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论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影视剧论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1篇

CAOGENKANTAI

姜伯静

新版《红楼梦》在各地方台播出以来，尽管网友拍砖不断，但是抛开网友诟病的造型、穿帮多、气氛诡异，在内容方面，红学家们大多肯定了改编忠实于原著。然而，随着新版《红楼梦》播出和1987年版截然不同的大结局，红学家们终于被惹火了。红学家西岭雪就认为，这完全是对红学研究的倒退！（7月12日《新快报》）

经常看到好莱坞电影被翻拍或者拍续集，只听说有剧情合理不合理的说法，“倒退说”还是第一次听到。可是，影视剧不是红学会的论文，也不是什么技术，谈不上倒退和进步。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2篇

中国的消费文化语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时代的产物，在经济诉求和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我国的影视界开始对“红色经典”进行重温和再确认，同时也具备了一些崭新的时代特点，大众文化对红色经典有了自己的策略：政治主体通过和大众媒体的合作将红色经典进行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改编，通过大众媒体的讲述与编码，男权意识形态中的女性形象成为了一个新的卖点。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西蒙•波伏娃在1949年出版的著作《第二性》中所提出了“女性形成”的论点在这里得到了最贴切的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剧中所表现的女性形象的历史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大众消费文化重新在中国得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男权中心意识故伎重施，借助于消费文化语境的形成重新把女性推向了“被观者”的前台。大众传媒引导下的消费文化为女性提供了各种诱人的范本，召唤和规范着女性形象，也得到当代主流观念的认同。在具体的影视文本中，女性依然成为了“眼球经济”中最直观的欲望客体，女性特征演变成最成功的消费热点和卖点，而男性作为“观者”的价值观与消费文化语境融为一体，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和媒体的特意迎合成为一种合谋的文化消费景观。

（一）“贤妻良母”式的革命母亲。当今社会是大众消费文化塑造下的“草根”时代，以中国传统伦理精神推崇的道德英雄来对抗转型期娱乐到死、消费至上观念的蔓延所带来的集体失忆，在广大市民阶层中得到了情感上的认同。“家国一体”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普世母亲的“原型”客体共同塑造了荧屏中的革命母亲形象。高明的大众媒介把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人性美德和革命事业中的激情进行了巧妙的糅合，赋予了消费文化一种美好的道德载体，在观众观看改编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同时，还能领会到中国社会传统美德。随着时生了变换，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换上了崭新的外衣，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大众传媒为我们的行为制造了新的标尺和价值体系，掌握大众话语权的媒体依然把母亲看成一种原型化的职业，一厢情愿地把她们固定在“贤妻良母”的文化角色上，其本身缺席了女人作为主体的概念，成为男性的“屈从体”，自身的主体性缺失得过于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剧对于妻子和母亲的呈现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女性，贤妻良母所承载的中国传统美德也是当下主流意识所宣扬的奉献精神等伦理道德的体现。

（二）主旋律和商业化的糅合体。以大众文化为核心的消费文化具有商业和娱乐的双重属性，主流文化恰恰找准了它的死穴加以吸收利用，这使得影视文化之中主旋律影视和商业影视作品的界限愈发模糊，通过商业美学改造的主旋律影视内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而商业影视则采用主旋律化的包装更好地实现了商业目的，从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视剧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这种崭新的影视文化形态需要一个崭新的艺术载体，由此商业主旋律的女英雄诞生了。女权主义理论认为：“看”是一种权力，那么这种窥视情景的建立是受男权中心意识所支配的。新时期，大众媒体刻意恢复了革命女英雄的女人属性，深入挖掘女性的附属价值。革命女英雄呈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女性的性别特征被毫无顾忌地展示和暴露在观者面前，女人的全部都成为了消费语境下的消费品，成为了“被观者”。近年来，谍战题材的电视剧层出不穷，《潜伏》可谓是它们当中的佼佼者。太行山区游击队长出身的翠平，本身是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可是她慢慢地适应了自身的环境和身份，成为了资产阶级阔太太，她已经“入戏”了，女人也就是这样“被形成”的。这种“革命+爱情”的商业化重写将她的女性特质充分地呈现给了观众。通过翠平的改造，主旋律和商业化的女性艺术形态被推向了广大的窥视团体，以男性意识形态为代表的观众共同处于一个“观者”的位置，女性再次沦为被窥视和“被观者”的欲望客体。

