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寓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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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范文第1篇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睡；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功成仁，实现大同。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音乐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学；音乐考古学；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3）04007604

我国深受儒术思想的影响，汉代甚至独尊儒术，而儒家思想的音乐观又以“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为追求，这种将音乐与政治高度结合的音乐观成为了中国历朝的音乐思想传统，史家治史往往将“乐”作为“政”的一部分记录在正史之中。同时，在历代野史、笔记杂谈、传奇小说中，也有汗牛充栋的音乐史料。但我国近代具有科学意义的音乐史学研究却出现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起才出现了中国音乐史学的萌芽，代表作是叶伯和、朱谦之、郑觐文、王光祈等人的专著。及至20世纪40年代末，以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为代表，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已成为音乐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当代学界，古代音乐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景象。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现状的粗略梳理，在史学史发展、当前的研究特点、学科展望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

一、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发展历程管窥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音乐史学的发源期，出现的论著主要有：叶伯和《中国音乐史》（1922年）、朱谦之《音乐的文学小史》（1925年）、童斐《中乐寻源》（1926年）、孔德《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1926年）、郑觐文《中国音乐史》（1929年）等。这些音乐史类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音乐史学萌芽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音乐历史观念：“音乐史是供给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与衣食住为供给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是一样的，所以编写音乐史，第一项是要注意一个时代人文的发展，第二项才是考证历代作品的成绩。”①不同时代的新思维学者们不断地想摆脱研究历史的传统观念束缚，提倡用科学的、新型的、哲学的眼光来审视和观察，摈弃旧观念推进新理论，呈现出时代性强的音乐史发展观。诸多先行者意识到音乐史学学科的独立性，无疑具有非凡意义，但是，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谈何容易。音乐史学如果要从一般的历史学中独立出来，首先只能从现存的浩如烟海的史籍入手而别无他法；而对历史资料的鉴别、整理、审定，使音乐史学的先辈们只能采取考校、汇集等一系列传统研究历史的方式方法。

我们从许之衡、王光祈、缪天瑞等人的音乐史著作可以看出，他们明显不满于传统治学史观念。王光祈先生在《中国音乐史·自序》中讲到：“吾国历史一学，向来比较其他各学发达，但在事实上，亦只有‘史匠’而少‘史学家’（如司马迁之流仍凤毛麟角不可多得），只有‘挂帐式’的史书，而无‘谈进化’的著作”。②因此，王光祈企图用进化论思想贯穿于自己的著作，为后学开启一种全新的治学思维。建国后，以杨荫浏、廖辅叔、李纯一等为代表的研究队伍，为中国音乐史学发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大大丰富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成果。在音乐史学观念上产生了一次变革，引导着研究者们转向从现实的民间音乐实体来充实史学本身，努力使音乐史成为真正的音乐的历史，而不是在一般书籍里的音乐文学史。基于此，音乐史学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一个新的突破口——考古，一批学者深入到考古学的领域，以出土的文物来验证史籍中关于音乐方面的记述，用考古学的新发现来不断补充史料记载的不足。经过这些学者的不断努力，音乐史学又有了新的进展，逐渐开始充实起来并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道路。

音乐史学真正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意义上的学科，是在“”之后。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一批论文与专著的发表和出版，若干专题学术研讨会的举行，促使对中国音乐史探讨与商榷的争鸣，更使音乐史学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尤其在民族音乐学概念被提高到应有的高度之后，刺激了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从而在基础上大大加强了音乐史学的研究。这一时期，研究者们开始向音乐史学的深层挖掘，努力在音乐史实之间、史实与当今存留的乐声之间寻找必然的联系。同时注意到音乐形态的流动性，从而论及到中外音乐史、各民族之间的音乐流变关系，“中外音乐交流”等专题得到广泛讨论。这些积极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音乐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观念达到了新高度，使中国音乐史学逐步发展成为科学的音乐历史学。

