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工作者个人总结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社区工作者个人总结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社区工作者个人总结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工作；社会工作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体系研究”（编号：2013SJB840009）成果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专业社区工作介入新生代农民工服务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6月28日

农民工的主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已进行了代际更替，80后、90后的青年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在构建“适度普惠型福利”的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理应被纳入到社会福利体系之中。而社会福利供给基本方式之一则是整合各类资源，建立福利服务网络，并根据各地的特色和公民的需求提供福利服务。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活动区域往往呈现集中化的特征，其所属社区成为他们的主要依附，由此联结起来形成主要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社区结构，因此以社区为平台，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服务体系，是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发展需求，促进其融入城市的重要保证。新生代农民工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以政府的制度保障为基础，以社区为平台，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实现。为保证新生代农民工服务实施的专业性与务实性，专业社区工作的介入必不可少。

一、专业社区工作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理念

个人层次的尊重、人际层次的互助与社区关怀和社会政治层次的公平正义、民主、参与、制度取向共同构成了社区工作的价值系统，社区工作的价值理念是开展社区服务的基础，在社区层面开展新生代农民工服务也应遵循以下价值观：

（一）尊重。专业社区工作与社会工作一样，强调尊重每个个体的价值与尊严，肯定每个个体的发展潜能和独立面对世界及其人生的能力。新生代农民工除了基本的生存方面的需求以外，也渴望被尊重、认同与自我实现。另外，不同于个案工作中强调案主个人能力的增长，社区工作往往更多地关注“集体增权”，即通过改善社区环境、解决社区问题、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以提升社区中的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每一位居民的价值与尊严。

（二）社区互助与社区关怀。专业社区工作反对人际疏离与人情冷漠，强调社区互助与社区关怀。社区工作注重社区内不同阶级、性别、年龄、家庭、邻里之间关系的改善，人际关系的改善是个人获得发展的前提之一。在新生代农民工服务方面，社区工作应尽力消除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性心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营造共享、关爱、互助、关怀的社区氛围，提升社区凝聚力与归属感。

（三）公平正义与制度取向。专业社区工作认为政府与社会具有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机会和福利责任，福利的供给应遵循普遍性原则，覆盖全体公民。然而，在目前的社会政策下，非户籍人口往往被排斥在当地的福利体系之外，所以享有较少福利与权益的弱势群体也应是社区工作关注的重点之一，社区工作也应关注辖区内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的福利诉求。

（四）民主与参与。专业社区工作关注公民民主、平等、参与的权利，强调社区工作者应与社区居民一起共同商议社区的事务，并且尊重每位居民发表意见与平等参与的权利。不同的社区成员均有参与制订影响他们生活的政策及措施的权利，是社区民主的实质体现。新生代农民工也是社区成员，是社区生活的一分子，社区工作者应鼓励他们充分参与社区活动以及社区事务。

二、专业社区工作者的角色定位

专业社区工作者在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服务的实施领域可扮演以下角色：

（一）社区工作者作为调查者：调查了解社区流动人口状况。社区工作应定期进行社区调查，及时了解与掌握社区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的基本信息，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居民信息档案。通过问卷、访谈等方法定期探访了解辖区内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状况与福利需求，搜集其对社区服务的形式、内容、质量等方面的意见建议与期待希望，这是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服务实施的基本出发点。

（二）社区工作者作为中介者：整合福利资源。政府在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实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法替代的。政府主导、企业支持、社区实施、民间参与是优化新生代农民工服务的基本路径，所以在社区层面争取社会支持，整合福利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搭建起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志愿者等服务供给方与需求方即社区内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专业社区工作者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服务实现的重要保证。

（三）社区工作者作为服务者：策划与运作社区服务与社区活动。社区工作者应在掌握社区流动人口的现状与需求、理顺社区福利资源、评估社区服务方案可行性等的基础上，结合社区青年农民工的职业、家乡、兴趣等特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多元化的、满足其需求的，并且能引起他们参与兴趣的社区新生代农民工服务计划。社区工作计划往往通过项目化的方式进行运作，最后还有一个监控和评估计划的执行情况即社区评估的过程。

（四）社区工作者作为宣传者：指导新生代农民工如何获取福利资源。社区工作者应积极向辖区内的流动人口宣传政府的福利政策、社区的福利措施与社区举办的福利性活动。通过宣传，让新生代农民工懂得社区的福利资源与福利服务有哪些？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获取？具体的条件有哪些？……社区工作者应主动出击，通过家访、宣传海报、传单、电话联系等方式积极邀请辖区内的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活动与社区事务。

（五）社区工作者作为协调者：构建社区支持网络。社区工作者应通过广泛的社区宣传、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等措施，尽力消除本地居民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歧视性心理，通过共同参与社区事务，开展社区互助活动等方式，协调社区内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关系，培育社区关怀意识，消除社区人际冷漠，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社区的归属感，促进其融入城市，共建互帮互助的温暖社区，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支持网络。

