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社会教育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社会教育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教育；古筝教育；发展

中图分类号：J63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208-01

伴随我国素质教育的推行及弘扬民族音乐工作的逐步深入，素质教育中音乐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古筝作为我国传统民族乐器，凭着自身优美动听的音乐特征而深得社会不同阶层的追捧，要想满足不同年龄阶层古筝爱好者的学习要求，务必要对社会教育中古筝教育开展优化创新。[1]

一、古筝社会教育对古筝发展的意义

毫无疑问，近年来大量涌现的古筝社会教育机构在推动古筝在当代传播、发展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据统计，我国现阶段古筝学习人数已达到数百万人次，而国内各类资质院校每年招收的古筝专业学生极为有限，因而大量古筝社会教育机构的涌现一方面对广大古筝爱好者学习古筝的愿望予以满足，另一方面也促进人们对古筝蕴含的丰厚传统文化形成了更深刻的认识，积极促进我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下的弘扬与传播。

二、社会教育中古筝教育存在的问题

教学方式不科学。在古筝实践教学中，教师占据主体地位，学生仅对知识技能进行被动接受，如此必将不利于学生相互共享进步。

基本功教学不受重视。在古筝实践教学中，教师单方面向学生教授各类古筝理论知识，反复训练学生的弹奏技巧，仅仅为了使学生尽快通过古筝考级。教师缺乏对学生古筝基本功的关注，导致一些学生在长期学习过程中出现坐姿不正确、弹奏指法不规范以及缺乏演奏情感等问题。

教学环境不完备。古筝考级日趋商业化，国内各地区古筝考级中心及相关各类古筝社会教育机构受此影响，将考级通过率、商业利润视为工作目标，导致当下古筝社会教育转变成一种单纯追求考试分数、功利目的，以及追求商业利润和经济目的相结合的社会活动。[2]

三、社会教育中古筝教育优化策略

（一）教学方式方面

应当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开展教学内容，明确不同年龄阶层学生的心理发展动态，引入分班制教学方式，一个级别、同年龄段的学生划分成一组；秉承因材施教原则，所布置的学习任务要具备针对性，采取不同的学习方法，避免教学课堂“一刀切”，同样要避免学生规行矩步，在古筝社会教育中要不断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创新。[3]

（二）教学方法方面

1.强化基本功培训教学。在古筝教学中，娴熟习得基本弹奏技巧极为关键。古筝教学内容中基本的五声音阶排列弦序，相对容易被初学者所接受。在对古筝基本指法展开教学的过程中，应当与常规乐曲练习相结合，经由指法练习促进手形固定，培养古筝弹奏者良好的习惯意识。

2.注重古筝表演技巧。在对古筝表演技巧开展教学过程中，第一步要引导学生对乐曲创作背景及乐曲呈现的思想感情予以明确认识，然后将它们切实应用至音乐表演实践中，完成对整首古筝作品的表演。无论对哪一首古筝作品而言，在进行准确弹奏的同时，还应当融入表演者自身对艺术、情感的理解，通过将娴熟的表演技巧与艺术情感融会贯通，真正意义上达成理性与感性的和谐统一。

（三）教学环境方面

1.构建舒适的教学环境。要想实现古筝社会教育的有序开展，应当尽可能构建一个舒适的教学环境，固定硬件设备尽可能配备齐全。

2.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让孩子接受艺术的陶冶，提升艺术修养。但家长们切忌对孩子进行机械式逼迫教学，应当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对孩子古筝学习情况进行密切了解，使他们愿意诉说自身在学习过程中所面临的挫折，并与家长一同解决，强化古筝社会教育的成效。

四、结语

总而言之，古筝学习一方面是培养少儿课余兴趣、强化艺术素质的选择，一方面是成人充实闲暇生活、提高个人艺术修养的方式。要想满足不同年龄阶层古筝爱好者的学习要求，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钻研、总结经验，清楚认识到古筝社会教育对古筝发展的意义，全面分析社会教育中古筝教育存在的问题，积极促进古筝社会教育有序开展。

参考文献：

[1]朱丹.关于古筝商业化社会教育的调查报告与思考[J].艺术科技，2013，26（5）：68-68.

[2]赵丽瑞.如何在社会音乐教育中提高古筝教学[J].戏剧之家，2014，（15）：162-163.

[3]沙里晶.古筝普及教育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兼谈开展非专业古筝师资培训的建议[J].音乐创作，2013，（8）：186-187.

社会教育范文第2篇

【关键词】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旅游社会教育；体系

国务院(国发〔2009〕42号)文提出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1]，这是我国首个获得国务院层面确定建设的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也是我国首个以城市为单位建设的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通过试验区建设把桂林打造成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胜地，建设成国家旅游业改革创新的先行区、世界一流的山水观光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城市、国际旅游会展及文化体育交流的重要平台，将促进桂林旅游业转型升级。负责桂林旅游调研课题多年的保继刚先生提出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需要三方面的支撑:政策突破、社区教育及管理智慧，“对社区居民进行旅游教育和培训,是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本着连续性、适应性、手段多样性的原则,在政策、资金、人力上积极扶持社区教育,构建社区居民的多层次教育体系。社区教育的大力扶持,能够使本地居民自觉保护旅游业赖以生存的高质量的生态环境,也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旅游服务和体验,并促进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2]教育是旅游发展永恒的主题，传统旅游教育偏重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作为旅游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旅游教育模式在桂林试验区的构建非常有启发意义。通过系列的社会旅游教育可以规范旅游者的旅游行为，引导旅游的审美，社区教育体系的建立，能够使本地居民自觉保护旅游业赖以生存的高质量的生态环境,也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旅游服务和体验,并促进社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而促进桂林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实现桂林品质旅游。

