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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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小提琴；初学；揉弦问题；解决

在小提琴演奏技术的发展中，初学小提琴的一些技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学琴者在初学小提琴时都会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不及时解决，会成为提高演奏水平的“拦路虎”，以致力不从心，丧失学琴的兴趣。本文中，笔者将实践教学中初学琴者时常遇到的揉弦问题加以说明并提出解决之道。

一、揉弦的种类

我们常见的揉弦可分为三种，简称为臂法、腕法和臂腕指法。

1、臂法：以小臂的前后摆动为主，腕子不动，手指第一关节略动。

2、腕法：小臂不动，以腕为轴，手前后摆动为主，手指第一关节略动。

3、臂腕指法：以小臂的前后摆动带动腕子的前后摆动，手指第一关节打开。

具体的要求是这样的：左手食指指根处稍离琴颈，拇指轻靠琴颈的另一侧，以小臂带动腕子，手松弛地前后摆动。手指第一关节随着手的前后摆动而打开，成凹凸状，指尖肉垫在弦上滚动。手向前后的幅度和密度均匀一致摆动的速度，以模仿人声颤音的速度为准。

二、揉弦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下面，我将具体谈一下初学小提琴揉弦时易出现的问题、危害及调整的方法。

1、由动作错误造成的

（1）绷腕撑指揉弦时，肘、腕、指成勺星式，腕子凸出，手指撑在指板上，肌肉紧张，动作僵硬。直观就很别扭，声音效果不好。显然，这是错误手型造成的，那首先就得从整理手型开始，因为有的学生在不揉弦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必须先把腕子调平、手指摆顺，使左臂从肘关节、腕子到食指呈一条直线，亦可通过镜子观察。再按要求慢慢摆动，逐渐加快。动作掌握以后，最重要的是能保持正确的姿势而不走样。

（2）急抖不摆。小臂急剧抖动，腕与指均无摆动动作，发出颤抖的声音。看似臂法，因第一关节未动而不是臂法，是一种抽筋式的错误动作。由于抽动的速度过快而且失控，使人听后浑身打冷颤。对这种情况的学生，让他们单独练习腕法，减少小臂动作或根本不动，手以腕为轴，做大而慢的充分摆动动作，同时打开手指的第一关节。待学生练习一段习惯后，声音自然就会有所改进。

（3）大提琴式。小臂过分向内转，食指指根处远离琴颈，这种在大提琴上完全正确又非常合乎生理要求的揉弦动作，用于小提琴上则是完全错误并违反生理要求的。它不但增大了转臂的角度，使手指在指板上横了起来，而且臂、腕、指均处于过分紧张状态，音准也受到影响，坏处极多。这种与第三种错误是两个极端的一对，紧贴不行，横行也不易。纠正的方法也正相反，把食指指根处向琴颈靠近些，摆正手型，手指就不会再有横在指板上的感觉了。

（4）锁住一节。有这种错误的学生为数不少。他们的揉弦动作乍看上去是正确的，也很积极，但揉弦的效果并不理想。如再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他们揉弦时手指的第一关节像被锁住了一样，由于第一关节的固定，使指尖肉垫无法滚动，不管小臂和腕子再怎么积极主动，也都无济于事。这种不易查觉的隐伏的问题，在一些程度很深的学生中也大有人在。必须松弛地打开揉弦手指的第一关节，随着手的前后摆动时凸时凹，手指尖在弦上滚动起来。由于这小小的改进，声音有意想不到的突变，学生将不会忘记打开第一关节的重要性。

（5）拇指过力。揉弦时拇指过分用力抵住琴颈的左侧面，使本来红润的拇指尖变为白色，其结果是“拇指用力，四指皆紧”，揉弦动作艰难，声音干涩。拇指与其余四指为对应式，一方用力，对方的反应必然也是用力，这满把皆用力的揉弦动作不会发出正常的声音来。每遇此情况，使学生拇指轻靠琴颈晃动几下，以检查是否松弛。亦可观察拇指尖的颜色是否变白，就能知道拇指在揉弦中是否过于用力。

2、由意识错误造成的

（1）姗姗来迟。俗称迟到颤音，是较常见的问题之一。每音拉响后才开始揉弦，揉弦比弓子迟到，又早退。声音效果似大肚子、枣核一样，使听者感到疲劳和厌倦。对付这种惰性心理的好办法是积极主动，做爆发式的揉弦练习，强调每音都要揉音头，落指与揉弦的动作同时发生，爆发揉头，既不迟到，也不早退。