三、专业社区的工作模式与介入重点

罗斯曼于1979年对美国的社区工作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出了社区工作的三大模式，即社区发展模式、社区计划模式和社区行动模式。社区发展模式是在一个社区之内，鼓励居民通过自助及互助的方式，广泛参与社区事务，解决社区问题，推动社区发展；社区计划模式是以实质性问题的解决为工作的关注点；社区行动模式假设有一群处于劣势的群体，他们需要被组织起来，联合其他人去向整个社会争取资源及取得符合公益及民主的对待。就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服务而言，社区工作比较适合采取强调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发展模式以及强调社区实质性问题计划解决的策划模式。即社区工作者一方面应动员辖区内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活动与事务，共同商讨问题的解决方法；另一方面应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具体需求与社区的资源，策划出具体方案为他们提供服务。

（一）情绪支持。新生代农民工往往面临比较繁重的工作压力与生活负担，如果压力不能排解，他们很可能陷入巨大的失落感和无助感之中。在社区层面，一方面可以建设心理咨询室、心理发泄室、沙盘治疗室等专业的心理设施，为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社区居民的情绪支持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社区工作者可以联系相关专业资源，比如心理咨询师、个案工作者等，教给新生代农民工一些释放压力的方法，积极倾听他们的困扰，排解他们的焦虑情绪，并适时进行同情心的表达，指引他们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化解心理压力，积极地面对生活。

（二）家庭辅导。家庭是个人的不可缺少的支持力量，家庭辅导与服务是新生代农民工社区福利的重点，具体工作内容可包括：婚姻辅导与子女照料。对于单身农民工而言，可以通过恋爱辅导、社区相亲会等方式帮助他们追求美好爱情与家庭生活。对于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为他们提供子女照料与托管服务，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是社区福利服务的重点之一。比如，可以以社区小食堂、儿童生活自理能力培训班等形式，为农民工子女提供生活照料服务。针对学生放学早、家长监管难的现状，社区工作者可结合志愿者等福利资源，承担起子女学校外的托管工作，托管的同时，可提供兴趣培训班、学业辅导班等附加服务。或者举行社区“家庭亲子乐”活动，即邀请身边有子女的农民工家庭参与，以家庭为本加强家庭功能，发展和谐的家庭关系。

（三）文体活动。与老一辈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再仅满足于物质上的所得，他们也有旺盛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社区工作者应积极组织辖区内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文体活动，挖掘与培养他们的文体活动能力，满足休闲娱乐需求，促进其参与社会文化生活。一方面应完善社区文化服务设施，例如社区运动健身中心、社区网吧、社区阅览等等，或者采用流动服务的形式，为获取文化资源不便的新生代农民工尽可能提供多的享有文化生活的渠道。开展农民工读书节活动，举办各类文化艺术学习班（讲座），辅导并培训新生代农民工文艺骨干；另一方面可以在社区层面举办“艺术体验小组”、“社区劳动竞技大赛”、“电影进社区”、“社区同乡会”、“社区运动会”、“社区读书节”、“文化艺术培训班”等各类活动来满足青年农民工在文化体育方面的需求。

（四）能力建设。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即“助人自助”，所以社区工作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服务的重点也在于加强其自身的能力建设，即强化其“自助能力”。首先，强化适应能力，社区工作者一方面通过社区就业培训等方式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的以能力发展为导向的继续教育服务，以适应城市生存与工作的环境；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社区宣传、社区关怀、社区活动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促进他们融入社区、融入城市。其次，增进就业能力，社区工作者一方面可联系相关机构为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有培训需求的居民提供免费或者低偿的就业或创业技能培训；另一方面可以以社区求职信息库为平台，与新生代农民工共享就业资源，实现农民工有序流动；最后，培养参与能力，社区工作者可在社区层面上推进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动力与能力的社区发展模式，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聚合力，增强他们对城市社区生活的参与愿望。社区工作者可以通过邀请、鼓励等方式，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到社区事务与社会公共事务中，增进其群体互动性和公益精神，提高自身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参与能力提升。

四、结语

新生代农民工对尊重、平等、交往、自我实现等有着更多的需求，更渴望融入城市生活，渴望与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福利。社区是最基层的组织，离流动人口最贴近，应为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提供以社区设施、社区服务、社区活动等为主要形式的社区福利。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与工作的聚集性决定了以社区为平台，以专业的社区工作的理念与方法为基础，开展社区服务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社区工作者可扮演调查者、中介者、服务者、宣传者、协调者的多重角色，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多元化与专业化的服务，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同时，促进其社区融入与城市融入。