一、旅游社会教育的概念

1、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相对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而言的，“突出了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不同，是对两者的有意的弥补和补充。”［3］从广义上说，社会教育是一种大教育，社会生活中所有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都可看做社会教育。社会教育的水平可以衡量一个地区对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能反映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和精神风貌。

2、旅游社会教育

旅游社会教育的提法比较少，以往成果主要是关于旅游的社会教育功能的研究。有学者根据社会教育概念的延伸，将广义的旅游社会教育概括为“一种大的旅游教育观”，是社会生活中一切具有旅游教育意义的活动，包括正规旅游教育和非正规旅游教育；既有刻意的旅游教育影响，也有潜移默化的旅游教育影响。狭义的旅游社会教育则是补充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不足的，一切旅游机构以及旅游社会团体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的旅游教育。［4］旅游社会教育体系的构建对一个旅游地区有着重要的作用，对普及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旅游知识、旅游伦理意识，促进旅游环境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目前旅游社会教育在国内还没有形成体系，多数的旅游社会教育只停留在非计划的潜移默化的旅游教育功能上，借助桂林试验区的建设，构建桂林的旅游社会教育体系,不仅能促进桂林旅游的和谐发展，也能在国内旅游社会教育方面提出新的思路。

二、桂林旅游社会教育的主体与客体

主体与客体是从哲学概念引入旅游社会教育中的。教育的主体是指施教者，即教育者，在旅游社会教育活动中主体可以按照自身的尺度和标准去改造客体。因其目的明确、主观能动性强，在旅游社会教育中处于支配地位。教育的客体是指受教育者，即教育对象，在旅游社会教育中，客体具有满足主体需求、被教育主体支配的特点。

桂林旅游社会教育的主客体可以在旅游利益相关者中进行界定。世界伦理委员会将旅游中利益相关者归纳为：中央政府；与旅游事务相关的地方政府；旅游公司和企业以及他们的协会；为旅游项目提供资金的机构；旅游业员工、旅游业专业人员和旅游顾问；旅游行业工会；旅行者包括商务旅行者和游客；当地居民和旅游目的地东道社区代表；其他法人和自然人包括专注于旅游、直接设计旅游项目的非政府组织和旅游服务提供者。［5］其中主要的旅游社会教育主客体有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旅游开发商、旅游企业及员工、旅游目的地居民和社区、旅游者、旅游媒体、旅游学校。旅游社会教育客体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有社区和社区居民以及旅游者。高素质的社区和社区居民本身就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而旅游者的素质也能提升旅游地的品质。对社区和社区居民及旅游者的旅游社会教育是桂林成为我国旅游示范先行、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城市的重要保障。而桂林要成为新时期旅游城市的旗帜，对旅游企业、旅游企业员工的旅游社会教育也是必要的。目前旅游企业的诚信问题、导游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也应该通过社会教育的途径得到改善，促使桂林旅游资源和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对游客的教育、对城市居民的教育、对旅游企业的教育、对旅游从业人员的教育是旅游社会教育客体的主要部分。旅游社会教育的主要主体有社区旅游学校、旅游媒体、旅游景区、导游、旅游行业协会等。

由于社会教育的多层次性能，旅游社会教育的主体也可以是旅游社会教育的客体。旅游社会教育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系统，由于旅游活动中的相关利益个体关系的复杂，在不同的情形下教育主客体有可能互相转化，因而需要用层次来区分。就旅游者而言，当他作为旅游社会教育的客体时，学校、旅游企业、旅游从业人员、旅游媒体甚至其他旅游者都可以作为主体对其施教。同样旅游企业作为客体时，其他旅游企业也可以作为施教的主体。因而旅游社会教育常常显示主客体的融合。桂林的旅游社会教育要体现系统性，有必要理清旅游社会教育的主客体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三、桂林旅游社会教育的内容体系

桂林旅游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有：旅游规则教育、旅游伦理教育、旅游业知识普及教育、旅游文化教育、旅游审美教育、旅游职业教育。

1、旅游规则教育

“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的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遵循规则的动物。”［6］要维持社会制度最重要的就是规则的安排，规则是一个社会有效运转的基本要求。桂林旅游要达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就要通过一系列规则让人们懂得自己的分寸。因而，规则教育非常重要，“当一个社会的规范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已成为第二天性时，它们才能最有效地发挥作用。”［7］其中提到的“第二天性”就是习惯，因而规则的教育的主要目是让社会成员通过行为标准形成良好的规则习惯，如在城市、景区里不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自觉维护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的完整。

2、旅游伦理教育

旅游伦理是“人们在旅游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总和。”［8］讨论的是人们用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去指导、规范旅游个体和旅游群体的旅游行为。［9］旅游伦理调节旅游活动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旅游伦理教育是旅游社会教育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旅游环境保护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旅游伦理教育包括旅游生态伦理教育、旅游经济伦理教育、旅游交往伦理教育、旅游职业伦理教育。

旅游生态伦理教育是桂林社会旅游教育的重要部分，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要建成全国生态文明城市，在坚持生态立市、环境优先，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基础上，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发展道路。在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企业经营中要克服挥霍旅游资源、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对城市居民和旅游者而言，在旅游实践活动中要自觉自律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保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经济伦理教育主要调节的是桂林旅游中的经济利益冲突的重要形式。旅游是一种与当地社会经济各个方面都有联系的经济活动，涉及到各方面经济利益的矛盾运动。可能出现如旅游企业的信用危机、旅行社低价竞争、导游人员的职业道德危机等问题。要实现桂林旅游发展和旅游从业人员的良性发展，整个社会必须以旅游经济伦理进行调节。旅游经济伦理教育要处理好旅游经济效益和社会教育的关系，通过社会教育建立良性旅游市场经济秩序、倡导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诚信经营、利义合一。