（三）“悲哀”的知识女性。当今的现实社会是一个“英雄集体消隐”的时代，大众传媒体现出其惊人的创造力，将英雄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以“李云龙”为代表的世俗化英雄让我们感到更真实、更可爱，同时女性形象在英雄的身旁得以以一种新的意象展示，“美女爱英雄”的经典伦理模式被大众媒体原封不动地置换成观众理念中不可动摇的程式，在这种红色经典影视剧的故事逻辑中，婚姻成为了女性避难的港湾，知识女性再次沦为家庭的守护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悲哀的知识女性”的经典故事。在《亮剑》、《父母爱情》等热播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对于革命爱情的叙述，采取了“美女爱英雄”这一套路。英雄们的配偶选择多为出身不好但又年青貌美的知识分子女性，她们从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女性，怀着对英雄的爱慕和敬仰，渴望婚姻的美满幸福，需求英雄的呵护，然而婚后的生活完全地失去浪漫的伪装，失去了自我，她们痛苦过、挣扎过、反抗过，但是最后还是在男权阴影下屈服，“享受”着男人的争夺、庇护。然而大众媒体的重复灌输式的宣扬将这种状态描绘成幸福生活之真谛，从而完成了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秩序分配。

二、“女性”的复活与回归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3篇

从事艺术行业的人与从事其它工作的人在一点上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希望将复杂的问题简化，找出能指导从事那一工作的规律来，从而能够更快地成为那个职业中的行家里手。比如学书法的人，会临摹颜、欧、柳、赵等不同的字体。他们甚至从描红模子开始练习。一个人最终能够建立自己的字体风格，那是以后的事情。如果连临帖的阶段也没有就想创造自己的字体，那是不可能的。又比如，唱戏也会分成梅派、马派或别的什么派，你先得“师承”一家，然后方有可能渐渐地建立自己的流派，鼓捣出点新鲜玩意儿来。前些天因为失眠，找出一本《唐五代词》来读，却发现，那时的人虽然个个想创新，写出点别人所没写过的东西，但他们却严守格律。最令我惊讶的是，所用的词汇都大体相同，有着很高的重复率。比如，词中抒发的十之八九都是离愁别恨、游子思乡之情。借以载情的经常就是西风落叶、雨打芭蕉或梧桐。而且一伤心就得上楼，隔着小窗或卷簾、画簾、绣簾什么的远眺，然后就开始了“断肠”过程……我原以为“断肠”是很高明的创造，可后来才发现，在同一本书中，隔个三五页就会有人“断肠”一回哩！细细想来，这也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探求事物内部的规律是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的一种本能，而将事物成功的因素提炼成为规律，便形成了模式。

有人试图区分匠人和艺术家，他们认为，所谓匠人，就是只能按照已有模式复制产品的人；而艺术家却是在突破模式，是在创新的人。这样的说法大体上是不会有问题的，然而需要看到的是艺术家和模式之间的关系。首先，他们必须充分了解和掌握模式，之后才有可能突破模式，否则他们会自以为是突破了模式，其实却仍然在模式中转悠；再有就是，当他们创造出了全新的形式之后，那个新玩艺就会变成众人竞相摹仿和趋之若鹜的时髦，于是就形成了新的模式。这就好比，一个人在大家的头发都是黑色的时候将自己的头发染出一缕黄色是个性化的创造，但你如果去今天的韩国看看，大街上众多的女性不分老少地都染上一缕黄发，就不再是追求个性化，而是赶大众时髦了。由此可见，所谓匠人，应该理解作仅仅重复模式创作的人；而艺术家却是推进创作模式和创作出新模式的人。说来说去，一句话：创作离不开模式和对模式的研究。实际上艺术的发展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以新的模式代替就的模式的不间断的过程。

电影剧本创作是不是也应该在研究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呢？日本著名剧作家兼导演新藤兼人的说法很坦诚，他认为，一个剧作家首先要有好的“匠人气质”，他说：“要写出好的电影剧本，首先要有良好的匠人，必须发挥匠人磨炼出来的技巧。电影剧本的艺术性，可以说就在于技巧精湛的匠人想什么，选定什么样的主题。”他的观点，好象和很多鄙视模式的人相左，然而如果我们考证一下电影剧本创作的实际情况就会觉得他的看法真的是很中肯的。

