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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Studies 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北京科技大学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2-5707
国内刊号:11-2549/D
邮发代号:80-476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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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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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愉快教育;教育思想;促进;发展
一、愉快教育的含义及其在中外教育史上的运用模式
愉快教育是一种“爱”的教育,是充分调动师生间的积极性,教师一走进课堂就把饱满的热情带给学生,使学生受到健康、乐观爱和美的情绪感染,减轻学生心理负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素质的教育。愉快教育是教师乐意教,学生乐意学,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由“苦学”变为“乐学”的一种教育方法。
“愉快教育”的发展模式:
中小学教育以素质教育为主题,以促进均衡全面发展为重点,我们应该如何促进学生均衡全面发展,成为学习的主人呢?古今中外的愉快教育理论给了我们一些启发。
1.我国古代“愉快教育”思想的模式
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他是先秦乐教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提出了“乐学”,提倡用乐来完成修养,把音乐看作是用来培养和塑造人的重要手段,他的愉快教育模式就是要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人才素质培养和德育教育中的功能和作用,激发人的求知欲。
2.外国“愉快教育”思想的模式
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学家苏格拉底,他发明了以师生共同谈话、共同探讨问题而获得知识为特征的问答式教学法,即“苏格拉底法”。这种方法以学生为主体,注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他们独立思考问题,可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其主动愉快地寻找答案。
捷克著名教育家、理论化、系统化的教学论的创立者夸美纽斯,他开始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愉快教育思想。他的教学以自然为鉴,教学要根据儿童的天性、年龄、能力进行,这是一个不变的自然法则。他认为,教学要尊重儿童的学习兴趣,鼓励儿童的自发学习。对于儿童来说,求知的欲望是很自然的,因此不能用强制和惩罚的方法来强迫儿童学习,应当使教学成为一种轻松愉快的事情。应当采取一切可能性办法,来激发儿童对知识和学习的强烈愿望。
法国著名的教育家卢梭,他主张教育"归于自然",提出了一套适应儿童天性自然发展的教育程序,他的著作《爱弥儿》一书都贯穿了一条基本思想-要使教育适合儿童,适合儿童的心理。卢梭他主张实施“消极教育”,对儿童少加干涉。他的发现教学论中,认为人天性好动,在好动这一天性的基础上发展出好奇心,好奇心是人寻求知识发现知识的动力。
二、“愉快教育”在当今我国各学科中应如何运用
我现在只是一个快毕业的实习生,在实习过程中一些教育现象让我联想到了“愉快教育”的教学思想。传统的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是以教师教授、学生接受知识的方式进行学习的。“愉快教育”的教学思想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学生在教师的主导下进行的学习,愉快、轻松的获得知识。
1.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1)教学应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我国的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语文教学由注重知识向注重能力转变,现在提倡自主学习,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2)用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做到因材施教;(3)给学生以鼓励,对学生的一点点进步给予表扬,这样可以激发他们对语文学习的兴趣;(4)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语文是交际的重要工具,所以要让学生学会交流。
2.在数学教学中的运用
(1)要把微笑带进课堂,教师微笑的面容、亲切的目光,可以缩短师生间的距离,可以给课堂一个快乐的基调,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心理环境。(2)要精心设计好导入课,教师要设法将一些枯燥的教学内容,设计成若干有趣、诱人的问题,让学生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去品尝学习数学的乐趣,使课堂产生愉快的气氛。(3)要充分利用风趣和幽默,恰当的风趣幽默,能活跃课堂气氛,起到组织教学的作用。(4)建立平等、民主、亲密的师生关系,平等、民主、亲密的师生关系是创设和谐、愉快课堂气氛的基础。这种关系应用于课堂,但建立在平时。所以,我们教师在日常生活、学习中,必须首先爱其生,才能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这就要求教师平时就应不断培养自己良好的心理修养,不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高自己的政治业务素质。
3.在品德与社会教学中的运用