旅游交往伦理教育调节旅游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桂林旅游社会教育要解决好一个的重要问题是本地居民与旅游者之间，桂林旅游从业人员与旅游者之间的关系，是旅游交往过程中的道德关系。通过旅游交往伦理教育最主要的作用是要达到在跨文化旅游交际的过程中旅游地居民与旅游者互相的文化认同和理解，促使各文化的“和而不同”，保持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促进桂林文化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职业伦理教育主要针对旅游企业和旅游从业人员进行的旅游职业道德教育。随着旅游的普及，旅游行业的职业道德已经越来越被社会重视。如作为旅游最前线的导游人员公众形象差，以回扣为主体的导游薪金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在桂林逐渐形成，在行业内部获得了默认，它一定意义上是各方面利益达成均衡的默契体制，但也给导游职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伤害。试验区要成为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风向标”，核心应是旅游服务，导游服务是旅游业的代表业务，是桂林旅游的门面和旗帜，导游人员是桂林旅游的民间大使、服务窗口，导游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最为重要。旅游职业伦理教育要探讨桂林旅游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的合理途径。

3、旅游业知识教育

在旅游各利益相关者中，政府相关部门、旅游投资者、旅游企业及其员工的旅游业知识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相对于社区、社区居民和旅游者而言，他们更有理由和可能接触到最前沿的旅游业知识。因而其掌握的旅游业知识必须是专业的，深入的。对社区居民和旅游者的旅游业知识教育在社会教育中也比较重要，因为社区居民是旅游目的地的主人，是社区旅游发展的最终受益人，拥有对社区旅游的使用权和优先受益权，社区居民也是旅游资源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旅游业中主要的人力资源。［10］由于社区居民不一定受到过旅游业的专业教育，所以应该通过旅游社会教育来补充其旅游业知识的缺乏。旅游者也能通过旅游知识的教育获取更多的旅游经验。

桂林是一个旅游城市，由于旅游政策、旅游现状与居民的生活和利益密切相关，桂林市居民基本上都关注最新旅游行业概况、旅游业知识，特别是关注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设。桂林旅游社会教育要提供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最新动态的宣传。

4、旅游文化与审美教育

旅游文化教育主要是引导政府、旅游企业、旅游投资者、旅游从业人员、城市居民对本土文化有系统的了解和学习，激起城市居民的文化自觉意识，更好地将旅游文化传达给旅游者。旅游美育本来就是全民性的、广义的教育。旅游审美教育对净化桂林旅游社会风气具有积极的意义，也对培养旅游从业人员（如导游员），提高中国旅游业服务水平，从而增强国际旅游竞争力，增加旅游创汇有积极意义。旅游美育对提高全民族素质具有巨大功能。桂林山水美学有无限的意味，旅游审美教育旨在引导旅游利益相关者对现实世界（自然的；社会的）和艺术世界的美的感知、鉴赏、创造，陶冶人格修养，丰富生活趣味，促进身心健康，升华道德情操。作为社会教育的旅游审美可以通过旅游活动也可以通过旅游媒体和社区学校教育提高旅游主客体的美学修养。

5、旅游职业教育

旅游职业教育主要针对与桂林城市居民。桂林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思路是将整个桂林城作为一个景区来营建，在满足城市居民休闲游乐需求同时满足旅游者的游览休憩需求的。城市居民是桂林大景区主要的人力资源。旅游职业教育对桂林市民而言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可以扩大就业渠道，一方面可以加强城市社区居民的旅游服务能力和旅游开发能力。

四、桂林旅游社会教育的教育途径

旅游社会教育主要是一种大众化教育，必须要结合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充分利用桂林现有的各类旅游教育资源，建立起有效的教育途径。

第一，利用桂林二十多年的旅游教育办学经验和教学资源，加强桂林旅游院校服务城市社区的意识。高等教育机关向社区开放，深入桂林社区，举办旅游院校校外公开讲座，强调旅游知识的普及和更新。

第二，成立桂林旅游社会教育委员会，政府倡导、各旅游企业组成专职工作人员，利用旅游业的退休人员，发挥桂林旅游学会的作用，定期组织旅游调查活动、开座谈会、组织旅游公益活动，有计划地丰富桂林市民讲座。

第三，利用各类旅游媒体进行旅游社会教育，活用博物馆、图书馆和旅游景区等社会教育活动中心。如建立自然、历史、艺术，园艺各类博物馆，免费向游人开放。利用图书馆向市民教学桂林文化艺术、桂林旅游知识，普及旅游教育，利用网络、杂志、电视、广播等媒体进行旅游社会教育知识的传播，潜移默化地提升市民与游客整体素质。

第四，鼓励民间自发的旅游环境保护组织，加强桂林旅游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的保护。

五、小结

桂林旅游社会教育体系如下表所示：

桂林要成为高品质的旅游城市离不开旅游社会教育，但旅游社会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旅游教育体系的构建体现桂林旅游社会教育的计划性和目的性，也是旅游社会教育的最初的探讨。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若干意见》（国发2009）42号

〔2〕保继刚.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有三要求〔N〕.桂林日报2009-12-25：4

〔3〕顾名远，梁忠义.世界教育大系――社会教育分卷〔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

〔4〕刘沧，常茜.中外旅游社会教育的比较分析与启示〔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11）：53-54