主要参考文献：

社区工作者个人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 社区人员 行为失范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8-0015-02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问题频出，在电脑上打开百度搜索网站，输入“人情保或关系保”，相关的搜索结果都有十几万条，可见问题之普遍，受关注程度之高。而另一问题“保障房摇号作弊”也同样被热议和关注。基于这些问题，同样受到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关注，各地均纷纷出台各类措施以此打击和防止类似的保障失允现象。分析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出台的打击和防止社会保障系统中失允现象的相关规定及各类突击式的核查行动，总结其共性有：1.加大申请人资格审查。2.加强程序监督。3.加重对申请人不端行为的惩罚力度。4.追究机构经办人的失范责任。根据上述几种措施，按照正常逻辑，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问题情况的发生，但抛开申请人利益相关联的前三条办法，从第四条对经办人失范行为角度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基层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的过程中如此频繁地出现行为失范的现象呢？

一、事权责任与个人回报的不对等

从内因分析，就我国各地的社区工作者的用人状况来看，大多地区的社区工作者的个人薪酬待遇均处较低水平，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2010年上海市杨浦区公开招聘部分社会工作者公告》[1]中，有关社区工作者的个人待遇部分，原文如下：

第四条、录用及待遇

1.录用人员实行人才派遣。与人才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由各用人单位负责日常管理和考核。

2.录用人员收入标准：约2500元/月（税前）。年终根据考核情况发放一定数额奖金。

按照该《招聘公告》入职后的社区工作者，每月税前收入构成为2500元/月+年终奖。而当地的消费水平则是，上海市杨浦区的租房均价为：一房一厅1600元/月。[2]按照收入对比当地的消费水平，杨浦区的社会工作者在入职后，能够操持好个人生活已经相当难得，当他面对少数不端低保申请人所带来的事权利益，怎么会不动心呢？按照亚当·斯密的“理性人”假设学说，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也可以说，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当基层社区工作者发现自己承担工作责任与物质回报不成正比的时候，其利用手中事权换取一定经济利益就变成了可能。

二、用人机制不健全使其随波逐流

从《2010年上海市杨浦区公开招聘部分社会工作者公告》[1]的另外一个角度看，用人机制的不健全也是造成基层社区人员行为失范的主要因素，如《招聘公告》中“录用人员实行人才派遣。与人才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由各用人单位负责日常管理和考核。”简单调研多省的社会工作者的用人办法，一般大多数城镇的用人办法均是采用约期为一到两年一签的“合同制”方式，合同到期后，要么选择解聘要么再次续签，只有少数地方会在合同期满，根据考核表现落实“行政事业编制”。根据梅约的“社会人”假设理论分析，影响人生产积极性的因素，除物质外，还有社会、心理因素；[3]当“合同制”的社会工作者的自我社会定位，仅仅是一个有今天没明天、毫无奔头的打工者时，在失去职业稳定性与职业上升空间之后，在其日常工作中，职业操守的自我约束力将明显下降。

三、监督机制缺失致使其有机可乘

就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内现有的监督机制而言，光是凭借公共组织内部的自我约束、自我平衡，是远远不够的，虽然这种内部监督体系带有较强的时效性、权威性，但应用在基层社区工作中，面对繁复、海量的日常事务，内部监督更明显体现在应急式的、随即式的检查。就长效来讲，在缺少立法的前提下，公民参与和舆论监督是目前最需要加强的两个方面。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任何基层社区工作者，都无法逆转和回避，其所在社区民众对于其工作效率、态度、操守的评价，虽然公民参与和舆论监督在权威性、时效性上远远低于公共组织的内部监督，但公民参与和舆论监督在广泛性、全面性等方面都拥有巨大优势。

四、惩处力度弱造成机会成本过低

近期安徽省有这样一则新闻：“砀山县日前开展了为期四个月的城乡低保清理规范工作，坚决清理‘人情保’‘关系保’，对违规违纪人员进行严肃查处。截至目前，该县已有1名分管民政工作的副镇长受到通报批评，1名民政办主任和1名村委会主任受到党政纪处分，1名低保员被解聘。”[4]该文中，其他参与人的处理结果姑且不论，单从低保员解聘了事的结果看，明显对其失范行为的惩处过轻。虽然，在普通雇佣行为中，因工作失误提前解除被雇佣者的劳动合同，是对于普通员工工作失误的最大惩罚，但基于社会保障工作特殊性，基层工作者一旦出现失范行为，其社会影响和行为后果将远远超出其他行业普通工作失误。虽然上述新闻，因具体情况未详细描述，而存在实际情况或许并不严重的可能，但就全国范围来看，因基层社会工作者行为失范而造成国家损失后，在追究其职务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之外，理应还要追偿其行为失范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甚至加倍补偿。