电影剧作的传统模式

电影剧本创作是有模式的。我们知道，电影最初是向戏剧艺术学习叙事的。在电影成为艺术之前数千年，戏剧已经就有着很高明的叙事本领了，电影在脱离杂耍演化成为一门人们心目中认可的艺术种类的时候，首先就借助了戏剧已经积累了数千年的叙事经验。而这些经验其实就是模式。例如，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戏剧就逐渐形成了结构方面的模式：亚里士多德认为，戏剧的结构必须分为头、中、尾这样的三段式。后来人们感觉在一出戏里特别重要，应该强调，就出现了“启、承、转、合”的说法。是黑格尔总结出“冲突律”的结构思想的，他认为戏剧冲突是布局的依据，他进一步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头、身、尾”的三段式说法：“合式的起点就应该在导致冲突的那一个情境里，这个冲突尽管还没有爆发，但是在进一步发展中却必然要暴露出来。结尾则要等到冲突纠纷都已解决才能达到。落在头尾之间的中间部分则是不同的目的和相互冲突的人物之间的斗争。”其实，从那以后，直到今天，这已经成为包括电影在内的剧作艺术所普遍遵循的结构法则。例如，在著名的剧作理论家劳逊所撰《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一书中，即将以“冲突律”为核心的结构原则引入了电影剧作理论。在电影剧作的教学领域里有一本广泛流传的教材：悉德.菲尔德撰写的《电影剧本的写作基础》。其中在论述结构的部分依然将“冲突律”作为剧作家必须严格遵守的定律，他认为：一部影片的开端就是建置冲突；中段就是发展冲突并使冲突双方反复地较量；所谓就是冲突的总爆发是冲突的至高点，因此也就是冲突的决战时刻；至于结尾，无非是冲突过后所产生的最终结果。可以说，以这样的原则创作出来的电影剧本在今天仍然是电影结构类型的主流。这种被今天的人们称作“戏剧式结构”的原则依然是我们进行电影剧作教学的基础。如果不掌握这样的结构模式，人们就无法创作出《变脸》、《天地大冲撞》、《生死时速》、《离开雷锋的日子》、《三大战役》、《红河谷》……数不胜数的电影剧本来。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经常会轻视传统的东西，然而他们最终在走向社会之后便发现，传统的东西会成为看家的本事为他们谋一碗饭吃。

电影剧作情节的模式似乎比结构的模式复杂一些，但模式化的倾向却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早在18世纪末，西方的戏剧家就将剧作的情节归结为36种情节模式，这有名的36模式一直传诵到今天，它依然是人们研究剧作情节的工具。当然，今天的很多电影剧作已经超越出36模式之外，但36模式毕竟最大面积地涵盖了电影剧作的情节。人们确实追求着对传统情节模式的突破，例如那些被标榜作“新”的一次次电影运动都是以反叛模式为前提的。但是真正突破模式却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例如作为法国“新浪潮”电影主将的戈达尔，几乎终生都在干着反情节剧的事情，但直到最后他也不得不自叹未能逃出情节剧的圈子。他的作品《精疲力尽》和《疯狂的比埃罗》依然是36情节模式中的第5种“捕逃”，显然继承了警匪式的道路片。作为“新德国电影”主将的法斯宾德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更聪明一点，他非常痛快地说自己追求的是拍摄“德国式的情节剧电影”。他的代表作《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一开始就使用了一个被人们千百次使用过了的情节模式：“误以为丈夫已死而改嫁，其实未死之类。”这属于36情节模式的第18种。

电影艺术是比之戏剧更加商业化的形式。有人将好莱坞比喻作制作电影的工厂，人们在这里进行着电影的批量生产。为了观众口袋里的钱，电影制作者的天才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对观众喜闻乐见的模式的研究上。一旦某种模式赢得了高票房，那种模式就会成为大量生产的样板。说来，电影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样式”的艺术，例如在戏剧中，你只知道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戏剧等等，却没有什么“西部戏剧”、“功夫戏剧”、“惊险戏剧”……然而，在电影艺术中，将作品分为“恐怖片”、“惊险片”、“言情片”却是天经地义的事。艺术家们可以鄙视模式化生产的电影，但是他们却无法回避模式化生产带来的奇迹。好莱坞用模式化生产的方式统治着世界电影市场，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另人目瞪口呆的票房神话！好莱坞最古老的叙事传统来自于戏剧的“情节剧”模式，那是一种被称作西方感伤戏剧的一个种类。剧中所讲的通常是一个弱女子爱情和婚姻生活的不幸，而造成这种不幸的就常常是门第观念的障碍。这种情节模式属于36种中的第28种“因为门第或地位不同而不能结为婚姻”。这样的模式创造出了一部部赚取观众眼泪的影片，不久前在全球创造出票房奇迹的《泰坦尼克号》便是这种模式的最新翻版。

模式与创新

人人想创新，但真正能够创新的人绝不是仅仅鄙视模式的人，而是尊重模式并研究模式的人。我在剧作教学中常常发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刚刚从中学校门踏入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大多怀着强烈的标新立异之心，希望能搞出点惊世骇俗的东西来。他们言必称伯格曼、基耶斯罗夫斯基，写出一些哪怕是伯格曼或基耶斯罗夫斯基也无法看懂的剧本来。然而到了大学三年级，他们便会惊慌或抱怨起来，说是基础的东西都没学会，连基本叙事的技巧也没有。然而时不我待，他们常常就在恍惑之中走出了校门，面向了数亿人构成的观众……说来老师也有责任，比方说，当他们不屑一顾地说“那些东西太传统”的时候，我们如果逼问一句：“那你能说说传统的意义是什么吗？”是不是会给他们一个提醒？