〔5〕WorldCommitteeonTourismEthicsProceduresforconsultat.ion and conciliation for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concemingthe Code of Ethics for Tourism.2004,10,7

〔6〕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35

〔7〕R.赫斯利普.美国人的道德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7

〔8〕李健.关于旅游伦理的思考〔N〕.光明日报.2000-04-13：1

社会教育范文第3篇

一、社会教育资源的内涵

社会教育资源指可以用于教育活动的一切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总和，它主要包括设施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文献资源和组织资源五方面资源类型。从宏观上，社会教育资源可分为三个方面:(1)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源，包括自然、社会、自我等可供研究的内容;(2)作为指导力量的资源，包括学生家长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3)作为支持研究过程的信息资源和物质条件资源。社会教育资源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相比学校和家庭教育资源，它在教育资源种类方面具有多样性特征，在不同地域和环境中具有差异性特征，在教育方式方面具有生活性和随意性特征。优质的社会教育资源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它受社会转型、价值取向与教育思潮的影响而不断演化，随着时代变化和教育目标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标准的要求和看法也是变化与发展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优质的社会教育资源的基本要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满足各学科知识和文化多元化的需求。社会教育资源要提供教学所需的学术和文化信息，只有在教育资源中渗透人文教育才能实施完整的育人功能，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在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第二，承载学生有意义学习和能力发展的责任。社会创意教育资源应为学生掌握知识和提高综合素质提供条件。社会教育资源要致力于形成一个非基于传统教学模式特定空间限制的、可满足个体学习需求的、具有以责任为导向的学习资源支持的教育资源平台;第三，丰富教师专业教学和自身发展的内涵。社会创意教育资源应为教师提升教学水平和自我完善提供支持，使教师教学、科研与学生培养形成良性的链接与互动，达到教师职业的理想境界;第四，创建具有全新教育理念和社会教育需求的环境。社会创意教育资源除了为学校教育和专门教育机构提供教育服务之外，还应具有贯彻全新教育理念、向全社会提供教育信息资源的功能，如学习社会化需求、终身学习理念、自主学习方式、继续教育机制等，构架符合信息社会学习发展需求的教育资源体系，形成符合信息社会发展的资源氛围和空间。［1］社会教育资源是一种资源形态、一种资源角度，亦是一种资源境界。优质的社会教育资源是教育资源建设的目标，它是人们基于当前的资源优化程度或状态，对未来教育资源发展的一种展望与追求，也是人们扎根于现实的努力并试图超越提高的一次尝试，是基于现实基础而建构的一种崭新的资源形态，虽然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达到，但绝对是可望又可求的。

二、新媒体环境下教育资源建设的基本观念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日益提高，以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为基础媒介的新媒体环境逐渐形成。新媒体环境是一个相对的、不断延展的概念，以数字化、网络化、互动化融合化为基本特征，以内容共享、渠道汇流、媒体融合为发展趋势，具有丰富强大的功能并对位于其中的资源产生较大的影响。明确社会教育资源存在的信息环境、媒体景观的关键所在，是寻求资源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是搭建教育资源平台的基础条件。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教育资源建设应充分考虑信息资源和媒体环境格局的变化，审视其对教育资源的影响，综合各方面因素得出社会教育资源建设的基本观念。

(一)教育资源质量的标准

社会教育资源质量取向既要彰显资源的教学服务功能，还需提升质量标准，从而保证优质教育的实施和社会对学生成长的期望。这要求社会教育资源建设以全新的教育质量观为指导，以质量为核心，注重内涵发展，强调提高教育资源的整体水平。而且，社会教育资源建设不能局限于教育资源的信息结构、类型和内容，还要涉及资源的组织、管理以及人文内涵和情境。另外，社会教育资源还要注重与学生认知心理相适应，强调自主学习设计，运用协作学习方式，形成有利于信息交互、情绪感召的教育资源空间。

(二)教育资源整合的取向

社会创意教育资源整合取向是使分散、分化的资源系统中各个要素及其各成分形成有机联系并成为和谐整体的过程，是实现资源优化的内在动力。面对信息媒体的格局变化，媒体资源的数字化转型必然要求对信息资源进行重组。资源整合是资源优化和内涵式发展的有力措施，是提高资源效益和价值的最佳途径。为此，社会教育资源的建设要针对目前教育资源的实际，淡化资源的界限和区别，防止彼此孤立、相互重复或脱节的隔离状态，各类资源之间要形成有机联系和有机结构。

(三)教育资源共享的取向

社会创意教育资源共享是在新媒体信息环境下，人们随时随地、任意有效地使用、共享和管理教育资源，是实现教育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教育资源共享无疑可以使分散的教育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将不同媒体资源进行整合，解决分散资源建设方式造成的整体资源布局不合理、重复建设、条块分割等一系列问题，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提升资源价值，促进资源合理配置，达成教育公平。

(四)教育资源服务的要求

教育资源建设应树立为教学活动和学习活动提供信息支持和服务的观念，使教育资源平等、透明地面对使用者，以适应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社会教育资源建设尤其应当以服务为价值取向，要从理念、制度、内容和方法上进行根本性转变，创设良好的教育资源条件、氛围与环境，搭建创新型教育资源平台。另外，社会教育教学应为学习者提供舒适的学习情境，畅通、亲和的信息资源检索、交互界面，有效的信息导航、信息量控制，满足各种教学/学习方式的知识信息服务。［2］

