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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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欧债危机;危机原因;启示

    过去的2011年,是内忧外患多种因素繁杂交织的一年。 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主权信用危机恶化,欧美各国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全球经济再度衰退的忧虑充斥市场。整体来看,欧债危机是中国外部经济面临的一场重要危机,怎么应对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探究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之前,我们先简单谈一下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1、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高赤字

    如果将债务杠杆比喻成潮水,那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政府联手利用公共财政的“再杠杆化”掩盖了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但是这种掩盖是暂时性的,自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最常想起的词语就是“高赤字”。

    2、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欧元区经济政策结构不平衡

    欧元区现阶段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然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常年的不对称性使得各项矛盾和问题得以积累。在08年全球次贷危机的冲击之下,矛盾开始暴露,直指主权债务危机。尽管货币一体化为欧元区成员国政府搭建了更大的融资平台和竞争优势,但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形成的不对称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优势。另一方面,欧元区签订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并没有完全遵循最优货币区的要求,各国的实体经济结构不尽相同,这样更容易遭遇“不对称冲击”的影响。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周期不同步,欧元的诞生也未能显着缩小这种差异。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无法也不可能满足成员国不同的货币政策偏好,从而增加了危机蔓延的可能性。

    3、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历史原因:高福利政策

    高福利意味着政府的高支出,必然伴随的则是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得欧洲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缺乏一种活力,并且在财政支出上远高于非高福利国家。不得不说,高福利是高赤字的一个重要源头。

    二、欧债危机给中国的影响

    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显现出来。欧美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由于中国的经济主要还是外向型经济,出口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出口的下降,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一)导致人民币“升值”

    最近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随着美元走强,人民币也跟着升值。从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升值达到15.9%;同期人民币对英镑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人民币已经因欧洲债务危机而对主要非美货币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币“被升值”还将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调整。

    (二)影响中国对欧洲国家出口

    由于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出口企业如果用欧元和英镑收汇,则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此外,由于欧系货币贬值,欧盟对中国动出口将会增加,中国的贸易盈余还可能会继续下滑。

    (三)外汇储备缩水

    欧元和英镑贬值,将使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出现缩水。我国防范外汇资产的缩水问题,必须采取动态的资产管理模式,即不仅需要关注投资的收益,也要关注汇率变动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以保证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

    (四)投机资本流入可能增加

    现在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升值,欧元和英镑投机资本流入同样可以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因此防范走弱货币如欧元和英镑等资产的流入。

    (五)欧债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对中国的外需影响较大

    欧债危机已经影响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恢复步伐,同时还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欧洲国家经济恢复增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外需短期内继续承压。

    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财政刺激计划要在可控的范围内,把握好财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是不能太乐观。因为首先,我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GDP考核观”,使得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发展,财政入不敷出;其次,当面临经济下行是,政府刺激计划会使财政负担加大,可能造成通胀的压力以及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所以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与债务负担,做好债务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

    (二)注重转方式、调结构,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

    希腊的局面警示我们不能过分地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出口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但是这种方式极易受到外部冲击。从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模式是不可维持的,中国应该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转到以内需为主,扩大内需是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环节,消费是拉动经济更好更长效的动力。此外,在出口战略上,将主要向欧美国家出口转向亚洲新兴国家、东盟、非洲国家的出口,出口产品也应全面转型升级。

    (三)与国际接轨,增加中国财政的透明度

    目前中国财政透明度整体较低,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国应与国际接轨,加强与国际机构的沟通、协调,缩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财政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的差距。

    (四)正视地方债务风险,防范于未然

债务危机论文范文第2篇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it an exogenous shock created by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and analyze banks' disclosure responses to this shock. Using a sample of 164 European banks between 2009 and 2011， we examine the between annual report （risk report） disclosure and loan loss provision. It shows that European banks increase the length of the annual report from 2009 to 2011， in particular the risk management section. Meanwhile， banks tend to reduce the loan loss provision in this period. As for the cross-sectional regression， the results imply that the changes in the length of the risk management report is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the change of loan loss provision.