事实上，我们如果踏实地研究，就会发现电影剧作观念的发展并不是对传统模式的彻底摧毁，而是对它不合乎时代要求和观众的新的审美习惯的那些部分的改革。就以前面我们提到过的“情节剧电影”的模式为例，它实际上也是随着时代而发生着变化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或刚刚终结时，尽管描写女人在婚姻爱情生活中历尽磨难的情节模式依然在《魂断兰桥》、《雁南飞》、《鸳梦重温》、《雨夜物语》、《一江春水向东流》、《白毛女》……一系列影片中重复着，但如果你再将阻碍两个人美好爱情的原因归结为门第观念显然就太不合时宜了。因为那时人们更加关心的是战争对人生的影响，所以在那些影片里，战争就代替了门第观念而成为制造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门第观念的影子就象没有变化完全的猴子留下了尾巴一样。

从结构模式上来看，情节剧电影太借重于巧合。千载难逢的偶然机缘几乎成为制造人物命运大起大伏的原因和形成冲突的契机。在《魂断兰桥》和《雁南飞》中，人为制造的误会决定了人物爱情的悲剧性命运；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旷世难寻的巧合使被遗弃在千里之外的妻子恰巧来到了丈夫的豪宅当女佣，并恰巧在丈夫的婚礼上认出了自己那负心汉；《鸳梦重温》更是将偶然的机缘作为情节突转的动力，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了记忆的富家男子与一个歌女结婚（这里依然保留着门第观念的尾巴），但当他外出寻找工作的时候却意外地（这种意外在那时的影片里却常常是编剧滥用成癖的）被汽车撞倒，奇迹发生了——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并回到自己战前的家中当起了富翁，却把歌女忘记得一干二净！接下来便是歌女漫长的等待，等待他自己有一天能恢复记忆回到自己的身边来。终于那一天到来了，观众在大团圆的结局中被感动得泪如泉涌……您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这时虽然把战争当作了间离情人的罪魁，但实际上影片对战争并没有多少批判，相反，故意制造出来的情节牵引着观众的心。现在，人们都会将法国“左岸派”电影人看作是对传统情节剧的反叛者。但如果你仔细解剖一下他们的剧作就会很容易看到那些故事与传统模式之间的亲近关系。例如玛格丽特.杜拉的《长别离》讲述的依然是一个与《鸳梦重温》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一个男人在二战中失去了记忆，一个女人努力启发他回忆过去。看来她的确是熟知那样的传统情节模式的，而且她利用了它来完成自己的创新。她摒弃了在那个男人身上制造偶然事件的情节剧方式，而是将注意力和笔墨都集中到表现女人的内心创伤上，利用平凡的动作和细节来展示她可怜的希望，甚至直到最后我们也没有等来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那男子依然没有恢复记忆。巧合没有了，人为地煽情没有了，大团圆的结局也没有了，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对战争更深刻的批判和对人物更深层次的内心的揭示。在她的另外一部名篇《广岛之恋》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传统情节模式清晰的影子：一个法国女孩在二战中爱上了一个德国士兵，女孩被家人关入地下室，德国士兵却被打死。这显然是36情节模式中的第29模式“爱恋一个仇敌”，即“被爱者为爱人的亲族所仇恨”这一款。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便是这样的情节，甚至在莎士比亚的《罗蜜欧与朱丽叶》时代这样的故事已经屡见不鲜了。杜拉在这里所做的无非是将情感冷漠化并将这个故事与广岛发生的恋情穿插起来，以此制造出一种跨故事和跨时代的理性思考氛围。我们很难设想，如果玛格丽特.杜拉不了解传统的情节模式，她将如何完成自己的创新。