三、社会教育资源建设的关键问题

(一)社会教育资源的整合

1．有的放矢，主线突出社会教育资源建设的一条主线是数字化、网络化、交互性、多媒体概念的。由于数字技术的应用，要将以往的模拟资源形态转向数字资源形态，建立数字化教育资源系统，使广播、电视、图像、音视频、文本数据等信息统一成“0”和“1”比特流的数字化表达。这样的信息形态无本质区别，系统通融性强。信息传播系统和处理平台是网络化的、多媒体态的，使原来泾渭分明的系统结构和划分变得模糊、无区别，形成信息资源系统之间的融合，由此整合出的系统是高效的，其教育资源信息实现了全覆盖，满足了各类社会人群及各种教学模式的需求。由此构建的教育资源系统和平台具有开放、兼容、多能、灵活的特征，在教学应用中表现游刃有余，充分体现出教育资源的教学应用价值。2．软硬兼施，相得益彰社会教育资源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是硬件、软件环境。硬件是指教育资源系统中所有物理化的、实体化的资源结构，软件则是指教育资源系统中所有信息、数据、指令等虚拟化资源结构。社会教育资源建设必须改变面子工程的思维，大力开展视频公开课程建设，推动应用指导与技术服务产业化相结合、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及区域性教育资源整合等。在新媒体环境下考虑整合问题，首先要针对已有教育资源的硬件系统和软件材料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弄清硬件系统的结构、功能是否符合数字化教育资源建设的标准和要求，存在什么问题，若有问题是否可通过改造、升级等途径解决，从而构建优良的系统。优良的系统必将呈现最佳的性能，能承载符合教学需求的教育资源责任。3．错落有致，照应有序社会教育资源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内容组织和资源结构的整合。教育资源的来源渠道广、分布面大、媒体格式或平台多样、资源质量不一，存在内容混乱、不成体系、无序化等问题。教育资源建设可按照学习目标、教学模式、学科内容、学习方式、教学对象、教学环境、教学类别、知识体系、技能培养等进行分类。按照学科特点和内容表达的适宜性组织媒体教学内容，按照不同教学模式和教学规律设计媒体教学内容，按照教学内容的特点选择媒体资源的表现方式，按照媒体资源平台安排媒体内容结构。对逻辑性差、内容质量低、层次不清的教育资源内容予以去除，使教育资源的内容组织、体系结构、等级层次错落有致、照应有序、逻辑分明、层级递进，具有最佳的体系结构。

(二)社会教育资源的共享

社会教育范文第4篇

关键词：日本社会教育;概念;研究

中图分类号：G53/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5）03-0046-11

DOI： 10.14156/ki.rbwtyj.2015.03.006

日本的社会教育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而且日本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仍在实行社会教育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之一[1]33。在日本，社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形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且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在社会教育理论研究方面，日本进行了较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在此主要对日本社会教育的概念进行探讨。

一、日本“社会教育”一词的由来

在日本，社会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奈良、平安时代。尤其在中世纪室町时代，社会教育极为盛行，如当时上杉宪实设立的足利学校[2]。这些早期的社会教育活动通常被称为社会教化或通俗教育，一定意义上说是松散的、无计划的、无严密组织的。到明治以后，由于资本原始积累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和劳动问题，为了启迪民众、改良社会，明治初日本开始设置图书馆、博物馆等社会教育设施，由此作为学校教育之并列概念的“社会教育”真正应运而生[3]。

“社会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德国学者狄斯特威格的《德国教师陶冶的引路者》（1835年）一书中[4]。明治时期是日本文化大输入时代，当时出现的许多教育用语几乎都是舶来品。据此，有研究者认为日本的社会教育也是舶来品，且源自德国。但德国并没有把有关社会教育的活动统称为“社会教育”，而是称为“民众教育”“公众教育”“大众教育”等。因此，日本学界多数学者认为“社会教育”一词是日本土生土长的“自造词”或“国产货”。如春山作树认为“我国教育方面的用语几乎都是源自外文翻译，唯独‘社会教育’并非如此。当然，在欧美各国也拥有各种各样可包含在社会教育中的事业，但并没有像社会教育这样能综合概括这些事业的用语” [5]10;吉田熊次认为“日本以‘社会教育’为名，着手组织化的运动确实早于欧美” [6]。据此笔者认为社会教育是日本所特有的，但不可否认日本的社会教育也受到欧美尤其德国社会教育的影响。

在日本，“社会教育”一词产生于明治初期。如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1875年）等文章中力主要在开办学校普及初等教育的同时，通过演说、讨论、出版等形式开展对成人、青年的教育，并称这种活动为“人间社会教育”[7]。他所提倡的贫民教化论是日本社会教育的理论先驱。可以说，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社会教育史上最受瞩目的人物”，是日本提及社会教育的第一人。之后，国生寿指出社会教育曾在1882年12月15日发行的《七一短讯》中作为演讲题目而出现;高桥义雄的《教育论》（1883年）、金井延的《当今的社会问题》（1891年）等文章中都曾使用过“社会教育”一词;樱井贡在《处世乃能忍二字》（1891年）一书中也曾把“社会教育”作为其副标题[5]10-12。通常，日本教育学界以山名次郎的《社会教育论》（1892年）和佐藤善治郎的《最近社会教育法》（1899年）两书为标志，把明治20年代后半期至30年代前半期看作是日本“社会教育”用语及其观念产生的时期[8]。其中，山名次郎的《社会教育论》是日本教育史上第一本有关社会教育的单行本。关于“社会教育”一词的使用，或许今后还会有更早的发现，但可以确认“社会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明治初期，在明治中期以后开始广泛使用。