关键词： 贷款损失准备；信息披露；欧洲债务危机；欧洲银行

Key words： loan loss provision；information disclosure；European sovereign debt crisis；European banks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5-0008-05

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欧洲债务危机对欧洲的金融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欧洲银行业这种以信用为经营基础的行业而言。一方面，银行作为债券持有者而遭受直接损失，也可能因为传染相应而间接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市场的不确定性也让投资者对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产生质疑，从而使得投资者寻求获得银行的风险属性等更多财务信息，例如贷款损失准备，甚至要求当前银行提高信息的精确度等。但银行会选择何种方式增加信息披露，会有一定的灵活度。与此同时，银行增加信息披露也是需要承担成本的，那么就会结合其利润以及盈利情况进行综合考虑。一方面银行可能会增加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部分的披露，同时为了银行的利润考虑不变或者减少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另一方面银行也可能会增加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向外界传递自身良好的风险抵抗能力，而不再增加年报和风险管理部分的披露。

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发展越来越剧烈，影响的范围、领域越来越来广，欧洲的金融市场在此危机中也受到波及，且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从而动荡不已。而欧洲银行作为金融体系中核心，其受到的冲击自然不言而喻。欧洲债务爆发之前，由于对国家债券具有传统的偏好，欧洲各个银行都持有一定的债券，随着债务风险的发展，不管希腊等国是否真的违约，还是变相违约，都会造成持有债券的欧洲银行的损失。在此情况下，欧洲银行出于各种考虑可能会改变其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比率。此外，受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投资者对欧洲金融市场的信心收到了打击，并对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产生质疑，寻求获得银行风险属性等更多的信息。而银行为了打消投资者的顾虑和怀疑，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银行的信息披露有所改变等。因此本文以欧洲债务危机为论文的研究背景来研究欧洲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与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分析在此次债务危机爆发前后欧洲贷款损失准备变动情况，欧洲银行信息披露的变动情况，以及银行信息披露变动和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之间的相关关系，具有以下意义：

①揭示此次欧洲债务危机对欧洲银行产生的影响，对银行防范类似危机具有长远的意义。

②揭示信息披露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的关系，为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顾客、政府、监管机构等）更充分了解欧洲债务危机下银行的所采取措施的动机。

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信息披露以及贷款损失准备的现状和影响因素的探讨，而对银行信息披露与贷款损失准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甚少，本文将信息披露变动以及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在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之下，信息披露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之间可能存在依存关系。本文将信息披露与贷款损失准备两者联系起来，而不是单独研究信息披露或者是单独研究贷款损失准备，这可能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银行经营管理者有动机通过财务会计信息向市场传递其未来业绩表现良好的信号，信号传递可能是银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影响因素之一。张瑞稳和张靖曼（2013）实证研究研究了中国商业银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与信号传递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银行的管理者会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比例对外传递信号：当管理者预测到银行未来将会有持续较高盈利时以及银行的利润未来将会大幅增加时，他们会提高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水平，以此向外界传递企业盈利稳定以及前景良好的信号。蔡逸轩（2009）以存贷比率为信号传递动机的替代变量，构造了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动因模型，结果发现我国上市银行在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时存在明显的信号传递动机。陈许东和何艳军等（2014）研究发现贷款损失准备作为银行重要的管理指标，银行在考虑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比率时首先以其财务稳定为主要目标，并借助贷款损失准备的比率向外界投资界传递信号。

Leuz&Schrand（2009）以安然事件会研究背景来研究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安然事件的披露，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增加了，同时这些增加的公司信息反过来又减少了公司的资本成本。Verrecchia （2001）研究发现当公司披露更多的信息，投资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和评价公司，从而会有效改善公司未来流动性从而达到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的效果。李明（2001）也提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信息披露会提高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Diamond&Verrecchia（1991）认为，现在资本市场是不完善的，公司和外界投资者之间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的，而信息披露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有效地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Healy&Palepu（1993）提出，公司向外部投资者披露信息的程度对公司发行股票和债券等有重大影响。并且在2001年他们研究又发现，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是公司向外部投资者提供公司治理和绩效情况的有效手段，并且公司有一定主动披露公司信息的动机。周慧（2005）认为信息披露表现了管理者的真正动机，公司管理者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会主动与投资者进行信息交流。Botosan（1997）认为公司进行信息披露有强制性信息披露和自愿性披露，在对资本成本和自愿性披露的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事，发现两者之间成显著的负相关系。Piotroski（1999）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认为每个公司的管理者都会想要增加公司的资本价值，而增加额外的风险披露可以此种效果。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都对贷款损失准备和信息披露进行了研究。在贷款损失准备研究方面，国内外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主要研究方向是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贷款损失准备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贷款损失准备与信号传递的关系。而关于信息披露的研究，国内研究的成果较少，而国外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就较为丰富。通过前文的介绍可以发现关于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以及信息披露的积极后果。影响信息披露的因素主要为：银行规模（Chow &Wong- Boren，1987）、财务杠杆（Jensen，1986）、盈利能力等。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有两个方面：一是降低资本成本，一方面公司披露更多的信息可以改善公司未来的流动性，从而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另一方面，公司披露更多信息可以有效地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达到降低资本成本的效果；二是向外界传递良好信号。信息披露是公司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当公司披露的信息越多，即向外界传递这样的一个信号：公司的业绩很好，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所以公司会选择披露更多的信息。