五、技术条件简陋使检查成本过高

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安徽省砀山县的新闻，为什么仅仅是开展为期“四个月”的清理工作？清理工作为什么不能天天开展，日日检查？这样的阶段性检查，岂不是造成基层行为失范人员“风紧收手，风松伸手”？就其根本，还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缺少基本的技术支撑，没有一套可以实时检测基层社会工作者工作结果是否规范的系统。“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下，除了部分刚性要求之外，很多准入条件都存在模糊两可的情况，因为缺少如“个人信用体系”这样的对个人消费、纳税、财产情况详细记录的有力工具，才使得隐匿个人财产状况成为可能。”[5]同时也正是缺少这样的技术条件和检测工具，才无法对基层社会工作者的工作结果做到实时评测，对发现基层社会工作者的失范行为造成技术性困难。

六、内外双治才能标本兼顾

目前，对于社会保障工作基层出现的不和谐问题，我国各地方城镇政府虽然已经认识到其问题的严重性，但从治理手段和治理途径来看，大多数还仅仅是处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应急式阶段。在缺少社会保障全国性立法的前提下，地方性法律、法规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在“法有明文”的情况下，让基层社会保障工作透明再透明，让公民参与再参与，才能使监督机制、舆论机制、公民参与机制不流于形式。只有在全社会对于社区基层人员失范行为零容忍、零原谅的基础之上，才能对不端行为起到威慑作用，才能把失范行为扼杀在萌芽之中。这样肃清外部环境的办法，也仅仅是治理基层社会保障工作者失范行为的第一步。

按照我国学者宋培林关于“文化人”的假设学说，“人不仅具有物质性、社会性、自我实现性，而且具有道德性，价值倾向性，人是物质性与道德性的统一体。人们在追求物质需要的同时，能够承担对组织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并且能够以道德自律的方式进行自我管理。”[6]因此在社区基层工作者的日常管理中，满足其一定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社会角色需要，是治理其失范行为内因产生的根本途径。只有改善基层社会工作者薪酬条件，完善基层社会保障工作的用人机制，才能拉升其自我定位，发挥其文化人本性。

七、结论

任何一种制度都离不开其基层执行人员，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基础操作人——社会工作者，他们的公共伦理水准决定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成败。基层社会工作者行为失范问题，凸显了我们现有社会保障体系内部管理设计的缺失。在弥补制度缺失的时候，只有通过外部环境施压与内部条件释放的双重治理手段，才能达到长效、和谐、根本的治理目的。

【参考文献】

[1].

[2]http：//.

[3]徐碧琳，陈颖.组织行为与非正式组织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6，P133.

[4]安徽日报.2010-11-22.

社区工作者个人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构建；和谐社区；看法

和谐社区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工程，也是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党的十提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利的重要方式。”在现今国情下，我国社区管理存在着诸多痼疾亟待解决。

一、目前我国社区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尚未到位，缺乏行政化色彩。居委会管理依托的平台狭窄，管理事项不明确，在全面推进社区管理进程中，发挥角色作用不突出，社区居民认可度不高，从内心深处认为居委会只是形式主义的摆设，难以解决实际问题。在发生矛盾时，经常越过居委会这一层级，直接上访到区政府或者更高层次的政府机关。

（二）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缺乏团队意识。社区居民是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意见的反馈者也是社区管理的监督者，是社区工作的引导者也是日常工作的建设者。没有社区居民的参与，居委会的自治职能难以体现，只能充当政府“腿”的角色。通常是社区和居民，形成了两条单行线，无有效沟通和交叉，难以形成创建社区的共同体。

（三）社区工作者年龄老化，缺乏创新意识。年轻人通常认为社区工作枯燥无味，每天只是解决居民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情，所以在选择工作时尽可能避免此类工作，新生力量的缺乏导致社区工作者队伍年龄极度老化，工作团队原则上是完成本职工作，但是在创新工作思路、开拓工作局面方面很难有大的提升。工作人员年龄大，长时间居家的居民也大多为老年人，导致了双方主体难以激发活力。

（四）业主委员会组织运作的困难。业主委员会集体决策和少数人参与存在矛盾。业主委员会是辅助社区管理工作的一个主要群体，但是业主委员会在实际中很难良性循环，由几个人代表一个群体发声，经常会出现集体意见众说纷纭的局面，在业主中难以形成统一口径，导致业主委员会无法发挥应有作用，在业主之间左右为难。

二、改善社区管理的几点建议

（一）提倡居民自治和社区共治合力，构建和谐社区。居民自治和社区共治应该形成良好的合力，互相辅助切实实现构建和谐社区的预期。双方自治能力的提升和磨合需要时间，更需要制度保障。

1.梳理政府与社区的关系，强化权责利的统一。社区作为政府的基层单元，要贴地气、聚人气，积累经验、总结问题，作为政府决策和工作的良好指引。发挥主观能动性和主人翁意识，鼓励居民充分利用权利、履行义务，在权利和义务的交互中找到最佳组合方式。