也许，我国电影的创新尝试更能证明创新者与情节剧电影的联系。在前的十七年中，我们的观众和电影创作者们并没有对情节剧中过于借重巧合的结构模式有什么反感，相反，人们常常会对失散多年的亲人意外相逢这种“认亲”模式感兴趣。例如《达吉和她的父亲》就是围绕着“认亲”展开情节的。甚至在《英雄儿女》这样表现战争的影片中依然会有个兄妹找到亲生父亲的情节。应该说，直到过去的八十年代初期，这样的观念依然左右着我们的电影创作，《小花》在“认亲”，《小街》在“认亲”，《樱》也在“认亲”，甚至在试图用纪实手法讲述的《女大学生宿舍》中，同宿舍的上下铺女生依然会突然发现对方竟是自己同母异父的姊妹！《红色恋人》里，狗特务竟发现自己追捕的对象是自己的女儿！实际上，在此后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如果有所谓“第六代”的话）导演的追求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恰恰是对情节剧电影中不符合时代的部分特征的改革。例如在国产影片的创作中流行着一种情节模式：无论你歌颂的主角是医生、警察还是导弹专家，你都需要将他们放在一种冲突之中：一方面是事业，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亲人或爱人所构成的个人生活。比如一位警察，他不仅常常顾及不了自己的个人安危，而且会顾不上亲人病危这样的重大事情。他无法满足老婆对生活的抱怨，甚至还要拒绝身边年轻女性的追求。而他如果是一位身在边疆的教师或医生，就一定也会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亲人希望他能调到大城市里生活，一方面他却无法离开自己的岗位。这便是36情节模式中的第20种“为了义务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渐渐地人们会感觉这样的情节模式太过说教，就希望能将人物牺牲自己个人生活的过程中设计的困境更加自然一点、感情表达更有分寸一点、最后也不要太明显的大团圆。例如：《沙鸥》写的是一个女子为了排球事业牺牲自己个人生活的故事，尽管她的男朋友之死依然有人为安排的痕迹，但比以前的影片要自然得多了，而且在沙鸥的情感处理方面也不再象情节剧电影那样声嘶力竭地煽情；张元的成名之作《妈妈》依然写了一个女人试图使她所爱的人（尽管这次是儿子）神智康复的故事，这几乎就是前边我们所提到过的杜拉的《长别离》情节的现代版，而且这依然是一个“牺牲”模式的变奏——这个母亲为作母亲的义务而牺牲了自己个人的生活。但显然他却表现得更加冷静。结局更加的冷酷——直到最终，那个母亲也没能使儿子的神智出现一点点可怜的奇迹。

电影剧作的新模式

当然，任何量变最终都有可能会带来质变。今天的影坛上肯定会有很多36种情节模式所框定不住的电影情节。例如你如果细细地查阅一下就会发现在36情节模式中没有《为戴丝小姐开车》这类影片的情节类型。也就是说，人们在创新，而且创造出了新的情节模式。

在50年代以前的战争岁月里，无论个体还是社会都处在生死攸关的激变之中。人们关心的焦点当然就是表现为你死我活的重大事件或一个人出生入死的命运。所以，那个时候真正是“没有冲突便没有戏剧”，同样的“没有冲突便没有电影”。电影结构的“冲突律”模式首先是时代所赋予的。而那时的情节几乎都表现为两种突出的倾向：要么表现一个惊心动魄的、人命关天的外部事件，要么表现一个人物生生死死的坎坷道路。然而，当生活进入到50年代中期，战争已经成为历史，虽然进入了冷战时期，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社会内部都出现了相对的稳定。这时，即便西方国家，社会也在逐渐地向中产阶级社会过渡，大多数人达到温饱，失业问题不再象40年代中后期那样突出。然而新的社会矛盾却出现了，最突出的矛盾常常发生在两个方面：一、人际关系的危机。物质文明常常会带来社会的异化和人类心灵的间离，尽管在繁华热闹的都市里人们依然感到难以派遣的孤独。虽然你每天都在和人打交道，但真正的沟通却成为了普遍的社会障碍。人们近在咫尺，心灵却远隔天涯。二、个人心灵深处的危机。物质的满足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人是唯一一种会探求生存意义的动物。这种探求在没有衣食之忧的时代反而变得更加突出，因为只有这样的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思考这样内省的问题。正因如此，电影剧作关注的生活焦点也就必然从社会外在的危机（比如战争和失业），转移到人类的内部危机中来，将镜头对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内心情感甚至不成形的潜意识。如果好莱坞在过去的岁月里编织过灰姑娘变成公主的梦，今天人们似乎更需要编织的是在任何不同的个体之间都最终能够突破障碍，结成亲密关系的梦。

于是，一种新的情节模式便应运而生了。首先，你得找来两个性格存在着差异的人物。这些差异有可能产生于如下原因：1、性别；2、种族；3、年龄；4、宗教；5、文化；6、国度；7、民族；8、生理；9、地位；10、爱好；11、气质……总之，你可以找来任何你想象得出来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会给人物与人物之间带来你死我活的冲突，相反，作者所关注的是他们如何一步步地突破这些隔膜和障碍达到真正动人的沟通和交流的。这类影片的情节线实际就是两个人物之间关系渐近的历史。例如《雨人》表现的是两兄弟间的关系发展变化线，他们不仅性格气质和价值观念有很大差异，就连生理上也差异很大（弟弟是个很机灵的人，而哥哥却是个病态的智障者）；再如《为戴丝小姐开车》表现的是一个性情怪异的犹太阔老太太和她的性情温和的黑人司机之间的关系变化过程。两人之间除了性情差异外，还存在着种族、地位方面的差异；捷克影片《给我一个爸》（KOLIYA）则选择了一老一少；日本影片《谈谈情，跳跳舞》则选择了一个呆板的中年男子和一个美丽的舞蹈教师……影片总是从这两个过去毫不相干的人由于偶然的机缘相遇开始的，他们的关系常常开始于相互的反感甚至对立，但影片不是通过激烈的外部事件来近一步强化和发展他们之间的冲突，相反，总是利用一些有趣的生活细节逐渐化解两人的隔膜，最终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升华作动人的亲密感情或爱情。所以，传统的结构模式“冲突律”在这里失去了作用，因为据“冲突律”的规定，冲突的制高点应该发生在影片邻近结尾的部分。然而这种情节模式下的冲突却常常发生在影片的开场，然后冲突渐渐缓解，直到最后竟演化成亲情、爱情或友情！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模式里没有情节的，但那不再是冲突，而是情感的。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4篇