虽然很多学者都研究了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因素、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以及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但很少有学者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直接研究。本文认为欧洲债务危机为背景下，将银行信息披露和贷款损失准备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本文研究了银行信息披露和贷款损失准备的变化情况，以及银行信息披露变动和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之间的相关关系。

3 研究假设

欧债危机的爆发对银行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一方面银行作为欧洲债券的主要持有者会遭受直接损失；另一方面债务危机的迅速爆发与蔓延，使得投资者对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产生质疑，开始寻求获得银行的风险属性等更多的财务信息，例如贷款损失准备，甚至要求当前银行提高信息的信息的精确度等。在此情况下，银行的信息披露会如何变化，其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比率会如何变化，以及这两者的变动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依存关系。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在此之前已有学者研究表明影响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因素有两个：其一是出于盈余管理的目的。即公司出于其自身利润的考虑，为了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让公司的利润不会显得那么糟糕，会更倾向于降低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比率。其二是信号传递。此外，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外界对银行信息披露的关注度增加，对银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要求增加也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根据委托理论，银行外部的投资者有权通过银行的信息披露来了解其经营情况，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银行必然会向经历欧洲债务危机打击的投资者传递信号好。由此可见，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由于市场投资者对银行财务报告的信息披露透明度产生质疑，作为欧洲国债首要持有者的欧洲银行可能会考虑选择增加其贷款损失准备。同时银行也可能选择增加其年报（或风险管理报告）的内容，以增加透明度。

因此，我们提出本文的假设：

信息披露变动和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之间可能存在一定依存关系。即，如果银行已经选择增加贷款损失准备，那么，它可能就不愿意再通过年报（或风险管理报告）来反映其财务状况；反之，如果银行减少贷款损失准备了，那么，它可能就会选择通过年报（或风险管理报告）来反映其财务状况。

4 实证分析

4.1 数据采集与描述

本文以2009-2011年间的欧洲银行为基础，从中提除了那些未采用IFRS会计准则和会计年度不是结束于12月底的银行。在此基础上，选取2009-2011年均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报告的银行为研究对象，共计164家，样本选择共涉及到34个欧洲国家，基本覆盖整个欧洲地区。银行的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报告均来自于各个银行的的官方网站。其它财务数据来自于Thomonson Reuters数据库。本文选取银行2009-2011年的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报告作为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手工采集了2009年和2011年各个银行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报告的页数数据，相应的手工收集了各个银行在年度报告中所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数据。在统计贷款损失准备的数据时，重点关注了其贷款损失准备中具体是针对那些风险资产而计提，以及不同的风险资产其计提比率之间大小的比较。同时也重点关注年度报告中对贷款损失准备的政策以及对其变化的解释与说明，同时侧重分析了各个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主要是针对那些类别的资产所计提的，以及各类资产计提的比率多少以及其变化方向以及其变化程度。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对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银行信息披露与贷款损失准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多元回归模型如下：？驻AR1109（？驻RISK1109）=？琢0+？琢1？驻LLP1109+？琢2LASSETS09+？琢3MTB09+？琢4ROA09+？琢5LEV09+？琢6？驻LASSETS1109+？琢7？驻MTB1109+？琢8？驻ROA1109+？琢9？驻LEV1109+？着

其中？琢0为常数项，？琢1，？琢2，？琢3……？琢9为各自变量系数，？着为误差项。

本文对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具体结果见表2所示。

从表2中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部分的披露均大幅增加。年度报告的平均长度从2009年到2011年增加了10.9%，而风险管理部分的平均长度增加了17.7%。鉴于年度报告的增加可能只是由于风险管理部分增加而引起的，但结果并非如此。当从年度报告长度统计中剔除风险管理部分的页面数量时，结果仍然显示年度报告增加了10%的页数。这些统计结果表明，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所带来的信息披露透明度的问题，引起了欧洲银行年度报告的页数增加，同时也引起了风险管理部分的页数增加。

从表3统计数据也表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银行计提的贷款顺势准备减少了。贷款损失准备的平均值从2009到2011年改变了13.4%。同时从表3中也可以看出从2009-2011年期间有111家银行减少了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而且贷款损失准备减少了30%-60%的最多，同时在0-30%和60-90%的银行个数相当，占比也加大，相比之下，只有53家银行在此期间增加了贷款损失准备。

