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治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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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治理论文范文第1篇
作者：刘广兵 刘伟京 李小路 徐明 单位：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工业生产的水资源消耗和污水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压力，工业经济仍未摆脱“高污染、高消耗”的发展模式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纺织业等传统的高污染、高消耗行业产值分别排在第4，5，6，7位，4个行业工业产值占一级保护区工业总产值的25.0%。一级保护区内产值最高的前100个企业中，37%属于高污染、高消耗行业。一级保护区内有纺织企业637家，占企业总数的6.5%，但纺织行业COD排放量居各行业之首，占排放总量的37.21%。无锡市区、宜兴市和吴江市主要工业污染源均为纺织业，纺织业COD排放量分别占各地工业排放总量的29.5%，54.7%和83.1%。一级保护区工业经济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高污染、高消耗的发展模式。（3）外来人口多，人口密度大一级保护区人口为207.7万人，陆域范围平均人口密度约为1600人/km2，是江苏省平均人口密度（748人/km2，2008年）的2.14倍。一级保护区内有6个工业园区，产业定位包含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人口的聚集，外来人口占一级保护区人口总数的33.6%。其中吴江市外来人口比重最大，达到45.1%，其次是无锡市区，外来人口占39.0%，2地区外来人口所占比重均在一级保护区平均水平以上，一级保护区人口及外来人口分布见图1。外来人口的大量聚集虽然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但给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污染物排放强度大根据统计，太湖一级保护区COD排放量为17816t/a、氨氮排放量为1781t/a、总磷排放量为346t/a、总氮排放量为3424t/a。一级保护区面积占整个太湖流域的3.7％，COD、氨氮、总氮、总磷排放量分别占流域总量的3.1％，2.8％，3.5％，6.0％。一级保护区工业用水66.58万t/km2（江苏省为3.44万t/km2），工业废水排放量3.13万t/km2（江苏省为2.53万t/km2），生活污水排放量6.62万t/km2（江苏省为2.71万t/km2）。可见，一级保护区污染物排放水平接近太湖流域整体水平，总磷排放强度甚至超过了整个流域；用水及排水强度已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污染物的高强度排放和水资源的高消耗对太湖生态环境产生直接影响。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严格控制居民点工矿用地规模，一级保护区内凡新建工业企业（项目）必须进入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发区，改、扩建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和省地方政策法规且在经过有权部门的严格审批后方可施行。一级保护区内的开发区数量及规模维持现状水平，近5年不再批准新建和扩区的开发区。新建居民点必须在城镇总体规划区内，近5年一级保护区内城镇规划区维持现状水平，不再批准新建和扩区的城镇总体规划[5]。调整工业结构（1）清理整顿重污染企业一级保护区范围内严禁新建、改（扩）建包括纺织染整、化工、电镀、造纸、钢铁和食品（啤酒、味精）等重污染行业的项目。对区域内164家六大重污染行业企业实施提标改造，按照清洁生产二级标准重新核发排污许可证，达不到排污许可证要求的一律依法关闭。区域内尚没有接管的重污染企业必须接管。按照《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办（2004）47号）要求，对产生危险废物的搬迁单位必须按照要求制定土壤功能修复实施方案。（2）提高产业集约化水平，鼓励发展第三产业发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能力，积极发展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采取关停、转移、转型和转化等方式，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依法推进的工作机制，坚决限制和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危险、低效益的企业、生产工艺和产品，提高整个区域产业资源的集约化程度[6-7]。大力发展“低消耗、低排放、高科技、高产出”产业，加快形成节约、环保、高效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产业结构向“三、二、一”的转变，加快形成区域内服务内容丰富、服务对象配套、服务功能协调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制定行业规划和完善市场机制，促进以生活服务为主体的传统第三产业改造、提升、转型，大力发展以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生态旅游、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咨询服务、国际服务外包等为重点的生产业，逐步形成一级保护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新格局，创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新模式。优化城乡布局，调整人口结构（1）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控制外来人口增长限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处于低端的高消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科技改造，提高技术含量，淘汰旧产品，培训提高工人技能，尽可能地减少用工人员。（2）限制一级保护区内城镇规模优化太湖一级保护区城乡布局，发展紧凑型都市圈，科学合理地限制城镇用地规模，不得扩大城市规划区范围，城市规划区以外不得新建住宅小区，严格控制建设用地面积。
通过对太湖一级保护区进行调研，得到了以下的结论。（1）一级保护区土地开发强度为17.2%，已超过苏中苏北地区，并直逼苏州市开发平均水平，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必将带来高强度的污染物排放。今后一段时间内必须限制城镇发展规模，并严格控制居民点工矿用地规模。（2）一级保护区产业积聚度高，企业密度是江苏省企业密度的4.2倍，且未摆脱高污染、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必须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清理整顿重污染企业，提高产业集约化水平，鼓励发展第三产业。（3）一级保护区人口密度大，是江苏省平均人口密度的2.14倍；外来人口多，占总人口的比例达33.6%，加剧了一级保护区的环境压力。必须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控制外来人口增长。
生态治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周秦时期 生态伦理文化 生态治理 生态文明
周秦时期又称为先秦时期，在学者们的描述中，它大致可包括有文字考证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为中国伦理文化奠定了基本的学术品格和价值态度。尽管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态伦理观念已难以寻觅，但是这一时期所留下的传世文献中依然映衬出当时人们对待生态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在能够反映这一时期人们道德生活的文献资料以及后来学者对这些文献所做的各类注解，特别是已经出土并考释了的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各类帛书、竹书所记述的周秦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宝贵遗产为我们考证当时的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料。
一、周秦时期的生态治理思想和政令法律
周秦时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以及当时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使当时统治者在生态治理上形成了特有的治理文化和方式。