这些问题引发的思考：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过程中，中学教师应具备什么样的法律意识，才能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自己遵纪守法作好表率方面，发挥人民教师应有的作用。本文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依法治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需要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高素质人才，而“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造就高素质人才”；这是公理性观点。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下，对“高素质人才”定位的诸多条件中，政治法律素质、思想道德品质是不可或缺的必要要件。而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自身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就必须有一支自身具备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先进思想的，而且能把这种思想转化为教育教学行为的教师队伍；其中教师的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则直接影响着“高素质人才”后续队伍的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和依法办事能力的培养。

从我国政治法律制度建设的进程上看，中学教师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法律意识。

一、明确依法获得教师资格并确定自身的法定地位的意识

改革开放后，我们对教师的法律地位的认识，经历了模糊到明确的过程；尤其1993年10月31日颁布的《教师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使全社会对教师的合法地位的认识都有了法律根据。

因此，教师自身更要明确，教师资格制度是国家实行的、法定的一种职业资格制度；教师不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干部”，也不是地方政府“官员”；教师资格是由国家对符合相应教师资格条件、并提出申请的人员，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认定的资格，属于国家资格性质；教师资格一经取得，在全国范围内不受地域限制，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只有依法取得教师资格、持有教师资格证书的人，才能被教育行政部门依法批准举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聘任为教师。这是公民依法获得从事教师工作的法定权利。但是，教师资格只是公民从事教师工作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换言之，具备教师资格者只有在被学校依法聘任后，方能成为教师。学校应根据岗位需要，从具备教师资格者中择优聘任。

2000年9月23日，教育部以部长令颁布了《<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对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作出了补充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是，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属于申请者个人的民事行为，不是组织的、行政行为，更与申请人在什么单位工作没有关系；非依法律规定，任何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均无权拒绝受理符合认定条件的中国公民的申请；同时，申请教师资格的公民所在单位无权干涉。实施教师资格制度是教育事业进入法制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同时意味着，教师的行为不再单纯是道德规范领域的、“糊口养家”的手段，教师的行为必须受法律的制约。

二、自觉学习、贯彻、理解、讲授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精神的意识

中学教师的工作，处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第一线。因此，要想使学生了解“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教师自己就要通过自觉学习，懂得“依法治国”的涵义；明确二十一世纪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与特征；明确现行宪法（82宪法及三个修正案）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在制度上和对全社会的成员在行为规范上的总体要求；这样才可能在进一步贯彻落实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精神的正确理解，讲授清楚：“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治吏（官）；尤其应避免将“依法治国”仅仅理解为“政府以法治民”，助长权力行使者的专横与腐败。应当明确，政府及其官员首先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对象和客体，然后才是“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即“依法治国”第二个层次上的主体；各个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公民（包括教师和学生）和其他组织（包括学校）也要遵守宪法和法律。

在现代法治精神问题上，中学教师切不可“以其浑浑，使人昭昭”。

三、树立平等对待学生及其家长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每位教师都应当明确，教师与学生及其家长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教师在工作中的教育行为，不是行政管理行为，而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义务，相应的与学生及其家长之间的矛盾，若要承担法律责任，一般情况下，主要是民事责任。因此，教师不要以“管人者”自居。要学会平等对待学生及其家长，要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教学关系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要表现在对学生的“尊重”上。就是指尊重人的尊严，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责任，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在自己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一句话，就是把法律所赋与的权利和义务还给学生。

依法“尊重”学生，就是教师应当履行的义务；就是营造民主、平等、和谐、相互促进的适宜学生发展的教育环境。只有教师首先真正依法“尊重”学生了，才能培养学生“尊重”的意识和能力。

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前提的“尊重”表现在：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社会、尊重自然、尊重知识几个方面。

自尊是一个人灵魂中伟大的杠杆，更是“人权意识”的前提；不会自尊的人，无法理解“人权”。人首先要尊重自己，才能尊重他人和社会，也才能获得外界对自己的尊重，也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教师必须自己懂得并告知学生，自尊应从认识自己开始，从法律上讲，就是公民资格始于何时：零岁；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都应依法受到尊重，并且每个人都有捍卫自己人格尊严的权利。公民的民事权利无法定理由，不被剥夺。

“尊重他人”强调“平等”。尊重他人，并不是失去自己，是基于平等，依法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实际上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平等待人、诚实守信、善于助人，不窥探、干涉他人隐私，宽容大度等法治环境的条件。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附加疑问句 语用功能 人文内涵

Abstract:English tag questions have the most complicated structures and the most semantic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among all kinds of English questions.This paper briefly explains the meaning of humanism and analyzes the implications,features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of English tag questions;meanwhile it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anism and the use of English tag questions.Inthe end,it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ofthe pragmatic functions of English tag questions is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culture.