从明治时期到大正中期，“社会教育”一词断断续续地为人们使用着，也曾一度被搁置。到大正13年（1924年），普通学务局第四课升格为“社会教育课”，标志着“社会教育”一词重新作为正式用语恢复使用。至此社会教育便一直延用至今。

二、日本社会教育的多元界定

明治维新至今，随着日本二战前后国家性质的巨变、教育政策的转变、教育改革的推进，社会教育理念、政策法规以及实践的不断完善，日本研究者对社会教育进行了纷繁复杂的概念界定。根据日本社会教育产生以来的不同发展阶段，初步从教化型、民主型以及终身型等三方面来探讨不同时期日本社会教育概念的多元界定。

（一）教化型社会教育

二战前，日本的社会教育受到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政策的支配，为天皇专制统治国民思想、开展国民教化活动充当了特别的角色，形成了“官府主导的、上意下达的”[9]的教化型社会教育。因此，研究者多从“工具论”角度突出社会教育协助政府教化民众的目的功能性涵义。社会教育是“教育人使其具有很强烈的社会性，加深个体的社会意识，养成为社会服务的思想、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和社会亲和的感情等”[10]8-9;社会教育是“国家公共团体或私人以民众资质的提高为直接目的而实施的教育”[11];社会教育是“以各种机关施设，供社会的多数人利用其余暇，来扩充其物质文化需求的教育”[12]。这些观点实际上是从社会教育的目的、功能及意义等方面来进行界定的，即把社会教育理解为是国家、公共团体或私人为了改良社会、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智能，而设置各种各样的教育训练机构，提供给国民自由利用学习的教育，突出了战前社会教育的教化主体主义的特点。

此外，有从广义、狭义对社会教育进行界定的广泛教育说。广义的社会教育“是指个体获得适应成为社会成员所需的素质和能力的教化工作”[13]1-5;社会教育指“不论它是什么，只要其结果上是有利于社会的改善和发展，对社会成员产生教育效果的活动，都可以包括在其中”[14]。但此种界定有把社会教育泛化为教育之嫌。还有从法律层面对社会教育概念进行的规定。1929年，日本帝国教育会召集全国教育大会的社会教育学部，议决社会教育概念为：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外一般教育作用的总称，以备有多样的教养训练的设施与机关，使一般民众自由选择利用为本旨。这是二战前较早对社会教育进行界定的法律法规。

（二）民主型社会教育

二战后，日本经过教育改革的洗礼，否定了战前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清除了“忠孝”“天皇”的思想，提倡民主主义的教育理念，基于《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宗旨，陆续制定颁布了《社会教育法》（1949年）、《图书馆法》（1950年）、《博物馆法》（1951年）、《青年学级振兴法》（1953年）、《体育运动振兴法》（1961年）等社会教育相关法律，社会教育确立了法制化体系，并呈现出新的理念和动向，广大国民成为社会教育的主体，从战前官制、教化、动员为主的团体主义社会教育转变为设施中心的民主型社会教育。因此，战后社会教育的概念界定中，批判摒弃了战前社会教育的功能性社会教化涵义，把社会教育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多突出社会教育的设施性、教养性内涵，并在法律层面对社会教育进行了界定;同时也有承继战前的广泛教育说，以及从历史视角进行界定的历史范畴说。

第一、组织机构说。战后日本大力兴建公民馆、图书馆、博物馆等社会教育设施，社会教育的设施中心主义凸显，许多研究者从组织机构出发来界定社会教育。从组织团体来说，社会教育就是“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开展的公共教育的一环或官办教育活动”[15];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以外的领域，是独立于国家与政府之外的由团体、协会等开展的教育活动” [5]13。从实施机构或场所来说，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以外的有意图、有组织的教育”[16];社会教育是“在纳入正轨国民教育体系的学校之外的场所中所进行的有组织、有意图的教育的总称”[17]。这种界定从社会教育的主体和外在手段、方法入手，把关注点放在社会教育的组织团体、实施主体，如政府或民间团体等方面，或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教育的实施场所、机构等方面，既把社会教育作为一种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相独立的教育活动，又把社会教育作为一种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形式，使社会教育的轮廓鲜活起来，有利于战后社会教育活动的实际开展。但组织机构说一味从社会教育的进行界定，实际上只是对社会教育外延的限定，缺少对社会教育本质内涵的实质性把握。

第二、法规界定说。战后日本逐步确立了新的社会教育体制，即社会教育法体制，因此，从法规层面对社会教育进行界定，对于深入理解日本社会教育的概念是不可缺少的。《教育基本法》第7条从实施场所出发把社会教育规定为：“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必须鼓励家庭教育以及工作场所和其他社会场合中所进行的教育;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须通过设立图书馆、博物馆、公民馆等设施，利用学校设施及其他适当的方法努力实现教育目的”。对此，小川利夫认为“日本的社会教育战后才作为‘受教育的权利’的重要一环取得了其法定性格”[18]261-262。其意义在于把社会教育作为与学校教育相并列的一种教育，赋予社会教育一定的社会地位。1949年，《社会教育法》第2条从内容、范围及对象等方面出发把社会教育定义为：“所谓的社会教育不包括以学校教育法为基础作为学校教育课程所进行的教育活动，主要是对青少年和成人进行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包括体育和文娱活动）。”该法采用定义排除法，把社会教育作为行政对象进行了界定。虽明确了社会教育的范围，但对社会教育内涵的理解仍有不明之处，且不免有繁冗说明之嫌。《文部省设置法》第2条第7项从社会教育的对象、内容及场所等方面出发把社会教育定义为：“社会教育是指公民教育、青少年教育、妇女教育、职工教育等面向社会一般成员的教育，为提高生活而进行的职业教育、科学教育、运动竞赛、文化娱乐，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公民馆等设施所开展的活动。”该界定以规定行政机关内部组织与掌管的活动为立场，虽把社会教育具体化、简单化，但逐一列举各种活动可能会使概念片面化，概括性不够。此外，《地方教育行政法》中对社会教育的规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这些法律法规从社会教育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及场所等角度对社会教育进行了不同的界定，在一定意义上表明社会教育的本质是“国民的自我教育”，国家对“国民的自我教育活动应予以奖励”，明确了社会教育行政机构的范围与权限，取得了很大的行政效果。进入新世纪，《教育基本法》《社会教育法》等均进行了多次修改，由此社会教育在法律层面界定的关注点有所改变。社会教育概念中对家庭教育的重视使得把育儿、教育等危机的复合性构造性特征精简化为家庭问题[19]。有研究者针对《教育基本法》《社会教育法》的修改，认为有必要创造有别于法律规定的社会教育概念[20]。以法律形式对社会教育进行界定，虽然可以促使社会教育的法制化、规范化，但同时也存在对社会教育内涵理解不足的问题。