（一）“因”的生态治理思维方式
周秦时期就有大禹治水的典故，典籍记载中反映了大禹治水充分发挥了水流就下的性质，充分利用了地势的便利，形成了“因”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中华民族的根源性智慧。“因”的普遍性表现在：其一，它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因物、因民、因礼、因地等；其二，它是一种思维方式，跨越各个学派，是各家共同的主张。基于“因”的普遍思维方式，周秦时期在生态伦理文化方面提出了以下观点。
“因天”“因天地之道”。“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实，必因天地之道”（《管子》）。“天地之道”，就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和规律，《礼记》中有“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老子也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要求人遵循自然规律。
“因时”。“因时”就是顺应时令的变化，是切人自然、与自然相适应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因天道”的形式。“春采生，秋采菔，夏处阴，冬处阳”（《管子》），这些都是“因时”的观念。基于对天道运行和对动植物作用的认识，周秦时期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以时禁发”的时禁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有“斧斤以时人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的内容，《荀子・王制》也有“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的记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取之有度”的思想。
（二）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
周秦时期“因”的生态治理思维方式和“以时禁发”的时禁思想，促进了当时统治者的生态保护制度的建立。无论是当时的周朝还是其后的春秋战国，各国君主在具体的国家治理过程中，都有明确的政令法规强调要按照“天地之道”实施相应的制度性措施。在周代专门设有保护鸟兽、山林、湖泽及产物的官员，如“野虞”“山虞”“泽虞”“水虞”“林衡”“川衡”等。《礼记・月令》中明确指出“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对每个月进行的保护树木和动物的活动都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并说明了违反禁令可能招致的后果。与此相近或相同的内容还出现在《吕氏春秋》《管子》《逸周书》中。根据目前我国的考古发现，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十八种》是目前已知的最早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其中的《田律》里面列有非常详细的保护林木的条文，这部分内容是在继承《礼记》《逸周书》《吕氏春秋》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自然状况和政治环境进一步完善的法律条文。
二、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点
周秦时期的生态环境状况和社会政治、文化精英们生态治理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形成了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一）“生生”的价值取向
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思想渊源于《周易》和《道德经》，作为中国儒家和道家两部最早的经典，生态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分别被表述为“生生”和“自然”，《易传》提出“天地之大德日生”，这句话中的“天地”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然”含义，而德是“天地”的性质，它反映了人类存在的原初状态或本真状态。《易传》又说“生生之谓易”，这里的“生生”则呈现出我们现在所讲的“生态”，它是宇宙过程的真实意义和深层本质，也是儒家所说的“天地之道”“天地之心”。这种“生生”的价值取向在道家那里则表述为“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世界万事万物的发展演变都要遵循自然规律，不能被人任意支配。
（二）“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共同体
道德共同体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表述希腊城邦道德生活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在他那里道德共同体是讲人与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而在周秦时期经典作家的表述中，这种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就已包括天地万物在内，在《尚书》《周礼》《礼记》《逸周书》《吕氏春秋》等经典文献中，都提倡对动植物乃至山川大河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如“德及禽兽”“泽及草木”“禽兽草木广裕”“恩及于土”“恩及于金石”“恩至于水”“化及鸟兽”“顺物性命”等。从儒家“仁”的概念的演进来看，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提出了亲亲、仁民、爱物的思想。郑玄在解释仁时说，“仁，爱人以及物”（《周礼注疏》）。这些思想使天地万物在统一的德性范围内给予了诠释。
（三）“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境界
周秦文化中存在着一种连续的文化气质，并演变为中国伦理文化的基本品格和价值态度，其中最重要的和显著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境界，这种境界成为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核心思想和最高命题。《中庸》日：“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参”就是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境界，就是实现人的本性和天地万物的有机统一，是一个帮助天地生生不息、化育万物的过程。因此，“与天地参”不仅是道德实践的过程，而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最终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
（四）“应时而生”的道德行为准则
“时”是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一个运用十分广泛的概念，它可以表示时间的划分，如年、季节、月份、天、每天的十二时辰等，也可以表示某个时刻的情景、场合、机会、机遇等，其生态伦理意义在于它对天地万物自然规律的划分是以万物自身运行的节律为基础的，并在此基础上，对每个阶段人应采取的活动做出了符合生态原则的规定，从而成为生态伦理文化中的道德准则。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时”的规范要求是和天地人这个道德共同体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德性要求以及“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时”成为有德性的人应该做什么的价值指向，如在《易传》中，节卦彖辞说，“天地节而四时成”。“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就是说，大人的德性合于天地，光明同乎日月，行为一致于四时的顺序，后于天时行动，仍能够符合于它。《中庸》中记载孔子“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就是遵循世界，因地制宜，按照自然之“道”进行活动。也正因为此，“时”所产生的规范准则才会在《礼记・月令》中系统地呈现，并根据天地万物的规律，对每一个月份都做出了关于保护树木、保护禽兽的规定，形成了一种以“时”为规范的道德行为体系。