(1)以趣导新 ,引人入胜地导入,能唤起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启发思维,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我们可以用游戏、表演、置疑设问等有趣的形式导入新课,激发学生兴趣。(2)以趣悟理,教师在学生悟理的过程中,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富于趣味的多种形式来达到教育目的,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3)以趣激情,培养情感也是品德课的基本任务之一,所以在课上就以各种有趣的形式来激发学生的道德情感。(4)以趣导行,社会课在认识一些社会现象的基础上,根据教学内容和要求,必须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和组织学生将所学的道理应用到实践中,以形成良好的社会观念和行为。(5)以趣结尾,良好的结尾有助于巩固、强化教学内容,耐人寻味,给人一种美感。精彩的结尾会给学生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提高了教学效果。
三、“愉快教育”的意义
1.“愉快教育”的教育思想符合时展的特征,符合了从传递接受式教学向引导探究为主要特征的多样化教学转变,它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这种教育模式让学生在愉快、轻松的环境中学习成长,符合了素质教育的方向。
2.“愉快教育”适应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符合中小学生年龄特点。大脑在完成一个特定任务时,只有一个半球产生优势兴奋中心,在教育过程中,如果只有抽象的、概念式的教育,而缺少形象生动的情感教育,影响儿童大脑右半球的激活与兴奋,那么必然会压抑,甚至损伤儿童创造才能的发挥。因此在“愉快教育”中,采取情境教学,讲故事、做游戏、学音乐,在处理教育中知、情、意关系问题上“知”即认识过程,是人对外界情境的认识过程,“情”即情绪体验,“意”则指意志活动,强调以愉快为核心的各种积极情感与认知的互促,达到知、情、意并茂,促进学生情感的升华,有助于学生的发展。
3.“愉快教育”有利于教育教学工作的提高。当人的情绪体验是积极的、愉快的时候,脑垂体就会使内分泌系统积极活动,肾上腺加速分体,血糖增加,新陈代谢过程加快,整个神经系统的兴奋水平增强,由此使大脑皮层形成优势兴奋中心,人的情绪处于积极状态,反应灵活,学习和工作的效率较高。
4.“愉快教育”以德、智、体、美、劳等方法全面发展为教育目的,在发展中求愉快,在愉快中求发展的教育模式。它首先是指促进学生身心素质全面和谐地发展,不仅包括智力、体力的发展,而且应包括情感、意志、品德、性格和个性品质等因素的发展。其次是指学生个性独立性的形成。
5.“愉快教育”的教育思想能够给学生快乐和知识,让他们乐于学习,让他们在德、智、体、美、劳等方法全面发展,如果教育只停留在乐中学,没有注重乐中发展,那么愉快教育也就成了游乐园,只培养学生玩,单方面发展,那愉快的素质教育就不可行了,我们应该注重如何让学生更快、更好、更健康的发展。
总结:“愉快教育”、“成功教育”是科学的教育思想,都是具有时展特征的教育思想体系,都随着教育的发展不断地更新,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的课程改革中,通过学习“愉快教育”、“成功教育”中的教学思想,我们应将教育回归于生活,回归于自然,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在知识的海洋了享受快乐,有助于教学工作的提高。
参考文献:
[01]刘新科.国外教育发展史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02][捷克]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敢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03][英]洛克.教育漫话.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04][苏]苏霍姆林斯基.育人三部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00
[05][苏]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06]倪文锦.小学语文新课程教学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07]杨庆余.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08]钟启泉.课程与教学论.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09]陈子龙.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05-06-30
一、多给学生些解释的时间
无论学生犯了什么错误,老师都应让他讲话,决不能堵学生的嘴。我认为师生所受的教育不同,认识能力也不一样,对于某个错误的认识,老师已洞察昭然,学生尚朦胧昏然。犯了错误的学生如果一见教师就遭训斥,很容易产生逆反心理,酿成抗教情绪,有时会出现“随你批,听你骂,大小错误不认帐”的现象。这样,他们的错误思想或行为非但得不到及时纠正,反而会给老师带来教育上的负效应。
为了避免这一点,我对犯了错误的学生,坚持不堵嘴,不塞言,尽量做到开启言路,?引发讲话。我一般使用这些问题诱导学生:(1)刚才是怎么回事?能谈谈吗?(2)你认为这样做对吗?有什么想法?(3)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该怎么办呢?就这些问题,无论学生谈多谈少,我都认真听,并适当提点看法。由于师生双方都能讲,情感比较融洽,学生的解释使教师情况更明,老师的意见使学生易于接受。实践告诉我,多给些时间,让犯错误的学生说明情况,作些解释,教师施教的针对性、可行性强些,随意性、盲目性少些,施教的情境会畅通宽松,效果也较好些。
二、多给学生些争辨的时间
从常情说,学生跟老师回嘴顶牛,常会引起老师的不满。而教育实践证明,给点时间让学生回回嘴,顶顷牛,多少有点益处,至少有利于老师了解学生顶撞的“力点”,有利于老师了解事情的各个侧面,体察学生“委屈”的真情,从而揣摩学生的错误思想,透视学生的个性特点,也有利于教师对教育方法的反思和改进等等。
我在工作中,尽量给时间让学生申辨,从中捕捉有关信息,然后先冷处理些日子,再找他变,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直至学生能够认识客观事实,服从道理说明为止,有效地促进了这类学生的思想转化。如:我班有位脾气暴躁的学生,常跟任课教师顶牛。我找了他,从他的申辨中,我了解到:一次上体育课时, 老师要求学生跑步、由于天气热,同学们都懒得跑,他说了句气话“那你们就别跑好了。”(该同学体育很好)这句话被老师听见,引起一场误会。我又从申辩中了解到这位学生与其他任课老师顶牛的原因是由于自己学习跟不上,心里着急。了解了学生顶憧的“力点”,问题就迎刃而解。最后这位学生向各位任课老师陪礼道歉,得到老师的好评。他解开了疙瘩,心情舒畅,成绩自然上去了。
