任课外汉语讲师已有十多年了。两国虽然是邻近国,但在教育环境和方法上存在着不少差异。我儿子上的学校是大连市金州区春华小学,每个年级大概有6~7个班,每个班大概有55名左右的学生,我当讲师的学校是城南市盆唐区薮内小学,每个年级大概有7~8个班,每个班大概有32~38名学生。认为两个城市的生活环境和两个学校的规模比较接近,因此不妨进行比较。
1)学校的行政构造:
韩国学校教职员包括校长在内,任职期限为4年,一般情况下,到了期限就得转校。因此,教师之间还没热乎,还没交上朋友就得分手,又得面对新的同事,所以互相之间偶有矛盾也不想解开,反正用不了多久,也不会再碰头了。作为一校之长的校长任职的第一年,忙于适应新的环境,第二年开始开展自认为是良好的新的教育政策,第四年当新的教育政策有所收获时又得转到别的新学校,这时新的校长该来接替,并更换教育政策,如此循环。
与此相反,中国学校没有规定的任职期限,即使根据工作成就晋升也一般接着在本校工作,因此集体感强,互相之间团结得很好。而且教育政策相对保持着一贯性,教职员不必忽左忽右,处理起业务来比较井然有序。但相互间一旦产生了难解的矛盾,虽然心里不愉快,不得不硬着头皮共事;有时上级职员对自己有所偏见而受不当待遇,也只能哑巴吃黄连了。
2)教师的工资:
韩国教师的工资是根据教龄而决定的,根据完成所分到的任务结果而决定的浮动工资的差异不大。因此教师们只安心于做好本职工作。
中国教师的工资虽然也由教龄所定,但同样的教龄也因加分不同其工资也不一样。加分一般是伴随着名誉的,例如,学校的优秀教师长3%,县一级或省一级的优秀教师长7%。班级的平均分数与班主任的奖金直接挂钩,因此班主任老师非常敏感于全班学生的学习成绩,在课堂时间里让学生们完全熟悉所学的内容,因此不大需要事先预习教材内容,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在中国不大流行去校外的文化补习班。
3)班级编成:
韩国学校每一年排班一次,由新的同学和新的班主任老师组成新的班级而开始新的学期。大家以新的心情开始新的生活,因此努力克制自己的短处,发扬自己的长处,尽量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久而久之,可以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并形成良好的人格。但偶尔也有一、两个学生因为适应不了新环境,从儿受到班上同学的排挤。。
与之相反在中国,一年级第一学期排班以后,原班人马老师带学生一起上到六年级小学毕业为止。虽然每当新学期开始没有新鲜感,但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可以互相弥补缺点,能成为好朋友,因此在中国学校很少有受班同学排挤的学生。
4)任课老师和班主任老师:
韩国小学的班主任老师是万能老师 ,不论是语文、数学、生活、音乐、美术、体育、连午餐指导都得一个人来承担。不得不怀疑这么多的不同的科目怎么能备好课呢?是否因为这个原因不得不把孩子的学业托付给校外辅导呢?
在中国小学任班主任的老师一般是语文老师或数学老师,分课比较详细,几乎一个老师负责一门课,所以备课比较好,专业知识也较丰富。有一次,我隔窗户玻璃偷看了小儿子班的数学课,老师在教一年级数学,教学道具、老师的手势以及动作活像演剧场面,吸引住了学生们的注意力,很难找到搞别的小动作的学生。
5)课间休息:
在韩国学校除了体育课时间,大家不怎么在操场开心地蹦跳着玩儿,即使课间休息时间也一般都呆在教室里。
但在中国, 第一节课和第三节课的课间休息时间里,全校学生在教室里一起一边听音乐做十分钟‘眼保健操’,然后再出去在操场玩儿。低年级学校提倡并组织玩儿‘空竹’。‘空竹’是用双手玩儿的‘溜溜球’,它有利于提高孩子们的平衡感、持久力、创意力,高年级学生一般打一打篮球、乒乓球、跳绳、踢毽子等。第二节课下课以后,全校师生们一起在操场做十分钟广播体操,做完体操接着练习踢正步十分钟。午休时间为两个小时,用完餐是自由时间,有的在操场玩儿、有的在图书馆看书、有的参加课外辅导课(学校允许的有偿课外指导)。我的大儿子参加了美术学习班,小儿子参加了钢笔字学习班。
6)视力:
薮内小学课外汉语学习班学生有80名,从一年级学生到六年级都有,戴眼镜的学生有18个,我大儿子的班是五年六班,有56个学生,戴眼镜的只有一个学生。小儿子是一年一班,有55个学生,没有一个戴眼镜的。
7)下课时间和作业:
韩国小学低年级学生一般一天上四节课,只有一天是五节课;高年级学生一般平均上六节课,星期三又只有四节课,下课较早,作业又少,因此也许不得不依赖校外课外辅导来补充学业和打发闲暇时间。
在中国,即使是低年级学生,每天至少上五节课,午休又长,所以下课时间较晚,到家至少也得四点以后,加上学校作业又多,而中国学生则认为完成作业是学生的天职,做完作业到了该睡觉的时间,因此想去课外辅导班也没时间去,而星期六与隔周休息的韩国不同,中国每周六日都休息,所以周末能去课外辅导班。但观察周围的课外辅导班,很难找到语文、数学等学习班。一般都是艺术、体育、外教英语班,而且只在周末和假期开班。
结语:
我的两个儿子都在中国上学,中国与韩国在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上存在着很多异同点。教育是上部社会结构的主要成员,反映其国家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比较一下中韩小学生的学校生活,最大的差异可以总结出如下三点。
第一: 韩国在学习成绩方面与父母的经济地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在中国只靠本人的努力和学校的学习也可以得到好的成绩。
[关键词] 数字土著; 学习方式; 数字一代; 新一代学习者; 教学变革