第三、历史范畴说。宫原诚一于1950年在《社会教育的本质和问题》一文中认为，近代社会教育的基本前提是义务教育制度和学校教育经验的普及化，他从历史角度通过区分社会教育与近代学校制度的关系，把社会教育界定为：作为学校教育补充的社会教育（如有组织的校外青少年指导活动）、作为学校教育扩张的社会教育（如学校开放、大学开放）以及作为学校教育以外教育要求的社会教育（如职业教育、文化活动、妇女运动以及自我教育等），并把社会教育的“补充”“扩张”“以外”三个职能看作是“历史的发展形态”……[21]。这种观点把社会教育作为历史性范畴来把握，在日本颇具影响力。也有研究者冲破学校教育为中心的理念，提出社会教育具有三种职能，即对学校教育的补充职能、扩张职能以及超越职能（后改为“调整教育之不适应性的职能”），并应特别扩大超越职能[22]。简言之，这种观点把社会教育理解为是学校教育的补充、扩张和学校教育以外的教育要求。

社会教育范文第5篇

1.深圳青少年社会教育法制建设欠缺尽管国家已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但因法条内容宽泛、执法主体多元而效果倍受影响。深圳目前仍没有出台专门针对青少年社会教育的政策和法规，使得青少年社会教育在体制上存在着法律地位不明、责任主体模糊、上下关系脱节、多头管理等问题。青少年社会教育处在一种各自为阵和无序的状态，难以形成青少年社会教育的主线和长效机制。

2.深圳青少年社会教育管理体制有待完善深圳现有的社会教育资源种类繁杂，造成资源浪费和拥堵，形成社会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局面。同时，青少年社会教育机构与设施参差不齐，原特区内外发展不平衡，且隶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容易造成资源整合的困难和使用的浪费，对社会教育的统一性管理造成困难。如一些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属于市教育局管理，需受教育局和工商行政部门共同管理；一些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属于总工会或市文物保护管理处管理，其管理方式也不同；还有一些特殊的社会教育机构分属各相关行政单位。这使得深圳市青少年社会教育发展缺乏统筹，政出多头。

3.社会教育平台和资源与青少年现实需求不完全匹配深圳青少年社会教育的各类平台和载体，包括社会教育基础设施、社会教育组织、活动载体等，都有很大改善，但其资源有效整合较欠缺。现有的社会教育资源主要涉及技能培训类项目，如文化、艺术、教育、科技、义工等领域，但心理支持、素质教育、思想教育、行为矫正领域很少，几乎没有涉及偏差和不良行为矫正、人格成长和抗逆力等方面的社会教育资源。普遍现象是非技能培训类的服务项目，往往收费较为昂贵，而这正是青少年成长必需且急需的服务。

4.深圳青少年社会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有待完善在深圳市青少年社会教育支持系统中，能够支持并正确引导青少年接受社会教育的组织和机构较少，这将导致青少年在面对繁杂的社会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现状时易茫然无助，且受到社会不良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圳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模式未彻底从“应试教育”中转变过来，青少年社会教育多成为学校教育的延伸。从理想状态看，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学校教育偏重理论，家庭教育偏重伦理，社会教育应偏重实操。这不仅有助于青少年知识技能的获得，更有利于促进青少年人格的社会化进程。

5.深圳青少年社会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有待提高目前，深圳市青少年社会教育的主要落脚在爱国主义教育、科普等内容上，未有明确针对不同年龄青少年的问题提供的对应服务。一些社会教育虽名为社会教育而实为另一种形式的学校教育，其提供的教育内容依旧是学校课堂教育的补充。大多数青少年对“图书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音乐厅”等开展的社会教育项目满意度较低。

6.深圳市社会教育的总体满意度有待提升深圳青少年对社会教育的总体满意度并不高，认为当前社会教育存在内容不够丰富、实践性不强；形式不够灵活、缺乏趣味性；可参与性差、持续性较弱；提供社会教育的主体不多，收费较贵等问题。社会教育在青少年人格塑造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的方面仍需加强，其享受教育的主体选择性和满意性都有待提升。

7.深圳青少年社会教育品牌有待塑造经过十余年打造，深圳“读书月活动”、“志愿服务”、“市民文化大讲堂”、“社工服务”等项目已初显生命力，但其品牌效益和认可度却有待加强。在社会教育品牌的打造过程中，针对青少年的特殊需要开展的相关主题活动较少，更未形成可持续的品牌。