（2）揉揉停停。一种懒汉式的、应付差事的坏习惯。高兴就揉两下，不高兴就不揉了，这种似睡非睡、无精打采的声音，好像无病，把本来很美的旋律线条切成一截一截的。这是思想上的倦怠和懒惰，应加强持久性揉弦的训练，例如，让学生用慢速一弓一音地练习音阶，加上揉弦并保持住，就能改变那种揉揉停停、声音忽润忽干、很不统一的音色。

（3）换把不揉。初学换把的学生，开始换把时怕音拉不准而停掉揉弦，尚可理解。但久而久之，逢换把时皆不揉，变成一种下意识的习惯动作了，就不能原谅了。这反映出一些学生换把没把握，怕音拉不准，一碰到换把就胆却了，手没颤心里先颤了。要改变这种状况，一定要单独挑些换把片断来练，专练揉着弦换把。例如，用一条弦上一个八度的音阶、琶音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极好的材料。还要使学生认识到，要想完美地再现音乐作品，这一环也是不容忽视的。

（4）不长不揉。教幼儿学琴时，老师常说：“长音要加点揉弦，不然那么长的音就太白、太干了。”等孩子长大了，仍没忘掉这儿时的教诲。于是，长音揉，短的就免了。长短音的不同待遇，使演奏出的音色很不协调，结果就像马虎的孩子洗脸一样，脸白白的，脖子像个黑车轴，令人发笑。重视并强调短音的揉弦，用矫枉过正的方法，使色彩变得比较协调。

（5）多指在弦。在演奏单音旋律时，无意中保留了一个、两个不用的或已用过手指在弦上，使揉弦感到费力和不便，也使旋律的流畅性受阻。多指在弦奏旋律，犹如在揉弦的手指上绑上沙袋，增添了不必要的额外负担。保留手指的原则，一是省力，二是为了效果好。所以我常告诉学生，为了使旋律演奏得更流畅，揉弦更充分，“此时单指胜多指”。:

三、结语

以上从两个方面谈到的小提琴揉弦易出现的问题及调整的方法，是我在小提琴教学过程中点滴体会的归纳和总结。在调整学生的错误揉弦的同时，最好能不断引导他们慢慢地学会并掌握自行调整的本领，帮他们搞明白，障碍在哪里，如何克服。俗话说：“心悟手从”，养成善于开动脑筋，能自己发现问题并想出办法解决了的良好的可贵的练琴习惯。使学生尽快成为有自己见解的，能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富于独创精神的演奏家。

【参考文献】

先秦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人文素养的积淀是教育效果的立体体现。人文素养包括历史的、社会的等诸方面的知识和修养，高中学生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影响到知、情、意、行诸方面。《先秦诸子散文选读》和相关资料的综合性学习，就是德育通过智育的手段进行的教化。通过《先秦诸子散文选读》的学习，学生的收获是多方面的。

一、学生知识系统化

课改之前的教材编排是诸子散文分散于教材各册中，诸子思想集中介绍。此种教学产生的效果是学生对诸子散文缺乏整体性的理解，对诸子思想的感受不深。比如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他主张积极入仕做官，提倡因材施教；要求忠君，仁义礼智孝；三人行必有我师，谦虚求学不耻下问，温故而知新，对诸子的性格更无从比较差异。选修课集中内容进行编排，加大了容量，学生有更多的空间了解诸子生活经历和思想甚至触摸诸子情感。引领学生学习此教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掌握，会形成体系。

先秦诸子生活的时代分裂战乱，现在乱世涌现了许多英雄，折射出不同灵魂的辉煌，却也成就了伟大的思想家。因为立场观点的迥异和环境时代的变迁，确立了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

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人，体察社会众生，思考生存的道理，寻找和外界他人共存的方法。或在寂寞里悲悯众生，或在遥远处独善其身，或想通过王道解救民众，或向百姓宣讲真理，著书立说是最直接的途径。所以按照思想体系编排的诸子散文的教授和综合性学习，消除了时间的隔阂感，强化了感性的认识。通过学习，学生们评价孔子时候这样说：“他就像一个称职的班主任，提出种种苛刻的要求，限制着‘非’的言行”；“而庄子呢，就像心理辅导老师，告诉我们必须珍爱生命”；“孟子是一个精明的政客，很会讲话，他试图在成就‘王’的时候实行仁政”。引导学生走进那个时代，走进思想家的生活年代，了解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各种形式的学习中，让学生的知识储备形成体系，为思想的形成和深化奠定基础。