[中图分类号] G442 [文献标志码] A
一、引 言
2001年6月教育部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成为衡量新课程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1]十余年后,新课改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突出反映在中国课程发展史上的五个第一次。第一次从“保障学习权”的高度,整体勾画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第一次从“学校改革逻辑”的高度,抓住“课程”这个突破口,课程改革进入教育改革的主战场;第一次从“课程文化”的高度,从单纯知识、技能目标走向“三维目标”;第一次从“课程资源”的高度,打破了教材的概念,“一纲多本”教科书制度开始成型;第一次从“学习共同体”的高度,打破学校孤立于社区的状态。[2]虽然新课程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有关新课程改革的反思和争论也层出不穷,争论的首要问题是学生的学习方式是否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一种意见认为课堂和学生生活出现了师生互动、平等参与的生动局面,学习方式和教学组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虽然课堂积极展开讨论、探究和合作,但学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和提高。[3]可见人们对课堂学习方式改变的效果仍存在质疑,其症结在于缺乏对当前中小学生的学习特征和真实学习方式的认识。其实当代中小学生的学习方式日益成为国内外教育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自从Mark Prensky于2001年提出了数字土著(Digital Native)和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的概念,[4]国际上关于数字一代学习者的争论日益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焦点。其中有三个问题亟待解答:数字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习者与上一代学习者是否具有明显差异?新一代学习者在学习方面具有哪些特殊喜好?当前课堂提供的学习方式是否能满足新一代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因此,本文试图梳理国内外关于新一代学习者的相关研究,并通过大规模调查的方式了解我国中小学生偏好的学习方式,以期为创新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变革课堂教学结构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为我国的新课程改革注入新的活力。
二、当代中小学生的行为和认知特征研究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当今年轻的一代学习者是在数字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对技术具有天生的敏感度,精通技术又乐于用技术解决问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使得他们对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的期望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关在数字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习者的称呼,主要包含“千禧一代”、“网络一代”和“数字土著”等。1991年Howe和Strauss在他们的联合著作《代际理论》一书中提出,出生在1982年到2000年之间的一代为“千禧一代(Millennials)”;[5]2000年Howe和Strauss在《千禧一代崛起:下一个伟大的一代》一书中,指出千禧一代正在进入大学,他们充满了个性,他们比任何时代的人都更明白自己的需求,“乐观、团队合作、遵循规则”是他们的主要特征。[6]Oblinger则认为千禧一代应该是从1982年到1991年出生的一代,并指出他们对学习环境提出了新的诉求,当今学校提供的学习环境很难满足学习者对于新的学习环境的期待;他指出学校应该理解学习者,并针对新型学习者的特征来设计学习环境、课程和教学。[7]
1997年Don Tapscott在《数字化成长的网络一代》一书中,[8]提出了“网络一代”是伴随着数字媒体长大的一代。他认为计算机、网络和其他数字媒体的出现对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提出“网络一代”是1977年1月到1997年12月的出生的一代。[9]Tapscott观点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认为新一代的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方式发生了变化,他试图去描述这种变化;他倡导教育需要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方式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方式转变,需要更强调学生的个体行为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更强调合作对学习的促进作用。