二、对当下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从宏观角度来分析，中国音乐史研究到现今为止经历了以下几种史学观念与方法的演进：

（一）上世纪40年代之前，中国音乐史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从古代文献里寻找痕迹进行考据论证。如乾嘉学派通过训诂、校勘、注释、辑佚、辨伪等方式，整理了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文化典籍，涉及金石、考古、经学、小学等各学术方面，以及丛书、类书等的研究编撰等方面，给后人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研究方法。近代国学宗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深受影响，对史学学科发展的全新构建，如梁启超的“近代史学新构想”、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垣的“史源学”、陈寅恪的“史诗互证”等等。这些真知灼见的全新理论模式使传统治史方式获得深入的发展，对推进音乐史学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指导。

（二）20世纪50～70年代，田野考察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音乐文献结合民间音乐加以分析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视，如杨荫浏先生指出在田野考察中需采用“住居式考察”“个案调查”“地区性普查”等主要手段，将民间早已存在的传统与历史文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使用录音技术抢救遗存的声音，建立民间乐器展览，迄今为止，这仍被视为最先进的考察方法。这种方式抢救性地记录下一系列不为世人重视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所记录的这一时期的原生态艺术及其所处的社会氛围还尚未遭到外来强势文化的破坏。如上世纪50年代，杨荫浏、曹安和赴无锡采访“南鼓王”朱勤普等十位艺人，发掘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出版《苏南吹打曲》等等。这一系列的调查把中国器乐史的当下活态状况呈现在世人面前，几乎把所有录音演奏记录成谱。这些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建立了一整套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三）20世纪80～90年代，对音乐史进行研究形成了以民族音乐学、音乐文献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学科资源相互结合、渗透的研究方式的一股热潮，黄翔鹏先生提出了“音乐形态学”这个概念，打破了以往按照阶级等政治观念划分中国音乐史的惯例，创造性地依照中国音乐史发展形态的嬗变过程，将之划分为“先秦乐舞时代”“中古伎乐时代”和“剧曲音乐时代”三个阶段，充分考虑到了音乐文化内涵及其性质，音乐自身要素、风格及其发展规律特征，着眼于社会的变迁和政治更迭方面的因素，使音乐分期更为趋于合理。音乐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多学科视角理念的增强导致了对学科发展的重新审视，特别是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对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以上三种研究方式，形成了当下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因为历代各种史籍中大量的音乐史料记载并不能等于音乐史学；况且有些记载又是极其模糊、不明确，甚至是谬误的。随着近代以来大量考古出土的实物史料来看，我们对古代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认识在不断地超越着前人，所以传统音乐史学的史料结构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出了一个立体的史料系统，只是建立在音乐文献史料基础上的传统音乐史学已明显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研究需要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清楚地意识到，虽然一部全新的中国音乐史可以被考古学所提供的大量史前物证构建，但还远不足以填补漫长历史的空白，历史的真实面貌只能不断地去接近它，而永远不能达到它。不同学科领域，多层次、多角度进行综合论证，方能得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这是一个“创史”“补史”“正史”“证史”的过程。

三、对传统文献研究局限性成因的思考

笔者认为，只是建立在文献史料上的中国传统音乐史学有居多明显的局限性，走了一些不必要的弯路，具体因素大致如下：

（一）中国用来记录历史文献的载体在东汉造纸术发明之前的西汉和先秦时期，都用绢帛、竹简、木牍、龟甲、动物骨片等（石刻、钟磬、器皿铭文除外），极易受周边环境中湿度、温度、酸碱度、气压和风化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不易保存成百上千年。东汉造纸术、隋唐雕版印刷术、北宋活字印刷术等新技术手段的出现，仍然难以实现历史文献在自然无干扰状态下的持久保存，完全不同于古埃及的纸草记录载体以及古巴比伦的泥版、石版纪事。埃及、巴比伦属热带沙漠气候，干燥炎热，因此为纸草、泥版等载体在地下或废墟中保存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年以上提供了条件。