二、丰厚阅历，升华思想

先秦诸子的生活故事和思想发展历程，极具启发性，教育故事更能举一反三，经典的言论浓缩了生存哲理。比如“孟母三迁”、“庄子葬妻”、“韩非子说难”、“公西华侍坐”等等，提炼了多少人生的阅历和启发人深思的故事，那些讲述哲理的话语，千锤百炼，蕴含真知，意味深远。孔子的谆谆教导、墨子的句句号召、韩非子的犀利析理，即使放在今天，也吻合许多处事原则。当学习活动变成经典的还原，阅读著述品味哲人的思想，一言一行印证先哲的远见，古代的文化和现代的思想意识互为注解，传统与当下呼应，这些内容与思想教育结合，并设法激发学生情感，自然而然地提升学生的思想意识。那些左右言行的修养成分，比如，诚信从孔子困厄于陈蔡可以感悟其原则；人生的际遇从哀骀它的人际关系可以体会自我的言行；对社会的有用无用，从庄子对山中来的经历可以回味。学生的反应是，有些作文材料以前总是读不懂，或者在审题时候不深刻，现在写作文起来，材料多了，切入点也多了。而且想问题不再是一条道走到黑，辩证地看待问题总会看见意想不到的结果。先秦诸子的思想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吃过它的果实后，再品周遭的社会百态，果然丰富异常而且滋味深厚了。

三、提高认知，增强表达

先秦诸子身为哲人都是社会学家，他们以自己的慧眼看待周遭的社会，衡量自己的力量和外界的关系。或勇于承担社会使命，或于黑暗里寻找自己灵魂的安放之地，或者联系弱小者来呼吁倡导自己感知到的真知灼见。他们要么把自己上演成一个传奇，自身就是一个寓言，如庄子；要么让自己成为一个隐者，飘然离去时口授玄机，如老子；要么让自己充当使者，周游列国传经诵道，如孔子；要么发奋从平凡中凭摇曳的笔触崛起，拿凡人的愚蠢幽凡人一默，如韩非子。这些文字自然合了理带了情，融汇了智慧。让终其一生的思想承载于薄薄书册，那些语言如河岸，思想如喷涌急下的流水，河岸自有其千姿百态，流水自有其波涛汹涌，阅读和学习必然能使学生深受启发。在品读后学习，在理解后说出，在捧腹大笑后总结，与个人行为后反思，那些写作技巧，点到却不点破的幽默，不合常理却合事理的分析，就在学生的积累里落地生根了。写作能力的提高，也就不言而喻了。学生作文里说“那些渐行渐远的身影，告诉我，生命终将而去，我不必追，也追不上，我只能看那些哲人的背影消失在地平线，思想如羽毛般片片洒落。”

四、修正学生言行

中学生处于青春叛逆期，经济快速发展及多元文化的冲击和诱惑，都会让一些人行为出现偏激。其实探究其思想根源，就是因为对生活的认识有偏差，看得太远，杞人忧天，容易得过且过；看得太近，离经叛道，容易鲁莽从事。一旦事情猝不及防的发生，道德的考验又冲击底线，人生观和价值观尚且不全面，出错在所难免。先秦诸子的思想是学生的精神家园，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掌握国情乡俗，校规人情，理解当代人人生的出发点，明确自己追求什么，恰切掌握“度”，说话恰切，处事平和，珍爱生命，关心他人，并将社会责任扛在自己肩上。观察学生在学习诸子散文后的表现，言行中多了些文化的味道，语言措辞交流方式有变，讲话能够引经据典，能够避免犯低级错误，也有同学崇尚诸子中某一人，能以其思想调整自己心态，修正了言行，弘扬了传统文明。

五、激发积极性、提高研究力

中学语文教学和文学研究历来是互不搭界，中学阶段的文言文学习，基本是以教学大纲要求的实词虚词入手，选一些经典的散文来学习。而选修课《先秦诸子散文》从思想体系入手编排材料，使文学直接走进“人学”，段与段，篇与篇都有内在联系。从经历中了解作者思想，从作品中印证作者思想，学生边学习叙事边议论，边挖掘材料边印证，化深奥为浅显，还不忘联系现实，寻找幽默，这样的研究性学习模式，值得提倡推广。同时，大量占有文言文材料，对文言文的阅读和理解自然提高不少，有同学已经尝试用文言文来写作文。

先秦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礼 道 器 中庸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什么是先秦儒学？以及其本质何在？