2.梳理居委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强化互助理念。居委会和业主自治组织的出发点应该是一致的，利用工作职责为居民创建更加温馨的生活环境。确保问题有人管、矛盾有人化、纠纷有人调。居委会代表政府传达政策精神，业主代表居民传递意见反馈，双方思想交融形成上下互通的桥梁，避免单边决策。采取不同形式常沟通、勤联络，在思维的碰撞中找到关系建立的关键点和融合点。

3.梳理社区与居民的关系，强化参与意识。居民作为社区的细胞体，应该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各类活动。发挥自身的微小力量，共同创建社区品牌、打造社区文化，从建设社会基本体开始，逐步拓展社会文明、精神文明。从人人观景变成人人参与，体会参与其中的快乐和幸福，每个人都可以作为社区的代言人，将自身的光和热汇聚给集体，奉献给团队。

（二）明确权责清单，构建体制社区。一直以来，社区事情虽小，但是事事关乎居民的吃喝住行，所谓群众事情无小事，便是这个道理。但是越细微的工作，在实际操作中越缺乏明确的权责划分。各个主体部门常因工作职责的交叉或者不明远离社区管理工作，街道和社区居委会层面的职责分散，导致跨部门、跨领域协调难，各主体之间互相推诿扯皮的情况比较严重。因此，应详细列明权责清单，规范管理范畴，建章立制构建体制化、科学化社区。

（三）重视队伍建设，吸引年轻群体加入。年轻人有前卫的思想和敢于冲锋的勇敢，在日常工作中要着重引导毕业生选择社区工作。对于已加入社区工作的年轻人，给予充分的信任和鼓励，给社区居民办好事、办实事的基础上，要营造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吸纳更多年轻人投身加入。在工作中，主动与大学生志愿者团队等年轻组织对接，或者创建社区志愿者队伍，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双向流动盘活社区氛围。

（四）创新工作思路，形成社区新常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也会更加的纷乱复杂。这就要求社区工作者不能停滞不前，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各项工作要想在群众的前面，走在居民的前列，挡在群众的前端，凡事多听意见、多看民情，避免坐在办公室拍脑门决定。创建社区微信公众号，利用公众号通知、信息等，一方面方便沟通联络，另一方面也是对社区的宣传和推动。

社区工作者个人总结范文第4篇

叙事治疗视角下的心理健康教育尊重当地文化，重视人们应对问题的本土知识和技能，强调从社会文化的视角看心理问题的产生，并借助外化的世界观将人和问题分开。心理健康工作者秉持“去中心化、有影响力”的定位，并以提问而非直接的指导或教育作为主要干预方法。介绍了提问模式和集体叙事实践方法等两种实践模式，并阐述了在灾后心理援助中如何使用提问模式和集体文件开展应用实践。在保持叙事世界观的基础上，有机地调整工作思路和干预方法来适应当地文化和人群特点，是本土化实践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本土知识，心理健康教育，叙事治疗，叙事社区工作

以叙事治疗为代表的后现代心理治疗流派，在家庭治疗、社区工作、心理健康教育等领域带来了后现代的世界观、理论模式和实践方法，推动了这些领域的创新［1－3］。本文以叙事治疗和叙事社区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为基础，从叙事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理念、实践模式及其在灾后心理援助中的应用等方面，探讨叙事治疗视角下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1叙事治疗与叙事社区工作

叙事治疗是由家庭治疗大师MichaelWhite和DavidEpston在20世纪80年代创立。叙事治疗的发展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密切相关［4］。叙事治疗的哲学基础是后现代哲学，尤其受福柯和德里达等的思想影响深远。福柯关于“现代权力”、“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德里达关于“解构”的思想，是叙事治疗“解构”、“外化”、“似无还有”（absentbutimplicit）等治疗实践的理论源泉。除了后现代哲学外，布鲁纳的叙事心理学、梅尔霍夫的人类学、维高斯基的潜在发展区等思想，也是叙事治疗的理论基础，发展出重写对话，重组会员，定义式仪式和鹰架对话等治疗实践。叙事治疗平等、开放、多元的治疗理念，对家庭治疗领域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由于创始人的社工背景，叙事治疗在创立之初就致力于家庭治疗领域之外的实践。White在20世纪90年代同澳洲土著人社区合作，开创了叙事社区工作实践。叙事社区工作以叙事治疗的理论和技术为基础，结合社区工作的特点，引导社区人群总结他们应对特定问题的知识和技能，反思应对方式背后所蕴含的重要价值观、人生目标、希望或梦想等，并将其制作成社区文件，通过分享社区文件，促进人与人、社区与社区之间的联结。从叙事治疗和社区工作的视角看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不是让个体努力去迎合或达到各种“客观科学”的、统一的心理健康标准，而是帮助个体发展应对特定心理问题的经验和技能，协助其识别和发展自己的独特性和人生的特定目标、价值观，并按照这些目标、价值观积极主动地改变和塑造自己的人生。通过总结这些故事、经验和技能，并在特定人群中分享和传播，心理健康教育还能围绕类似的价值观，促进不同人群和社区之间的联结。