（二）文字的记载并不能反映出历史的全貌。与中国久远人类历史相比，文字的出现仅为短短的数千年，即使是从中国较为成熟的甲骨文文字算起，至今不过三千多年，之前并没有任何文献可查。人类的文明信息被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只是一部分，而书籍能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存留下来的，又只是一小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文献的积聚和传承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浩劫。比如“焚书坑儒”，当时究竟焚毁了多少先秦典籍恐怕不好定说，但仅从曾侯乙编钟上的铭文内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时至今日，我们对于先秦乐律理论的了解也实属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其真实性还存在疑问。

（三）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类中个体，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都要受到当时所处社会的制约。历史上任何人的意志，被当政者所左右的状况在普遍的正史中是经常遇见的。我们可以看出，在撰写历史的文人中，既懂乐律理论，又有音乐实践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我们知道，所谓的正史所记载的音乐内容主要是服务于宫廷的，而关于广大社会下层音乐生活的内容不多。我们姑且想象假若这些史官“他们对音乐有可能一知半解，假充知乐的人居多”，在这些正史中，被这些文人记录下来的音乐文字，扭曲当时音乐本貌的情况就不难得知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从未断裂，即使改朝换代，宫廷音乐形态转型为民间音乐文化也能照常健康的发展，古代文人们通过到民间寻访前代散失的宫廷乐工，就会将断裂的音乐历史重续，杨荫浏先生对于智化寺“京音乐”的调查就是这种再续前弦的举动。以往过度关注王侯将相等贵族化的音乐、宫廷生活相关的内容以及上层政治纲领相符合的内容，从而忽略了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宗教音乐、民间俗乐、地方歌舞戏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史，对于原生态民歌为代表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正好可以弥补此方面的空白，展现地域文化色彩和地理特征相关的音乐风格，勾画出浓郁乡土气息的生活意境。

（四）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很关注事物与时间的关系，历史学更是倾向于时间分期，20世纪中叶起，“法国年鉴学派”给史学研究带来启示：发现了政治史以外的社会史与生活史；发现了历史学的“时间”特质，“长时段”概念被引入史学研究方法之中，时间是一种序列，它的绵延带来诸多变化。目前中国音乐史分期大致有三种：第一，政治史分期；第二，文化史分期；第三，文化地理分期。以音乐分期来讲，政治变迁无法一夜之间使音乐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突变之初，音乐大致仍会沿着以往的规律的惯性向前发展，然后再依据外部影响的大小而逐渐嬗变。从音乐文化的内部，找寻音乐发展变化规律进行分期，具有合理性。对于音乐史实的认定，西方音乐史更为侧重乐谱的音乐的艺术风格，而中国音乐史更侧重于文化要素。

四、对学科发展的憧憬与展望

当前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越来越细化，许多研究从总的音乐史研究领域中日益凸显，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如乐律学、音乐考古学、琴学、古谱学等。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这就要求学者既要加强史学文献研究，又要引入“新史学”（整体史、生活史、社会史等）的视角，力求展开丰富的音乐历史的各个层面。新史学的一个关注热点是“社会生活”，从社会史角度将社会不同现象纳入到音乐史学研究中来，如制度中的音乐、生活中的音乐、音乐如何建构生活、都市生活与市民音乐等等。这一方面在近年来也是成果显赫，比如“乐户”研究，从制度到乐制、乐户、乐籍等等音乐现象予以考察，力求展开丰富的音乐历史各层面。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今这个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考古史料的信息来源十分丰富，考古学史料与文献史料并驾齐驱，成为当前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发展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时至21世纪的今日，在全球一体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方面逐渐宽松的背景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断深化，以往尚未注意到的新课题不断涌现，尽管如此，文献史料仍然是当今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侧重点，随着考古手段的提高、考古进度的加快，大量全新的考古史料出现，从基础上动摇和改变了传统音乐史学的史料结构，从而确立起一个全新的文献史料和文物史料相辅相成的史料系统。在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家响亮倡导文化强国的新形势下，作为文化强国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热切期盼能有反映时代特征的、权威的“中国音乐通史”，这将是我们这些从事研究中国音乐史学学者的夙愿！