4.2 回归分析

在表4的多元回归结果中，分别检验了因变量%ΔAR1109、%ΔRISK1109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A）列的检验结果显示，未加入控制变量变化量时以及在加入控制变量变化量时，贷款损失准备百分比变化（ΔLLP1109）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银行年度报告页数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成负相关关系，即银行的年度报告页数增加了，同时贷款损失准备反而减少了。（B）列得检验结果显示，不管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的变化量，贷款损失准备百分比变化（ΔLLP1109）都与贷款损失准备（ΔLLP1109）负相关，在加入控制变量的变动百分比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银行风险管理报告页数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程负相关关系，即银行风险管理报告页数增加同时贷款损失准备减少了。从而，我们可以看出，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银行出于盈余管理的考虑会更倾向于减少贷款损失准备，以方便进行利润平滑，修饰自身的营业利润。但由于外界对银行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要求的增加，以及为了向外界传递良好的信号，银行会增加信息披露。可见在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银行信息披露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成负相关系，与预期一致，假设得到验证。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

银行规模（LAAETS）与信息披露变动负相关，但显著水平很低。表明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银行规模的大小是否与银行信息披露有关还有待检验。所以，规模越大的银行，信息披露变动不一定减少或增加。

成长性（MTB）与风险管理报告页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负相关，但其与银行年度报告页数变化并不显著，表明成长性更好的公司可能更倾向于向外界增加风险报告，消除外界对其风险管理能力的质疑。

盈利能力（ROA）与银行年度报告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同时与风险管理报告也分别在5%，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表明盈利能力越好的银行越愿意增加信息披露，一方面由于盈利能力好的公司可能有能力负担的起由于信息披露而产生的成本，另一方面盈利能力好的公司这样做更容易获得外界及投资者的信任，便于企业的发展。

财务杠杆（LEV）与信息披露变动负相关，但显著性水平较低，可能是银行作为特殊的公司，其经营业务主要为存贷活动，资产负债率比其他业务的公司的普遍高，因而资产负债率与银行信息披露变动还有待检验。

其中银行规模和财务杠杆与信息披露变动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受到欧洲债务的冲击，银行出于动荡之中，所以其回归结果可能和以前学者的结果存在不同的地方。此外，由于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其主要的业务为存贷款，相比较一般的公司而言，其资产负债率都会很高，因而也可能导致财务杠杆在其中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此外我们没有发现Lasset09、LEv09和因变量存在显著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在欧债危机这段动荡期，不管是大银行还是小银行，他们改变披露政策主要是来自于外部市场的冲击，而自身的一些财务特征（如债务、银行大小）并不能对其信息披露有显著的影响。

5 结论

本文选取2009-2011年164个欧洲银行为研究样本，使用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报告来是的百分比变化来衡量银行信息披露的变化，使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了在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银行信息披露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之间的关系。在对164家银行样本进行统计性描述时发现，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银行的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报告都出现大幅增加，同时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则呈现减少趋势。实证检验了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银行信息披露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银行的经营业绩受到银行，出于利润的考虑，银行更倾向于降低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但面对外界对银行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要求，同时也为了向外界传递一个良好的信号，增加投资者的信心，吸引投资者的投资，银行普遍倾向于增加信息披露，相继增加了他们的年度报告长度以及风险管理报告的长度。同时本文通多对控制变量的分析也发现成长性更好以及盈利能力更好地银行更倾向于增加信息披露，以此来展示企业良好的实力，向外界传递良好的信号，吸引投资准则投资。而银行的规模以及财务杠杆与信息披露的变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即银行无论规模是大还是小，财务杠杆是大还是小，其对信息披露的变动的影响都不大。

参考文献：

[1]周慧.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有效吗？[J]经济学（季刊），2005（1）.

[2]蔡逸轩.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会计政策选择动因实证研究[J].会计之友，2009（11）：59-60.

[3]陈许东，何艳军，张镇疆.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动机――基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J].投资研究，2014（10）：4-16.

[4]张瑞稳，张靖曼.关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实证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4（8）：53-55.

[5]Botosan， C.A. 1997. Disclosure level and the cost of capital[J]. The Accounting Review， 72（3）： 323-350.

[6]Chow，Chee W. and Adrian Wong- Boren.Voluntary Financial Disclosure by Mexican Corporations[J]. Accounting Review，1987（7）：533- 541.

[7]Diamond， D.， and R. Verrecchia. 1991. Disclosure， liquidity， and the cost of capital[J]. The ournal of Finance 46：1325-1359.

[8]Jensen.Michael C. Agency cost of free cash flow， 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323-339.

[9]Healy， P.M.， K.G. Palepu， and A.H. Sweeney. 1999. Stock performance and intermediation changes surrounding sustained increases in disclosure[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6： 485-520.

[10]Leuz， C.， and C. Schrand. 2009. D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evidence from firms responses to the Enron shock. NBER Working Paper， 14897.