三、多给学生些反思的时间
有些学生,特别是大一新生,由于自我意识较强,对老师的教育常常是貌恭而心不服,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对于这样的学生,应该多给一点时间,让他们反思。在反思中,跟他们谈心,沟通情感,增加共识。通过一段时间,他们是能够认识问题,服从真理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一个正确的认识需要多次反复才能完成。思想工作过于急促,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以前我班有位智商很高的男生,加入了一个校外小团体组织。我知道后,从各个侧面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让他考虑是否能退出这一组织。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答应。于是我设法避开这一敏感话题,有意识地发展他的爱好,派他到专训班去学跳迪斯科,代表班级参赛。我让同学们选他当副班长,让他知道同学、老师对他还是信任的。休息天我有意识地邀请几位同学到家作客(当然他是主客)。
渐渐师生之间谈话投机了,他也电很乐意来我家玩,学习有了乐趣,成绩直线上升,与“哥儿们”会面的机会自然少了。不久以后,他主动找我表示今后与他们断绝往来,要奋发学习,用优良的成绩报答老师的一片真情。后来,他积极参加各类活动比赛,获得了各种奖励。在思想教育中,注意多给一些时间。让学生讲话,允许学生争辩,留给学生反思时间,等待学生自我实践,这既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也体现灵魂塑造工程的特点。多给学生一些时间,有利于学生的思想转化和飞跃、是思想教育工作的必需。
综上所诉 ,在思想教育中老师应该多给学一些解释,争辩,反思的时间,就会更好的沟通理解,就会事半功倍,就会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
参考文献
[1].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
杜威的教育思想是非常宏大的,如何对他的教育思想进行概述、如何将它的教育理论进行更进一步的系统的归类和划分是我们学习杜威教育思想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从现有的教育史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于杜威的全部教育思想的分类和概括有着许多不同的划分,这些方法各有异同也各有利弊,这些不同的概述体现了不同的教育研究人员在试图把握杜威教育思想体系中所进行的不同的尝试,反映了他们对杜威的教育理论的不同理解。从现有的材料看,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从杜威教育哲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划分;另一类是从杜威教育思想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划分。比较这两种分类方法,以教育哲学为基础的划分方法是将杜威的教育哲学基础作为理论根源。而以教育思想为基础的划分没有区分教育学与教育哲学,教师避免了教育学与教育哲学的解释,比较简便易行。然而笔者倾向于前一种划分,因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是他建立其全部教育理论的根基,杜威认为:“我们能给哲学下的最深刻的定义就是,哲学是教育最一般方面的理论。”[1]以哲学的视角去考察教育、指导教育是杜威所倡导的。在杜威的著作中既注重从哲学的角度批判教育中的弊端,也注重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他自己的观点。要想学到杜威思想中的精髓,我们必须从他的理论根源———哲学基础上进行把握,才能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这对于我们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先进理论、对于我国基础教育的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结合杜威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谈谈中国教育哲学现状
(一)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体系,19世纪美国应用科学十分发达,但理论科学却远不及欧洲,哲学方面也是如此。内战结束时,在美国的大学里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是18世纪末传入美国的常识唯识论,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哲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发展成独立的学科。在这一过程中在美国本土生长起来的实用主义功不可没。杜威是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实用主义首先是一种民主哲学,哲学应走出象牙之塔,改造为人们掌握自然和建立更美好社会的工具。他进而认为只有通过行动,人们才能获得有效的思想。实用主义由于强调一切思想应由效果来判断,鼓励了对传统信仰的批判,引导人们自发建立务实的原则,推动了在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各领域进行大胆的实验。实用主义哲学直接推动了教育运动的开展,并且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也成为进步教育运动的理论基础。在杜威看来,普适的、永恒的、先验的真理并不存在,衡量真理的标准应是实用效果。人的思维是在疑难情境中产生,以获得经验并成为改造和指导人的活动的工具。因此真理是解决当前需要的工具,有用的就是真理,经验高于一切。
(二)中国传统教育哲学