注释：

①郑祖襄：《 十年一回首——漫话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现状》，《音乐研究》， 2008年第6期。

②秦序：《半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刘再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J].中国音乐学，1999（4）.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范文第3篇

关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指出自然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理论原则一直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所尊奉。人们对什么是自然经济什么是商品经济似乎也没有深究。但中国战国以后商业较发达，各类市场较活跃，是明显的事实。这岂非与上述理论原则相左？新时期经济史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提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依其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试图对原来的理论原则进行修正，认为封建经济不一定都是自然经济。代表人是经君健。他把自然经济解释为使用价值的自给自足，并根据马克思对西欧中世纪庄园的论述，提出“自然经济平衡律”，即一个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是为自然经济的前提。中国地主制经济下无论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都存在使用价值形态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的多样性的矛盾，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须与外单位进行商品交换。他的结论是中国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实际上是把地主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的范畴。[1]

这与上述赵冈关于中国战国以后已有市场经济的观点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前者认为当时的商品经济尚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是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后者否认战国以后社会封建地主制的性质。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有人主张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变态封建制”说，认为战国西汉商品货币经济的突出发展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把各地区联结成一个整体，形成“国民经济体系”。这样看来，傅氏实际上把封建地主制经济看作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故有人认为从中可以看到商业资本主义说的影子。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

第二种，是对自然经济作比较宽泛的理解，承认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但可包容较多的商品经济成分。其中又有各种不同的侧重和表述。吴承明对“自然经济”作了“引申”，把农民家庭的自给性生产、为剥削者直接消费的生产、在地方小市场上的余缺调剂性的交换，广而言之，凡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交换，都包括在自然经济的范畴中。在此思路指导下，他算出前粮食商品率为10%上下，未脱离自然经济范畴。他又指出，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谈到历史上市场体制转变的时期，只有这个转变完成了，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中国十六世纪已有市场转变的端倪，但起伏跌宕，至民国尚未完成转变，或不能把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繁荣等同于市场经济。[2] 李根蟠指出自然经济有不同的历史类型，并非西欧庄园经济的单一模式。中国地主制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其中包含了商品生产的成分，流通已成为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但仍未控制整个流通过程，价值规律作用有限，商品生产仍以自给生产为基础和依托，仍受制于自然经济的原则和机制。这是自然经济中的一种类型，而不是意味着自然经济的解体[3] 。林甘泉认为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虽包含一些商品经济成分但对各类经济单位的分析表明，它在总体上仍属自然经济范畴。[4] 方行认为我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从总体看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5] 。信从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乏其人。持这类主张的学者，都认为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发展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前提，都重视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李埏把地主阶级和地主制的形成看作商品经济冲毁了古老村社制的结果他认为封建地主制时代商品经济经历了战国汉初和宋这两个高峰而?i?i高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6] 。

第三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属“伪商品经济”，自然经济其实很强固。这以秦晖为代表。在他看来，自然经济与其说是“自给自足”经济，勿宁说是不自由的“自然人”经济，就运行机制而言，则是“命令经济”。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实际上不受或很少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和调节，而只受或主要受人身依附关系中权力意志的支配与调节，这就是“伪商品经济”。总的说，我国封建社会决不是商品经济发达早于或兴盛于西欧，而是相反，自然经济、包括“命令经济”及披着商业外衣的变种比西欧中世纪典型时期顽固得多[7] 。

秦氏的观点未必能为学界所普遍接受，但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政治权力严重地干预以至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有所分析。例如郭正忠通过对唐宋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专卖对茶商资本的遏制的分析指出，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类似“市场经济”的某些因素只是在自由通商政策下出现，但这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而基于专制政体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不充分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全局的、本质的、绝对的。它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色，而使市场经济体系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8] 。