本文认为，只有完整而准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判，才有可能做到讲好一部儒学；同时，也才有可能谈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其结果不是五花八门，不着边际，便是语焉不详，不知所云。既不能使人信服，又无法说服自己。北宋大思想家王安石有云：“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他所说的，恐怕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而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孟子亦云：“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1]——而他所讲的，大概也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今天看来，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总体上，已似乎可以被归结为一个“道”字。而且在本文看来，这个“道”大概可以说就是以老子为代表的原始道家之所谓“道德”的“道”，亦可以说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之所谓“中庸之道”的“道”。而曾在1980年代的中国哲学思想世界异常活跃、名噪一时的“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李泽厚先生，则更独出心裁、别具匠心地习惯于将其具体定义为“度”，并且认为，这个“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就是“中庸”、就是“过犹不及”、就是“中国的辩证法”，“是难以言说却可掌握的实用真理”；而所谓“中庸之道”，在他看来，就是所谓“度的艺术”[2]——这一说法，从表面上看来，盖本无可厚非；但究其实，本文则认为，却无疑于李氏本人所曾讲到的“制造概念，提供视角，以省察现象”[3]——这是因为，在本文看来，就先秦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或本质而言，一个“道”字便已是足够的了，似“不必舍此而别求所谓新说也”；与此同时，这里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又是貌合而神离，在根本上，又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例如，在李泽厚先生看来，这个“度”，“就是技术或艺术（ART），即技进乎道”。一方面，它“关乎人类存在的本体性质，非常明显而确定”；而在另一方面，它又“随着人类的生存、存在而不断调整、变化、扩大、更改”，“是活生生的永远动态的存在”[4]。由此可见，这一认识本身，便是自相矛盾；或者说是含混不清的——既“非常明显”而又不明显，既不变而又可变，既“确定”而又不确定。然而，若从一般逻辑学的角度上看，这又如何可能呢？那么，此何物也？

而本文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在本质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与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ART）”之间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又不完全等同于其所谓“技术或艺术（ART）”本身。于是乎，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说这个“道”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al）、不变的话，那么其中所谓“技术或艺术”大概便可以说是“形而下”的，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一个变量——对此，端不可整齐划一，一概而论；当然，亦不可望文生义，指鹿为马。

孔子尝有言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5]由此可见，其中，所谓“道”、“德”、“仁”、“艺”，似乎便应当说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四个相对独立的思想理念——其中，所谓“艺”，本文认为，大概便可以说是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而其中所谓“道”，在本文看来，却又并非李氏之所谓的那个“度”或者其它别的什么神秘主义的东西——这个“道”，在金岳霖先生看来，它乃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6]——这一认识，今天看来，应当说是极为深刻的。

但问题却依然是：“道”是什么——这一问题，常令古圣先贤们浩叹不已。为此，我们恐怕也还得从先秦儒学那里具体说起。

然而，关于先秦儒学及其核心或者本质问题，目前思想学术界的看法和认识似乎却并不统一——其中，有的认为有一个，而有的则认为是两个（但常识却告诉我们，所谓核心或者本质，一般地说，它是唯一的，不可能存在着两个；当然，更不可能是两个以上）；具体地说，有的认为是“仁”、有的认为是“礼”、有的认为是“仁礼”、有的认为是“时与仁义”，还有的则认为是“中和”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形形、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无所适从。然则《礼记》中不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7]乎？不曰“行修言道，礼之质也”[8]乎？《汉书》中不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9]乎？

对此，本文则明确认为，所谓先秦儒学，从总的理念上说，就是“礼学”；但若就其核心或者本质而言，一言以蔽之，不过就是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而已。其中，“中”可以说是“礼”的本质，而“礼”则可以说便是“中”的标准和化身。那么，“道”者何谓也？曰：“中即道也”[10]，“道无不中”[11]。如果我们用北宋初年思想家石介的话说，就是“道乎所道也……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12]也就是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究其实，不过乃是“道之具也”，是“道乎所道”的具体能指及对象之所在；而所谓“道”、“中”或者说“中道”者，则却乃是“仁义礼乐”的所指、本质与核心，或于其上，或处其中，或在其外——其中，如果说前者是能指、是存在和肉体的话，那么后者则便是所指、是灵魂与精神。若离开了前者，则后者便恍兮惚兮、无所附丽，难以被全面认知、正确解读和准确把握；与此同时，若离开了后者，则前者无疑亦将成为陈旧腐朽、了无生气的东西——这是因为，“中”虽可谓之曰“道”，但“仁义礼乐”，则亦同样不是其他别的什么特殊的东西，而是“道乎所道”之所在；或者我们可以更具体而形象地说，它们乃是所谓“道之器也”或“道之具也”。