8.青少年社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尚不健全深圳市每年投入的财政经费预算不足，导致各社会教育运营单位或机构无法单纯依靠财政投入维持。如深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年均服务约3万人，年财政投入约120万，年运营成本达2300万；罗湖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年均服务约3万人，年财政投入约230万，年运营成本达980万。又如深圳团市委下属的15家社会教育机构或基地的运营情况看，多数机构或基地运营成本大大高出财政拨款，而维持运营的方式主要是利用自身培训收费以及其他收入补充。另外，除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外，社会教育还面临经费投入的力度不强和拨付进度迟缓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大部分的青少年社会教育机构和场馆处于求生存状态，难以开展真正专业化和有针对性的社会教育服务内容。

二、深圳市青少年社会教育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1.加强对青少年社会教育的法制建设深圳市政府应在在社会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在立法、理念的导入、政策的制定以及实践活动的推动上给予充分重视和支持。建议人大将青少年社会教育纳入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深圳市青少年社会教育条例》及其有关实施细则。

2.对青少年社会教育实行统一归口管理目前我市青少年社会教育机构管理部门各自为政，缺乏主管统筹机构，呈现多头管理、机制紊乱的现象，导致青少年社会教育无法协调统筹和区域发展不均衡等不利局面。针对此，政府应权衡利弊、加以整治和调整，将青少年社会教育的行政管理权统一归口到教育行政部门，由市编制部门核准编制，在市教育局设立“社会教育管理处”，在各区教育局设立“社会教育管理科”。同时，成立“深圳市青少年社会教育协会”，配合政府规范行业行为，推动青少年社会教育事业的全面和健康发展。

3.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消除青少年社会教育体制障碍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应逐渐改变应试教育下“一考定终身”的升学体制，推进“文化成绩＋实践成绩＋综合面试”相结合的分类入学考试制度，建立从职业道德水平、理论修养、教学业务水平及学生和家长评价为主要标准的教育评价系统，让青少年从茫茫的书海、题海中走出来，自由的参与社会教育活动，使其成为全面发展的健康人而不是书呆子型的单面人。

4.加强宣传攻势增加群众认识和认同青少年社会教育工作专门管理机构应大力宣扬社会教育，采用多渠道、多方式进行宣传。一是要通过宣传，肯定社会教育在提高青少年德商和综合素质中的突出作用；二是通过宣传，强调社会教育目标是培养公民具备人格健全、身心健康、社会适应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等特质；三是通过宣传，引导社会形成积极的社会教育理念，防止社会教育功利化倾向的蔓延。

5.建立青少年社会教育评估机制建立青少年社会教育评估机制，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或行业协会对青少年社会教育机构开展的内容和提供的服务进行有效考核和科学评估。目的在于及时获取有关反馈信息，对青少年社会教育的实施进行监督和管理，及时反映教育成果及成效，促进青少年社会教育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6.整合社会资源进行青少年社会教育青少年社会教育离不开社会，在全社会树立一种“大教育观”，社会资源都有教育青少年的义务和责任。在英国，如果有中小学生逃学，在镇上的居民都有义务带回学校。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机构和部门都有专门的“开放日”，为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参观体验的机会。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做法和经验，一是改变家庭教育观念，多让青少年参加社会化教育学习及有关活动；二是改变现行学校教育观念和培养目标，增加人格、公民实践、道德素质、人际交往、自我认识等非智力因素方面的教育内容；三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增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所有社会组织在青少年社会教育方面的责任感，杜绝“无人管”地带的存在和“无人管”青少年现象的发生。

7.充分重视青少年教育理论研究，加强人才培养深圳市青少年社会教育还处于发展阶段，教育水平有待提高。国内尚未形成青少年社会教育的独立学科，理论研究较弱，人才队伍较缺乏。针对此薄弱环节，建议成立“深圳市青少年社会教育发展研究会”等组织，设立青少年社会教育学科，加大青少年社会教育管理人员、教育工作者等人才的培养力度，为青少年社会教育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8.促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促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间逐渐实现无缝对接以及成长教育、健康教育、心理教育、知识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密切配合、相互协调。建议由团市委牵头，成立“青少年社会教育联盟”等组织,吸收家长、老师、学生和社会教育机构成员参加，协调三个教育体系之间的关系。学校应把心理健康教育、人际交往教育、青少年婚恋观教育、成长与成功教育等内容纳入学校的教学范围，规定具体的课时，做到教学有内容、学习有教材、质量有保证，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家庭应充分重视青少年社会教育重要性，拓展校外、家外的社会教育机会，让青少年多参与各种有益的社会化教育活动。

9.建立多元化的青少年社会教育实施主体及平台打造多元化的青少年社会教育实施平台，一是加大对青少年社会教育的经费投入，建立社区“青少年社会教育服务中心”。将青少年社会教育定位为公益事业，具有社会福利性和教育性的特点，其经费来源应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和少量经营性收入。在每个社区设立一个“青少年社会教育服务中心”，结合专业社工机构开办青少年社会教育特色服务项目，探索建立青少年社区型教育体系和教育基地。如建立青少年心理健康咨询室，开设心理咨询热线电话、心理咨询信箱，吸纳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心理工作者担任志愿者，组织开展各类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有益活动；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一个汲取健康养分、排遣不良情绪、纠正失常心理、培养积极人生观的活动场所，引导青少年建立和形成健康与健全的心理和人格。二是合理利用网络、电视、传统书刊和纸质媒介资源资源，创办关于青少年社会教育的专门网络、电视频道以及专门书刊，提高传媒参与青少年社会教育的专业化和专门化程度，净化网络与电视和期刊杂志的环境，充分发挥传媒在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中的积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