关于传统市场

与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不同认识相联系，人们对中国传统市场性质、特点和发展程度也有不同的估计。

吴承明考察了中国封建社会各级市场的基础和内涵，提出了自己的市场史理论。他指出，经典作家以分工为市场的前提，质之历史，却不尽然。如地方小市场，即?村集市，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属自然经济范畴的交换；城市市场是贵族地主以其剥削收入换取消费品，是农村农副产品流入城市的“单向贸易”；区域市场则可视为自然经济的延伸，真正有意义的是跨地区的长途贩运，但宋以前主要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的贸易，仍然不是基于社会分工之上的市场。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市场基础的分工，实际上是指“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有多大市场，只要没有专业户，即没有生产交换价值的分工，就不算本来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他又指出，总的来说是生产决定经济，但不能低估交换的作用，交换的积累也能引起分工和专业化，市场理论应建立在生产和交换这两极上。根据这一理论，吴承明指出中国明中叶以后长途贩运贸易才转以民生日用品为主，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地区生产分工基础上。但直到前，我国国内市场仍然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9] 。关于中国国内统一市场何时形成，学术界有西汉说、唐宋说、明清说等不同认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种市场直到近代尚未形成。论者多着重商品流通自身规模，而吴承明则从生产的社会分工和与此相联系的长途贩运的内容进行考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吴氏这一理论颇有影响，如包伟民即以这一理论分析宋代的粮食贸易和区域市场。方行在这基础上以明清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特征，指出传统市场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市场；封建社会发达的商品市场是一种以民生日用品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也有某种程度的发育；农业中的土地劳力等资源的配置并不取决于市场，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其作用大小视不同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异[10] 。

有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如经君健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场的交换归入自然经济范畴。他认为地方小市场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地主经济、佃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生存需要（解决小生产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矛盾）所产生的，个体小农在市场上以小商品生产者身份出现，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目的性以及购买者目的性均不能改变商品交换的性质。地方小市场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区域市场、区域间经济联系及城镇商业形成不可分割的体系，这是以自然经济为基本经济单位的西欧看不到的现象[11] 。

对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认识也有歧异。如农村集市，许多学者追溯到唐宋或南朝的“草市”，也有学者提出，战国时代已存在农村集市[12] 。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育程度，有的认为它虽有从地方小市场向初级市场转化的趋势，但基本上仍是在狭小范围内彼此独立的一种市场；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已经转化为初级市场，成为整个市场网络的一部分。还有的学者把以市镇贸易和墟集贸易为主体的农村市场划分为保障供给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和多功能全面发展市场等不同层次（类型）[13] 。

对宋以后特别是明清兴起的市镇，学者多强调它在促进城乡、工农业交流、乡村城市化和培育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赵冈则认为是人口快速增加、人地比例变化、人均占有粮食数和余粮率下降所导致的城市人口向农村靠拢的?果是城市化的非正常道路[14] 。

注释

[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3] 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封建地主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 林甘泉：《秦汉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 方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 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探索1988年第3期。

[7] 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8] 郭正忠：《从飞钱预购到纳榷请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 方行：《中国传统市场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2] 李根蟠：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三世界国家期。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范文第4篇

中国古代名书：

《山海经》、 《西游记》 、《三国演义》 、《水浒传》 、《红楼梦》、 《世说新语》 、《史记》 、《资治通鉴》、 《淮南子》、 《封神演义》、《儒林外史》、 《西厢记》、 《聊斋志异》、 《浮生六记》、 《论语》 、《墨子》 、《孙子》 、 《离骚》 、 《战国策》 、《诗经》 、《礼》 《易经》 、《春秋》 、 《左传》 。

《山海经》是中国志怪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它的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来源：文章屋网 ）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范文第5篇