《周易系辞上》中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果说这里的“道”就是上面的“中”而这里的“器”就是上面的“具”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大概就可以说，“形而上者谓之中”，“形而下者谓之具”；换句话说，“中”是“形而上者”，而“仁义礼乐”则是“形而下者”。“道”不离“器”正如“中”不离“具”，因而“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便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联系、融于一体。“中”就是“道”，合而言之，即为“中道”；同时，“器”则就是“具”，合而言之，即为“器具”。“形而上者”谓之“中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具”。如果说前者是方式或方法，那么后者则便是概念或理念；如果说前者是思想、理论和世界观，那么后者则便是方法、实践和方法论。

然而，所谓“道”，在先秦儒家看来，又无疑乃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东西。难怪乎，孔子本人对此要极而言之曰：“朝闻道，夕死可也。”[13]其实，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换句话说，“有道斯有器”；反之亦然。由此而构成为先秦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与核心。

注 释：

[1]《孟子尽心下》。

[2]参见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8、151、187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3]同上书，156页。另据笔者考察，这一想法本系“舶来之物”，并非为李氏所首出。

[4]同上书，8-10页。

[5]《论语述而》。

[6]金岳霖《论道》16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7]《礼记乐记》。

[8]《礼记曲礼上》。

[9]《汉书董仲舒传》。

[10]《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庸章句序》。

[11]参见陈荣捷《西方对朱熹的研究》《中国哲学》5辑，208页，三联书店，1981年版及《朱子之创新》《朱子学新论》21-22页，三联书店，1991年版。

先秦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一. 上古期:先秦秦汉时期

    在先秦秦汉时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文学形态是混沌的,模糊不清的。很明显的,文史哲不分,在这时候,文学文献很大一部分应该来源于史。像约写成于战国时的《左传》,它虽是一部以记事为主的史书,但它却是作为先秦文学研究的重要文献。这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在记事,写史,它还站在儒家思想的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这就超越了史学意义。更为可“贵”的是其文中还用了大量的篇幅记录了《诗经》流传过程中“赋诗言志”,而且还记录了当时人们对于《诗经》的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文化艺术形式的看法。这对于后人对《诗经》的研究,包括了思想和艺术形式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和《左传》相类似的还有两汉时期的《公羊传》、《谷梁传》等,它们同时作为对《春秋》的注释,对于文学研究也有一定的价值。

    到了两汉时期,在史书方面最重要的文献是《史记》和《汉书》及《后汉书》。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对于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开创了传记文学。它的七十列传。还有重要的是在这七十列传中,有些直接就有文学史料研究价值。像《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直接为后来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更真实的资料。

    《汉书》中对于文学文献的价值在于它继承与发展了《史记》中的传记文学。像着名的《司马相如传》、《司马迁传》、《贾谊传》等。另外,它还有自己不同于《史记》的独特贡献。其中的《艺文志》应该是第一部真正讨论中国古代早期文学发展的着作,所以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后汉书》更是继承了《汉书》关于文学发展论的传统。对后来的史书都更多的关注文学有很重要的意义。

    另外,除了史书作为文献研究的对象外,经类的更早的像《周易》、《诗经》、《论语》等。《周易》更多的是在论及卦象方面,所以它应该更属于美学范畴。但美学一直被视为是作为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出发点或原则。因此,《周易》被视为最早的对于文学创作思想和原则的重要文献之一。《诗经》中涉及到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语》应该说是先秦时期文献研究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在《论语》中,涉及了很多关于诗歌创作与鉴赏的原则与理论。并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对于道德、伦理观念的宣传,以及对于思想的传播。而且,也对《诗经》分别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进行分析和评论。另外,在先秦时期还有诸子百家的着作像《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也很很重要的意义。

    到了两汉时期,对先秦典籍的研究更为专注更为集中。例如对《诗》、《书》、《礼》、《春秋》、《易》五经的研究,成为了两汉时期重要的文献。其中有《毛诗》、《周礼》、《礼记》。等。

    《毛诗》重要的是对《诗经》训诂方面的研究。把视角从思想和内容上转向了文本研究上。“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可以说《毛诗诂训传》是第一次系统地,有意识地对诗歌文本的研究”(《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中古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创作的自觉化和个性开始凸显。但是并没有很凸显的成就。然而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却异常的繁盛。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景象。像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尤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些专门研究的集子出现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推向了历史的最顶峰。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一部很有体系,很专业化的研究论籍。它针对以往的文学研究提出了批评。其中一点是“贵远贱今,向声背实”,针对这一点,他提出了“审己以度人”的批评原则。这在文学理论上,尤其在文学鉴赏(诗歌鉴赏)方面有重要意义。