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呈现出开创性、制度性和自觉性的基本特点，使周秦时期的生态保护思想一开始就有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深远思考的价值取向和生态保护思想，它为周秦时期的生态保护与治理的政令法律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点引起现代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的高度关注。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施韦泽和罗尔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些都不仅反映了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思想成熟早，而且也开创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的先河。周秦之后的社会贤达们都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自然之道的顺应、对天道和人道的一致作为伦理道德的自觉要求。
三、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影响及当代价值
周秦时期的伦理文化既是我国古代伦理文化形成的开端，又是我国伦理思想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的基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发端于夏商周，系统阐发在春秋战国，此后无论是两汉时期的天人感应论，还是宋明清时的宋明理学中的“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都是在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自然取向、价值取向、道德取向下丰富和发展的，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体系和文化特点。周秦时期先哲们所思考、创造的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生活痕迹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生活态度、人际关系、价值取向和道德行为。当人类进入21世纪，当代工业社会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生存困境，使生态问题逐渐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人们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工业文明所面l临的困境使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现代价值日益彰显，它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后世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学术传承
现代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生态文明的思想，其实这是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在西方关于生态问题的学术传统中由于主客二分，他们往往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两个截然分立的实体，因而是用环境伦理来整合人与自然关系的话语体系。而今天中国政府所倡导的生态文明的理念是在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所提出的一种国家治理理念，这种治理理念需要一种学术传统的支撑，而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是这种学术传统的奠基者。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中的“天人一体”道德境界和“万物一体”的生态理念以及“应时而生”的道德原则，为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创建了一种生态伦理的学术体系，它把“天、地、人”作为整个学术体系中的相互联系共存的支撑点，使“天地万物为一体”，自然不是人的一个现成的、完成了的外在的他者，而是相互联系、发展和共存着的我者，“天地”“生生不息”，人性“日生日成”。《周易》六十四卦最后一卦是“未济”大有深意，它说明自然和人都是在形成中生成的，二者相联系的本质是人因其有意识和能动性，而在对自然的深入理解和主动顺应中帮助自然发展，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这种帮助自然与发展自身的统一，《中庸》说为“与天地参”，张载说“为天地立命”，王夫之说为“延天佑人”，都是有着深刻意味的。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生态思想和生存智慧，促使中华文明在此后的发展中形成了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至今仍闪烁着启示生态文明发展的思想光芒。
（二）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生存智慧
生态伦理文化是一种解决生态危机的生存智慧，它来自于人类的宇宙经验。人类全球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误区是对世界的认识，当人类把世界看作人之外之物，把天地万物看作一种上帝的恩赐和人类特有的享受之物，那么人与世界的关系就处于一种对立之中。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智慧之处就在于它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用“天人合一”的命题给予统一，把人生的意义与世界的意义、与地球万物的生存意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将世界视作一个生生不息的创生万物的过程，天地万物乃至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都是在这一运化过程中产生形成的。“究天人之际”在周秦伦理文化中是中国哲学所贯之始终的主题，并且始终围绕人生境界、人生意义进行探讨。周秦时期的圣贤们保持敬畏自然的心态，始终遵循自然规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除了老子提倡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外，荀子也提出“天行有常”，自然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要“制天命而用之”，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之。因此，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顺应自然万物的发展演变成为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所提出的生存之道和解决生存危机的伦理智慧。史怀哲认为，“中国伦理思想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一大重要功绩……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这种先进性和巨大的成果还来源于中国伦理采取的正确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近代西方学者所要努力达到的“符合理性的理论世界观”，“孔子及其后来者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实现了”。