Key Words:English tag questions; pragmatic functions; humanistic implications

一、前言

所谓“人文”,是指与人类社会发展有直接关系的各种文化现象。本文所指的“人文”是指人们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所体现的“文明”和人文关怀。长期以来，人们对英语附加疑问句的结构形式、语义和语用都进行了反复、广泛而深入的探究，而对其所体现的人文内涵却很少谈及。在日常交际过程中，人们对于不同的交际对象，出于不同的目的会运用不同的语气、语调和句式更加确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同时,在运用这些语句时体现说话人的一定心态和文化素养，以语用来表现出一定的人文内涵，从而实现理想的交际目的。英语附加疑问句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疑问句形式，其语用功能一直在发展变化，人文内涵也孕育其中。

1.英语附加疑问句的内涵与语用功能

“英语附加疑问句是一个复杂的语义结合体，既有陈述又有询问”（牛保义，2005）,“其句法结构形式一般可概括为‘陈述句+附加疑问（tag）’，而其语义功能可概括为‘陈述+疑问’，那么，其语用功能则为‘相信+怀疑’。” （牛保义， 2005）。但是，从分析不同附加疑问句所蕴涵的实际意义看，这里的“怀疑”不一定都是“不相信”。在人们实际交际过程中，相当多附加疑问句的运用则是表明语用者有意与对方进行交流，或表示要求、邀请、鼓励、提醒，或征求意见，或请求对方对自己的陈述加以附和，或表达言语者的主观推断、建议，还可以表示说话人的惊讶、愤怒、讽刺、不耐烦、不服气等情感。例如：

⑴What a lovely day,isn’t it? (表示想与对方进行交流)

⑵Have dinner with me,won’t you? (表示邀请)

⑶Study hard,will you? (表示鼓励)

⑷A:You know all about it,don’t you? (问话人要求对方附和自己的看法)

B:Yes,I do.

⑸A:You are stupid,you’ve made a mess of it.

B:So,I’ve made a mess of it,have I? (答话人表示惊讶、不服气)

可以说，附加疑问句有多种语用功能，笔者不必一一列举。在附加疑问句的运用和发展过程中其人文内涵也体现在其它方面。

2.附加疑问句的人文内涵

⑴英语附加疑问句的特殊性。英语中最基本的、最常见的疑问句主要有四种：一般疑问句、特殊疑问句、附加疑问句和选择疑问句。一般疑问句常用来询问一件事情或一种情况是否属实，语用者运用这种疑问句直接了解所需信息，不具有更多的感彩。

特殊疑问句是用来对句子中的某个部分提出疑问的问句,对此种问句的回答都是非常具体的， 语用者通过发问可直接了解所需内容。

选择疑问句是言语者对问题提出两个或两个以上选项，供对方选择其一。这种问句通常要求用比较完整、具体的语句来回答。同以上两种问句一样，语用者不需要表现出太多的感情关怀。

然而，附加疑问句上则表示说话者在陈述某一种情况时，觉得不完全有把握或出于对某一信息进行强调等意念，稍加思考后，再附上一个简略的疑问句。语用者运用此种疑问句可以表现出多种的心理活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同疑问句体现出说话者的不同态度和语用目的，而附加疑问句则体现说话者充分考虑对方的感情并请求对方给予恰当的反应。从一定意义上讲，附加疑问句常用来表示说话人的恭敬和礼貌。这充分说明了英语附加疑问句的特殊性。

⑵英语附加疑问句与语用者年龄的关系。英语附加疑问句根据附加的疑问部分可以分为两大类：规则缩略疑问句形式和原型疑问句形式。前者是由一个陈述句和一个比较整齐的、缩略的疑问句组成，即附加疑问部分的主语必须与陈述句部分的主语在人称、数、性方面保持一致；其谓语必须与陈述句部分的谓语在人称、数、时、体、语态方面保持一致。 后者由一个陈述句和一个原型疑问句组成。“所谓‘原型’是说这些附加的疑问部分不受其前陈述部分人称、时态等语法规则的限制或制约，用一个在现实话语中常常独立使用的结构形式来表达”（牛保义， 2005），可以是一个简洁的小品词(Yes?/)、语气助词(Right?)、短语(is that so?/)、词组或句子(don’t you think?)等。