    陆机的《文赋》是文学研究史上第一次把视角转向了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他强调在于“用心”。要心有所触,心有所思,心有所感,心有所意。因此孙立说它是“迄今为止古代文学批评文献中对文学创作研究最为深入的一部文献。”(《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

    无论是从魏晋南北朝还是从整个文学批评史来看,《文心雕龙》都是一部最重要的着作之一。《文心雕龙》共分为五部分。这五部分的体例组成一个非常严整的体系,其中涉及了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文体论、文学史论、文学鉴赏论等。《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的体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因此后来的学者几乎奉《文心雕龙》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界的圣经。以致后人对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如清代散文家孙梅在《四六丛话》中说:

    赋家之心,包括天地;文人之笔,涵茹古今。高下在心,渊微莫识。尔其徵家法,正体裁,等才情,标风会,内篇以叙其体,外篇以究其用,统二千年之汗牛充栋,归五十首之掐肾擢肝,捶字选和,屡参解悟;宗经正纬,备着源流,此《文心》所以探作家之旨,而上下其议论也。

    三.中古期(二):隋唐至明中叶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兴盛景象并没能够延续到唐朝以后,这种到了唐朝随着社会的安定也逐渐安定下来。虽说这种繁盛的景象已经被文学创作夺取,但这种稳定也保证了文学批评的全面性。经历了一千多年的研究之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界也都趋于成熟状态。形式和角度也不再单一化。而且文学批评范围也随着文体的扩大而拓宽。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文献所涉及的文体,除了以前一直都很繁盛的诗歌散文之外,还包括新增的“词”,另外还有以前很少涉及到的小说和戏曲。这些此前批评家较少或从未涉足的领域的拓展丰富了中国文学批评文献的形式,扩大了文学批评的领域。同时这种稳定成熟的状态与领域的拓展也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而且研究成果的形式也有多样。诗话是宋代文学批评的奇葩,撰述甚多,影响巨大。例如《六一诗话》(欧阳修撰)。欧阳修主要在诗话里谈到了诗作为艺术。把文学纳入了艺术,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最重要的是他开创了用诗话体作为文学批评的方式。

    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专着如宋代的《古文关键》(南宋吕祖谦编撰)。主要是“论作文法”、“看文字法”,此书对后世文章学尤其是宋元时期的文章学影响深远。

    《崇古文诀》三十五卷,南宋楼昉撰。它主要更注重于文学成分的艺术分析,这和《六一诗话》颇有相似之处。此书可以和《古文关键》并肩而站。

    四.近古时期:明中叶至时期

    明代文学批评一项不是太景象。状况不容乐观。但也有其自己的成就。主要是在对戏曲、小说的批评方面,还有对传统的诗文评论方面,明代都超越了前者。

    明代研究的形式还是师从宋代的传统。尤其师承宋代的诗话形式。

    《菊坡丛话》二十六卷,单宇撰。绝大部分乃收辑历代论诗之语而成。

    《归田诗话》三卷,瞿佑撰。主要以记事为主,像《菊坡丛话》一样,很少涉有自己的评论。

    到了清代时,比起明代,文学批评有利进一步的发展。发展也有自己的独有的特色。他们开始倾心于学术研究,因而,当时的文学批评更具学术研究的色彩。他们都很注重学术素养,这对现在的研究者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正因为更倾向于学术研究,因此清人的诗文评着作更具理论特点,而且更注重其系统性。各种诗说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学说范畴,象“神韵说”、“性灵说”、“格调说”、“肌理说”等。较明代的研究,清代还有一个显着特征是诗话的明显增多。针对此现象,郭绍虞先生就曾说:“诗话之作,至清而登峰造极,清人诗话约有三四百种,不特数量远较前代繁富,而评述之精亦超越前人。”