2001年Marc Prensky提出了“数字土著”和“数字移民”的概念,指出当今的学生,由于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数字化世界)的不同,他们的思维模式已经发生根本的改变,他们是“数字土著”的一代,他们的老师则是“数字移民”。他认为伴随技术的发展和变化,“数字土著”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发生了变化,甚至他们大脑的物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0]Prensky指出当前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数字土著”和“数字移民”这两代之间因为技术使用带来的差异。2010年Marc Prensky在《数字土著的教育》(Teaching Digital Natives)一书中指出技术的发展对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巨大变化,也必将对教育带来巨大的变化;然而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变化的发生,教育的变革的步调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11]
“千禧一代”的提出者Howe和Strauss是人口学的专家,“千禧一代”主要从时间的角度来区分人口学的特征;“网络一代”的提出者Don Tapscott是未来学家和顶级科技作家,“网络一代”主要从网络技术的角度来看待技术对个人行为方式的影响;“数字土著”的提出者Marc Prensky则是著名的演讲家、作者和教育顾问,“数字土著”的概念主要从数字技术的角度来区分“亲”技术的一代(即“数字土著”)和排斥技术的一代(即“数字移民”)。然而无论是“千禧一代”、“网络一代”还是“数字土著”,都强调在技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习者,具有新的学习特征,他们所偏好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有很大不同。然而国际上对数字一代学习者存在争论,这一争论的焦点在于数字一代学习者是否能代表一代学习者的群体特征。以Marc Prensky为代表的支持派认为新一代学习者由于成长于技术的环境,所以他们身上具备很多技术的特征;以Chis Jones为代表的反对派则认为以时间来划分学习者对于技术的态度过于武断,同龄的学生使用技术的能力差别很大。
三、中小学生学习方式的抽样调查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大规模抽样调查的方法研究当代中小学生的学习方式现状,并根据数字一代学习者的特征,从大样本中筛选具有数字土著典型特征的群体和不具备数字土著典型特征的群体,比较两个群体在学习方式上存在的差异,阐释技术对学生学习方式的影响,从而了解中小学生偏好的学习方式。之后采用焦点小组访谈法对中小学生进行了访谈,明确技术对学生的学习方式影响的主要方面,剖析学生偏好的学习方式,辨别了学生偏好的学习方式与当前课堂提供的学习方式之间的巨大差异。
本研究分为四个研究步骤,如图1所示。具体来说:
第一,规模化抽样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先用整群抽样法从北京市中小学校中抽出样本学校,再用系统抽样法从学校中选择小学三年级、小学五年级、初中二年级和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第二,数字学习者(Digital Learner,简称DL)和非数字学习者(non-Digital Learner,简称nDL)的筛选。根据相关文献,综合分析数字一代的典型特征,根据数字一代的典型特征,结合问卷设置规则,筛选出数字学习者和非数字学习者。
第三,DL和nDL学习方式差异分析。比较两个群体在学习方式方面和课外辅导班方面存在的差异,尤其是在技术对学习的影响、上课外辅导班的频率以及对课外辅导班的态度等情况。
第四,课堂学习方式变革诉求分析。深入中小学校,采用焦点小组的方式对学生开展访谈,访谈涉及技术对学习和生活的影响,学习方式的偏好,课外辅导班的情况等。
北京市8个区县(东城区、朝阳区、门头沟区、丰台区、顺义区、大兴区、密云县、通州区)约30000左右中小学生参与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8703份。小学三年级学生7169人,占总人数的25.1%;小学五年级学生8272人,占总人数的28.9%;初中二年级学生8157人,占总人数的28.5%;高中二年级学生5012人,占总人数的17.5%。
(二)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主要包括学生学习方式转变与养成问卷和学习方式焦点小组访谈提纲。