（三）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普适文化价值取向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西方探究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共同的主题，然而各自在学术观点上却形成了明显的分野。西方学术传统中主客二分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人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而中国学术传统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统一的，难究孰高孰低。而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生态伦理问题则要求中西方之间学术互补，寻求一种普适的文化价值取向。从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引生发展出的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则为这种对话和整合提供了一种普适的文化价值取向，这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生态理想。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从人的地位和价值来“究天人之际”，使得天地人之间形成了统一的生态价值取向。人的价值是周秦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它体现在继天地之德、赞天地之化育，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人离开了与天地共仁的价值取向也就实现了人安身立命的生存价值。周秦生态伦理思想还体现在对人与自然物之间不同价值的认识上，一方面肯定人比自然物如草木、禽兽有更高的价值，另一方面认为这种更高的价值在于人的德性价值。儒家将人视作与天地并立的“三才”之一，肯定人具有“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易传・彖传》），“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易传・系辞上》）的能力与价值，实质上是肯定人对自然运化的引导和调整作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并没有像西方近现代文化一样，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肯定人与天地各有自身的作用、职分，人与天地同属于一个系统整体，强调人与天地的协同运化，将人的作用定位于辅助天地、成就万物方面，不仅注意建立、维护社会秩序，而且注重维持自然界的和谐秩序，保护自然界万物生命的繁荣。
（四）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处理生态关系的合理维度
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孔子首先提出仁者“爱人”，确立了仁的基本内涵。孟子提出亲亲、仁民、爱物，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这种核心思想到了汉代郑玄那里又把仁爱的对象扩展到外物，“仁，爱人以及物”（《周礼注疏》）。宋明时期，理学家把仁从四德之一上升为“全德之名”，把《易传》的“生生之德”“生意”作为“天地生物之心”，又作为人心之仁的内涵，使人心之德性与外部世界生生的本体统一起来，深化了“天人合一”的内涵，仁的对象由人扩展到外部世界，“恩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国主山川”等方面，由人与自然具体化为人与动物、植物、土壤、山川等命题。在周秦伦理文化中儒家所提供的思想智慧最丰富。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对自然万物的喜爱和观察可以给人提供思想道德的启示，因此，自然有道德教育的作用。除此之外，孟子基于他的性善论和四端说，认为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人在看到动物遭受痛苦的时候，不仅会生出不忍的同情心-而且还应该自觉履行人对动物所负有的道德义务.在狩猎的时候，“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能赶尽杀绝。这些命题提供了处理人与生态关系的维度。与西方当代生态哲学相比，是非常独特的，表明了中国生态伦理文化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五）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超越与整合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认识思路
西方环境伦理学起步较早，但他们在初期都是在人类中心主义所提倡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下来探讨生态环境问题的，人类中心主义曾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主流话语。但是，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人与自然矛盾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环境伦理学家开始对人类中心主义产生怀疑，提出了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的非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能否给环境保护实践提供充足的道德保障和理论支撑的质疑，展开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并形成了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等学说。
由于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思想观点都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他们在哲学认识上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即他们都没有“把自然看作与文化是互补的，而给予它应有的尊重”。而周秦优秀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则为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叠共识提供了一条超越与整合的新的认识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下的生态中心主义，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周易・说卦传》指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视野中，天、地、人三道是同一个道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这个道德共同体内，人除了对他人，对宇宙自然万物都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
（六）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治理理念和制度参考
生态治理论文范文第3篇
1技术与成效
1.1创新种植模式促进农业增效
云和县属浙南山区，山多地小，造成本区域具有明显的垂直性气候差异，山区气候特征明显，形成了光、热、水、气不同的生态环境特点，为创新种植模式提供了生态环境条件。按照创新模式、产业循环发展的要求，推广轮作、间作、套作等农作技术和农牧结合、粮经结合等农作模式，研究示范推广了稻-鱼﹙鸭﹚、耳﹙菌﹚-稻、稻田养鸭、稻田养螺(甲鱼)、稻药轮作、果药套种等多种农作制度，年均推广耳-稻轮作面积150hm2，稻田养鱼230hm2，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其中耳-稻轮作栽培模式、浙贝-水稻模式分别获丽水市十佳和十佳优秀农作制度新模式。
1.2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农药减量控害增效技术
根据减少农业投入品减轻农业污染的要求，实行农药化肥减量增效和清洁化生产，积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农药减量控害增效技术，规范农业生产和使用农业投入品。云和县年均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5340hm2，占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7314hm2的73%。推广农药减量控害增效技术和水稻统防统治面积1600hm2，通过推广应用生物、低毒、低残留农药，2013年化学农药单位面积使用量较常规减少20%左右，病虫危害损失率下降5%以下。据调查，水稻统防统治实施区全年平均用药防治3次，667m2农药用药量(有效成分)为258g，常规区全年平均防治5次，农药用药量为319g;水稻统防区平均节约工资84.1元;统防统治区平均667m2水稻产量497kg，比常规区增产9%;水稻统防统治实施区比常规区667m2节本增效124.5元。
1.3提高农产品质量积极“三品一标”认证
按照质量安全、环境生态的要求，实行农产品安全、绿色生产。以提升品牌公信力为主题，围绕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加强“三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企业生产管理、产品认证和证后监管开展工作，实行“三品一标”(一标指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2013年，云和县通过无公害生产基地认证(整体认证)1160hm2，通过“三品”认证的农产品5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4个、有机食品1个。开展“三上墙、两规范”，即安全责任制度、内检员责任制度、质量安全承诺书要上墙，生产记录、农资管理要规范。