师：如果你就是农夫的儿子，看到禾苗全枯死了，心里一定有许多想法，回去会怎么开导你爸爸呢？农夫看到禾苗都枯死了，会伤心地说什么呢？听了儿子的话后，又会怎么说呢？同桌想象一下，演一演，看谁最能让爸爸明白自己错在哪里。

（反馈表演：指名两生表演）

师：儿子看到禾苗全都枯死了，就急匆匆地赶回家去――

“儿子”：爸爸，爸爸，禾苗全都枯死啦。

“农夫”：不会吧，昨天还长高一大截呢。

“儿子”：真的呀，不信，我带你看看去。看，这是不是枯死的禾苗。

“农夫”：哎呀，真的死啦？怎么会死呀？

“儿子”：你把禾苗的根，它吸收不到营养就死啦。

“农夫”：那赶快在禾苗的叶子上浇点水，让它活过来呀。

“儿子”：那可不行呀。

“农夫”：怎么不行？浇点水它就不会枯啦。

（师见“儿子”愣住了，提醒：“快告诉爸爸，禾苗是靠什么吸收水分和营养的。”）

“儿子”：爸爸，我告诉你，禾苗是靠根吸收水分和营养的，现在根都死啦，再浇水也没有用啦。

“农夫”：那怎么办呢？

“儿子”：下回再种就不能拔苗啦。

师：听着儿子的话，看着眼前枯死的禾苗，想着自己拔禾苗拔得那么辛苦，农夫好伤心，好难过，他叹了一口气说――

“农夫”：哎呀，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呀！（众笑）拔苗是不能让禾苗长大的呀。以后种禾苗我可得吸取教训啦。

（生鼓掌）

师：是呀，禾苗的生长需要阳光、水分和养料，在土壤中慢慢长大，这是禾苗生长的规律。农夫急于求成，操之过急，所以坏了事儿。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办其他事情也一样，都急不得。现在这个农夫是懊悔不已呀，他发誓以后再也不拔苗了。到了第二年，农夫又种禾苗了。这回，他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可是你们知道吗，农夫种的禾苗最后又都死了。禾苗怎么会死的呢？请同学们小组合作编一个新的寓言故事。看谁的故事编得棒。（生合作编故事）

生：“第二年，农夫又种禾苗啦，他吸取了教训，不去拔苗。他想，儿子不是说过不能急吗，就让它慢慢长大吧。于是农夫不管不问，田里长了许多杂草，禾苗的叶子上都是虫子。最后，禾苗又死啦。”

师：真棒，你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生：不能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师：明白了，办事情不能太性急，但是也不能走向另一端，为了怕犯错误，就连正常的事情也不去做了。

中国古代的寓言源远流长，总是以比喻性的故事寄寓意味深长的道理。虽说是民间口头创作，但在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大放异彩。于是，教师对寓言高山仰止，教学也随之让学生觉得高深莫测。本应让学生在讲故事、演故事上花功夫，却在字词句段篇的训练上纠缠；本应让学生在感受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上花心思，却在直白枯燥的说教上纠结。于是，学生渐渐丧失了阅读寓言的兴趣。其实，儿童课堂应该“儿童化”，寓言教学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寓言当做故事来教。爱故事是孩子的天性，听故事，讲故事，如果还能表演故事，那他们更是乐不可支。寓言就是最好的剧本，学生是天才的演员，他们演绎的形象一定荒诞而充满童真童趣。那教师如何导演，祝老师给了我们示范：在“儿子”困惑时，给他点提示：“快告诉爸爸，禾苗是靠什么吸收水分和营养的。”在“农夫”独自后悔时，让他当众倾吐：“听着儿子的话，看着眼前枯死的禾苗，想着自己拔禾苗拔得那么辛苦，农夫好伤心，好难过，他叹了一口气说――”；当学生觉得已经结束时，又给了他们新的启示“到了第二年，农夫又种禾苗了。这回，他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可是你们知道吗，农夫种的禾苗最后又都死了。禾苗怎么会死呢？请同学们小组合作编一个新的寓言故事。看谁的故事编得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