黄荣怀等指出学习情景是对一个或一系列学习时间或学习活动的综合描述,包括学习时间、学习地点、学习伙伴和学习活动四个要素。[12]根据学习情景的定义,我们在编制学生的学习方式转变与养成问卷时主要从学习地点、组织形式、学习手段和伙伴关系等四个方面考察学习方式。在学校学习中,用计算机教室和普通教室来划分最主要的学习地点;通过调查这两类教室内课堂的组织形式来了解课堂中的学习方式;学习手段主要调查学生课外知识的来源和使用的辅助学习的主要工具;伙伴关系则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除教师外那些对学生学习帮助较大的人。除了学习方式之外,我们还考察了学生对数字化学习的理解、学习能力和参加课外辅导班的情况等三个方面。学生对数字化学习的理解,主要从网络对学习的帮助、使用网络学习时的困难、网络对学习的不利影响等方面考察。自主学习能力,主要从自我规划、自我监控和自我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课外辅导班主要从学习科目、学习频率、影响因素、积极效果和消极影响等五个方面考察。问卷结构如图2所示。
焦点小组访谈(Focus Group Interview)由一个经过训练的主持人以一种无结构、自然的形式与一个小组的具有代表性的消费者或客户交谈,从而获得对有关问题的深入了解。焦点小组访谈能够使研究者深入了解某一现象,从而为研究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结合其他研究工具使用。[13]学习方式访谈提纲包括学生对技术的感知、学生的学习特征、学生的学习方式等三个一级指标。学习方式则从学习材料、内容序列、教学法、学习结果和评价方式等五个方面切入,比较课内和课外辅导班的差异。
(三)“数字一代”的典型特征选取
Howe和Strauss指出千禧一代具有特立独行、技术自信、团队合作、传统、有压力感、有目标意识和受到保护等典型特征。[14]Prensky指出数字土著一代有很强的个性,喜欢使用技术,能迅速地接受信息,他们喜欢同时处理多种任务,喜欢文本前呈现图表,喜欢随机进入(像超文本),喜欢团队合作。[15]Brown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网络一代的10个典型特征:喜欢小组合作、以目标和成就为导向、多任务处理、试误、高度依赖网络、强交互、重视觉体验、多元文化包容、实用主义等。Berk把网络一代典型特征扩展至20个:技术控、用搜索引擎来获取信息、对媒体感兴趣、创建互联网内容、快速操作、以探究的方式学习、以试误的方式学习、多任务处理、注意时间短(Shorten Attention Span)、虚拟环境下的社交、渴望面对面的社会交互、感情开放、包容多样性和多元文化、喜欢小组合作、努力适应社会、感到成功的压力、喜欢得到及时的反馈、喜欢获得即时的满足、能即时回应也希望获得及时回应、喜欢打字而不喜欢手写。[16]
深入分析有关“数字一代”、“网络一代”和“数字土著”等相关文献,我们发现数字技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一些共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用技术、多任务、强交互和重体验等四个方面。用技术包括网龄、网络自信、电子设备接入、网络接入和每天上网时间等;多任务包括边做作业边听音乐、看电视和与同伴聊天,完成计算机任务时经常多线程工作、课后获取知识的手段多样等;强交互包括课内外的协作学习、网上聊天、信息分享等;重体验包括喜欢图像表征、喜欢真实情景参与、在线看视频、玩电子游戏和使用视频电话等。
因为数字一代是在数字技术环境包围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所以我们把“用技术”作为筛选具有典型特征的数字一代的条件,并对其具体表现进行了细化。结合问卷,最后确定的筛选条件有4个。
1. 网龄:网龄在5年以上(包括5年)的高二学生,网龄在4年以上的初二学生,网龄在3年以上的小学5年级学生,网龄在2年以上的小学3年级学生。
2. 上网水平:选择“中级水平”和“老手(大虾)”的学生。
3. 数字设备和网络接入:选择在家“有电脑,能联网”和“有多网设备(含手机、平板电脑等)”的学生。
4. 每天上网时长:选择“2~3小时”、“3~4”小时和“4小时以上”的学生。
根据以上四个筛选条件,我们对回收的28703份问卷进行了筛选,共选出了5379份问卷,其中女生有2331人,占43.5%;男生有3027人,占56.5%。我们把这筛选出来的5379个样本规定为数字学习者DL。网龄小于1年的学生有6698人,其中女生3012人,占44.9%;男生3686人,占55.1%。
(四)DL和nDL的比较分析
通过数字学习者DL和非数字学习者nDL的对比,我们发现这两个群体在某些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1. DL经常使用互联网获取课外知识,而nDL使用互联网获取课外知识的比例相对较低。74.6%的DL会使用互联网获取课外知识,而只有28.2%的nDL会使用互联网获取课外知识,如图3所示。
2.虽然数字学习者和非数字学习者偏好的学习方式趋势基本相似,但相比较而言DL更喜欢协作学习的方式,而nDL更喜欢传递接受的方式。28.5%的DL表示喜欢协作学习,19.2%的nDL表示喜欢协作学习;41.6%的DL喜欢传递接受的方式,58.6%的nDL喜欢传递接受的方式,如图4喜欢的学习方式所示。此外在基于网络的合作方面,DL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62.4%的DL有网络合作的经验,37.6%的nDL有此方面的经验。