先秦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相比而言，古代文学史是一门传统性很强的学科。首先，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时间跨度极长，作品数量极大。作为当代文学专业学生和教师，虽然实际接触到的可能只是其中极小一部分，但如从专业内在要求看，冰山之下的巨大体量有时不得不随时被挖掘出来，成为研究的对象或重要的证据。这一点与理工类学科有所不同，如数学等学科有一个由浅入深，由基础到应用的过程，只有在学习了基础性知识以后，才有可能理解高阶的知识。而文学史虽分为不同时间段，但其中并没有明确的难易之分和逻辑上的次序，具体作家、具体时代虽有互相影响的情况，但从认识的角度看，二者不是前因后果的关系。比如，研究明清小说的学者对先秦文学了解较少完全是可能的，某些学生关注较为次要的甚至极不著名的作家也是可能的。任何学习者都可以随时对某些问题发生兴趣，开始探究。因此，就文学史研究对象而言，该学科关注的潜在对象是所有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其次，就文学史学科发展来说，对文学的研究和论述从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一直延续到当代，从未间断。这些文学史研究者留下的大量著作成为后人无法绕开的环节，如同《文心雕龙》这样的著作已勾勒出南朝以前的中国文学史，后世的文学史建构基本上以此为依据一样，现代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框架也是从历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提炼延伸而来的，这就使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者永远无法摆脱对前代学者的继承，在教学过程中或撰写论文时总要引用参考前人的论述。因此，从先秦至近现代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或学者的重要论述也成为教师或学生必须要面对的研究学习对象。再次，文学史研究对象如文学现象、作家现象本身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并同纷繁的社会历史因素发生关系，所谓知人论世说明研究文学需要了解作家的生平经历，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因此，史料是中国古代文学学习、研究的基础，而中国存在的历史资料又极为丰富，即使研究一个具体的问题，事先也很难把任何一部史料从阅读书目中撇开。那么，学生如果对某个文学史问题产生兴趣，从较低的要求说，基本的阅读必须完成，如果要深入了解，则大量的阅读史料不可避免。

二、古代文学教学过于依赖教材产生较大弊端

古代文学史的传统性意味着教学工作者和学生必须面对尽可能多的作品和史料，刘勰所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是不易之理。[1]586但当代古代文学史教学中常见的问题是视野非常狭窄，从学的角度说，集中表现在古代文学作品阅读量太少和对作家作品的艺术理解过于简单。根据笔者做过的对所教班级课外阅读的调查，约有58%的同学除了上过的课文外，并不阅读作为教材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的其他篇目；约有71%的同学除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以外，从未阅读任何其他古代文学作品的原著；完整读完任一古代作家别集或古代总集的只有4%。在讨论对作品的理解时，也表现出没有独立见解，回答内容程序化的情况。这种情况虽不能代表全部，但也反映了大多数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普遍问题。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部分是图书借阅制度和古籍阅读的不便为学生阅读课外书造成了障碍，从教的角度说，导致这些情况的原因在于在古代文学教学中，作品阅读过于依赖作品选，学术观点过于依赖文学史教材。现在通行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编）和其他文学史教材都有各自的问题。[1]257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初版于1962年，受当时的意识形态影响极大，选择作品的标准常常偏向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即反映劳动人民的困苦，揭示统治者的黑暗，表现爱国主义情感，即使选入爱情题材的作品，也强调思想健康的标准，而艺术特色鲜明，艺术成就突出的作品常因为不太符合思想性要求而遭到摒弃。这种做法使得选出来的作品离学生的思想情感较远，无法触动他们的心灵，因此也不易被认同喜爱，学生自然也就不愿阅读。如北宋柳永词，在当时风靡全国，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原因在于这些词通俗易懂而大胆生动的语言，在于对男女情爱的真诚表达。这一类作品在柳永的词里实际上占绝大部分，所以李清照在《词论》里批评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对这些无一采择，只选了看起来比较“干净”的爱情词《雨霖铃•寒蝉凄切》和作品《望海潮•东南形胜》等，而柳永大量的描写欢爱的作品如《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忆帝京•薄衾小枕天气》《慢卷紬•闲窗烛暗》、《昼夜乐•洞房记得初相遇》等大量词作，既符合古代文论家对柳永词的评述，也能说明柳永词流行的文学史意义，从现代批评的角度看也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四库提要•乐章集》说“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入”，[2]1807正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如果这些词在教材中被忽视，柳永词的真实面貌即所谓“词语尘下”“冶”的特征是不能得到学生的理解的，[3]柳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也不能得到很好解释。还有一些文学风格从现在的评价标准来说确有问题，如齐梁艳体诗，艺术上难称伟大，内容上也无甚可取，但在当时的文坛却曾风行一时，从文学史角度也不无意义，并且这些作品的某些艺术手法对后世文学也有积极的影响，因此，作品选中稍微涉及也有利于学生对文学史全面的了解，即使不选入也可作为问题留给学生做课后的了解和思考。否则，初唐陈子昂等人的文体革新的意义便无法得到更透彻的说明。