2叙事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理念

2．1心理健康工作者的角色定位

叙事治疗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专家，都有从人生经历中发展出的人生知识和生存技能。因此，心理健康工作者的角色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合作者和记录者。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是双方一起合作的过程。心理健康工作者的定位是“去中心化，有影响力”。White［5］9认为治疗师不是人们面对问题或困境该采取何种立场的作者（去中心化），但治疗师可以通过提问来发挥影响力，引导人们决定立场，做出选择。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理健康工作者不是处于中心位置，人们的人生经验和追求才是核心和方向。心理健康工作者通过提问、结构化的心理健康活动来发挥影响力，引导人们发展偏好的人生和更好地应对问题。

2．2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转变———从专家知识转向本土知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经历了一场解释性转变（interpretiveturn），从外来专家为当地社群、个体做出解释转变为让社群、个体成为自己人生的解释者。这一解释性转变的实质是将重心从专家知识转向人们的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或内在知识（insiderknowledge）。叙事治疗创始人之一Epston认为：“内在知识是本土、特殊的，有时是独特的，因为它们常常来自于人们的想象和灵感。内在知识又是谦逊的，不寻求对‘觉知（knowing）’的垄断，而是支持许多不同种类和方式的‘觉知’。内在知识由故事承载，不提供宏大的知识体系。”［6］因此，叙事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不再是专家或“科学”的知识，而是在特定社会文化，特定社区中人们的本土知识。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是建构和传播人们的本土知识，促使面临类似问题的人群可以从不同的本土知识中学习获益。心理健康工作者通过相互衔接的提问访谈或结构化的活动，帮助个体和社群从应对困境的特定经历中发展和总结本土知识。

2．3使用文件来记录和传播本土知识

在临床实践中使用治疗文件是叙事治疗的一大特色。治疗文件可以将人们在访谈中所发展出的本土知识，用书面文字记录下来，促使这些知识能够不被遗忘，让人们可以带着这些知识更加积极主动地塑造自己的人生。在心理健康教育中，使用不同形式的文件来记录和传播人们的本土知识，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文件的形式包括：信件、声明书、应对手册、精心编辑的音频或视频资料、证书、贺卡等。制作文件是一个合作的过程，心理健康工作者和人们核对文件的形式，在文件中如何记录特定的知识和经验，使文件以贴合人们经历和偏好的方式记录。文件记录的是人们自己关于知识和经验的语言，而不是心理健康工作者的观点或看法。在知情同意后，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使用这些文件帮助其他有类似问题的人。有时还可以通过使用某一社区人群的文件来帮助其他社区人群［7］。

2．4叙事心理健康教育对心理问题的理解

2．4．1心理问题的产生

传统心理治疗流派从个体视角看待心理问题的产生，而叙事治疗的视角更为宏大，倾向于从社会文化的视角看待心理问题的产生。叙事的这一视角主要受后现代哲学家福柯关于现代权力理论的影响。Combs和Freedman［8］指出现代权力并非来自于一个中央权威，是由论述承载。现代权力诱导我们管理自己。我们倾向于努力履行主流论述，把我们同它们所视为好的、正常或成功的标准比较，并通过比较来评价和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叙事治疗认为人的心理问题之所以产生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们不能达到社会文化中所倡导的某些标准，从而认为自己是无能的、失败的。另一种情况是人们能够达到社会文化的某些标准，但达到标准的过程带来的影响导致了心理问题的产生。

2．4．2外化理念

叙事治疗的外化理念认为人是人，问题是问题，人和问题是分开的。White［5］39指出外化对话把心理问题客体化（objectification）来对抗将人客体化的文化实践，这促使人们的身份认同与问题分离，问题也不再代表了人的本质。叙事心理健康教育借助外化理念，在活动中促使人和问题分离。当人的身份认同不再被问题纠缠时，就会有更多的力量和知识来应对问题。

3叙事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模式

根据叙事社区工作的模式，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可包括两个阶段［9］：（1）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心理健康工作者访谈特定人群的代表。这些代表了解该人群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通过访谈可以对该人群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初步的了解。同时双方也可以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后续活动的开展。（2）实践阶段。心理健康工作者同人群代表合作，以符合特定人群偏好的方式开展活动。实践阶段的方法有两大模式。