根据Berninger ＆ Garvey (1982)等语言学家对三组不同年龄段儿童 （5岁以下/6－10岁/11－16岁）使用附加疑问句情况的调查统计表明，使用规则的缩略疑问句与原型疑问句形式表达疑问的儿童的比例，随着年龄由小到大的梯级分布，分别为27％：73％；11％：89％；和34％：66％。从使用频率上看，年龄越大，使用附加疑问句表达个人意见的频率越高。此外，年龄越大，使用原型疑问句结构的人越少，说明语用者在语言运用上越规范。

⑶英语附加疑问句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人类是从最早的原始状态而一步一步过渡到越来越文明的今天。语言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世界上各种语言的发展无不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英语附加疑问句的结构形式最早出现在16－17世纪，由陈述和疑问两部分组成。Brown & Hanlon (1970)发现，与其它疑问结构形式相比，英语附加疑问句这种结构形式出现相对较晚。显然，在附加疑问句出现之前，陈述句和其它疑问结构形式都已存在”（牛保义2005）。

从语用功能上讲，英语附加疑问句最初主要用于：表达主观推断、寻求同意、要求证实、表示怀疑和表达意见等五个方面。而现在语用功能则是多样化了。目前，附加疑问句已经成为英美国家流行俗语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用途与表达形式远远超过了传统语法所概述的功能，形成了一些新的交际语境中的话语功能模式：即求取信息、鼓励参与、提示注意、终止交谈和回驳对方等。可见，英语附加疑问句的使用与社会进步紧密相关。

⑷族人与非本族人在使用附加疑问句的差异。由于对本族文化理解的差异，本族人与非本族人使用附加疑问句有较大不同。香港Polytechnic大学的Winnie Cheng 和 Martin Warren(2001)通过对本族人与非本族人使用英语附加疑问句情况的调查发现，与本族人相比，非本族人使用常规附加疑问句要少得多，他们所使用的大都是由像Okay?或Right?一个词构成的附加疑问句的变体。他们还发现本族人使用这类问句有获取信息的，有让对方加以证实的，还有的是强调所述内容的等。非本族人使用这类问句大多是表示请求对方加以证实，句式比较简单。这充分说明语用者语言文化素质越高，附加疑问句的使用越广泛、意义越复杂。。

⑸am not 缩略语的使用看“保守与规则”的人文内涵。am not 在疑问句中有四种缩略变体，amn’t,aren’t,ain’t 和 an’t。究竟哪种形式为人们普遍接受呢？Quirk et al(1985)总结了四条构成附加疑问句的一般规则。根据其第一条规则，附加疑问句中的am not 有两种形式：am I not 或amn’t I。其中，am I not?用于正式文体，不用于口语体中。另外，附加疑问句为典型的会话用语，它是会话体英语的重要结构，所以，附加疑问句不大用am I not 这种形式。而amn’t只出现于苏格兰和爱尔兰方言口语中，其他英美人则不使用这一貌似规则的缩略形式。由于amn’t I 遭拒绝，英美人便启用aren’t I。在言语交际中，你问我答，或我问你答的现象最为普遍，而自问自答的情况也是有的。如：I am a student,aren’t I?其回答可能有两种：Yes,I am或 Yes,you are.因此，笔者认为附加疑问句中的I可以充当发话人和受话人双重角色。在附加疑问句中当amn’t不能使用时，aren’t不能说不是一种巧妙的弥合；I仍然代表第一人称即发话者，而问句中的are则标志其深层的作为受话者的角色特征，因为are可以与单数的受话人you搭配。而ain’t在美国的使用较英国广泛，但在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ain’t的使用是缺乏良好教育的标志。从ain’t使用的历史和现状来看，这个词的使用基本无规可循，且有滥用的倾向。至于an’t的使用，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小说中时有发现，现在已废弃不用了。Curme指出aren’t I在英国被许多人视为较优美的用法，在美国也有些人这样认为。由此可见，aren’t I在整个am not的变体中已抛掉了“不合语法”或“不正式”的帽子，逐步走上了正规的、主导的位置上来。

从以上 am not 缩略语的使用可以得知：语言的各种变体在激烈的微观竞争中能否取胜，主要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人们的拥护。语言结构形式的形成都需要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英语附加疑问句若干变体形式的出现是语言运用者不断协商的产物，是语言运用者高频率的使用所形成的，由此我们会自然领悟到其蕴含的人文内涵。

二、结束语

本文阐述了英语附加疑问句的内涵、语用功能及其特殊性，探讨了此种问句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人文内涵。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语言文化发展进步的一个具体体现，即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见证。通过本文对英语附加疑问句的人文内涵的分析，我们可以从微观的角度理解社会文明进步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参考文献：

[1]牛保义：《附加疑问句的动态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3。

[2]牛保义：《相信和怀疑― 附加疑问句的认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Berninger,G.&C.Garvey.1982.Tag.constructions: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child discourse.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9:151-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