教育是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就有的活动,中国历来重视教育,中国古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多半从事教育,重视教育,并且大多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如果说中国在杜威来华之前未曾提出过教育哲学的概念,但关于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却是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均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建立起风格迥异的价值理论体系,并以教育的形式传播他们的理论,因此提出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论体系,秦汉以后儒家成为中国的文化主流,并经过后世几代儒家学者的改造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哲学体系。并且儒家经学教育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和学风,从此,“读书和教书成为教学的基本形式”,“钻研文字成为治学的基本功夫”,“教育日趋脱离实际”。[2]可以说,哲学是教育实践的理论基础,哲学影响着教育哲学的方向。中国古代有关宇宙观、人生观的理解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之一,儒家倡导天人合一,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强调人与社会协调,实际是讲天人合德。因此,中国文化主要研究社会人事和伦理道德,重社会人事,轻自然研究,造成中国自然科学发展落后于西方,同时受到道家、佛家思想影响,知识分子注重心性修养,完全脱离了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更加阻塞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和研究,使中国自然科学长期停滞不前。哲学对教育的影响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等方面,还有思维方式、方法论方面的影响。例如中国古代重视经世致用、重行轻知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所谓的有学问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自然科学知识,而是如何安身立命和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是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是构造知识的逻辑体系,而是寻求如何把握对象的关键和契机的技巧,要求原则、原理具有应用的简洁性和直观性一系列原则、原理向人伦日用直接转化。因此,在教育上则可称为实用理性教育和知行相即教育。”[3]然而中国哲学又有其弱点。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讲述道:“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此点亦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为,非尽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能”,至于原因,冯友兰先生认为“盖中国哲学家多未有以知识之自身为自有其好,故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不但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也,即直接能为人增进幸福之知识,中国哲学家亦只愿实行之以增进人类之幸福,而不愿空言讨论之。”“故中国读书人向不重视著书立说”,“故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贯穿之哲学书,比较少数,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后人后学,杂凑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成书既随便,故其道理虽足自立,而所以挟持此道理之议论,往往失于简单零碎,此亦不必讳言也。”[4]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之所以不如其他国家哲学的发展,不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家不具有这样的能力,而是中国的哲学家没有潜心进行哲学研究,哲学专著往往不是完整的系统的。中国人重实行不重为知识而知识的研究工作,学习和教学往往为了“学而优则仕”,求学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5]中国人首先是为了“内圣外王”而进行学习,“内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最后才是“立言”,即研究学问著书立说。可以说从哲学传统上讲,中国的哲学是缺乏系统研究精神的,同时中国人讲究“悟性”,重视直觉思维,在学习和研究中重视领悟和直觉,不注重形式逻辑,且重视思辨。因此中国的实证哲学受到直觉思维方式的限制难以发展。中国的教育传统便不注重实证,不注重观察和逻辑分析,也不注重研究的精确性,可以说中国的哲学是与教育哲学共生长的,两者是统一的。中国的哲学传统和教育哲学的传统是中国当代教育哲学发展的前提,古人的理论是我们研究的宝贵财富,也要求我们结合今天的现实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创造和研究。
(三)中国当前教育哲学现状