3. 数字学习者参加课外辅导班的频率高于非数字学习者参加课外辅导班的频率。75%的DL每周参加1次以上的课外辅导班,65.8%的nDL每周参加1次以上的课外辅导班,如图5所示。在喜欢课外辅导班的原因中,DL更喜欢辅导班的1对1辅导和同伴,而nDL更喜欢辅导班的学习内容和学习环境。
通过比较分析可见,DL的学生对技术的依赖性更强,更喜欢合作的学习方式,具有更强的社交倾向,这些方面刚好印证了“用技术”和“强交互”这两个数字一代的典型特征。然而本研究没有设计关于“多任务”和“重体验”的验证,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设计相关因素进行证明。令笔者感到意外的是DL参加课外辅导班的频率高于nDL,所以我们选择5所学校,对学生进行了访谈,深入了解技术对学习的影响和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班的情况。
四、焦点小组访谈
来自5所中小学的28名学生参与了我们设计的焦点小组访谈,其中男同学16名,女同学12名,小学生9名,中学生19名。访谈主要从学生对技术的感知、学生的学习特征以及参加课外辅导班的情况等几个方面展开。
通过对学生的访谈,我们发现技术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课堂之外学生使用技术开展学习和完成作业的现象非常普遍,学生在使用技术学习方面不存在障碍,但在课堂上使用技术学习的机会很少,多数课堂不鼓励使用技术,甚至屏蔽技术。学生对协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的认识比较理性,认为不同的课型应该采用不同的授课方式,但是多数学生表示在课堂上只听老师讲授会特别枯燥。
受访的学生都在参加课外辅导班,有些是特长类的辅导,有些是英语、数学等课程辅导。多数学生表示自己很喜欢课外辅导班。在谈及喜欢课外辅导班的原因时,学生积极地给出了多方面的回答,总结起来,包括学习材料、内容序列、教师采用的教学法、学习结果和评价方式等五个方面。从学生对课外辅导班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了学生所偏好的学习方式,从学生对课外辅导班与学校课堂的比较中,我们发现了学生偏好的学习方式与课堂提供的学习方式之间的差距,见表1。
当代中小学生希望内容序列能够更加灵活,可以由学生调整,并可以根据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进行选择,而课堂所提供的内容序列往往基于教材和教师的掌控。学生希望能考虑学生的多样性,为学生提供他们真正需要的材料,而不是一堆参考书和试卷;然而当前课堂提供的学习材料往往是教科书、参考书、PPT或为应付考试而准备的数字材料。学生希望教师能在课堂上关注自己,能够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并根据自己的真实需求选择教学内容;而当前课堂的教学方式多数仍以教师为中心,教学策略未必能真正满足学生的需求。学生希望的学习结果是具体、清晰和明确的行动计划,而课堂提供的学习结果是课后作业和考试。学生希望的评价方式是在真实评估学习情况之后对学习建设性的意见,而课堂提供的评价方式则是随堂测验、作业和各种考试。
可见数字学习者偏好的学习方式与当前课堂提供的学习方式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而数字学习者所占的比例在逐步提升,可以预见5~10年后的数字学习者将成为学生中的多数派,因为孩子们首次触网年龄越来越低、计算机和网络接入越来越普及。因此数字学习者偏好的学习方式其实反应的是课堂教学变革的方向,课堂变革需要考虑数字学习者的学习特征和偏好的学习方式,从内容序列、学习材料、教学法、学习结果和评价方式五个方面入手,为新一代学生提供适合的新型学习方式。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大规模调查和比较研究,回应国际上关于新一代学习者的争论,认为在数字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群体特征很难鉴定,不存在新一代的学习者,技术对当代中小学生的学习方式的影响程度因使用技术的深度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本文对国际上关于新一代学习者争论的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对当代中小学生进行分类的思想,并根据技术使用的程度从一代人的大群体中筛选出来DL和nDL两个小群体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的结果显示技术的接入深度影响学生的学习方式,对于技术接入较深的当代中小学生,正呈现出“用技术”和“强交互”的特征,然而本文所提出“重体验”和“多任务”两个特征,在本研究中并未涉及,将是以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通过对学生参与课外辅导班的问卷调查和焦点小组访谈,我们构建出了当代中小学生偏好的学习方式与课堂提供的学习方式之间的差异,并从内容序列、学习材料、教学法、学习结果和评价方式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在我国新课程改革进行10余年后,提出当代中小学生偏好的学习方式将对我国新课程改革的走向和课堂教学变革的方向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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