三、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对电子书的应用提出了要求

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原先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定于一尊，即游国恩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但九十年代以后，各地各单位纷纷推出了不同的版本，较有影响的如郭预衡、章培恒、袁行霈等先生各自主编的文学史教材。之所以存在一个文学史教材推陈出新的热潮，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质使得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各有不同，难以明确定其是非，这种状况在可想见的将来必定仍然存在。所以，对古代文学现象产生不同的理解，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不是因为文学史教材编著者的水平不高，也不是用更多的人力财力资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它反映了社会科学的某些内在特征，其实是积极的现象。同时，对文学的理解必须建立在个人亲身阅读、感同身受的基础上，将研究者个人的体会和认识直接传达给学生，要求他们作为真理接受，本身也不符合文学接受、传播的规律。因此，从长期的教学改革目标看，在古代文学领域（也应包括其他文学领域），教材作用的弱化是发展的趋势。怎样通过大量阅读作品，提高阅读能力；通过作品比较，寻找作品的艺术规律；通过师生的心灵交流，加深对作品意蕴的理解；通过创作练习，吸收古代文学的营养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任务，应成为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内容，而最重要的前提则是大量的主动的阅读。显然，目前高校教学中依赖一套文学史教材和作品选的做法很难达到上述目的。即使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总要布置一些课后的阅读书目，或组织阅读交流，但受限于图书馆的条件和教学进程，在一个教学内容下，让教师和所有同学同时拥有大量材料在原有教学模式下是不可能的，因而这种课后阅读课堂讨论的教学效果也难以保证。幸运的是，当代电子科技发展的代表———电子书及其设备提供了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电子书的特点是大容量、可检索和可复制。理论上，电子书每字占2个比特，1兆的容量可有524288个字，以2G的存储量估算，则可储存超过10亿字。以《史记》为例，TXT格式文本的白话文《史记》共62万余字，大小为1.22M，据此，2G的空间可储存约1700部左右《史记》规模的著作，因此将古代文学课程的基本阅读量容纳进2G甚至1G的空间内完全是可能的。#p#分页标题#e#

电子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可检索，一旦检索的底本范围较大，所得的信息则非常可观。它虽然不能代替逐行阅读，但在教学中却有独特优势，因为教学过程不同于学术研究，首先它目的性较强，文档检索完全可以用来配合教学内容，比如关于作家的生平资料，通过检索正史和野史、笔记，加上一部分文集完全可以基本掌握。那么，学生阅读的就不是文学史教材的内容，而是第一手资料，它的内容一定比教材粗枝大叶的介绍更丰富，对学生来说，由于接触资料的全面性，历史人物的形象也会更生动有趣。其次，教学过程并不需要太强的创新性，因此，也不需要学生像学术研究那样全面掌握材料包括最新的材料和很少见的材料，基本的阅读对学生来说更为重要，这也符合了电子书的特点：通过检索可以掌握基本的信息，而避免过多信息的干扰。第三，教学过程总是由多人参与，比如课后作业和课堂讨论，如需要阅读某一部纸质文本，正常情况下，任何图书馆藏量都保证不了每位同学能同时阅读，并带到课堂上用作教学资料。而电子书的可复制性使每位同学都有充分时间去阅读，并且如果工作量较大，可以分解任务，通过检索词的设定，使每个人都可以有目的阅读，完成自己的电子稿后再整合成最终的作业。电子书的功能不仅在大容量和可检索，从内容的角度来说，它和纸质文本完全是相同的，完全可以用来做仔细的阅读。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重视电子书的应用可以避免上文所述的弊端，而具有独特的优势。最重要的益处是由于学生扩大了阅读量，方便地接触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摆脱了用他人指定的范围限制个人的兴趣爱好，用他人的思想成果代替自己的思索过程的状况。电子书的使用在现阶段是完全可行的。得力于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设备价格不断下降，而性能却在不断提高。高校教室已实现了多媒体化，电子书的应用平全具备。高校学生的手机普及率已达到100%，其中智能手机已经占了大半，可想见在不久的将来，智能手机将全面代替原有的非智能手机，而即使是较低端的手机，一般也支持电子文本的阅读，更不用说已有不少学生拥有了笔记本电脑。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就已发现这种倾向：越来越多的学生在课堂上针对教学内容用手机查找资料。从学生的角度说，推广电子书阅读不仅条件完全具备，而且也会深受欢迎，因为这种阅读形式符合时代的潮流。因此，需要在教学改革过程中改变观念，至少在特定的学科如古代文学专业准许学生携带手机电脑等工具，作为教学设备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