谈及中国当前教育哲学的现状,首先的问题便是对教育哲学本身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含义的怀疑。许多人都会认为:已经有了教育学,为什么还要有教育哲学。而在广大中小学,无论校长还是教师,都难以表达自己对教育哲学的理解,较少树立教育哲学的观念,一些顺应改革的校长教师常常谈及各种新鲜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各种研究也较多以理念或方法的形式出现,较少论及教育哲学,较少对教育哲学进行研究,往往谈及哲学便是希腊罗马,便是西方哲学史,较少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进行研究,新儒家的研究在中国大陆本土还不及香港台湾和其他国家的研究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而另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教育,但近年来关于教育的报道常常是负面消息,而教育哲学的缺失与这些问题的出现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譬如,教育者关于民主观念的缺乏直接导致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出现,将学生看作低于自己的个体,而不是将学生视为与自己平等的生命,这必将导致教育者忽视学生人格的独立性、平等性,恶意贬低和伤害学生人格和身心的现象出现;教育者不能从哲学的角度理解教育,而是单纯的将其视为传授书本知识的过程,这必将导致满堂灌、题海战和课业负担沉重的问题;并且教师及家长以考试论英雄的观点引发的学生心理的伤害和恶性事件的发生也就难以避免了;同时教育者忽视教育所包含的使学生社会化的应有之义,导致学生只会考试却不具有适应社会的能力,在各种危机和选择面前往往表现出茫然无知、手足无措的现象,这也是教育哲学缺失导致的必然结果。然而对于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教育哲学本身的研究已停止,而是教育哲学还停留在象牙塔内,还没被广大教育工作者所接受,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使教育哲学下移至民间,在实践中寻求发展,在社会整体的文化中生根,以求中国传统教育哲学适应今日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重新确立教育哲学在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一)何谓教育哲学
杜威认为哲学与教育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教育哲学’并非把现成的观念从外面应用于起源和目的根本不同的实践体系:教育哲学不过是就当代社会生活的种种困难,明确的表述培养正确的理智的习惯和道德的习惯的问题。所以,我们能给哲学下的最深刻的定义就是,哲学就是教育最一般方面的理论。”“哲学乃是作为审慎进行的实践的教育理论。”[6]如前文所述,杜威认为哲学是教育的基础,并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来把握教育、建构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于上面这段话,我认为有这样正反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认为,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人生的基本理论,也是人们进行各种活动和选择时所遵循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哲学是人们在发展过程中自己发明的一种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认识人生把握人生的一种工具,是一种不同于有形的实体的工具,是人类智慧的集合。因此,哲学不仅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更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另一方面,这段话最大的可取之处便是强调哲学对教育的指导意义,认为哲学是教育的基本理论,倡导用哲学的观点把握教育实践、建构教育理论,强调教育哲学的必要性,这对于各国教育尤其是中国基础教育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而在中国也有许多关于教育哲学的研究,对于教育哲学的理解也有很多,一直没有一个一致的概念。石中英认为:“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全部可能与必要都是建立在对‘哲学’与‘教育’关系的认识上。”[7]周浩波认为:“如何确立‘教育哲学’的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呢,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教育。”[8]而关于教育哲学的定义的表述也有很多版本,黄济先生是解放后教育哲学的奠基人,认为:“对教育哲学的定义虽然如此分歧,但是其中却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公认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应当使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教育中的根本理论问题。”[9]同时他还认为“教育哲学应当是教育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应当给教育科学研究以理论上的指导,而教育科学的发展又给教育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10]黄济先生的这两段话充分说明了教育哲学的含义和教育哲学与包括教育学在内的教育科学的关系,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教育哲学,重新确立教育哲学在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二)重新确立教育哲学在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关键词:;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思想
(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山阴县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冯友兰说:“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代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1]北京大学教授萧超然说:”如果中国古代最大的教育家是孔子的话,那么中国近代最大的教育家就是,是继古代孔子之后独步于中国近现代文坛的教育巨匠”。[2]
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恢弘浩淼,不啻于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一座宝库,而内容丰富、深蕴哲理的科学教育思想则是整个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奇珍,光芒万丈,辉映寰宇,泽被后世;似丰碑,立足近代,秉承古代,昭启现代。