1.4做好畜禽粪便处理促进畜禽清洁养殖
为进一步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加快推进“五水共治”，不断优化生态环境，根据云和县委《关于全面实施“河长制”进一步加强水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的实施意见》要求，编制了《云和县生态畜牧业发展规划》，调整了云和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出台《云和县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方案》，按照畜禽养殖“减量化、规模化、生态化、无害化”的原则，对全县范围内的所有畜禽养殖场进行整治。通过建设沼气池或格栅式厌氧沉淀池，利用农田、园地、林地等就地和异地消纳畜禽排泄物等措施，使沼液和污水进入氧化塘，畜禽养殖场达到了雨污分流、干粪收集、固液分离等生产工艺标准。逐步实现养殖场排泄物达标排放。
1.5推进农村沼气建设和沼液(渣)综合利用
近年来，云和县积极推广农村沼气建设，把农村沼气项目与“千万工程”、村庄整治工程、农村污水治理等紧密结合，实现了项目资金效益最大化，以“一池三改”(沼气池建设与改造圈舍、改造厕所、改造厨房同步设计、同步施工)的模式推进农村沼气建设。到2013年底，全县共建沼气2543户，服务网点31个。年处理养殖污水15.3万t，年产沼气100万m3，年提供沼渣沼液肥2.5万t。通过引导和扶持养殖户走向养殖-沼气-种植为主要模式的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道路，沼渣沼液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为保护农村生态环境，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
1.6实施生态循环农业项目促进生态农业发展
为进一歩促进生态农业发展，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标准化和经济生态化。农业部门积极争取生态循环农业项目，2012－2013年向浙江省农业、财政厅争取生态循环农业项目11项，争取项目资金280万元，2014年储备生态循环项目5项。通过项目实施，提高了云和县畜禽排泄物、作物秸秆、食用菌废菌棒等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规模畜禽养殖场排泄物综合利用0.7万t，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2.56万t。
2工作措施
2.1加强组织领导
云和县农业部门成立农业水环境污染治理领导小组，农业局领导任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加强对县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工作的领导。以农业生态能源办公室为主，成立农业治水办公室，农作站、质监、畜牧等相关专业的技术骨干为成员，负责规划、指导全县农业治水各项工作。
2.2制定方案整治农业水污染
根据浙江省农业系统水环境治理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及云和县水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结合云和农业发展实际，制定云和县农业水环境治理实施方案，明确今后一段时期农业治水目标、任务及措施，有计划地开展农业水环境治理。
2.3政策激励积极推进农业水环境治理
2007年以来，云和县出台的云和县粮食生产意见，明确对水稻开展统防统治给予600元·hm－2补贴，对全年统防统治33.3hm2以上的合作组织财政再给予150元·hm－2的奖励，有力地推进了统防统治工作和农药减量控害技术的应用。云和县政府出台了《云和县农业产业水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关于全面实施“河长制”进一步加强水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的实施意见》《云和县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等政策措施，有力地推进了水环境保护和治理，通过畜禽养殖污染整治，使畜禽养殖逐步达到水污分流、干粪收集、固液分离等工艺标准。
2.4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
认真总结和宣传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好做法、经验和好模式，以生态循环项目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生态循环示范项目辐射带动作用，以点带面推动生态循环农业的健康发展。
3问题与讨论
生态治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价值观 稳态 精神稳态 干预 大学生 心理健康
[作者简介]胡维平（1966- ），女，湖北荆州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广告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广告理论与实践、价值观与消费行为。（上海 200434）
[课题项目]本文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基于价值观的上海大学生精神稳态系统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B09022）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3-0087-02
健康的心理是合格人才必不可少的要素。在价值观多元化、复杂化和社会竞争激烈化的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大学培养合格人才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作为培养现代化人才的主要机构，大学教育者和管理部门理应洞察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根源，实事求是地制定和实施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基本政策和策略。
一、稳态与健康
“稳态”（homeostasis）又称为“内环境稳定”“自稳态”“内稳态”，起初是生理学和医学中的一个概念。伯尔纳在研究有机体的体液的生理特性和病理改变的过程中发现，由体内循环的体液组成的内环境具有维持自身稳定的机制。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内环境的稳定是自由和独立生活的首要条件”，“所有的生命机制，尽管多种多样，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保持内环境中生活条件的稳定”。坎农于1926年正式提出用“稳态”一词来表达内环境及其稳定的维持，并于1932年再次以辩证判断的形式揭示了稳态概念的含义：“稳态概念指的是一种状态，一种可变的但又是相对恒定的状态。”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与罗森勃鲁思等通过合作研究发现，负反馈机制是稳态得以保持的基本要素，“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做需要负反馈的行为”，从而深化了人们对稳态的认识。他们指出，一个系统之所以有受到干扰后迅速排除偏差并恢复恒定的能力，关键在于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必须有一种装置来测量受干扰的变量和维持有机体生存所必需的恒值（控制目标）之间的差别；二是目标差的信息本身和这种信息的准确传递；三是负反馈调节机制的作用下效应器做出反应，使整体达到调节的目的。因此，生理学意义上的稳态是指生命机体通过负反馈调节机制来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以维持内环境的稳定的一种状态。
健康的核心问题在于稳态的保持状态。生理上的内稳态的维持是身体健康的标志，即当个体在生理上保持平衡状态时，身体才是健康的。中医把人体健康看成是人体阴阳最优协调的综合表现，这种协调就是非平衡稳态。这里的“非平衡”是“动态”的意思。稳态并不是一种停滞和固定不变的状态，而是一种易变的但又相对稳定的状态，即在运动中求得稳态。例如，无论饥饿或大量摄取糖时，人体通过各种激素分泌水平的适应性变化，对于剧烈变化的血糖发挥拨乱反正的作用，成为稳态，血糖浓度调整在每百毫升血液80～120毫克。如果血糖变化过于剧烈，超出适量调整的能力范围，人体就会出现疾病。人体疾病的治疗和康复过程，本质上是稳态的恢复或重建过程。
人的精神、心理是一种能通过自动调整机制维持自身大部分稳定状态的动态开放系统。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从而对人的心理状态进行干扰时，人的精神稳态系统会通过自身的负反馈机制对自身的认知和情绪等进行调节，以使精神系统维持在相对稳定的范围。心理调节通过自身的负反馈机制来实现，由于精神稳态系统具有开放性，因而个体的心理调节过程可以在他人的干预和引导下进行。