债务危机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我国经济体制不健全，加之计划经济转轨和4万亿投资的拉动，地方债务剧增。这些债务规模巨大、监管乏力，一旦由债务风险转换为债务危机，政府，银行，企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都将受到影响。

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务特点；成因分析

Abstract：For the reason that the economic system for our country hasn''t been building up completed, coupled with plans to pull of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he 4 trillion investment, local debt surged.These huge debts are Lack of supervision, the government, banks, businesses, the public will be affected once the debt risk change into the fact of debt crisis.

一、地方政府债务的特点分析

1.规模巨大。

由于现在的预算体制中很多应该列入的项目没有列入，各级地方政府抓住这一漏洞巧立名目举债。再加上地方缺乏行息披露机制，同时财政状况属于机密问题，政府一般不愿意公布因此谁都无法准确的测算出地方政府的负债到底有多少。这些制度上的缺陷为显性、隐性债务的发展提供了温床，特别是隐性债务。

2.形式多样。

有据可查的地方政府债务，其形式呈现了多样化的特点，既有粮食企业的亏空，公益企业救助，还有和政府有直接隶属关系的国企亏损，下级政府财政缺口等。同级政府间存在债务，甚至跨区域政府间也存在债务，涉及的主体也是多个层面的，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人民大众都有所涉及。这其中有显性可统计的债务，也有隐性债务。这些债务成因也不尽相同，有市场淘汰而形成的债务，也有政府担保形成的债务，还有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社会福利和救助等等。

3.扩散性强。

不同级别间政府在债务的规模和内容上都不一样，越是级别低的政府债务问题越是突出，特别是市县两级。由于现行的体制是，上级政府对下级负责，一旦低层次的债务发生危机，上级政府必然要承担起下级政府的债务清偿责任，从而产生蝴蝶效应，最终引发债务危机。或者由于高层政府大量的科教文卫事业，养老金、扶贫资金支出任务安排到下级，负债也就随之转移到了下一级政府。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市场化程度也不一样，因此引发危机后处理危机的能力也不一样，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偿债能力越弱，引发危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二、地方政府债务的成因

1.体制成因。

（1）《预算法》规定地方财政不准许发行公债，地方政府融资受阻[1]。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各个渠道融资。例如通过设立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变相融资，利用政府担保融资，利用地方信用融资，还有通过向国际间组织借款融资的。这些融资渠道大部分都具有很高的风险，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需要自行承担这些或有负债。

（2）自从90年代我国实行分税制度改革以来，国税收入不断增加，相比之下地方税收比例不断减少。中央财权大于事权，而地方事权大于财权，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有大量的经济任务，却存在大量的资金缺口的问题，因此地方政府才会通过各种渠道举债[2]。

表2.2 中央与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系数[3]

年份 中央财政 地方财政

1979-1993 0.773 1.060

1994-2002 1.508 0.606

1995 1.630 0.620

1996 1.700 0.650

1997 1.670 0.660

1998 1.506 0.649

1999 1.396 0.617

2000 1.267 0.617

2001 1.491 0.595

2002 1.566 0.542

（3）目前我国的融资体制不健全，虽然按照区分了不同的主体，范围，渠道，对融资进行了一定规范，但是我国现在的融资资主体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多元化，很多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实际上在为政府部门融资，而后资金被政府部门挪用。对于哪些融资主体可以进行哪些范围的融资，相关的法律并没有规定。同时，在融资过程中各方风险意识淡薄，责任没有在合同中明确。

（4）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仍存在很多问题，政府与国有银行、国企之间的关系比较暧昧，国有银行、国企在很多方面有政策的优惠。政府也利用国有银行和国企的优势进行融资。国有银行尚未完全市场化，其运营诸多方面受到了政府的干预，同时，国有银行也存在内控不完善，风险意识淡薄，操作不规范，因此造成了大量的政府负债。另一个方面我国农村金融也缺乏必要的监管，市县级政府的举债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约束。

2.历史和现实原因。

（1）计划经济时代，社保的支付方式以收付实现制为准。收付实现制的问题在于：只计算了当前会计年度实际发生额，由于年限短，很难对中长期的债务进行计量，对于长期的项目投资，还有社会保障金制度，都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管，从而增加了这部分负债的风险，而中长期债务一般数额巨大，一旦发生危机，很难有效的进行控制。

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造之后，社保采取建立社保基金的方式，社保基金的缴纳方式采用个人缴纳、企业缴纳、政府缴纳相结合的方式，对于政府来说，需要从财政中拿出一部分自己投入到社保基金中去，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所需的保费资金数量非常庞大，按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来看无法完全满足。资金的大量缺口客观上刺激了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

（2）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市场受到影响，为了抵御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危机，国家提出了4万个亿的投资项目，其中1/4左右的资金需要地方政府自筹，这样也加速了地方政府的卖地和举债行为。