的科学教育思想,基于他本人的经历实践和探索思考,基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环境;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源于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非常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的。作为中国教育思想史乃至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的科学教育思想有其自身复杂的背景和广泛的来源。拙文就此二端稍作探析,藉以祈教于方家,冀获引玉之功。
一、时代背景:近代中国的落后及世界列强的入侵
作为封建社会的垂暮之年,清朝后期,已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文化失落,教育废弛,社会动荡,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危机重重。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增加生产、扩大市场、赚取高额利润,从而肆意将殖民侵略的贪婪触角伸向了海外,积极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中国,作为世界上物产丰饶、地广物博的东方大国,早令列强垂涎欲滴了。英、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接踵入侵,《》、《》、《》、《》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落,中国进一步丧失了和领土的完整。1894年,中日爆发,中国再次惨败,《》的签订,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大大地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此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国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掀起了一个的狂潮,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
当于1868年诞生之时,正值中国因失败而遭受资本主义列强凌侮的时候,而的失败尤使震惊,面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西方列强,他深切感受到中国明显的衰弱,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开始涉猎“新学”。“自甲午以后,朝士竞言西学,孑民始涉猎译本书。”[3]1899年,读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使他“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乃证之于旧译物理学、心灵学诸书,而反之于春秋、孟子及黄梨洲氏、龚定庵诸家之言,而怡然理顺,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4]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人们只关注与治国安邦密切相关的那些圣人礼法和伦理纲常,科学长期遭受冷落。“我国人士,由来尤多好高骛远,专尚空谈,以致有科学落后之今日。若仍因循故知,不图努力精进,则恐唯有受天演之淘汰而已,然此亦因限于科学、智识之幼稚也。国内发明既寥若星辰,著作尤鲜若鸿毛,欲求一可读之书,殊不可得,深进研究,更属梦想。”[5]至于今日中国之学术程度,“则吾人益将无地以自容”。可是,世界列强则为另一番图景:“近来列强提倡学术研究,不遗余力。在国内,固然不惜用最新的设备,集中专门人才,使之致力于宇宙的秘奥,事物的创造,崭然有新的发见或发明,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名誉,而且高掌远蹠,肆力于国外,尤其眈眈于我国疆土。”[6]为中国缺乏现代科学而万分自愧,他认为,欧洲人所谓的某学某术受中国影响,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学术,而非中国当今的学术,在西洋科学发达而中国科学落后的现实形势下,今人无可引以解嘲。
近代中国的落后,引发了的深切思考,他在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比较中西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进行科学教育,方是振兴祖国,改变落后状况的有效途径。“欲救吾族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7]20世纪初,世界科学迅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发达,科学竞争日趋激烈,世界上的强国,无不是工业兴隆,对于声、光、化、电的学问研究得细致入微的,说:“今人竞言科学救国矣。夫科学何以救国?岂不以人类所以进化之秘奥,他学所不能明者,科学能之;国家所赖以生存之要素,他术所不能致者,亦为科学能之。并世各国之富强,正与科学之发达以骈进。”[8]指出了科学的重要作用及科学发达与国家富强之间的正比关系。他数度出国留学,将中国与西方进行比较,探求西方诸国国富民强的奥秘,认为中国在近代以后科技已经落后,要想富强发达,唯有学习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他指出现代文明源于欧美,“盖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因此,我国要发展,“尤不可不于科学的发展,特别注意呵!”[9]的科学教育思想正是在这种近代中国落后及西方列强凌侮的时代背景下盟生的。
二、广泛来源:中西方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1、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