心理健康是一种以较高的主客观认知水准、乐观而稳定的情绪为核心的健全心理状态或人格。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具备良好的心理自我调适能力，在各种行为反应中呈现出积极而适度的表现。个体的心理自我调适是在认知调节和情绪调节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认知过程通常是其他心理活动的基础，它更直接地影响着人的动机和行为。就心理健康而言，认知涉及对自我、社会、人生、他人及周围环境的正确认知程度。具体来说，要以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为基础，对自我要有自知之明，充分了解自身的性格、气质、长处和缺点，从而形成对社会、人生、他人及周围环境的正确认知。情绪在心理健康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情绪状态不仅会影响人的生理变化，而且还直接支配着人们对事物和他人的评价态度，尤其是日常事务的相关态度。认知和情绪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互为制约互为影响的。很多时候，人们对外界事物给予的刺激，首先要通过认知做出相应的评价后才会产生情绪，而其具体态度往往又受着价值观念的支配及影响。情绪同样也会影响人的认知。当情绪处于正常良好的状态时，人的思路会开阔，思维会敏捷，解决问题会迅速；反之，心境不佳时，人的思路会受阻，行为反应会迟钝。当心理健康出现问题时，可以通过采取认知调节和情绪调节策略，帮助恢复或重建心理稳态。认知调节和情绪调节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二者共同维护个体精神系统的稳态。
二、价值观在精神稳态系统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信念体系和个体深层次的心理建构，价值观是一种外显或内隐的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比态度更抽象、更一般，具有评价性、选择性、规范性，是人们用来区分好坏的标准并指导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心理学家认为，价值观在个体的心理倾向体系中居于核心和统帅的地位，它在需要的基础上形成，并由此指导个体的行为。价值观包含价值认知、价值情感和价值意志三种心理成分。在以上三种价值观的心理成分中，价值认知居于核心地位，它构成价值观的基本轮廓和实质内容，决定着价值观的方向和性质，是价值情感和价值意志的基础。另一方面，价值情感和价值意志反作用于价值认知，对价值认知起着制约和调节作用。
价值认知对精神稳态和心理健康具有并决定性的影响。在个体的精神稳态系统中，当价值观的变化处在一定的范围内时，个体的心理健康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当价值观的变化超过一定的限度，精神稳态就会受到某种程度的破坏，心理问题就会产生。价值观对精神稳态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价值认知产生的。
首先，价值观认知思维模式出现偏差就会影响到心理健康。心理困难和障碍的根源往往来自于异常或歪曲的思维方式，这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价值绝对化的思维模式，即个体以自己的愿望作为出发点在对事物进行价值评价时加上绝对化的条件。当事物未能满足个体事先设定的绝对化条件时，个体就会对事物的价值产生否定的倾向。如果价值评价的对象是自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就会出现过多的自我否定，从而导致自卑心理或引起自惭形秽的情绪体验。第二种是价值过分概括化的思维模式，即个体局限于从某一特定角度看待事物，以偏概全。个体用此种模式来对社会进行价值评价时，就会只看到社会的阴暗面，进而产生憎恨社会、万念俱灰等消极心理。如果以这种模式进行自我价值评价，个体就会产生自我否定、自责自罪、自卑自弃等心理以及焦虑、抑郁等情绪。第三种是价值矛盾评价的思维模式，即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评价标准是相互矛盾的：在评价自己时采用宽松的标准和功利性的尺度，在评价他人和社会时则采用严格的标准和道德尺度。评价标准的矛盾必然带来认知上的矛盾，因而具有此种思维模式的个体会由认知矛盾而产生心理上的困惑和冲突，不仅易引发焦虑的情绪，有时也会导致双重人格。
其次，价值观的认知内容出现偏差也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个体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评判自我、他人和外界事物，解释和处理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但如果其价值观本身在内容上是错误的，就会产生错误的判断和行为，导致适应不良，带来心理困扰。第一，由于在成败与苦乐等问题上持有错误的价值观念，一旦遇到挫折，容易产生沮丧、焦虑、抑郁、自卑等情绪。第二，在该与不该等价值判断上过于刻板、绝对化，缺乏必要的弹性，不仅对其行为形成了桎梏，而且当事情发展的结果与其愿望相悖时，个体就会对自己感到失望、沮丧，怀疑自己的能力，自信心严重受挫。如果个体用这些信念来要求他人，往往会产生对他人的不满，进而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给个人增加心理负担。第三，在危险与安全的维度上，对环境的危险性和自己应付危险环境的能力做出过高或过低的估计。对环境危险性的估计，如果过高，就会产生焦虑，并使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受到限制；如果过低，则容易发生意外。对自己应付危险环境的能力的估计，过高或过低，其后果皆对个体的情绪和实际安危产生不利的影响，其后果与对环境危险性的估计偏差正好相反。
三、价值观问题是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根源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与其价值观冲突或偏差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价值观问题是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根源。大学校园是多元价值观最活跃的传播领域，在多元价值观并存且相互冲突的复杂环境中，大学生缺乏足够的鉴别能力，难以依据已有的认知经验合理而准确地选择和认同某一种价值观念作为人生指导，因而陷入无以参照、无以归附的迷茫状态，容易导致心理失调，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态心理，严重的甚至形成心理疾病，出现以心理剧烈矛盾和冲突为特征的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吕可认为，在价值观多元化的环境中，中国当代大学生在价值标准的取舍过程中呈现出不成熟性与可塑性、矛盾性与困惑性等心理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大学生因价值观问题而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现实可能性。曾屹丹以及王红时、范晓玲等指出，价值取向模糊、价值评价偏差、价值认同失衡和价值观念错位是导致大学生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彭晓玲等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大学生价值观与其心理健康存在正相关。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呈现出主体化、世俗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共同特点，但不同心理健康程度的学生存在差异。丁立平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大学生大部分的心理问题是由思想问题造成的，思想问题的本质就是价值观问题，因而价值观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必须对大学生的思想问题进行价值观的干预，而不能简单地归为心理问题。总之，当代许多大学生的精神稳态系统相对比较脆弱，同时又具有可塑性，而大学生在价值标准取舍过程中的特点使其在多元化价值观环境中容易产生价值观冲突或偏差，从而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四、用科学的价值观干预促进大学生精神稳态系统的重建