参考文献：

[1]地方政府或有负债的形成原因与治理对策；安秀梅；当代财经 2002(5)

[2]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症结与矫治; 冯一飞; 理论学习（山东）2011(10)

债务危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系统重要性；银行；指标评估法

2008年发生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紧随其后，2009年末，始于希腊的国家债务危机逐渐演变为整个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进而发展成为制约并影响欧洲乃至全球经济复苏的一场“债务飓风”。在这些接二连三的世界性危机中，这些“大而不能倒”的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表现直接影响着危机的发展。

一、含义

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各国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各大金融机构的表现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全球金融界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词汇――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但其实质却是金融界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大而不能倒”问题。随之而来的欧债危机，更是引起了人们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热烈讨论。连续的国际性金融危机使得这个问题在横面与纵面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加深。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的阐述，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银行被定义为，在全球范围内居于重要地位并承担了关键功能，其倒闭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损害并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关键性银行。简而言之，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就是“大而不能倒”的银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主要由于其规模、复杂性、系统性关联等因素，如果无序倒闭，无论在整个金融体系还是实体经济运行都将带来显著性的破坏

2011年11月，G20首脑峰会正式公布了由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制定的《处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方法》。几乎同一时间，巴塞尔委员会（BCBS）也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方法及附加资本要求》，并公布了首批29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巴塞尔委员会称其会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加强监管，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危机风险，国际金融治理措施也将在随后的八年内逐步走向全面实施。

二、指标评估方法文献综述

由于系统重要性银行在全球范围的重要地位，银行系统重要性的评估显得尤为重要。国内外学者采用设置指标、运用金融网络模型、协同风险模型、尾部函数相关模型等评估银行的系统重要性。但是，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标准和方法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

指标评估法具有独特的评估优势，不仅可以对银行现行的系统重要性来源进行追踪，也可以对银行系统重要性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正确识别系统重要性银行，以实现对其的差别监管。因此，大多数国内外学者对其研究，将其不断优化。

2009年，金融稳定理事会颁布了“评估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系统重要性指引：初步考虑”，认为识别单个银行系统重要性的三个关键准则：代表表内外风险暴露头寸，即规模；代表其他银行提供相同服务的困难，即不可替代性；代表该银行倒闭时对金融系统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即关联性。

根据2011年7月19日巴塞尔委员会的公告，巴塞尔委员会拟使用指数法来衡量银行的系统重要性，指数由反映银行规模、相互关联性、替代性、全球活跃性和复杂度五方面12个指标构成。这种方法考虑的因素更加全面，更加突出单一金融机构对金融体系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影响，更加反映金融机构之间的连接程度，更能找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见表1）

中国银监会颁布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认为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主要考虑复杂性、关联性、规模、可替代性等指标。

张强和吴敏（2011）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国际业务有限，因此暂不考虑全球关联性指标。他们根据《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指引 》和《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仅从上市银行关联性、可替代性、规模、复杂性4项指标评估我国银行的系统重要性。（见表2）

巴曙松和高江健（2012）结合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利用可观察的银行指标，对G-SIBs 评估方法进行了修改，去除跨境业务指标，建立了识别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指标法。文中还指出，若对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不能进行有效评估，则会产生识别不足或过度识别前者会降低监管的有效性，后者则会增加金融体系的成本。（见表3）

龚明华、宋彤（2010）综合分析了目前全球识别系统性风险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并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就逐步健全我国有效识别和评估系统性风险的方法和建立指标评估体系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与建议。

三、结语

当前并不能精准地对银行的系统重要性进行评估，因此监管当局应结合各方面信息对其进行识别。FSB曾在《评估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系统重要性的指引》中指出，监管当局对银行的系统重要性进行评估时，应以指标法为主，同时结合各种方法、信息进行相应的监管判断，从而精准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参考文献：

[1]BCBS，2011.“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 Assessment Methodology and the Additional Loss Absorbency Requirement.”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彭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度量与监管[J].中国金融，2012（3）.

[3]巴曙松，高江健.基于指标法评估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J].财经问题研究，2012（9）.

[4]毛奉君.系统性金融机构监管问题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1（9）.