3．1提问模式

提问模式是由美国叙事治疗大师JillFreedman和GeneCombs［10］发展出的实践方法，通过大的提问和现场访谈的结合，来帮助人们分享和总结应对问题的知识和经验。通常一次活动持续1．5小时～2小时，设计1个～5个大的提问。这些提问通常比较笼统而宽泛，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回应。提问的类型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影响性提问，这类提问包括外化、寻找闪光事件、发展偏好故事、重组会员以及总结知识和技能的提问。另一类提问是反思性提问（reflectionquestions），这类提问往往是在影响性提问之后，邀请人们反思和学习彼此的经验，分享对自己的影响和帮助，促进社群内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例如，在一个影响性提问回答完后，可以问：“在刚刚的分享中，有没有谁的故事触动了你？对你有所启发或帮助？”在人们回答每个大的提问时，心理健康工作者都要对回答问题的人做简短的访谈，以便让对方的回答可以更丰富和更具体。访谈是围绕大的提问来设计，力求简洁、聚焦，不能偏离提问所涉及的范围。通过大的提问和现场访谈的结合，可以帮助人们分享应对问题的知识和经验。通过将知识和经验制作成文件，可以传播给更多的人群。

3．2结构化集体活动模式

结构化集体活动模式主要参照集体叙事实践方法（collectivenarrativepracticemethodology）。Car－michael和Denborough［2］指出集体叙事实践方法通常以社区生活的日常仪式为基础。人们同自然、运动、歌曲或历史的特定联系都可以成为活动开展的起点。这一模式通常整合当地文化相关的隐喻或风俗习惯，包括生命树、生命风筝、爱与关怀之扇、人生菜谱等实践方法［11－14］。以人生菜谱为例，这一方法以菜谱为隐喻，帮助人们总结应对人生困境的知识和经验。人生菜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美食和记忆———探索积极的联结，引导人们谈论最喜欢的美食以及相关的记忆。这一部分注重引导人们分享关于美食的美好记忆，并让人们熟悉菜谱的形式。第二部分是人生菜谱，这一部分引导人们发展出自己的人生菜谱，这一菜谱并非是关于整个人生，而是针对特定的人生经历，引导人们总结蕴含在经历中的人生知识、生存技能和应对问题的方法。人生菜谱包括：原料、来源、做法、诀窍和仪式五个部分。例如，一个人要制作“走出困境”的人生菜谱，原料可能包括信心、勇气、坚韧、希望等。来源部分追溯这些原料在人生中的历史。做法是指人们如何使用这些原料来走出困境。诀窍是指人们从走出困境这一经历的心得领悟等。仪式是如何分享人生菜谱，可以是一种庆祝活动，也可以是一种纪念仪式来表达我们对特定人物的感激。第三部分展示人生菜谱，这一部分引导成员分享和展示彼此的人生菜谱，可以将不同的菜谱组合成一本人生菜谱书，也可以颁发证书。如果条件许可，可以邀请重要人物参与，或者一起烹饪最喜欢的美食，同时分享自己的人生菜谱。

3．3制作和传播心理健康教育文件

在实践阶段，心理健康工作者专注于记录人们在活动中所分享的故事、知识和技能。记录的内容是人们讲述特定内容的原话，可以是一些关键词或特定的语句。在实践阶段结束时，双方一同合作将这些记录制作成特定的心理健康教育文件。例如，针对厌学这一主题，可以制作“厌学应对手册”，在手册中总结特定人群应对厌学这一问题的故事、知识和应对方法；也可以参照White等［15］的做法，成立虚拟的“反对厌学协会”来颁发协会证书，在证书上注明个体应对厌学的知识和技能；还可以将实践阶段的视频资料编辑成一段“应对厌学”视频，得到使用许可后可在其他面临厌学问题的学生群体中播放这些视频资料，以启发这些群体发展自己的应对知识和技能。根据心理健康教育文件形式的不同，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来使用和传播这些文件，促进更多的人群获益。

4叙事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在灾后心理援助中的应用

2016年7月，笔者作为志愿者参与了中科院心理所和江苏省心理学会组织的江苏省阜宁县龙卷风灾后心理援助工作，负责到受灾的村庄走访当地居民，评估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初到灾区，笔者被分配了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资料向居民发放，资料上记录了如何应对灾难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可以求助的机构和电话。这些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尽管非常科学，但却不涉及任何当地文化和本土知识，也看不到当地居民如何应对灾难的影响。叙事治疗创始人MichaelWhite曾指出：“没有人会被动接受创伤，人们总是在应对创伤，总是在采取行动来避免或减轻创伤的影响。这些应对和行动是由人们的人生知识和生存技能所塑造，反映出人们在人生中所重视珍惜的事物。”［16］为了让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更加贴合当地文化，凸显当地居民对灾难的应对和本土知识，笔者开始在走访中使用叙事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4．1以贴合当地文化的形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笔者在走访当地村民时，并非采用正式的访谈形式，而是与村民进行“闲聊式”的对话。阜宁处于经济不发达的苏北地区。与沿海大城市相比，当地农村居民对心理健康、心理咨询了解甚少。相对于沿海大城市邻里之间的疏远和隔离，当地农村居民更习惯于相互的走门串户闲聊。因此，根据这两个重要差异，走进村民的家中，进行“闲聊式”的对话，能更加贴合当地文化，村民在对话中也更轻松自在。还需要注意的另一点是，在设计心理健康活动时，要充分考虑村民当时的需求和日常安排。笔者曾计划使用提问模式开展一次社区集会来组织村民相互分享彼此的知识和经验。但当时恰逢村民领取生活补助，忙于生产自救，因此活动未能成行。最终笔者改变计划，使用集体文件来走访村民，通过这样的形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4．2在走访中访谈和记录村民对风灾的应对