为促进大学生精神稳态系统的重建，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的价值观干预。人是环境的产物。个体的精神稳态系统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环境的变化可以影响人的精神稳态系统。就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环境来讲，我们要努力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价值观和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为引领社会思潮、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创造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既要尊重各种价值观应有的社会地位，包容其对社会无害的局限性和缺陷，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及其对其他价值观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在大学教育中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的价值观干预，不是一时一事一处的行动，而应当是系统的、全方位的和可持续的。
首先，要努力开展观念与制度创新，为价值观干预创造文化氛围。我国大学管理者应当把塑造大学生的健康灵魂当做大学教育的首要任务，将厚德载物、百年树人的价值取向植根于大学校园文化的DNA中，在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目标、学校治理制度、教学计划、绩效考评、校园文化建设规划等方面，强化和体现核心价值体系的统帅和引领作用。通过观念和制度创新，为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心灵导航器的大学生精神稳态系统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要进行组织创新，培养和造就一支强有力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队伍。这支队伍应当由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老师以及大学里的教师、管理人员和学生中的志愿者组成，并由学校相关主要领导亲自负责指导和总体协调。他们作为教育者，应当率先垂范，在努力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践行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为解决大学生的价值观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奉献自己的激情、精力和智慧。
再次，要创新工作模式，提高价值观干预的效率和有效性。努力探索新颖、实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要在生动化、实践化、多样化、易被接受等方面下工夫。例如，采用双向互动教育模式，增强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交流与讨论，提高学生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采用情景教育模式，使学生在体验与典范的激励中感同身受，提高被教育者对正确价值观的接受程度等。
最后，要开展控制创新，形成良性循环。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测评方法与反馈机制，使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得到科学的效果评估，以便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中提高教育的水平和质量。
总之，科学的价值观干预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对大学生开展价值观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核心，是帮助大学生重建精神稳态系统、促其提高心理健康水平的基础性工程，理应得到大学教育者和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切实实施和持续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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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治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伦理；制度；科技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24-0263-02
1 现代科技的发展呼唤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与制度创新
1.1 现代科技与生态文明的互动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实践成果，也是人类利用自然发展生产，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手段之一。现代科技革命浪潮的威力和功能日益提高，对生产力的巨大促进和人们生活的深刻影响震撼着每一个人。科学技术向人类提供了可以全面深刻地认识自然的潜力和手段，借助于科学技术尤其是理论科学技术不断地把对自然界认识向纵深延伸。发生在20世纪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能源、信息等几乎所有重大领域，推动了人类向未知领域的全面开拓以及科技创新的全方位展开，为人类科学认识自然和人类自身以及实现生态和谐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手段。
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了科技创新的发展，是科技发展的精神内核。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为科学技术注入了生态灵魂。因此，我们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要正确地引导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以此提高人类生态意识，这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关键。
1.2 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应用同生态文明的冲突 伴随着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现代技术得到了勃兴与发展。“科学方法与机械技术相结合，将创造出一种‘新工具’，一种新的研究体系，它使知识和物质力量结合在一起。”[1]在这样的进程中，以自然作为其生存根基的人类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我构建的技术困境之中。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控制与利用，已从某些动植物种群，某些区域生态系统，扩展到一切自然过程，甚至逾越地球进入太空。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技术活动中，人类大规模地消耗着煤、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同时也严重地污染了自然环境。人类有史以来从未像今天这样，被迫面对如此严重的强大的自然灾害。这些灾害所造成的后果常常是无法挽回的。
1.3 现代科技的发展呼唤生态文明建设在伦理和制度上的创新 的生态观把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确立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建设生态文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手段的支持和法律制度的保障，更离不开文化意识的支撑。科学发展观从以人为本出发，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集中体现了生态文明的基本内容和发展原则，代表着人类对天人关系认识的新境界、新高度。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有序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实现人、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根本宗旨；而决不以环境换发展，以子孙后代的延续换短暂的辉煌。其中，科学技术是基础，法律是硬约束，生态伦理是软约束，三者有机结合，互为补充、互相制约，并最终落实到科学实践当中，这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长久之道。
2 生态文明建设在伦理和制度上的创新思路
2.1 科技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创新的设计