债务危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最优货币区理论 东亚货币一体化 欧洲货币一体化

引言

最优货币区或称最适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s ）这一概念，由蒙代尔（Robert.A.Mundell，1961）首先提出。最适货币区是指这样一种最佳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盯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固定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适货币区理论试图阐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适合组成货币联盟，或进行货币一体化。根据该理论实行单一货币会给成员国带来诸多利益：一是实行单一货币，可以节约大量的兑换及交易成本，有效刺激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提高市场透明度，促进经济一体化。二是在单一货币区和货币联盟区，成员国可以节省外汇储备，减轻中央银行调节国际收支的负担，消除汇率波动，降低金融风险。三是稳定物价，维护经济稳定。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指导下，欧盟于2002 年在12 个成员国统一启用了欧元，开创了国际货币的新纪元。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可行性。

本文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首先，从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出发，尝试性地从生产要素流动、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程度、通货膨胀率、经济发展水平结构的相似性以及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程度这六个判断标准来分别分析东亚主要国家的情况。然后，进一步分析了欧洲货币一体化存在的问题。最后，说明东亚货币的合作是否可行。

东亚货币一体化可行性分析

（一）生产要素流动性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在他的论文《最适度货币区理论》中提出，组成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和该地区的要素流动程度有相关性。

1.劳动力流动性。东亚各个国家或者地区在语言、文化、以及民族构成方面的差异远大于欧盟各国之间的差异，地理疆域也更为广阔。东亚各国家或地区也并未像欧盟那样将鼓励区域内的劳动力流动提上日程，也没有打算建立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出入境签证手续也比较麻烦。因此，东亚地区内的劳动力流动性非常低。除此之外，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也阻碍着区域内劳动力的流动。

2.资本流动性。相比较于劳动力流动性，东亚国家或者地区间资本的流动性要强一些，但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通常来说，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经济体，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资本流动性就越高；反之，金融发展水平越低，资本流动所受到的限制也就越多。如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均是地区性金融中心，其与外界的资本流动基本上不受什么限制。日本虽然资本项目早已经对外开放，但仍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公司进行了繁杂的限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经济体，金融自由化起步的时间比较晚，金融管制比较多，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程度仍然比较低。大部分遭受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重创的国家或地区，都再度对资本流动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

总体上来说，东亚地区内，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比较低。

（二）经济开放度

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on）1963年在蒙代尔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开放度是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就越有利于货币合作区的建立。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情况差异很大，但是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对外开放度还是比较高的（见图1）。例如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其对外开放度都在100%以上，其中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更是高达300% 以上。另外，韩国、菲律宾的对外开放程度也都在50%以上。由此可见“东亚四小龙”及东盟大部分国家基本上属于开放经济体，对汇率变动较敏感，因此有迫切需要稳定汇率的需求，并进行地区货币合作，这对建立最优货币区是有利的。但是存在两个阻碍，一是作为亚洲经济大国的日本，因为该国经济相对较封闭，其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在收益可能不大，其动力和积极性也自然地受到一定影响。二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对外开放度有逐年降低的趋势（见图2），这将导致中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意愿降低。很难想像一个没有中国和日本积极配合与参加的东亚货币合作能够取得成功。所以，推进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有待考虑。

（三）产业结构与产品多样化程度

1.产业结构。东亚地区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而产业结构差别也较大（见图3），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服务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而老挝、越南等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业所占比重较大。

2.产品多样性。彼得·凯南（P.B.Kenen）1969年提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产品多样化程度，如果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那么其抵御非对称冲击的能力就越强。东亚各国中，除中国、日本等少数经济体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外，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则主要集中在某些类别产品的生产上，比如电子或电器产品、纺织品、石油产品等，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品多样化程度也相应比较低（见图4）。因此，东亚各国在抵御外部非对称冲击的能力方面较弱，进而不利于建立区域货币联盟。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的巨大差异性以及一些国家或地区产品多样化程度比较低，都使得东亚地区容易受到非对称冲击的影响，不利于建立固定的汇率制度。因此，这些国家或地区在金融合作的意愿上就会降低，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能性就有待进一步考究。

（四）通货膨胀率相似性

哈伯勒（G.Harberler）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年提出用通货膨胀率相似性作为判断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和汇率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各国或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存在一定差异。如果区域内各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趋于一致，汇率波动将趋于消失，因此会更有利于组成货币联盟。然而，东亚各国或地区之间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见图5），根据哈伯勒和弗莱明的“通货膨胀率相似性”的衡量标准，东亚现阶段不利于实施东亚货币一体化。

（五）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性

从理论上而言，假如来自外部的经济冲击对贸易区内各国或地区影响是对称的，那么贸易区内的各个经济主体就能够采取同样的或者类似的货币政策予以抵消，这样各国就不需要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然而衡量冲击是否对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当，经济结构是否具有相似性。欧共体形成货币联盟的过程中，就伴随着各国人均产出的趋同，因此需要考察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从表1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上，特别是人均GDP这项指标，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从最低的越南人均GDP1050美元到最高的日本人均GDP40050美元，将近差了6倍之多。主要原因可能是各国的经济体制多元化、经济结构差异较大所导致。因此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东亚各国所采取的政策手段将会不同，这就会不利于东亚地区货币一体化的建立。