就“百家争鸣”而言,赞誉如是:“我国先秦时代,诸家风流,颇具科学途径,治哲学者有道学,治道德政治之学者有儒学,治论理学者有名学,治法学者有法家,治词学者有纵横家及小说家,治农学者有农家,治理工之学者有墨家,其学说皆有独到之处,足与希腊学者抗衡。”[10]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其科学途径深深地激发了的民族自豪感。正如他在《中国伦理学史》中所说:“种种学说并兴,皆以其有为不可加,而思以易天下,相竞相攻,而思想界遂演为空前绝后之伟观。”[11]事实上,确如所言,奇伟壮观的“百家争鸣”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百家争鸣”中所反映的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精神深深融入了的精神世界,成为他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百家争鸣”中各派学说所呈现出的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成为“兼容并包”思想的源头;“百家争鸣”中寻求变革、促进发展的学术理论,成为冲破传统、积极变革的原动力;“百家争鸣”中崇真尚实、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成为科学精神的主要来源。综上所述,“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成为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正向来源,从正方向上丰富了科学教育思想的内容。
2、对儒学独尊的深切反思
认为,在我国学术史上,法家偏重群性,道家偏重个性,二者均不适合我国民族的习惯,只有儒家能兼顾个性与群性,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年而不被更替。但是他随后又对儒学展开了深切的反思:“中国墨学中绝,故以后科学不发展,而宗仰孔子之儒家,自汉以来,不能出烦琐哲学之范围。”[12]虽然墨家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在我国科技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在“儒学独尊”强势冲击下,同为显学的墨家,不得不急流勇退,归于沉寂。认为,在我国最近的一千年内,国人的思想为烦琐的哲学所束缚,因而科学极不发达,科学上的进步也特别缓慢,根本就不能与科学发达的世界各国作同一速度的演进。对我国汉以后儒家学者的治学方法也做了一番深思:“自汉以后,学者偏重读书,如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窥园;阳城读书集贤院,昼夜不出户,凡六年,皆为人所艳称。使人以此为学,真古人所谓专己守残者耳。”13]在古代中国,科举取士成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途径,激起了众多学者的学习热情,但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中央集权专制下,儒家经典是考生重点研习的内容,儒学理论是考官判别优劣的标准。“学而优则仕”,全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吸引到科举这座“独木桥”上来,科举制度成为向知识分子灌输儒学教义、向全国普及儒学理论的强有力手段,这比行政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命令更有效地“罢黜”了“百家”,使诸子成为被禁之列,结束了新学术、新思想的百家争鸣。
在近代中国,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崩溃,儒学思想的主导地位,逐步发生了动摇,这引发了先进知识分子的反思,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是标准的儒家学者,但他却能对儒学思想进行深切反思,这一点尤为可贵。对“儒学独尊”的深切反思,成为科学教育思想的逆向来源,儒学重伦理教育、轻自然科学教育,儒学尚继承、轻创新等弊端,从反方向上给科学教育思想以重要的启示。
(二)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他数度留学西洋,对国外文化也颇有研究,而这些又成为其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
1、康德哲学思想的指导
康德是18世纪德国著名的古典主义哲学家,在世界范围内,他第一次提出有科学价值的天体起源学说。他用自然自身具有力量的观点将太阳系描绘成一个有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该过程无需神力的“第一推动”,从而在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上打开了最初的缺口。
1907年以后,五次走出国门,其中三次留学于德国大学,留德期间,他几乎每个学期都在大学开设的康德哲学讲座上听课,其中有冯特所讲的《新哲学史-从康德至当代》和福尔特所讲的《康德哲学》等。听课、读书之余,他翻译了德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鲍尔生根据康德哲学思想撰写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留学法国期间,还草拟了《康德美学述》一文。
以康德的“二元论”哲学为指导,建构了他的哲学和教育思想体系,他认为世界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为现象世界,即物质世界,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均属之,它是相对的,有形的,有限的,受因果律的制约,与时间、空间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是可以经验的,属于政治范围;一为实体世界,即本体世界,一切精神现象均属之,它是绝对的,无形的,无限的,不受因果律的制约,无时间、空间的限制,是超越经验之外的,是超政治的。依据上述划分,认为属于物质世界(现象世界)的自然和社会永远不可能进入本体世界(实体世界),只有人的精神才能进入这个世界,物质世界只有通过人的精神才能与本体世界相通;而与本体世界愈接近,人的精神就愈趋于自由高尚,人也就愈变得纯真完美。本着这样一种对宇宙人生、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认识,指出:“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14]认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世界的两个方面。他认为联合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的津梁就是教育。教育虽然立于现象世界,不排除对现象世界幸福的追求,但其最终目的却在于追求实体世界的最高精神境界。所以,他认为教育工作从根本上讲,就是帮助受教育者发展其能力,养成“完全人格”,为人类文化的进步恪尽一份责任。