对话看似“闲聊”，但笔者通俗语句的背后是叙事治疗的专业提问。走访中，笔者会先了解村民当下的日常生活状况，饮食起居等，这个话题通常村民比较愿意交谈，也能让笔者了解村民当下的生活困难，并及时向有关机构汇报。交谈中，村民往往会谈到风灾带来的物质损失和精神影响。笔者在这时就会用一些通俗的提问来了解村民如何应对这些影响。例如，当村民谈到有时夜里睡不着觉，感到害怕，笔者就会问：“每次出现这种情况时，你怎么帮助自己呢？”然后通过一些澄清和总结，一字一句地复述和记录村民应对害怕的本土知识。当遇到一些健谈、喜欢分享的村民时，笔者会更主动地提问来邀请他们分享应对风灾影响的经验。例如，笔者会问：“你现在这样开朗乐观，看起来比其他人的状态都要好。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其他村民，帮助他们尽快走出来？”然后通过一些细节性的提问，一条一条地记录和总结村民的经验。

4．3根据走访笔记制作应对风灾的集体文件

走访村民一段时间后，根据笔记上记录的本土知识，做一些简要分类和文字处理后，笔者制作了该村村民应对风灾的集体文件。这份集体文件反映的是当地村民如何应对风灾带来的影响，这些应对反映着当地村民的人生知识和生存技能。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除了笔者为了让语句更通顺，加入了一些辅助用语外，这份集体文件使用的都是当地村民的原话和关键词。用他们的语言来制作集体文件，体现的是“去中心化”的立场。

4．4使用集体文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社区工作者个人总结范文第5篇

“来，快暖和暖和！这大冷天还来关心我这老婆子，我是积了多大的德啊！”1月22日，空巢老人刘秀萍双手焐着王丽冰凉的手，感动得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生活在济南市建新社区的居民都感觉很幸福，因为有一个人始终对他们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家里有困难的时候她会第一时间赶来帮忙，家里有喜事的时候她也会送来最真诚的祝福。她就是山东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济南市市中区二七新村街道建新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王丽。

“如果把社区比作家的话，王丽书记绝对是一个恋家、顾家的人。”这就是社区居民对王丽的印象。

建新社区成立于2005年，是封闭式高档小区和开放式老旧小区的混合体。居民中既有机关干部、医生、教师、公司白领，也有自由职业者、下岗工人、困难家庭。居民群体的多层次，带来了r值理念的多元性、生活需求的多样化。面对社区治理的复杂性，王丽坚持以真诚打动人，她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社区书记追求的梦想有多大，要看扎到基层群众的根有多深；社区书记工作的效果有多好，要看为群众谋利的事有多实。”正是带着这样的感悟，王丽带领社区一班人，从群众最需要的小事做起，从群众最期盼的点滴做起。

社区居民刘秀萍长年独居，由于患病行动不便，每周去医院拿药便成了她的难题。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王丽主动登门拜访，从她手里接过了病历和医保卡。从那时起，王丽每周三都会去医院为刘秀萍取药，风雨无阻。

低保户王琳患重病卧床不起，家中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多年前，由于单位工作出现纰漏，导致王琳已缴纳了20年的养老保险不能续接，这对本就拮据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走访了解到详细情况后，王丽主动找到王琳原工作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反复多次协商，最终协助她办理了保险续接。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像这样为民排忧解难的事情王丽每天都在做，长年累月的真情付出赢得了群众的感情和信赖。“不做鼻孔朝天的‘社区书记’、隔窗看景的‘办公室书记’、闭门造车的‘总结书记’，要做就做走街串巷的‘行走书记’。”此话，王丽始终牢记在心。

创新组织管理是王丽带领的建新社区的一大亮点。2015年7月成立的“王丽社区工作室”，聘请高校教授和全市知名的“小巷总理”作为社区工作导师，每月一期主题沙龙，创新基层党建思路的同时还为社会工作者提供成长的摇篮。此外，王丽创新的“民生责任田”“民生信号灯”“朝七晚八错时上下班”“周六周日轮休”等制度更是切实有效地提高了社区服务质量和效率。

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待遇问题、打通晋升空间，更好地服务百姓，是王丽作为省人大代表一直关切的问题。看着自己的议案得到肯定，社会工作者的待遇正进一步提高，王丽满是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