（六）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程度

詹姆斯·伊格拉姆（J.C.ingram）在1973年提出，将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在一个货币区域内，各个国家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与资金流动情况有关，尤其与缺乏长期证券的自由交易有关。国际金融一体化是通过对外贸易比率（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对外投资比率（对外和外来投资总额与GDP的比值）、利率等指标来体现。

东亚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并不高（见图6），除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比较高以外，其余的东亚国家或地区大部分限于国内。虽然日本有几个国际金融中心，但是从整体上看，其金融一体化程度也不高。同时，东亚各国或地区对资本的流动也进行了严格限制，相当部分国家的资本项目还未完全开放。亚洲的美元市场也不太发达，可以看出资本在东亚区域的流动性不高。此外，东亚各国实行的汇率制度也有差异，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日本则是单一汇率制，而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度，马来西亚实行的是单独浮动汇率制。因此，东亚各国在这一指标上，并不具有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

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缺陷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统一

在欧元区，货币政策统一由欧洲中央银行实行，但是财政政策并未统一，财政政策依然由各个国家独立制定。欧洲的货币政策以通货膨胀率变化为依据，采取一刀切的形式，这种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的货币政策却不能针对性地解决个别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而导致对该国经济的不利调解，那么当该国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时，就只能借助于财政政策，而过度依赖于财政扩张来刺激经济发展，将最终导致该成员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政府的债台高筑（见图7）。例如，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低迷时，为了抑制本国经济的衰退，货币联盟区以外的国家，可以通过搭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对经济进行调节，欧元区国家则只能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以及减少税收等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当欧洲央行统一制定的货币政策和该国的财政政策不协调时，会使该国经济陷入困境，导致公共支出过度膨胀，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进而出现债务累积和债务危机，例如欧债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政策的不协调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所致。

（二）各成员国间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

欧元区内各成员国虽然都属于发达国家，但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存在着巨大差异。首先，成员国间经济总量存在着巨大差距（见图8），通过对比可以明显看到，欧元区四大核心成员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总量占整个欧元区的76.86%，而其他国家所占比重较小，其中希腊占2.65%，葡萄牙、爱尔兰只占1.82%。其次，产业结构方面，德国和法国等欧元区的核心国家产业结构比较完整，而欧元区诸多小国产业结构却相对单一，并且其支柱性产业均是容易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周期性产业。欧元区国家之间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导致欧元区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周期上出现不一致，进而各国所需要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措施和力度也不同，这使得欧洲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难以平衡。

（三）监督约束机制和救助机制不完善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规定了两项加入欧元区的重要标准：一是区内各国都必须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 以下；二是政府债务/GDP占比保持在60%以下。但由于欧元区国家对如何执行这一规定未达成统一意见，并且也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尤其是违反条约的惩罚措施，导致违反条约的收益主要由违约国独享，而造成的恶果却由整个欧元区的国家来承担。欧元在1999年正式启用后，货币政策就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欧元区成员国就只能运用财政政策调控本国经济，一些经济状况相对较差的国家由于过度使用财政政策，使得本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攀升。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违反欧洲联盟条约规定的国家没有被处罚，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使得德法在内的欧元区核心国家，为了刺激本国经济，也过度使用财政政策，使得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大幅增加。同时，欧元区成立时为了规避成员国的道德风险，欧洲中央银行并不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并且规定成员国之间除了自然灾害和不可控制的事件以外不能相互提供任何救助，同时也反对成员国向任何国际机构寻求救助。这个规定对成员国虽有一定的震慑力，但是一旦该国遭遇经济危机，就容易失去最佳的救助时机，使得该成员国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成员国，导致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和危机的不断恶化。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发生时，希腊既不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救助，也得不到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区其他国家的援助，最终引发了这场波及欧洲多国、严重影响欧盟经济发展并引发人们对欧洲货币一体化质疑的欧洲债务危机。

结论

本文从两个层面对东亚地区目前建立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进行否定，一是基于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分析了东亚地区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得出目前东亚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差别较大，劳动力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非常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迥异，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通货膨胀率差别较大，这些指标都不符合最优货币区的特征，所以目前建立东亚货币一体化还不存在可能性；二是分析了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缺陷，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二元性以及监督约束机制的缺失，导致目前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引发了人们对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质疑，甚至对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产生了质疑。

因此本文认为，东亚各国在不满足建立最优货币区条件以及最优货币区理论还存在很多质疑的情况下，盲目建立东亚地区最高形式的货币联盟是不明智的。

参考文献：

1.Mundell·R·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1961，VOI.51（4）

2.Mckinnon，R.I.Optimum Currency Area[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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