在以康德哲学思想为指针而制定的民国教育宗旨中,将科学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康德的哲学思想毫无疑问是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2、德法科学文明的激励
就科学而言,在西方文明世界中,尤为推崇德法两国,“近世言科学者,率推德法两派。法人多创见,德人好深思,两者并要,而创见尤为进化之关键也。”[15]以为德法两国的科学程度各有千秋,德国注重精细分析的研究,法国注重发明新法的研究,我国学者应充分吸收两国特别是法国科学家的发明锐气。这种发明的锐气在看来,它的实际表现则是:在近代社会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世界各国竞相发明新的器具,德国的飞艇、法国的飞机,为人们的交通旅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法两国能够持久作战,究其原因,认为是两国科学的发达。他如此推崇德法的科学文明,这与他在这两国的留学经历是密切相关的。1907年夏,赴德留学,学习德文;1908年进莱比锡大学学习,历时三年六个月;1912年9月,再度赴德留学,继续在莱比锡大学学习,至1913年6月止。他在德国留学所修的课程主要有《心理学原理》、《儿童心理学与实验教育学》、《心理学实验方法》、《德国现代文明史:其过去与现在》、《德国古代与中世纪的文明》、《德国现代文明史:世界观与科学观》、《古典时期的德国文明》、《欧洲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的历史》、《作为一个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歌德》、《现代自然科学的主要研究成就》等,就这个粗略的课程目录,可以看出几点:(1)在选课方面特别重视文化史、文明史方面的课程学习,他并没有从狭义上来理解教育,而是将教育的内容即文化道德和教育方法理论即心理学联合起来学习;(2)在研究西方文化方面,他尤其注重对科学基础的探讨,此后又将之与中国文化作了比较研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中国开创了文化史比较研究的传统;(3)善于学习那些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科学成果,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欧洲文明怎样过渡到近代文明的这个根本问题。可以说近代化、现代化是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特别注重学习一些自然科学。1913年,赴法国留学,学习法文,从事著译、考察和研究,积极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至1916年10月受命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止。此间,除了翻译康德的著作外,于1915年以德国哲学家鲍尔生与冯特所著《哲学原理》为基础写成《哲学大纲》。1920年10月至1921年9月,赴欧美各国考察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先后去了德法等十个国家,访问了这十个国家的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拜会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1923年7月至1926年2月,又一次赴欧洲,在德法等国从事讲学、考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十分重视吸收外来文化,在面对技术先进的西方各国时,他毅然离开发展停滞的祖国而抵达近代化的国度,学习并且精通西方新出现的科学文化知识。他的理念是:一个民族,不能不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犹如一人之身,不能不吸收外界的空气及饮食,否则就不能有所长进。
德法两国的科学文明对的影响极大,他在欧洲各国留学和考察期间,耳濡目染,深受其熏陶,德法两国的科学文明是科学教育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来源。
时值民族危机,抛弃了封建士大夫的头衔,踏上了资产阶级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吸收西洋文明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科学教育思想,它是在立足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对东西方文化的有机融合,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
参考文献:
[1]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A].见中国研究会编:纪念集[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48.
[2]萧超然.与近现代中国教育改革[A].见丁石孙、萧超然、梁柱等著:研究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
[3]转引自研究会编:论[C].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203-204.
[4]高平叔.全集: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4:96.
[9]高平叔.年谱长编:卷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535-536.
[11]、[14]高平叔.全集: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4:9;133.
[10]、[13]、高平叔.全集: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