2.1.1 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科技理念 科技的创新和应用要和自然、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有效结合起来。人类所需要的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人类应意识到，科技只是人类与自然相处过程中的一种“美妙”的工具，它并不是万能的。虽然科学技术是一种具有生产力功能的非同寻常的社会力量，科技的发展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提了供强大的动力，但科技的滥用却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和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给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产生巨大推动的同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也越来越严重。因此，人类应当充分发挥科技正能量，最大限度减少其负作用，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1.2 构建以生态意识为导向的生态伦理观念 加强绿色科技知识与生态伦理教育，对于提高全民族的生态意识有重要意义。随着生态保护运动的蓬勃发展，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为了解决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就需要加强生态道德能力培养，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发展，不是长久的是灾难性的。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重归和谐具有启发意义。“仁民爱物”、“与天地相参”的思想是当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渊源，以生态意识为导向的生态伦理观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
2.1.3 提倡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节约理念 建设生态文明首要条件是保护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停止发展；而是要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注重节约，发展循环经济。首先，要提高企业科技生产观，启发绿色生产。发展绿色生产技术，支持循环经济。大力加强科技研究开发，为环保和资源问题寻找对策，要解决人类社会生态文明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巨大系统工程的许许多多难题，需要自然、社会、以及各门新兴学科开发研究。其次，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正确的消费观。提倡和推行无害环境的生态技术，倡导绿色消费、节约消费。现在国际间越来越提倡高科技术的“绿化”，这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时代方向，它包括“清洁”能源，如太阳能、氢能、风能、海洋能、地热能、生物能等等的研究开发，使用“清洁”能源的机械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的研究开发，节省天然稀有资源的人工合成材料的研究开发。最后，加大对循环经济的政策支持，保障社会资源的节约。生态文明需要文化、教育、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各方面社会力量的协同配合，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其有力保证。
2.2 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规范
2.2.1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立法工作 首先，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框架已基本上建立起来，已制定了9部环境保护法律、10多部与环境相关的资源保护法律、30多项法规、466项环境标准。[2]我国实行了“预防为主”、“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三大政策，加大了环境保护力度，但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把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可持续发展升华为法律精神。随着形势的发展，很多新情况找不到相应的法律来规范，因此，要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要建立一个具有操作性的适应新形势下环保需要的法律体系，使生态文明建设“有法可依”。[3]其次，调整国民经济的评价指标，倡导“绿色GDP”，将“绿色”写入法律。国家应真正把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使保护生态环境植根于产业活动当中的持久性制度，实行资源环境核算制度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鼓励科研机构参与科技研发，培养新时代的科研人员，对传统技术进行革新，开发绿色产品、综合利用自然资源；通过排污收费等强制行政手段迫使企业加强“绿色营销”；投资环保企业，实行产业倾斜政策等等，这些措施的实行是“绿色GDP”的重要保障。
2.2.2 加强政府的环境执法 要切实加大执法检查的力度，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决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4]为了建设一个良好的生态文明社会秩序，必须提高人们的法律监督水平。一方面，充分发挥各级环境检查机构的作用，加大执法力度，特别是加强对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的执法检查。另一方面，大力打击破坏生态资源、污染环境的行为。对因污染企业而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害的赔偿制度也要加以规范完善，切实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要震慑污染严重的企业，不能给企业一种只要赔偿就可以继续污染的错觉。
2.2.3 净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司法环境 环境司法是在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之外的一个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手段。环境法律法规要以有限的数量去完成无限的规范性事业，因此，就需要依法对不落实生态文明政策、对建设生态文明不履行职责甚至弄虚作假者和因决策失误、监督不力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人员追究其法律责任。[5]
此外，还要重视将生态文明建设贯彻到地方行政中。要求各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发挥本地优势，制订科学的环境治理和科学发展规划。同时抓紧建立并认真落实各级政府和企业节能减排的责任制和问责制；将社会发展和能源节约环境保护情况、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情况等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系统，完善相关制度和技术手段，开展绩效考评并实施目标责任管理，并建立地区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绩效评价体系。[6]
3 结语
现代科技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互动与冲突，呼唤生态文明建设在伦理和制度上的创新。加强生态文明理念建设和完善环保制度建设将有助于解决好生态建设中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及体制问题，有助于协调好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从而使生态文明建设真正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1]美卡罗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M].吴国盛，等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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